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东阳马生序读后感:“后三峡”规划出笼的台前幕后

“后三峡”规划出笼的台前幕后

迎来“后三峡”

发布时间：2011-05-25 23:34:35| 时代周报 | 131期 | 

鄱阳湖水位创历史新低、洞庭湖水位创历史新低、洪湖几近干涸……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了50年来罕见干旱，三峡工程引发大旱的质疑之声再起。

恰逢此时，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三峡工程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信号的释放，让延续了数十年的三峡工程利弊之争再度发酵。

然而，在三峡这一庞大的工程建成之后，再去讨论该建抑或不该建，不应再是我们的重点。回溯历史的长河，拨开偏见的迷雾，正视、反思三峡工程所带来的一切，破解三峡建成之后的难题，才是“后三峡”时代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本报记者 龙婧 邓全伦 发自上海 重庆

5月23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急启动旱灾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财政部派出联合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两省，协助地方开展抗旱工作。

和近几年三峡及周边频发的泥石流、地震、水灾等一样，这次大旱为三峡大坝所致的质疑之声再起。

三峡工程，又一次陷入争议。

就在这个当口，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以下简称《后规划》），坦承，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些问题，在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时，都在我们的预计内。”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披露称，尽管由于当时条件和认识的限制，有些预计出现了一些偏差，但问题还是可控的。

《后规划》编制完成历时两年多，涉及范围包括三峡大坝以上的库区和大坝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影响区，将针对一系列“后三峡”问题，提供解题路径。

“后三峡”奉节样本

尽管《后规划》还未正式下发，资金也还没有开始到位，但三峡库区内的各个区县，已经陷入了一种欢腾的状态。据记者了解，此次规划中涉及的1238.9亿元资金，其中，重庆将获得80%以上。

“我们库区的各个区县可以说对这个规划非常欢迎。”重庆奉节县移民局副局长程功勋说，在参加《后规划》的区域编制规划时，奉节县结合自身情况，从加强基础建设、清洁能源、旅游发展、脐橙产业、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治理这6个方面来争后续规划资金的，一共报上去的资金是182亿元。虽然预计审批下来的资金，可能只有80多亿，但依然超过了新城建设时的将近80亿元资金。

后续规划所带来的资金和政策，无疑会帮助他们解决很多三峡工程遗留下来的问题。

三峡工程开始后，奉节跟巫山、巴东一起，变成了库区地质灾害最严重的三县之一。“我们就跟地质灾害博物馆一样。”程功勋说，所以能看到的地质灾害，诸如泥石流、滑坡、塌岸等等，都可以在奉节看见。最著名的是“猴子石滑坡”治理，投入了几个亿，最后打了38排130桩钢柱，才把它固定在了那里。

令人头疼的还有移民问题。奉节极其有限的环境承载力实际无法养活搬迁到山腰以上的后靠移民们。土地破碎贫瘠，水源稀少，交通不便，地质灾害莫测，相同的问题使后靠移民们生计困难。因此，二次移民，对于这个县城来说，迫在眉睫。

在三峡建设时期，对于这些问题，国家并非没有投入，甚至，在不断加大投入。

这些年来一直战斗在移民前线的陈功勋说，三峡最初建设时，用在环境保护和地址灾害防治上的资金并不多。当时三峡工程对地质灾害的整个防治，只有6亿元。“比如我们县，当时用在生态环境上面的，总共只有2000多万元。”但是建设到中途，政府发现由于搬迁造成的库区污染大大超出了当时的预计，于是下拨资金，要求各县建立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用于生态环境上的资金，被追加到了几个亿。

但这些钱，并不够。

比如之前要求兴建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但由于资金的限制，这些管道只能铺到县城，而县城下面集镇的铺设，则没有余力。地质灾害也只能处理最危险的地段，用以保证搬迁的顺利。还有移民，当时也只能保证他们搬出175米线下，就地后靠。

“当时李鹏总理视察三峡时曾经提过，要‘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程功勋说，但目前来看，他们只实现了“搬得出”，基本“稳得住”（指移民不回迁，不上访），要真正稳得住和逐步能致富只能被纳入《后规划》中。”

“我们整个前三峡时期，基本都是在为‘搬得出’服务。”程功勋说，“但如今集镇污水管道的铺设、地质灾害和二次生态移民都可以被纳入到《后规划》中。”

《后规划》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这个江边县城原本没有任何工业，但由于有了《后规划》的政策支持，他们申请了生态工业园和生态农业园的项目，并获得了通过。

