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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5:46:33
追忆巴金：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惟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
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前夕，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复杂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在电话中说。
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了。人们仔细回视，发现他跟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这么紧密，或者说跟少年中国联系得这么紧密。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我们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我对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大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
围攻了半年多后(为什么叫围攻呢，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虽然经过了反右之祸，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
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当时陈丹晨到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调查，巴金作品出借率仅排在《青春之歌》、《红岩》和《红旗谱》等三部当代小说之后……
巴金有两个梦想
“可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许多老一代对当代中国青年远离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个时代逝去了！”
但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
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陈丹晨回忆，巴金也曾伤感地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有老年人的唠唠叨叨？但是掩盖了伤疤并不等于伤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他怎么能忘了“文革”带给他的？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
“‘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
对“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及民族信仰丧失，巴金内心很痛苦，说“文革”以后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至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
作家李辉在巴金百年诞辰前写道：“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巴金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是《怀念胡风》。写这篇文章时巴金已经得了帕金森病，每一个字都是用左手推扶着右胳膊，颤颤巍巍画出来的。每天写100多个字，七八千字的文章写了1年时间。
他现在不能说，不能写，赖鼻饲维持生命。他特别痛苦，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求死又不能。他多次向身边人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但他活着，多少人就会感到温暖。正像20世纪90年代编辑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著名编辑家王仰晨说的，“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们就会感到踏实，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排行榜：第11名《论语》
代表中国文化首屈一指的著作。其核心思想在于和人之间有差别、不能平等，这页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许多古代文化消亡了，而中国文化却在变化中存续下来，这可能是孔子和他的《论语》的功劳。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孔子的《论语》被公认为代表中国文化首屈一指的著作。许多古代文化消亡了，而中国文化却在变化中存续下来，这可能是孔子和他的《论语》的功劳。
有不少人把孔子的学说称之为儒教，这是完全不对的。《论语》中几乎没有神、人、自然的论述，也很少抽象的概念及论断。在四大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与宗教无缘的。在中东和印度、波斯地区，都产生影响世界的地方宗教和世界宗教，但儒家学说根本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儒家学说虽然影响到朝鲜、日本以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但完全是以道德和政治的学说被接纳，而不是以世界宗教的方式被吸收。其中的关键，在于任何世界宗教至少在口头上都倡导“众生平等”，而《论语》的基本精神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人和人之间有差别，不能平等，这是《论语》的核心，也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
不平等就会导致矛盾冲突，因此“春秋无义战”。打来打去并不解决问题，孔子于是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他的政治思想、政治目标以及政治措施。他的政治思想就是建立一层一层的层系等级制度，顶端是周天子及各路诸侯，底层是士、农、工、商和他们的家族、家庭及个人。这个体制在当时已经有了，问题是“礼崩乐坏”，孔子的目标是首先要“复礼”，恢复严格的封建秩序，其次要维持这种体制的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维持王权的稳定，必须考虑四类矛盾，并找出相应的对策。一是中华与外族的矛盾。对于孔子来说，这十分清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夷之辨不能含糊。总之，采取排斥的态度。两千五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很麻烦，从来没有很好地解决过。孔老夫子只是谈了一个原则，并没有拿出具体措施来，因为那时候，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才是头等大事。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类矛盾，后来在专制社会中衍生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个问题似乎孔子也没什么办法，十多年孔子跑了不少地方，苦口婆心地劝说当权者，没人听他的，自己则“累累如丧家之犬”。第三类矛盾是官与民的矛盾。这方面孔子有点办法。一是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条成为专制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二是“施仁政”，中心意思是别搞得太过分，但官吏的贪婪使这条难以奏效。第四类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孔子的办法是推广贤人政治，也就是培养大量好干部“学而优则仕”。要他们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大志，用自己的思想培养教育他们。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礼不是个抽象概念，却有丰富的思想延伸。礼的实质是现存秩序，这种秩序的维持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政治目标。孔子对礼是极端重视的。“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三)。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希望学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十二)，使之成为从内到外的自觉行动。孔子很有修养，极少动怒，他发最大的火是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三)但是，身处“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殚精竭虑的问题实际上是“怎么办?”也就是如何从技术层面解决问题。他有三大发明，这三大发明一直沿用至今。一是“仪式”，也就是强调形式的规则，通过这些形式规则不仅很容易区别等级，而且可以用来约束各色人等的行为。二是“正名”。正名主义是孔子最重要的独创。对此孔子说了一大段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由此产生中国特色的“名正言顺”的说法。对这事的解释分歧很大，但从后世的实践看来，重视名分，重视头衔，重视言词的力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进一步，则是名大于实，名压倒实。最后，则与仪式一起构成形式至上的形式主义。孔子知道单纯强调形式会产生误区，最大的误区当然就是虚情假意缺乏真心诚意，耍两面派，专做表面文章。孔子还是有点理想的，在“复礼”这个原则问题上还是要坚持。于是他有第三发明：“修养”，也就是要学生不只在“礼”的形式上下工夫，更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自觉地“克已复礼”。这点当然不能靠压服，也不能简单说服，而是要学生口服心服，身体力行。怎样检验呢?划一个界限，制定一个标准。其初级阶段就是当君子不当小人。孔子关于君子小人之别的话太多了，而且句句务实，可以检验，使得成为君子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有可操作性，只要按部就班地做，还是能见效的。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还提出来更高的标准，成为圣人、贤人，还提出一个抽象的标准——仁，这样就使人不就此止步，而是永攀高峰。
