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迷离档案 acfun:美文一束8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2:41:27
只要眼睛里还有蓝天 兰 心
人们常常爱将“遗憾”两字挂在嘴边。
遗憾，一个颇为伤感的字眼，令人心碎。
十多年前的一个茫茫暗夜，津浦线的特快列车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奔驰，在车厢黯淡的灯影下，我凭窗而坐，凝望着那一棵棵如风掠过的白桦树，蓦地，“遗憾”这两个字扑进眼帘。就在这一刹那，我在人生交叉点上作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而在往后的岁月里，因为这个决定，又引起了种种不同的遗憾，却是始料不及的。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美国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的教授，在不惑之年，竟然尝试去实现童年梦想，他不惜放弃优职高薪，从养狮开始到驯狮、驯虎豹，最终成为美国一代马戏大师。当他向万千观众致谢时，盈泪的双眼，令他看不清那无数个兴高采烈的欢颜。在舞台探照灯的照耀下，他的梦想实现了，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这期间，结婚十几载的妻子因无法理解他的行动，离开了他。生命，最终留下了遗憾。
每个人都有自己遗憾的故事。
当我们站在母亲的墓前，咀嚼着“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时；当空间与时间的不吻合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时；当一段美丽的情缘，最终刻在心坎上的，只是惆怅的回忆时；当滚滚红尘中，寻觅到一张亲切的面孔，却又在擦身而过的瞬间消逝时；当逝水年华，岁月蹉跎，留下了一个个苍白、空虚的印记时……遗憾带来的况味，竟是如此悲凉、无奈。在这一瞬间，世界变得残缺不全，我们仿佛成了生命的弃儿，缘于那神秘的玄机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叔本华说过，人们就像那些炼金者，原指望炼出金子，谁知却往往发现了一些更有价值的事物，如火药、药、化学化合物和一些自然原理。从这个角度去说，当人们感到遗憾时，可能有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出现。芳心虽然憔悴，灵魂却更为坚强。
谁说遗憾不是一种苦难？而在诗人的眼里，苦难也是美丽的。有遗憾，就意味着有惋惜、有追悔，心儿念念不忘的，仍是对憧憬的追寻，生活中也可能出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哀莫大于心死，一旦伤痕化为云烟，深深的遗憾也不会来光顾心房了。
一位朋友，夫妇俩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在上天的眷顾下，人生已经太完美，夫复何求之际，却令人感到寂寞，没有新鲜感可言。我想，他的遗憾，恰恰是因为没有遗憾吧？
遗憾，令人流泪，也令心灵更加温柔。世上再没有一种东西，让你能如此快乐而忧伤。只要我还有一双眼睛，这眼睛里装满了如洗的碧空，天色蓝得让瞳仁里满是细碎的小蓝点在跳跃，人生就依然有希望。那已逝去的无数个遗憾，点缀了平淡的日子；涟漪过后，更留下点点余韵，回味无穷。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遗憾不啻是一串串省略号，空白之处，蕴含深刻的哲理；如果说，人生是一出音乐剧，遗憾不啻是一个个休止符，无声之中，酝酿着新的活力！一瞬间的寂静，凝聚起下一个乐章的序幕。
我想，遗憾，在生命的历程里，扮演的，恰恰是这样一种角色吧？
熬 药 吴克诚
所谓的药就是一些亡去很久的草。长得正好的草是不配叫药的，即使硬放进药屉，不久它也会烂掉，因为它未经晒、烘、焙或炒——九九八十一劫，少了一劫，也不能成药。
所以药都身世沧桑。身世沧桑的药只能以文火慢熬。我喜欢这个“熬”，“煎药”的煎太轻薄，与药的身世不协调。
急火出菜，文火出药——饱经沧桑之心，除了以文火轻拢慢捻，是断不能把它再打开了——且看文火不疾不徐在药锅底下缭绕，缭绕成花的瓣，那么锅中药就是瓣中蕊了。熬着熬着，蕊心舒开，尘封已久的沧桑便一丝一缕地倾吐出来。
越王勾践很善于用文火熬药。越国病入膏肓，他却不慌不忙，他用去二十多年的光阴，来熬一服复国之药。伍子胥在这方面可就逊色了，他输在一个“急”字上，一急，药煳了。急火攻心，自己当然也在劫难逃。
沧桑是苦涩的，所以药都苦。
苦药祛病。
魏征是个善献苦药的人。唐太宗善喝苦药。虽然有时他也会紧皱眉头，但他最终还是咽了下去。商纣王咽不下去，渐渐就百病缠身了。病是潜伏着的阴谋，肉眼一时半会儿很难看到，它一旦显山露水，就势如破竹了。
小孩子理解不了药的苦心，所以小孩子总拒绝好心好意的药。我甚至都拒绝走进父亲的药房——我至今仍记着那个春夜，月色正好，我溜进父亲的药房，倚着门，看他熬药。摇曳的烛影里，父亲被药拥着，也如一味药了。药香如蝶，满室翩跹。
父亲说：“过来啊，过来叫药熏熏。”我可不愿让它熏，我一扭头，转身就跑，一地花影都被我踩碎了。
今夜，父亲故去已整整十年。当初那些被我踩碎的花影仍在。春夜也在。月也正好。可是再也不会有人唤我熏药了……
当初面对那些苦药，我真不应拔腿就跑……
从生到老，谁能离得了那些药？从生到老，谁能说清，究竟要咽下多少药？
我们这样近，我们这样远 冷 夏
阳光像梦一样，安静的落入我平凡琐碎的生活深处，在这个春天的下午。
我坐在阳台上，手里捧着一本梭罗的《瓦尔登湖》。多少年来，每次阅读它，我都会闻到那片树林的青涩气，那面湖水波光淡然冷静，潮湿的新鲜的水气。我感到一种非常遥远的愉快，可以在一本书里自由的跑步呼吸。
许多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可能重现。惟有音乐和文学，适合等待、遥望、冥想。
一直认为梭罗还活着，他活在一个地方，离我的住处遥远，离我的感觉很近的某个地方。对他文字的爱恋，就像我对生命的向往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阳光穿透玻璃的窗子，使我感觉温暖。手禁不住要伸出去握住什么。这个多么重要，在我表面生活的背后，意识到自己蕴藏着丰富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一直活在心里。
梭罗的文字，是干净安静的雪，可以清凉燥渴的灵魂。可以听见来自纯粹生命深处的自然歌吟----“曾有个牧羊人活在世上，他的思想有高山那样崇高，在那里他的羊群，每小时都给予他营养。”
那与我失之交臂的时光和旧梦，充满恍惚怅然的珍惜之感。
想到夏洛蒂.勃朗特、奥尔科特和奥思汀的时代，从古堡到庄园，马车的轱辘慢慢辗转，那些沐浴在舒适阳光里的蔓草丛生的小径，夏天开满野蔷薇，秋天以山楂和黑莓著名，冬天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完全的寂静和无叶的安宁。
可以步履缓慢、从容。可以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写一封并不长的信，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眺望牧场上丝绒似的草坪和栅栏两侧的冬青。晚上坐在炉火旁怀揣着心事，躲避祖母探询的目光，阅读或编织。却努力等待着有马车夫忽然的脚步声，急匆匆撩开寒冷的夜色带来了温暖克制的爱情的回音。
我合上《瓦尔登湖》，从阳台尽力向远方眺望。这个春天的午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宽阔的街道依然人群如织，车水马龙。很多次我试着站在高处，超越自己有限的目力，尽力透过繁华而富有生命的城市，透视那些纷纭热闹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生存的紧迫和焦虑带来一张张匆忙麻木的面孔，不知道在那样面孔的身体里，除了对名利的疯狂追逐，是否还留有一点时间对珍贵东西的失落进行偶尔打捞，是否还留有一点空间可以温情的抗拒或冲淡什么。
世界嘈杂多变。人们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却缺乏深刻的情感交流。人们在虚拟的互联网上寻找知己，为或许根本不存在的爱情痛苦沉沦，而不在乎结局如何。人心越来越疲惫困顿，情感越来越冷酷灵活。
我对实际生活中过分热络的友情，对虚拟世界激情的可靠性一直保持平和的怀疑态度。
夜晚，当一切安静下来，我对自己说：写吧，无论写什么。文字是心灵的古典音乐，是柏油路上的清泉。为了不失去它，用自己的方式来等待和怀念。喜欢阅读的人，也可以从我的文字中看见一个人心里曾经想过的事，仅此而已。
写下什么获得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声的语言带来巨大的思维空间，像从瓦尔登湖面吹来新鲜跃动的风，把我从电脑前端正的坐姿里分离出去，在另外的世界里自由飞跑。我看见那个叫做梭罗的人，无论风雨雷电，穿行于郁郁葱葱的大自然中。他十分安静的面对着那片湖水和那片山林。就一个人，十分简单。
手指一次次触摸熟悉的键盘，心里充溢着更新鲜更深刻的感动和疼痛。忽然的，想起海子的一首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不是每个人都注定要相遇的，心灵与心灵的相遇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有时想着写着，会写出满眼的泪来。
我们在现实中隔绝，在灵魂里相望。永远。
别盯着杯子 方冠晴
一次，我们几位同学去拜访大学时的老师，老师问我们生活得怎么样。一句话勾出了大家的满腹牢骚，大家纷纷诉说着生活的不如意：工作压力大呀，生活烦恼多呀，做生意的不顺呀，当官的仕途受阻呀……一时间，大家仿佛都成了上帝的弃儿。
老师笑而不语，从房间里拿出许多杯子，摆在茶几上。这些杯子各式各样，有瓷的，有玻璃的，有塑料的，有的杯子看起来高贵典雅，有的杯子看起来粗陋低廉……
老师说：“都是我的学生，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了。你们要是渴了，自己倒水喝吧。”我们说得已经口干舌燥了，便纷纷拿了自己中意的杯子倒水喝。