遗留困局迫在眉睫

实际上，对于这个规划，重庆和湖北已经等待了4年。

2008年，三峡还处于175米实验性蓄水的收尾阶段时，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就已经开始提上日程。

后续工作规划的设想，由重庆市最先提出。作为三峡主要库区的重庆，在长达17年的三峡建设中发现，三峡工程进入正常运营状态后， 库区仍存在移民搬迁安置遗留问题解决难度较大、农村移民人多地少的基础性矛盾突出、库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巨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三峡后续工作中逐步解决。

生态环境压力首当其冲。作为全国地质灾害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重庆库区隐患点达1万余处，由于山高坡陡，石漠化现象突出，水土流失面积占48.6%。目前，重庆库区的农村面源污染已超过工业污染，而消落带、“水华”等问题也亟待治理。“三峡工程2003年6月135米蓄水以来，长江干流水质趋好，满足II类水质断面的比例从45.5%逐年上升至90.5%。”重庆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称，但库区城市岸边污染带、部分一级支流水质趋于恶化。

“库区城市岸边污染带有明显加宽、加长的趋势；部分支流‘水华’现象频繁，从2003年以来，17条支流回水区共发生‘水华’近70次，且有随水位升高发生规模扩大、频率增加、持续时间延长、向上游扩展之趋势。”以上调研报告说。

三峡水库蓄水175米后，水位将在145-175米高程运行。正是水位的涨落，使库岸所受的各种应力发生变化，滑坡和坍塌日益增多。上述调研报告指出，“三峡水库蓄水后1-3年内，将集中产生大量塌岸和水库新生型滑坡，此后至少20年内将发生此类问题。”据重庆市国土部门统计，自2008年蓄水以来，仅重庆库区周边就发生了243处地灾险情，崩塌总体积约1.65亿立方米，影响房屋面积54.43万平方米。

“遗留问题未完全解决，新的地质灾害问题又接踵而至。”重庆市政协一位官员透露，2001年后因新增地质灾害需搬迁避让18209人，175米试验性蓄水后仍有44处规划内的监测预警点、166处新生的隐患点，均因项目资金未落实而未解决。同时，库区城镇沿线147公里库岸和农村沿线3900公里库岸没有采取工程治理和库岸防护，形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除了生态和地质灾害问题，三峡库区还是国家级连片贫困区，重庆库区15个移民区县中，有国家级贫困区县9个、市级贫困区县2个，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库区。当前，库区人多地少，人口密度是同类山地丘陵地区的4倍；移民搬迁安置遗留问题多；产业空虚问题突出；移民稳定就业困难。据统计，涪陵及另8个重点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达8.95%，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只有25%。

“当时三峡工程征地补偿时，给农民的钱看起来不少，但实际上，这是以农民丧失土地为代价的。”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三峡工程的研究规划，并参与了此次《后规划》的编制。他介绍，很多地区搬迁后，新开辟的耕地，由于地质环境的影响，土地质量大大不如以前，变相让移民丧失了土地，导致了移民生活困难。

而下游的湖北省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在三峡工程建成后，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下称“三峡总公司”）将搬离湖北，其承担的坝区建设与维护等社会管理职能，将全部移交给地方。湖北要独立承担对三峡大坝重要区域的管理，将面对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除此之外，三峡工程下游省份也对三峡怨言颇多。“逆调节”，江西省在上一次鄱阳湖大旱时，甚至上书中央，认为干旱跟三峡大坝有着直接的关系。

湖南水利专家如聂芳蓉，一直在反对三峡工程，并对三峡的洪季开闸、旱季蓄水，加剧自然灾变的逆调节，一直提出强烈反对。因长江洪水进入荆江，有三条分流进入洞庭湖，洞庭湖无论旱涝，都成了直接受害区域。

《后规划》争论中开工

从2007年开始，重庆市和湖北省同时向国务院连续打报告，要求在三峡工程建设期满后，延续、调整、新定优惠政策，以适应管理运行期的实际需要。

这个想法，与国务院三峡办不谋而合。一方面，三峡建设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另一方面是，如果三峡工程就此结束，按照以往做法，三峡办将划归水利部，这是三峡办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后规划》还没开工就引起过一些争论。”据一位参加过《后规划》编写的专家透露，先是命名问题，“三峡工程后续工作”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他们认为，三峡工程已经结束了，后续就应该是单独项目，不应该跟三峡挂上钩。

