九乡新闻网逃出地狱门上下:预定论 作者：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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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改革前
可能有人会惊讶，直到第四世纪末才有人特别研究预定论。早期教会的教父们主要强调信心、悔改、周济、祷告、受洗等善行，认为这些是得救的根据。他们当然教导人是靠基督得救，但是他们也认为人有接受或拒绝福音的能力。他们的著作有时承认神有至高主权，有时又教导人有绝对自由的意志。他们既然不能把这两点调和，就索性否认神的预定或神绝对的预知。他们教导一种「神人合作说*」（Synergism），认为神的恩典与人的自由意志是彼此合作的；可见要一个人放弃「人能作成他自己的救恩」这观念没有那么容易。可是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之後，人终於了解「救恩是神按著神的至高主权赐给人的礼物，与人的功德无关，这救恩已经在永恒中预定了，而且神在每个阶段都是救恩的创始者」这个伟大的真理。最先看清楚这个基要真理的人是奥古斯丁，他是西方教会满有圣灵的大神学家。他对罪与恩典的看法比过去的神学家更前进一大步，认为拣选是恩典，是无条件的，救赎的对象只限於蒙拣选者。每个熟悉教会历史的人都不能否认奥古斯丁在学问与道德上的伟大。他的勤劳、他的著作都使纯福音广传，真宗教复兴，保罗之後，路德之前，无人能出其右。
奥古斯丁之前的教会全力矫正内部异端，而当时教会身处异教世界中，面对异教在言论上的攻击，教会也得花工夫驳斥，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没有时间发展教义体系。除此之外，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盛行宿命论，而大家常常分不清楚预定论和宿命论这种异教思想的差别，以致预定论更不被人重视。但是到了第四世纪，教会的大环境算是比较安定了，所以开始进入一个神学的新纪元，神学家也开始更加注意他们信息中的教义。
奥古斯丁发展他关於罪与恩典的教义有两个背景，一是他个人从属世生活转向神的经验，一是当时有伯拉纠*主张「天然人就有足够的能力作成自己的救恩」，奥古斯丁需要加以反驳。伯拉纠还说亚当的堕落对全体人类的影响不大，顶多只是一个历世历代的坏榜样；基督的生命对人的价值也只是立下一个好榜样罢了；耶稣受死的意义只是「耶稣是基督教第一位殉道者」罢了；而人也不在神的特别护理之下。奥古斯丁的论点刚好相反，他认为全人类在亚当里已经堕落了；所有的人生来就败坏，灵性已死，意志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向神行善的自由；基督受苦是为了他的百姓；神凭己意拣选人，与人的功德无关；得救的恩典是藉著圣灵有效地施行在蒙拣选者身上。因此奥古斯丁成为第一个真正解释保罗的神学家，他的教义也得到教会的承认。
奥古斯丁之後的教会开始在这方面走下坡。人因为无知，以致看不清楚这真理，有如乌云蔽目。教会愈来愈仪式化，人也以为神是藉著外在的教会赐下救恩。主张功德的教义体系发展到一个地步，教会甚至发行「赦罪卷*」（indulgences），罗马教皇在政教两界都握有大权，而整个欧洲在罗马天主教控制之下，道德状态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甚至神职人员也腐败到极点，至於教皇约翰廿三世、亚历山大六世，人类曾经犯下的恶行也难和他们相比。
奥古斯丁之後，改教之前，很少人强调预定论，我们只提两位：一位是因为传讲预定论而被监禁、被定罪的高查克*（Gottschalk）；一位是英国的「改教晨星」威克里夫*（Wycliffe）。威氏也倡导宗教改革，他的观念很像加尔文主义，主张神有绝对的至高主权，凡事都有神的预定，他的信仰体系与後来路德和加尔文的教导很类似；还有瓦勒度派信徒*（Waldensians）也值得一提，因为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可以算是改教前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的信条有一项便是预定论。
二、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基本上是重振奥古斯丁主义，并且发扬光大，也使强调福音的基督教再居领导地位，名至而实归。我们该记得第一位改教领袖路德原本乃是一位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他由这派严谨的神学整理出伟大的「因信称义」原则。路德、加尔文、慈运理，以及当时所有的改教领袖，都是彻底的预定论者。路德在他的名著《意志的枷锁》中强调预定论，笔调是改教神学家中最强烈、最极端的。墨兰顿*早年曾经表示预定论为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不过後来墨氏修改立场，带出一种「神人合作说」，主张在得救的过程中，神与人彼此合作。早期信义宗的立场逐渐修改，到後来信义宗完全放弃这教义，公开抨击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改而主张普遍恩典（UniversalGrace）与普遍代赎（UniversalAtonement），後来这就成为信义宗的公认教义。
加尔文的神学有很大一部份是建立在路德的基础上。加尔文更认清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所以能把这些原则作更完整的阐述，更广泛的应用。此外，因为路德特别强调「因信称义」，比较以人出发，所以主观性比较强；而加尔文特别强调「神有至高主权」，所以发展出一套更客观、更加从神出发的原则。路德比较是一个经过长时间苦苦寻求後发现救恩的人，所以他发展的体系也比较只停留在沐浴神恩的境界，觉得这样就满足了；但是加尔文主义并不满足於此，而是再接再厉，探索「神如何救人、为何救人」。佛劳德说：
信义宗没有完全走出过去的迷信，没有再接再厉、奋勇前行、全力以赴，这都显示他们还是心存二意，以致他们的信仰还是半信半疑，他们的真理也是真假掺半。然而不全力以赴的态度不足以销灭西班牙腓力（Philip）的烈火，也不会有人在法国或苏格兰起来，在第一线与洛林（Lorrain）家族抗衡。宗教改革需要更清楚的立场，也需要更坚定的领袖，而约翰．加尔文就是这样的领袖……。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人物，也需要一批心思缜密，眼光锐利的人，能分别真伪，从根辨明。打信心美仗的军队如果把「当灭之物」留在营中，前途势必坎坷。而我们必须承认，就著加尔文那个时代的认知，没有人比他眼光敏锐，能像他那样看出教会信条的一切瑕疵；在欧洲的改教领袖也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坚决，一旦查明错谬就断然除净，找到真理就一心倡导，使它成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没有丝毫妥协。【注一】
这是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佛劳德的见证。我们从他的著作可以明显看出，他并非特别偏好加尔文主义。其实他是以批判加尔文主义著称，上引的这番话只是告诉读者，一位伟大学者在研究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这个人之後作的客观评价。佛劳德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到：
加尔文主义者已经被人戴上「不宽容」的帽子。不过如果不宽容的对象是想置你於死地的仇敌，我觉得这心态是可以谅解的……。罗马天主教的信条已经够荒谬绝伦了，他们还决定加上一项，就是有权将每个反对他们的人绞死或烧死，而加尔文主义者在这场争战中，乃是手拿圣经投靠争战的神。他们态度愈来愈强硬、愈猛烈；如果你说愈疯狂，我也不反对。他们会这样反应，也是很自然的。敬虔人怎样甘心忍受痛苦，经历忧患，他们也照样相信神掌管一切，安稳於神护理的大能中。他们既然认为是神定意要他们背这重担，就觉得这重担愈背轻省。他们几乎吸引西欧所有「恨恶虚谎」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被压倒，但又起来；他们被扯裂撕碎，但是没有权势能使他们弯曲销化；他们宁为玉碎，不愿瓦全。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厌恶一切虚伪不洁，痛恨各种道德错谬。如果今天的英格兰与苏格兰还有一些害怕行恶的意识，那都是加尔文主义过去烙在人心的结果。虽然他们没能摧毁罗马天主教，虽然天主教依然存在，而且可能继续长存，在各个议题上发表意见，但是他们锋利的毒牙已经被拔掉了。他们迫使罗马天主教放弃那些可憎的观念，就是自以为有权格杀异己。哦！罗马天主教因著加尔文主义者的反抗，看到了自己行为的败坏而惭愧，所以我们还不如说，加尔文主义者间接促成了罗马天主教的复兴哩！【注二】
在改教期间，信义宗并没有像改革宗那样完全切断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事实上有些信义宗的人以「温和的改教者」自居，甚至自豪。尽管所有抗议宗都以圣经为最终权威，但是信义宗比较有「尽量保持旧有体制，不必丢的就留」的味道，改革宗比较有「尽量扬弃旧有体制，不必留的就丢」的味道。论到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信义宗容许地方政府在教会中有大影响，甚至容许他们决定辖区内的信仰，倾向於设立国教；而改革宗很快就要求教会与政府完全分开。
前面提过，宗教改革基本上是重振奥古斯丁主义。早期信义宗与改革宗对原罪、拣选、有效恩召、圣徒永蒙保守等观点都一致，这是真正的抗议宗主义。海斯提（Hastie）说：「绝对预定论的原则是早期宗教改革的伟大力量，尤其在德国发挥作用，遏止了迷信与偶像的权势；虽然这原则後来在改教的摇篮地逐渐丧失能力，但它仍然是改革宗信仰的精髓与支撑，也带领它在每次争战与试炼中凯旋」【注三】。赖思说：「神赐福加尔文教义，这祝福也带下使徒以来教会历史中最光荣的革命。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加尔文主义强有力的见证」【注四】。阿民念主义在宗教改革时期当然尚未成形，後来过了二百六十多年，直到1784年，才得到有组织的教会支持。这就好像在第五世纪，先有奥古斯丁主义和伯拉纠主义互相对立，然後又兴起一个半伯拉纠主义为妥协；照样，在宗教改革时期，有抗议宗与罗马天主教互相对抗，後来兴起一个阿民念主义为妥协，所以或许阿民念主义也可以称作「半抗议宗主义」（Semi-Protestantism）。两者都是先有两个强烈对立的体系，然後兴起一个妥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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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Froude,Calvinism,p.42.
【注二】Froude,Calvinism,p.44.
【注三】Hastie,HistoryoftheReformation,p.224.
【注四】Rice,GodSovereignandManFree,p.14.
三、加尔文主义在英国
我们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英国历史，就知道是加尔文主义使抗议宗主义在英国所向披靡。玛莉女皇（QueenMary）在位时，有一批抗议宗领袖逃到日内瓦，後来伊丽莎白女皇（QueenElizabeth）在位，他们才回到英国，在教会中担任重要职位，其中还包括日内瓦圣经译本（GenevaversionoftheBible）的译者们，这译本很多地方承袭加尔文与伯撒*（Beza）的研经成果，成为当时最通行的圣经英译本，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被英王雅各译本圣经（KingJamesversion）取代。加尔文的影响力也表现在英格兰教会*的三十九条*中，特别是第十七条谈预定论。甘宁汉已经考证过，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时，英国的国立教会*所有的大神学家都是彻底的预定论者，而罗得*（Laud）和他之後的主教主张阿民念主义，则是偏离原始立场的作为。
我们如果要找英国的真英雄，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者；这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坚持更纯净的敬拜、更纯净的生活，这也使他们得了「清教徒」*（Puritans）的绰号。麦考莱说他们「也许是世上有史以来最出众的一群人。」班克鲁（Bancroft）说：「是清教徒使英国人成为抗议宗。」司密斯则说：「这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难以尽述。英国抗议宗将圣经解明，使人在灵性上、悟性上都得自由，於是抗议宗不只是美洲殖民地的信仰，更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的信仰，而这民族充满朝气，繁衍众多，三百年来把他们的语言、宗教、制度传到世界各地。」【注一】
克伦威尔*（Cromwell）是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伟大平民领袖，加尔文主义是他安身立命的信仰，稳如磐石；他也招募一批同样尊奉加尔文主义的勇士，成为一批纯净英勇，举世无双的军队。麦考莱说：「克伦威尔的军队不论在英国或欧洲大陆都所向披靡。这群清教徒战士在英伦三岛和法兰德斯（Flanders）虽然屡遭艰难，有时甚至必须以一敌三，但是他们不但从未失败，更是每次都能瓦解所有抵挡的势力，最後他们英勇到一个地步，认为只要是争战之日，就必定也是某种程度的得胜之日；他们即使面对全欧洲最著名的劲旅，也是充满自信，嗤笑敌军。当时被放逐的英国保皇党虽与克伦威尔为敌，但是看到克伦威尔的军队如此英勇，也不禁以同为英国人为荣；他们在敌众我寡、众叛亲离的劣势下，仍然一举击溃西班牙最精锐的步兵；法国的护城河才刚被法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夸为固若金汤，他们就在其中杀出一条血路。」他又说：「克伦威尔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的不同点，主要在於全军上下都有严谨的道德，敬畏神的心。即使最狂热的保皇党也承认，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没有一处让人听到脏话，看到醉酒、赌博；而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长期统治的地方，良民财产得以保全，妇女也受尊重；没有女仆申诉受军人调戏，金饰店也没有丝毫黄金被夺。」【注二】
被誉为全美国两大历史学家之一的费斯克（Fiske）教授说：「如果说十七世纪的人类政治前途取决於发生在英国的各种问题，也不算太过分。如果没有清教徒，恐怕全世界都没有政治自由。有史以来，如果曾经有人为了全人类的理念舍命，那就非克伦威尔的铁骑兵团莫属了，他们以圣经为口令，以赞美诗为战歌。」【注三】
当抗议宗的殉道者死於皮德蒙（Piedmont）谷，当独裁的教皇坐在他奢华的宝座上，收集他周围沾满血迹的衣服时，只有清教徒克伦威尔在议会与全国国民同心的支持之下，上书要求停止迫害。
克伦威尔曾经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被人劝进称王，但是他都拒绝。我们看见清教徒在教义上是加尔文的嫡系，几乎按著字面遵守加尔文的教导；只有他们保守了英国的自由火花，使它继续发扬光大。费斯克教授说：「人类进步到今天这个地步，拜约翰．加尔文之赐甚多，他的贡献实难高估」。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没有人能贸然否认这句话。
马飞治在他那本篇幅短小，内容宏伟的著作《历史中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inHistory）中说：「我们如果再问一次：『是谁使英国最後大得自由？』，历史告诉我们：『是著名的加尔文主义者，俄冉遮（Orange）太子威廉（Williams）』。就像麦考莱说的，威廉在加尔文强而有力的逻辑里找到一种东西，正合他的理智与性情。他信仰的主轴是预定论。他讲究逻辑，目光锐敏，所以公开表明：要他放弃预定论，就等於要他放弃相信宇宙中有一位护理万有的主宰；如果这样，他就只能作一个享乐主义者了。他说的正对，因为预定论与『有一位主宰护理万有』是同一件事。如果我们这个人前後一致，那么只要我们接受前者，就得接受後者。」【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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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72.
【注二】Macaulay,HistoryofEngland,I.,p.119.
【注三】JohnFiske,TheBeginningsofNewEngland,pp.37,51.
【注四】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52.
四、加尔文主义在苏格兰
要查验一个信仰体系的实际果效，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公认受这个体系影响好几代的国家或民族，仔细查考他们的现况。例如我们查验罗马天主教，就可以去西班牙、意大利、哥伦比亚或墨西哥，观察那里的宗教与政治，就可以看出罗马天主教的果效。如果我们打算这样查验加尔文主义，可以去一个国家看看，这国家长久以来几乎都以加尔文主义为唯一的信仰，就是苏格兰。马飞治告诉我们，当加尔文主义还没有来到苏格兰之前，「极大的黑暗遮蔽大地，盘踞人心，辖治百姓的心灵，好像无止境的恶梦」【注一】。
司密斯说：「加尔文主义来到苏格兰，那时当地居民还受罗马教会奴役，被神父辖管，无知而可怜，肉体上、精神上、道德上都败坏了。巴克尔（Buckle）形容他们『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都污秽不洁』，『穷苦可怜』、『过度无知，极度迷信』，『迷信已深植他们心中』。然而诺克斯*（Knox）在苏格兰研读圣经，已经体会到一些预定论的精神，後来到日内瓦受教加尔文门下，更彻底领悟这伟大的教义，并且传给苏格兰人。这教义闪耀在苏格兰人心中，带来的转变实在令人惊异，好比万古长夜中忽有日光照耀……诺克斯使加尔文主义成为苏格兰的信仰，加尔文主义则使苏格兰成为全世界的道德标准。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兴旺，那里就愈少犯罪；今天全世界公认最有道德的民族，也就是最彻底奉行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影响力最大，那里的道德水准也最高，无论是个人或国家都是这样。这绝非巧合，不容忽视」【注二】。喀莱尔*（Carlyle）说：「我们真的可以说：诺克斯使他的国家从死里复活了。」佛劳德则说：「如果没有约翰．诺克斯，就没有今天的苏格兰。诺克斯就是这等英雄人物。』
我们如果说苏格兰的长老会是日内瓦改革宗教会的後裔，一点也不为过。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虽然比较晚，但改得远比英格兰更彻底，更根本，也因此创立了奉行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只承认基督为教会元首。
如果有人问：「苏格兰宗教改革中，谁是神所使用的主要器皿？」，答案很简单：就是约翰．诺克斯。种下宗教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种籽是他，使社会改换一新的也是他。没有诺克斯，苏格兰无以成国。沙夫*（PhilipSchaff）说：「诺克斯是最伟大的苏格兰人，正如路德是最伟大的德国人一样。」
沙夫又说：「诺克斯这位苏格兰的改教英雄虽然比加尔文大四岁，但是在加尔文门下谦卑受教，而且比加尔文更奉行加尔文主义。诺克斯在『血腥玛莉』（BloodyMary）执政的五年间（1554年至1559年）被放逐，多半住在日内瓦。他在那里看到一个『从使徒时代以来最完全属基督的学校』。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殷勤带领苏格兰人脱离中世纪的半野蛮状态，并以加尔文的教导为范本，把近代文明之光带进苏格兰，使他在抗议宗的宗教改革史上的名声仅次於路德、慈运理、加尔文。」【注三】
佛劳德说：「翻遍整本宗教改革史，我们在苏格兰岛找不到一个人比诺克斯更伟大……。现在该是英国历史还给诺克斯一个公道的时候了；如果不是诺克斯，我们的宗教改革就会失败；是诺克斯带起的那股风潮救了苏格兰；如果苏格兰重归罗马天主教手下，那么不管伊丽莎白女皇座下群臣的智慧多么高超、她手下主教们的教导多么引人入胜，她自己的诡计多么高明，都难保英格兰不会经历一场革命。是诺克斯教导罗司安（Lothians）伯爵的农奴说他们是自由人，在神眼中与那些蹂躏他们祖先、傲慢至极的同辈或高位圣职者*（prelate）平等。他是玛莉皇后不能软化、麦特兰（Maitland）家族不能欺瞒的对手；他使国内贫苦的百姓奋起、刚毅、坚忍。这些百姓也许脾气有点硬、见识有些偏狭，甚至迷信，却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无论国王、贵族、神父，都不能迫使他们就范。不过诺克斯虽然贡献这么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原本应该尊崇他的人，却对他忘恩负义。」【注四】
早期苏格兰改革宗的神学是以预定论的原则为基础。诺克斯的神学直接取自日内瓦，他主要的神学著作是一篇针对预定论提出的论文，这篇论文痛批当时在英国和别处流行的一些不严谨说法，见解犀利，下笔澎湃，遇到难题也不退缩。在十七、八世纪，苏格兰的农民对预定、拣选、遗弃、代赎的范围与价值、圣徒永蒙保守……这些教义很有兴趣，只要讨论这些题目，他们都聚精会神，侧耳倾听。这些教义以苏格兰为起点，南下先传到英格兰、爱尔兰，又横渡大西洋传到美洲大陆，所以有人说苏格兰是「近代长老宗主义*（Presbyterianism）的祖国」，实在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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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124.
【注二】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p.98,99.
【注三】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II.,p.818.
【注四】Froude,HistoryofEngland,p.437.
五、加尔文主义在法国
当时法国也点燃一股自由、冲劲、活泼的加尔文主义之风。「加尔文主义在法国称作胡格诺派*（Huguenots）。这群人的性格是世人知道的。他们道德纯净，行事英勇，不管是在本国受逼迫，或是被放逐到异乡，不论敌友都一同惊叹」【注一】。大英百科全书说：「他们的历史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奇迹，说明一个坚强的信仰会产生何等持久的力量。他们的坚忍事迹是宗教史上最值得注意的英雄故事。」他们也是法国境内勤奋工匠阶级的主要成员，而「诚实如胡格诺派人」已成格言，代表他们人格之崇高。
1572年八月廿四日是一个礼拜天，也是圣巴多罗买日；当天有许多抗议宗信徒在巴黎被人暗算，惨遭屠杀；同样令人发指的场面後来也在法国各地重演，持续了好几天。在圣巴多罗买日被杀之人数各方估计不等，从一万人到五万人都有。教会历史家沙夫的估计是三万人。这次疯狂的逼迫使无数抗议宗信徒逃往荷兰、德国、英国与美国。这事件使法国蒙受难以弥补的损失。英国历史家麦考莱论到那些从法国逃到英国定居的抗议宗信徒，有以下的记载：「他们中间最卑微的人，都超过欧洲任何国家一般百姓的知识道德平均水准。」大历史家李杰（Lecky）自己是个不带感情的唯理主义*者，他的说法是：「南特上谕（EdictofNantes）被撤，导致胡格诺派被灭。胡格诺派是法国国民中最坚强、最恭谨、最有德性、素质最整齐的一群人；他们被灭，代表法国最後一道防线也消失了；原本这道防线也许可以阻挡邪恶与不信的洪流蔓延；但是现在邪恶与不信的势力肆无忌惮，到处横行，国民品格自然就低落了；一百年之後，这股邪恶与不信的狂流淹没了教会与国家，使教会与君王反倒向这股狂流俯伏称臣，尝到他们之前种下的苦果。」【注二】
瓦波顿说：「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就知道当时的逼迫何等残酷不公。法国人最宝贵的鲜血淹没沙场，最耀眼的天才下到监里，无人闻问，挨饿受冻；最高风亮节的贤士好像林中野兽，遭人无情追杀」，又说：「他们在各方面都远比他们的同胞优秀。他们的生活严谨，冷静节制、道德纯净、习性勤勉、远离不洁，不沾私欲，使他们的生活不至於像当时其他法国人一样受腐蚀；如果我们想知道他们信仰的原则是真是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即使他们的敌人也同意这一点。」【注三】
当时的法王生活放荡，而且透过贵族阶级传到平民；教会已经腐化到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唯一表里一致的就是它的残忍。修道院成为罪恶的温床，独身本来是为了守贞，现在已经变成不贞不洁的污秽泉源。国家与教会的腐败、淫荡、专制、讹诈已非笔墨能形容；赦罪可用钱买，赦罪卷这等可耻的交易有教皇认可，有些教皇简直就是充满罪孽的怪兽，平民无知到令人胆寒，教育被贵族与神职人员垄断，许多神父甚至是文盲；整个说来，社会已经解体了。
这虽然只描述到黑暗面，但绝不夸大，我们只要补充一点光明面的描述，就算是报导平衡了。天主教内确实也有许多诚实的信徒，认真寻求体制内改革，不过教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在体制内改；真要改革，就非得跳出来与罗马天主教对立不可。
抗议宗的理念逐渐由德国传到法国，加尔文开始在巴黎活动。大家很快就认出他的才能，公推他为这个新运动在法国的领袖之一。他的热心招致教会当局的反对，於是他只得逃命。虽然加尔文在日内瓦定居之後，就没有再回法国，但他仍然是法国的改教领袖，重要的事都徵询他的意见，他也协助胡格诺派制定信条与教会行政组织。历史学家都同意，後来鼓舞法国抗议宗信徒与教皇抗衡，与亲教皇的君王奋战的，就是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主义在英格兰有清教徒，在苏格兰有誓约派（Covenanter）；照样在法国也有胡格诺派。加尔文主义在这三个不同的国家中培育出同一种类型的人，这就是加尔文主义能塑造人格的最佳明证。
加尔文主义在法国快速传扬。根据费薛（Fisher）《改教史》（HistoryoftheReformation）的记载，到了1561年，全法国已有四分之一的人信奉加尔文主义。马飞治提出的数字更高，他说：「不到五十年的工夫，这所谓『严苛的信仰』已经进入全国各个角落，将近有一半的人奉行加尔文主义，几乎每个法国的重要人物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人数之多、力量之大，甚至全国上下都好像一度被加尔文主义之风扫过」【注四】。史迈尔（Smiles）在他的《胡格诺派在法国》（HuguenotsinFrance）这本书中写道：「我们很想知道，假设在抗议宗与罗马天主教对峙之下，整个法国在十六世纪末也归向抗议宗，（其实这也差一点就发生了），那么加尔文自己既然是法国人，他的神学体系会怎样影响法国历史以及法国人的性格呢？」【注五】。如果这真的发生了，法国历史当然会大大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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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83.
【注二】Lecky,EnglishHistory,EighteenthCentury,I.,pp.264,265.
【注三】Warburtom,Calvinism,pp.84,92.
【注四】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p.144.
【注五】Smiles,HuguenotsinFrance,p.100.
六、加尔文主义在荷兰
当我们查考荷兰反抗教皇高压统治，挣脱西班牙残酷管辖的奋斗史时，就会发现这又是加尔文主义历史中光辉的一页，也是人类历史中光辉的一页。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在荷兰所施的严刑，只有少数其他地区可比。亚尔伐公爵（DukeofAlva）曾经夸口，他在短短五年内把一万八千六百个个异端人士送上刑场。毛特莱（Motley）说：「每天都有人上断头台，但是没有一人反悔……。这里有一群人，他们的精神最勇敢，受的痛苦最可怕，而他们的理念也最高贵，以致激发他们人性的光辉」。他又为我们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男士们手拉著手走入火焰，女士们当活埋她们的人用铲子堆土在她们脸上的时候，仍在坑中高唱凯歌」。
毛特莱在另一本书里说：「按照权威学者统计，荷兰人为了服从查理五世的谕令，因『读圣经』、『藐视雕像』、『嘲笑基督的血与肉真存於圣饼』等罪名而被焚、被绞、被斩、被活埋的约有十万人；即使一般人粗估，也绝对超过五万人【注一】。荷兰人这样壮烈奋斗了约八十年，在这段可纪念的日子中，抗议宗信徒为了信仰，为了良心，死於西班牙人手下的人，比第一至第三世纪间基督徒在罗马皇帝手下殉道的人更多。加尔文主义在荷兰是殉道者，圣徒，英雄人物遵奉的信条，因为这个历史因素，自然享有极崇高的地位。
当时西班牙是全欧第一强国，前後三代矢志消灭荷兰抗议宗，践踏荷兰的政治自由，但是结果失败。因为加尔文主义者定意按照自己的良心敬拜神，不受腐败的神职人员辖制，以致西班牙入侵，百姓受到最残酷的刑罚。当时有一群加尔文主义者搭救他们，这群人以俄冉遮太子（PrinceofOrange）为首，历史上称他为「沈默者威廉」（WillaimtheSilent）。凯波尔博士说：「假使当时撒但的势力没有被加尔文主义所激发的英勇气概击溃，那么荷兰历史、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可能直到今天都还在漫漫长夜中苦等；幸亏我们有加尔文主义，世界历史才可能像今天这样灿烂辉煌。」【注二】
假使宗教改革之後，在西欧没有兴起加尔文主义，那么英格兰、苏格兰、荷兰，势必都是妥协的抗议宗当道。这种抗议宗在这些国家恐怕也撑不下去，而且这种抗议宗还受罗马天主教影响很深，他们的妥协精神很可能使德国重回罗马天主教会的手掌。假设抗议宗在上述任何一国失败，很可能对其他国家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彼此的关系紧密，唇齿相依，同舟一命。如果说西欧其他国家的命运系於荷兰的奋斗结果，也不为过。如果西班牙打败荷兰，天主教必定气势如虹，英国的抗议宗就很可能不保。事实上当时天主教是期待英国重回她的怀抱。如果是这样，抗议宗自然不可能发展到美国，而整个美洲大陆很可能仍在西班牙控制之下。
我们继续回忆这段历史，还会发现这些殉道者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信义宗与阿民念主义的殉道者相较之下只是凤毛麟角。正如福勒音（Fruin）教授所言：「不论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还是在其他抗议宗必须冒生命代价才能存续的地方，最後得胜的总是加尔文主义。」不管别人怎么解释这些现象，有件事总是事实，就是加尔文主义者是最有战斗精神的抗议宗信徒。
荷兰还有另一大贡献不可忽略。美国的开国先祖（或称天路客、清教徒先祖）当初因为宗教逼迫被逐出英国；他们还没有到美洲之前，先来到荷兰，和那里的信徒一同生活，而这些信徒的生活以加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极有益处的。这群天路客中最重要的领袖是克里福敦（Clyfton），罗宾逊（Robinson），和布鲁斯特（Brewster），他们都毕业於剑桥大学，三人组成尊贵英勇，举世难寻的铁三角。他们都是忠实的加尔文主义者，持守加尔文阐述的每一项基要观点。美国历史学家班克鲁称这批天路客为「与加尔文抱持同一信仰的人」一点也没错。
孟斯马（Monsma,J.C.）在他所著《加尔文主义对美国的贡献》（WhatCalvinismHasDoneForAmerica）一书中对天路客（清教徒先祖）在荷兰的生活概述如下：
天路客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莱登（Leyden），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克里福敦决定留在当地，於是他们便选克里福敦的主要助手罗宾逊为领袖，作他们的牧者。罗氏坚信加尔文主义，只要有机会就表明反对阿民念主义的立场……我们从温斯娄（EdwardWinslow）得知确凿的见证如下：阿民念主义在荷兰逐渐受人欢迎，荷兰神学家也与阿民念主义领袖伊皮斯科比*（Episcopius）展开一场辩论，每天都在莱登的大学举行。波利安德（Polyander）、侯米路斯（FestusHomilus）等荷兰神学家邀请罗宾逊加入这场辩论。罗宾逊欣然受邀，很快就被人视为葛马如派（Gomarian）【注三】中最大的神学家之一。罗宾逊在1624年以〈多特大会*教义辩护文等〉（ADefenseoftheDoctrinePropoundedbytheSynodofDort,etc.）为题，发表一篇极有力的论文。多特大会有个著名的特色，就是每项决议都符合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精神，所以罗宾逊的神学立场如何也就不用问了。天路客和荷兰改革宗教会（即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教会）立场完全一致，也和其他各地的改革宗立场完全一致。罗宾逊离开荷兰的前一年（1619年）发表他的著作《护教论》（Apology），在这本书中罗宾逊以最严肃的笔调说：「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郑重承认，我们与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完全一样，以致我们可以随时签署荷兰改革宗教会发表於〈信仰告白合参〉（HarmonyoftheConfessionofFaith）内的每一项信条。」【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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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Motley,RiseoftheDutchRepublicI.,p.114.