等我们杯子里都倒满水时，老师讲话了。他指着茶几上剩下的杯子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挑选去的杯子都是最好看最别致的杯子，而像这些塑料杯就没有人选中它们。”我们并不觉得奇怪，谁都希望手里拿着的是一只好看的杯子。
老师说：“这就是你们烦恼的根源。大家需要的是水，而不是杯子，但我们有意无意地会选用好杯子，这就如我们的生活——如果生活是水的话，那么，工作、金钱、地位这些东西就是杯子。它们只是我们用来盛起生活之水的工具。杯子的好坏，并不影响水的质量。如果将心思花在杯子上，你哪有心情去品尝水的苦甜，不是自寻烦恼吗？”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周涛
如果你的生活中周围没有伟大、高贵的人和有智慧的人怎么办？请不要变得麻木，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放弃向生活学习的机会。因为，至少在你生活的周围还有树——特别是大树，他会教会你许多东西。一棵大树，那就是人的亲人和老师，而且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就是伟人、高贵和智慧。
发现这一点的，是托尔斯泰。他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有一段保尔康斯基公爵与老橡树的对话，就体现了树的生命对人的生命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早些，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流露过这种意思，叫做“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证明，树的生命比人的生命更长久，从“阅世”的意义上看，人是比不过树的。所以，你若是到十三陵看到周围静立在那里的松柏，尤其是看到那种虎卧龙盘的老柏，会不由得生出某种敬畏和感激——有什么办法，帝王们全都死了，它们却依然活着，默默地、居高临下地看着人间的兴衰更迭、生死荣辱。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历史，它们就是帝王。
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哲学比一棵不朽的千年老树给人的启示和教益更多。同样是生命，树以静以不言而寿，它让自己扎根大地（根据地）并伸出枝叶去拥抱天空，尽得天地风云之气。相比之下，人愚蠢而又浅薄，人一生都在说话，声嘶力竭，奔走呼号，没有人肯静下来想一想，没有人想到向树学习点什么，在人的心目中，树是傻瓜。那么在树的心目中人是什么东西呢？不清楚。能够清楚的是，树的存在为人们贡献了自己的全部，从枝叶到花果根干，却也从未向人们索取过什么。许多家畜供人驱使食用，但同样也靠人喂养照料。树本来是用不着人养的，它在大自然中间是活得好好的，姿态优美，出神入化。那些绝崖石缝中斜逸而出的美松树是靠人养活栽种的吗？谁敢到那种险处去呢？树甚至连恳求人们不要砍伐它的意思都不曾流露——那是锯子在尖叫而不是树在尖叫。
等到大树被伐倒了，人们看到了它的心——年轮，一圈一圈，岁月的波纹荡漾，生命的记忆永存。这时候，略有悟性和良知的人就全明白了：树决不是麻木的，而恰恰是有灵有智的。它虽不语不行，心里面却比谁都清楚。它与山河大地、飞禽走兽、风云雨雪雷电雾的关系，比人更深入、更和谐。它是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大师。
它不靠捕杀谁、猎获谁而生存，但它活得最长久。这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连草也不吃，连一只小虫子的肉也不吃，但它却能长得最高大、最粗壮、最漂亮。这才是奇迹呢，树不用吃饭。真正有生命活力的大树全都已经与天地风云融为一体了，他与山河共呼吸，取万物之精气，反过来又养育万物；得日月之灵华，结果又陪衬日月。若是说什么气功，树才是真懂气功的大师。要说什么“天人合一”，人类不过从树那儿学了一点皮毛。
我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墨玉县见到过一棵八百年的梧桐树王，那样干旱的沙漠边缘，它得有多大的修行才能活过来呀？何况它不仅活着，而且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它像一个巨人一样健康的屹立着，襟怀博大，人和梯子在它的脚下显得极其可笑。
它的王者风范不是靠什么前呼后拥的虚势造成的，它靠它的阅历、它的顽强生命力、它的光辉的生命形态，使人望之而生敬仰之心、爱慕之情，使人认识到伟大、高贵、智慧这些词语从人类头脑中产生时的本意。
我还见到过五百年高龄的无花果王，它占地数亩，落地的无花果使他周围散发着甜腻的腐败和幽深的清香，它的枝干如同无数巨蟒纠缠盘绕、四处爬伸。它达到了它这种植物的极致，造就成、编织成一座自已的宫殿。
但是树和人一样，同样有各式各样的苦难伴随，除了被砍伐之外，还有各种艰难。在天山南麓温暖干燥的农村，白杨是路边、渠旁、屋后、田畔常栽的树，它绿叶飒飒直耸高天。可是有一年冬天，南疆奇冷，这些适应了温暖干燥气候的白杨经历了打击。有些已经非常粗壮、高大的白杨被生生从中间冻出一条裂缝，裂缝一指宽，从树这边透过裂缝可以一眼看到那边的农田。
还有一年八月北疆下大雨，下着下着，变成了大雪。大雪里饱含水气，落在仍然枝叶翠绿茂密的树上，雪积了很厚、很重的银冠。第二天阳光一照，十分奇丽壮观，但是不少树承受不了了，枝桠被压得劈开。银雪绿叶之下，被劈折后露出的白生生的枝桠内质，望过去就像人的白骨被折断后的模样，一样的惊心动魄。树无声，可是你完全可以感同身受它骨折的疼痛。
一棵树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但它要是都挺过去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它就会成为一棵大树。这样的大树会引起人们特殊的敬意。比如在哈密，就有一些幸存下来的百年老柳树。它们的形态确实不同凡响，一看就知道，是有特殊生命力和特殊经历的树。它们身上都有编号挂牌，就像勋章一样，代表着特殊的荣誉。这些柳树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公柳”——左宗棠平阿古柏后沿途栽下的柳树。可是当年“遍栽杨柳三千里”，能活到今天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你细细端详这些巨大的柳树，会从他们每一棵树的神态雄姿上，找到左宗棠的神韵，一派大人物风范。我当时就颇觉疑惑，心想，难道树也会遗传栽树人的风貌吗？要是果然如此，那树就是通神通灵的生物了。
看来我们对它们了解得还远远不够。
何时无忧 张卫民
我总是无法理解所谓飘逸、超脱的美学境界，吴带当风、公孙大娘舞剑之潇洒无缘得识，要么是年代太久，要么是心理距离太大，别说没有见到，就是见到了也不会理解。
就连人皆称道的王右军之飘洒，我也疑心是在躲藏。在他的时代，专制者每天在杀人，说不定下一个就要轮到你自己，我不明白你的潇洒从哪里打足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我也惭愧，每次谈琴棋书画我都顾左右而言他，我的浅陋不光让古人见笑。如果非要谈书法，我更喜欢弘一法师临终前的绝笔：悲喜交集。字划歪歪斜斜，全无书法家们讲究的间架布局，显得稚气，像一幅习作。当然，在弘一本人看来，写字无所谓艺术不艺术，写字只是抄写佛经，所以他写字时，大概是顾不上什么美学境界的。此外我还喜欢魏碑，它是硬的，突兀的，有忧思难忘之气。
我为范仲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感动，又为此感到悲哀，经验告诉我，这是作为说法，而不是作为做法而被传诵的，换一个新潮术语说，是作为文本而不是作为一个经验的事实而存在的。这句话本不该是一种美学境界，然而它的确是，只有在审美时它才是真的。虽然从古到今的文人士大夫们津津乐道这句话，当他们吟诵得高兴时，我总要怀疑，这又在掩饰什么，也许是青楼醉酒后的内疚，也许是告密之后良心的不安，谢谢上帝，他们还不算坏到了家。
“忧”是一个含混的汉语词，为天下忧，为衣食忧，为感冒忧，为聚敛不丰忧，欲望之忧和存在之忧混在一起，不免会使“忧”变味。它本该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可我们的祖先只想出了这一个“忧”，并且是忧国忧民时才理直气壮地忧，存在之忧太远，又太轻，严格地说那是欧洲概念，所以不懂它也没有关系，谁让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具体的牵挂呢？
一连好几年我都在想它，越想越不明白，只好把它理解成一个愁眉不展的模样，象我自己在生活中的模样一样，斤斤计较，很没有贵族气。
一个人若生在贵族之家，从不为吃饭发愁，又没有罗里罗嗦的穷亲戚，即使有几个，也能硬起心肠不理，并且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不平的事，这已经接近无忧了，虽然并不彻底，可就连这个也离我太远。俄国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谈到他的老师格拉祖诺夫时说：他的心灵里始终存在着矛盾，始终由于意识到他个人的安宁因世道不公而不可能存在，许多生活坎坷的人去找他，他努力帮助他们，结果是找他的人更多了，他毕竟不是能创造奇迹的人，于是他不断在痛苦之中。肖斯塔科维奇最后说：这是我们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通病，我但愿自己也有这样的通病，又因自己不能有这样的通病而不快乐，我和大多数中国同行一样，刚分到房子就忘了许多人还没有住房，良知使我谴责这种行为，为不能忧而痛苦，这又是一个后现代奇观。
