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成燕:胡克庆：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台前幕后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说起歌剧《洪湖赤卫队》，则必须提及湖北省文联。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掀起第一次文艺高潮。在全国范围内不止是县、市，连一些单位、学校、企业都成立了文工团队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湖北省文联自不例外，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诗人郑思兼省文联常务副主席，诗人伍禾为副主席、兼任《湖北文艺》主编，音乐家黄力丁任秘书长，早在抗日时期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张空凌为文工团团长，他们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1950年起便先后数次到昔日革命根据地洪湖（当时还是沔阳的部分辖区）深入生活。我当时在沔阳任文工队队长（后任县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负责联系。省文联及其文工团成员包括以后《洪湖赤卫队》的文学主创人员梅少山、音乐兼文学主创人员张敬安等在内一行人，来到“洪湖岸边是家乡”的峰口一带，投身清匪反霸等斗争，当他们站在一望无际、波涛滚滚的湖边时，脑海里必然会呈现出采访中得来的赤卫队的传奇故事，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们已产生了创作的欲望。以后省文联又负责燕窝区姚湖乡的土改工作，亲身经历了一场火的洗礼，与此同时，他们还编《湖北文艺》并及时创作了反映现实斗争，由郑思、伍禾编剧，黄力丁作曲，在湖北省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歌剧《全家动员》，后在这部独幕歌剧的基础上创作了大型歌剧《土地的主人》，还有伍禾创作的歌剧《门板》等等。这就是说，以后的《洪湖赤卫队》的主创人员梅少山、张敬安等正是在这时获得了斗争生活的实感，并初步接受了歌剧艺术的启蒙教育，一旦构思成熟，创作激情便会喷薄而出。

　　《洪湖赤卫队》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不论是矛盾的设置、场景的安排、人物的刻画等都有很厚实的根底，如下面一段唱词：

　　湖上北风呼呼地响，

　　舱外雪花白茫茫，

　　一床破絮像鱼网，

　　我的爷和娘啊

　　日夜把儿贴在胸口上

　　……

　　这不是仅凭文才就能写出来的，这是作者发自肺腑的呼唤，是心灵的火花，包括演员在内，如果没有生活实感和创作激情是写不出来也唱不好的。大家至今还赞赏王玉珍的演唱，并不是她的声乐技巧高超，而是她的歌声里蕴含着别人难以企及的革命情愫。

　　我和大家一样，至今仍然喜爱这部红色经典，只是不同的是，每当我看到和听到它的音画时，我也不禁满怀深情缅怀湖北省文联第一任领导人郑思、伍禾、黄力丁、张空凌等。当然，我也有深深的遗憾，在“胡风事件”中，郑思、伍禾均不幸遭难，郑思还因此以死明志，但是，他们是湖北歌剧艺术的奠基者，这是我们不应忘却的公共记忆。

　　《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及其他

　　自《洪湖赤卫队》上演以来，其主题歌《洪湖水浪打浪》被人广泛传唱并历久不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主题歌并非音乐主创人的原作，而是借用了一首名为《襄河谣》的歌曲。

　　《襄河谣》的作者为吴群，他当时是襄阳军分区文工团的音乐创作人员，1953年在全国性的歌曲评奖中，《襄河谣》荣获三等奖，并刊发于《湖北文艺》。其原词是歌唱襄河即汉江的：“襄河水，长又长，河水滚滚向东方……”《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只是改填了歌词，并根据其曲调延伸了后面的副歌：“四处野鸭和莲藕，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襄河谣》是根据民歌《月望郎》改编，其曲调流畅、优美，有很强的地域色彩。但当时并没有在社会上流传，以后在文联渐渐传唱，这还得感谢编辑部的一位襄樊籍的女士，她对歌颂家乡的《襄河谣》情有独钟，只要稍有空闲，便坐在钢琴前自弹自唱。别人不听也得听，越听越有味，由此引起大家的关注，恰好这时音乐主创人员张敬安对这位女士有所接近，也许正是这一切，《襄河谣》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永恒的印痕，使他后来创作《洪湖赤卫队》时不由自主地借用了这首歌。

　　借用别人一首歌作为歌剧创作中的主题歌，当时大家都习以为常，因为人们思想上毫无知识产权的概念，直到改革开放后，《洪湖赤卫队》因文本发生过纠纷，后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但借用《襄河谣》一事，公开披露的还不多，据我所知，后来双方在私下达成了协议，原作者的后人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以为有的妥协是值得赞赏的，试想，当年如果音乐主创人员没有借用这首《襄河谣》，它的曲调还能不胫而传并成为不朽之作吗？