【注二】A.Kuyper,Calvinism,p.44.
【注三】葛马如*（Gomarus）是荷兰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1563-1641），曾和阿民念主义有过一场大辩论。所谓葛马如派，就是指荷兰的加尔文主义。
【注四】Monsma,WhatCalvinismHasDoneinAmerica,p.72,73.
七、加尔文主义在美国
我们将在这里探讨，加尔文主义怎样在美国历史中成为政治上的一股力量，这是加尔文主义在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加尔文主义随著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班克鲁称这批美国的先祖天路客为「按著最严紧的教门作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注一】。麻萨诸塞港殖民地的首任总督恩德克（JohnEndicott），第二任知事温斯罗（Winthrop），创建康乃狄克州的胡克（ThomasHooker），创建新哈芬州（NewHaven）的戴文波特（JohnDavenport），创建罗得岛（RhodeIsland）殖民地的罗杰威廉（RogerWilliams）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彭维廉（WilliamPenn）是胡格诺派的门徒。据估计，美国独立战争时人口三百万，其中九十万是苏格兰裔，或苏格兰-爱尔兰裔，六十万是清教徒，四十万是德国与荷兰的改革宗。此外，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中信仰告白的部份也与加尔文主义相合，法国的胡格诺派也有许多人一同前来。这样看来，全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约有三分之二受过加尔文主义的薰陶。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是由这样一批人创建的。再者，这些人迁到美洲，主要的动机不是赚钱，而是信仰；这信仰进入他们内心深处，使他们可以为它牺牲一切。欧洲各国的宗教迫害固然惨烈，但是背後似乎仍有神的手，藉以拣选一批最进步、最开明的人离乡背井，来到美洲大陆，建立一个新国家。不管怎样，英国人、苏格兰人、德国人、荷兰人是全欧洲公认最能干的一批人，而且下面这几点也特别值得我们留意：（1）清教徒是新英格兰移民的主力，他们不但把抗议宗带到美洲大陆，而且是把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抗议宗带到美洲大陆；（2）清教徒真心跟从改教领袖的教义；（3）无论在教会、在国家，他们都同样厌恶形式主义与高压手段；（4）美洲大陆独立之前，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在新英格兰一直是主流。
有这样的背景，长老会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占极重的份量便不足为奇了。美国本身的历史学家班克鲁说：
美洲殖民地在1776年发动的革命战争与信仰有关，而这方面的影响完全是从长老会来的。在欧洲，长老会的精神表现在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誓约派А⒎ü暮衽蹬伞⒑衫嫉募佣闹饕逭撸捅卑嘉谒固兀║lster）长老会中；长老会的理念深植人心，有如种子发芽生长，自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革命战争。长老会信徒对自由有极强烈的热忱，普遍而积极，以致这场战争在英国被说成是「长老会的叛乱行为」。一位在美洲殖民地热诚支持英王乔治三世的人写信回英国说：「我要把这个不寻常的作为产生的一切罪过归在长老会的头上。这场叛乱已成燎原之势，主要是长老会促成的。他们无论在哪里，都以反抗君王为标记，这种反抗精神使他们无一刻平静，无论在行动上或意念上都总是反对政府」【注二】。当这个「不寻常的作为」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首相瓦尔堡（HoraceWalpole）在国会中说：「与我们有骨肉之亲的美洲大陆同胞已经与长老会的牧师们一起离家出走了。』【注三】
美国的民主政体源於基督教，而这个基督教正是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这是客观的史实，有太多史料可以作证。独立战争主要是由加尔文主义者发动的，其中许多人曾在普林斯敦的长老会学校受过严格训练。独立战争使美国诞生，这是加尔文主义者给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之人的献礼。沙夫说：「美利坚共和国的立国原则，凭著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的连锁关系是可以追溯其根源的。加尔文主义以其神学的严峻，育成了伟大的品格并且兴起了现代立宪的自由。」【注四】
希簇（J.R.Sizoo）告诉我们，「克恩瓦（Cornwallis）一路挫败，最後撤退到约克城（Yorktown）投降，那时殖民地军队的将军除了一位以外，其余都是长老会的长老。参与美国独立革命的士兵与军官，半数以上都是长老会信徒。」【注五】
卡斯提勒（EmlioCastelar）是西班牙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学者，未入政界前曾任马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1873年自由派人士成立共和政府，他担任总统。他身为天主教徒，憎恨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这使他的见证更有趣，更有价值。他说：「共和运动（republicanmovement）如果要有所作为，就需要一种比路德更严格的道德标准，就是加尔文的道德标准；需要一个比德国更民主的教会，就是日内瓦教会。我们如果探索盎格鲁．撒克逊民主的源头，会看到一本描述社会原始状态的书，就是圣经。民主是由一种非常严肃的神学产生出来的，这个严肃的神学是从几个亡命他乡的基督徒学到的，他们住在荷兰、瑞士几个不见天日的城市中，而这些城市都有加尔文的阴影徘徊……。这些神学虽严肃，却也宁静，形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庄严、最道德，最文明的产业」【注六】。我们只是要问卡斯提勒，苦水的泉源怎能流出甜水呢？
毛特莱说：「在英国，自由的种子裹在加尔文主义里，经过多年埋藏与考验，终於注定要飘洋过海，结出最丰硕的果实，就是自由，而且是有节制的自由。这个自由的果实要为将来更大的福祉效力」【注七】。「加尔文主义者创建了英国、荷兰、美国民主共和国」，又说：「加尔文主义者对英国、荷兰、美国政治自由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多。」【注八】
另一位著名法国历史家戴恩（Taine）的见证也很有趣。他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是论到加尔文主义者却说：「他们是英国的真英雄。尽管史都华王朝（Stuarts）腐败，他们却依然尽义务、行公义、刻苦不挠、伸张正义、抵抗压制、赢得自由、抑止罪恶。他们创立了英国、苏格兰、美国，他们的後裔今天正在澳大利亚作同样的事，影响遍及全世界。」【注九】
司密斯（E.W.Smith）在他所写的《长老会信条》这本书中论到美洲殖民地居民时，自问自答说：「人权、自由、平等、自治政府是他们建国的基础，也造就了今天美国文明独特的光辉。这些不朽的建国根基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加尔文那里学来的。他们又把这些传给世人，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注十】
现在我们要来讨论，长老会怎样以一个教会的角色影响美国的建国。罗波特（W.H.Roberts）在一次长老会的总会*（GeneralAsembly）发表演说提到：「七十五年来，长老会是美洲大陆上唯一具有今天共和政府的规模，又可以代表美洲大陆全体人民意见的团体」。他又说：
从1706年起，直到独立战争开始为止，唯一持续存在，并且具备国家组织规模的政治团体，就是美国长老会总会。当时的殖民地从新英格兰到乔治亚，无论教会团体或政治团体，唯一从殖民人士本身取得权柄，并且行使这权柄管理各地美国人的，就是长老会总会。我们该记得，美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各殖民地虽然都依附於大不列颠帝国，但是彼此并没有隶属关系。类似美国殖民地大陆会议（ContinentalCongress）这样的团体直到1774年才成立。当时美洲大陆在宗教界的情形和政治界相似。新英格兰的公理会并没有形成一个联会，除了政府赋予的权柄之外，他们本身并没有权柄。圣公会当时在殖民地还没有组织，要靠英国的国立教会在财物与事奉上支持，他们也满怀热忱，矢志效忠英王。荷兰改革宗教会在1771年之前还不是很有效率的独立组织，至於德国的改革宗教会，要到1793年才成为有效率的独立组织，浸信会众教会各自独立，循道会几乎没没无闻，贵格会则根本不主张打仗。
当时只有长老会派代表，每年召开总议会*（GeneralSynod），并且如罗波特博士所言，长老会成为「各自为政的殖民地人民彼此团结互通的凝聚力」。他接著说：「在长老会的影响之下，整个殖民地从长岛（LongIsland）到南卡罗莱纳州（SouthCarolina），追求真自由的情操，与纯正福音的教义同时广传，更重要的是各殖民地之间，确实逐渐开始产生一体的感觉，这有什么奇怪呢？教会的民主共和体制在1706年到1774年间，是美洲大陆上唯一具有代表性，也是唯一发展完备，粗具联邦民主共和体制规模的团体，这件事关乎美国的起源，其重要性难以估计。美利坚共和国有许多地方多亏长老会这个美国最古老的民主共和体制，才能有今天的规模。」【注十一】
这当然不是说长老会精神是美利坚共和国唯一的建国精神，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宣称，〈西敏信条〉的信仰准则是美利坚共和国主要的建国原则之一，而且「长老会揗是第一个在美国教导、实行、并且维系这种政治制度的宗派，美国就是根据这种政治制度建立的。」（罗波特博士）
独立战争一开火，长老会的牧师与教会就都挺身而出，与殖民地人民坚定地站在同一阵线上。班克鲁称赞他们的勇敢，把迈向独立的第一功记在他们头上【注十二】。1775年在费城所召开的长老会总会是第一个公开宣告脱离英国的宗教团体。这次会议呼吁信徒们要全力以赴，让独立的目标早日实现，并且请他们为当时正在举行的殖民地大陆会议祷告。
那时圣公会仍与英格兰教会*联合，所以反对革命，不过圣公会有不少信徒以个人身分为革命努力奔走，出钱出力。我们也该记得，当时美国的陆军总司令，後来成为美国国父的华盛顿，就是圣公会的会友。他自己参加他的军牧主持的礼拜，也命令他手下每个人都要参加，他的军牧则是来自各教会。他也拿出四万元在他家乡兴建一所长老会大学，并且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为华盛顿大学。
马飞治也让我们看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另一项主要的发展。为求准确完整起见，我们很荣幸得到许可，大量引用他的话。他说：
在独立战争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美国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一年多前（1775年5月20日），北卡罗莱纳的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发表一份「米克林堡宣言」（MeckleuburgDecaration），对在北部英勇奋战、大胆挑战英国权力的弟兄们表达由衷的敬意。他们一直仔细观察殖民地与英国抗争的进展，当他们听到大陆会议上奏英王，表示殖民地已经真的要脱离英王统治时，他们认为爱国者发言的时候到了，於是他们在北卡罗莱纳的查罗特（Charlotte）召开一个代表大会，会中一致决议，声明今後殖民地人民独立自主，英王一切法律与命令都无效。在这项宣言中有一项决议：「我们在此声明，解散一切使我们与祖国发生关连的政治组织，免除我们效忠英王的责任。……我们在此宣告，我们以後是自由独立的人，将成为主权独立的自治组织，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除了接受神的主权与议会的一般行政权之外，不受任何其它权力的干涉；我们也以严肃的态度宣告：我们要全力维护这个议会行政权，并且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最神圣的名誉彼此担保，互相合作。」……这大会由廿七位忠诚的加尔文主义者所组成，其中三分之一是长老会的治会长老，其中包括大会主席与书记；还有一位是长老会牧师……。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布列法（EphraimBrevard）是一位长老会的治会长老，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班克鲁称这份文件「其实既是一份宣言，也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注十三】。这份文件由特使送到费城的大陆会议，并且发表在〈开普菲尔报〉（CapeFearMercury），传遍整个美洲大陆。这份文件当然也很快传到英国，并且在那里掀起一阵大骚动。
这份宣言和杰佛逊（Jefferson）撰写的伟大宣言两相对照，就会发现精神相同，表达方式也极相似，绝对逃不过历史家的眼睛。为杰佛逊写传记的塔克（Tucker）就说：「任何人都会相信，这两份文件一定是其中一份『借用』另一份改写而成的。」可是当然杰佛逊不可能把他的宣言「借」给布列法，因为他的宣言比布列法晚一年才写好，所以照塔克的看法，一定是杰佛逊从布列法那里「借」来的。不过这样的剽窃行为无伤大雅，世人也会无条件原谅他。当杰佛逊修改这伟大宣言的草稿时，看得出来有几个地方杰佛逊把他原来的用字擦掉，换成米克林堡宣言的用字，而且这些用字都是米克林堡宣言原创的，可见杰佛逊在撰著这不朽的伟大宣言时，前面一定摆了一部米克林堡宣言，这是没有人会怀疑的。【注十四】
长老教会《治会规则》的原则与美利坚共和国宪法的原则极为相似，这实在令人惊讶，也已经使许多人针对这点提出他们的看法。司密斯说：「当我们的先祖们坐下来制定代议政府与全民政治体制时，他们的任务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难，而是有范本可以依循。」【注十五】
他又说：「如果你随便找一个美国人，问他：『是谁创建了美国？』、『谁是这伟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创始者？』，他可能感到困惑。我们也能想像，如果他听到著名德国历史家蓝奇（Ranke）的回答，他会何等惊讶；蓝奇的回答是：『约翰．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创始者』。」【注十六】
《改教史》（HistoryoftheReformation）这本经典名著的作者德奥宾（D-Aubigne）说：「加尔文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共和国的创始者。美国的开国先祖於雅各王一世在位时离开英国，登上荒芜的新英格兰，建立了人多势强的殖民地。他们是加尔文的嫡系後裔，後来虽然快速成长，成为大国，但是提起瑞士雷马湖（LakeLema）畔卑微的改教领袖加尔文，仍以这位属灵的父亲为荣。」【注十七】
司密斯博士说：「加尔文主义教导共和政体、人民自主自治这些革命性的原则，并且告诉人具体实行的方法。这些原则传到美国，产生如此丰硕的果实，请问是透过谁的手传的？谁的手栽的？是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和他的思想与美国建立自由体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不管蓝奇的话有些人听了会作何感想，这句话是世界各地各宗派的历史学家所公认，所肯定的。」【注十八】
班克鲁是一位目光锐利、思想缜密的历史学家，以上的说法他都彻底了解，真心认同。班克鲁个人的信念与加尔文主义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直接称加尔文为「美国之父」，又说：「如果有人讨论美国历史却不提加尔文，也不重视他的影响，那么他对美国式自由的认识就很表面，对它的起源更是一无所知。」
如果我们想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在加尔文主义的学校受教育，并且想到加尔文主义者为独立运动如何团结、如何火热，就可以马上看出以上这些见证是何等真实。
美国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几乎还没有循道派*；事实上直到1784年循道派才在英国正式成立，而那时美国独立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好人，但他是保皇党，相信基督徒在政治上应该采取不抵抗的态度。他曾写书攻击美洲殖民地的「叛乱」，但是他後来接受这「叛乱」的结果，认为有神的手在其中。
马飞治告诉我们：「美国独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循道派在殖民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1773年他们公布的会友数目是一百六十名，他们的传道人差不多都来自英国，而且支持英王，对英国效忠，反对美国独立，所以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得逃离美国。卫斯理以他的雄辩天才和影响力反对殖民地独立，这些传道人的政见当然和他们伟大的领袖约翰．卫斯理一致【注十九】。卫斯理没有想到他高贵的教会有朝一日会在独立的美国收割它最大的庄稼；也没有料到他当初强烈反对的美国独立宣言，後来却为他的信徒奠定稳固的自由根基。」【注二十】
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是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大多数的历史家从来没有好好研究加尔文主义，所以他们也一直无法真实而完整地记述加尔文主义在各国的事迹。我们只要研究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先祖如何信奉加尔文主义，如何受其影响了。今天的美国已经把当初建国时加尔文主义者的贡献忘得差不多了。加尔文实在太伟大了，以致我们讨论加尔文虽然只是陈述事实，却很难不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在歌功颂德；加尔文主义结出各样佳美的果子，美国也多亏它才有今天，我们尊崇它实在是应该的。
#小标=注：
【注一】Bancroft,HistoryofU.S.I.p.463
【注二】Bancroft,PresbyteriansandtheRevolution.p.49.
【注三】摘自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威特本（JohnWitherspoon）的一番话。
【注四】Schaff,CreedsofChristiandom.p.211.
【注五】J.G.Slosser,editor,TheySeekaCountry,p.155.
【注六】EmilloCastelar,HarptersMonthly,JuneandJuly,1872
【注七】Motley,TheUnitedNetherlands,III,p.121
【注八】Motley,TheUnitedNetherlands,IV,p.548,547.
【注九】Taine,EnglishLiterature,II.,p.472.
【注十】E.W.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21.
【注十一】Roberts,AddressonTheWestminsterStandardsandtheForm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
【注十二】Bancroft,HistoryofU.S.,X,p.77.
【注十三】Bancroft,HistoryofU.S.,VIII,p.40
【注十四】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p.85-88.
【注十五】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42.
【注十六】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19.
【注十七】DAubigne,ReformationintheTimeofCalvin,I.,p.5.
【注十八】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32.
【注十九】Bancroft,HistoryofU.S.,Vol.VII,p.261
【注二十】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74.
八、加尔文主义与代议政体
尽管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并非一体相连，却是彼此牵引，力量之大不容忽视，缺少其中一个，则另一个也不能久长。历史常常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享自由，还是受束缚，关键总是在它的宗教。他们相信哪一种教义，采纳哪一种原则，对整个国家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东西直接影响一国人民思想、性格……等底层结构，好像建筑物的地基，是一国人民生活、行政……等表层结构的基础。加尔文主义是革命性的思想，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基本上倾向於消灭所有的阶级划分，摧毁一切以财富与既得权威为基础的优越。加尔文主义者有爱好自由的精神，所以反对任何人为的阶级划分，如果有任何制度造成这种现象，使一个人因为这种制度而高人一等，他们都要与这样的制度周旋到底。
在政治方面，近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主要也是从加尔文主义来的，而且两者彼此互有因果关系。任何地方的人民只要接受了加尔文主义，一定也会很快接受民主共和政体。加尔文自己主张：教会在神的统管之下，是一个属灵的民主共和政体，当然他在理论上是主张民主共和政体的。雅各一世曾说：「如果长老会与君主政体可以相容，那么上帝与魔鬼也可以相合了」，可见他很清楚加尔文主义的厉害。班克鲁说：「当年的君王一致凭直觉就可以判断，加尔文主义有一个他们所惧怕的政治特质，就是民主共和政体」。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费斯克说：「我们很难高估加尔文给人类的贡献。他是科利尼（Coligny）、沈默者威廉、克伦威尔等人的属灵父亲，理当被尊为近代倡导民主风潮的第一人……。加尔文神学的传扬是人类迈向个人自由的一大步」【注一】。西班牙自由党领袖卡斯提勒说：「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是一种严格神学的产物，是从荷兰与瑞士的几个城市中学来的」。巴克尔（Buckle）在他的著作《世界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中说：「加尔文主义基本上就是富有民主精神的」【注二】。塔克伟尔（deTocqueville）是一位政治圈内才华洋溢的作家，他称加尔文主义为「具有民主与共和精神的宗教」【注三】。
加尔文主义不但灌输自由精神，也让人有机会落实这个精神，使一个人得到自由之後，也可以练习享权利与尽义务。长老会每个地方堂会可以自己推举工作人员，处理自己堂会的各样事务。费斯克称加尔文主义为「有史以来训练人处理地方自治事务最有效的学派」【注四】。属灵的自由是一切其它自由的根源和後盾，所以当我们发觉加尔文主义者以处理教会事务的原则处理政治事务时，也无须惊讶。他们凭直觉便倾向於代议政体，坚决反对一切不公平的统治。宗教独裁一旦被推翻，政治独裁就不会长久了。
我们可以说加尔文建立的属灵民主共和国有四项基本原则，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司提芬（JamesStephen）爵士将它摘录如下：「（1）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2）这权力最好是由人民透过选举交给统治者，每个成年人都可以行使这个选举权；（3）在教会行政上，牧师与平信徒彼此平等，互相合作，权柄相同；（4）教会与政府之间不必，也不宜彼此联盟、互相依附，或是存在著其它的特定关系。」【注五】
当人把「神的至高主权」这个原则应用在政府的事务上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神是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主权，而在人类中间的任何主权都是神恩典的赐予。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包含永恒的原则，任何时候都足以规范世上万族万民，放诸四海万代皆准。罗马书十三章1-7节宣告国家是神所设立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不过虽然加尔文主义觉得民主共和政体比较好，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有哪种政府是神为任何时代、任何人设立的；事实上，没有一种政体可以宣称「放诸四海万代皆准」，无论是民主政体、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都没有资格说它自己是神所设立，唯一合神心意的政体。米特尔说：「谈到政府体制，无论是民主政体、君主政体，还是别的政体，治理者都当应该把自己当成是神的代表，按照神的律法治理政务。这基本原则也同时让他的人民有最高的动机要维护律法与秩序。人民是为了神的缘故，才顺服在上的掌权者，不管谁在上掌权都一样，所以加尔文主义有助於产生一个极稳定的政府。」
「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我们承认神有至高主权，所以我们只要善用这个原则，也可以使它成为有力的依据，让人民有反对暴政的自由；只要掌权者忽视神的旨意，践踏被统治者的权利，成了暴君，人民就有权力拒绝顺服，也有责任拒绝顺服，因为他更要对神这位最高的掌权者负责；如果有必要，人民甚至还要藉著人推翻暴政，以保障被统治者的权利，这个人可能权柄不如掌权者，但是只要他是神拣选的，那就够了。」【注六】
关於加尔文主义对政府与统治者的观念，孟斯马有段话说得很清楚：
政府是神所设立的，而且是神藉著人民设立的，统治者无论是皇帝或是总统，他本身并没有任何权力，他拥有的权力，施行的主权，都是从上面来的，那里才是一切权力的来源。他有的不是「权势」（might），而是暗含著责任的「权利」（right），而且这权利源自那永恒的公义。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尊重政府的法律与规条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假如加尔文主义者根据他的信仰看出政府背後有神，他就会在神面前俯伏，献上最深的崇敬。但是政府如果只是一群人在把持，只是为了满足大众的一些世俗的愿望，那么加尔文主义者就会本著他爱好自由的精神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真加尔文主义者会那么深爱自由，甚至狂爱自由的基本原因了；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要这么热爱自由，才能算是真加尔文主义者。这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政府是神的仆人，这表示每一个政府官员也是人，既然身为人，便与受他统治的人都是立足点平等，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理由……。这也正是加尔文主义者比较喜欢民主共和体制的理由，因为其他任何形式的政体都比不上民主共和体制那么清楚表现「神的至高主权」、「政府的权力并非自有，而是另有源头」、「人如果撇开一切其他因素，只看他是一个人，那么每个人就彼此平等」等概念。【注七】
加尔文主义高举一位拥有至高主权的神，使一切别的统治者低伏在他可畏的威严面前。在一群「把一切主权都归给神」的人中间，君权神授说和教皇无谬说*是不能持久的。不过尽管加尔文主义无限高举神，认为神是掌管天地的全能主，并且使每个人都在他面前低伏，但是加尔文主义也提升个人的尊严，并且教导「每个人如果撇开一切其他因素，只看他是一个人，那么每个人就彼此平等」。加尔文主义者敬畏神；而且他既然敬畏神，就不怕任何人。他既然知道神以永恒的旨意拣选他，并且使他注定得享天国荣耀，他里面就会有一些东西，这东西会使他崇拜人的情感渐渐消退，地上一切的光华灿烂失其颜色。
如果一个贵族按著家谱寻根，找出几代之前的先祖是某位大人物，就以此夸耀，那么加尔文主义者会更自豪地直达天庭，进入一个肉眼不能看见的地方，从生命册上找出自己最高贵的公民权，是万王之王在万古之先命定的。他们按著血统也是贵族，而且是天国的贵族，他们流的血液也比世上任何一种血更高贵，因为他们是神的众子，神的祭司，与基督同为後嗣，作君王与祭司归给神；他们能有这样的地位，都是因为神膏抹他们，使他们成圣*。他们只要有「神有至高主权」这真理在心中，就成为硬汉。改革宗信仰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教导每个人明白他自己有何等大的权利。
改革宗信仰本身就很容易倾向民主与共和政体，而阿民念主义很明显有贵族阶级的趋势，二者对比鲜明。在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无论是长老区会*（Presbytery）、大会*（Synod）、总会*，在开会投票的时候，长老和牧师的权利完全一样；但是在阿民念主义教会，权力多半是在牧师手中，平信徒很少有实权。圣公会强调「主教治会」，阿民念主义与罗马天主教（实际上就是阿民念主义）在君主政体的国家兴旺，但是加尔文主义在那里倍感束缚。反过来看，罗马天主教在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格外衰微，但是加尔文主义在那里却如鱼得水。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教会行政走贵族路线，那么政府体制就倾向君主路线，如果教会行政走共和路线，那么政府体制就倾向民主路线。马飞治说：「阿民念主义不利於政治自由，加尔文主义不利於独裁专制。过去的独裁统治者很快就看出这点，而他们既然主张君权神授，所以就害怕加尔文主义，好像害怕民主共和体制一样。」【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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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JohnFiske,BeginningsofNewEngland,p.58.
【注二】Buckle,HistoryofCivilization,I.p.669.
【注三】deTocqueville,Democracy,I.p.384.
【注四】JohnFiske,BeginningsofNewEngland,p.59.
【注五】JamesStephen,LecturesontheHistoryofFrance,p.415.
【注六】H.H.Meeter,TheFundamentalPrinciplesofCalvinism,p.92.
【注七】J.C.Monsma,WhatCalvinismHasDoneForAmerica,p.6.
【注八】Me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21.
九、加尔文主义与教育
历史很清楚又为加尔文主义作见证，显示加尔文主义与教育关系密切。加尔文主义无论到哪里，都创办学校，给大众教育注入一股强心针。加尔文主义以信徒心智成熟为前提，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加尔文主义的存在就与人们的教育密不可分，信徒必须心智成熟，加尔文主义才会发挥出它的效果。一个人如果要充分掌握加尔文主义每一项内容，整理出它蕴含的一切丰富，就必须在心智上有所锻练才行。加尔文主义对人的悟性提出最强的要求，人必须提升他的悟性，才能领悟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也坚决主张爱神不但要尽心，也要尽「意」，这「意」就是指「心智」或「悟性」。
加尔文主张「真信心必须是有理智的信心」，而经验告诉我们，「有敬虔而无知识」到头来会和「有知识而不敬虔」一样危险。加尔文清楚看出，人能否接受他的教义，传扬他的教义，不但台上的讲员是关键，台下的听众也是关键，两者都要受训练。加尔文把他日内瓦的成就归功於学院的设立，数以千计的学生从欧洲大陆和英国流亡到日内瓦，在加尔文门下受教，学成後就把他的教义带往基督教世界的各个角落。约翰．诺克斯*从日内瓦回英国时，深信致力於教育工作，使教育普及，就是构筑抗议宗最坚强的堡垒，奠定国家最实在的根基。有古话说：「罗马天主教所到之处有神父，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有教师」，我们只要考查事实，便知此言不虚。加尔文主义认为头脑比钱财更重要，这种好学精神在英国、美国、荷兰、苏格兰等国产生钜大的影响，无数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家庭即使勒紧裤带也要让子女受教育。
喀莱尔*的名言：「对我来说，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求学，却不学无术而死，实在是一大悲剧」，一语道破加尔文主义的核心。凡是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都鼓励寻求知识，增长学问，所以训练出一批强有力的思想家。加尔文主义者不把力气花在盖大教堂，却努力在各阶层兴办学校。当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誓约派、荷兰和德国的改革宗信徒来到美国时，不但把圣经及〈西敏信条〉带来，也把学校一同带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加尔文主义
「从不害怕怀疑论的挑战，只要她的学堂旁有教堂，
也不害怕顽固者的对抗，只要她的教堂旁有学堂。」
美国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学府，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当初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的，要让学校成为宣扬加尔文主义的重镇，不但要让学生打下健全的神学基础，也要让他们熟悉其他各门学问。哈佛创校於1636年，主要是为了训练传道人，第一批毕业生有半数以上进入教会服事。耶鲁曾经被称作「美国大学之母」，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严谨的清教徒学校。普林斯顿是苏格兰的长老会办的，以彻底的加尔文主义为基础。
历史学家班克鲁说：「我们以公立学校为荣，而加尔文是公立学校之父，自由教育制度是加尔文想出来的」【注一】。他又说：「加尔文主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会想办法启发当地民众的心智，在每个教区都兴办学校。」【注二】史密斯说：「多亏日内瓦的加尔文带起这股风潮，才有我们引以自豪的公立学校制度。这股风潮从苏格兰、荷兰兴起，一直涌到美国；美国在建国的头两百年间，每一所包括神学院、大学、公立学校在内的各级学校，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并维持的。」【注三】论到加尔文主义与教育的关系，加尔文神学院（CalvinCollege）的米特尔教授有两段话说得很好：
科学与艺术乃是神赐给人类的普通恩典，人类应当谨慎对待，善加运用，尽力发展。我们认为大自然是神手中的工作，具体表现出神的理念，纯自然的事物也可以反映出神的各种属性。一切科学都有统一的理念，神也在这理念之中，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计划的的彰显。不过加尔文主义者重视教育，除了上述理论性的考量之外，还有非常实际的考量，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但办初级教育，也办高等教育，以致学校随著教会如雨後春笋般兴起，堪称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这实际的考量与他们的宗教关系密切。
罗马天主教不关心他们信徒的教育工作，对他们并无大碍，因为处理教会行政与教义的是神父，不是平信徒，所以没有训练信徒大众的必要。至於得救的事，一般的天主教教友只要在教会里，教会的信仰就自然而然成为他的信仰，他本人搞不搞得清楚都没关系，他不必条理分明地交代他的信仰。在整个礼拜过程中，主要的施恩管道是圣礼，讲道不是那么必要。而这圣礼的执行是「靠施行者生效」，所以信徒也不太需要运用悟性。
但是对加尔文主义者说来，情况刚好相反。教会行政是在长老与平信徒手中，他们必须决定教会的政策与教义上的重要事项。再者，平信徒自己有很大的责任要作成自己的救恩，没有神父介於他与神之间，他也不能以「教会的信仰就是自己的信仰」的概念为满足。他必须读他自己的圣经，明白他自己的信条。即使信义宗对教育一般信徒也不像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教会那样有急迫感。信义宗固然也把作成救恩的重责大任交给每个人，但是平信徒在信义宗是不能参与教义讨论的。这样看来，加尔文主义者势必要热心支持教育；如果加尔文主义者既认为神在科学领域掌权，加尔文主义又需要教育普及才能存立，那么加尔文主义者用最急切的语气强调学问的重要，也就不足为奇了。教育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乃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注四】
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训练教牧人员向来采取很高的标准，这项传统很值得注意。尽管许多其他教会按立牧师与宣教士後就让他们传道，而没有让他们接受太多训练，但是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坚持如果有人想当牧师，一个条件是必须大学毕业，而且还要在一位被认可的神学教授监督下最少研究二年【注五】，所以许多这样训练出来的牧师都有能力牧养大教会。这种作法当然会使他们的牧师数目比较少，但是他们的牧师也因此装备更充实，服事更有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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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Bancroft,Miscellanies,p.406.