我们的眼睛过早地被贫穷打开了，我们的童年是挖野菜的童年，而不是弹钢琴、背唐诗的童年，稀里糊涂长到成年，到现在还没有学会欣赏莫扎特，有时候从小说里看到一两个抒情的场面，揉揉眼睛也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会在生活里发生呢？我们没有兴趣去回忆昔日知识阶层的富足，这是教授们最喜欢的话题。当他们回忆得眉飞色舞时，我却在想，当时的生活毕竟不只是轮流作东吃饭呀，当时还有九一八和黄河水灾呢。富足，这在中国本是一个梦想，如果它得以实现，那往往是妥协的结果。当有人流落街头，抱怨知识分子待遇之不公多少总带有矫情的成分。当然，一个民族若不能喂饱它的精英（不管他们是诗人、数学家或是巫师），这个民族理应感到脸红，尽管它的精英们首先应该脸红的事情可能更多。知识阶层被人嘲弄，并不只是痞子时代的特征，人们经常为孟尝君养士三千而唏嘘成声，很少有人想想贵族妇女怎样养阿猫阿狗，那也是好吃好喝地宠着的呀。现在大家都奔了市场，文人们就抱怨斯文扫地，不知道文人被孟尝君宠着时曾经有过怎样的斯文？可能文人们并不这样看，所以至今还在怀念笼子里的无忧。一个时代的斯文扫地首先是文者自己的内心已经斯文扫地，当你把担当苦弱的责任推给别人，你自己的苦弱自然也就无人担当。
外在生活的富足并不必然导致内心的平静，有钱也未必无忧，被金钱推着走，心为物役，于是你就成了欲望的奴隶，奴隶无自由，自然也无道德可言。但汉语极端推崇物我两忘，从哲学上看，这固然是无忧境界，在生活中，其实什么也忘不掉，不如执其一端，强调忧的绝对性，哪怕它再难看、再不抒情。如果执著于“我”，那么“我”能有多大力量呢？说到体积，我们大不过一匹马，论重量我们比不过一头猪，论生命我们活不过一棵树。我们的脆弱是有目共睹的，一颗小小的子弹就能夺去我们的生命，一场短命的热恋就能使一个认真的小伙子从此一蹶不振。金刚不坏之神功难炼，内心的平静则更难修。如果论物，任凭你家财万千，我只认定一个硬道理，地球之大，毕竟是你抱不过来的。所以我最喜欢阳光下晒肚皮的人，喜欢无所事事地坐在沙滩上看大海的人，用一句捷克谚语说；悠闲的人在凝视上帝的窗口。但我怀疑他们的悠闲是否经得住忧的考验，况且我们的上帝是否无忧也是个疑问，我自己情愿凝视一个忧心忡忡的上帝，喜气洋洋的上帝会原谅我的重重心事吗？我总是忘不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事实上他的受难早就开始了，降生为人，这已经是在受难了。人再无忧，也难得不去面对自己的虚荣、怯懦和种种匪夷所思的欲望，难得不去面对自己在生活中每天都要遭遇的失败，我怎么也不会喜欢无忧的和谐或和谐的无忧，我只相信受苦之后的希望和微笑，这是个神学问题，无法由常识和哲学推知。哲学层面的无忧可以由概念推演而得，把世界简化成语言问题，当然不难取得语言上的胜利。等你沉默下来，你发现“忧”还呆在原地，思考和奋斗都赶不走它。
有人花了一生光阴，探讨人是否可能过一种自由而率性的生活，浮士德拿灵魂同魔鬼签约；道士们打坐，许多人坐成了半身不遂；中国和尚们明心见性，却忘了佛祖本人救众生而不得的悲苦。我们肯承认自己是血肉之躯，承认精神的有限，却死活不肯承认：无忧的生命原来是一个伪命题。
宋朝的雨 陈富强
雨中的西湖要比平日耐看一些。
雨夜中的西湖除了耐看，则更多了一层须用心体验的味道。这个时候，你需要撑一把雨伞，去堤上走走。白堤热闹一些，与唐朝的鼎盛相吻合，而苏堤要幽静得多，甚至稍稍有些冷寂。
我建议你去苏堤。
雨在树梢上、在伞顶上、在草叶上、在亭檐上、在湖面上、在一切无遮无拦的去处跳着欢快的舞蹈。伞是丝绸做成的，你为自己撑开一片无雨的天空，而一个遥远的背景，正渐渐向你推近。撑着绸伞的你便和雨帘里淡淡的灯光一起变成这个背景的过客。宋朝正悄悄向你走来。你跨过第一座拱桥，你就走进了宋朝的雨里。
呈现在你眼前的是1090年仲春的苏堤，犹如一条绿色的飘带，堤桥相接，横卧湖上，南端系住南屏，北端挽起栖霞岭。柳丝舒展婀娜的身姿，翩翩起舞。一堤的翠绿烟似地漫洇开来，细细看去，绿雾似的堤上桃花盛开了，不耐寂寞的是枝头的黄鹂。
你与苏东坡在堤上相遇了。刚刚完成长堤修筑的苏太守，心情正佳，他临风而立，面对烟水淼淼，诗情满溢，一首千古绝唱脱口而出。“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苏太守为后人留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不亚于苏堤春晓。
苏东坡决意整治西湖的念头始于1071年。这一年他第一次来到杭州，官至通判。他在巡视西湖时，看到葑草已淤塞了西湖的十之二三，他虽有心治理，但通判的官位尚无决策权，欲有作为而无作为，苏通判满腔抱负都化作了天才的诗意。倘若苏东坡仕途顺利，而不是屡遭贬谪，一路坎坷，他流芳百世的名篇佳作大约要大打折扣了。
机会终于在时隔8 年后降临到苏东坡身上。1089年，苏东坡再次赴任杭州，任知州。到任的次日，苏东坡重游了西湖，面对西湖湖面已有一半成了葑田，忧虑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府上，挥笔写下了“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调疏”的感叹。叹毕，苏东坡组织人力调查踏勘。于次年4 月，向当朝皇帝哲宗呈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的奏议。在这篇上书中，开篇就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苏东坡预言“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苏东坡在上书中还从养鱼、饮水、灌溉、助航、酿酒等方面列举了西湖不可荒废的五条理由。其中讲到：城中饮水来自湖水，如果西湖都变成葑田，则举城饮水断源，城中运河赖西湖挹住，若湖水不足，必取借钱塘江之水，而江潮多沙，河道淤塞，数年淘河一次，官史借此欺民，为民大患；杭州产名酒，每年酒税为全国第一，如果西湖浅涸，酿酒必大受影响。
苏东坡的这篇奏议，时隔900 年，再来分析，依旧充满一位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许只是一条如诗如画的长堤，当年的苏东坡却从民生大计出发，改变了西湖的命运。
挖葑泥筑堤是苏东坡疏浚西湖最精彩的一笔。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载了苏东坡天才的构想。“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除而行者便矣。”经过从夏到秋的努力，一条长堤破湖而出，夹道杂植芙蓉、杨柳，中为六桥九亭。这时的长堤尚无名，直到后继知州林希遵循杭人意愿，才将其命名为苏公堤，并为东坡立祠堤上。渐渐地，苏堤成为“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的湖上繁华之地。周密撰的《武林旧事》为后人记载了当时的情景。“画楫轻舫，旁午如织。至于果蔬、羹酒、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销金彩段、犀钿、织藤、窑器、玩具等物，无不罗列。”
苏东坡在堤上消失了，雨依然在密密地下，你用无比敬慕的目光送别苏东坡，独步缓行。此时你已知道苏东坡将离开杭州，他在知州任上只有两年，却为杭州留下了如此宏大的手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苏东坡在杭州所作的诗文中却很少提及，直到去扬州任上，才在答友人的诗中回顾治湖的经历。可见这位旷世奇才的博大胸怀。有史以来与西湖相关的，你知道能与苏东坡与苏堤媲美的是唐朝的白居易和白堤。固然是白堤在先、苏堤在后，但他们都是一代文豪，他们都懂得珍惜文化的大自然。他们在杭州的时间都十分短暂，但他们却留下了一世英名。
你在堤上流连。倘若你回头望望，你会发现，随着南宋的到来，苏堤的北端将耸立起一座庄严的庙宇，红墙重檐，松树翠柏掩映一代名将岳飞。你惊喜地看到，一个宋朝、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与这条长堤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人杰，他们的智慧和生命化作绵绵不绝的雨丝，滋润着堤上的绿树红花。
你撑开的是一把丝绸做的雨伞。以丝绸命名的道路曾经横贯东西，而现在，令你乐此不疲的是，走在伞下回想从前，雨在你的头上喧哗，陪伴着你走近苏东坡的雕像。先生沐雨而立，一站就是千年。
秋天，也是一种开始 段正山
许多人都喜欢礼赞秋天金色的收获，而就在礼赞之中秋天却悄悄给人们一个凄清的空白。
秋天的果实对于春天的花蕾来说诚然是一种圆满，而秋天的落叶对于春天的芬芳来说却是一种终结。没有哪个季节比秋天更能让人感到：生命的璀璨与生命的枯萎竟是戏剧般地连在一起，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欣喜可能就会变为疑惑，甚至就在同一片风景里，这边是丰硕，那边却是落寂。
然而，这实在不是秋天的过错，而是看错秋天的人的悲哀。
当一种追求终于得到报偿，一种拥有足以成为辉煌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变成用满足衰减曾经的愿望，用得意吞噬往日的激情了。
于是我们时常站在一个高度而无法超越，时常徘徊在一种境界的面前而茫然无措。
其实，时光从不会停滞，季节也不会有断层，只要愿意并为之努力，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给世界一个惊奇，给自己一个惊喜。
既然秋天不会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完美和充实，秋天只能是更高意义上的开始。
秋天里我们毕竟不能沉醉太久，沉醉只能令我们在严冬中颤栗而不知所措。相反，胸怀壮志迎上去，即使在寒冬的风雪中练就的也将是更厚实的勇气。
秋天里我们毕竟不能只是慨叹，金黄变为枯黄是一种凋落，也是一种新生，只为凋落唱挽歌，绝听不到新生的奏鸣曲。
秋天里我们毕竟不能有太多的失意，心中的灰暗太多，就是给你的都是朗日晴空，又怎能穿过厚厚的冻土，为春天献上一抹绿意？
秋天，也是一种开始。
不妨把或多或少的收获放进日记，不妨把亦真亦幻的追求交给岁月，不妨抖落掉满意的笑声也落掉不满意的愁云，不妨忘记徒劳的辛苦也忘记并不辛苦的幸运，迎着一天比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出征。
把秋天作为开始，四季才会崭新。
吹箫说剑 王开林