孔子言论中，最重要的抽象概念是“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几十处，也给仁下了多种定义。“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十二)，“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六)。
《论语》中的仁，就是孔子声称的他们的“一贯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四)，朱子注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恕合在一起，就是仁。
孔子的仁虽然抽象，但他不断予以具体化，逐步结合实际。“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者谓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十七)这里把仁说得很具体，还说出它的好处。另一处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完全达到可操作性，可实行性。他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十三)外在表现也显示仁与不仁的差别。因此，仁并非高不可攀，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七)“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四)仁也可从脚下做起：“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然后进一步扩大，“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五)
孔子强调仁，但他以后的儒家提倡的德越来越多。例如，孟子又加了“义”，而且大大发挥一通。殊不知，越多越添乱。孔子到底是大教育家，懂得“少而精”，重点突出，两三点学到手。孔子在仁之外，强调“知”，而且把仁、知、勇并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十四)他不强调勇，特别反对匹夫之勇，但看重知。知，在于自知，在于知人，在于知天。孔子看重学，学的目的是求知，求得知后要实行。他作为大教育家，在这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也培养了许多好学生。这种教和学的思想和体制，对中国后世影响颇大。
长期以来，对于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主观看人的中国，他的许多话仍然适用：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五)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十五)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第二)
“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阳货十七)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十五)
“子曰：绝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十七)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九)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十四)
中庸是孔子晚期的思想。在《论语》中很少提到。它毕竟是孔子的独创。孔子以后得到异乎寻常的发挥。
在《论语》中，只有一处提到中庸：“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六)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善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一些中庸的原则：“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十三)总的思想是不要走极端，两头都要顾及。“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七)“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八)“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九)“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二十)
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对中庸之道大加发挥。子思著《中庸》，被朱子列为《四书》之一。《中庸》从第二章到第十章讲中字，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讲庸字，但后面的篇章，没有直接提中庸。书中把中庸提到新高度：“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第二章)。但是，后世没有讲清楚中庸的含义。我以为中庸主要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及行为方式。中心意思是要中正不偏，主张“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也就是“抓两头、用中间”；“以礼制中”，也就是以礼为准，行事符合最高原则，不是“又这个，又那个”，“一方面，又一方面”，而“因时而中”也就是随时间变化有一定灵活性。中庸还推崇“尚和”的思想，其中包括，“和为贵”、调和折中、恰到好处等意思，通过这些方法化解矛盾，实现社会稳定。
孔子的思想影响在中国如此之大，显然与统治者对于其利用价值的认识有关。先秦时期，孔子与其接班人孟子在实践他们的理想方面都不成功，那时统治者关心的是生存与发展问题，迂腐的大道理是无法立刻奏效的。他们需要的是谋略，说白了就是要人献计献策，支个好招。孔孟鄙薄技术的观点显然行不通。可是一旦政权在握，中心问题就转移到稳定上来，那就需要“儒术”了。而这恰巧是孔子的强项。中国政治哲学不问“谁应该去统治?”这个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第一问题，没有任何人要求论证统治者的合法性。虽然皇帝在换，制度并无变更，孔子学说自然成为巩固政权的理论基础，甚至是实践指南了。汉高祖刘邦一向讨厌儒生，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小便，但叔孙通一套礼仪设计毕竟帮他解决了大问题。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认识到只有儒术才是维持专制社会稳定的长远之计。这样两千年来，孔子的地位不断升高，而且专制制度也不断巩固。当然，统治者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并不考虑思想体系的纯洁性和无矛盾性，因此，只要有用，只要行得通，佛道各派，诸子百家也是兼收并蓄。因此，前一千年，思想控制相对宽松，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则以孔子为核心的思想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孔子逐步被神化，孔子学说被教条化，也伴随整个思想的僵化。然而，不可否认，孔子在维持专制社会稳定方面的确成效卓著。像明、清这种极端腐朽的政权居然能够各维持近三百年，难道不是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吗?还有，孔子的办法不仅对中国有效，而且对朝鲜、日本等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远的不说，日本的幕府时期(1603～1867)与朝鲜的李朝(1392～1910)都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李朝一建立，就是明确以“儒教”代替佛教为国教，而做到思想统一的。从这一点看来，孔子的思想的确有点“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味道。不过，尽管不少人鼓吹这点，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还是不可通约的。
儒家文明到何处去?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第12名《孙子兵法》
它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以及最有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它同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思想完全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孙子兵法》提供的“计谋”形成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技术，但单纯技术观点并不能带来胜利，许多情况下还遭到失败。
兵者，诡道也。
——孙武
《孙子兵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有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主导思想至今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反映在军事方面，而且反映在政治、外交、经济、管理乃至日常生活和竞技体育的方方面面。所有领域都充满斗争，《孙子兵法》提供了战而胜之的哲学。
我之所以把《孙子兵法》同《论语》一起排在如此靠前的地位，是因为它同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思想完全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
孔子、老子、孙子是影响中华文化最著名的三位伟大思想家，他们的生活年代差不多同时，是距今两千五百年左右的春秋晚期。他们的思想也都持续地影响到现在乃至将来。对于中华文化，孙子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特在《菊与刀》(71)一书中，称西方文化为罪的文化，日本文化为耻的文化，前者是确切的，后者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适于中国。但这只是钱币的一面，而中国文化的另一面，恐怕是“计”的文化。
我经常感到困惑的是，很难把“计”译成恰当的外语。“计”不是西方的战略、战术，又包含其部分内容，它也不同于政策甚至策略，因为这些概念偏重于哲学的、理论的层次，而“计”往往是可操作的、实践上可行的做法，如围魏救赵计、调虎离山计等等。这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灵活多变的概念。
孙子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的定义：“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有计谋的精神尽在于这些话中，他告诉人们“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也就是活学活用，因势利导，不能事先规定，更不能盲目地信守教条。