【注二】Bancroft,Hist.ofU.S.,II.,p.463.
【注三】E.W.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48.
【注四】H.Meeter,TheFundamentalPrincipleofCalvinism,p.96-99.
【注五】《治会规则》（FormofGovernment）,Ch.XIV,sec.III&VI
第六篇 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发展 第廿九章 加尔文约翰（John Calvin） 加尔文1509年七月十日生於法国诺阳（Noyon），这是一个主教城，离巴黎东北约七十哩。他父亲的性格相当刚直严厉，担任诺阳主教的助理，与当时的社会名流过往甚密。他母亲则以美貌与敬虔闻名，但是加尔文年轻时她便去世了。加尔文在1528年至1533年间连续在奥尔良（Orleans）大学、部记（Bourges）大学、巴黎大学这三所著名学府念书，受的是当时法国最好的教育。他父亲打算栽培他从事法律，因为这行业通常能让人名利双收。但是年轻的加尔文不觉得有特别的呼召进入法律界，便转攻神学，发觉他的天赋和兴趣正适合他在神学的领域效力。一般人对加尔文的描写是害羞，不喜交际，工作极勤奋而规律，责任感极重；这使他作起事来格外带劲，又特别敬虔。
加尔文很早就显出一种特别的悟性，论证清晰而具说服力，又善於逻辑分析。由於他勤奋过人，所以心中蕴藏了丰富的知识，但是也使他的健康受损。他进步如此神速，以致有时受邀上台报告，他的同学也都把他当成是老师。那时加尔文仍是性格纯良的天主教徒，正预备作一个人文学家、律师，或神职人员，前程似锦，却忽然转为抗议宗，把他的一生投给这艰难的教门，一生受逼迫。
他转向抗议宗之後，不到一年就成为巴黎的福音派领袖。这原本不是他的本意，甚至违背他的本意，但是他知识之渊博，谈吐之认真，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仍然暂时留在天主教，希望在体制内改革，不要在体制外革命。沙夫提醒我们，「每位改教领袖都是在天主教出生、受洗、坚信（confirm）、受教，又被天主教赶出来的；就好像每位使徒都是在会堂里受割礼、受训练，又被赶出会堂一样。」【注一】
加尔文刚成为改教领袖，热情与诚挚就遇到了考验，以致必须逃离巴黎，亡命他乡。教会历史学家沙夫对这段过程记载如下：「加尔文有位朋友尼可拉．科普*（NicholasCop），是世居瑞士巴塞尔（Basel）的著名御医威廉．科普（WilliamCop）之子。尼可拉．科普於1533年十月十日被选为巴黎大学校长，照例要在那年的万圣节十一月一日於马斯林（Mathurins）教会当众发表就职演说。他请加尔文为这次演说撰稿，结果加尔文根据新约圣经为宗教改革请命，并且大胆攻击当时天主教经院派神学家，把他们说成是一群不明白福音的辩士……。巴黎大学的所尔波恩（Sorbonne）神学院与议会都认为这是对罗马教会宣战的檄文，所以定罪这篇讲稿，下令焚毁，并且明令如果有人捉到尼可拉．科普，不论生死皆赏三百银币。科普闻讯便马上投奔巴塞尔的亲戚。至於真正引发这波逼迫的加尔文，据说是以床单当绳子，从楼上的窗户缒到地上，装成园丁逃出巴黎，肩上还背著锄头，房间则被搜得不留一书一纸。从1534年十一月十日到1535年五月五日，有廿四位无辜的抗议宗信徒活活被焚於街市……，许多人被罚，下监，拷打，也有许多人逃往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其中便有加尔文与帝勒特（DuTillet）。加尔文亡命於法国南部、瑞士、义大利达三年之久，以化名游行传道，直到了日内瓦才定居下来。」【注二】
1536年五月，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初版问世了；之後没多久，加尔文与帝勒特便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文艺复兴发祥地义大利（也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在《基督教要义》出版之前就到义大利了）。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一段时间，後来异教裁判所开始镇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两只他们眼中的毒蛇，他们就离开义大利，迂回而行，可能是取道亚索他（Asota），翻越圣大伯纳多（GreatSt.Bernard）山口，来到了瑞士。他曾经从巴塞尔回故乡诺阳城，把家里的事作个了结，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那时他同弟弟安东尼（Antonie）、妹妹玛莉（Marie）永别了法国，希望能在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定居，作一个安静的学者，一生写作。从法国到瑞士，原本走洛林（Lorrain）这条路最直接，但是当时因为查理五世正和法兰西一世打仗，洛林这条路走不通，只得迂回而行，途中经过日内瓦。
加尔文本来只打算在日内瓦住一个晚上，但是神另有安排。日内瓦改教领袖法惹勒（Farel）体认到当时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到了存亡的关键，他知道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便直觉认定加尔文必能完成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拯救日内瓦脱离天主教的势力。沙夫曾经详述加尔文与法惹勒见面的情形如下：「法惹勒立刻拜访加尔文，好像从神领了圣旨一样，坚持要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加尔文以年幼、无经验、还要进修、生性害羞、内向、不适公众活动为由婉拒，但是这些理由都没用。法惹勒『心中异常火热，一心传扬福音』，威胁加尔文如果选择自己的兴趣，弃上主事功不顾，就必受全能神咒诅。这位福音勇士大无畏的精神撼动了加尔文，使他战兢不已，觉得『犹如神在高天之上向他伸手』。加尔文最後降服，受任作日内瓦福音派教会的牧师与教师。」【注三】
加尔文比路德与慈运理小二十五岁，所以能在他们立好的根基上建造，这是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加尔文公开服事的头十年正是路德生涯中的最後十年，但是二人从未见过面。不过加尔文与墨兰顿私交甚笃，直到死前彼此仍有书信往来。
当加尔文在改教运动初露头角的时候，世人还无法确定路德倒底会成为一个大大成功的英雄，还是会成为一个大大失败的叛徒。路德已经把新观念提出来了，而加尔文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新观念整理成一个体系，好让这宝贵的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抗议宗运动缺乏一致性，本来差点要沦为教义的争论，并且会愈陷愈深，所幸日内瓦的改教领袖加尔文给它注入一股新动力，才使它免於下陷的命运。当时罗马天主教会上下一心，强势运作，不择手段，力求扑灭这从个北方兴起的各个抗议宗团体，慈运理见此危机，尝试联合所有抗议宗信徒抵挡公敌。他在马尔堡*（Marburg）先是流泪恳请，接著不顾他与路德对「圣餐中基督怎样与会众同在」的歧见，向路德伸手表示彼此相合为一，但是路德受制於狭隘的教义，表示他的良心不容许他这样作，拒绝了慈运理的请求。
加尔文在瑞士工作，也有很多机会看到罗马天主教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认为抗议宗教会必须团结，并且为这样的事奔走。他曾经写信给英国的克蓝麦*（Cranmer）说：「我渴望基督的肢体有一个神圣的相通*（communion）；至於我，如果有我能效劳之处，我很乐意为此效力，即使远渡重洋也在所不惜。」加尔文的著作，书信，门生发挥的影响力之大，世界各国均有强烈的感受；如果说加尔文对抗议宗运动有救亡图存之功，也不算夸大。
之後三十年间，加尔文一心一意推动宗教改革，全神贯注，别无旁骛。李德（Reed）说：「加尔文为宗教改革鞠躬尽瘁，奋战不懈，坚忍不拔，随时准备以身相殉。他真的将生命中每一滴脂油投入其中，毫不犹豫，毫不吝惜。加尔文献身於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其专注、其坚毅、其舍己，翻遍历史也找不到第二人。」【注四】
加尔文是一位忠心、刚毅、不朽的人物，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的仆人恐怕没有人像他既深得人爱戴、敬佩、称赞、祝福，又深受人憎恨、厌恶、羞辱、咒诅。他生在论战激烈的时代，又站在西欧改教运动的高台，众目所视，各方攻击如林雨而来。宗教与宗派感情原本就是人类感情中最深刻，最强烈的，而人还活在世上，天性里有善也有恶，所以世人这样对待加尔文的教导与著作，也实在不足为奇。
加尔文年仅廿六岁便以拉丁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初版的内容是他思想体系重点的纲要。加尔文年纪轻轻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显示他的心智早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本书後来经过增订，篇幅达初版时的五倍，并且以法文出版；内容虽然有修订，但是没有一处偏离初版时提出的教义。这本书一出版，就独占螯头，公认是一本最能表达抗议宗主张，捍卫抗议宗理念的著作。其他书只是片面论述改教运动，这本书则是通盘讨论，一以贯之。李德说：
这本书是神所给宗教改革的一份礼物，价值难以言喻，抗议宗与天主教一同见证其价值，前者以最大的热诚迎之，後者以最毒的咒骂诅之。在巴黎和一些其他地方，巴黎大学的所尔波恩神学院下令焚烧这本书；在别的地方，它也引来最猛烈的口诛笔伐。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雷孟德（FlorimonddeRaemond）称之为「可兰经，异端的法典，使我们堕落的主因」，另外一位罗马天主教徒肯巴修特（Kampachulte）说：「这本书是教会的敌人共用的军械库，他们都从其中取得最精锐的武器」，又说：「宗教改革时期没有一本书像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一样，罗马天主教对它既惊恐害怕，全力抵挡，又严严搜寻。」从《基督教要义》一版紧接一版印行，就可以看出它多么受欢迎了。欧洲各个主要国家都有它的译本，改革宗教会都用它作训练与教导的材料，制定信条时也参考引用它。【注五】
华腓德说：「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很多，而且每一项贡献都很有份量，其中最大的贡献无疑就是他善用神的恩赐，使我们的信仰体系焕然一新，他的天份带来一股新的的活力，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新的生机。」【注六】
这本《基督教要义》一出版，就立刻受到抗议宗信徒的激赏与赞誉，认为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护卫基督教教义最清晰有力、最合逻辑、最具说服力的一本书。沙夫对这个现象有段描述说得好：「加尔文写这本《基督教要义》，原则上是为了有系统地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意义，但是也特别著眼於为福音派信仰辩解；这既是一本护教的书，也是一本实用的书，为了要保护抗议宗信徒，尤其是保护法国的抗议宗信徒，帮助他们抵挡当时来自各方的逼迫与毁谤」【注七】。整本书散发出强烈而真挚的感情，勇敢而严谨的论证，使人不得不承认，圣经确实是规范理性与传统的最高权威。这本书公认为十六世纪最伟大的一本书，加尔文主义也因此得以大规模传播。黎秋*（AlbrechtRitschl）称之为「抗议宗的神学杰作」。华腓德博士说：「三世纪半之後，本书仍然毫无疑问是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教义著作」；他还说：「这本书光从文学角度来看，就足以在同类书中称为顶尖巨著；一个人如果有心要认识世界文学杰作，就必须熟悉这本书的内容。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在神学著作的地位，就好像希腊文学的修西狄第（Thucydides）、十八世纪英国历史界的吉朋*（Gibbon）、哲学家中的柏拉图、史诗中的伊利亚德（Iliad）、戏剧家中的莎士比亚一样」【注八】。这本书使罗马天主教惊惶狼狈，使抗议宗大大团结，显明加尔文是抗议宗主义最有力的辩护者，罗马天主教最可畏的对手。这本书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几乎是空前的，各大学甚至用它作教科书，出版之後马上就被翻译成九种不同的欧洲语言。这本书近年来未受重视，主要是因为大部份的史书对它的介绍太少了。
《基督教要义》出版几个礼拜之後，德国改教领袖中的第三号人物布瑟*写信给加尔文说：「显然主已经拣选你为他的器皿，要将最完满丰富的祝福赐给他的教会。」路德没有系统神学的著作；他的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是议题分散，而且许多只是针对当代的问题。福音派信仰需要有人作有系统的介绍，而这工作留给了加尔文。
加尔文虽然才华横溢，但是首要的工作还是神学。人很自然就把加尔文与奥古斯丁并列，认为他们是使徒保罗以来两位最伟大的基督教信仰体系阐释者。墨兰顿本身即是信义宗的「神学王子」，他称路德为「德国导师」，称加尔文为「那位正宗的神学家」。
如果有人觉得《基督教要义》用字过於严厉，那么他应该知道，用字严厉是那个时代神学争论的特徵与弱点。加尔文处在一个好辩的时代，抗议宗信徒正与罗马天主教展开一场殊死战，有太多的事会激动人，使人失去耐心，而且都不是小事。不过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路德为了与主张意志自由的伊拉斯墨*（Erasmus）辩论而写的《意志的枷锁》，就会发现加尔文的用字和路德相比，还算是温和的哩！何况讲到文字严厉，当时恐怕没有任何抗议宗信徒的著作能和罗马天主教针对抗议宗信徒所颁布的赶逐谕令和咒诅谕令相比。
除了《基督教要义》以外，加尔文也写了几乎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注释书，这套《加尔文圣经注释》翻译成英文共有五十五大册，再加上他的其它著作，总数之多令人乍舌，品质精良，无与伦比。《加尔文圣经注释》不但刚出版就被人认为是极优秀的一套圣经注释书，就是几百年後的今天，还是常常被最权威的圣经学者引用，这是其它老一辈的圣经注释书比不上的。加尔文毫无疑问是宗教改革时期最伟大的圣经注释家。路德是当时圣经翻译的第一把交椅，加尔文则是当时圣经注释的第一把交椅。
如果我们要评估《加尔文圣经注释》的真正价值，还有一件事不可忽略，就是加尔文用的解经原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李德说：「加尔文开风气之先，不用沿袭已久的寓意解经。说到寓意解经，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就盛行一时，教会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从俄利根（Origen）到路德也都认同，但是寓意解经至终使圣经沦为任人摆布的工具；人如果没有活泼的想像力，也无法踏入寓意解经的大门」【注九】。加尔文的解经严守分际，不逾越圣经作者的精意与字句，又假设圣经作者只有一个明确的思想，而且是用自然的日常用语来表达。他毫不留情地揭穿罗马天主教错谬的教义，腐败的规矩。他的著作鼓舞人心，使改教志士在这场争战中有了克敌致胜的武器。加尔文确保宗教改革的成果，使改教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甚至使它更上层楼，影响之大，笔墨难以形容。
加尔文是研究教父和经院（scholastic）哲学的专家。他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精通拉丁文和法文，对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也相当了解。《加尔文圣经注释》最早出版时就有拉丁文和法文两种版本，解释详尽，立论公正，下笔坦诚，研判经文意义也力求平衡，避免极端，这都是这套注释书的独特之处。此外，法文在当时还是一种不成熟的语言，而加尔文的著作使法文有了固定的形式，而路德在翻译德文圣经的过程中也塑造了近代德文的风貌，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一个人的见证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那就是与加尔文主义唱反调的阿民念。他的见证显然有其特别的价值，他说：「我鼓励我的学生除了研究圣经外，还要查考《加尔文圣经注释》。赫尔墨克（Helmick，荷兰神学家）推崇《加尔文圣经注释》，我比他更加推崇，因为我敢断言，没有另外一本圣经注释书能比得上它。从古教父到现在，教会的前辈先贤留下许多好书给我们，但是这套注释书值得我们更加重视。我承认他有独特的先知恩赐，很少人比得上他，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比得上他。」【注十】
加尔文还与抗议宗教会的领袖、王公、贵族有许多书信往来，这就使他的思想更加广传。这些书信还有三百多封保存至今，内容都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他对复杂的教会问题与神学问题发表看法，反覆铺陈，气度恢弘。这样一来，加尔文就也引导了全欧洲宗教改革的方向，影响非常深远。
加尔文定居日内瓦二年之後，想和法惹勒推行一套相当严格的纪律，但是因为这套纪律太过严格，受到很大的反对，以致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日内瓦。加尔文来到德国西南部的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受到布瑟*和德国改教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在那里安静地过了三年，从事教学、牧会、写作的工作，劳心劳力，都有明显的成效，也与信义宗主义有直接的接触。加尔文极欣赏信义宗的领袖，也觉得和信义宗的理念很近，不过对信义宗缺乏纪律，神职人员依附世上君王的印象不太好。从他的书信与各种著作可以看出，他後来非常热切地跟随德国改教的步调。当加尔文不在日内瓦的这段期间，事态日趋严重，甚至宗教改革的成果看起来好像岌岌可危，於是有人极力敦请加尔文回日内瓦。经过多次多方的恳请，加尔文终於答应，重拾他离开日内瓦之前的工作。从此以後，日内瓦湖畔的日内瓦城就成了加尔文的家，改革宗教会也从日内瓦传到全欧洲和美国。瑞士对全世界教会与国家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它面积所占的比例。
加尔文对日内瓦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如果不存偏见，光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加尔文主义转化人心的力量。杰出的教会历史家沙夫：「日内瓦人无忧无虑、成天快活，喜欢在街市玩耍、跳舞、歌唱、化妆、荒宴，城内充满各种粗鲁、赌博、醉酒、淫乱、亵渎等类的恶事。娼妓是市政府许可的行业，老鸨备受推崇。老百姓普遍无知，神父不尽心教导，反而立下坏榜样。」我们只要研究当时的历史就知道，在加尔文去日内瓦的前夕，日内瓦的神职人员从修士到主教都还在犯罪，而且这些罪在今天都是可以判死刑的大罪。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的结果，使日内瓦一扫往日的臭名，反倒以市容恬静，居民有序著称。当时来加尔文门下受教的人数以千计，其中有约翰．诺克斯，他说他在日内瓦看到「使徒时代以来，在地上所设立最完全属基督的学校。」
日内瓦经过加尔文的辛勤耕耘，已经成为人们受逼迫时的避难所，又成为改革宗信仰的训练营；全欧洲各国都有人流亡到日内瓦，等他们回国时都已经接受清楚的教导，完全明了宗教改革的原则，於是日内瓦成为改教的中心，在灵命上散发能力，在悟性上施行教导，引导邻近各国宗教改革的方向，塑造他们宗教改革的风貌。斑克鲁说：「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比梭伦（Solon）更真实。他比莱克尔古（Lycurgus）更舍己，他的精神也为日内瓦的各种制度注入一股持久的影响力，使它成为人民自由的坚固堡垒，民主制度的丰沃苗床，以迎接现代世界的来到。」【注十一】
加尔文对日内瓦的影响之大，还有一封天主教徒狄撒尔斯（deSales）写给萨伏衣（Savoy）公爵的信函为证。他在这封信里说日内瓦是罗马天主教眼中异端的首都，应该要镇压。他说
所有的异端都以日内瓦为他们宗教的避难所……。全欧洲再没有别的城市比它更方便鼓励异端滋生了；它是法国、义大利、德国的门户，那里各国的人都有，例如义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更远的国家。此外，大家都知道它是培养牧师的地方，光是去年一年，就训练出二十名牧师给法国，甚至还提供牧师给英国；此外，它庞大的印刷设备使邪书泛滥全世界，甚且用公费印刷，这一切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一切大举对抗教宗和枢机主教的阴谋都是在日内瓦发起的，全欧洲也没有别的城市像它这么广纳各阶层的背道者，其中包括修会内的圣职人员，也包括修会外的圣职人员。所以我的结论是：毁掉日内瓦，异端就会消失。【注十二】
还有一个见证来自抗议宗的死敌，就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他曾经写信给法王说：「这城（日内瓦）是法兰西一切灾难的根源，罗马最可怕的仇敌；我随时都准备好了，要加入消灭日内瓦的行列，全力以赴。」当亚尔伐公爵率领军队经过日内瓦的时候，教宗庇乌（Pius）五世甚至请他改变原定路线，转攻日内瓦，要他「捣毁那恶魔与背道者的巢穴」。
著名的日内瓦学院（academyofGeneva）创立於1558年，连加尔文在内共有十位教授，每位都才思敏捷，勇於任事，课程包括文法、逻辑、数学、物理、音乐、古语文。学院办学成效卓著，头一年就有九百多名学生注册，大部分都是从欧洲各国来日内瓦避难的，而另外差不多还有九百多名学生专门来上加尔文的神学课程。他们都准备一旦学成回国，就按照日内瓦的模式传福音、教导信徒、建立教会。二百年来，日内瓦学院一直是改革宗神学的主要学府和出版重镇。
加尔文是第一个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的改教领袖，这是加尔文提出的另一个极宝贵的原则。宗教改革在德国是由君王决定的，在瑞士是由人民决定的，不过无论是德国或是瑞士，统治者与大部分人民的看法都相去不远，所以两地的宗教改革并没有重大差异，只是瑞士的改教领袖住在民主共和体制的日内瓦，便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发展出一个自由的教会，而路德与墨兰顿生来崇敬君主制度和德意志帝国，便教导信徒在政治上要顺服政府，教会也就因此受政治权柄的管辖了。
加尔文於1564年过世，享年五十五岁，可谓英年早逝，他的工作由他的密友伯撒*（Beza）接续。伯撒描述加尔文之死为「寿终正寝」。他说：「正当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位最灿烂的星辰，教会的灯台，就被接回天家了。当夜加尔文与世长辞，隔日举市哀恸，因为政府失去了最智慧的公民，教会失去了最忠实的牧者，学院失去了最卓越的教师。」
哈克奈斯（Harkness）教授在一本他的近著中说：「加尔文一生清贫，室无华饰，衣装朴素，人有急难便慷慨解囊，却很少花钱为自己打点，有一次日内瓦议会送他一件大衣，一方面表示对他的敬意，一方面也让他可以御寒过冬。这份礼物加尔文欣然接受，但是另外有几次教会要提供他金钱援助，他则不受，也谢绝微薄薪金之外的任何馈赠。他在最後那场病中，教会想要替他付医药费，但是被他拒绝。他的理由是他既然已经不能工作，连领薪水都觉得很勉强了，更不能接受教会这样的好意。他过世之後，属灵的遗产价值连城，无法估算，属世的遗产却只在一千五百元到二千元之间。」【注十三】
沙夫说：「世上有一种人，只能让人尊敬景仰，却不能让人喜欢；加尔文就是这种人。他不容许人和他过分亲近，过份熟识，但是人和他深交之後，就会长进。人愈认识他，就愈敬仰尊崇他。」沙夫论到加尔文的死是这样说的：「加尔文明白表示他的葬礼严禁虚荣，坟墓也不立碑。他希望比照摩西下葬的方式，好使他日後绝对不可能成为偶像，这正与他『降卑人，高举神』的神学相合」【注十四】。今天甚至在日内瓦都没有人知道加尔文的墓地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刻有J.C.(就是约翰．加尔文的缩写)的简单石碑，用满足游客的好奇。坟墓也不立碑是加尔文自己的请求，不过正如毛里斯（S.L.Morris）说的，加尔文真正的纪念碑是「世上每个民主共和国，世界各国的公共学校制度，和『全世界持守长老会思想体系的改革宗教会』。」
哈克奈斯有时下笔对加尔文并不友善，不过他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有许多人只看到加尔文面容严肃，却忽略了他向教会许多会友都表现温柔，而且几乎是女性的温柔。他与忧伤的人同悲，与喜乐的人同乐；他写信给那些因家人过世哀伤的人，有些信显示他非常柔细地体会对方的心情，堪称同类作品中的杰作。有时候别人家有喜事，或是有婴孩诞生，他也不会冷冰冰地不闻不问，而是相当热情地关切。他虽然常常有大事要办，却也不忘在街头停下来，拍拍小学生肩膀，说些鼓励的话。反对他的人称他为教皇、国王、加尔夫（caliph，译注：回教国王），但是他的朋友只把他当成弟兄、亲爱的领袖」【注十五】。在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马上就要来拜访你，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大笑一场。」
现在我们必须谈一件发生在加尔文身上的事；这件事对他的美名或多或少是个阴影，也使他被扣上不宽容、迫害人的罪名。这就是瑟维特*（Servetus）事件。有一位瑟维特死於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期间。这件事作错了，这是每个人都承认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毫无瑕疵，就是罪人的救主，其余的人都有软弱的记号，使人绝对不至於成为别人的偶像。
不过一般人在这件事上对加尔文的批评常常过份严厉，好像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加尔文一个人身上似的。事实上瑟维特是经过法院两个月以上的审理，并且由全体市议会判决，才被烧死的。这都是按照当时全体基督教界公认的法律执行的，而且加尔文根本没有极力主张动用严刑，反倒是极力建议行刑时用刀剑即可，不要动用火刑，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我们不应该只用我们二十世纪的高标准来严加批判加尔文和他当时的人，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以他们十六世纪的背景来看这件事。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宽容、宗教宽容、监狱改革，废止奴隶制度、禁止贩奴、废除封建制度，禁施火刑於女巫、改善穷人生活条件等进步现象，这都是基督教後来才提倡的；这些教导经过一段时日才出现，也更显出这些教导的真实。当时一般人提出不宽容的主张，甚至表现出不宽容的作法，我们今天来看是错谬，不过这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普遍的错谬。平心而论，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怀疑他们的性格与动机，更不应该因此对他们的教义存有成见，以致当他们讨论那些更重要的问题时，我们也都充耳不闻。
那时抗议宗信徒刚刚挣脱罗马天主教的辖制，常在险恶的环境中力求自保，难免被迫用不宽容抵抗不宽容。在十六、七世纪，全欧洲不分君王百姓，都一致公认护卫正统，惩罚异端不但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甚至主张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将顽固的异端份子或亵渎份子处死，才能确保社会大众不受他们危害。抗议宗信徒与天主教主要的差别只是对异端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处罚异端份子比天主教温和许多。异端在当时是干犯全体社会的罪，有时候甚至比杀人罪更严重，因为杀人者只杀人的身体，而异端份子却灭人的灵魂。今天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大多数信徒判断真理或误谬的尺度太宽松了，有时候甚至根本漠不关心。到了十八世纪，不宽容的精神才逐渐式微，英国与荷兰的抗议宗率先倡导人民应该有更多政治自由与信仰自由，美国的宪法更将这样的理论付诸实现，使基督教所有宗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证他们享有相同的权利。
当时每一位改教领袖都完全认同加尔文处理瑟维特事件的整个过程。信义宗的神学领袖墨兰顿完全支持加尔文与日内瓦议会的处置，甚至引为模范。瑟维特死後约一年，墨兰顿写信给加尔文说：「我已经读了你清楚驳斥瑟维特的书，瑟维特的亵渎真是可怕……。教会不但现在要感谢你，就是千秋万代之後还是要感谢你。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也肯定日内瓦市府当局经过正式审理程序惩罚这亵渎者的作法。这件事作得对。」德国的改教领袖布瑟、慈运理的密友与工作继承人布灵格*、日内瓦的法惹勒、伯撒都支持加尔文。路德与慈运理那时已经过世了，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如果在世，是否会同意瑟维特被处火刑，不过路德与威丁堡*（Wittenberg）的神学家们都曾经批准几位德国重洗派*（Anabaptist）的死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危险的异端。他们还补充说明，表示这样刑罚他们固然残忍，但是如果纵容他们咒骂神话语的职事，毁灭地上的国家，那就更残忍了。瑞士曾经有六名重洗派被处死刑，当时慈运理也没有表示反对。几百年来大家对这事的看法有很大的转变：十六世纪最优秀的人物都完全认同瑟维特事件的处理方式，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却刚好相反。
前面提过，那时罗马天主教岂止不宽容抗议宗信徒，简直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逼迫抗议宗信徒上了，好像不逼迫抗议宗信徒就活不下去似的；抗议宗信徒为求自保，也被迫有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沙夫叙述罗马天主教实际逼迫抗议宗信徒的情形如下：
我们只要来看下面这些事就好：英诺森*（Innocent）三世是有史以来品德最高尚，功绩最丰伟的教宗之一，扑灭亚勒比根斯*（Albigenses）与瓦勒度派*（Waldenses）的谕令却是他批准的；西班牙的异教裁判所甚至把拷打异教徒和异教徒示众游行当成是宗教庆典；荷兰在亚尔伐公爵治下（1567-1573）有五万多名抗议宗信徒被处决；在血腥玛莉皇后治下，司密斯裴尔（Smithfield）一地便有数百名殉道者被烧死；无辜的瓦勒度派在法国和皮德蒙两地一再遭受大举的迫害，以致他们向天呼喊，求神申冤。有人企图为罗马天主教辩解，但是他们一味把责任推给政府是没用的。教宗贵格利（Gregory）十三世不但用赞美颂*（TeDeum）纪念圣巴多罗买日的大屠杀，甚至还故意作纪念章，把『胡格诺派大屠杀事件』说成是神怒气的天使作的，想把这件事弄成一桩足以传扬万代的神迹。」【注十六】