龚自珍（定庵）以其卓然不俗之姿进入我的视野，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初中《语文》课本里收入了他的《病梅馆记》。老实说，我背熟了这篇文章，心头便斧刻下一痕磨灭不去的印象：江、浙两地的文人墨客爱梅成癖，乖悖自然精神，“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颇有点像是薜萝村中的东邻女儿，竟以西施捧心为美。要使病态美的效果臻于极致，他们多有绝招——“斫直、删密、锄正”，扭曲梅的天性，不惜夭其生机。于是乎，龚自珍感叹道：“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作者同情病梅，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同情封建时代的士子，从小到大，个个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还被礼教牢牢地束缚，时时处处低眉垂首，察言观色，活得极不自然，而且缺乏应有的乐趣。其后，高中课本续选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仍是与《病梅馆记》同一路数的作品，进步也显而易见，由同情病梅转为呼唤强者。单从这一文一诗，我还不清楚他身上究竟有几分狂狷豪侠的成色，也不明白他为何能高蹈狂舞二十余年，被誉为“文坛之飞将”。怪只怪我接触《龚定庵全集类编》较晚，对他的作品和身世所知寥寥。想起来真好笑，在我心目中，长时期，他只不过是清代的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诗文家”，属于《小说面面观》（英国小说家弗斯特著）里所讲的那种“扁平的人物”类型，缺乏立体感和纵深感，一团影像，十分模糊。
定庵出生在杭州的诗礼簪缨之家，母亲段驯是文字学大师段玉裁（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注》）的女儿，同样善于“以字解经，以经解字”。这样的家学渊源，不用讲，龚自珍受惠良多。他髫龄早慧，十五岁分韵作诗，十九岁倚声填词，二十三岁作《明良论》四篇，送给外公段玉裁斧正，得到很高的评价，其语为：“吾且耄，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定庵先生年谱》大体是粗线条的，细节不多。我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条有趣的记载：龚自珍孩提时，只要过了正午，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及至长大了，仍旧如此，可谓应验如神。谁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可是龚自珍的诗词中总是充满了剑气和箫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之一），“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两样销魂味”（《湘月》），“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之一），难怪他一生多病多灾。定庵常说其前身是一位修道未精的老和尚，莫非老和尚修道未精就听不得箫声？真是咄咄怪事。
在科举考场上，大才子蹭蹬者多，顺遂者少，定庵也不例外。直到三十八岁那年，他才勉强通过春闱，考中三甲第十九名进士，这个成绩够悬的，离落第并不太远。清代的殿试以书法为重，龚自珍的毛笔字马马虎虎，就为这一条，他便跻入不了鼎甲、二甲之列，点不了翰林。龚自珍的官运也平淡无奇，四十六岁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便封了顶，再也没有升迁的迹象。
有一回，定庵去拜访身为部长高官（礼部尚书）的叔叔，刚落座，叔侄尚未寒暄数语，阍者就报告说，有位小门生到府中求见。来人新近入了翰林，正春风得意着呢。龚自珍只好暂去耳房回避，外间的谈话听得倒也一清二楚。尚书问门生最近都忙些什么，那人回答，也没啥要紧的事情，平日只是临摹字帖。尚书夸道：“这就对啦，无论大考小考，首要的是字体端庄，墨迹浓厚，点画工稳。若是书法一流，博得功名直如探囊取物!”那位门生正唯唯诺诺地恭听教诲，定庵忍不住在隔壁鼓掌哂笑道：“翰林学问，原来如此!”这话直弄得那位门生大窘，慌忙告辞，尚书则大怒，将龚自珍狠狠地呵斥了一番，叔侄间竟为此断绝了长年的亲密来往。狐狸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也很可能认为它格外的甜。定庵未入翰苑，受到的刺激还真不小呢，后来，他干脆让女儿、媳妇、小妾、宠婢都日日临池，而且专练馆阁体。平常，若有人说到翰林如何如何，他就会嗤之以鼻地挖苦道：“如今的翰林，还值得一提吗？我家的女流之辈，没有一人不可入翰林，不讲别的，单凭她们那手馆阁体的毛笔字，就绝对够格了!”瞧，他这讽刺牢骚的话说得多滑稽。你称这是狂吧，他也真狂得妙趣横生。
大凡性情中人，喜欢讲怪话，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动辄触犯时忌，在官场里就休想混出多大的名堂。定庵作过一副对联：“智周天下而无所思，言满国中而未尝议。”这种证悟法华三昧的话，说说而已，他如何能臻达化境？定庵只好认命，做个诗酒风流的名士，感觉也不错嘛，至少比那些削尖脑袋苦苦钻营的家伙活得更潇洒快意。
放浪形骸之外的人，身上总难免会有长年改不掉的毛病。定庵平日身上不可有钱，有钱即随手化尽，花酒也没少吃，樗蒲之戏（赌博）也没少玩，而且场场必输。所幸他诗名大，崇拜者不乏其人，借钱给他，似乎还嫌不够客气和义气，有人干脆送钱给他，索性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这位名士的快乐之上。定庵嗜赌，多半花别人的钱，得自家的快活，如果真要他破财，他一早就倾家荡产了。令定庵最沉迷的赌戏是摇摊（即压宝），他经常吹牛说他能用数学公式解出大小输赢的概率，分毫不差。令人咋舌的是，他的“研究工作”竟做到了卧室里，帐顶画满一大堆数字，没事时，他就躺在床上，抬头琢磨那些数字的排列组合，从中探寻消长盈虚的信息。定庵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的赌术天下独步，了解他的人则清楚，其所谓独步天下的赌术，只不过是赵括那样的纸上谈兵，全无实际效果。
有一回，扬州某盐商家大排宴席，名流巨贾齐聚，酒过三巡，照例要开赌局。有位喜欢附庸风雅的王姓客人，是定庵的崇拜者，那天晚到，看见龚大诗人独自拂水弄花，昂首观云，似有萧然出尘之想，便凑到跟前来搭讪：“您不喜欢热闹吧？独自游园，可真是雅人深致啊!”
定庵却笑道：“陶靖节（渊明）种菊看山，哪里是他的本意，只不过无可奈何，才纵情山水之间，以寄托满怀忧郁。所以他的诗文越是旷达，就越是表明他不能忘怀世事。我拂水弄花，也是这种境况而已，没什么特别。”稍停，他又说：“今天的赌局，我早看得雪样分明，只因阮囊羞涩，才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世间没有豪杰之士，肯借赌本给我去大博一场!”王君正愁没有进一步攀结定庵的契机，听他这样海侃神吹，还能不倾囊相助？两人联袂入局，赌小赌大，呼卢呼雉，转眼间，就连输五把，一千两银票顿时化为乌有。王姓客人多的是钱，倒没怎么着恼，定庵却气得嗷嗷直叫，一跺足，扬长而去。
是真名士自风流。可是定庵风流过了头，代价未免太高了一点。定庵的情敌很不简单，是荣恪郡王绵亿的儿子，姓爱新觉罗名奕绘，文学上的造诣也不浅，著有《明善堂集》。奕绘受封为贝勒，其妻太清西林春则为福晋。太清本姓顾，是江苏吴门人，才色双绝。奕绘不仅会做官，还特别爱才，家中自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四十四岁时，定庵任宗人府主事，是奕绘的部员，常去府邸交差。贝勒把他尊为上宾，随他在府中行走，时或与太清诗词唱和。定庵《己亥杂诗》中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的诗句，浪漫温馨，即真实写照。久而久之，两人通了情款。太清常穿白衣，披红斗篷，凌波微步，胜似天仙，手指洁白如玉，尤其喜欢骑在高头骏马上弹铁琵琶，见过的人都说她是王昭君再世。定庵有绝活，他与太清用蒙语聊天，用汉语写诗，用吴语调情，表面上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但情之所至，神魂为之颠倒，又怎能长期避人耳目？贝勒暗中派人追杀定庵，一定要致他于死命。所幸太清的仆人忠心爱主，侦获这一阴谋，及时通知了定庵。事出仓促，定庵孤身逃往江东，路费不足，竟差点污面做了乞丐。
定庵五十岁时（１８４１年）殁于浙江丹阳。《年谱》上说他是“暴疾捐馆”——当时他是云阳书院讲席——此事令人疑窦丛生。莫非奕绘不依不饶，一直穷追不舍，到底还是用鸩酒取了定庵的性命?
嘉（庆）、道（光）之际，定庵与魏源并肩齐名，有“龚魏”之称。就文学而言，龚胜于魏；以政见而论，魏胜于龚。定庵也极力主张御外侮，焚鸦片。他一直关注塞防与海防，曾撰《蒙古图志》，洞悉沙俄的狼子野心。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定庵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劝老友多带兵，多筑炮台，多留神，准备一战，他的确很有先见之明。定庵真有侠肝义胆吗？“狂来说剑，怨去吹箫”，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惜豪情都付流水飘风，虽是极佳曲调，时人和后人都听不分明。弱质书生自古好为大言，连诗仙李白也未能免“俗”。
定庵在《己亥杂诗》中称好友黄玉阶“亦狂亦侠亦温文”，此语又何尝没有自况之意？他的豪情都落在纸上，这样也好，一百多年后读他的诗，我的鲜血仍能烨然着火。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在内受箝制，外遭欺侮的年月，纵有侠骨也沉沦啊。林则徐可谓大侠，却被冤里冤枉地充军伊犁。此前，定庵已然魂归西土，要不然，眼看着老友踽踽西出阳关道，真不知他的赠别诗该怎样下笔。
定庵死于五十岁，未终天年，尤其是未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龚孝珙于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乐颠颠地带着英法联军去火烧圆明园，可算绝顶幸运了!