从学术角度讲，《孙子兵法》是中国仅有的一两个领域的系统著述。时至今日，古今中外还没有如此全面的军事思想论述。它不仅是中国几乎是所有军事论著的基础，而且同外国的著作相比也毫不逊色。西方军事理论公认经典著作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 Karl von，1780～1831)的《战争论》，姑且不谈这本书是作者未完成的著作，而且它在许多地方过于含糊难懂，不到百年，大部分内容已陈旧过时。至于其他的军事学和战略学著作，诸如马汉(Mahan，Alfred Thayer, 1840～1914)的制海权等著作则更是军事史上的匆匆过客。只有《孙子兵法》的许多原则，在经历战争的四个时代的发展之后，依然熠熠生辉。这四个时代是从两千五百年前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再到空战及机械化时代一直到20世纪末的电子战时代。
《孙子兵法》含有丰富的哲理以及普遍适用的思想原则。甚至在一些“过时”的篇章中，如“火攻”等都有值得反复玩味的话。但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计”这个技术层面上，那么它在理论层面上的思想恐怕更有普遍的、持久的价值：
1.军事是国之大事。孙子虽没有明确讲“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是他对于军事的地位有明确的认识。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军事只是达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他提出著名的论断：“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特别是他考虑全局利害，而不是采用单纯军事观点。他提出鲜明的观点：“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之用兵之利也。”实际上，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孙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反对穷兵赎武，为打仗而打仗，为使计而使计。
2.信息的重要性。他有一句名言：“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实际上，他讲的知还有许多具体内容，“知天知地”，“知九变之术”，“知迂直之计”，“知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等等。
在如何获知方面，《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用间”十分精彩，这是最早论述间谍作用的文献。他同样看到“用间”的方方面面，知道敌人也可以用，其中也可能有假情报等等。
3.争取主动。孙子对具体作战方法有许多论述，主要精神立足于主动作战，而非被动挨打。例如他主张速战速决：“兵之情立速，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也。”但在不是所有情况都有利的情形下，则要“造势”，形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
4.管理思想。《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思想方面十分先进，而关于治军方面的管理思想近年来也受到国内外的重视。老子与孙子被列为几十位有影响的管理思想家之首。在一个企业中如同在一个军队中一样，官兵素质、教育训练、管理协调、赏罚激励等同样构成“企业文化”的要素。在军队中士气的重要不言而喻，在企业和其他单位中，人际关系尤为重要。孙子最早表明，军事除了硬件之外，软件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提供的“计谋”形成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技术，但单纯技术观点并不能带来胜利，许多情况下还遭到失败。究其原因，处处用“诡道”，“为用计而用计”而导致全局目标的丧失。另一方面，只重视意识形态及精神力量，忽略了硬件的发展，自然也不会有好结果。战争也好，斗争也好，竞争也好，理论原则、谋略、武器三者缺一不可。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第70名《阿Q正传》
要在中国作家中选出一位思想家可不容易，特立独行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稍稍离经叛道，不是棒杀，默杀，就是捧杀。无疑，每一套杀法，鲁迅都经过，只是什么时候干什么，随时代的潮涨潮落决定。但是，近百年来中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还是鲁迅，而《阿Q正传》是其代表作。
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鲁迅
要在中国作家中选出一位思想家可不容易，特立独行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稍稍离经叛道，不是棒杀，就是默杀。另外还有一种杀法，就是捧杀。就像孔子、关羽那样，成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无疑，每一套杀法，鲁迅都经过，只是什么时候干什么，随时代的潮涨潮落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骂的人多了。其实早在30年代就有人骂，只不过骂的角度不同。那时候讲政治，有人就认为鲁迅对于中国赤化应该负责任。这可有点夸大其词。也许有少数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是通过看小说参加革命的，不过，推动他们上延安的可能是《家》、《春》、《秋》以及某些翻译作品，而不会是《阿Q正传》。
对鲁迅的攻击还有一个新方向，那就是对于艺术性的看法。《阿Q正传》也是其中一个靶子。更可笑的是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的确，垃圾堆成山也是垃圾。
说到底，近百年来中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还是鲁迅，而《阿Q正传》是其代表作。
关于阿Q有许多议论，但不可否认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很早就关心“国民性”的问题，想明确知道，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其病根何在?因此他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绝非虚言。目的很简单，使读者“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实际上，他写小说的目的更进一步，“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当然，他的目的是否能达到，小说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则另当别论。
下一个问题更为复杂，什么是阿Q精神?什么是阿Q性格?还有一个问题，阿Q算不算一个人?这个问题的确有人提到过，说什么阿Q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这个问题不解决，上面两个问题就谈不上。我想，阿Q同一般人一样，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方法，这些当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很难说是某某人强加给他的，说到底，这就是长期专制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文化。统治者有他们所乞灵的一套“精神文明”，阿Q只不过是从中拾人牙慧而已。
一提到阿Q精神，当然就要提“精神胜利法”。什么是精神胜利法的实质，这个问题的确得好好琢磨一番。许多外国评论家谈到阿Q时都指出过，外国人处于弱者和劣势情况下，也有不少像阿Q那样的，因此，阿Q是人类普遍的弱点。但是，鲁迅的阿Q主要是中国人，而且也不限于被压迫的弱者，统治阶级也经常自欺欺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面子”对于中国人是极其重要的。关于“面子”，鲁迅也觉得“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不过，从古到今，“给面子”、“没面子”、“有面子”、“丢面子”、“露脸”、“丢人”之类的话却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有各种灵活运用，不仅阿Q如此，其他的人也是如此。
“面子”往往与国外的“尊严”和“荣誉感”很容易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大相径庭。看阿Q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的面子无非是有钱、有势、有权、有名分，一旦他无法得到这些，就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了。但是，精神胜利法并不能给阿Q心安理得的生存之道，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不能造就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他在一种“舆论”下生活，他与社会的价值标准保持一致，而且这种价值标准之下，谁更有钱，谁更有权是一目了然的。对这些，群众是一清二楚，阿Q也心知肚明。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两个组成部分：对于真正强势的人则口头认输并用“儿子打老子”之类的话来支持自己的面子，而对弱者，则“恃强凌弱”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对小D、小尼姑的做法都反映出这点。只考虑前一部分的精神胜利法是不完全，甚至是很不完全的。中国人十分唯物、十分现实，在一个“三无”的传统文化中，是根本不能靠“精神”独立来维持生存的。他要按照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理由和存在价值。当然，如果阿Q有办法有了钱，就像第六章写的那样，他可以大大地神气一番，挽回过去失去的“面子”，把“精神胜利”转变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胜利。不过，这种机会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比较现实的挽回面子的做法，就是找弱者来显示自己的力量。阿Q的主观算计也有失误的时候，碰到他看不起的王胡，就败下阵来。在小D和小尼姑那里显示出阿Q全部恶劣本性，他不仅用这些人来撒气(显然，他的精神胜利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而且，当小D退让之时，他还觉得不过瘾不痛快。更高级的阿Q则如鲁迅所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这是高级的精神胜利法，阿Q只不过是初级阶段。但本质都一样，在外面奴颜卑膝，回到家里就称王称霸，借故撒气。他们的生存哲学就是“幸灾乐祸”，这是现代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