沙夫博士又说：「罗马天主教今天已经没有权力用火与剑逼迫人了，即使有权力这样作，意愿也不高了。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有些高层人士已经清楚表明他们不认同逼迫的原则，这在充分享有宗教自由的美国尤其明显，但是罗马教廷却从来没有正式否认当初罗马天主教逼迫异端所根据的理论；相反的，宗教改革之後仍有几个教宗认可当初逼迫异端所根据的理论……。教宗庇乌九世於1864年的谬说要录*（Syllabus）中清楚定罪许多当时的谬误，其中就包括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而1870年的梵蒂冈谕文不但宣告庇乌九世的正式言论为无谬，而且不顾教宗何挪留一世（HonoriusI）*的先例【译注】，还是宣告庇乌九世所有前後任教宗的正式言论也都无谬」【注十七】。沙夫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如果罗马天主教定罪加尔文，那是因为他们恨他；但是如果罗马天主教在瑟维特事件上定罪加尔文，那可就是定罪加尔文效法他们自己的榜样了。」
瑟维特是西班牙人，反对基督教，不管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抗议宗他都反对。沙夫称他为「狂热不止，冒称改教，实为泛神论，是十六世纪最无耻的异端，甚至亵渎神」【注十八】。沙夫在另外一个地方称瑟维特「自大，桀骜，好争，记仇，喜用不敬言辞，欺瞒，虚伪」，又说瑟维特性喜谩骂，蛮不讲理，罗马天主教与改教领袖都曾经被他糟蹋【注十九】。布灵格说即使撒但自己从地狱里出来，咒骂三位一体神用的亵渎话也比不上这个西班牙人。罗马天主教的白勒色（Bolsec）写过一本关於加尔文的书，里面提到瑟维特是一个「非常桀傲不逊的人」、「荒谬的异端份子」，应该灭绝。
瑟维特是从法国的维安（Vienne）逃到日内瓦的。当瑟维特在日内瓦受审的时候，维安的罗马天主教审判官传来一封信给日内瓦议会，并且附上维安宣判瑟维特死刑的正式文件，请日内瓦议会将瑟维特遣返维安行刑，又表示维安当局已经把这个死刑执行在瑟维特的刍像和著作上了。议会回绝这请求，但是答应秉公处理这个案件。瑟维特本人宁愿在日内瓦受审，因为维安已经把柴堆好了，他回维安必死无疑。维安当局传来这封信，或许会使日内瓦议会更热心维护正统信仰，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这件事上落在罗马天主教後面。
瑟维特去日内瓦之前，曾经多次写信给加尔文，希望博得加尔文的注意。加尔文有段时间曾经详细回信给瑟维特，但是发觉无效後就停笔了。可是瑟维特仍然继续写信给加尔文，而且语气愈来愈傲慢，甚至侮蔑。他认为加尔文是正统抗议宗的教皇，一心一意要让加尔文改变信仰，否则就要把他扳倒。当瑟维特到达日内瓦的时候，正逢反对加尔文的自由派控制市议会。瑟维特表面上加入此党，实际上想藉此把加尔文赶走。加尔文显然察觉到这个危险，并且绝对不容许他在日内瓦散布异端邪说，所以他以除灭这个危险人物为己任，好叫他不能危害大众，又下定决心，如果不能让他改变立场，就要让他受到应得的惩罚。瑟维特马上被捕受审，加尔文主审神学部份，结果瑟维特被判有罪，罪名分别是「在基要真理上是异端」、「虚伪」、「亵渎」。这个审判经过很长的时间，审判过程中瑟维特的胆子愈来愈大，甚至想用各种谩骂压过加尔文的气势【注二十】。这个案子最後送交民事庭，结果裁定瑟维特要处以火刑。加尔文曾经请求议会用刀不用火，但是议会没有采纳，所以瑟维特受火刑的责任最後不在加尔文，而在议会。
陶莫格（E.Doumergue）博士是研究加尔文的专家，他写《约翰．加尔文》（JeanCalvin）一书，毫无疑问是有关加尔文最详尽、最权威的著作。他对瑟维特事件有段话说：「瑟维特到了日内瓦之後，加尔文把他逮捕，并且向法院具名控诉。加尔文确实希望瑟维特被判死刑，但不是火刑。1553年八月廿日加尔文写信给法惹勒说：『我希望瑟维特被定死罪，但是希望能免了他火刑的痛苦』。法惹勒九月八日回信表示『不很赞成加尔文这种心软的态度』，接著又警告加尔文小心，不要『因为希望减缓瑟维特受火刑的残酷，而使你把最大的仇敌当成朋友。我恳请你在这件事上自制，好让以後没有人胆敢发表这种教义，或是以身试法，想和这人一样闯这么大的祸，为害这么久，却还安好无事』。
加尔文并没有因为法惹勒这番话改变想法，但是也没有办法说服法惹勒；十月廿六日加尔文再写信给法惹勒说：『明天就是瑟维特行刑的日子了。我们已经尽全力要求改变行刑的方式了，但是没有成功；至於为什么没有成功，等我们见面再谈。』」【注廿一】
这样看来，加尔文最引人非议的瑟维特被焚事件，其实加尔文自己也相当反对。他不必为此负责，因为他已经尽全力救瑟维特免於火刑了。这火刑架上的柴堆和烟硝使人得著许多指责加尔文的把柄，有的振振有辞，有的根本条理不清，其实如果瑟维特不是受火刑，恐怕就是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无人过问。
陶莫格博士接著说瑟维特事件是「时代的错误，责任不应该特别落在加尔文身上。瑟维特被宣判死刑之前，瑞士众教会都事先被徵询过意见，有些教会和加尔文完全没有交情，但是都投赞成票……。此外，审判结果是议会宣判的，而议会中多数是与加尔文素不和睦的自由派思想家。」【注廿二】
由加尔文日後的书信可以清楚看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为这件事负责。「自从瑟维特被定罪为异端之後，我从来没有对他应该受什么刑罚讲过一句话，这是每一个诚实的人能为我作见证的」【注廿三】。
加尔文在瑟维特被捕之前，和受审之初，都曾经根据「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利廿四16）这条摩西律法，主张瑟维特要被治死。加尔文认为这条律法的效力和十诫相同，也适用於异端；但是他完全让议会决定这个案件应该如何判决。他认为瑟维特是宗教改革的大敌，并且真实相信「政府有权利与责任决定，干犯教会的罪行应该受怎样的惩罚」。加尔文也觉得神呼召他洁净教会，使教会不至被都样人事物玷污而腐化。他直到过世的那一天，都没有改变这样的看法，也不後悔他对瑟维特所作的事。
荷兰的凯波尔博士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神学家，他几年前在美国演讲，其中有段话谈到这件事，值得在此一提：
政府有义务铲除一切伪宗教和偶像崇拜。这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创见，从康斯坦丁大帝开始就有这种观念了。在康斯坦丁大帝之前，罗马皇帝是异教徒，他们逼迫基督徒的作为令人发指，到了康斯坦丁大帝，则反过来铲除异教。从那时候开始，每位罗马天主教神学家都为这种制度辩护，每位信奉基督教的君王也都遵行。在路德与加尔文的时代，一般人都确信遵行这种制度就是奉行真理。当时每位著名神学家，尤其是墨兰顿，都赞同瑟维特被处火刑。从抗议宗的角度来看，信义宗在来比锡（Leipzig）为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克里尔（Kreel）所设的绞刑台，更应该被谴责千万倍才对。
宗教改革时期，成千上万的加尔文主义者走向绞刑台、火刑堆，牺牲殉道（信义宗与天主教的殉道者人数却是寥寥无几），历史对这样的事实好像视而不见，却专挑瑟维特事件的毛病，称之为极恶之罪（crimennefandum），一直用这件事指责加尔文和他的跟随者，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而这种不公平的态度造成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虽然如此，我不但为这火刑感到遗憾，也绝对不认同这种作法；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加尔文主义的特徵，而是加尔文主义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是加尔文主义也没能完全脱离这样的错误。【注廿四】
所以我们如果要公正看待瑟维特事件，就应该考虑十六世纪的背景，也应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第一，其他改教领袖都同意这件事；其次，社会大众普遍痛恨妥协，认为妥协就表示对真理漠不关心，也认为异端份子和亵渎者如果不肯悔改，就应该处死；此外，我们还可以想到罗马天主教也同样判瑟维特火刑、瑟维特的人品和他对加尔文的态度、瑟维特存心到日内瓦找麻烦，而且判决权在民事庭，不是加尔文所能掌控，加尔文也请求用笔较轻的行刑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有许多外在环境使我们可以再斟酌一下我们对加尔文的指责；二、不管怎么说，加尔文是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才作这件事。我们爱从哪个角度看加尔文都可以。克伦威尔在别人为他画肖像时说：「好看的、不好看的，全都画进来吧！」，我们如果要给加尔文画肖像，也应该这样；而正如沙夫说的：「加尔文和人熟识之後，给人的感觉就好多了」。加尔文毫无疑问是神所差遣，要来震撼世界的，这种人物在历史上出现的次数寥寥可数。
#小标=注：
【注一】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p.312.
【注二】同上，p.322.
【注三】同上，p.348.
【注四】R.C.Reed,CalvinMemorialAddresses,p.34.
【注五】同上，p.20.
【注六】Warfield,Article,TheTheologyofCalvin,p.1.
【注七】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p.330.
【注八】Warfield,CalvinandCalvinism,pp.8,374.
【注九】Reed,CalvinMemorialAddresses,p.22.
【注十】QuotedbyJamesOrr,CalvinMemorialAddresses,p.92.
【注十一】Bancroft,Miscelanies,p.406.
【注十二】Viedeste,Francoisdesales,parson,Neveu,p.20.
【注十三】Harkness,JohnCalvin,TheManandHisEthics,p.54
【注十四】Schaff,SwissReformation,p.826.
【注十五】Harkness,JohnCalvin,TheManandHisEthics,p.55.
【注十六】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II.,p.698.
【注十七】同上，II.,p.669.
【译注】何挪留一世*曾经支持「基督一志说」，但是後任教宗定罪这种说法，而且康士坦丁堡会议*（CouncilsofConstantinpole）曾经因此判何挪留一世为异端，这使教皇无谬说*（InfallibilityofthePope）难以自圆其说；参《当代神学辞典》（校园出版社，858页）。
【注十八】Schaff,TheCreedsofChristiandom,I.,p.464.
【注十九】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II.,p.787.
【注二十】同上，II.,p.778.
【注廿一】Doumergue,OperaXIV,pp.590,613-657.
【注廿二】Doumergue,Article,WhatOughttobeKnownAboutCalvin,inEvangelicalQuaterly,Jan.,1929.
【注廿三】Doumergue,Opera,VIII.,p.461.
【注廿四】A,Kuyper,Calvinism,p.129.
第六篇 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发展 第三十章 结论 我们已经对加尔文主义体系作了一番详细的考察，并且看见它对教会、国家、社会，教育的影响。我们仔细探讨了反对加尔文主义的常见理由，也仔细查考了加尔文主义的实用价值。现在我们只要对加尔文主义再作一点整体观察，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
如果我们想检验一个人，或是检验一个思想体系，用主基督说的「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句话作标准，一定错不了。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者都欢迎这种检验方式。一个人如果遵行改革宗信仰，他们生命的影响力就是加尔文主义最有力的证据。司密斯说加尔文主义「洋溢著从神而来的活力，创建了近代世界，培育出无数的英雄、圣徒、殉道者。历史从果子判断树，认为加尔文主义称得上是基督教界最伟大信条」【注一】。历史学家公认加尔文主义能塑造人的品格、宣扬自由理念，对个人与国家都有益；就这方面来说，没有别的信仰体系能比得上它。
我们翻开美国历史上的名人录，就会发现有许多总统、国会议员、法官、作家、编辑、教师、商人信奉加尔文主义，比例上远远超过其它宗派。每位公正的历史家都会承认，因为抗议宗主义起来抵挡罗马天主教，才使现代世界得以初尝真正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果实，而那些最自由的国家，也几乎都是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国家。加尔文主义造成一股风潮，使人起来要追求信仰自由、政治自由、并且要从其中得生命。我们从近代历史可以看出，每个已经预备好的国家都接受了这股风潮。我们如果把英国、苏格兰、美国和从来没有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法国、西班牙、义大利比较，马上就可看出加尔文主义的实际果效。罗马天主教国家经济与道德衰败，各方面都走下坡。
我们只要对教会历史或抗议宗的重要教义有一点研究，就会立刻看出：加尔文主义在当时不但促成了宗教改革，也使它的成果得以保存。我们如果熟知欧美历史，就会完全同意甘宁汉博士所说「除了使徒保罗以外，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就是约翰．加尔文」这番惊人之语了。司密斯博士说得好：「我们只要想到加尔文主义者的血汗、祷告和教导，使我们有了社会自由、抗议宗信仰、基督教家庭这三样果实，就一定能塞住一切诽谤加尔文主义之人的口。读者如果细心，应该可以看出这三样祝福也是现代世界一切至美至善事物的根源，也会惊讶这句话其实在暗示今天基督教文明主要是加尔文主义的果实。」【注二】
如果我们说加尔文主义是圣徒与英雄的信条，这也只是重述历史清楚的见证罢了。佛劳德说：「加尔文主义者是唯一不畏争战的抗议宗信徒，他们因著信仰而有勇气为宗教改革站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现象，反正这是事实就对了。如果没有他们，改教运动早就失败了。」当成千上万的人还在受属灵的压制，而英国、苏格兰、荷兰、瑞士的抗议宗主义又必须以武力自卫的时候，唯有加尔文主义证明自己是唯一能与罗马天主教强大势力抗衡，甚至将它摧毁的教义体系。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殉道者数目之多，远超过其它宗派，这是加尔文主义引以为荣的表现之一。
1896年的循道会大会有一篇对长老会联会的演讲，其中有一段话很有风度：「贵教会带给世人一幅振奋人心的壮观景象，值得我们怀念。贵教会不是一批独行侠，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而是一群世代忠心，可以随时为主和主的真理欢然下监受死的圣徒。你们认为这是一项殊荣，是你们产业中最宝贵的一份，确实如此。」马飞治说：「加尔文主义者几乎都愿意为信仰光荣牺牲，甚至宁可赴汤蹈火也不愿背叛信仰、不肯在良心上稍留玷污的信徒，不分男女，都不是只跟从神的儿子而已。跟从神的儿子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也都还跟从一位神的仆人，就是使日内瓦成为欧洲之光的约翰．加尔文」【注三】。这体系靠神充满能力，也从神结实累累，世人应该满心感谢。这些年间世人确实逐渐体认其宝贵，只是难以回报。
我们已经说过，加尔文主义神学孕育出一批爱好自由的人民。加尔文主义兴盛之地，专制独裁便无法存留。可能读者已经想到，加尔文主义很早就带下革命性的教会治理方式了，这方式使它的会友不是受由某个人或某群人指派的人管理与服事，而是由他们自己所选出的牧师与同工来管理他们。这样一来，信仰就在信徒的身边，而不是高高在上了。关於这种治理方式的效率，有一个惊人的见证来自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纽约大主教休斯（Hughes）；他说：「虽然我有权力可以说长老会总会的权柄是一种僭越的行为，但我还是得和每位熟悉它组织运作的人一同说：就治理大众事务与政治事务的功用而言，它的结构与国会相比毫不逊色。它以辐射中心的原理运作，在美国没有别的宗派能与它相比。」【注四】
从教会的自由与责任到国家的自由与责任，其间不过一步；历史告诉我们，加尔文主义者勇於捍卫自由理念，无人能比。
瓦波顿说：「加尔文主义不是象牙塔里的理论信条。反对它的人遽下断言，说它鼓励人主张宿命论、对周围之人的需要冷眼旁观，看到社会中罪恶嚣张，好像伤口腐烂，也漠不关心；但其实不是这样」【注五】。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都带来惊人的道德改变。加尔文主义者在清心、节制、勤奋、周济穷人的事上是无可伦比的。
佛劳德（JamesAnthonyFroude）是英国很著名的历史家与学者，担任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多年。尽管他接受另一种神学体系，尽管他的著作常使人说他反对加尔文主义，但是他对加尔文主义并无偏见。这些年间经常有人对加尔文主义作无谓的攻击，这位公正的学者忍不住要有所回应。
佛劳德说：「我要请你仔细思量，如果加尔文主义真的像近代启蒙主义所说，是僵硬的信条，不讲道理，那么它从前怎么能吸引一批最伟大的人物跟随它呢？如果它真的像有人所说，因为反对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对道德有杀伤力，那么为什么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第一个特徵就是使人意识到犯罪不只得罪人，也同样得罪神，又使道德律成为个人与国家的生活规范呢？我还要问你：如果它是奴役人理智的信条，那么为什么还能持续激发出最英勇的行为，进而摧毁不公义的权势呢？当一切其他的东西都灭没、爱国心没落、人的勇气溃灭、人的理智如吉朋*所说『带著笑容与叹息』关在密室自得其乐地玩哲学，或是走出来与人一同迷信敬拜、各种柔细的感情和自以为是的敬虔受迷信的辖制，浑然不知谎言与真理还有区别时，只有那被称为会奴役人的加尔文主义以各种方式站在第一线对抗迷妄与虚伪，宁可像火石被磨成粉但发出光热，也不愿在暴力前屈膝，受诱惑而丧志软化。」【注六】
佛劳德也举沈默者威廉、路德、加尔文、诺克斯、科利尼、克伦威尔、密尔敦（Milton），和本仁（Bunyan）为例，说他们「具有一切使人性高尚伟大的特质。他们正直的生命和慑人的悟性相称，致力於公众事务时不掺一点私心，职责所驱时便铁面无私，但是心中柔细如妇女，坦白，真实，爽朗，幽默，丝毫不乖戾狂热，并且能发号施令，使欧洲每一个勇敢忠信之士发出共鸣。」【注七】
我们也留意到加尔文主义是一个传福音的力量。任何信仰的教义体系都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测试方法，就是「与其它教义体系相比，能否证明自己传福音给世人时有果效？」。拯救罪人，使罪人悔改，是教会在今世的主要目的。一个教义体系如果购不上这项考验，那么它无论在其它方面多么迎合人心，也不能被教会接纳。
大家公认宗教改革是新约时代以来最伟大、最真实的宗教复兴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从路德、加尔文、慈运理传讲纯正预定论开始的。1555年抗议宗远赴巴西的首次海外宣教大业也要归功於加尔文和科利尼将军。不过这次行动最後确实没有成功，而欧洲的宗教战争使宣教事工耽搁了相当长的时间。
著名的英国浸信会牧师司布真*（C.H.Spurgeon,1834-1892）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他曾经说过：「我从不以自称信奉加尔文主义为耻，我也毫不犹豫使用浸礼派*（Baptist）的称号；但是如果有人问我的信条，我的回答是『耶稣基督』。他又说：「我们许多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讲道者并没有真正喂养神的百姓。他们相信神拣选，但是不传讲这道理。他们认为神的救赎有特定对象，但是把这道理锁在他们放教义的柜子里，从不把它拿出来用在服事上。他们持守圣徒永蒙保守的道理，但是他们一直『保守』自己在这事上闭口不言。他们相信有效恩召这回事，但是认为自己没有蒙『恩召』要常常去传讲这道理。我们发觉他们最大的问题在於他们没有把他们所相信的直接传讲出来。你可能听了他们五十次讲道，还不知道福音的教义，也不知道他们对救恩的整体看法。这样一来，神的百姓就得不到供应，以致灵里贫瘠。」【注八】
当我们来研究海外宣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加尔文主义曾经是神在使福音传到异教国家时所使用的最重要工具。一个人即使反对加尔文主义，但是只要他还算开明，都会承认加尔文派的神学思想和保罗的主张是多么的一致，而这位保罗就是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如果我们打开抗议宗海外宣教英雄簿，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曾经作过加尔文的门徒，几乎没有例外。去印度的马廷*（Martyn），去非洲的李温士敦*（Livingstone）与摩法特*（Moffat），去中国的马礼逊*（Morrison），去南洋的培顿*（Paton），以及许其他的宣教勇士，他们都承认并且持守加尔文主义，而且他们不是安安静静地信奉加尔文主义，而是充满活力。加尔文主义对於他们不单是信条，也是行动。
论到海外宣教，李彻尔博士曾说：「虽然我们和所有其他在主里的肢体一样，想到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源远比过去更多，异教世界的需要又如此之大，而我们没能在这方面作得更多，都觉得应该感到悲哀，但是加尔文主义者至少有件事可以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可敬的先祖在建立全球宣教大业上踏出如此美好的第一步。今天加尔文教会在海外宣教上领受的恩赐很多……加尔文教会有幸与每个重要的非基督教信仰有对话，把福音带到他们面前让他们选择，也使福音更多飘洋过海，传到更多地方、更多国家、更多人民、更多语言群体中间。」【注九】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几个世纪以来，加尔文主义无所畏惧，坚守纯正教义，与人辩论铿锵有声，已经成为基督教会的真实力量。加尔文主义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用比较高的标准训练教牧人员，这在引人归主，收割主庄稼上产生很大的果效，而且不是使人一时激动兴奋，而是使人立下永恒誓约。如果从所结的果子来判断树，加尔文主义已证明自己是一股极其伟大的传福音的力量。
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人是无法诚实面对历史见证的。现代文明史中，实在应该有一份辉煌纪录归在加尔文主义名下。毕察*说：
对所谓自由派人士来说，有件奥秘他们始终不解，就是他们以为加尔文主义严苛专横，毫无弹性，但是这批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人居然一直最忠实、最勇敢地捍卫自由。这些人接受这个严峻的教义，但是这严峻的教义在他们心里产生的果效却是为自由效力，这真是让人想不透。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加尔文主义已经作到其他信仰一直作不到的事。加尔文主义向世人昭示人类的最高理想，并且以人所能想像的最惊人炮火一路扫荡，清除了一切障碍，使人能真正实现这个理想。
加尔文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人强烈感受到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不能依附於其他人事物。加尔文主义还以清晰夺目的大光照亮人心，使人看到他对神的责任、与永世的关系。人一进入世界就时时刻刻步向坟墓，但是加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有一个重责大任，就是「进天国，逃离地狱」，而这也成为他人生旅途中唯一的慰藉。
这样看来，加尔文主义者对人的看法是：「人被几个最强的力量驱使，这些力量在他里面产生压力与负担。他不是朝永生迈进，不久要到天上领受冠冕，就是躺在地狱里受炙热的痛苦，而且一直如此，直到永永远远」。谁敢禁锢这样的人？让开吧！不要拦阻他吧！否则要知道，这是会要你命的。让他自由吧！让他自己去找来到神面前的路吧！不要干涉他吧！不要干预他的权利吧！让他尽其所能，作成他自己得救的工夫吧！他的结局不是永恒的光荣，就是直到永永远远，无法形容的痛苦。谁也不能用高压手段对付这样的人。【注十】
容我再引用另一位作者的的慷慨陈词：
加尔文主义好像一棵树，在有成见的人眼中，树皮粗硬，树干多瘤，树枝盘错，有如打结，外观虽然有力，却甚不体面。但是别忘了，这不是一棵昨天才长成的新柳。这些树枝已经和暴风雨奋斗千年了，树干被闪电遍吻，留下雷击之痕，树皮则满布战斧与子弹的痕迹。这棵老橡树没有柔细的典雅气质，外表也比不上温室植物的光滑，但是它的威严超过典雅，雄伟胜过美容。树根扭曲的样子也许很奇怪，但是有些树根里充满光荣的血泊，是参与无数大小战役所流下的，有些树根紧缠於殉道者的火刑柱，有些树根隐藏於幽居小室和孤寂的图书馆，有深度的思想家在其中默想祈祷，有如启示录的拔摩孤岛。树根的主干前後缠绕，最後环绕在充满生命与慈爱的各各他十架下，合成一股。树枝也许有节有瘤，不太好看，却有人类历史与基督教文明中最丰硕有力的果实累累下垂，作为装饰。【注十一】
我们综观加尔文主义，觉得好像坐在一部大管风琴的键盘前：我们的手指触动键盘，音栓便逐渐开启抑扬器，直到完整的合音出现，显出庄严的和声。加尔文主义触及人生每一部乐曲，因为它先寻求造物主，并且把他放在第一，又在各处都见到他。综观加尔文主义又好像离开渊面，头上有天空如顶，整个永恒宇宙围绕我们心灵，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之上，到处都见到神。综观加尔文主义还好像站在岩石缝隙上，地上景物在後，峡谷在前，时间的洪流澎湃，从亘古到永恒，太阳正顶头在天，到处满了它的热气，我们的心也与保罗同叹：「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因为加尔文主义把神显明给我们，又寻其踪迹，让我们看到神真是何等伟大，何等威严，至智慧、至圣洁、最公义、极慈爱。加尔文主义让我们看到神是至高者，我们的的心也再次赞叹：「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
这不是对加尔文主义虚浮空洞的歌功颂德。有了上面这些事实与观察，每位不被蒙蔽的公正之士读了历史，都会同意我们所说的。再者，笔者也想借用司密斯博士在其著作《长老会信条》最後一章「结实累累的信条」中所说的：我们提出这些事实与观察，「不是要激发宗派的虚荣，而是要使我们因为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美景充满感恩，这也应该使我们更能站立在一个能够得尊荣的有利地位上。我们提出这些事实与观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心中点燃圣洁的火，使我们热切追求神所赐的信仰体系，内中有真理，并且在神的带领之下，成为创建美国与现代世界的最主要因素。」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作一个结论：读者已经在本书发现一些对神非常古老的描述──古到比圣经写作之时更古，老到比世界本身更老，因为这救赎计划是隐藏在神永远的旨意中。本书所主张、所护卫之教义实在奇妙，大大震撼人心，笔者并不打算隐藏这个事实。沈睡的罪人以为一生中任何时刻都可以随意与神和好，本书所阐述的事实足以使他们猛然惊醒。还有一些沈睡的「圣徒」满足於肉体的宗教，身陷致命的安逸却依然自欺，本书也应该能把他们吓醒才对。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感惊愕呢？自然界不是充满各样的奇事吗？为什么连启示也不能使他们惊异呢？我们只要略读一二就会明白，科学固然使人得知许多惊人的真理，但是未受教育的人会觉得这些真理很难相信，或者根本不能相信。属世领域如此，属灵领域又何尝不然？神启示的真理碰到属灵上未受教育的人也是如此。如果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不能令他惊奇、战栗，觉得不可思议，这福音就不是真福音。但是有谁曾经听了阿民念主义说「每个人的命运是自己勾勒出来的」之後会觉得惊奇呢？如果有人盲从大众的看法，一味忽视甚至讥诮加尔文主义，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问：这教义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为什么要嘲笑它？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证明它不真吧！最後我们要用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尾：这个被称作「加尔文主义」的伟大信仰思想体系正是世界的希望，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则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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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E.W.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52.
【注二】同上，p.74.
【注三】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113.
【注四】Hughes,PresbyteriansandtheRevolution,p.140.
【注五】Warburton,Calvinism,p.78.
【注六】Froude,Calvinism,p.7.
【注七】FroudeCalvinism,p.8.
【注八】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p.151-153.
【注九】Loetscher,AddressbeforetheGeneralAssemblyofthePresbyterianChurch,U.S.A.1929.
【注十】H.W.Beecher,PlymouthPulpit,Article,Calvinism.
【注十一】PowerandClaimsofaCalvinisticLiterature,p.35.引自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05.