梁衡散文
把栏杆拍遍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躏，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像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礡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唯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它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像。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首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永遇乐》）你看“艰辛”、“酸辛”、“悲辛”、“辛辣”，真是五内俱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地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依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滥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谐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水调歌头》）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作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拋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成名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而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那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一种神秘的向往。
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颗古榕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油然而生。进门是一庭院，满院绿树披道，杂花映目，一条五十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阴绿的清凉和古碑的幽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一千五百年前的哲人。进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五十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踞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二十八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十一阶，穿过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沿一红墙和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惠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冢老松，教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陵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墙内柏森森。诸葛亮能在一千五百年后享此祀地，并前配天子庙，右依先帝陵，千百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父相，举国上下莫不悲痛，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三十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次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亮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帝世之胄朱椿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甚。到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和庙，刘备在前，诸葛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谥号烈帝），并在大门上悬以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曾经疯狂地破坏了多少文物古迹，但武侯祠却片瓦未损，至今每年还有二百万人来拜访。这是一处供人感怀、抒情的所在，一个借古证今的地方。
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他为丞相治国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民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砻台上，头戴纶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已绿锈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名文，左为《隆中对》，条分屡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辞，痛表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八十三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混浊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处最雄壮的悲剧。
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十年时间，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遗言，将阿斗取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胸中四海翻腾作着这许多的“假如”，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已经这样静坐默想了一千五百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时势。
一千五百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检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被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作着悲壮的唱酬。唐人的碑文说：“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生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惭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明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负先君望，恨入岷江昼夜流。”南面东面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读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看那墨迹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九百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一千五百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君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为一种民族魂。我看到一个个的后来者，他们在这了扼腕叹息、仰天长呼或沉思默想。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什么人，不管来自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得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兴利，有功又不自傲。
历史已经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战争中并不单纯地为克曹灭魏，他不过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史载公元247年，“恒温征蜀，尤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此事未必可信，但诸葛亮确实实现了超时空的存在。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擢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
人们常常爱将“遗憾”两字挂在嘴边。
遗憾，一个颇为伤感的字眼，令人心碎。
十多年前的一个茫茫暗夜，津浦线的特快列车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奔驰，在车厢黯淡的灯影下，我凭窗而坐，凝望着那一棵棵如风掠过的白桦树，蓦地，“遗憾”这两个字扑进眼帘。就在这一刹那，我在人生交叉点上作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而在往后的岁月里，因为这个决定，又引起了种种不同的遗憾，却是始料不及的。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美国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的教授，在不惑之年，竟然尝试去实现童年梦想，他不惜放弃优职高薪，从养狮开始到驯狮、驯虎豹，最终成为美国一代马戏大师。当他向万千观众致谢时，盈泪的双眼，令他看不清那无数个兴高采烈的欢颜。在舞台探照灯的照耀下，他的梦想实现了，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这期间，结婚十几载的妻子因无法理解他的行动，离开了他。生命，最终留下了遗憾。
每个人都有自己遗憾的故事。
当我们站在母亲的墓前，咀嚼着“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时；当空间与时间的不吻合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时；当一段美丽的情缘，最终刻在心坎上的，只是惆怅的回忆时；当滚滚红尘中，寻觅到一张亲切的面孔，却又在擦身而过的瞬间消逝时；当逝水年华，岁月蹉跎，留下了一个个苍白、空虚的印记时……遗憾带来的况味，竟是如此悲凉、无奈。在这一瞬间，世界变得残缺不全，我们仿佛成了生命的弃儿，缘于那神秘的玄机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叔本华说过，人们就像那些炼金者，原指望炼出金子，谁知却往往发现了一些更有价值的事物，如火药、药、化学化合物和一些自然原理。从这个角度去说，当人们感到遗憾时，可能有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出现。芳心虽然憔悴，灵魂却更为坚强。
谁说遗憾不是一种苦难？而在诗人的眼里，苦难也是美丽的。有遗憾，就意味着有惋惜、有追悔，心儿念念不忘的，仍是对憧憬的追寻，生活中也可能出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哀莫大于心死，一旦伤痕化为云烟，深深的遗憾也不会来光顾心房了。
一位朋友，夫妇俩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在上天的眷顾下，人生已经太完美，夫复何求之际，却令人感到寂寞，没有新鲜感可言。我想，他的遗憾，恰恰是因为没有遗憾吧？
遗憾，令人流泪，也令心灵更加温柔。世上再没有一种东西，让你能如此快乐而忧伤。只要我还有一双眼睛，这眼睛里装满了如洗的碧空，天色蓝得让瞳仁里满是细碎的小蓝点在跳跃，人生就依然有希望。那已逝去的无数个遗憾，点缀了平淡的日子；涟漪过后，更留下点点余韵，回味无穷。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遗憾不啻是一串串省略号，空白之处，蕴含深刻的哲理；如果说，人生是一出音乐剧，遗憾不啻是一个个休止符，无声之中，酝酿着新的活力！一瞬间的寂静，凝聚起下一个乐章的序幕。
我想，遗憾，在生命的历程里，扮演的，恰恰是这样一种角色吧？
熬 药 吴克诚
所谓的药就是一些亡去很久的草。长得正好的草是不配叫药的，即使硬放进药屉，不久它也会烂掉，因为它未经晒、烘、焙或炒——九九八十一劫，少了一劫，也不能成药。
所以药都身世沧桑。身世沧桑的药只能以文火慢熬。我喜欢这个“熬”，“煎药”的煎太轻薄，与药的身世不协调。
急火出菜，文火出药——饱经沧桑之心，除了以文火轻拢慢捻，是断不能把它再打开了——且看文火不疾不徐在药锅底下缭绕，缭绕成花的瓣，那么锅中药就是瓣中蕊了。熬着熬着，蕊心舒开，尘封已久的沧桑便一丝一缕地倾吐出来。
越王勾践很善于用文火熬药。越国病入膏肓，他却不慌不忙，他用去二十多年的光阴，来熬一服复国之药。伍子胥在这方面可就逊色了，他输在一个“急”字上，一急，药煳了。急火攻心，自己当然也在劫难逃。
沧桑是苦涩的，所以药都苦。
苦药祛病。
魏征是个善献苦药的人。唐太宗善喝苦药。虽然有时他也会紧皱眉头，但他最终还是咽了下去。商纣王咽不下去，渐渐就百病缠身了。病是潜伏着的阴谋，肉眼一时半会儿很难看到，它一旦显山露水，就势如破竹了。
小孩子理解不了药的苦心，所以小孩子总拒绝好心好意的药。我甚至都拒绝走进父亲的药房——我至今仍记着那个春夜，月色正好，我溜进父亲的药房，倚着门，看他熬药。摇曳的烛影里，父亲被药拥着，也如一味药了。药香如蝶，满室翩跹。
父亲说：“过来啊，过来叫药熏熏。”我可不愿让它熏，我一扭头，转身就跑，一地花影都被我踩碎了。
今夜，父亲故去已整整十年。当初那些被我踩碎的花影仍在。春夜也在。月也正好。可是再也不会有人唤我熏药了……