精神胜利法只是阿Q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没有人能够单靠精神活着，何况挣扎在饥饿线上的阿Q。第二部主要是阿Q的物质胜利法。在现实的物质问题上，精神是变不成物质的，主观也改造不了客观世界。同每个人一样，阿Q也需要有获取自己所欲的能力和资本。阿Q十分明白在那个世界里，他没有金钱、权势、物质、勇气做自己的坚强后盾，只得靠出卖劳力，要不就只能另谋出路了。应该说，阿Q是一个不差的劳动者，“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只要有活干，他就可以维持生计。而对于出卖劳力的没有技术的阿Q来说，他的对手不是雇主，而是和他竞争的劳动者。
在阿Q身上，几千年来的民族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所有的人精细地区分为三六九等，对于他们的强项、弱项有极明白的算计。在他失去生计的时候，他的最大敌人或为小D。也许可以说，阿Q愚昧、觉悟差，但这却是“同行是冤家”的相互竞争、相互倾轧的社会的一种写照。本来是他自己因为“调戏”吴妈(这时他有极强的“平等”观念)而受到“惩罚”，他却迁怒于小D(这时他又有极强的“不平等”观念)抢了他的饭碗，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双重的价值标准十分清晰地显示出来。
生计问题终究是生计问题。不能靠一两次小偷小摸来解决。进城也许是他惟一的选择。阿Q以前也进过城，当然他也很难混下去，这样，他看不起城里人，“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这一次可不一样，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不少，虽然对城里人仍有看法，但这回全面多了，也看到“优点”——小乌龟子都叉麻将叉得精熟。但更重要的是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未庄，出卖劳力，没什么发展前途，而到城里，路子立刻就宽了。没几天，阿Q“发了财”，大不一样了。不仅是阿Q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别人也另眼相看，“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阿Q的“中兴”产生了正反馈的效果，自然也就越发飘飘然了。阿Q的“中兴”十分生动地刻画了暴发户与社会对暴发户的势利眼光，各色人等对阿Q又妒又羡又恨又要为自己谋利的心情。
阿Q的“中兴”对阿Q的世界观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诚实劳动，朝不保夕；歪门邪道，出人头地。但阿Q的朴素的“平等”观念(……“和尚动得……”)与社会的等级观念毕竟无法相容。他很快由中兴走向末路。
《阿Q正传》第三部是“革命”问题。鲁迅自己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这个革命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帝的革命。既使如此，阿Q也没有革命的资格，后来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实际上，鲁迅对革命，正如他对国民性一样，有很深入的思考。对于辛亥革命的后果有着深切的痛苦的反思。无疑，鲁迅的态度是激进的，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到达理想境界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像阿Q之类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他们完全是从自己的小天地来看革命的。另一方面，鲁迅上面的话是说，阿Q很可能“随大流”去革命。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受教育、读书、思考、反叛自己的家庭、痛恨黑暗的旧社会，……这些都可能成为他们革命的动因。但是，鲁迅思想上到底高人一筹，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深刻地指出“左派是很容易变成右派的”；不要以为青年就代表新生的、革命的力量，以及他可能不断地被人利用。而这些预言却不断地被证实。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排行：第82名《道德经》
它是世界上影响很大但篇幅最短的书。总的说来，《老子》与《论语》几乎完全不同而且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在朝派，而老子则是在野派。老子乃至道家学说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给孔子的“理想国”开辟一个精神逃脱的小路。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五千多字，可以说是世界上影响很大篇幅最短的书。关于它的作者甚至这本书的版本，一直有争论，而且上篇(道篇)与下篇(德篇)，可能在较早的版本中是颠倒过来的。不过，作为一本书，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为了避免《道德经》一词的倾向性，不妨称为《老子》。
《老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可能超过《论语》，但在中国，当然不如《论语》。总的说来，《老子》与《论语》几乎完全不同而且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在朝派，而老子则是在野派。在野派也有他的势力范围，所有非正统的思想都集中在其麾下，把《老子》奉为祖师爷。最典型的是道家以及东汉形成的道教。以道教的经典集成《道藏》而论，就有五千多卷，1988年刊成三十六巨册，相当于《老子》每个字发展成一卷书。不在《道藏》之内的作品，大约也有相同的分量。应该说，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官方也一度提倡(特别在唐朝)，不过始终不如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那样兴旺，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宗教”的维度。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在《老子》中追溯科学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区，中国传统思维也缺少科学的维度，老子思想中有特色的是有一些哲学的内涵，这是其他学派甚至后来的道家学者所缺乏的。
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是道的本原说。《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为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一切由道生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有人认为这里的无即是道，它是精神性实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这种恍惚的道即是观念。
老子乃至道家学说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给孔子的“理想国”开辟一个精神逃脱的小路。孔子的现实世界实在是太刚性、太无聊、毫无生气、毫无创造性的地方，从肉体到精神完全束缚在极端虚伪、极端压制的繁文缛节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让皇帝保住他们天下的稳定。各级官吏完全处于高度的紧张戒备状态，即便如此，仍然免不了贬官甚至杀头的下场。一旦被贬，官员们就可以在道家学说中找到精神的寄托：不是纵情山水之间，就是舞文弄墨，或者学神仙。在这方面，道家是灵魂一个很好的出口。
当然，老庄的道家对孔孟的儒家除了对立的主张之外，也没太多办法。显然，老子的政治主张比孔子的虚假仁义更不实用。老子的精神是否定的精神。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仟佰之器而不用，使民垂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认为这种社会的人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家这种理想国显然是不现实的。老子谴责其后的变化：“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他尤其反对“礼治”，“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主张“无为而治”，而这在某些情况下的确行之有效。他的统治方法是反对启迪民智，要人“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他公开主张愚民政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臣之难治，以其智多。”他的办法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老子思想最深刻的部分表现在他提出的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立概念，如大小、高下、祸福、有无、刚柔、正奇、曲全、枉直等等，并把万物变化的原因概括为“反者道之动”。在《老子》第二章中就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又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并明确指出：“多易必多难。”老子并没有停留在玩弄概念的相对性上，而是由此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指导原则：“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特别是脍炙人口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看到了事物物极必反的规律。
老子由这些论述得出他特有的实践原则：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有人把这些看成老子的计谋，甚至阴谋，其实这是老子的自然主义与自然演化的“辩证法”观点，是否有效则很难说。
《论语》、《孙子》、《老子》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当然，维持专制统治主要靠儒家的学说与《孙子》的技术，但是道家加上中国佛教则是维持基座稳定的第三个支架。从《老子》到《庄子》到道家到道教，对于“实务”影响很小，因此，我们把《老子》放在靠后的位置上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第91名《毛主席语录》
毛泽东是位历史大人物，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不妨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而《毛主席语录》出版于第三时期的正中间，包含了后期(从1949年到1963年)的部分内容，但极为重要的后期思想(1963年到1976年)则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全面、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事。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1976年6月15日