引起争论的还有资金数额—当时重庆市提交的报告，对后续资金的要求达到了3000亿元以上。这大大高于三峡建设时期的总金额。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三峡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1849亿元人民币，其中枢纽工程798亿元人民币、输变电工程358亿元人民币、库区移民工程693亿元人民币。当然很多人也在质疑不止这些数。

2008年7月17日，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16次全会作出决定，在三峡工程正常运行后，全面开展三峡工程后续工作。2009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务院三峡办上报的《关于开展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的请示》。2009年5月，三峡工程设计总成单位的长江委被委托承担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编制总成任务。长江委长江设计院、移民监理公司等单位承担了三峡库区的移民安稳致富、地质灾害防治的搬迁避让、生态屏障区人口减灾的工作；水工程生态所和水保局配合国家环保局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长江设计院、长江科学院承担了三峡工程对中下游影响的有关研究。

这3项研究，也是《后规划》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争利“后三峡”

“时间很紧张。”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参与了此次《三峡工程后续工作总体规划》的编制，负责其中“三峡水库综合调度与综合效益拓展”专题研究内容，他回忆，当时经费都没有下来，就已经要求上马，而且要求在当年的10月份，就上交初步规划。规划初稿出来后，又先后组织了近20次大规模修改，最终才通过审核。“把各地申报的资金加在一起，已经超出了4000亿元。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被接受的。”

移民库区的各区县领导，也被要求参与规划编制工作的会议讨论。“主要是询问我们对吸收安置等工作的看法。”陈功勋回忆，当时长江委在规划移民这一块时，非常担心的一点是，后续规划中的移民政策，是否会引起新老移民的攀比。

据三峡办的一位人士透露，规划编制的消息一出来，重庆和湖北立即展开相关项目的费用研究。重庆每年两会，都会召开三峡专场，历陈“后三峡”时期遇到的各种难题；而湖北省也不甘落后，由前任副省长操刀写出建议，要求提高湖北对三峡电站电力销售税收的分配比例。

除渝鄂两地互有争锋外，库区的各个区县也在努力争取这笔资金。据参加过编制会议的知情人士透露，根据规划，这笔资金将大抵按照重庆、湖北两地三峡沉没和搬迁总共计算出的损失比例来摊派。而下拨到各个区县的资金，则是根据区县水淹没区的百分比和提交的规划中的各项计划来分配。

为了争取更多的后续资金，每个县提交的规划，都有着庞大的预算。而在规划中，几乎每个县都拿出了生态园的计划，有的县在提交的区县规划中，光是跨江大桥，就规划了好几座。这样长江委不得不对有些县提交的预算直接拦腰砍断。

在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巴东县一份讲话稿里，巴东移民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先荣提出：“请求县委、县政府领导带队及时到三峡办、国家发改委、中咨公司等涉及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主要部门争取支持。县农业局、商务局、旅游局、国土资源局等县直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行业人脉资源优势，与省直和国家部委进一步加强联系，及时掌握信息，确保上报项目顺利通过审查。文件还要求，对接规划设计、技术总成等相关单位，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争取最大支持。”

《后规划》非否定三峡

5月18日，历时两年多的规划，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由于提到重点考虑移民后续生活、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希望解决三峡蓄水对长江中下游的不良影响等问题。这份新出台的《后规划》立即被很多人解读为，这是中国首次承认三峡工程“存在问题”。很多声音也将其与今年的南方大旱联系在一起。

翁立达并不赞成这种解读。他表示，移民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和预防地质灾害问题，在三峡工程论证时，就已经被反复提到，也做了一些预案。早在10年前，政府就已经投入巨资整治，反过来说，那个时候，政府就已经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

他说，在2002年，国家就开始实施《长江三峡库区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进行生态环境整治，为了处理水污染的问题，避免库区富营养化，国家给每个区县都专门拨款，要求修理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比如地质灾害问题，从2002年，三峡一期时，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就拨专款40亿元用于治理三峡工程135米水位线下的地质灾害。”翁立达解释，后来的二期和三期，国家又陆续对于175米蓄水线下的地质灾害处理投入了近80亿元。如此算来，这十年，光是用于地质灾害防治的，中央就拨了专款120亿元。