当初面对那些苦药，我真不应拔腿就跑……
从生到老，谁能离得了那些药？从生到老，谁能说清，究竟要咽下多少药？
我们这样近，我们这样远 冷 夏
阳光像梦一样，安静的落入我平凡琐碎的生活深处，在这个春天的下午。
我坐在阳台上，手里捧着一本梭罗的《瓦尔登湖》。多少年来，每次阅读它，我都会闻到那片树林的青涩气，那面湖水波光淡然冷静，潮湿的新鲜的水气。我感到一种非常遥远的愉快，可以在一本书里自由的跑步呼吸。
许多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可能重现。惟有音乐和文学，适合等待、遥望、冥想。
一直认为梭罗还活着，他活在一个地方，离我的住处遥远，离我的感觉很近的某个地方。对他文字的爱恋，就像我对生命的向往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阳光穿透玻璃的窗子，使我感觉温暖。手禁不住要伸出去握住什么。这个多么重要，在我表面生活的背后，意识到自己蕴藏着丰富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一直活在心里。
梭罗的文字，是干净安静的雪，可以清凉燥渴的灵魂。可以听见来自纯粹生命深处的自然歌吟----“曾有个牧羊人活在世上，他的思想有高山那样崇高，在那里他的羊群，每小时都给予他营养。”
那与我失之交臂的时光和旧梦，充满恍惚怅然的珍惜之感。
想到夏洛蒂.勃朗特、奥尔科特和奥思汀的时代，从古堡到庄园，马车的轱辘慢慢辗转，那些沐浴在舒适阳光里的蔓草丛生的小径，夏天开满野蔷薇，秋天以山楂和黑莓著名，冬天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完全的寂静和无叶的安宁。
可以步履缓慢、从容。可以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写一封并不长的信，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眺望牧场上丝绒似的草坪和栅栏两侧的冬青。晚上坐在炉火旁怀揣着心事，躲避祖母探询的目光，阅读或编织。却努力等待着有马车夫忽然的脚步声，急匆匆撩开寒冷的夜色带来了温暖克制的爱情的回音。
我合上《瓦尔登湖》，从阳台尽力向远方眺望。这个春天的午后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宽阔的街道依然人群如织，车水马龙。很多次我试着站在高处，超越自己有限的目力，尽力透过繁华而富有生命的城市，透视那些纷纭热闹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生存的紧迫和焦虑带来一张张匆忙麻木的面孔，不知道在那样面孔的身体里，除了对名利的疯狂追逐，是否还留有一点时间对珍贵东西的失落进行偶尔打捞，是否还留有一点空间可以温情的抗拒或冲淡什么。
世界嘈杂多变。人们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却缺乏深刻的情感交流。人们在虚拟的互联网上寻找知己，为或许根本不存在的爱情痛苦沉沦，而不在乎结局如何。人心越来越疲惫困顿，情感越来越冷酷灵活。
我对实际生活中过分热络的友情，对虚拟世界激情的可靠性一直保持平和的怀疑态度。
夜晚，当一切安静下来，我对自己说：写吧，无论写什么。文字是心灵的古典音乐，是柏油路上的清泉。为了不失去它，用自己的方式来等待和怀念。喜欢阅读的人，也可以从我的文字中看见一个人心里曾经想过的事，仅此而已。
写下什么获得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声的语言带来巨大的思维空间，像从瓦尔登湖面吹来新鲜跃动的风，把我从电脑前端正的坐姿里分离出去，在另外的世界里自由飞跑。我看见那个叫做梭罗的人，无论风雨雷电，穿行于郁郁葱葱的大自然中。他十分安静的面对着那片湖水和那片山林。就一个人，十分简单。
手指一次次触摸熟悉的键盘，心里充溢着更新鲜更深刻的感动和疼痛。忽然的，想起海子的一首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不是每个人都注定要相遇的，心灵与心灵的相遇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有时想着写着，会写出满眼的泪来。
我们在现实中隔绝，在灵魂里相望。永远。
别盯着杯子 方冠晴
一次，我们几位同学去拜访大学时的老师，老师问我们生活得怎么样。一句话勾出了大家的满腹牢骚，大家纷纷诉说着生活的不如意：工作压力大呀，生活烦恼多呀，做生意的不顺呀，当官的仕途受阻呀……一时间，大家仿佛都成了上帝的弃儿。
老师笑而不语，从房间里拿出许多杯子，摆在茶几上。这些杯子各式各样，有瓷的，有玻璃的，有塑料的，有的杯子看起来高贵典雅，有的杯子看起来粗陋低廉……
老师说：“都是我的学生，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了。你们要是渴了，自己倒水喝吧。”我们说得已经口干舌燥了，便纷纷拿了自己中意的杯子倒水喝。
等我们杯子里都倒满水时，老师讲话了。他指着茶几上剩下的杯子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挑选去的杯子都是最好看最别致的杯子，而像这些塑料杯就没有人选中它们。”我们并不觉得奇怪，谁都希望手里拿着的是一只好看的杯子。
老师说：“这就是你们烦恼的根源。大家需要的是水，而不是杯子，但我们有意无意地会选用好杯子，这就如我们的生活——如果生活是水的话，那么，工作、金钱、地位这些东西就是杯子。它们只是我们用来盛起生活之水的工具。杯子的好坏，并不影响水的质量。如果将心思花在杯子上，你哪有心情去品尝水的苦甜，不是自寻烦恼吗？”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周涛
如果你的生活中周围没有伟大、高贵的人和有智慧的人怎么办？请不要变得麻木，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放弃向生活学习的机会。因为，至少在你生活的周围还有树——特别是大树，他会教会你许多东西。一棵大树，那就是人的亲人和老师，而且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就是伟人、高贵和智慧。
发现这一点的，是托尔斯泰。他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有一段保尔康斯基公爵与老橡树的对话，就体现了树的生命对人的生命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早些，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流露过这种意思，叫做“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证明，树的生命比人的生命更长久，从“阅世”的意义上看，人是比不过树的。所以，你若是到十三陵看到周围静立在那里的松柏，尤其是看到那种虎卧龙盘的老柏，会不由得生出某种敬畏和感激——有什么办法，帝王们全都死了，它们却依然活着，默默地、居高临下地看着人间的兴衰更迭、生死荣辱。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历史，它们就是帝王。
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哲学比一棵不朽的千年老树给人的启示和教益更多。同样是生命，树以静以不言而寿，它让自己扎根大地（根据地）并伸出枝叶去拥抱天空，尽得天地风云之气。相比之下，人愚蠢而又浅薄，人一生都在说话，声嘶力竭，奔走呼号，没有人肯静下来想一想，没有人想到向树学习点什么，在人的心目中，树是傻瓜。那么在树的心目中人是什么东西呢？不清楚。能够清楚的是，树的存在为人们贡献了自己的全部，从枝叶到花果根干，却也从未向人们索取过什么。许多家畜供人驱使食用，但同样也靠人喂养照料。树本来是用不着人养的，它在大自然中间是活得好好的，姿态优美，出神入化。那些绝崖石缝中斜逸而出的美松树是靠人养活栽种的吗？谁敢到那种险处去呢？树甚至连恳求人们不要砍伐它的意思都不曾流露——那是锯子在尖叫而不是树在尖叫。
等到大树被伐倒了，人们看到了它的心——年轮，一圈一圈，岁月的波纹荡漾，生命的记忆永存。这时候，略有悟性和良知的人就全明白了：树决不是麻木的，而恰恰是有灵有智的。它虽不语不行，心里面却比谁都清楚。它与山河大地、飞禽走兽、风云雨雪雷电雾的关系，比人更深入、更和谐。它是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大师。
它不靠捕杀谁、猎获谁而生存，但它活得最长久。这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连草也不吃，连一只小虫子的肉也不吃，但它却能长得最高大、最粗壮、最漂亮。这才是奇迹呢，树不用吃饭。真正有生命活力的大树全都已经与天地风云融为一体了，他与山河共呼吸，取万物之精气，反过来又养育万物；得日月之灵华，结果又陪衬日月。若是说什么气功，树才是真懂气功的大师。要说什么“天人合一”，人类不过从树那儿学了一点皮毛。
我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墨玉县见到过一棵八百年的梧桐树王，那样干旱的沙漠边缘，它得有多大的修行才能活过来呀？何况它不仅活着，而且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它像一个巨人一样健康的屹立着，襟怀博大，人和梯子在它的脚下显得极其可笑。
它的王者风范不是靠什么前呼后拥的虚势造成的，它靠它的阅历、它的顽强生命力、它的光辉的生命形态，使人望之而生敬仰之心、爱慕之情，使人认识到伟大、高贵、智慧这些词语从人类头脑中产生时的本意。
我还见到过五百年高龄的无花果王，它占地数亩，落地的无花果使他周围散发着甜腻的腐败和幽深的清香，它的枝干如同无数巨蟒纠缠盘绕、四处爬伸。它达到了它这种植物的极致，造就成、编织成一座自已的宫殿。
但是树和人一样，同样有各式各样的苦难伴随，除了被砍伐之外，还有各种艰难。在天山南麓温暖干燥的农村，白杨是路边、渠旁、屋后、田畔常栽的树，它绿叶飒飒直耸高天。可是有一年冬天，南疆奇冷，这些适应了温暖干燥气候的白杨经历了打击。有些已经非常粗壮、高大的白杨被生生从中间冻出一条裂缝，裂缝一指宽，从树这边透过裂缝可以一眼看到那边的农田。
还有一年八月北疆下大雨，下着下着，变成了大雪。大雪里饱含水气，落在仍然枝叶翠绿茂密的树上，雪积了很厚、很重的银冠。第二天阳光一照，十分奇丽壮观，但是不少树承受不了了，枝桠被压得劈开。银雪绿叶之下，被劈折后露出的白生生的枝桠内质，望过去就像人的白骨被折断后的模样，一样的惊心动魄。树无声，可是你完全可以感同身受它骨折的疼痛。
一棵树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但它要是都挺过去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它就会成为一棵大树。这样的大树会引起人们特殊的敬意。比如在哈密，就有一些幸存下来的百年老柳树。它们的形态确实不同凡响，一看就知道，是有特殊生命力和特殊经历的树。它们身上都有编号挂牌，就像勋章一样，代表着特殊的荣誉。这些柳树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公柳”——左宗棠平阿古柏后沿途栽下的柳树。可是当年“遍栽杨柳三千里”，能活到今天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你细细端详这些巨大的柳树，会从他们每一棵树的神态雄姿上，找到左宗棠的神韵，一派大人物风范。我当时就颇觉疑惑，心想，难道树也会遗传栽树人的风貌吗？要是果然如此，那树就是通神通灵的生物了。
看来我们对它们了解得还远远不够。
何时无忧 张卫民
我总是无法理解所谓飘逸、超脱的美学境界，吴带当风、公孙大娘舞剑之潇洒无缘得识，要么是年代太久，要么是心理距离太大，别说没有见到，就是见到了也不会理解。
就连人皆称道的王右军之飘洒，我也疑心是在躲藏。在他的时代，专制者每天在杀人，说不定下一个就要轮到你自己，我不明白你的潇洒从哪里打足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我也惭愧，每次谈琴棋书画我都顾左右而言他，我的浅陋不光让古人见笑。如果非要谈书法，我更喜欢弘一法师临终前的绝笔：悲喜交集。字划歪歪斜斜，全无书法家们讲究的间架布局，显得稚气，像一幅习作。当然，在弘一本人看来，写字无所谓艺术不艺术，写字只是抄写佛经，所以他写字时，大概是顾不上什么美学境界的。此外我还喜欢魏碑，它是硬的，突兀的，有忧思难忘之气。
我为范仲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感动，又为此感到悲哀，经验告诉我，这是作为说法，而不是作为做法而被传诵的，换一个新潮术语说，是作为文本而不是作为一个经验的事实而存在的。这句话本不该是一种美学境界，然而它的确是，只有在审美时它才是真的。虽然从古到今的文人士大夫们津津乐道这句话，当他们吟诵得高兴时，我总要怀疑，这又在掩饰什么，也许是青楼醉酒后的内疚，也许是告密之后良心的不安，谢谢上帝，他们还不算坏到了家。
“忧”是一个含混的汉语词，为天下忧，为衣食忧，为感冒忧，为聚敛不丰忧，欲望之忧和存在之忧混在一起，不免会使“忧”变味。它本该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可我们的祖先只想出了这一个“忧”，并且是忧国忧民时才理直气壮地忧，存在之忧太远，又太轻，严格地说那是欧洲概念，所以不懂它也没有关系，谁让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具体的牵挂呢？
一连好几年我都在想它，越想越不明白，只好把它理解成一个愁眉不展的模样，象我自己在生活中的模样一样，斤斤计较，很没有贵族气。
一个人若生在贵族之家，从不为吃饭发愁，又没有罗里罗嗦的穷亲戚，即使有几个，也能硬起心肠不理，并且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不平的事，这已经接近无忧了，虽然并不彻底，可就连这个也离我太远。俄国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谈到他的老师格拉祖诺夫时说：他的心灵里始终存在着矛盾，始终由于意识到他个人的安宁因世道不公而不可能存在，许多生活坎坷的人去找他，他努力帮助他们，结果是找他的人更多了，他毕竟不是能创造奇迹的人，于是他不断在痛苦之中。肖斯塔科维奇最后说：这是我们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通病，我但愿自己也有这样的通病，又因自己不能有这样的通病而不快乐，我和大多数中国同行一样，刚分到房子就忘了许多人还没有住房，良知使我谴责这种行为，为不能忧而痛苦，这又是一个后现代奇观。