可能有人会惊讶，直到第四世纪末才有人特别研究预定论。早期教会的教父们主要强调信心、悔改、周济、祷告、受洗等善行，认为这些是得救的根据。他们当然教导人是靠基督得救，但是他们也认为人有接受或拒绝福音的能力。他们的著作有时承认神有至高主权，有时又教导人有绝对自由的意志。他们既然不能把这两点调和，就索性否认神的预定或神绝对的预知。他们教导一种「神人合作说*」（Synergism），认为神的恩典与人的自由意志是彼此合作的；可见要一个人放弃「人能作成他自己的救恩」这观念没有那么容易。可是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之後，人终於了解「救恩是神按著神的至高主权赐给人的礼物，与人的功德无关，这救恩已经在永恒中预定了，而且神在每个阶段都是救恩的创始者」这个伟大的真理。最先看清楚这个基要真理的人是奥古斯丁，他是西方教会满有圣灵的大神学家。他对罪与恩典的看法比过去的神学家更前进一大步，认为拣选是恩典，是无条件的，救赎的对象只限於蒙拣选者。每个熟悉教会历史的人都不能否认奥古斯丁在学问与道德上的伟大。他的勤劳、他的著作都使纯福音广传，真宗教复兴，保罗之後，路德之前，无人能出其右。
奥古斯丁之前的教会全力矫正内部异端，而当时教会身处异教世界中，面对异教在言论上的攻击，教会也得花工夫驳斥，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没有时间发展教义体系。除此之外，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盛行宿命论，而大家常常分不清楚预定论和宿命论这种异教思想的差别，以致预定论更不被人重视。但是到了第四世纪，教会的大环境算是比较安定了，所以开始进入一个神学的新纪元，神学家也开始更加注意他们信息中的教义。
奥古斯丁发展他关於罪与恩典的教义有两个背景，一是他个人从属世生活转向神的经验，一是当时有伯拉纠*主张「天然人就有足够的能力作成自己的救恩」，奥古斯丁需要加以反驳。伯拉纠还说亚当的堕落对全体人类的影响不大，顶多只是一个历世历代的坏榜样；基督的生命对人的价值也只是立下一个好榜样罢了；耶稣受死的意义只是「耶稣是基督教第一位殉道者」罢了；而人也不在神的特别护理之下。奥古斯丁的论点刚好相反，他认为全人类在亚当里已经堕落了；所有的人生来就败坏，灵性已死，意志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向神行善的自由；基督受苦是为了他的百姓；神凭己意拣选人，与人的功德无关；得救的恩典是藉著圣灵有效地施行在蒙拣选者身上。因此奥古斯丁成为第一个真正解释保罗的神学家，他的教义也得到教会的承认。
奥古斯丁之後的教会开始在这方面走下坡。人因为无知，以致看不清楚这真理，有如乌云蔽目。教会愈来愈仪式化，人也以为神是藉著外在的教会赐下救恩。主张功德的教义体系发展到一个地步，教会甚至发行「赦罪卷*」（indulgences），罗马教皇在政教两界都握有大权，而整个欧洲在罗马天主教控制之下，道德状态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甚至神职人员也腐败到极点，至於教皇约翰廿三世、亚历山大六世，人类曾经犯下的恶行也难和他们相比。
奥古斯丁之後，改教之前，很少人强调预定论，我们只提两位：一位是因为传讲预定论而被监禁、被定罪的高查克*（Gottschalk）；一位是英国的「改教晨星」威克里夫*（Wycliffe）。威氏也倡导宗教改革，他的观念很像加尔文主义，主张神有绝对的至高主权，凡事都有神的预定，他的信仰体系与後来路德和加尔文的教导很类似；还有瓦勒度派信徒*（Waldensians）也值得一提，因为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可以算是改教前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的信条有一项便是预定论。
二、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基本上是重振奥古斯丁主义，并且发扬光大，也使强调福音的基督教再居领导地位，名至而实归。我们该记得第一位改教领袖路德原本乃是一位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他由这派严谨的神学整理出伟大的「因信称义」原则。路德、加尔文、慈运理，以及当时所有的改教领袖，都是彻底的预定论者。路德在他的名著《意志的枷锁》中强调预定论，笔调是改教神学家中最强烈、最极端的。墨兰顿*早年曾经表示预定论为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不过後来墨氏修改立场，带出一种「神人合作说」，主张在得救的过程中，神与人彼此合作。早期信义宗的立场逐渐修改，到後来信义宗完全放弃这教义，公开抨击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改而主张普遍恩典（UniversalGrace）与普遍代赎（UniversalAtonement），後来这就成为信义宗的公认教义。
加尔文的神学有很大一部份是建立在路德的基础上。加尔文更认清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所以能把这些原则作更完整的阐述，更广泛的应用。此外，因为路德特别强调「因信称义」，比较以人出发，所以主观性比较强；而加尔文特别强调「神有至高主权」，所以发展出一套更客观、更加从神出发的原则。路德比较是一个经过长时间苦苦寻求後发现救恩的人，所以他发展的体系也比较只停留在沐浴神恩的境界，觉得这样就满足了；但是加尔文主义并不满足於此，而是再接再厉，探索「神如何救人、为何救人」。佛劳德说：
信义宗没有完全走出过去的迷信，没有再接再厉、奋勇前行、全力以赴，这都显示他们还是心存二意，以致他们的信仰还是半信半疑，他们的真理也是真假掺半。然而不全力以赴的态度不足以销灭西班牙腓力（Philip）的烈火，也不会有人在法国或苏格兰起来，在第一线与洛林（Lorrain）家族抗衡。宗教改革需要更清楚的立场，也需要更坚定的领袖，而约翰．加尔文就是这样的领袖……。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人物，也需要一批心思缜密，眼光锐利的人，能分别真伪，从根辨明。打信心美仗的军队如果把「当灭之物」留在营中，前途势必坎坷。而我们必须承认，就著加尔文那个时代的认知，没有人比他眼光敏锐，能像他那样看出教会信条的一切瑕疵；在欧洲的改教领袖也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坚决，一旦查明错谬就断然除净，找到真理就一心倡导，使它成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没有丝毫妥协。【注一】
这是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佛劳德的见证。我们从他的著作可以明显看出，他并非特别偏好加尔文主义。其实他是以批判加尔文主义著称，上引的这番话只是告诉读者，一位伟大学者在研究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这个人之後作的客观评价。佛劳德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到：
加尔文主义者已经被人戴上「不宽容」的帽子。不过如果不宽容的对象是想置你於死地的仇敌，我觉得这心态是可以谅解的……。罗马天主教的信条已经够荒谬绝伦了，他们还决定加上一项，就是有权将每个反对他们的人绞死或烧死，而加尔文主义者在这场争战中，乃是手拿圣经投靠争战的神。他们态度愈来愈强硬、愈猛烈；如果你说愈疯狂，我也不反对。他们会这样反应，也是很自然的。敬虔人怎样甘心忍受痛苦，经历忧患，他们也照样相信神掌管一切，安稳於神护理的大能中。他们既然认为是神定意要他们背这重担，就觉得这重担愈背轻省。他们几乎吸引西欧所有「恨恶虚谎」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被压倒，但又起来；他们被扯裂撕碎，但是没有权势能使他们弯曲销化；他们宁为玉碎，不愿瓦全。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厌恶一切虚伪不洁，痛恨各种道德错谬。如果今天的英格兰与苏格兰还有一些害怕行恶的意识，那都是加尔文主义过去烙在人心的结果。虽然他们没能摧毁罗马天主教，虽然天主教依然存在，而且可能继续长存，在各个议题上发表意见，但是他们锋利的毒牙已经被拔掉了。他们迫使罗马天主教放弃那些可憎的观念，就是自以为有权格杀异己。哦！罗马天主教因著加尔文主义者的反抗，看到了自己行为的败坏而惭愧，所以我们还不如说，加尔文主义者间接促成了罗马天主教的复兴哩！【注二】
在改教期间，信义宗并没有像改革宗那样完全切断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事实上有些信义宗的人以「温和的改教者」自居，甚至自豪。尽管所有抗议宗都以圣经为最终权威，但是信义宗比较有「尽量保持旧有体制，不必丢的就留」的味道，改革宗比较有「尽量扬弃旧有体制，不必留的就丢」的味道。论到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信义宗容许地方政府在教会中有大影响，甚至容许他们决定辖区内的信仰，倾向於设立国教；而改革宗很快就要求教会与政府完全分开。
前面提过，宗教改革基本上是重振奥古斯丁主义。早期信义宗与改革宗对原罪、拣选、有效恩召、圣徒永蒙保守等观点都一致，这是真正的抗议宗主义。海斯提（Hastie）说：「绝对预定论的原则是早期宗教改革的伟大力量，尤其在德国发挥作用，遏止了迷信与偶像的权势；虽然这原则後来在改教的摇篮地逐渐丧失能力，但它仍然是改革宗信仰的精髓与支撑，也带领它在每次争战与试炼中凯旋」【注三】。赖思说：「神赐福加尔文教义，这祝福也带下使徒以来教会历史中最光荣的革命。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加尔文主义强有力的见证」【注四】。阿民念主义在宗教改革时期当然尚未成形，後来过了二百六十多年，直到1784年，才得到有组织的教会支持。这就好像在第五世纪，先有奥古斯丁主义和伯拉纠主义互相对立，然後又兴起一个半伯拉纠主义为妥协；照样，在宗教改革时期，有抗议宗与罗马天主教互相对抗，後来兴起一个阿民念主义为妥协，所以或许阿民念主义也可以称作「半抗议宗主义」（Semi-Protestantism）。两者都是先有两个强烈对立的体系，然後兴起一个妥协体系。
#小标=注：
【注一】Froude,Calvinism,p.42.
【注二】Froude,Calvinism,p.44.
【注三】Hastie,HistoryoftheReformation,p.224.
【注四】Rice,GodSovereignandManFree,p.14.
三、加尔文主义在英国
我们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英国历史，就知道是加尔文主义使抗议宗主义在英国所向披靡。玛莉女皇（QueenMary）在位时，有一批抗议宗领袖逃到日内瓦，後来伊丽莎白女皇（QueenElizabeth）在位，他们才回到英国，在教会中担任重要职位，其中还包括日内瓦圣经译本（GenevaversionoftheBible）的译者们，这译本很多地方承袭加尔文与伯撒*（Beza）的研经成果，成为当时最通行的圣经英译本，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被英王雅各译本圣经（KingJamesversion）取代。加尔文的影响力也表现在英格兰教会*的三十九条*中，特别是第十七条谈预定论。甘宁汉已经考证过，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时，英国的国立教会*所有的大神学家都是彻底的预定论者，而罗得*（Laud）和他之後的主教主张阿民念主义，则是偏离原始立场的作为。
我们如果要找英国的真英雄，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者；这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坚持更纯净的敬拜、更纯净的生活，这也使他们得了「清教徒」*（Puritans）的绰号。麦考莱说他们「也许是世上有史以来最出众的一群人。」班克鲁（Bancroft）说：「是清教徒使英国人成为抗议宗。」司密斯则说：「这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难以尽述。英国抗议宗将圣经解明，使人在灵性上、悟性上都得自由，於是抗议宗不只是美洲殖民地的信仰，更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的信仰，而这民族充满朝气，繁衍众多，三百年来把他们的语言、宗教、制度传到世界各地。」【注一】
克伦威尔*（Cromwell）是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伟大平民领袖，加尔文主义是他安身立命的信仰，稳如磐石；他也招募一批同样尊奉加尔文主义的勇士，成为一批纯净英勇，举世无双的军队。麦考莱说：「克伦威尔的军队不论在英国或欧洲大陆都所向披靡。这群清教徒战士在英伦三岛和法兰德斯（Flanders）虽然屡遭艰难，有时甚至必须以一敌三，但是他们不但从未失败，更是每次都能瓦解所有抵挡的势力，最後他们英勇到一个地步，认为只要是争战之日，就必定也是某种程度的得胜之日；他们即使面对全欧洲最著名的劲旅，也是充满自信，嗤笑敌军。当时被放逐的英国保皇党虽与克伦威尔为敌，但是看到克伦威尔的军队如此英勇，也不禁以同为英国人为荣；他们在敌众我寡、众叛亲离的劣势下，仍然一举击溃西班牙最精锐的步兵；法国的护城河才刚被法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夸为固若金汤，他们就在其中杀出一条血路。」他又说：「克伦威尔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的不同点，主要在於全军上下都有严谨的道德，敬畏神的心。即使最狂热的保皇党也承认，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没有一处让人听到脏话，看到醉酒、赌博；而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长期统治的地方，良民财产得以保全，妇女也受尊重；没有女仆申诉受军人调戏，金饰店也没有丝毫黄金被夺。」【注二】
被誉为全美国两大历史学家之一的费斯克（Fiske）教授说：「如果说十七世纪的人类政治前途取决於发生在英国的各种问题，也不算太过分。如果没有清教徒，恐怕全世界都没有政治自由。有史以来，如果曾经有人为了全人类的理念舍命，那就非克伦威尔的铁骑兵团莫属了，他们以圣经为口令，以赞美诗为战歌。」【注三】
当抗议宗的殉道者死於皮德蒙（Piedmont）谷，当独裁的教皇坐在他奢华的宝座上，收集他周围沾满血迹的衣服时，只有清教徒克伦威尔在议会与全国国民同心的支持之下，上书要求停止迫害。
克伦威尔曾经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被人劝进称王，但是他都拒绝。我们看见清教徒在教义上是加尔文的嫡系，几乎按著字面遵守加尔文的教导；只有他们保守了英国的自由火花，使它继续发扬光大。费斯克教授说：「人类进步到今天这个地步，拜约翰．加尔文之赐甚多，他的贡献实难高估」。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没有人能贸然否认这句话。
马飞治在他那本篇幅短小，内容宏伟的著作《历史中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inHistory）中说：「我们如果再问一次：『是谁使英国最後大得自由？』，历史告诉我们：『是著名的加尔文主义者，俄冉遮（Orange）太子威廉（Williams）』。就像麦考莱说的，威廉在加尔文强而有力的逻辑里找到一种东西，正合他的理智与性情。他信仰的主轴是预定论。他讲究逻辑，目光锐敏，所以公开表明：要他放弃预定论，就等於要他放弃相信宇宙中有一位护理万有的主宰；如果这样，他就只能作一个享乐主义者了。他说的正对，因为预定论与『有一位主宰护理万有』是同一件事。如果我们这个人前後一致，那么只要我们接受前者，就得接受後者。」【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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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72.
【注二】Macaulay,HistoryofEngland,I.,p.119.
【注三】JohnFiske,TheBeginningsofNewEngland,pp.37,51.
【注四】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52.
四、加尔文主义在苏格兰
要查验一个信仰体系的实际果效，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公认受这个体系影响好几代的国家或民族，仔细查考他们的现况。例如我们查验罗马天主教，就可以去西班牙、意大利、哥伦比亚或墨西哥，观察那里的宗教与政治，就可以看出罗马天主教的果效。如果我们打算这样查验加尔文主义，可以去一个国家看看，这国家长久以来几乎都以加尔文主义为唯一的信仰，就是苏格兰。马飞治告诉我们，当加尔文主义还没有来到苏格兰之前，「极大的黑暗遮蔽大地，盘踞人心，辖治百姓的心灵，好像无止境的恶梦」【注一】。
司密斯说：「加尔文主义来到苏格兰，那时当地居民还受罗马教会奴役，被神父辖管，无知而可怜，肉体上、精神上、道德上都败坏了。巴克尔（Buckle）形容他们『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都污秽不洁』，『穷苦可怜』、『过度无知，极度迷信』，『迷信已深植他们心中』。然而诺克斯*（Knox）在苏格兰研读圣经，已经体会到一些预定论的精神，後来到日内瓦受教加尔文门下，更彻底领悟这伟大的教义，并且传给苏格兰人。这教义闪耀在苏格兰人心中，带来的转变实在令人惊异，好比万古长夜中忽有日光照耀……诺克斯使加尔文主义成为苏格兰的信仰，加尔文主义则使苏格兰成为全世界的道德标准。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兴旺，那里就愈少犯罪；今天全世界公认最有道德的民族，也就是最彻底奉行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影响力最大，那里的道德水准也最高，无论是个人或国家都是这样。这绝非巧合，不容忽视」【注二】。喀莱尔*（Carlyle）说：「我们真的可以说：诺克斯使他的国家从死里复活了。」佛劳德则说：「如果没有约翰．诺克斯，就没有今天的苏格兰。诺克斯就是这等英雄人物。』
我们如果说苏格兰的长老会是日内瓦改革宗教会的後裔，一点也不为过。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虽然比较晚，但改得远比英格兰更彻底，更根本，也因此创立了奉行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只承认基督为教会元首。
如果有人问：「苏格兰宗教改革中，谁是神所使用的主要器皿？」，答案很简单：就是约翰．诺克斯。种下宗教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种籽是他，使社会改换一新的也是他。没有诺克斯，苏格兰无以成国。沙夫*（PhilipSchaff）说：「诺克斯是最伟大的苏格兰人，正如路德是最伟大的德国人一样。」
沙夫又说：「诺克斯这位苏格兰的改教英雄虽然比加尔文大四岁，但是在加尔文门下谦卑受教，而且比加尔文更奉行加尔文主义。诺克斯在『血腥玛莉』（BloodyMary）执政的五年间（1554年至1559年）被放逐，多半住在日内瓦。他在那里看到一个『从使徒时代以来最完全属基督的学校』。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殷勤带领苏格兰人脱离中世纪的半野蛮状态，并以加尔文的教导为范本，把近代文明之光带进苏格兰，使他在抗议宗的宗教改革史上的名声仅次於路德、慈运理、加尔文。」【注三】
佛劳德说：「翻遍整本宗教改革史，我们在苏格兰岛找不到一个人比诺克斯更伟大……。现在该是英国历史还给诺克斯一个公道的时候了；如果不是诺克斯，我们的宗教改革就会失败；是诺克斯带起的那股风潮救了苏格兰；如果苏格兰重归罗马天主教手下，那么不管伊丽莎白女皇座下群臣的智慧多么高超、她手下主教们的教导多么引人入胜，她自己的诡计多么高明，都难保英格兰不会经历一场革命。是诺克斯教导罗司安（Lothians）伯爵的农奴说他们是自由人，在神眼中与那些蹂躏他们祖先、傲慢至极的同辈或高位圣职者*（prelate）平等。他是玛莉皇后不能软化、麦特兰（Maitland）家族不能欺瞒的对手；他使国内贫苦的百姓奋起、刚毅、坚忍。这些百姓也许脾气有点硬、见识有些偏狭，甚至迷信，却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无论国王、贵族、神父，都不能迫使他们就范。不过诺克斯虽然贡献这么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原本应该尊崇他的人，却对他忘恩负义。」【注四】
早期苏格兰改革宗的神学是以预定论的原则为基础。诺克斯的神学直接取自日内瓦，他主要的神学著作是一篇针对预定论提出的论文，这篇论文痛批当时在英国和别处流行的一些不严谨说法，见解犀利，下笔澎湃，遇到难题也不退缩。在十七、八世纪，苏格兰的农民对预定、拣选、遗弃、代赎的范围与价值、圣徒永蒙保守……这些教义很有兴趣，只要讨论这些题目，他们都聚精会神，侧耳倾听。这些教义以苏格兰为起点，南下先传到英格兰、爱尔兰，又横渡大西洋传到美洲大陆，所以有人说苏格兰是「近代长老宗主义*（Presbyterianism）的祖国」，实在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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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124.
【注二】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p.98,99.
【注三】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II.,p.818.
【注四】Froude,HistoryofEngland,p.437.
五、加尔文主义在法国
当时法国也点燃一股自由、冲劲、活泼的加尔文主义之风。「加尔文主义在法国称作胡格诺派*（Huguenots）。这群人的性格是世人知道的。他们道德纯净，行事英勇，不管是在本国受逼迫，或是被放逐到异乡，不论敌友都一同惊叹」【注一】。大英百科全书说：「他们的历史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奇迹，说明一个坚强的信仰会产生何等持久的力量。他们的坚忍事迹是宗教史上最值得注意的英雄故事。」他们也是法国境内勤奋工匠阶级的主要成员，而「诚实如胡格诺派人」已成格言，代表他们人格之崇高。
1572年八月廿四日是一个礼拜天，也是圣巴多罗买日；当天有许多抗议宗信徒在巴黎被人暗算，惨遭屠杀；同样令人发指的场面後来也在法国各地重演，持续了好几天。在圣巴多罗买日被杀之人数各方估计不等，从一万人到五万人都有。教会历史家沙夫的估计是三万人。这次疯狂的逼迫使无数抗议宗信徒逃往荷兰、德国、英国与美国。这事件使法国蒙受难以弥补的损失。英国历史家麦考莱论到那些从法国逃到英国定居的抗议宗信徒，有以下的记载：「他们中间最卑微的人，都超过欧洲任何国家一般百姓的知识道德平均水准。」大历史家李杰（Lecky）自己是个不带感情的唯理主义*者，他的说法是：「南特上谕（EdictofNantes）被撤，导致胡格诺派被灭。胡格诺派是法国国民中最坚强、最恭谨、最有德性、素质最整齐的一群人；他们被灭，代表法国最後一道防线也消失了；原本这道防线也许可以阻挡邪恶与不信的洪流蔓延；但是现在邪恶与不信的势力肆无忌惮，到处横行，国民品格自然就低落了；一百年之後，这股邪恶与不信的狂流淹没了教会与国家，使教会与君王反倒向这股狂流俯伏称臣，尝到他们之前种下的苦果。」【注二】
瓦波顿说：「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就知道当时的逼迫何等残酷不公。法国人最宝贵的鲜血淹没沙场，最耀眼的天才下到监里，无人闻问，挨饿受冻；最高风亮节的贤士好像林中野兽，遭人无情追杀」，又说：「他们在各方面都远比他们的同胞优秀。他们的生活严谨，冷静节制、道德纯净、习性勤勉、远离不洁，不沾私欲，使他们的生活不至於像当时其他法国人一样受腐蚀；如果我们想知道他们信仰的原则是真是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即使他们的敌人也同意这一点。」【注三】
当时的法王生活放荡，而且透过贵族阶级传到平民；教会已经腐化到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唯一表里一致的就是它的残忍。修道院成为罪恶的温床，独身本来是为了守贞，现在已经变成不贞不洁的污秽泉源。国家与教会的腐败、淫荡、专制、讹诈已非笔墨能形容；赦罪可用钱买，赦罪卷这等可耻的交易有教皇认可，有些教皇简直就是充满罪孽的怪兽，平民无知到令人胆寒，教育被贵族与神职人员垄断，许多神父甚至是文盲；整个说来，社会已经解体了。
这虽然只描述到黑暗面，但绝不夸大，我们只要补充一点光明面的描述，就算是报导平衡了。天主教内确实也有许多诚实的信徒，认真寻求体制内改革，不过教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在体制内改；真要改革，就非得跳出来与罗马天主教对立不可。
抗议宗的理念逐渐由德国传到法国，加尔文开始在巴黎活动。大家很快就认出他的才能，公推他为这个新运动在法国的领袖之一。他的热心招致教会当局的反对，於是他只得逃命。虽然加尔文在日内瓦定居之後，就没有再回法国，但他仍然是法国的改教领袖，重要的事都徵询他的意见，他也协助胡格诺派制定信条与教会行政组织。历史学家都同意，後来鼓舞法国抗议宗信徒与教皇抗衡，与亲教皇的君王奋战的，就是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主义在英格兰有清教徒，在苏格兰有誓约派（Covenanter）；照样在法国也有胡格诺派。加尔文主义在这三个不同的国家中培育出同一种类型的人，这就是加尔文主义能塑造人格的最佳明证。
加尔文主义在法国快速传扬。根据费薛（Fisher）《改教史》（HistoryoftheReformation）的记载，到了1561年，全法国已有四分之一的人信奉加尔文主义。马飞治提出的数字更高，他说：「不到五十年的工夫，这所谓『严苛的信仰』已经进入全国各个角落，将近有一半的人奉行加尔文主义，几乎每个法国的重要人物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人数之多、力量之大，甚至全国上下都好像一度被加尔文主义之风扫过」【注四】。史迈尔（Smiles）在他的《胡格诺派在法国》（HuguenotsinFrance）这本书中写道：「我们很想知道，假设在抗议宗与罗马天主教对峙之下，整个法国在十六世纪末也归向抗议宗，（其实这也差一点就发生了），那么加尔文自己既然是法国人，他的神学体系会怎样影响法国历史以及法国人的性格呢？」【注五】。如果这真的发生了，法国历史当然会大大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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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83.
【注二】Lecky,EnglishHistory,EighteenthCentury,I.,pp.264,265.
【注三】Warburtom,Calvinism,pp.84,92.
【注四】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p.144.
【注五】Smiles,HuguenotsinFrance,p.100.
六、加尔文主义在荷兰
当我们查考荷兰反抗教皇高压统治，挣脱西班牙残酷管辖的奋斗史时，就会发现这又是加尔文主义历史中光辉的一页，也是人类历史中光辉的一页。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在荷兰所施的严刑，只有少数其他地区可比。亚尔伐公爵（DukeofAlva）曾经夸口，他在短短五年内把一万八千六百个个异端人士送上刑场。毛特莱（Motley）说：「每天都有人上断头台，但是没有一人反悔……。这里有一群人，他们的精神最勇敢，受的痛苦最可怕，而他们的理念也最高贵，以致激发他们人性的光辉」。他又为我们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男士们手拉著手走入火焰，女士们当活埋她们的人用铲子堆土在她们脸上的时候，仍在坑中高唱凯歌」。
毛特莱在另一本书里说：「按照权威学者统计，荷兰人为了服从查理五世的谕令，因『读圣经』、『藐视雕像』、『嘲笑基督的血与肉真存於圣饼』等罪名而被焚、被绞、被斩、被活埋的约有十万人；即使一般人粗估，也绝对超过五万人【注一】。荷兰人这样壮烈奋斗了约八十年，在这段可纪念的日子中，抗议宗信徒为了信仰，为了良心，死於西班牙人手下的人，比第一至第三世纪间基督徒在罗马皇帝手下殉道的人更多。加尔文主义在荷兰是殉道者，圣徒，英雄人物遵奉的信条，因为这个历史因素，自然享有极崇高的地位。
当时西班牙是全欧第一强国，前後三代矢志消灭荷兰抗议宗，践踏荷兰的政治自由，但是结果失败。因为加尔文主义者定意按照自己的良心敬拜神，不受腐败的神职人员辖制，以致西班牙入侵，百姓受到最残酷的刑罚。当时有一群加尔文主义者搭救他们，这群人以俄冉遮太子（PrinceofOrange）为首，历史上称他为「沈默者威廉」（WillaimtheSilent）。凯波尔博士说：「假使当时撒但的势力没有被加尔文主义所激发的英勇气概击溃，那么荷兰历史、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可能直到今天都还在漫漫长夜中苦等；幸亏我们有加尔文主义，世界历史才可能像今天这样灿烂辉煌。」【注二】
假使宗教改革之後，在西欧没有兴起加尔文主义，那么英格兰、苏格兰、荷兰，势必都是妥协的抗议宗当道。这种抗议宗在这些国家恐怕也撑不下去，而且这种抗议宗还受罗马天主教影响很深，他们的妥协精神很可能使德国重回罗马天主教会的手掌。假设抗议宗在上述任何一国失败，很可能对其他国家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彼此的关系紧密，唇齿相依，同舟一命。如果说西欧其他国家的命运系於荷兰的奋斗结果，也不为过。如果西班牙打败荷兰，天主教必定气势如虹，英国的抗议宗就很可能不保。事实上当时天主教是期待英国重回她的怀抱。如果是这样，抗议宗自然不可能发展到美国，而整个美洲大陆很可能仍在西班牙控制之下。
我们继续回忆这段历史，还会发现这些殉道者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信义宗与阿民念主义的殉道者相较之下只是凤毛麟角。正如福勒音（Fruin）教授所言：「不论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还是在其他抗议宗必须冒生命代价才能存续的地方，最後得胜的总是加尔文主义。」不管别人怎么解释这些现象，有件事总是事实，就是加尔文主义者是最有战斗精神的抗议宗信徒。
荷兰还有另一大贡献不可忽略。美国的开国先祖（或称天路客、清教徒先祖）当初因为宗教逼迫被逐出英国；他们还没有到美洲之前，先来到荷兰，和那里的信徒一同生活，而这些信徒的生活以加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极有益处的。这群天路客中最重要的领袖是克里福敦（Clyfton），罗宾逊（Robinson），和布鲁斯特（Brewster），他们都毕业於剑桥大学，三人组成尊贵英勇，举世难寻的铁三角。他们都是忠实的加尔文主义者，持守加尔文阐述的每一项基要观点。美国历史学家班克鲁称这批天路客为「与加尔文抱持同一信仰的人」一点也没错。
孟斯马（Monsma,J.C.）在他所著《加尔文主义对美国的贡献》（WhatCalvinismHasDoneForAmerica）一书中对天路客（清教徒先祖）在荷兰的生活概述如下：
天路客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莱登（Leyden），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克里福敦决定留在当地，於是他们便选克里福敦的主要助手罗宾逊为领袖，作他们的牧者。罗氏坚信加尔文主义，只要有机会就表明反对阿民念主义的立场……我们从温斯娄（EdwardWinslow）得知确凿的见证如下：阿民念主义在荷兰逐渐受人欢迎，荷兰神学家也与阿民念主义领袖伊皮斯科比*（Episcopius）展开一场辩论，每天都在莱登的大学举行。波利安德（Polyander）、侯米路斯（FestusHomilus）等荷兰神学家邀请罗宾逊加入这场辩论。罗宾逊欣然受邀，很快就被人视为葛马如派（Gomarian）【注三】中最大的神学家之一。罗宾逊在1624年以〈多特大会*教义辩护文等〉（ADefenseoftheDoctrinePropoundedbytheSynodofDort,etc.）为题，发表一篇极有力的论文。多特大会有个著名的特色，就是每项决议都符合严格的加尔文主义精神，所以罗宾逊的神学立场如何也就不用问了。天路客和荷兰改革宗教会（即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教会）立场完全一致，也和其他各地的改革宗立场完全一致。罗宾逊离开荷兰的前一年（1619年）发表他的著作《护教论》（Apology），在这本书中罗宾逊以最严肃的笔调说：「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郑重承认，我们与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完全一样，以致我们可以随时签署荷兰改革宗教会发表於〈信仰告白合参〉（HarmonyoftheConfessionofFaith）内的每一项信条。」【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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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Motley,RiseoftheDutchRepublicI.,p.114.