毛泽东是位历史大人物，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局部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1949年进城之后，他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以此为契机，我们不妨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他一生的前28年从1893年到1921年可以说是准备时期、探索时期；第二时期从1921年到1949年可以说是夺取政权时期；第三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则是巩固政权时期。在第一时期中虽然也有一些言论和文章，但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仍有待系统研究。毛泽东在第二个时期中，从热情的革命者到成熟的共产党的领袖，思想发展的脉络清楚，资料十分丰富，占据了《毛主席语录》的大半。《毛主席语录》出版于第三时期的正中间，包含了后期(从1949年到1963年)的部分内容，但极为重要的后期思想(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1963～1976年)则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全面、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只是选录一些毛泽东的语录如下：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败，运动战中歼敌人。”
“对科学要破除迷信。”
“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
“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也不顾情义。”
“学文科的人必须懂历史，这是基本功。”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第100名《红楼梦》
《红楼梦》在中国影响极大，在世界上却影响很小。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红楼梦》彻头彻尾的“中国味”。而这种中国味也许可以从中国诗词、中国书画、中国园林，甚至中国戏曲中体会一二，但《红楼梦》却是全方位的。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
我把《红楼梦》放在第100位，是为了“压轴”，绝没有低估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在中国影响极大，在世界上却影响很小。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红楼梦》彻头彻尾的“中国味”。而这种中国味也许可以从中国诗词、中国书画、中国园林，甚至中国戏曲中体会一二，但《红楼梦》却是全方位的。这是一部容易让中国人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小说，外国人却显得无动于衷，这只能用“文化隔阂”来解释。17、18世纪，欧洲人一度醉心中国文化，可是大文豪歌德却喜欢什么《玉娇梨》，实在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其中的贾府、大观园的围墙象征着社会的封闭性。一个现代人在这里面会感到压抑、窒息，一分钟都呆不下去，可里面的人却显得惬意、自在，每天都“无事忙”。其实并不是所有人在里面都感到舒服，也许更正确地说，是所有人都感到不舒服。可是，越是荒谬的生活，他们就越维护，越适应，越在那里自得其乐，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失去人性，失去自我。
《红楼梦》通篇展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两个侧面：一是整个社会高度的稳定性，一是个人生活的无常性。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制度刚性，没有人能动摇它，没有人去挑战它，甚至也没有人质疑其合理性。所谓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辫子、小脚、叩头、八股，没什么好商量的，要么照办，要么死。而在这种极其狭窄的选择空间中，的确也有一些个人自由，斗争、拆台、倾轧、制造麻烦……由此敷衍出种种故事。
《红楼梦》里并没有所谓主子与奴才之间的阶级斗争。每个人都是在他的狭窄的选择范围内谋求自己地位的“优化”。一般人的生活理想在《红楼梦》的开篇中就已总结得全面而透彻，跛足道人的“好了歌”道出传统中国人的四大追求：“功名”、“金银”、“娇妻”、“儿孙”。用现代的扩充概念来讲，“权力”、“财富”、“性欲”、“家族”。的确，这些追求在专制社会，特别是明清两朝是受到鼓励的，当然是在体制的限制之内。而且四大追求之中，“功名”是压倒一切的，任何其他追求在没有“权力”或者“官府”的保障之下，都是不牢靠的。即使如此，大多数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论你大方向是否正确，“噪音”永远在起作用，任何的不确定因素、随机因素都能导致整个事态发生剧变，这就是个人生活的戏剧性。
《红楼梦》主要描写女性社会，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所有文学中，男女大都是一起描写的。《红楼梦》中的男性，除贾宝玉之外，却大都退居幕后。而且，他们个个都是“泥做的”，令人生厌。书中的男人分两类：一类是以贾政为代表的“正面”角色，一类是以薛蟠为代表的“反面”角色。贾政与中国旧小说中的“清官”、“贪官”，好人坏人不同，只不过是照既定方针办事的行尸走肉。他们尽量按公认的“规矩”行事做人，力图维持既得利益，有机会则向上爬，是中国封建官场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不因“德”、“才”、“功”、“赃”而升降，而完全靠关系和机会。因此，贾政对子弟的教育也无非是“考功名”和“拉关系”，而这正是宝玉深恶痛绝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选择如此狭窄，不走“正道”或者走不上“正道”，也就只能成为“纨子弟”或“浮浪子弟”。薛蟠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在贾政这类“正人君子”的支持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他不能犯在比他们更有势力的人的手上。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极为精细而且极为森严的社会。像贾瑞那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蠢蛋，只能落到可悲的下场。其实这是贾瑞咎由自取。他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情欲，不是他看镜子的正面，而是他僭越了专制社会的铁则——等级制度。除了这个制度之外，每个人都有一点点自由，由他们的权力决定，正是这演绎出了不同人的不同故事。
当然，不管是大自由也好，小自由也好，都受到随机性的制约。无论走正道，还是走歪道，都挡不住“灭门”、“抄家”，灭顶之灾的降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红楼梦》中一再宣扬的“无常性”。在第一回中，甄士隐为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做的注解正是《红楼梦》的真义所在。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制度的压倒力量与个人生活的无常性之后，曹雪芹的思想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活的极度荒谬以及个人的异化和个性的泯灭。中国专制社会要求人不要胡思乱想、乱说乱动，因此发明了八股，让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即使中了举当了官，需要的却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官场斗争中活学活用“三十六计”、“孙子兵法”。
大观园中的女性世界是《红楼梦》的中心，而它更为鲜明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阴柔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不但有任何时代社会中女性的特点：重视感情亲情，比较现实，也就是现世加实际，而且完全封锁在社会规范的时间和空间的狭窄范围内，她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但命运却是无常及神秘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红楼梦》中有三十个主子和三百个奴才，更是好戏连台了。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如此精确地描述了各色女性的性格差异以及她们之间的是是非非，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巨著。但是，我在这里更乐意看看她们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命运的。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各色人等的表现。以及社会的大趋势。大家族的垮台反映出整体的脆弱性以及个体的无序竞争。中国封建社会在《红楼梦》中反映得十分鲜明：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维护着它，又以各自的方式挖墙角，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平衡下发展着，变化着，一方面出乎意料的稳定，一方面时机一旦成熟以惊人的速度垮台。维护它的力量一是“情”，二是“法”，这个法既有制度因素，又有个人权力的因素。中国古代社会没有革命者，没有改革家，只有改朝换代。
贾府或大观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象征。每个人都对它有自己的看法，也有对待它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入世，一类是出世；一类是儒家，一类是道家；一类是积极进取的，一类是消极逃避的。我不同意有些人把前者称为制度的维护者，而把后者称为制度的反抗者，这只是不同的处世态度而已。而且在两者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鸿沟，这只是一个人把自己的重点或平稳点放在哪里而已。
大观园里的入世者是凤姐、宝钗和探春。凤姐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的代表，她处于权力中心，在其中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她不通文墨，但懂得官场中最重要的东西——靠山及关系。只要有上边的支持，她可以为所欲为。她深刻理解领导意图不是建功而是稳定，因此，她的积极进取只在于给自己谋私利，她这样做了，也做得极其成功。这位女强人精通关系学，看人下菜碟，智慧无人能及。男人做到她这样，就很了不起，不过，她是女人，在情上面，她却无计可施，这也是现在许多女强人或男强人的太太的悲剧。