我们的眼睛过早地被贫穷打开了，我们的童年是挖野菜的童年，而不是弹钢琴、背唐诗的童年，稀里糊涂长到成年，到现在还没有学会欣赏莫扎特，有时候从小说里看到一两个抒情的场面，揉揉眼睛也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会在生活里发生呢？我们没有兴趣去回忆昔日知识阶层的富足，这是教授们最喜欢的话题。当他们回忆得眉飞色舞时，我却在想，当时的生活毕竟不只是轮流作东吃饭呀，当时还有九一八和黄河水灾呢。富足，这在中国本是一个梦想，如果它得以实现，那往往是妥协的结果。当有人流落街头，抱怨知识分子待遇之不公多少总带有矫情的成分。当然，一个民族若不能喂饱它的精英（不管他们是诗人、数学家或是巫师），这个民族理应感到脸红，尽管它的精英们首先应该脸红的事情可能更多。知识阶层被人嘲弄，并不只是痞子时代的特征，人们经常为孟尝君养士三千而唏嘘成声，很少有人想想贵族妇女怎样养阿猫阿狗，那也是好吃好喝地宠着的呀。现在大家都奔了市场，文人们就抱怨斯文扫地，不知道文人被孟尝君宠着时曾经有过怎样的斯文？可能文人们并不这样看，所以至今还在怀念笼子里的无忧。一个时代的斯文扫地首先是文者自己的内心已经斯文扫地，当你把担当苦弱的责任推给别人，你自己的苦弱自然也就无人担当。
外在生活的富足并不必然导致内心的平静，有钱也未必无忧，被金钱推着走，心为物役，于是你就成了欲望的奴隶，奴隶无自由，自然也无道德可言。但汉语极端推崇物我两忘，从哲学上看，这固然是无忧境界，在生活中，其实什么也忘不掉，不如执其一端，强调忧的绝对性，哪怕它再难看、再不抒情。如果执著于“我”，那么“我”能有多大力量呢？说到体积，我们大不过一匹马，论重量我们比不过一头猪，论生命我们活不过一棵树。我们的脆弱是有目共睹的，一颗小小的子弹就能夺去我们的生命，一场短命的热恋就能使一个认真的小伙子从此一蹶不振。金刚不坏之神功难炼，内心的平静则更难修。如果论物，任凭你家财万千，我只认定一个硬道理，地球之大，毕竟是你抱不过来的。所以我最喜欢阳光下晒肚皮的人，喜欢无所事事地坐在沙滩上看大海的人，用一句捷克谚语说；悠闲的人在凝视上帝的窗口。但我怀疑他们的悠闲是否经得住忧的考验，况且我们的上帝是否无忧也是个疑问，我自己情愿凝视一个忧心忡忡的上帝，喜气洋洋的上帝会原谅我的重重心事吗？我总是忘不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事实上他的受难早就开始了，降生为人，这已经是在受难了。人再无忧，也难得不去面对自己的虚荣、怯懦和种种匪夷所思的欲望，难得不去面对自己在生活中每天都要遭遇的失败，我怎么也不会喜欢无忧的和谐或和谐的无忧，我只相信受苦之后的希望和微笑，这是个神学问题，无法由常识和哲学推知。哲学层面的无忧可以由概念推演而得，把世界简化成语言问题，当然不难取得语言上的胜利。等你沉默下来，你发现“忧”还呆在原地，思考和奋斗都赶不走它。
有人花了一生光阴，探讨人是否可能过一种自由而率性的生活，浮士德拿灵魂同魔鬼签约；道士们打坐，许多人坐成了半身不遂；中国和尚们明心见性，却忘了佛祖本人救众生而不得的悲苦。我们肯承认自己是血肉之躯，承认精神的有限，却死活不肯承认：无忧的生命原来是一个伪命题。
宋朝的雨 陈富强
雨中的西湖要比平日耐看一些。
雨夜中的西湖除了耐看，则更多了一层须用心体验的味道。这个时候，你需要撑一把雨伞，去堤上走走。白堤热闹一些，与唐朝的鼎盛相吻合，而苏堤要幽静得多，甚至稍稍有些冷寂。
我建议你去苏堤。
雨在树梢上、在伞顶上、在草叶上、在亭檐上、在湖面上、在一切无遮无拦的去处跳着欢快的舞蹈。伞是丝绸做成的，你为自己撑开一片无雨的天空，而一个遥远的背景，正渐渐向你推近。撑着绸伞的你便和雨帘里淡淡的灯光一起变成这个背景的过客。宋朝正悄悄向你走来。你跨过第一座拱桥，你就走进了宋朝的雨里。
呈现在你眼前的是1090年仲春的苏堤，犹如一条绿色的飘带，堤桥相接，横卧湖上，南端系住南屏，北端挽起栖霞岭。柳丝舒展婀娜的身姿，翩翩起舞。一堤的翠绿烟似地漫洇开来，细细看去，绿雾似的堤上桃花盛开了，不耐寂寞的是枝头的黄鹂。
你与苏东坡在堤上相遇了。刚刚完成长堤修筑的苏太守，心情正佳，他临风而立，面对烟水淼淼，诗情满溢，一首千古绝唱脱口而出。“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苏太守为后人留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不亚于苏堤春晓。
苏东坡决意整治西湖的念头始于1071年。这一年他第一次来到杭州，官至通判。他在巡视西湖时，看到葑草已淤塞了西湖的十之二三，他虽有心治理，但通判的官位尚无决策权，欲有作为而无作为，苏通判满腔抱负都化作了天才的诗意。倘若苏东坡仕途顺利，而不是屡遭贬谪，一路坎坷，他流芳百世的名篇佳作大约要大打折扣了。
机会终于在时隔8 年后降临到苏东坡身上。1089年，苏东坡再次赴任杭州，任知州。到任的次日，苏东坡重游了西湖，面对西湖湖面已有一半成了葑田，忧虑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府上，挥笔写下了“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调疏”的感叹。叹毕，苏东坡组织人力调查踏勘。于次年4 月，向当朝皇帝哲宗呈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的奏议。在这篇上书中，开篇就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苏东坡预言“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苏东坡在上书中还从养鱼、饮水、灌溉、助航、酿酒等方面列举了西湖不可荒废的五条理由。其中讲到：城中饮水来自湖水，如果西湖都变成葑田，则举城饮水断源，城中运河赖西湖挹住，若湖水不足，必取借钱塘江之水，而江潮多沙，河道淤塞，数年淘河一次，官史借此欺民，为民大患；杭州产名酒，每年酒税为全国第一，如果西湖浅涸，酿酒必大受影响。
苏东坡的这篇奏议，时隔900 年，再来分析，依旧充满一位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许只是一条如诗如画的长堤，当年的苏东坡却从民生大计出发，改变了西湖的命运。
挖葑泥筑堤是苏东坡疏浚西湖最精彩的一笔。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载了苏东坡天才的构想。“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除而行者便矣。”经过从夏到秋的努力，一条长堤破湖而出，夹道杂植芙蓉、杨柳，中为六桥九亭。这时的长堤尚无名，直到后继知州林希遵循杭人意愿，才将其命名为苏公堤，并为东坡立祠堤上。渐渐地，苏堤成为“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的湖上繁华之地。周密撰的《武林旧事》为后人记载了当时的情景。“画楫轻舫，旁午如织。至于果蔬、羹酒、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销金彩段、犀钿、织藤、窑器、玩具等物，无不罗列。”
苏东坡在堤上消失了，雨依然在密密地下，你用无比敬慕的目光送别苏东坡，独步缓行。此时你已知道苏东坡将离开杭州，他在知州任上只有两年，却为杭州留下了如此宏大的手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苏东坡在杭州所作的诗文中却很少提及，直到去扬州任上，才在答友人的诗中回顾治湖的经历。可见这位旷世奇才的博大胸怀。有史以来与西湖相关的，你知道能与苏东坡与苏堤媲美的是唐朝的白居易和白堤。固然是白堤在先、苏堤在后，但他们都是一代文豪，他们都懂得珍惜文化的大自然。他们在杭州的时间都十分短暂，但他们却留下了一世英名。
你在堤上流连。倘若你回头望望，你会发现，随着南宋的到来，苏堤的北端将耸立起一座庄严的庙宇，红墙重檐，松树翠柏掩映一代名将岳飞。你惊喜地看到，一个宋朝、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与这条长堤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人杰，他们的智慧和生命化作绵绵不绝的雨丝，滋润着堤上的绿树红花。
你撑开的是一把丝绸做的雨伞。以丝绸命名的道路曾经横贯东西，而现在，令你乐此不疲的是，走在伞下回想从前，雨在你的头上喧哗，陪伴着你走近苏东坡的雕像。先生沐雨而立，一站就是千年。
秋天，也是一种开始 段正山
许多人都喜欢礼赞秋天金色的收获，而就在礼赞之中秋天却悄悄给人们一个凄清的空白。
秋天的果实对于春天的花蕾来说诚然是一种圆满，而秋天的落叶对于春天的芬芳来说却是一种终结。没有哪个季节比秋天更能让人感到：生命的璀璨与生命的枯萎竟是戏剧般地连在一起，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欣喜可能就会变为疑惑，甚至就在同一片风景里，这边是丰硕，那边却是落寂。
然而，这实在不是秋天的过错，而是看错秋天的人的悲哀。
当一种追求终于得到报偿，一种拥有足以成为辉煌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变成用满足衰减曾经的愿望，用得意吞噬往日的激情了。
于是我们时常站在一个高度而无法超越，时常徘徊在一种境界的面前而茫然无措。
其实，时光从不会停滞，季节也不会有断层，只要愿意并为之努力，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给世界一个惊奇，给自己一个惊喜。
既然秋天不会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完美和充实，秋天只能是更高意义上的开始。
秋天里我们毕竟不能沉醉太久，沉醉只能令我们在严冬中颤栗而不知所措。相反，胸怀壮志迎上去，即使在寒冬的风雪中练就的也将是更厚实的勇气。
秋天里我们毕竟不能只是慨叹，金黄变为枯黄是一种凋落，也是一种新生，只为凋落唱挽歌，绝听不到新生的奏鸣曲。
秋天里我们毕竟不能有太多的失意，心中的灰暗太多，就是给你的都是朗日晴空，又怎能穿过厚厚的冻土，为春天献上一抹绿意？
秋天，也是一种开始。
不妨把或多或少的收获放进日记，不妨把亦真亦幻的追求交给岁月，不妨抖落掉满意的笑声也落掉不满意的愁云，不妨忘记徒劳的辛苦也忘记并不辛苦的幸运，迎着一天比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出征。
把秋天作为开始，四季才会崭新。
吹箫说剑 王开林
龚自珍（定庵）以其卓然不俗之姿进入我的视野，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初中《语文》课本里收入了他的《病梅馆记》。老实说，我背熟了这篇文章，心头便斧刻下一痕磨灭不去的印象：江、浙两地的文人墨客爱梅成癖，乖悖自然精神，“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颇有点像是薜萝村中的东邻女儿，竟以西施捧心为美。要使病态美的效果臻于极致，他们多有绝招——“斫直、删密、锄正”，扭曲梅的天性，不惜夭其生机。于是乎，龚自珍感叹道：“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作者同情病梅，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同情封建时代的士子，从小到大，个个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还被礼教牢牢地束缚，时时处处低眉垂首，察言观色，活得极不自然，而且缺乏应有的乐趣。其后，高中课本续选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仍是与《病梅馆记》同一路数的作品，进步也显而易见，由同情病梅转为呼唤强者。单从这一文一诗，我还不清楚他身上究竟有几分狂狷豪侠的成色，也不明白他为何能高蹈狂舞二十余年，被誉为“文坛之飞将”。怪只怪我接触《龚定庵全集类编》较晚，对他的作品和身世所知寥寥。想起来真好笑，在我心目中，长时期，他只不过是清代的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诗文家”，属于《小说面面观》（英国小说家弗斯特著）里所讲的那种“扁平的人物”类型，缺乏立体感和纵深感，一团影像，十分模糊。
定庵出生在杭州的诗礼簪缨之家，母亲段驯是文字学大师段玉裁（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注》）的女儿，同样善于“以字解经，以经解字”。这样的家学渊源，不用讲，龚自珍受惠良多。他髫龄早慧，十五岁分韵作诗，十九岁倚声填词，二十三岁作《明良论》四篇，送给外公段玉裁斧正，得到很高的评价，其语为：“吾且耄，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定庵先生年谱》大体是粗线条的，细节不多。我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条有趣的记载：龚自珍孩提时，只要过了正午，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及至长大了，仍旧如此，可谓应验如神。谁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可是龚自珍的诗词中总是充满了剑气和箫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之一），“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两样销魂味”（《湘月》），“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之一），难怪他一生多病多灾。定庵常说其前身是一位修道未精的老和尚，莫非老和尚修道未精就听不得箫声？真是咄咄怪事。
在科举考场上，大才子蹭蹬者多，顺遂者少，定庵也不例外。直到三十八岁那年，他才勉强通过春闱，考中三甲第十九名进士，这个成绩够悬的，离落第并不太远。清代的殿试以书法为重，龚自珍的毛笔字马马虎虎，就为这一条，他便跻入不了鼎甲、二甲之列，点不了翰林。龚自珍的官运也平淡无奇，四十六岁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便封了顶，再也没有升迁的迹象。
有一回，定庵去拜访身为部长高官（礼部尚书）的叔叔，刚落座，叔侄尚未寒暄数语，阍者就报告说，有位小门生到府中求见。来人新近入了翰林，正春风得意着呢。龚自珍只好暂去耳房回避，外间的谈话听得倒也一清二楚。尚书问门生最近都忙些什么，那人回答，也没啥要紧的事情，平日只是临摹字帖。尚书夸道：“这就对啦，无论大考小考，首要的是字体端庄，墨迹浓厚，点画工稳。若是书法一流，博得功名直如探囊取物!”那位门生正唯唯诺诺地恭听教诲，定庵忍不住在隔壁鼓掌哂笑道：“翰林学问，原来如此!”这话直弄得那位门生大窘，慌忙告辞，尚书则大怒，将龚自珍狠狠地呵斥了一番，叔侄间竟为此断绝了长年的亲密来往。狐狸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也很可能认为它格外的甜。定庵未入翰苑，受到的刺激还真不小呢，后来，他干脆让女儿、媳妇、小妾、宠婢都日日临池，而且专练馆阁体。平常，若有人说到翰林如何如何，他就会嗤之以鼻地挖苦道：“如今的翰林，还值得一提吗？我家的女流之辈，没有一人不可入翰林，不讲别的，单凭她们那手馆阁体的毛笔字，就绝对够格了!”瞧，他这讽刺牢骚的话说得多滑稽。你称这是狂吧，他也真狂得妙趣横生。
大凡性情中人，喜欢讲怪话，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动辄触犯时忌，在官场里就休想混出多大的名堂。定庵作过一副对联：“智周天下而无所思，言满国中而未尝议。”这种证悟法华三昧的话，说说而已，他如何能臻达化境？定庵只好认命，做个诗酒风流的名士，感觉也不错嘛，至少比那些削尖脑袋苦苦钻营的家伙活得更潇洒快意。