【注二】A.Kuyper,Calvinism,p.44.
【注三】葛马如*（Gomarus）是荷兰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1563-1641），曾和阿民念主义有过一场大辩论。所谓葛马如派，就是指荷兰的加尔文主义。
【注四】Monsma,WhatCalvinismHasDoneinAmerica,p.72,73.
七、加尔文主义在美国
我们将在这里探讨，加尔文主义怎样在美国历史中成为政治上的一股力量，这是加尔文主义在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加尔文主义随著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班克鲁称这批美国的先祖天路客为「按著最严紧的教门作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注一】。麻萨诸塞港殖民地的首任总督恩德克（JohnEndicott），第二任知事温斯罗（Winthrop），创建康乃狄克州的胡克（ThomasHooker），创建新哈芬州（NewHaven）的戴文波特（JohnDavenport），创建罗得岛（RhodeIsland）殖民地的罗杰威廉（RogerWilliams）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彭维廉（WilliamPenn）是胡格诺派的门徒。据估计，美国独立战争时人口三百万，其中九十万是苏格兰裔，或苏格兰-爱尔兰裔，六十万是清教徒，四十万是德国与荷兰的改革宗。此外，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中信仰告白的部份也与加尔文主义相合，法国的胡格诺派也有许多人一同前来。这样看来，全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约有三分之二受过加尔文主义的薰陶。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是由这样一批人创建的。再者，这些人迁到美洲，主要的动机不是赚钱，而是信仰；这信仰进入他们内心深处，使他们可以为它牺牲一切。欧洲各国的宗教迫害固然惨烈，但是背後似乎仍有神的手，藉以拣选一批最进步、最开明的人离乡背井，来到美洲大陆，建立一个新国家。不管怎样，英国人、苏格兰人、德国人、荷兰人是全欧洲公认最能干的一批人，而且下面这几点也特别值得我们留意：（1）清教徒是新英格兰移民的主力，他们不但把抗议宗带到美洲大陆，而且是把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抗议宗带到美洲大陆；（2）清教徒真心跟从改教领袖的教义；（3）无论在教会、在国家，他们都同样厌恶形式主义与高压手段；（4）美洲大陆独立之前，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在新英格兰一直是主流。
有这样的背景，长老会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占极重的份量便不足为奇了。美国本身的历史学家班克鲁说：
美洲殖民地在1776年发动的革命战争与信仰有关，而这方面的影响完全是从长老会来的。在欧洲，长老会的精神表现在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誓约派А⒎ü暮衽蹬伞⒑衫嫉募佣闹饕逭撸捅卑嘉谒固兀║lster）长老会中；长老会的理念深植人心，有如种子发芽生长，自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革命战争。长老会信徒对自由有极强烈的热忱，普遍而积极，以致这场战争在英国被说成是「长老会的叛乱行为」。一位在美洲殖民地热诚支持英王乔治三世的人写信回英国说：「我要把这个不寻常的作为产生的一切罪过归在长老会的头上。这场叛乱已成燎原之势，主要是长老会促成的。他们无论在哪里，都以反抗君王为标记，这种反抗精神使他们无一刻平静，无论在行动上或意念上都总是反对政府」【注二】。当这个「不寻常的作为」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首相瓦尔堡（HoraceWalpole）在国会中说：「与我们有骨肉之亲的美洲大陆同胞已经与长老会的牧师们一起离家出走了。』【注三】
美国的民主政体源於基督教，而这个基督教正是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这是客观的史实，有太多史料可以作证。独立战争主要是由加尔文主义者发动的，其中许多人曾在普林斯敦的长老会学校受过严格训练。独立战争使美国诞生，这是加尔文主义者给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之人的献礼。沙夫说：「美利坚共和国的立国原则，凭著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的连锁关系是可以追溯其根源的。加尔文主义以其神学的严峻，育成了伟大的品格并且兴起了现代立宪的自由。」【注四】
希簇（J.R.Sizoo）告诉我们，「克恩瓦（Cornwallis）一路挫败，最後撤退到约克城（Yorktown）投降，那时殖民地军队的将军除了一位以外，其余都是长老会的长老。参与美国独立革命的士兵与军官，半数以上都是长老会信徒。」【注五】
卡斯提勒（EmlioCastelar）是西班牙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学者，未入政界前曾任马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1873年自由派人士成立共和政府，他担任总统。他身为天主教徒，憎恨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这使他的见证更有趣，更有价值。他说：「共和运动（republicanmovement）如果要有所作为，就需要一种比路德更严格的道德标准，就是加尔文的道德标准；需要一个比德国更民主的教会，就是日内瓦教会。我们如果探索盎格鲁．撒克逊民主的源头，会看到一本描述社会原始状态的书，就是圣经。民主是由一种非常严肃的神学产生出来的，这个严肃的神学是从几个亡命他乡的基督徒学到的，他们住在荷兰、瑞士几个不见天日的城市中，而这些城市都有加尔文的阴影徘徊……。这些神学虽严肃，却也宁静，形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庄严、最道德，最文明的产业」【注六】。我们只是要问卡斯提勒，苦水的泉源怎能流出甜水呢？
毛特莱说：「在英国，自由的种子裹在加尔文主义里，经过多年埋藏与考验，终於注定要飘洋过海，结出最丰硕的果实，就是自由，而且是有节制的自由。这个自由的果实要为将来更大的福祉效力」【注七】。「加尔文主义者创建了英国、荷兰、美国民主共和国」，又说：「加尔文主义者对英国、荷兰、美国政治自由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多。」【注八】
另一位著名法国历史家戴恩（Taine）的见证也很有趣。他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是论到加尔文主义者却说：「他们是英国的真英雄。尽管史都华王朝（Stuarts）腐败，他们却依然尽义务、行公义、刻苦不挠、伸张正义、抵抗压制、赢得自由、抑止罪恶。他们创立了英国、苏格兰、美国，他们的後裔今天正在澳大利亚作同样的事，影响遍及全世界。」【注九】
司密斯（E.W.Smith）在他所写的《长老会信条》这本书中论到美洲殖民地居民时，自问自答说：「人权、自由、平等、自治政府是他们建国的基础，也造就了今天美国文明独特的光辉。这些不朽的建国根基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加尔文那里学来的。他们又把这些传给世人，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注十】
现在我们要来讨论，长老会怎样以一个教会的角色影响美国的建国。罗波特（W.H.Roberts）在一次长老会的总会*（GeneralAsembly）发表演说提到：「七十五年来，长老会是美洲大陆上唯一具有今天共和政府的规模，又可以代表美洲大陆全体人民意见的团体」。他又说：
从1706年起，直到独立战争开始为止，唯一持续存在，并且具备国家组织规模的政治团体，就是美国长老会总会。当时的殖民地从新英格兰到乔治亚，无论教会团体或政治团体，唯一从殖民人士本身取得权柄，并且行使这权柄管理各地美国人的，就是长老会总会。我们该记得，美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各殖民地虽然都依附於大不列颠帝国，但是彼此并没有隶属关系。类似美国殖民地大陆会议（ContinentalCongress）这样的团体直到1774年才成立。当时美洲大陆在宗教界的情形和政治界相似。新英格兰的公理会并没有形成一个联会，除了政府赋予的权柄之外，他们本身并没有权柄。圣公会当时在殖民地还没有组织，要靠英国的国立教会在财物与事奉上支持，他们也满怀热忱，矢志效忠英王。荷兰改革宗教会在1771年之前还不是很有效率的独立组织，至於德国的改革宗教会，要到1793年才成为有效率的独立组织，浸信会众教会各自独立，循道会几乎没没无闻，贵格会则根本不主张打仗。
当时只有长老会派代表，每年召开总议会*（GeneralSynod），并且如罗波特博士所言，长老会成为「各自为政的殖民地人民彼此团结互通的凝聚力」。他接著说：「在长老会的影响之下，整个殖民地从长岛（LongIsland）到南卡罗莱纳州（SouthCarolina），追求真自由的情操，与纯正福音的教义同时广传，更重要的是各殖民地之间，确实逐渐开始产生一体的感觉，这有什么奇怪呢？教会的民主共和体制在1706年到1774年间，是美洲大陆上唯一具有代表性，也是唯一发展完备，粗具联邦民主共和体制规模的团体，这件事关乎美国的起源，其重要性难以估计。美利坚共和国有许多地方多亏长老会这个美国最古老的民主共和体制，才能有今天的规模。」【注十一】
这当然不是说长老会精神是美利坚共和国唯一的建国精神，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宣称，〈西敏信条〉的信仰准则是美利坚共和国主要的建国原则之一，而且「长老会揗是第一个在美国教导、实行、并且维系这种政治制度的宗派，美国就是根据这种政治制度建立的。」（罗波特博士）
独立战争一开火，长老会的牧师与教会就都挺身而出，与殖民地人民坚定地站在同一阵线上。班克鲁称赞他们的勇敢，把迈向独立的第一功记在他们头上【注十二】。1775年在费城所召开的长老会总会是第一个公开宣告脱离英国的宗教团体。这次会议呼吁信徒们要全力以赴，让独立的目标早日实现，并且请他们为当时正在举行的殖民地大陆会议祷告。
那时圣公会仍与英格兰教会*联合，所以反对革命，不过圣公会有不少信徒以个人身分为革命努力奔走，出钱出力。我们也该记得，当时美国的陆军总司令，後来成为美国国父的华盛顿，就是圣公会的会友。他自己参加他的军牧主持的礼拜，也命令他手下每个人都要参加，他的军牧则是来自各教会。他也拿出四万元在他家乡兴建一所长老会大学，并且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为华盛顿大学。
马飞治也让我们看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另一项主要的发展。为求准确完整起见，我们很荣幸得到许可，大量引用他的话。他说：
在独立战争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美国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一年多前（1775年5月20日），北卡罗莱纳的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发表一份「米克林堡宣言」（MeckleuburgDecaration），对在北部英勇奋战、大胆挑战英国权力的弟兄们表达由衷的敬意。他们一直仔细观察殖民地与英国抗争的进展，当他们听到大陆会议上奏英王，表示殖民地已经真的要脱离英王统治时，他们认为爱国者发言的时候到了，於是他们在北卡罗莱纳的查罗特（Charlotte）召开一个代表大会，会中一致决议，声明今後殖民地人民独立自主，英王一切法律与命令都无效。在这项宣言中有一项决议：「我们在此声明，解散一切使我们与祖国发生关连的政治组织，免除我们效忠英王的责任。……我们在此宣告，我们以後是自由独立的人，将成为主权独立的自治组织，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除了接受神的主权与议会的一般行政权之外，不受任何其它权力的干涉；我们也以严肃的态度宣告：我们要全力维护这个议会行政权，并且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最神圣的名誉彼此担保，互相合作。」……这大会由廿七位忠诚的加尔文主义者所组成，其中三分之一是长老会的治会长老，其中包括大会主席与书记；还有一位是长老会牧师……。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布列法（EphraimBrevard）是一位长老会的治会长老，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班克鲁称这份文件「其实既是一份宣言，也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注十三】。这份文件由特使送到费城的大陆会议，并且发表在〈开普菲尔报〉（CapeFearMercury），传遍整个美洲大陆。这份文件当然也很快传到英国，并且在那里掀起一阵大骚动。
这份宣言和杰佛逊（Jefferson）撰写的伟大宣言两相对照，就会发现精神相同，表达方式也极相似，绝对逃不过历史家的眼睛。为杰佛逊写传记的塔克（Tucker）就说：「任何人都会相信，这两份文件一定是其中一份『借用』另一份改写而成的。」可是当然杰佛逊不可能把他的宣言「借」给布列法，因为他的宣言比布列法晚一年才写好，所以照塔克的看法，一定是杰佛逊从布列法那里「借」来的。不过这样的剽窃行为无伤大雅，世人也会无条件原谅他。当杰佛逊修改这伟大宣言的草稿时，看得出来有几个地方杰佛逊把他原来的用字擦掉，换成米克林堡宣言的用字，而且这些用字都是米克林堡宣言原创的，可见杰佛逊在撰著这不朽的伟大宣言时，前面一定摆了一部米克林堡宣言，这是没有人会怀疑的。【注十四】
长老教会《治会规则》的原则与美利坚共和国宪法的原则极为相似，这实在令人惊讶，也已经使许多人针对这点提出他们的看法。司密斯说：「当我们的先祖们坐下来制定代议政府与全民政治体制时，他们的任务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难，而是有范本可以依循。」【注十五】
他又说：「如果你随便找一个美国人，问他：『是谁创建了美国？』、『谁是这伟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创始者？』，他可能感到困惑。我们也能想像，如果他听到著名德国历史家蓝奇（Ranke）的回答，他会何等惊讶；蓝奇的回答是：『约翰．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创始者』。」【注十六】
《改教史》（HistoryoftheReformation）这本经典名著的作者德奥宾（D-Aubigne）说：「加尔文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共和国的创始者。美国的开国先祖於雅各王一世在位时离开英国，登上荒芜的新英格兰，建立了人多势强的殖民地。他们是加尔文的嫡系後裔，後来虽然快速成长，成为大国，但是提起瑞士雷马湖（LakeLema）畔卑微的改教领袖加尔文，仍以这位属灵的父亲为荣。」【注十七】
司密斯博士说：「加尔文主义教导共和政体、人民自主自治这些革命性的原则，并且告诉人具体实行的方法。这些原则传到美国，产生如此丰硕的果实，请问是透过谁的手传的？谁的手栽的？是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和他的思想与美国建立自由体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不管蓝奇的话有些人听了会作何感想，这句话是世界各地各宗派的历史学家所公认，所肯定的。」【注十八】
班克鲁是一位目光锐利、思想缜密的历史学家，以上的说法他都彻底了解，真心认同。班克鲁个人的信念与加尔文主义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直接称加尔文为「美国之父」，又说：「如果有人讨论美国历史却不提加尔文，也不重视他的影响，那么他对美国式自由的认识就很表面，对它的起源更是一无所知。」
如果我们想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在加尔文主义的学校受教育，并且想到加尔文主义者为独立运动如何团结、如何火热，就可以马上看出以上这些见证是何等真实。
美国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几乎还没有循道派*；事实上直到1784年循道派才在英国正式成立，而那时美国独立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好人，但他是保皇党，相信基督徒在政治上应该采取不抵抗的态度。他曾写书攻击美洲殖民地的「叛乱」，但是他後来接受这「叛乱」的结果，认为有神的手在其中。
马飞治告诉我们：「美国独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循道派在殖民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1773年他们公布的会友数目是一百六十名，他们的传道人差不多都来自英国，而且支持英王，对英国效忠，反对美国独立，所以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得逃离美国。卫斯理以他的雄辩天才和影响力反对殖民地独立，这些传道人的政见当然和他们伟大的领袖约翰．卫斯理一致【注十九】。卫斯理没有想到他高贵的教会有朝一日会在独立的美国收割它最大的庄稼；也没有料到他当初强烈反对的美国独立宣言，後来却为他的信徒奠定稳固的自由根基。」【注二十】
英国和美国这股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奋斗精神，是加尔文主义孕育出来的；而实践这个精神，使它成为具体制度的，也多半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大多数的历史家从来没有好好研究加尔文主义，所以他们也一直无法真实而完整地记述加尔文主义在各国的事迹。我们只要研究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先祖如何信奉加尔文主义，如何受其影响了。今天的美国已经把当初建国时加尔文主义者的贡献忘得差不多了。加尔文实在太伟大了，以致我们讨论加尔文虽然只是陈述事实，却很难不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在歌功颂德；加尔文主义结出各样佳美的果子，美国也多亏它才有今天，我们尊崇它实在是应该的。
#小标=注：
【注一】Bancroft,HistoryofU.S.I.p.463
【注二】Bancroft,PresbyteriansandtheRevolution.p.49.
【注三】摘自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威特本（JohnWitherspoon）的一番话。
【注四】Schaff,CreedsofChristiandom.p.211.
【注五】J.G.Slosser,editor,TheySeekaCountry,p.155.
【注六】EmilloCastelar,HarptersMonthly,JuneandJuly,1872
【注七】Motley,TheUnitedNetherlands,III,p.121
【注八】Motley,TheUnitedNetherlands,IV,p.548,547.
【注九】Taine,EnglishLiterature,II.,p.472.
【注十】E.W.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21.
【注十一】Roberts,AddressonTheWestminsterStandardsandtheForm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
【注十二】Bancroft,HistoryofU.S.,X,p.77.
【注十三】Bancroft,HistoryofU.S.,VIII,p.40
【注十四】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p.85-88.
【注十五】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42.
【注十六】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19.
【注十七】DAubigne,ReformationintheTimeofCalvin,I.,p.5.
【注十八】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32.
【注十九】Bancroft,HistoryofU.S.,Vol.VII,p.261
【注二十】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74.
八、加尔文主义与代议政体
尽管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并非一体相连，却是彼此牵引，力量之大不容忽视，缺少其中一个，则另一个也不能久长。历史常常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享自由，还是受束缚，关键总是在它的宗教。他们相信哪一种教义，采纳哪一种原则，对整个国家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东西直接影响一国人民思想、性格……等底层结构，好像建筑物的地基，是一国人民生活、行政……等表层结构的基础。加尔文主义是革命性的思想，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基本上倾向於消灭所有的阶级划分，摧毁一切以财富与既得权威为基础的优越。加尔文主义者有爱好自由的精神，所以反对任何人为的阶级划分，如果有任何制度造成这种现象，使一个人因为这种制度而高人一等，他们都要与这样的制度周旋到底。
在政治方面，近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主要也是从加尔文主义来的，而且两者彼此互有因果关系。任何地方的人民只要接受了加尔文主义，一定也会很快接受民主共和政体。加尔文自己主张：教会在神的统管之下，是一个属灵的民主共和政体，当然他在理论上是主张民主共和政体的。雅各一世曾说：「如果长老会与君主政体可以相容，那么上帝与魔鬼也可以相合了」，可见他很清楚加尔文主义的厉害。班克鲁说：「当年的君王一致凭直觉就可以判断，加尔文主义有一个他们所惧怕的政治特质，就是民主共和政体」。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费斯克说：「我们很难高估加尔文给人类的贡献。他是科利尼（Coligny）、沈默者威廉、克伦威尔等人的属灵父亲，理当被尊为近代倡导民主风潮的第一人……。加尔文神学的传扬是人类迈向个人自由的一大步」【注一】。西班牙自由党领袖卡斯提勒说：「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是一种严格神学的产物，是从荷兰与瑞士的几个城市中学来的」。巴克尔（Buckle）在他的著作《世界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中说：「加尔文主义基本上就是富有民主精神的」【注二】。塔克伟尔（deTocqueville）是一位政治圈内才华洋溢的作家，他称加尔文主义为「具有民主与共和精神的宗教」【注三】。
加尔文主义不但灌输自由精神，也让人有机会落实这个精神，使一个人得到自由之後，也可以练习享权利与尽义务。长老会每个地方堂会可以自己推举工作人员，处理自己堂会的各样事务。费斯克称加尔文主义为「有史以来训练人处理地方自治事务最有效的学派」【注四】。属灵的自由是一切其它自由的根源和後盾，所以当我们发觉加尔文主义者以处理教会事务的原则处理政治事务时，也无须惊讶。他们凭直觉便倾向於代议政体，坚决反对一切不公平的统治。宗教独裁一旦被推翻，政治独裁就不会长久了。
我们可以说加尔文建立的属灵民主共和国有四项基本原则，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司提芬（JamesStephen）爵士将它摘录如下：「（1）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2）这权力最好是由人民透过选举交给统治者，每个成年人都可以行使这个选举权；（3）在教会行政上，牧师与平信徒彼此平等，互相合作，权柄相同；（4）教会与政府之间不必，也不宜彼此联盟、互相依附，或是存在著其它的特定关系。」【注五】
当人把「神的至高主权」这个原则应用在政府的事务上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神是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主权，而在人类中间的任何主权都是神恩典的赐予。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包含永恒的原则，任何时候都足以规范世上万族万民，放诸四海万代皆准。罗马书十三章1-7节宣告国家是神所设立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不过虽然加尔文主义觉得民主共和政体比较好，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有哪种政府是神为任何时代、任何人设立的；事实上，没有一种政体可以宣称「放诸四海万代皆准」，无论是民主政体、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都没有资格说它自己是神所设立，唯一合神心意的政体。米特尔说：「谈到政府体制，无论是民主政体、君主政体，还是别的政体，治理者都当应该把自己当成是神的代表，按照神的律法治理政务。这基本原则也同时让他的人民有最高的动机要维护律法与秩序。人民是为了神的缘故，才顺服在上的掌权者，不管谁在上掌权都一样，所以加尔文主义有助於产生一个极稳定的政府。」
「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我们承认神有至高主权，所以我们只要善用这个原则，也可以使它成为有力的依据，让人民有反对暴政的自由；只要掌权者忽视神的旨意，践踏被统治者的权利，成了暴君，人民就有权力拒绝顺服，也有责任拒绝顺服，因为他更要对神这位最高的掌权者负责；如果有必要，人民甚至还要藉著人推翻暴政，以保障被统治者的权利，这个人可能权柄不如掌权者，但是只要他是神拣选的，那就够了。」【注六】
关於加尔文主义对政府与统治者的观念，孟斯马有段话说得很清楚：
政府是神所设立的，而且是神藉著人民设立的，统治者无论是皇帝或是总统，他本身并没有任何权力，他拥有的权力，施行的主权，都是从上面来的，那里才是一切权力的来源。他有的不是「权势」（might），而是暗含著责任的「权利」（right），而且这权利源自那永恒的公义。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尊重政府的法律与规条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假如加尔文主义者根据他的信仰看出政府背後有神，他就会在神面前俯伏，献上最深的崇敬。但是政府如果只是一群人在把持，只是为了满足大众的一些世俗的愿望，那么加尔文主义者就会本著他爱好自由的精神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真加尔文主义者会那么深爱自由，甚至狂爱自由的基本原因了；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要这么热爱自由，才能算是真加尔文主义者。这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政府是神的仆人，这表示每一个政府官员也是人，既然身为人，便与受他统治的人都是立足点平等，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理由……。这也正是加尔文主义者比较喜欢民主共和体制的理由，因为其他任何形式的政体都比不上民主共和体制那么清楚表现「神的至高主权」、「政府的权力并非自有，而是另有源头」、「人如果撇开一切其他因素，只看他是一个人，那么每个人就彼此平等」等概念。【注七】
加尔文主义高举一位拥有至高主权的神，使一切别的统治者低伏在他可畏的威严面前。在一群「把一切主权都归给神」的人中间，君权神授说和教皇无谬说*是不能持久的。不过尽管加尔文主义无限高举神，认为神是掌管天地的全能主，并且使每个人都在他面前低伏，但是加尔文主义也提升个人的尊严，并且教导「每个人如果撇开一切其他因素，只看他是一个人，那么每个人就彼此平等」。加尔文主义者敬畏神；而且他既然敬畏神，就不怕任何人。他既然知道神以永恒的旨意拣选他，并且使他注定得享天国荣耀，他里面就会有一些东西，这东西会使他崇拜人的情感渐渐消退，地上一切的光华灿烂失其颜色。
如果一个贵族按著家谱寻根，找出几代之前的先祖是某位大人物，就以此夸耀，那么加尔文主义者会更自豪地直达天庭，进入一个肉眼不能看见的地方，从生命册上找出自己最高贵的公民权，是万王之王在万古之先命定的。他们按著血统也是贵族，而且是天国的贵族，他们流的血液也比世上任何一种血更高贵，因为他们是神的众子，神的祭司，与基督同为後嗣，作君王与祭司归给神；他们能有这样的地位，都是因为神膏抹他们，使他们成圣*。他们只要有「神有至高主权」这真理在心中，就成为硬汉。改革宗信仰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教导每个人明白他自己有何等大的权利。
改革宗信仰本身就很容易倾向民主与共和政体，而阿民念主义很明显有贵族阶级的趋势，二者对比鲜明。在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无论是长老区会*（Presbytery）、大会*（Synod）、总会*，在开会投票的时候，长老和牧师的权利完全一样；但是在阿民念主义教会，权力多半是在牧师手中，平信徒很少有实权。圣公会强调「主教治会」，阿民念主义与罗马天主教（实际上就是阿民念主义）在君主政体的国家兴旺，但是加尔文主义在那里倍感束缚。反过来看，罗马天主教在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格外衰微，但是加尔文主义在那里却如鱼得水。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教会行政走贵族路线，那么政府体制就倾向君主路线，如果教会行政走共和路线，那么政府体制就倾向民主路线。马飞治说：「阿民念主义不利於政治自由，加尔文主义不利於独裁专制。过去的独裁统治者很快就看出这点，而他们既然主张君权神授，所以就害怕加尔文主义，好像害怕民主共和体制一样。」【注八】
#小标=注：
【注一】JohnFiske,BeginningsofNewEngland,p.58.
【注二】Buckle,HistoryofCivilization,I.p.669.
【注三】deTocqueville,Democracy,I.p.384.
【注四】JohnFiske,BeginningsofNewEngland,p.59.
【注五】JamesStephen,LecturesontheHistoryofFrance,p.415.
【注六】H.H.Meeter,TheFundamentalPrinciplesofCalvinism,p.92.
【注七】J.C.Monsma,WhatCalvinismHasDoneForAmerica,p.6.
【注八】Me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21.
九、加尔文主义与教育
历史很清楚又为加尔文主义作见证，显示加尔文主义与教育关系密切。加尔文主义无论到哪里，都创办学校，给大众教育注入一股强心针。加尔文主义以信徒心智成熟为前提，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加尔文主义的存在就与人们的教育密不可分，信徒必须心智成熟，加尔文主义才会发挥出它的效果。一个人如果要充分掌握加尔文主义每一项内容，整理出它蕴含的一切丰富，就必须在心智上有所锻练才行。加尔文主义对人的悟性提出最强的要求，人必须提升他的悟性，才能领悟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也坚决主张爱神不但要尽心，也要尽「意」，这「意」就是指「心智」或「悟性」。
加尔文主张「真信心必须是有理智的信心」，而经验告诉我们，「有敬虔而无知识」到头来会和「有知识而不敬虔」一样危险。加尔文清楚看出，人能否接受他的教义，传扬他的教义，不但台上的讲员是关键，台下的听众也是关键，两者都要受训练。加尔文把他日内瓦的成就归功於学院的设立，数以千计的学生从欧洲大陆和英国流亡到日内瓦，在加尔文门下受教，学成後就把他的教义带往基督教世界的各个角落。约翰．诺克斯*从日内瓦回英国时，深信致力於教育工作，使教育普及，就是构筑抗议宗最坚强的堡垒，奠定国家最实在的根基。有古话说：「罗马天主教所到之处有神父，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有教师」，我们只要考查事实，便知此言不虚。加尔文主义认为头脑比钱财更重要，这种好学精神在英国、美国、荷兰、苏格兰等国产生钜大的影响，无数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家庭即使勒紧裤带也要让子女受教育。
喀莱尔*的名言：「对我来说，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求学，却不学无术而死，实在是一大悲剧」，一语道破加尔文主义的核心。凡是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都鼓励寻求知识，增长学问，所以训练出一批强有力的思想家。加尔文主义者不把力气花在盖大教堂，却努力在各阶层兴办学校。当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誓约派、荷兰和德国的改革宗信徒来到美国时，不但把圣经及〈西敏信条〉带来，也把学校一同带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加尔文主义
「从不害怕怀疑论的挑战，只要她的学堂旁有教堂，
也不害怕顽固者的对抗，只要她的教堂旁有学堂。」
美国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学府，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当初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的，要让学校成为宣扬加尔文主义的重镇，不但要让学生打下健全的神学基础，也要让他们熟悉其他各门学问。哈佛创校於1636年，主要是为了训练传道人，第一批毕业生有半数以上进入教会服事。耶鲁曾经被称作「美国大学之母」，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严谨的清教徒学校。普林斯顿是苏格兰的长老会办的，以彻底的加尔文主义为基础。
历史学家班克鲁说：「我们以公立学校为荣，而加尔文是公立学校之父，自由教育制度是加尔文想出来的」【注一】。他又说：「加尔文主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会想办法启发当地民众的心智，在每个教区都兴办学校。」【注二】史密斯说：「多亏日内瓦的加尔文带起这股风潮，才有我们引以自豪的公立学校制度。这股风潮从苏格兰、荷兰兴起，一直涌到美国；美国在建国的头两百年间，每一所包括神学院、大学、公立学校在内的各级学校，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并维持的。」【注三】论到加尔文主义与教育的关系，加尔文神学院（CalvinCollege）的米特尔教授有两段话说得很好：
科学与艺术乃是神赐给人类的普通恩典，人类应当谨慎对待，善加运用，尽力发展。我们认为大自然是神手中的工作，具体表现出神的理念，纯自然的事物也可以反映出神的各种属性。一切科学都有统一的理念，神也在这理念之中，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计划的的彰显。不过加尔文主义者重视教育，除了上述理论性的考量之外，还有非常实际的考量，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但办初级教育，也办高等教育，以致学校随著教会如雨後春笋般兴起，堪称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这实际的考量与他们的宗教关系密切。
罗马天主教不关心他们信徒的教育工作，对他们并无大碍，因为处理教会行政与教义的是神父，不是平信徒，所以没有训练信徒大众的必要。至於得救的事，一般的天主教教友只要在教会里，教会的信仰就自然而然成为他的信仰，他本人搞不搞得清楚都没关系，他不必条理分明地交代他的信仰。在整个礼拜过程中，主要的施恩管道是圣礼，讲道不是那么必要。而这圣礼的执行是「靠施行者生效」，所以信徒也不太需要运用悟性。
但是对加尔文主义者说来，情况刚好相反。教会行政是在长老与平信徒手中，他们必须决定教会的政策与教义上的重要事项。再者，平信徒自己有很大的责任要作成自己的救恩，没有神父介於他与神之间，他也不能以「教会的信仰就是自己的信仰」的概念为满足。他必须读他自己的圣经，明白他自己的信条。即使信义宗对教育一般信徒也不像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教会那样有急迫感。信义宗固然也把作成救恩的重责大任交给每个人，但是平信徒在信义宗是不能参与教义讨论的。这样看来，加尔文主义者势必要热心支持教育；如果加尔文主义者既认为神在科学领域掌权，加尔文主义又需要教育普及才能存立，那么加尔文主义者用最急切的语气强调学问的重要，也就不足为奇了。教育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乃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注四】
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训练教牧人员向来采取很高的标准，这项传统很值得注意。尽管许多其他教会按立牧师与宣教士後就让他们传道，而没有让他们接受太多训练，但是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坚持如果有人想当牧师，一个条件是必须大学毕业，而且还要在一位被认可的神学教授监督下最少研究二年【注五】，所以许多这样训练出来的牧师都有能力牧养大教会。这种作法当然会使他们的牧师数目比较少，但是他们的牧师也因此装备更充实，服事更有果效。
#小标=注：
【注一】Bancroft,Miscellanies,p.406.