王熙凤太聪明了，她不会在大观园搞“兴利除弊”的事。这事，秦可卿告诉过她，后来，多少让探春独立发现，并搞了一点点。探春在《红楼梦》中是位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女性，因此，才认真搞点改革，从管理角度讲，无非是“开源节流，责权利结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防止特权和循私舞弊”。显然，她太天真，不懂政治，费力不讨好。那是一个只有私利，没有公德的社会，任何改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些凤姐不是不知道，只是凤姐懂得在一个烂摊子里，自己更能捞好处。探春是有头脑、有见识、“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姑娘，我猜想，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当她成熟起来，她看到家族的恶劣本质。“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更看到不可避免的命运，“你们别忙，自然有你们抄的日子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内耗”的社会，不管你如何“本分”，如何好好干，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探春的悲剧在于她对这种命运太有认识了(总结在上面三句话里，可以称为探春三定律)，而自己却无法摆脱，也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这当然给思想者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
如果说在封建中国留给男人的空间很狭窄，则留给女性的道路可以说只此一条，别无选择。这条路就是在“年方二八”之际嫁人。女人的一生“幸福”与否都在于是否嫁个“好男人”。显然，女孩对自己性别的自我意识要比男孩早得多也清楚得多。这样，在她们的少女阶段就有所期望也有所准备。也正是这个准备阶段，不同的女孩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形成一个“谱”：从极端的消极到极端的积极。消极一方有惜春、迎春和妙玉，惜春是个大彻大悟之人，但我总觉得这个人没有说服力。元、迎、探、惜无非是“原应叹息”，只能说逃避是条出路，但现实的中国人，尤其是现实的中国女人，哪一个能不尝一下“禁果”就当尼姑呢?在这方面，妙玉写得真不错。在这里真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类型”的覆盖性。积极一方当然占主导地位，比起释、道来，儒家思想究竟占统治地位，释、道只不过是无路可走时不得已的选择，尤其是女人。从这个角度看，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都是这边的，也就是她们的共同点要超过她们之间的对立，她们谈禅、谈玄，但并没有任何迹象非要走上和尚、道士之路。不同的是，薛宝钗更为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不质疑，更不反抗。其实，直到现在，大多数女孩子都是如此。其实，探索与思考就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肌肉紧张神情痛苦，那又何苦来呢?林黛玉并非思想者，也不是生活意义的追寻者，她只是中国式的艺术家，用艺术来部分逃避生活中的不快。这种不快，外界因素肯定有，她个人的小性子、想不开也有很大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归根结底就是个制造麻烦的社会，你要么像薛宝钗那样全面去适应，要么像林黛玉自怨自艾、自寻烦恼。史湘云公认是十分可爱的人物，大体上介乎薛、林之间。不过，我对她觉得不太可理解。
一旦女儿出了嫁，不管是太太、媳妇、姨娘、婆子，就开始变了，让贾宝玉感到讨厌了。于是贾宝玉对他的“性别歧视”的第一原理(重女轻男)加以修正，出现宝玉第二原理——嫁人划界。其实，这只是代表宝玉的成长和成熟，外面的人和事依然故我。实际上，贾宝玉本人也是符合少年人的发展规律的，在异性恋之前有短暂的同性恋阶段，他和秦钟的关系就是如此。如果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点。宝玉与蒋玉涵的关系则超出这阶段。这说明他的两大原理主要是环境使然，很难说站在被压迫的女人一边。其实贾宝玉是个公子哥儿，谈不上那些批评家和理论家所说的性别意识和阶级意识，更谈不上是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者。只能说贾宝玉高兴了同小丫头们玩闹时，主子意识淡薄了一些，可是犯起脾气来还不是一派主子架势。
从外表看，《红楼梦》中“主子意识”表现得最厉害的是探春。她的主子意识使人感到她到了六亲不认、不近人情的程度。其实，这正好反映出她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的极为痛苦的反应。这个制度一方面等级精细而森严，另一方面微小的差别也造成一种显性或隐性的差别待遇。这是一个高度势利的社会，主子势利，奴才更势利，而且他们的“话语权”难以被剥夺。在这种情形下，微小的弱势就会放大，放大到难以生存。探春的弱势就在于她因父亲贾政而成为主子，但因母方而成为“庶出”，在主子当中多少低人一等。碰到这种情形，要么“淡化”处理，采取消极应付态度，像迎春那样；要么像探春那样，想靠自己的才能和表现，争取到一个较好的地位。在中国这种重名位身份而不重个人才能表现的社会中，后一条道路其实是很难走通的。我记得有一条脂批就对迎春的处世态度更加赞赏。可是，探春多少对社会的公正性抱天真的幻想，另外，当然也希望获得周围人的赞赏，可她没想到这种“社会成本”大得惊人。尽管她智力超群(综合智力在大观园中应名列第一)、表现不差，到头来仍然是个牺牲品，很可能是王夫人的牺牲品。道理很简单，她容不了她，尽管探春是“鸡窝里的凤凰”，但鸡窝还是鸡窝，尤其是赵姨娘和贾环的窝。这是更改不了的。实际上，王夫人集中代表着宝玉厌恶的已婚女性的特点，那就是无情。其表现无非是冷：冷淡、冷漠、冷酷，总之，冷若冰霜(冷香丸?)。热的则是欲，不是情，而无情之欲则是《红楼梦》的大手笔真正揭示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红楼梦》在大多数读者和研究者的心目中，却是典型的“言情”之作。中国的言情小说不少，大概以“大团圆”为结局，也就是中国式的喜剧结尾。《红楼梦》在这个意义下独树一帜，给出悲剧的结局。“杀风景”的结果让许多人不高兴，于是有许多“续梦”、“复梦”、“圆梦”之类的“狗尾”问世。但是，续貂之作很少能同原作相比，好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人们谈论很多的地方。我想曹雪芹的人物描绘无疑十分高明，因此就产生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在《红楼梦》的人物中你最喜欢谁，甚至你最爱谁。许多人的回答几乎情不自禁：黛玉很可爱，宝钗也很“性感”，史湘云豪爽喜人。这使人联想到最近对年轻女性的采访，“你心目中的理想男性是什么?”回答几乎惊人的一致：“有房，有车，有钱!”二百五十年真是一点没变，我们的需求还是《红楼梦》中的四大：权力、金钱、性欲、家族。说变也有一点，那就是我们不再需要“爱情”这块遮羞布了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惟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
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前夕，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复杂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在电话中说。
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了。人们仔细回视，发现他跟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这么紧密，或者说跟少年中国联系得这么紧密。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我们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我对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大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
围攻了半年多后(为什么叫围攻呢，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虽然经过了反右之祸，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
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当时陈丹晨到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调查，巴金作品出借率仅排在《青春之歌》、《红岩》和《红旗谱》等三部当代小说之后……
巴金有两个梦想
“可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许多老一代对当代中国青年远离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个时代逝去了！”
但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
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陈丹晨回忆，巴金也曾伤感地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有老年人的唠唠叨叨？但是掩盖了伤疤并不等于伤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他怎么能忘了“文革”带给他的？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
“‘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
对“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及民族信仰丧失，巴金内心很痛苦，说“文革”以后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至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
作家李辉在巴金百年诞辰前写道：“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巴金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是《怀念胡风》。写这篇文章时巴金已经得了帕金森病，每一个字都是用左手推扶着右胳膊，颤颤巍巍画出来的。每天写100多个字，七八千字的文章写了1年时间。