放浪形骸之外的人，身上总难免会有长年改不掉的毛病。定庵平日身上不可有钱，有钱即随手化尽，花酒也没少吃，樗蒲之戏（赌博）也没少玩，而且场场必输。所幸他诗名大，崇拜者不乏其人，借钱给他，似乎还嫌不够客气和义气，有人干脆送钱给他，索性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这位名士的快乐之上。定庵嗜赌，多半花别人的钱，得自家的快活，如果真要他破财，他一早就倾家荡产了。令定庵最沉迷的赌戏是摇摊（即压宝），他经常吹牛说他能用数学公式解出大小输赢的概率，分毫不差。令人咋舌的是，他的“研究工作”竟做到了卧室里，帐顶画满一大堆数字，没事时，他就躺在床上，抬头琢磨那些数字的排列组合，从中探寻消长盈虚的信息。定庵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的赌术天下独步，了解他的人则清楚，其所谓独步天下的赌术，只不过是赵括那样的纸上谈兵，全无实际效果。
有一回，扬州某盐商家大排宴席，名流巨贾齐聚，酒过三巡，照例要开赌局。有位喜欢附庸风雅的王姓客人，是定庵的崇拜者，那天晚到，看见龚大诗人独自拂水弄花，昂首观云，似有萧然出尘之想，便凑到跟前来搭讪：“您不喜欢热闹吧？独自游园，可真是雅人深致啊!”
定庵却笑道：“陶靖节（渊明）种菊看山，哪里是他的本意，只不过无可奈何，才纵情山水之间，以寄托满怀忧郁。所以他的诗文越是旷达，就越是表明他不能忘怀世事。我拂水弄花，也是这种境况而已，没什么特别。”稍停，他又说：“今天的赌局，我早看得雪样分明，只因阮囊羞涩，才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世间没有豪杰之士，肯借赌本给我去大博一场!”王君正愁没有进一步攀结定庵的契机，听他这样海侃神吹，还能不倾囊相助？两人联袂入局，赌小赌大，呼卢呼雉，转眼间，就连输五把，一千两银票顿时化为乌有。王姓客人多的是钱，倒没怎么着恼，定庵却气得嗷嗷直叫，一跺足，扬长而去。
是真名士自风流。可是定庵风流过了头，代价未免太高了一点。定庵的情敌很不简单，是荣恪郡王绵亿的儿子，姓爱新觉罗名奕绘，文学上的造诣也不浅，著有《明善堂集》。奕绘受封为贝勒，其妻太清西林春则为福晋。太清本姓顾，是江苏吴门人，才色双绝。奕绘不仅会做官，还特别爱才，家中自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四十四岁时，定庵任宗人府主事，是奕绘的部员，常去府邸交差。贝勒把他尊为上宾，随他在府中行走，时或与太清诗词唱和。定庵《己亥杂诗》中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的诗句，浪漫温馨，即真实写照。久而久之，两人通了情款。太清常穿白衣，披红斗篷，凌波微步，胜似天仙，手指洁白如玉，尤其喜欢骑在高头骏马上弹铁琵琶，见过的人都说她是王昭君再世。定庵有绝活，他与太清用蒙语聊天，用汉语写诗，用吴语调情，表面上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但情之所至，神魂为之颠倒，又怎能长期避人耳目？贝勒暗中派人追杀定庵，一定要致他于死命。所幸太清的仆人忠心爱主，侦获这一阴谋，及时通知了定庵。事出仓促，定庵孤身逃往江东，路费不足，竟差点污面做了乞丐。
定庵五十岁时（１８４１年）殁于浙江丹阳。《年谱》上说他是“暴疾捐馆”——当时他是云阳书院讲席——此事令人疑窦丛生。莫非奕绘不依不饶，一直穷追不舍，到底还是用鸩酒取了定庵的性命?
嘉（庆）、道（光）之际，定庵与魏源并肩齐名，有“龚魏”之称。就文学而言，龚胜于魏；以政见而论，魏胜于龚。定庵也极力主张御外侮，焚鸦片。他一直关注塞防与海防，曾撰《蒙古图志》，洞悉沙俄的狼子野心。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定庵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劝老友多带兵，多筑炮台，多留神，准备一战，他的确很有先见之明。定庵真有侠肝义胆吗？“狂来说剑，怨去吹箫”，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惜豪情都付流水飘风，虽是极佳曲调，时人和后人都听不分明。弱质书生自古好为大言，连诗仙李白也未能免“俗”。
定庵在《己亥杂诗》中称好友黄玉阶“亦狂亦侠亦温文”，此语又何尝没有自况之意？他的豪情都落在纸上，这样也好，一百多年后读他的诗，我的鲜血仍能烨然着火。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在内受箝制，外遭欺侮的年月，纵有侠骨也沉沦啊。林则徐可谓大侠，却被冤里冤枉地充军伊犁。此前，定庵已然魂归西土，要不然，眼看着老友踽踽西出阳关道，真不知他的赠别诗该怎样下笔。
定庵死于五十岁，未终天年，尤其是未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龚孝珙于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乐颠颠地带着英法联军去火烧圆明园，可算绝顶幸运了!
梁衡散文
把栏杆拍遍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躏，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像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礡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唯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它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像。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首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永遇乐》）你看“艰辛”、“酸辛”、“悲辛”、“辛辣”，真是五内俱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地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依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滥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谐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水调歌头》）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作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拋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成名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而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那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一种神秘的向往。
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颗古榕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油然而生。进门是一庭院，满院绿树披道，杂花映目，一条五十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阴绿的清凉和古碑的幽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一千五百年前的哲人。进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五十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踞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二十八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十一阶，穿过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沿一红墙和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惠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冢老松，教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陵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墙内柏森森。诸葛亮能在一千五百年后享此祀地，并前配天子庙，右依先帝陵，千百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父相，举国上下莫不悲痛，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三十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次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亮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帝世之胄朱椿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甚。到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和庙，刘备在前，诸葛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谥号烈帝），并在大门上悬以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曾经疯狂地破坏了多少文物古迹，但武侯祠却片瓦未损，至今每年还有二百万人来拜访。这是一处供人感怀、抒情的所在，一个借古证今的地方。
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他为丞相治国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民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砻台上，头戴纶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已绿锈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名文，左为《隆中对》，条分屡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辞，痛表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八十三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混浊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处最雄壮的悲剧。
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十年时间，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遗言，将阿斗取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胸中四海翻腾作着这许多的“假如”，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已经这样静坐默想了一千五百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时势。
一千五百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检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被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作着悲壮的唱酬。唐人的碑文说：“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生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惭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明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负先君望，恨入岷江昼夜流。”南面东面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读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看那墨迹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九百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一千五百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君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为一种民族魂。我看到一个个的后来者，他们在这了扼腕叹息、仰天长呼或沉思默想。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什么人，不管来自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得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兴利，有功又不自傲。
历史已经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战争中并不单纯地为克曹灭魏，他不过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史载公元247年，“恒温征蜀，尤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此事未必可信，但诸葛亮确实实现了超时空的存在。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擢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