【注二】Bancroft,Hist.ofU.S.,II.,p.463.
【注三】E.W.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48.
【注四】H.Meeter,TheFundamentalPrincipleofCalvinism,p.96-99.
【注五】《治会规则》（FormofGovernment）,Ch.XIV,sec.III&VI
第六篇 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发展 第廿九章 加尔文约翰（John Calvin） 加尔文1509年七月十日生於法国诺阳（Noyon），这是一个主教城，离巴黎东北约七十哩。他父亲的性格相当刚直严厉，担任诺阳主教的助理，与当时的社会名流过往甚密。他母亲则以美貌与敬虔闻名，但是加尔文年轻时她便去世了。加尔文在1528年至1533年间连续在奥尔良（Orleans）大学、部记（Bourges）大学、巴黎大学这三所著名学府念书，受的是当时法国最好的教育。他父亲打算栽培他从事法律，因为这行业通常能让人名利双收。但是年轻的加尔文不觉得有特别的呼召进入法律界，便转攻神学，发觉他的天赋和兴趣正适合他在神学的领域效力。一般人对加尔文的描写是害羞，不喜交际，工作极勤奋而规律，责任感极重；这使他作起事来格外带劲，又特别敬虔。
加尔文很早就显出一种特别的悟性，论证清晰而具说服力，又善於逻辑分析。由於他勤奋过人，所以心中蕴藏了丰富的知识，但是也使他的健康受损。他进步如此神速，以致有时受邀上台报告，他的同学也都把他当成是老师。那时加尔文仍是性格纯良的天主教徒，正预备作一个人文学家、律师，或神职人员，前程似锦，却忽然转为抗议宗，把他的一生投给这艰难的教门，一生受逼迫。
他转向抗议宗之後，不到一年就成为巴黎的福音派领袖。这原本不是他的本意，甚至违背他的本意，但是他知识之渊博，谈吐之认真，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仍然暂时留在天主教，希望在体制内改革，不要在体制外革命。沙夫提醒我们，「每位改教领袖都是在天主教出生、受洗、坚信（confirm）、受教，又被天主教赶出来的；就好像每位使徒都是在会堂里受割礼、受训练，又被赶出会堂一样。」【注一】
加尔文刚成为改教领袖，热情与诚挚就遇到了考验，以致必须逃离巴黎，亡命他乡。教会历史学家沙夫对这段过程记载如下：「加尔文有位朋友尼可拉．科普*（NicholasCop），是世居瑞士巴塞尔（Basel）的著名御医威廉．科普（WilliamCop）之子。尼可拉．科普於1533年十月十日被选为巴黎大学校长，照例要在那年的万圣节十一月一日於马斯林（Mathurins）教会当众发表就职演说。他请加尔文为这次演说撰稿，结果加尔文根据新约圣经为宗教改革请命，并且大胆攻击当时天主教经院派神学家，把他们说成是一群不明白福音的辩士……。巴黎大学的所尔波恩（Sorbonne）神学院与议会都认为这是对罗马教会宣战的檄文，所以定罪这篇讲稿，下令焚毁，并且明令如果有人捉到尼可拉．科普，不论生死皆赏三百银币。科普闻讯便马上投奔巴塞尔的亲戚。至於真正引发这波逼迫的加尔文，据说是以床单当绳子，从楼上的窗户缒到地上，装成园丁逃出巴黎，肩上还背著锄头，房间则被搜得不留一书一纸。从1534年十一月十日到1535年五月五日，有廿四位无辜的抗议宗信徒活活被焚於街市……，许多人被罚，下监，拷打，也有许多人逃往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其中便有加尔文与帝勒特（DuTillet）。加尔文亡命於法国南部、瑞士、义大利达三年之久，以化名游行传道，直到了日内瓦才定居下来。」【注二】
1536年五月，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初版问世了；之後没多久，加尔文与帝勒特便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文艺复兴发祥地义大利（也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在《基督教要义》出版之前就到义大利了）。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一段时间，後来异教裁判所开始镇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两只他们眼中的毒蛇，他们就离开义大利，迂回而行，可能是取道亚索他（Asota），翻越圣大伯纳多（GreatSt.Bernard）山口，来到了瑞士。他曾经从巴塞尔回故乡诺阳城，把家里的事作个了结，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那时他同弟弟安东尼（Antonie）、妹妹玛莉（Marie）永别了法国，希望能在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定居，作一个安静的学者，一生写作。从法国到瑞士，原本走洛林（Lorrain）这条路最直接，但是当时因为查理五世正和法兰西一世打仗，洛林这条路走不通，只得迂回而行，途中经过日内瓦。
加尔文本来只打算在日内瓦住一个晚上，但是神另有安排。日内瓦改教领袖法惹勒（Farel）体认到当时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到了存亡的关键，他知道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便直觉认定加尔文必能完成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拯救日内瓦脱离天主教的势力。沙夫曾经详述加尔文与法惹勒见面的情形如下：「法惹勒立刻拜访加尔文，好像从神领了圣旨一样，坚持要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加尔文以年幼、无经验、还要进修、生性害羞、内向、不适公众活动为由婉拒，但是这些理由都没用。法惹勒『心中异常火热，一心传扬福音』，威胁加尔文如果选择自己的兴趣，弃上主事功不顾，就必受全能神咒诅。这位福音勇士大无畏的精神撼动了加尔文，使他战兢不已，觉得『犹如神在高天之上向他伸手』。加尔文最後降服，受任作日内瓦福音派教会的牧师与教师。」【注三】
加尔文比路德与慈运理小二十五岁，所以能在他们立好的根基上建造，这是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加尔文公开服事的头十年正是路德生涯中的最後十年，但是二人从未见过面。不过加尔文与墨兰顿私交甚笃，直到死前彼此仍有书信往来。
当加尔文在改教运动初露头角的时候，世人还无法确定路德倒底会成为一个大大成功的英雄，还是会成为一个大大失败的叛徒。路德已经把新观念提出来了，而加尔文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新观念整理成一个体系，好让这宝贵的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抗议宗运动缺乏一致性，本来差点要沦为教义的争论，并且会愈陷愈深，所幸日内瓦的改教领袖加尔文给它注入一股新动力，才使它免於下陷的命运。当时罗马天主教会上下一心，强势运作，不择手段，力求扑灭这从个北方兴起的各个抗议宗团体，慈运理见此危机，尝试联合所有抗议宗信徒抵挡公敌。他在马尔堡*（Marburg）先是流泪恳请，接著不顾他与路德对「圣餐中基督怎样与会众同在」的歧见，向路德伸手表示彼此相合为一，但是路德受制於狭隘的教义，表示他的良心不容许他这样作，拒绝了慈运理的请求。
加尔文在瑞士工作，也有很多机会看到罗马天主教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认为抗议宗教会必须团结，并且为这样的事奔走。他曾经写信给英国的克蓝麦*（Cranmer）说：「我渴望基督的肢体有一个神圣的相通*（communion）；至於我，如果有我能效劳之处，我很乐意为此效力，即使远渡重洋也在所不惜。」加尔文的著作，书信，门生发挥的影响力之大，世界各国均有强烈的感受；如果说加尔文对抗议宗运动有救亡图存之功，也不算夸大。
之後三十年间，加尔文一心一意推动宗教改革，全神贯注，别无旁骛。李德（Reed）说：「加尔文为宗教改革鞠躬尽瘁，奋战不懈，坚忍不拔，随时准备以身相殉。他真的将生命中每一滴脂油投入其中，毫不犹豫，毫不吝惜。加尔文献身於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其专注、其坚毅、其舍己，翻遍历史也找不到第二人。」【注四】
加尔文是一位忠心、刚毅、不朽的人物，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的仆人恐怕没有人像他既深得人爱戴、敬佩、称赞、祝福，又深受人憎恨、厌恶、羞辱、咒诅。他生在论战激烈的时代，又站在西欧改教运动的高台，众目所视，各方攻击如林雨而来。宗教与宗派感情原本就是人类感情中最深刻，最强烈的，而人还活在世上，天性里有善也有恶，所以世人这样对待加尔文的教导与著作，也实在不足为奇。
加尔文年仅廿六岁便以拉丁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初版的内容是他思想体系重点的纲要。加尔文年纪轻轻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显示他的心智早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本书後来经过增订，篇幅达初版时的五倍，并且以法文出版；内容虽然有修订，但是没有一处偏离初版时提出的教义。这本书一出版，就独占螯头，公认是一本最能表达抗议宗主张，捍卫抗议宗理念的著作。其他书只是片面论述改教运动，这本书则是通盘讨论，一以贯之。李德说：
这本书是神所给宗教改革的一份礼物，价值难以言喻，抗议宗与天主教一同见证其价值，前者以最大的热诚迎之，後者以最毒的咒骂诅之。在巴黎和一些其他地方，巴黎大学的所尔波恩神学院下令焚烧这本书；在别的地方，它也引来最猛烈的口诛笔伐。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雷孟德（FlorimonddeRaemond）称之为「可兰经，异端的法典，使我们堕落的主因」，另外一位罗马天主教徒肯巴修特（Kampachulte）说：「这本书是教会的敌人共用的军械库，他们都从其中取得最精锐的武器」，又说：「宗教改革时期没有一本书像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一样，罗马天主教对它既惊恐害怕，全力抵挡，又严严搜寻。」从《基督教要义》一版紧接一版印行，就可以看出它多么受欢迎了。欧洲各个主要国家都有它的译本，改革宗教会都用它作训练与教导的材料，制定信条时也参考引用它。【注五】
华腓德说：「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很多，而且每一项贡献都很有份量，其中最大的贡献无疑就是他善用神的恩赐，使我们的信仰体系焕然一新，他的天份带来一股新的的活力，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新的生机。」【注六】
这本《基督教要义》一出版，就立刻受到抗议宗信徒的激赏与赞誉，认为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护卫基督教教义最清晰有力、最合逻辑、最具说服力的一本书。沙夫对这个现象有段描述说得好：「加尔文写这本《基督教要义》，原则上是为了有系统地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意义，但是也特别著眼於为福音派信仰辩解；这既是一本护教的书，也是一本实用的书，为了要保护抗议宗信徒，尤其是保护法国的抗议宗信徒，帮助他们抵挡当时来自各方的逼迫与毁谤」【注七】。整本书散发出强烈而真挚的感情，勇敢而严谨的论证，使人不得不承认，圣经确实是规范理性与传统的最高权威。这本书公认为十六世纪最伟大的一本书，加尔文主义也因此得以大规模传播。黎秋*（AlbrechtRitschl）称之为「抗议宗的神学杰作」。华腓德博士说：「三世纪半之後，本书仍然毫无疑问是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教义著作」；他还说：「这本书光从文学角度来看，就足以在同类书中称为顶尖巨著；一个人如果有心要认识世界文学杰作，就必须熟悉这本书的内容。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在神学著作的地位，就好像希腊文学的修西狄第（Thucydides）、十八世纪英国历史界的吉朋*（Gibbon）、哲学家中的柏拉图、史诗中的伊利亚德（Iliad）、戏剧家中的莎士比亚一样」【注八】。这本书使罗马天主教惊惶狼狈，使抗议宗大大团结，显明加尔文是抗议宗主义最有力的辩护者，罗马天主教最可畏的对手。这本书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几乎是空前的，各大学甚至用它作教科书，出版之後马上就被翻译成九种不同的欧洲语言。这本书近年来未受重视，主要是因为大部份的史书对它的介绍太少了。
《基督教要义》出版几个礼拜之後，德国改教领袖中的第三号人物布瑟*写信给加尔文说：「显然主已经拣选你为他的器皿，要将最完满丰富的祝福赐给他的教会。」路德没有系统神学的著作；他的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是议题分散，而且许多只是针对当代的问题。福音派信仰需要有人作有系统的介绍，而这工作留给了加尔文。
加尔文虽然才华横溢，但是首要的工作还是神学。人很自然就把加尔文与奥古斯丁并列，认为他们是使徒保罗以来两位最伟大的基督教信仰体系阐释者。墨兰顿本身即是信义宗的「神学王子」，他称路德为「德国导师」，称加尔文为「那位正宗的神学家」。
如果有人觉得《基督教要义》用字过於严厉，那么他应该知道，用字严厉是那个时代神学争论的特徵与弱点。加尔文处在一个好辩的时代，抗议宗信徒正与罗马天主教展开一场殊死战，有太多的事会激动人，使人失去耐心，而且都不是小事。不过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路德为了与主张意志自由的伊拉斯墨*（Erasmus）辩论而写的《意志的枷锁》，就会发现加尔文的用字和路德相比，还算是温和的哩！何况讲到文字严厉，当时恐怕没有任何抗议宗信徒的著作能和罗马天主教针对抗议宗信徒所颁布的赶逐谕令和咒诅谕令相比。
除了《基督教要义》以外，加尔文也写了几乎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注释书，这套《加尔文圣经注释》翻译成英文共有五十五大册，再加上他的其它著作，总数之多令人乍舌，品质精良，无与伦比。《加尔文圣经注释》不但刚出版就被人认为是极优秀的一套圣经注释书，就是几百年後的今天，还是常常被最权威的圣经学者引用，这是其它老一辈的圣经注释书比不上的。加尔文毫无疑问是宗教改革时期最伟大的圣经注释家。路德是当时圣经翻译的第一把交椅，加尔文则是当时圣经注释的第一把交椅。
如果我们要评估《加尔文圣经注释》的真正价值，还有一件事不可忽略，就是加尔文用的解经原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李德说：「加尔文开风气之先，不用沿袭已久的寓意解经。说到寓意解经，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就盛行一时，教会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从俄利根（Origen）到路德也都认同，但是寓意解经至终使圣经沦为任人摆布的工具；人如果没有活泼的想像力，也无法踏入寓意解经的大门」【注九】。加尔文的解经严守分际，不逾越圣经作者的精意与字句，又假设圣经作者只有一个明确的思想，而且是用自然的日常用语来表达。他毫不留情地揭穿罗马天主教错谬的教义，腐败的规矩。他的著作鼓舞人心，使改教志士在这场争战中有了克敌致胜的武器。加尔文确保宗教改革的成果，使改教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甚至使它更上层楼，影响之大，笔墨难以形容。
加尔文是研究教父和经院（scholastic）哲学的专家。他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精通拉丁文和法文，对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也相当了解。《加尔文圣经注释》最早出版时就有拉丁文和法文两种版本，解释详尽，立论公正，下笔坦诚，研判经文意义也力求平衡，避免极端，这都是这套注释书的独特之处。此外，法文在当时还是一种不成熟的语言，而加尔文的著作使法文有了固定的形式，而路德在翻译德文圣经的过程中也塑造了近代德文的风貌，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一个人的见证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那就是与加尔文主义唱反调的阿民念。他的见证显然有其特别的价值，他说：「我鼓励我的学生除了研究圣经外，还要查考《加尔文圣经注释》。赫尔墨克（Helmick，荷兰神学家）推崇《加尔文圣经注释》，我比他更加推崇，因为我敢断言，没有另外一本圣经注释书能比得上它。从古教父到现在，教会的前辈先贤留下许多好书给我们，但是这套注释书值得我们更加重视。我承认他有独特的先知恩赐，很少人比得上他，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比得上他。」【注十】
加尔文还与抗议宗教会的领袖、王公、贵族有许多书信往来，这就使他的思想更加广传。这些书信还有三百多封保存至今，内容都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他对复杂的教会问题与神学问题发表看法，反覆铺陈，气度恢弘。这样一来，加尔文就也引导了全欧洲宗教改革的方向，影响非常深远。
加尔文定居日内瓦二年之後，想和法惹勒推行一套相当严格的纪律，但是因为这套纪律太过严格，受到很大的反对，以致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日内瓦。加尔文来到德国西南部的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受到布瑟*和德国改教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在那里安静地过了三年，从事教学、牧会、写作的工作，劳心劳力，都有明显的成效，也与信义宗主义有直接的接触。加尔文极欣赏信义宗的领袖，也觉得和信义宗的理念很近，不过对信义宗缺乏纪律，神职人员依附世上君王的印象不太好。从他的书信与各种著作可以看出，他後来非常热切地跟随德国改教的步调。当加尔文不在日内瓦的这段期间，事态日趋严重，甚至宗教改革的成果看起来好像岌岌可危，於是有人极力敦请加尔文回日内瓦。经过多次多方的恳请，加尔文终於答应，重拾他离开日内瓦之前的工作。从此以後，日内瓦湖畔的日内瓦城就成了加尔文的家，改革宗教会也从日内瓦传到全欧洲和美国。瑞士对全世界教会与国家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它面积所占的比例。
加尔文对日内瓦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如果不存偏见，光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加尔文主义转化人心的力量。杰出的教会历史家沙夫：「日内瓦人无忧无虑、成天快活，喜欢在街市玩耍、跳舞、歌唱、化妆、荒宴，城内充满各种粗鲁、赌博、醉酒、淫乱、亵渎等类的恶事。娼妓是市政府许可的行业，老鸨备受推崇。老百姓普遍无知，神父不尽心教导，反而立下坏榜样。」我们只要研究当时的历史就知道，在加尔文去日内瓦的前夕，日内瓦的神职人员从修士到主教都还在犯罪，而且这些罪在今天都是可以判死刑的大罪。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的结果，使日内瓦一扫往日的臭名，反倒以市容恬静，居民有序著称。当时来加尔文门下受教的人数以千计，其中有约翰．诺克斯，他说他在日内瓦看到「使徒时代以来，在地上所设立最完全属基督的学校。」
日内瓦经过加尔文的辛勤耕耘，已经成为人们受逼迫时的避难所，又成为改革宗信仰的训练营；全欧洲各国都有人流亡到日内瓦，等他们回国时都已经接受清楚的教导，完全明了宗教改革的原则，於是日内瓦成为改教的中心，在灵命上散发能力，在悟性上施行教导，引导邻近各国宗教改革的方向，塑造他们宗教改革的风貌。斑克鲁说：「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比梭伦（Solon）更真实。他比莱克尔古（Lycurgus）更舍己，他的精神也为日内瓦的各种制度注入一股持久的影响力，使它成为人民自由的坚固堡垒，民主制度的丰沃苗床，以迎接现代世界的来到。」【注十一】
加尔文对日内瓦的影响之大，还有一封天主教徒狄撒尔斯（deSales）写给萨伏衣（Savoy）公爵的信函为证。他在这封信里说日内瓦是罗马天主教眼中异端的首都，应该要镇压。他说
所有的异端都以日内瓦为他们宗教的避难所……。全欧洲再没有别的城市比它更方便鼓励异端滋生了；它是法国、义大利、德国的门户，那里各国的人都有，例如义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更远的国家。此外，大家都知道它是培养牧师的地方，光是去年一年，就训练出二十名牧师给法国，甚至还提供牧师给英国；此外，它庞大的印刷设备使邪书泛滥全世界，甚且用公费印刷，这一切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一切大举对抗教宗和枢机主教的阴谋都是在日内瓦发起的，全欧洲也没有别的城市像它这么广纳各阶层的背道者，其中包括修会内的圣职人员，也包括修会外的圣职人员。所以我的结论是：毁掉日内瓦，异端就会消失。【注十二】
还有一个见证来自抗议宗的死敌，就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他曾经写信给法王说：「这城（日内瓦）是法兰西一切灾难的根源，罗马最可怕的仇敌；我随时都准备好了，要加入消灭日内瓦的行列，全力以赴。」当亚尔伐公爵率领军队经过日内瓦的时候，教宗庇乌（Pius）五世甚至请他改变原定路线，转攻日内瓦，要他「捣毁那恶魔与背道者的巢穴」。
著名的日内瓦学院（academyofGeneva）创立於1558年，连加尔文在内共有十位教授，每位都才思敏捷，勇於任事，课程包括文法、逻辑、数学、物理、音乐、古语文。学院办学成效卓著，头一年就有九百多名学生注册，大部分都是从欧洲各国来日内瓦避难的，而另外差不多还有九百多名学生专门来上加尔文的神学课程。他们都准备一旦学成回国，就按照日内瓦的模式传福音、教导信徒、建立教会。二百年来，日内瓦学院一直是改革宗神学的主要学府和出版重镇。
加尔文是第一个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的改教领袖，这是加尔文提出的另一个极宝贵的原则。宗教改革在德国是由君王决定的，在瑞士是由人民决定的，不过无论是德国或是瑞士，统治者与大部分人民的看法都相去不远，所以两地的宗教改革并没有重大差异，只是瑞士的改教领袖住在民主共和体制的日内瓦，便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发展出一个自由的教会，而路德与墨兰顿生来崇敬君主制度和德意志帝国，便教导信徒在政治上要顺服政府，教会也就因此受政治权柄的管辖了。
加尔文於1564年过世，享年五十五岁，可谓英年早逝，他的工作由他的密友伯撒*（Beza）接续。伯撒描述加尔文之死为「寿终正寝」。他说：「正当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位最灿烂的星辰，教会的灯台，就被接回天家了。当夜加尔文与世长辞，隔日举市哀恸，因为政府失去了最智慧的公民，教会失去了最忠实的牧者，学院失去了最卓越的教师。」
哈克奈斯（Harkness）教授在一本他的近著中说：「加尔文一生清贫，室无华饰，衣装朴素，人有急难便慷慨解囊，却很少花钱为自己打点，有一次日内瓦议会送他一件大衣，一方面表示对他的敬意，一方面也让他可以御寒过冬。这份礼物加尔文欣然接受，但是另外有几次教会要提供他金钱援助，他则不受，也谢绝微薄薪金之外的任何馈赠。他在最後那场病中，教会想要替他付医药费，但是被他拒绝。他的理由是他既然已经不能工作，连领薪水都觉得很勉强了，更不能接受教会这样的好意。他过世之後，属灵的遗产价值连城，无法估算，属世的遗产却只在一千五百元到二千元之间。」【注十三】
沙夫说：「世上有一种人，只能让人尊敬景仰，却不能让人喜欢；加尔文就是这种人。他不容许人和他过分亲近，过份熟识，但是人和他深交之後，就会长进。人愈认识他，就愈敬仰尊崇他。」沙夫论到加尔文的死是这样说的：「加尔文明白表示他的葬礼严禁虚荣，坟墓也不立碑。他希望比照摩西下葬的方式，好使他日後绝对不可能成为偶像，这正与他『降卑人，高举神』的神学相合」【注十四】。今天甚至在日内瓦都没有人知道加尔文的墓地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刻有J.C.(就是约翰．加尔文的缩写)的简单石碑，用满足游客的好奇。坟墓也不立碑是加尔文自己的请求，不过正如毛里斯（S.L.Morris）说的，加尔文真正的纪念碑是「世上每个民主共和国，世界各国的公共学校制度，和『全世界持守长老会思想体系的改革宗教会』。」
哈克奈斯有时下笔对加尔文并不友善，不过他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有许多人只看到加尔文面容严肃，却忽略了他向教会许多会友都表现温柔，而且几乎是女性的温柔。他与忧伤的人同悲，与喜乐的人同乐；他写信给那些因家人过世哀伤的人，有些信显示他非常柔细地体会对方的心情，堪称同类作品中的杰作。有时候别人家有喜事，或是有婴孩诞生，他也不会冷冰冰地不闻不问，而是相当热情地关切。他虽然常常有大事要办，却也不忘在街头停下来，拍拍小学生肩膀，说些鼓励的话。反对他的人称他为教皇、国王、加尔夫（caliph，译注：回教国王），但是他的朋友只把他当成弟兄、亲爱的领袖」【注十五】。在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马上就要来拜访你，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大笑一场。」
现在我们必须谈一件发生在加尔文身上的事；这件事对他的美名或多或少是个阴影，也使他被扣上不宽容、迫害人的罪名。这就是瑟维特*（Servetus）事件。有一位瑟维特死於加尔文在日内瓦工作期间。这件事作错了，这是每个人都承认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毫无瑕疵，就是罪人的救主，其余的人都有软弱的记号，使人绝对不至於成为别人的偶像。
不过一般人在这件事上对加尔文的批评常常过份严厉，好像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加尔文一个人身上似的。事实上瑟维特是经过法院两个月以上的审理，并且由全体市议会判决，才被烧死的。这都是按照当时全体基督教界公认的法律执行的，而且加尔文根本没有极力主张动用严刑，反倒是极力建议行刑时用刀剑即可，不要动用火刑，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我们不应该只用我们二十世纪的高标准来严加批判加尔文和他当时的人，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以他们十六世纪的背景来看这件事。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宽容、宗教宽容、监狱改革，废止奴隶制度、禁止贩奴、废除封建制度，禁施火刑於女巫、改善穷人生活条件等进步现象，这都是基督教後来才提倡的；这些教导经过一段时日才出现，也更显出这些教导的真实。当时一般人提出不宽容的主张，甚至表现出不宽容的作法，我们今天来看是错谬，不过这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普遍的错谬。平心而论，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怀疑他们的性格与动机，更不应该因此对他们的教义存有成见，以致当他们讨论那些更重要的问题时，我们也都充耳不闻。
那时抗议宗信徒刚刚挣脱罗马天主教的辖制，常在险恶的环境中力求自保，难免被迫用不宽容抵抗不宽容。在十六、七世纪，全欧洲不分君王百姓，都一致公认护卫正统，惩罚异端不但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甚至主张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将顽固的异端份子或亵渎份子处死，才能确保社会大众不受他们危害。抗议宗信徒与天主教主要的差别只是对异端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处罚异端份子比天主教温和许多。异端在当时是干犯全体社会的罪，有时候甚至比杀人罪更严重，因为杀人者只杀人的身体，而异端份子却灭人的灵魂。今天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大多数信徒判断真理或误谬的尺度太宽松了，有时候甚至根本漠不关心。到了十八世纪，不宽容的精神才逐渐式微，英国与荷兰的抗议宗率先倡导人民应该有更多政治自由与信仰自由，美国的宪法更将这样的理论付诸实现，使基督教所有宗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证他们享有相同的权利。
当时每一位改教领袖都完全认同加尔文处理瑟维特事件的整个过程。信义宗的神学领袖墨兰顿完全支持加尔文与日内瓦议会的处置，甚至引为模范。瑟维特死後约一年，墨兰顿写信给加尔文说：「我已经读了你清楚驳斥瑟维特的书，瑟维特的亵渎真是可怕……。教会不但现在要感谢你，就是千秋万代之後还是要感谢你。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也肯定日内瓦市府当局经过正式审理程序惩罚这亵渎者的作法。这件事作得对。」德国的改教领袖布瑟、慈运理的密友与工作继承人布灵格*、日内瓦的法惹勒、伯撒都支持加尔文。路德与慈运理那时已经过世了，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如果在世，是否会同意瑟维特被处火刑，不过路德与威丁堡*（Wittenberg）的神学家们都曾经批准几位德国重洗派*（Anabaptist）的死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危险的异端。他们还补充说明，表示这样刑罚他们固然残忍，但是如果纵容他们咒骂神话语的职事，毁灭地上的国家，那就更残忍了。瑞士曾经有六名重洗派被处死刑，当时慈运理也没有表示反对。几百年来大家对这事的看法有很大的转变：十六世纪最优秀的人物都完全认同瑟维特事件的处理方式，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却刚好相反。
前面提过，那时罗马天主教岂止不宽容抗议宗信徒，简直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逼迫抗议宗信徒上了，好像不逼迫抗议宗信徒就活不下去似的；抗议宗信徒为求自保，也被迫有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沙夫叙述罗马天主教实际逼迫抗议宗信徒的情形如下：
我们只要来看下面这些事就好：英诺森*（Innocent）三世是有史以来品德最高尚，功绩最丰伟的教宗之一，扑灭亚勒比根斯*（Albigenses）与瓦勒度派*（Waldenses）的谕令却是他批准的；西班牙的异教裁判所甚至把拷打异教徒和异教徒示众游行当成是宗教庆典；荷兰在亚尔伐公爵治下（1567-1573）有五万多名抗议宗信徒被处决；在血腥玛莉皇后治下，司密斯裴尔（Smithfield）一地便有数百名殉道者被烧死；无辜的瓦勒度派在法国和皮德蒙两地一再遭受大举的迫害，以致他们向天呼喊，求神申冤。有人企图为罗马天主教辩解，但是他们一味把责任推给政府是没用的。教宗贵格利（Gregory）十三世不但用赞美颂*（TeDeum）纪念圣巴多罗买日的大屠杀，甚至还故意作纪念章，把『胡格诺派大屠杀事件』说成是神怒气的天使作的，想把这件事弄成一桩足以传扬万代的神迹。」【注十六】