“所以，不是不重视，只是治理效果不太理想。”翁立达说，造成这种不理想的结果有很多，不仅仅是三峡的问题，其中有人的因素，也有所使用设备的因素。

翁立达说，此次《后规划》的制订过程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影响区的处理讨论激烈，最终把“消除长江中下游不良影响”也写入后续规划中，显示大家对长江中下游不良影响的认知也有所突破。“三峡水库蓄水后，因为清水下泄和河床下切确实产生了少数城镇取水困难，同时也产生了河势调整、崩岸增加、局部航道条件恶化，洞庭湖、鄱阳湖生态环境受到影响，长江河口咸水倒灌等问题。

至于被联系到近期南方大旱等问题，翁立达表示，任何结论，都需要数据来说话，但目前，并没有直接数据或者证据，表明这些气候因素都跟三峡有关。“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三峡的主要功能是防洪。目前来看，防洪效果非常好。”翁立达说，从三峡工程开始建设的那天开始，外界的宣传就夸大了三峡的发电功能，但实际上，如果不是防洪，三峡工程根本就不可能获得通过。

而长江委的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制订《后规划》花的时间较长，因为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同时又要有改革创新，特别是三峡工程的管理问题上，曾存在诸多博弈。现在长江委正在酝酿一个优化水库调度的方案，或可看成是对《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细化。但同时，该人士也表示，方案的出台要顾及到包括水利、农业、环保等多个部门的诉求，何时出台尚未明确。

翁立达：质疑三峡与当初宣传过度有关
本报记者 龙婧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每次三峡工程流域范围内发生地震、洪涝、干旱，都会引发“与三峡工程有关还是无关”的讨论？

翁立达：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大多数是两种态度，一种是恨不得所有的干旱、洪涝、地震都扯上三峡；另一种就是把三峡撇得干干净净。其实这都不对，每个问题都需要具体论证，不能妄下结论。

三峡工程建成后，确实在防洪、发电、航运、抗旱等方面发挥了综合效益，但三峡工程确实也改变了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对生态、气候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影响确实是有，只是程度、大小、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

时代周报：三峡工程的影响是什么？

翁立达：三峡工程的影响要分两种情况来看，一个是周期性的变化，比如气候、环境变化，这个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得出结论；另外一个是趋势性变化，比如污染、水资源的变化，这个能够当下作出结论，像长江鱼类资源减少，污染变重，这些都能够说与三峡工程直接有关。

时代周报：现在有人认为三峡导致的一些问题是不可逆的，比如阻碍航道，砾卵石淤塞等，真的是这样吗？

翁立达：泥沙淤积的问题，是黄万里先生提出的。他当时对三门峡提出过这个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了。他的话，其实并没有被采纳，据我所知，政府对三峡的泥沙问题，是相当关心的。至今，三峡工程都还保留着泥沙专家组。但这几年进行的检测发现，泥沙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减少了40%多，大大低于当初的预期（也与上游兴建多个水坝拦沙有关）。我们做过分析，泥沙量减少，是因为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暴雨区和泥沙区没有重复，大大减少了泥沙进入长江的量，还有就是三峡库区的水土保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当然，即使泥沙减少了，有一天也许还是会淤积的，但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是上百年以后的事情。

但泥沙的减少，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清水下泄、然后河床下切。这次洞庭湖的干旱，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跟三峡工程有关，因为洞庭湖的入水口是三口，但河床下切后，水进不来，就很容易干枯。

时代周报： 有环保人士认为政府处理严峻环境问题的能力有限，且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已经太迟了。是否如此？

翁立达：10年前，这次规划里提到的关于环境、地质灾害的问题，都开始整治，几百亿资金投入了进去，也有媒体报道。所以，只能说效果不好。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效果不好？

翁立达：比如地质灾害最初勘探时，是长江委在做，后来又移交给国土资源部，但这个移交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基础资料就没有移交过去；比如治理污水，需要建设网管，一级由国家建设，二级由区县自己建设，结果导致网管不配套；还有治理水华的器材，都是国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用的东西，当然，这个是符合国家规定的，但怎么说，它实在太落后了。

时代周报：论证修建三峡之前，是否有考虑到会出现一些后果，跟现在的真实情况相比，是否有些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

翁立达：我可以说，在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时，目前出现的一些情况，都在我们的预计内。但有些预计，由于当时条件和认识的限制，出现了一些偏差。

比如说水华，我当时就预计到三峡蓄水后，很可能会造成水华的产生。但没想到的是，水华会出现得如此之快。5月26日开始实验性蓄水，6月6日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华现象。这个严重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于是赶紧给中央打报告，要求进行库区周边的污水处理。

