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开发 英文:抗美援越的台前幕后

抗美援越的台前幕后

1965年4月间，美国出兵越南南方，连续轰炸越南北方，来势凶猛嚣张。在此时刻，应胡志明主席邀请，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为首的访越代表团组成。团员有：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长陈郁（陶铸和他代表中南局），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代表西南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我当时任云南省委副秘书长兼阎红彦秘书组长，随团访越。这是一次名义上应邀去休假的内部访问，对外未作报道。

表团在南宁集中后，领导同志去武汉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听取中央的指示。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战争形势及其发展，听取越共中央的看法和意见，如果他们决心抗战到底，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援越抗美。准备敌人打进来，占领我们几个省也在所不惜。

代表团乘专机直飞越南首都河内，胡志明主席热情接待，设国宴欢迎。越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范文同、长征、黎笋、黄国越、素友，总参谋长文进勇等都参加了。他们热烈握手，热情拥抱，谈笑风生，形同家人。此时，胡主席指挥大家唱中国流行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把两国人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了。

代表团住在河内北郊胡志明住地附近。这里是越南党中央领导人为防空而安排的住所，是一幢一幢的小别墅。陶、陈、赵住一幢，韦、张住一幢，阎、周和我们住一幢，可随时交谈。

代表团在河内期间，由胡志明主持和越南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翻译和我参加记录。双方畅谈了两党和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的历史，同生死、共患难凝结成“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

阎红彦同志生动地讲述了胡志明主席在云南、昆明的革命活动情景，对云南地下党的支持和帮助。云南地下党、游击队困难时退入越南丛林，靠吃芭蕉度日，深得越南党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真是志同道合，情同手足。

大家共同分析了战场形势及其可能的发展。越方申述了自己的决策和战略部署，中方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陶铸同志首先转达了我党中央援越抗美的决心和方针，他对胡志明说：“你看，我把广西、广东、湖南三省的第一书记也请来了。你们是对敌斗争的前沿，我们就是你们的后方。过去，他们是打仗的干将，也是支前的能手。你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只要提出来，我们自己不吃不用，也要先支援你们。既然是一家人，共同对敌，没有什么客气好讲。”阎红彦拉着胡志明的手说：“就地势看，云南比较隐蔽，纵深广，回旋余地大，可以成为你们很好的后方，有几个机场可以使用，医院、老弱儿童也可以放到我们那里。”中越双方越谈越融洽、越兴奋、越坚定，也越明快、越具体。

最后双方确定：在保证“中越”、“滇越”两条铁路畅通的前提下，首先由中方帮助修建四条公路干线，各自完善沿边内部公路交通网络，把中、越、老（挝）三国连接贯通，形成广阔有力的战略后方。由中方四省区分别对口支援越方六个省区，其中云南负责支援对面的老街、河江、莱州三个省区，其他三个省区各支援一个省，帮助发展生产建设，全力支援前线。同时商定了当时支援一批急需物资。

４月底，结束访问，代表团乘专机直飞昆明。回国后我就集中精力起草代表团给中央的工作报告。陶铸同志当即签报中央。

不久，中央正式批准了代表团的报告，明确了中央和各有关省区的任务，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云南省随即成立了援越办公室，由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负责，省委书记处各位书记都从各自分管的方面积极负责组织落实各项任务。一同访越的翻译赖清书也参加了办公室的具体工作。当时，连市里出售昆明生产的搪瓷脸盆上都印有“援越抗美”、“越南必胜”等口号，可见动员面之广泛。现在昆明市的“延安医院”，就是当年上海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准备支援越南的。

为了修建拟定的四条公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等先后亲自到越南观察地形，踏勘线路，拟定计划，组织实施。特别是同时兼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秦基伟司令员，积极主动地协助红彦同志具体组织实施军队方面承担的任务。

这年１０月，省委在实施“援越抗美”计划中，加强了地处第一线的文山州党政军领导力量。由于我在红彦同志身边工作多年，又参与了前一段的工作，上级决定派我担任文山地委书记（当时还没有正式改为州委），任务是双层的，甚至是多层的，这里既是我国援越前线，又是越南抗美的后方；既要组织、安排接受省的、中央的、还有全国的“援越”任务；不只是物资的运送，还有人员包括出国修路部队的接应和安排；既要根据群众要求和地区特点，规划、组织全州群众进一步发展生产、生活和建设，又要参与研究如何组织力量根据越南的情况帮助对面三省区发展生产，安排群众生活，逐步形成良好的后方。这内外两项任务都是繁重的，但又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那年１２月初，罗瑞卿总参谋长到了文山。他为了研究整个国防建设的战略部署，要亲自踏遍全国边沿第一线，察看地形地貌，和当地军政领导分析情况，交换意见，商量具体方案。他是在广州军区完成计划后，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陪同，从广西进入昆明军区和云南省第一站——文山。

他到后立即了解情况，具体研究援越事宜。当时，我还兼任文山军分区第一政委，便以军、地双重身份参与了为他安排的整个活动。

在越南访问时，红彦同志多次对我说，要尽力支援越南兄弟。红彦同志是１９５５年军队第一次授衔的上将，身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作者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