他现在不能说，不能写，赖鼻饲维持生命。他特别痛苦，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求死又不能。他多次向身边人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但他活着，多少人就会感到温暖。正像20世纪90年代编辑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著名编辑家王仰晨说的，“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们就会感到踏实，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排行榜：第11名《论语》
代表中国文化首屈一指的著作。其核心思想在于和人之间有差别、不能平等，这页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许多古代文化消亡了，而中国文化却在变化中存续下来，这可能是孔子和他的《论语》的功劳。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孔子的《论语》被公认为代表中国文化首屈一指的著作。许多古代文化消亡了，而中国文化却在变化中存续下来，这可能是孔子和他的《论语》的功劳。
有不少人把孔子的学说称之为儒教，这是完全不对的。《论语》中几乎没有神、人、自然的论述，也很少抽象的概念及论断。在四大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与宗教无缘的。在中东和印度、波斯地区，都产生影响世界的地方宗教和世界宗教，但儒家学说根本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儒家学说虽然影响到朝鲜、日本以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但完全是以道德和政治的学说被接纳，而不是以世界宗教的方式被吸收。其中的关键，在于任何世界宗教至少在口头上都倡导“众生平等”，而《论语》的基本精神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人和人之间有差别，不能平等，这是《论语》的核心，也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
不平等就会导致矛盾冲突，因此“春秋无义战”。打来打去并不解决问题，孔子于是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他的政治思想、政治目标以及政治措施。他的政治思想就是建立一层一层的层系等级制度，顶端是周天子及各路诸侯，底层是士、农、工、商和他们的家族、家庭及个人。这个体制在当时已经有了，问题是“礼崩乐坏”，孔子的目标是首先要“复礼”，恢复严格的封建秩序，其次要维持这种体制的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维持王权的稳定，必须考虑四类矛盾，并找出相应的对策。一是中华与外族的矛盾。对于孔子来说，这十分清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夷之辨不能含糊。总之，采取排斥的态度。两千五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很麻烦，从来没有很好地解决过。孔老夫子只是谈了一个原则，并没有拿出具体措施来，因为那时候，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才是头等大事。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类矛盾，后来在专制社会中衍生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个问题似乎孔子也没什么办法，十多年孔子跑了不少地方，苦口婆心地劝说当权者，没人听他的，自己则“累累如丧家之犬”。第三类矛盾是官与民的矛盾。这方面孔子有点办法。一是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条成为专制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二是“施仁政”，中心意思是别搞得太过分，但官吏的贪婪使这条难以奏效。第四类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孔子的办法是推广贤人政治，也就是培养大量好干部“学而优则仕”。要他们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大志，用自己的思想培养教育他们。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礼不是个抽象概念，却有丰富的思想延伸。礼的实质是现存秩序，这种秩序的维持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政治目标。孔子对礼是极端重视的。“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三)。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希望学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十二)，使之成为从内到外的自觉行动。孔子很有修养，极少动怒，他发最大的火是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三)但是，身处“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殚精竭虑的问题实际上是“怎么办?”也就是如何从技术层面解决问题。他有三大发明，这三大发明一直沿用至今。一是“仪式”，也就是强调形式的规则，通过这些形式规则不仅很容易区别等级，而且可以用来约束各色人等的行为。二是“正名”。正名主义是孔子最重要的独创。对此孔子说了一大段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由此产生中国特色的“名正言顺”的说法。对这事的解释分歧很大，但从后世的实践看来，重视名分，重视头衔，重视言词的力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进一步，则是名大于实，名压倒实。最后，则与仪式一起构成形式至上的形式主义。孔子知道单纯强调形式会产生误区，最大的误区当然就是虚情假意缺乏真心诚意，耍两面派，专做表面文章。孔子还是有点理想的，在“复礼”这个原则问题上还是要坚持。于是他有第三发明：“修养”，也就是要学生不只在“礼”的形式上下工夫，更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自觉地“克已复礼”。这点当然不能靠压服，也不能简单说服，而是要学生口服心服，身体力行。怎样检验呢?划一个界限，制定一个标准。其初级阶段就是当君子不当小人。孔子关于君子小人之别的话太多了，而且句句务实，可以检验，使得成为君子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有可操作性，只要按部就班地做，还是能见效的。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还提出来更高的标准，成为圣人、贤人，还提出一个抽象的标准——仁，这样就使人不就此止步，而是永攀高峰。
孔子言论中，最重要的抽象概念是“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几十处，也给仁下了多种定义。“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十二)，“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六)。
《论语》中的仁，就是孔子声称的他们的“一贯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四)，朱子注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恕合在一起，就是仁。
孔子的仁虽然抽象，但他不断予以具体化，逐步结合实际。“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者谓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十七)这里把仁说得很具体，还说出它的好处。另一处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完全达到可操作性，可实行性。他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十三)外在表现也显示仁与不仁的差别。因此，仁并非高不可攀，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七)“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四)仁也可从脚下做起：“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然后进一步扩大，“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五)
孔子强调仁，但他以后的儒家提倡的德越来越多。例如，孟子又加了“义”，而且大大发挥一通。殊不知，越多越添乱。孔子到底是大教育家，懂得“少而精”，重点突出，两三点学到手。孔子在仁之外，强调“知”，而且把仁、知、勇并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十四)他不强调勇，特别反对匹夫之勇，但看重知。知，在于自知，在于知人，在于知天。孔子看重学，学的目的是求知，求得知后要实行。他作为大教育家，在这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也培养了许多好学生。这种教和学的思想和体制，对中国后世影响颇大。
长期以来，对于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主观看人的中国，他的许多话仍然适用：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五)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十五)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第二)
“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阳货十七)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十五)
“子曰：绝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十七)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九)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十四)
中庸是孔子晚期的思想。在《论语》中很少提到。它毕竟是孔子的独创。孔子以后得到异乎寻常的发挥。
在《论语》中，只有一处提到中庸：“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六)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善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一些中庸的原则：“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十三)总的思想是不要走极端，两头都要顾及。“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七)“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八)“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九)“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二十)