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这一块，最初虽然有预算，但的确是认识不够。比如，最开始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块，只给了3个亿的预算，为此，自己还跟三峡办的人大吵一架。而地质灾害防治这一块，也只给了10个亿的预算。但后来，这些资金都追加到了上百亿。

时代周报：照你这样说，其实现在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早已在你们的预计内，为什么现在三峡每出现这些问题，还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翁立达：这个跟当初的宣传方向有关系，当时只注重宣传了三峡工程好的那一面。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三峡有一个宣传画，说三峡大坝500公里内辐射了哪些热闹区域，再往外500公里就可以辐射到北京了。但他们就完全没提，三峡工程在这么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生态怎么办？移民又如何移。而且开始建设时，国外也有很多质疑，但我们完全没有解释。因为有领导说：“我们做我们的，不管他们的。”

时代周报：你对三峡大坝是什么态度？

翁立达：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毕竟，我们是要用数据说话的，我说有利，是因为它在防洪方面，真的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时代周报：但现在，“逆调节”这个词语越来越多地用在三峡上面，即缺水旱季它要保持蓄水高程关闸拦水，中下游越是缺水它越是少放水；洪涝季节上下游顶不住时它有自身的算盘，不淹下游就选择淹上游，去年洪涝季节是先淹重庆，后来又因库容有限不得不泄洪，让下游抗洪雪上加霜。这个你怎么看？

翁立达：“逆调节”其实说的就是长江上各个水电站的调度问题。按照计划来说，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蓄水，都需要一个准备方案，甚至还需要精确的天气预报系统。比如未来三天有大雨，也许他们就需要提前放水。

但现在三峡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三峡是个跨部门、跨省的工程，牵扯的部门很多，这就造成很难协调。而三峡上面也有很多水电站，每个水电站都有自己的考虑，也不直接受省、市的管辖，这就很麻烦。而发电跟供水、防汛本来就是存在着矛盾的，这需要一个统一的调度。但现在，没有部门能指挥这些水电站。

你们都说这次下游干旱，放水太晚了。但发电的总希望自己多发电，多赚钱，那他们就要多储水。湖北省总不可能叫他们去放水吧，重庆市也不可能叫他们去放水吧。必须得国家防总出面，他们才肯放水。

时代周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三峡出现这么多事情，有些问题并不是三峡本身的原因，而是人祸？

翁立达：有一部分是吧。我总是说，三峡蓄水不满175米才是正常现象，因为上游还有那么多水电站，大家都要发电，于是大家都争着蓄水，你三峡蓄不满水是正常的，满了175米才不正常。

我要强调一点，现在大家都把三峡发电的功能抬得太高，冲淡了三峡防洪的功能。其实三峡最重要的功能，根本就不是发电，而是防洪。三峡论证时，如果不是防洪的功能，三峡工程根本就上不了。其次是供水，发电只能排在第三位。我永远强调，电调必须服从水调。但现在有些利益集团，不能碰。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国家在长江流域建议一个水电站总调度，这一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出来，提到会优化调水体系，希望能解决这些事情。

[时代观察]背倚三峡说长江

赵世龙

因国务院呼吁面对三峡工程带来的不利方面，三峡成了热点。背倚三峡说长江，说透了出现过沧海桑田变迁的长江，三峡的问题也就一一洞明。

长江三峡的完全形成，学界定论是50万年，而长江在大三峡一带的西流东出已有300万年。古长江曾分东西长江，在大三峡区间多次顺逆变向。西长江曾顺今澜沧江峡谷南流入印度洋，后因喜马拉雅-横断山脉隆起，改道东流；东长江（扬子江）流入太平洋。东西长江甚至曾隔着巫山分水岭东西背流，后因三峡裂开，中国地貌也演变成西高东低，东西长江才融汇贯通。

学界关于长江西流没多大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东西长江是如何连通的，以及东长江是否最初流向西。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主张古长江曾向西倒流，叶良辅、李承三、袁复礼、任美锷等也主张东长江曾溯源向西切穿三峡；而据笔者在三峡多年调查，可能是经清江峡谷西进，后来顺逆变向也是由此东出，留下了切深远胜三峡（平均切深几百米，间断的峡谷合计90公里）的沐抚大峡谷（平均切深1500米、108公里峡谷不间断）、世界最长暗河龙桥暗河（50公里）、世界最大伏流溶洞腾龙洞等连串地理胜景。