沙夫博士又说：「罗马天主教今天已经没有权力用火与剑逼迫人了，即使有权力这样作，意愿也不高了。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有些高层人士已经清楚表明他们不认同逼迫的原则，这在充分享有宗教自由的美国尤其明显，但是罗马教廷却从来没有正式否认当初罗马天主教逼迫异端所根据的理论；相反的，宗教改革之後仍有几个教宗认可当初逼迫异端所根据的理论……。教宗庇乌九世於1864年的谬说要录*（Syllabus）中清楚定罪许多当时的谬误，其中就包括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而1870年的梵蒂冈谕文不但宣告庇乌九世的正式言论为无谬，而且不顾教宗何挪留一世（HonoriusI）*的先例【译注】，还是宣告庇乌九世所有前後任教宗的正式言论也都无谬」【注十七】。沙夫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如果罗马天主教定罪加尔文，那是因为他们恨他；但是如果罗马天主教在瑟维特事件上定罪加尔文，那可就是定罪加尔文效法他们自己的榜样了。」
瑟维特是西班牙人，反对基督教，不管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抗议宗他都反对。沙夫称他为「狂热不止，冒称改教，实为泛神论，是十六世纪最无耻的异端，甚至亵渎神」【注十八】。沙夫在另外一个地方称瑟维特「自大，桀骜，好争，记仇，喜用不敬言辞，欺瞒，虚伪」，又说瑟维特性喜谩骂，蛮不讲理，罗马天主教与改教领袖都曾经被他糟蹋【注十九】。布灵格说即使撒但自己从地狱里出来，咒骂三位一体神用的亵渎话也比不上这个西班牙人。罗马天主教的白勒色（Bolsec）写过一本关於加尔文的书，里面提到瑟维特是一个「非常桀傲不逊的人」、「荒谬的异端份子」，应该灭绝。
瑟维特是从法国的维安（Vienne）逃到日内瓦的。当瑟维特在日内瓦受审的时候，维安的罗马天主教审判官传来一封信给日内瓦议会，并且附上维安宣判瑟维特死刑的正式文件，请日内瓦议会将瑟维特遣返维安行刑，又表示维安当局已经把这个死刑执行在瑟维特的刍像和著作上了。议会回绝这请求，但是答应秉公处理这个案件。瑟维特本人宁愿在日内瓦受审，因为维安已经把柴堆好了，他回维安必死无疑。维安当局传来这封信，或许会使日内瓦议会更热心维护正统信仰，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这件事上落在罗马天主教後面。
瑟维特去日内瓦之前，曾经多次写信给加尔文，希望博得加尔文的注意。加尔文有段时间曾经详细回信给瑟维特，但是发觉无效後就停笔了。可是瑟维特仍然继续写信给加尔文，而且语气愈来愈傲慢，甚至侮蔑。他认为加尔文是正统抗议宗的教皇，一心一意要让加尔文改变信仰，否则就要把他扳倒。当瑟维特到达日内瓦的时候，正逢反对加尔文的自由派控制市议会。瑟维特表面上加入此党，实际上想藉此把加尔文赶走。加尔文显然察觉到这个危险，并且绝对不容许他在日内瓦散布异端邪说，所以他以除灭这个危险人物为己任，好叫他不能危害大众，又下定决心，如果不能让他改变立场，就要让他受到应得的惩罚。瑟维特马上被捕受审，加尔文主审神学部份，结果瑟维特被判有罪，罪名分别是「在基要真理上是异端」、「虚伪」、「亵渎」。这个审判经过很长的时间，审判过程中瑟维特的胆子愈来愈大，甚至想用各种谩骂压过加尔文的气势【注二十】。这个案子最後送交民事庭，结果裁定瑟维特要处以火刑。加尔文曾经请求议会用刀不用火，但是议会没有采纳，所以瑟维特受火刑的责任最後不在加尔文，而在议会。
陶莫格（E.Doumergue）博士是研究加尔文的专家，他写《约翰．加尔文》（JeanCalvin）一书，毫无疑问是有关加尔文最详尽、最权威的著作。他对瑟维特事件有段话说：「瑟维特到了日内瓦之後，加尔文把他逮捕，并且向法院具名控诉。加尔文确实希望瑟维特被判死刑，但不是火刑。1553年八月廿日加尔文写信给法惹勒说：『我希望瑟维特被定死罪，但是希望能免了他火刑的痛苦』。法惹勒九月八日回信表示『不很赞成加尔文这种心软的态度』，接著又警告加尔文小心，不要『因为希望减缓瑟维特受火刑的残酷，而使你把最大的仇敌当成朋友。我恳请你在这件事上自制，好让以後没有人胆敢发表这种教义，或是以身试法，想和这人一样闯这么大的祸，为害这么久，却还安好无事』。
加尔文并没有因为法惹勒这番话改变想法，但是也没有办法说服法惹勒；十月廿六日加尔文再写信给法惹勒说：『明天就是瑟维特行刑的日子了。我们已经尽全力要求改变行刑的方式了，但是没有成功；至於为什么没有成功，等我们见面再谈。』」【注廿一】
这样看来，加尔文最引人非议的瑟维特被焚事件，其实加尔文自己也相当反对。他不必为此负责，因为他已经尽全力救瑟维特免於火刑了。这火刑架上的柴堆和烟硝使人得著许多指责加尔文的把柄，有的振振有辞，有的根本条理不清，其实如果瑟维特不是受火刑，恐怕就是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无人过问。
陶莫格博士接著说瑟维特事件是「时代的错误，责任不应该特别落在加尔文身上。瑟维特被宣判死刑之前，瑞士众教会都事先被徵询过意见，有些教会和加尔文完全没有交情，但是都投赞成票……。此外，审判结果是议会宣判的，而议会中多数是与加尔文素不和睦的自由派思想家。」【注廿二】
由加尔文日後的书信可以清楚看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为这件事负责。「自从瑟维特被定罪为异端之後，我从来没有对他应该受什么刑罚讲过一句话，这是每一个诚实的人能为我作见证的」【注廿三】。
加尔文在瑟维特被捕之前，和受审之初，都曾经根据「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利廿四16）这条摩西律法，主张瑟维特要被治死。加尔文认为这条律法的效力和十诫相同，也适用於异端；但是他完全让议会决定这个案件应该如何判决。他认为瑟维特是宗教改革的大敌，并且真实相信「政府有权利与责任决定，干犯教会的罪行应该受怎样的惩罚」。加尔文也觉得神呼召他洁净教会，使教会不至被都样人事物玷污而腐化。他直到过世的那一天，都没有改变这样的看法，也不後悔他对瑟维特所作的事。
荷兰的凯波尔博士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神学家，他几年前在美国演讲，其中有段话谈到这件事，值得在此一提：
政府有义务铲除一切伪宗教和偶像崇拜。这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创见，从康斯坦丁大帝开始就有这种观念了。在康斯坦丁大帝之前，罗马皇帝是异教徒，他们逼迫基督徒的作为令人发指，到了康斯坦丁大帝，则反过来铲除异教。从那时候开始，每位罗马天主教神学家都为这种制度辩护，每位信奉基督教的君王也都遵行。在路德与加尔文的时代，一般人都确信遵行这种制度就是奉行真理。当时每位著名神学家，尤其是墨兰顿，都赞同瑟维特被处火刑。从抗议宗的角度来看，信义宗在来比锡（Leipzig）为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克里尔（Kreel）所设的绞刑台，更应该被谴责千万倍才对。
宗教改革时期，成千上万的加尔文主义者走向绞刑台、火刑堆，牺牲殉道（信义宗与天主教的殉道者人数却是寥寥无几），历史对这样的事实好像视而不见，却专挑瑟维特事件的毛病，称之为极恶之罪（crimennefandum），一直用这件事指责加尔文和他的跟随者，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而这种不公平的态度造成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虽然如此，我不但为这火刑感到遗憾，也绝对不认同这种作法；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加尔文主义的特徵，而是加尔文主义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是加尔文主义也没能完全脱离这样的错误。【注廿四】
所以我们如果要公正看待瑟维特事件，就应该考虑十六世纪的背景，也应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第一，其他改教领袖都同意这件事；其次，社会大众普遍痛恨妥协，认为妥协就表示对真理漠不关心，也认为异端份子和亵渎者如果不肯悔改，就应该处死；此外，我们还可以想到罗马天主教也同样判瑟维特火刑、瑟维特的人品和他对加尔文的态度、瑟维特存心到日内瓦找麻烦，而且判决权在民事庭，不是加尔文所能掌控，加尔文也请求用笔较轻的行刑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有许多外在环境使我们可以再斟酌一下我们对加尔文的指责；二、不管怎么说，加尔文是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才作这件事。我们爱从哪个角度看加尔文都可以。克伦威尔在别人为他画肖像时说：「好看的、不好看的，全都画进来吧！」，我们如果要给加尔文画肖像，也应该这样；而正如沙夫说的：「加尔文和人熟识之後，给人的感觉就好多了」。加尔文毫无疑问是神所差遣，要来震撼世界的，这种人物在历史上出现的次数寥寥可数。
#小标=注：
【注一】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p.312.
【注二】同上，p.322.
【注三】同上，p.348.
【注四】R.C.Reed,CalvinMemorialAddresses,p.34.
【注五】同上，p.20.
【注六】Warfield,Article,TheTheologyofCalvin,p.1.
【注七】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p.330.
【注八】Warfield,CalvinandCalvinism,pp.8,374.
【注九】Reed,CalvinMemorialAddresses,p.22.
【注十】QuotedbyJamesOrr,CalvinMemorialAddresses,p.92.
【注十一】Bancroft,Miscelanies,p.406.
【注十二】Viedeste,Francoisdesales,parson,Neveu,p.20.
【注十三】Harkness,JohnCalvin,TheManandHisEthics,p.54
【注十四】Schaff,SwissReformation,p.826.
【注十五】Harkness,JohnCalvin,TheManandHisEthics,p.55.
【注十六】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II.,p.698.
【注十七】同上，II.,p.669.
【译注】何挪留一世*曾经支持「基督一志说」，但是後任教宗定罪这种说法，而且康士坦丁堡会议*（CouncilsofConstantinpole）曾经因此判何挪留一世为异端，这使教皇无谬说*（InfallibilityofthePope）难以自圆其说；参《当代神学辞典》（校园出版社，858页）。
【注十八】Schaff,TheCreedsofChristiandom,I.,p.464.
【注十九】Schaff,TheSwissReformation,II.,p.787.
【注二十】同上，II.,p.778.
【注廿一】Doumergue,OperaXIV,pp.590,613-657.
【注廿二】Doumergue,Article,WhatOughttobeKnownAboutCalvin,inEvangelicalQuaterly,Jan.,1929.
【注廿三】Doumergue,Opera,VIII.,p.461.
【注廿四】A,Kuyper,Calvinism,p.129.
第六篇 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发展 第三十章 结论 我们已经对加尔文主义体系作了一番详细的考察，并且看见它对教会、国家、社会，教育的影响。我们仔细探讨了反对加尔文主义的常见理由，也仔细查考了加尔文主义的实用价值。现在我们只要对加尔文主义再作一点整体观察，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
如果我们想检验一个人，或是检验一个思想体系，用主基督说的「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句话作标准，一定错不了。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者都欢迎这种检验方式。一个人如果遵行改革宗信仰，他们生命的影响力就是加尔文主义最有力的证据。司密斯说加尔文主义「洋溢著从神而来的活力，创建了近代世界，培育出无数的英雄、圣徒、殉道者。历史从果子判断树，认为加尔文主义称得上是基督教界最伟大信条」【注一】。历史学家公认加尔文主义能塑造人的品格、宣扬自由理念，对个人与国家都有益；就这方面来说，没有别的信仰体系能比得上它。
我们翻开美国历史上的名人录，就会发现有许多总统、国会议员、法官、作家、编辑、教师、商人信奉加尔文主义，比例上远远超过其它宗派。每位公正的历史家都会承认，因为抗议宗主义起来抵挡罗马天主教，才使现代世界得以初尝真正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果实，而那些最自由的国家，也几乎都是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国家。加尔文主义造成一股风潮，使人起来要追求信仰自由、政治自由、并且要从其中得生命。我们从近代历史可以看出，每个已经预备好的国家都接受了这股风潮。我们如果把英国、苏格兰、美国和从来没有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法国、西班牙、义大利比较，马上就可看出加尔文主义的实际果效。罗马天主教国家经济与道德衰败，各方面都走下坡。
我们只要对教会历史或抗议宗的重要教义有一点研究，就会立刻看出：加尔文主义在当时不但促成了宗教改革，也使它的成果得以保存。我们如果熟知欧美历史，就会完全同意甘宁汉博士所说「除了使徒保罗以外，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就是约翰．加尔文」这番惊人之语了。司密斯博士说得好：「我们只要想到加尔文主义者的血汗、祷告和教导，使我们有了社会自由、抗议宗信仰、基督教家庭这三样果实，就一定能塞住一切诽谤加尔文主义之人的口。读者如果细心，应该可以看出这三样祝福也是现代世界一切至美至善事物的根源，也会惊讶这句话其实在暗示今天基督教文明主要是加尔文主义的果实。」【注二】
如果我们说加尔文主义是圣徒与英雄的信条，这也只是重述历史清楚的见证罢了。佛劳德说：「加尔文主义者是唯一不畏争战的抗议宗信徒，他们因著信仰而有勇气为宗教改革站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现象，反正这是事实就对了。如果没有他们，改教运动早就失败了。」当成千上万的人还在受属灵的压制，而英国、苏格兰、荷兰、瑞士的抗议宗主义又必须以武力自卫的时候，唯有加尔文主义证明自己是唯一能与罗马天主教强大势力抗衡，甚至将它摧毁的教义体系。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殉道者数目之多，远超过其它宗派，这是加尔文主义引以为荣的表现之一。
1896年的循道会大会有一篇对长老会联会的演讲，其中有一段话很有风度：「贵教会带给世人一幅振奋人心的壮观景象，值得我们怀念。贵教会不是一批独行侠，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而是一群世代忠心，可以随时为主和主的真理欢然下监受死的圣徒。你们认为这是一项殊荣，是你们产业中最宝贵的一份，确实如此。」马飞治说：「加尔文主义者几乎都愿意为信仰光荣牺牲，甚至宁可赴汤蹈火也不愿背叛信仰、不肯在良心上稍留玷污的信徒，不分男女，都不是只跟从神的儿子而已。跟从神的儿子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也都还跟从一位神的仆人，就是使日内瓦成为欧洲之光的约翰．加尔文」【注三】。这体系靠神充满能力，也从神结实累累，世人应该满心感谢。这些年间世人确实逐渐体认其宝贵，只是难以回报。
我们已经说过，加尔文主义神学孕育出一批爱好自由的人民。加尔文主义兴盛之地，专制独裁便无法存留。可能读者已经想到，加尔文主义很早就带下革命性的教会治理方式了，这方式使它的会友不是受由某个人或某群人指派的人管理与服事，而是由他们自己所选出的牧师与同工来管理他们。这样一来，信仰就在信徒的身边，而不是高高在上了。关於这种治理方式的效率，有一个惊人的见证来自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纽约大主教休斯（Hughes）；他说：「虽然我有权力可以说长老会总会的权柄是一种僭越的行为，但我还是得和每位熟悉它组织运作的人一同说：就治理大众事务与政治事务的功用而言，它的结构与国会相比毫不逊色。它以辐射中心的原理运作，在美国没有别的宗派能与它相比。」【注四】
从教会的自由与责任到国家的自由与责任，其间不过一步；历史告诉我们，加尔文主义者勇於捍卫自由理念，无人能比。
瓦波顿说：「加尔文主义不是象牙塔里的理论信条。反对它的人遽下断言，说它鼓励人主张宿命论、对周围之人的需要冷眼旁观，看到社会中罪恶嚣张，好像伤口腐烂，也漠不关心；但其实不是这样」【注五】。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都带来惊人的道德改变。加尔文主义者在清心、节制、勤奋、周济穷人的事上是无可伦比的。
佛劳德（JamesAnthonyFroude）是英国很著名的历史家与学者，担任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多年。尽管他接受另一种神学体系，尽管他的著作常使人说他反对加尔文主义，但是他对加尔文主义并无偏见。这些年间经常有人对加尔文主义作无谓的攻击，这位公正的学者忍不住要有所回应。
佛劳德说：「我要请你仔细思量，如果加尔文主义真的像近代启蒙主义所说，是僵硬的信条，不讲道理，那么它从前怎么能吸引一批最伟大的人物跟随它呢？如果它真的像有人所说，因为反对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对道德有杀伤力，那么为什么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第一个特徵就是使人意识到犯罪不只得罪人，也同样得罪神，又使道德律成为个人与国家的生活规范呢？我还要问你：如果它是奴役人理智的信条，那么为什么还能持续激发出最英勇的行为，进而摧毁不公义的权势呢？当一切其他的东西都灭没、爱国心没落、人的勇气溃灭、人的理智如吉朋*所说『带著笑容与叹息』关在密室自得其乐地玩哲学，或是走出来与人一同迷信敬拜、各种柔细的感情和自以为是的敬虔受迷信的辖制，浑然不知谎言与真理还有区别时，只有那被称为会奴役人的加尔文主义以各种方式站在第一线对抗迷妄与虚伪，宁可像火石被磨成粉但发出光热，也不愿在暴力前屈膝，受诱惑而丧志软化。」【注六】
佛劳德也举沈默者威廉、路德、加尔文、诺克斯、科利尼、克伦威尔、密尔敦（Milton），和本仁（Bunyan）为例，说他们「具有一切使人性高尚伟大的特质。他们正直的生命和慑人的悟性相称，致力於公众事务时不掺一点私心，职责所驱时便铁面无私，但是心中柔细如妇女，坦白，真实，爽朗，幽默，丝毫不乖戾狂热，并且能发号施令，使欧洲每一个勇敢忠信之士发出共鸣。」【注七】
我们也留意到加尔文主义是一个传福音的力量。任何信仰的教义体系都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测试方法，就是「与其它教义体系相比，能否证明自己传福音给世人时有果效？」。拯救罪人，使罪人悔改，是教会在今世的主要目的。一个教义体系如果购不上这项考验，那么它无论在其它方面多么迎合人心，也不能被教会接纳。
大家公认宗教改革是新约时代以来最伟大、最真实的宗教复兴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从路德、加尔文、慈运理传讲纯正预定论开始的。1555年抗议宗远赴巴西的首次海外宣教大业也要归功於加尔文和科利尼将军。不过这次行动最後确实没有成功，而欧洲的宗教战争使宣教事工耽搁了相当长的时间。
著名的英国浸信会牧师司布真*（C.H.Spurgeon,1834-1892）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他曾经说过：「我从不以自称信奉加尔文主义为耻，我也毫不犹豫使用浸礼派*（Baptist）的称号；但是如果有人问我的信条，我的回答是『耶稣基督』。他又说：「我们许多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讲道者并没有真正喂养神的百姓。他们相信神拣选，但是不传讲这道理。他们认为神的救赎有特定对象，但是把这道理锁在他们放教义的柜子里，从不把它拿出来用在服事上。他们持守圣徒永蒙保守的道理，但是他们一直『保守』自己在这事上闭口不言。他们相信有效恩召这回事，但是认为自己没有蒙『恩召』要常常去传讲这道理。我们发觉他们最大的问题在於他们没有把他们所相信的直接传讲出来。你可能听了他们五十次讲道，还不知道福音的教义，也不知道他们对救恩的整体看法。这样一来，神的百姓就得不到供应，以致灵里贫瘠。」【注八】
当我们来研究海外宣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加尔文主义曾经是神在使福音传到异教国家时所使用的最重要工具。一个人即使反对加尔文主义，但是只要他还算开明，都会承认加尔文派的神学思想和保罗的主张是多么的一致，而这位保罗就是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如果我们打开抗议宗海外宣教英雄簿，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曾经作过加尔文的门徒，几乎没有例外。去印度的马廷*（Martyn），去非洲的李温士敦*（Livingstone）与摩法特*（Moffat），去中国的马礼逊*（Morrison），去南洋的培顿*（Paton），以及许其他的宣教勇士，他们都承认并且持守加尔文主义，而且他们不是安安静静地信奉加尔文主义，而是充满活力。加尔文主义对於他们不单是信条，也是行动。
论到海外宣教，李彻尔博士曾说：「虽然我们和所有其他在主里的肢体一样，想到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源远比过去更多，异教世界的需要又如此之大，而我们没能在这方面作得更多，都觉得应该感到悲哀，但是加尔文主义者至少有件事可以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可敬的先祖在建立全球宣教大业上踏出如此美好的第一步。今天加尔文教会在海外宣教上领受的恩赐很多……加尔文教会有幸与每个重要的非基督教信仰有对话，把福音带到他们面前让他们选择，也使福音更多飘洋过海，传到更多地方、更多国家、更多人民、更多语言群体中间。」【注九】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几个世纪以来，加尔文主义无所畏惧，坚守纯正教义，与人辩论铿锵有声，已经成为基督教会的真实力量。加尔文主义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用比较高的标准训练教牧人员，这在引人归主，收割主庄稼上产生很大的果效，而且不是使人一时激动兴奋，而是使人立下永恒誓约。如果从所结的果子来判断树，加尔文主义已证明自己是一股极其伟大的传福音的力量。
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人是无法诚实面对历史见证的。现代文明史中，实在应该有一份辉煌纪录归在加尔文主义名下。毕察*说：
对所谓自由派人士来说，有件奥秘他们始终不解，就是他们以为加尔文主义严苛专横，毫无弹性，但是这批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人居然一直最忠实、最勇敢地捍卫自由。这些人接受这个严峻的教义，但是这严峻的教义在他们心里产生的果效却是为自由效力，这真是让人想不透。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加尔文主义已经作到其他信仰一直作不到的事。加尔文主义向世人昭示人类的最高理想，并且以人所能想像的最惊人炮火一路扫荡，清除了一切障碍，使人能真正实现这个理想。
加尔文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人强烈感受到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不能依附於其他人事物。加尔文主义还以清晰夺目的大光照亮人心，使人看到他对神的责任、与永世的关系。人一进入世界就时时刻刻步向坟墓，但是加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有一个重责大任，就是「进天国，逃离地狱」，而这也成为他人生旅途中唯一的慰藉。
这样看来，加尔文主义者对人的看法是：「人被几个最强的力量驱使，这些力量在他里面产生压力与负担。他不是朝永生迈进，不久要到天上领受冠冕，就是躺在地狱里受炙热的痛苦，而且一直如此，直到永永远远」。谁敢禁锢这样的人？让开吧！不要拦阻他吧！否则要知道，这是会要你命的。让他自由吧！让他自己去找来到神面前的路吧！不要干涉他吧！不要干预他的权利吧！让他尽其所能，作成他自己得救的工夫吧！他的结局不是永恒的光荣，就是直到永永远远，无法形容的痛苦。谁也不能用高压手段对付这样的人。【注十】
容我再引用另一位作者的的慷慨陈词：
加尔文主义好像一棵树，在有成见的人眼中，树皮粗硬，树干多瘤，树枝盘错，有如打结，外观虽然有力，却甚不体面。但是别忘了，这不是一棵昨天才长成的新柳。这些树枝已经和暴风雨奋斗千年了，树干被闪电遍吻，留下雷击之痕，树皮则满布战斧与子弹的痕迹。这棵老橡树没有柔细的典雅气质，外表也比不上温室植物的光滑，但是它的威严超过典雅，雄伟胜过美容。树根扭曲的样子也许很奇怪，但是有些树根里充满光荣的血泊，是参与无数大小战役所流下的，有些树根紧缠於殉道者的火刑柱，有些树根隐藏於幽居小室和孤寂的图书馆，有深度的思想家在其中默想祈祷，有如启示录的拔摩孤岛。树根的主干前後缠绕，最後环绕在充满生命与慈爱的各各他十架下，合成一股。树枝也许有节有瘤，不太好看，却有人类历史与基督教文明中最丰硕有力的果实累累下垂，作为装饰。【注十一】
我们综观加尔文主义，觉得好像坐在一部大管风琴的键盘前：我们的手指触动键盘，音栓便逐渐开启抑扬器，直到完整的合音出现，显出庄严的和声。加尔文主义触及人生每一部乐曲，因为它先寻求造物主，并且把他放在第一，又在各处都见到他。综观加尔文主义又好像离开渊面，头上有天空如顶，整个永恒宇宙围绕我们心灵，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之上，到处都见到神。综观加尔文主义还好像站在岩石缝隙上，地上景物在後，峡谷在前，时间的洪流澎湃，从亘古到永恒，太阳正顶头在天，到处满了它的热气，我们的心也与保罗同叹：「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因为加尔文主义把神显明给我们，又寻其踪迹，让我们看到神真是何等伟大，何等威严，至智慧、至圣洁、最公义、极慈爱。加尔文主义让我们看到神是至高者，我们的的心也再次赞叹：「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
这不是对加尔文主义虚浮空洞的歌功颂德。有了上面这些事实与观察，每位不被蒙蔽的公正之士读了历史，都会同意我们所说的。再者，笔者也想借用司密斯博士在其著作《长老会信条》最後一章「结实累累的信条」中所说的：我们提出这些事实与观察，「不是要激发宗派的虚荣，而是要使我们因为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美景充满感恩，这也应该使我们更能站立在一个能够得尊荣的有利地位上。我们提出这些事实与观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心中点燃圣洁的火，使我们热切追求神所赐的信仰体系，内中有真理，并且在神的带领之下，成为创建美国与现代世界的最主要因素。」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作一个结论：读者已经在本书发现一些对神非常古老的描述──古到比圣经写作之时更古，老到比世界本身更老，因为这救赎计划是隐藏在神永远的旨意中。本书所主张、所护卫之教义实在奇妙，大大震撼人心，笔者并不打算隐藏这个事实。沈睡的罪人以为一生中任何时刻都可以随意与神和好，本书所阐述的事实足以使他们猛然惊醒。还有一些沈睡的「圣徒」满足於肉体的宗教，身陷致命的安逸却依然自欺，本书也应该能把他们吓醒才对。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感惊愕呢？自然界不是充满各样的奇事吗？为什么连启示也不能使他们惊异呢？我们只要略读一二就会明白，科学固然使人得知许多惊人的真理，但是未受教育的人会觉得这些真理很难相信，或者根本不能相信。属世领域如此，属灵领域又何尝不然？神启示的真理碰到属灵上未受教育的人也是如此。如果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不能令他惊奇、战栗，觉得不可思议，这福音就不是真福音。但是有谁曾经听了阿民念主义说「每个人的命运是自己勾勒出来的」之後会觉得惊奇呢？如果有人盲从大众的看法，一味忽视甚至讥诮加尔文主义，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问：这教义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为什么要嘲笑它？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证明它不真吧！最後我们要用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尾：这个被称作「加尔文主义」的伟大信仰思想体系正是世界的希望，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则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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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E.W.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52.
【注二】同上，p.74.
【注三】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113.
【注四】Hughes,PresbyteriansandtheRevolution,p.140.
【注五】Warburton,Calvinism,p.78.
【注六】Froude,Calvinism,p.7.
【注七】FroudeCalvinism,p.8.
【注八】McFetridge,CalvinisminHistory,pp.151-153.
【注九】Loetscher,AddressbeforetheGeneralAssemblyofthePresbyterianChurch,U.S.A.1929.
【注十】H.W.Beecher,PlymouthPulpit,Article,Calvinism.
【注十一】PowerandClaimsofaCalvinisticLiterature,p.35.引自Smith,TheCreedofPresbyterians,p.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