　　原在襄阳军分区文工团工作的吴群，后转业到天门花鼓剧团。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应东南亚华侨之约，将有“华侨之乡”之称的天门花鼓剧团最有代表性的花鼓戏《站花墙》拍摄成戏曲片《花墙会》。吴群是这部戏曲片的音乐主创人员，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展示音乐才华。

　　《洪湖赤卫队》的舞台剧是由杨会召、梅少山共同执导，谢添则是电影版的导演，他还在影片中饰演了张副官一角，戏份虽不多，但在牺牲时的一段表演，处理得干净利落，那昂然正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影片中重要场次母女牢房相会，声情并茂的表演催人泪下。可是人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韩母的演唱并非原唱，而是一位也是原省文联文工团的张玉瑚的配唱，这在所有文字宣传中从未提过，原本理所当然地说明。就在笔者动笔写此文时，我再一次向张玉瑚咨询，她除了证实此事外，还特别叮嘱我不必把此事公开，以免对这部红色经典和韩母扮演者有所损伤。另外，还有十分动听的“小曲好唱口难开”是向玉梅配唱，小红的三棒鼓则是著名歌唱家蒋桂英配声，因为只有她的三棒鼓打得清脆，十分悦耳。

　　别人借用自己的歌曲，默默献出自己的歌声，这在今天看来不可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提倡的是“把一切献给党”，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殊不知也就在那个时候，有人就说：“我们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承认个人的新的重要性，人与人要像主权国家之间那样相待。”（美国作家爱默生语）

　　“彭霸天”——当代的雷海青

　　彭霸天是《洪湖赤卫队》中的反派主角，但我把他的名字打了引号，这表明别有所指，我这里说的“彭霸天”就是指扮演此角的演员陈金鹏。而雷海青则是唐代的一位宫廷乐师，他精通琵琶，据《明皇实录》记载：安史之乱中，叛兵攻入长安，掠文武朝臣、宫嫔及乐师，送至洛阳凝碧池聚宴，并露刃胁迫众乐师奏乐，雷海青拒不从命，掷乐器于地上。安禄山为之愤怒，当众将雷肢解。诗人王维有诗咏其事。陈金鹏与雷海青相距一千三百多年，但他们都有令世人敬仰的节烈精神。

　　陈金鹏原是一名艺剧演员。其剧以“三小”戏为主，陈金鹏是戏班里的当家小丑，武汉解放后，他从戏班转入新型文工团，后又并入歌剧团。这就是说，他从“下九流”一跃成为“灵魂工程师”，这使他感到无比自豪，也激励他努力奋进。以他仅有的一点文化知识，坚忍顽强地钻研艺术，后来竟然成为歌剧团艺委会主任，集编、导、演于一身。

　　在陈金鹏塑造的一系列艺术形象中，最令人难忘的当是彭霸天。他的表演深沉，含蓄，既不火，也不蕴，艺术适度感强，他创造角色几乎达到忘我程度。他认为演员创造角色不仅是在排演过程，且是在每次演出之中。因此他每次演出必提前到场，化好妆，穿好服装便找个地方像和尚入定似的闭目静坐，体验角色，演出时也不与别人闲聊，散戏回家记演出日志，方上床入睡，以至后来有人赞誉其为“活彭霸天”。

　　就是这样一个优秀演员，却因生性耿直，遭来杀身之祸，说来令人心怵。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洪湖赤卫队》也誉满神州，忽然陈金鹏有回乡一行，他的家乡黄陂与全国农村一样，正陷入饥荒困境，也许是受到传统戏曲中那些直言上谏的农民影响，他极不适宜的在一些场合说出了一些与当时气氛不协调的言论，甚至上万言书进谏。别人在赏赐的盛宴上狼吞虎咽，他却停箸沉思，这不是“伸出头来接石头”么？果然一块大石头砸在他的头上。如果他当时能够及时“悔悟”，本可避免更大的劫难。孰料他临危也不改初衷。有一次他被关在“小屋”里反省，与他结婚不到两年的爱妻抱着出世不久的乳婴来探视，希望以人伦之情打动他凝固的心，促使他“迷途”知返。他虽然听到门外爱妻的悲啼和爱子的哭泣，但他依然面壁静坐，不为所动，由此可看出他为坚持正义的坚毅意志与不屈精神。就这样的“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其后果可想而知。不久，陈金鹏被逮捕并被判刑，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绝食抗议，直到囚禁五年多后的1969年死于沙洋农场，这就是“当代的雷海青”之死。从陈金鹏和雷海青的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气节。“气为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不合作”。这就是我们需要薪火传承的高风亮节。

　　陈金鹏于1965年元月被省高院以反革命罪判无期徒刑，过了将近二十年的1984年10月，又是省高院再次宣判陈金鹏不构成反革命罪。虽然人已不在了，但历史终于恢复了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