鲜为人知的是，三峡库区还穿越了另一个更大的地理空间：川东平行岭谷。

长江由西向东穿越30多列南北向为主的竖岭，主要有华蓥山、九峰山、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清风山、铁锋山、木历山、挖断山、观面山、方斗山等，然后才横越齐岳山（瞿塘峡）、巫山、黄陵背斜（西陵峡）。

这一带是世界最典型的褶皱山系，与美洲的阿巴拉契亚、安第斯-落基山并称世界三大褶皱山系。地貌特征超过地理教科书上认定最典型的欧洲侏罗山系。受江南地盾和成都平原两大坚硬板块挤压，多为松软砂岩和灰岩地质，在巫山造山运动中挤压成型。三峡仓促上马可说地质的敌情未明。

1959-1960年，为配合三峡筑坝，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曾联合组织三峡地貌队野外调查，推断古长江曾在三峡海拔1000米高度的峡谷顶端流过。其后中国科考队从1982-1984年再对长江进行科考。科考队在204公里的三峡区间呆了55天，在三峡上游丰都与三峡巫山山顶发现了厚达2-3米的古长江河床堆积，确认海拔1350米高度存在贯通的古长江，证实了三峡地貌队在上世纪50年代的推断。

长江三峡古河床远高于其它世界大河，为全球第一。后来的科学考察，在长江和清江之间的分水岭（海拔1850米）上，也发现了长江古河床。而三峡工程论证时采用的“地质抬升300米”说法，属“上马派”严重不科学的“一切皆往有利处论证”。

三峡段长江河面高度在海拔百米以下，长江古河床已抬升到海拔1350米高度；而在江汉平原，同期沉积埋藏地下千米（这一区域至今还在强烈下降）。强烈上升区（三峡）与强烈下降区之间的转折部位，恰在三峡出口的南津关附近，那有个明显可见的九蜿溪断裂，总体上看对南津关以上40公里的三峡大坝很不利。

在发生过这样剧烈变化的地质破碎带上，进行这样庞大的改变地貌活动，可说我们功课远未备足。

三峡工程大事记

本报记者 龙利群 整理

第一次论战

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听取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修建水库规划的介绍时，希望在三峡修建水库，以“毕其功于一役”。

195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在《中国水利》杂志上刊发了长文：推荐“235方案”，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主张。对于这篇文章，时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认为：“这种观点完全不切实际。”李锐也撰写长文，并组织了一批水电专家就工程技术和施工等方面的问题，分别写了专文，于1956年第9期《水力发电》杂志刊出《长江规划专号》。

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上，李锐与林一山就三峡工程展开争论。毛泽东表态：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

1960年4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广州召开经济协作会，讨论了在“二五”期间投资4亿元、准备1961年三峡工程开工的问题。后因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影响，三峡建设步伐得到调整。

80年代大讨论

1979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报告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议。三峡工程的新一轮论证开始。

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确定三峡工程实施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该方案原拟1986年正式开工，开工在即却遭遇两面夹击。

1984年底，重庆市对三峡工程实施低坝方案提出异议，认为这一方案会让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川江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不能直抵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

1985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三峡工程“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

198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以钱正英为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了14个专家组，412位专家参与，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论证。最终，14个专题论证报告有9个一致签字通过，有5个专题报告分别有1-3位专家组成员（共9位专家10人次）未签字。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黄一直反复强调砾卵石之危害，称三峡高坝“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

67%赞成率通过表决

198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实施方案确定坝高为185米，蓄水位为175米。当年７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考察了三斗坪坝址。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此次会议上，台湾代表黄顺兴向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在即将表决前，黄顺兴要求发言，因未安排这一程序，黄未被允许，旋即退席。

建设阶段质疑再起

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宜昌三斗坪举行的三峡工程开工典礼上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战并未因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结束。1993年、1994年，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锐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 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一年后，要求停工，后来他被要求“服从大局”。其后，1998年-2004年，陆钦侃、翁长溥等人多次上书。

2000年，陆钦侃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三峡工程论证水文组专家叶永毅、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温善章等50位专家联名呼吁保留三峡大坝导流底孔。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前，国务院三峡工程验收组在大坝表面发现了80多条裂缝，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上对三峡工程质量的议论。6月，三峡工程首次蓄水，首批机组发电。

2009年8月，长江三峡三期枢纽工程最后一次验收—正常蓄水175米水位验收获得通过。次年10月26日，三峡工程首次达到175米正常蓄水位。

2011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