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对中庸之道大加发挥。子思著《中庸》，被朱子列为《四书》之一。《中庸》从第二章到第十章讲中字，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讲庸字，但后面的篇章，没有直接提中庸。书中把中庸提到新高度：“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第二章)。但是，后世没有讲清楚中庸的含义。我以为中庸主要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及行为方式。中心意思是要中正不偏，主张“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也就是“抓两头、用中间”；“以礼制中”，也就是以礼为准，行事符合最高原则，不是“又这个，又那个”，“一方面，又一方面”，而“因时而中”也就是随时间变化有一定灵活性。中庸还推崇“尚和”的思想，其中包括，“和为贵”、调和折中、恰到好处等意思，通过这些方法化解矛盾，实现社会稳定。
孔子的思想影响在中国如此之大，显然与统治者对于其利用价值的认识有关。先秦时期，孔子与其接班人孟子在实践他们的理想方面都不成功，那时统治者关心的是生存与发展问题，迂腐的大道理是无法立刻奏效的。他们需要的是谋略，说白了就是要人献计献策，支个好招。孔孟鄙薄技术的观点显然行不通。可是一旦政权在握，中心问题就转移到稳定上来，那就需要“儒术”了。而这恰巧是孔子的强项。中国政治哲学不问“谁应该去统治?”这个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第一问题，没有任何人要求论证统治者的合法性。虽然皇帝在换，制度并无变更，孔子学说自然成为巩固政权的理论基础，甚至是实践指南了。汉高祖刘邦一向讨厌儒生，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小便，但叔孙通一套礼仪设计毕竟帮他解决了大问题。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认识到只有儒术才是维持专制社会稳定的长远之计。这样两千年来，孔子的地位不断升高，而且专制制度也不断巩固。当然，统治者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并不考虑思想体系的纯洁性和无矛盾性，因此，只要有用，只要行得通，佛道各派，诸子百家也是兼收并蓄。因此，前一千年，思想控制相对宽松，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则以孔子为核心的思想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孔子逐步被神化，孔子学说被教条化，也伴随整个思想的僵化。然而，不可否认，孔子在维持专制社会稳定方面的确成效卓著。像明、清这种极端腐朽的政权居然能够各维持近三百年，难道不是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吗?还有，孔子的办法不仅对中国有效，而且对朝鲜、日本等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远的不说，日本的幕府时期(1603～1867)与朝鲜的李朝(1392～1910)都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李朝一建立，就是明确以“儒教”代替佛教为国教，而做到思想统一的。从这一点看来，孔子的思想的确有点“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味道。不过，尽管不少人鼓吹这点，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还是不可通约的。
儒家文明到何处去?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第12名《孙子兵法》
它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以及最有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它同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思想完全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孙子兵法》提供的“计谋”形成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技术，但单纯技术观点并不能带来胜利，许多情况下还遭到失败。
兵者，诡道也。
——孙武
《孙子兵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有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主导思想至今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反映在军事方面，而且反映在政治、外交、经济、管理乃至日常生活和竞技体育的方方面面。所有领域都充满斗争，《孙子兵法》提供了战而胜之的哲学。
我之所以把《孙子兵法》同《论语》一起排在如此靠前的地位，是因为它同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思想完全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
孔子、老子、孙子是影响中华文化最著名的三位伟大思想家，他们的生活年代差不多同时，是距今两千五百年左右的春秋晚期。他们的思想也都持续地影响到现在乃至将来。对于中华文化，孙子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特在《菊与刀》(71)一书中，称西方文化为罪的文化，日本文化为耻的文化，前者是确切的，后者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适于中国。但这只是钱币的一面，而中国文化的另一面，恐怕是“计”的文化。
我经常感到困惑的是，很难把“计”译成恰当的外语。“计”不是西方的战略、战术，又包含其部分内容，它也不同于政策甚至策略，因为这些概念偏重于哲学的、理论的层次，而“计”往往是可操作的、实践上可行的做法，如围魏救赵计、调虎离山计等等。这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灵活多变的概念。
孙子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的定义：“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有计谋的精神尽在于这些话中，他告诉人们“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也就是活学活用，因势利导，不能事先规定，更不能盲目地信守教条。
从学术角度讲，《孙子兵法》是中国仅有的一两个领域的系统著述。时至今日，古今中外还没有如此全面的军事思想论述。它不仅是中国几乎是所有军事论著的基础，而且同外国的著作相比也毫不逊色。西方军事理论公认经典著作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 Karl von，1780～1831)的《战争论》，姑且不谈这本书是作者未完成的著作，而且它在许多地方过于含糊难懂，不到百年，大部分内容已陈旧过时。至于其他的军事学和战略学著作，诸如马汉(Mahan，Alfred Thayer, 1840～1914)的制海权等著作则更是军事史上的匆匆过客。只有《孙子兵法》的许多原则，在经历战争的四个时代的发展之后，依然熠熠生辉。这四个时代是从两千五百年前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再到空战及机械化时代一直到20世纪末的电子战时代。
《孙子兵法》含有丰富的哲理以及普遍适用的思想原则。甚至在一些“过时”的篇章中，如“火攻”等都有值得反复玩味的话。但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计”这个技术层面上，那么它在理论层面上的思想恐怕更有普遍的、持久的价值：
1.军事是国之大事。孙子虽没有明确讲“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是他对于军事的地位有明确的认识。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军事只是达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他提出著名的论断：“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特别是他考虑全局利害，而不是采用单纯军事观点。他提出鲜明的观点：“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之用兵之利也。”实际上，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孙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反对穷兵赎武，为打仗而打仗，为使计而使计。
2.信息的重要性。他有一句名言：“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实际上，他讲的知还有许多具体内容，“知天知地”，“知九变之术”，“知迂直之计”，“知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等等。
在如何获知方面，《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用间”十分精彩，这是最早论述间谍作用的文献。他同样看到“用间”的方方面面，知道敌人也可以用，其中也可能有假情报等等。
3.争取主动。孙子对具体作战方法有许多论述，主要精神立足于主动作战，而非被动挨打。例如他主张速战速决：“兵之情立速，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也。”但在不是所有情况都有利的情形下，则要“造势”，形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
4.管理思想。《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思想方面十分先进，而关于治军方面的管理思想近年来也受到国内外的重视。老子与孙子被列为几十位有影响的管理思想家之首。在一个企业中如同在一个军队中一样，官兵素质、教育训练、管理协调、赏罚激励等同样构成“企业文化”的要素。在军队中士气的重要不言而喻，在企业和其他单位中，人际关系尤为重要。孙子最早表明，军事除了硬件之外，软件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提供的“计谋”形成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技术，但单纯技术观点并不能带来胜利，许多情况下还遭到失败。究其原因，处处用“诡道”，“为用计而用计”而导致全局目标的丧失。另一方面，只重视意识形态及精神力量，忽略了硬件的发展，自然也不会有好结果。战争也好，斗争也好，竞争也好，理论原则、谋略、武器三者缺一不可。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第70名《阿Q正传》
要在中国作家中选出一位思想家可不容易，特立独行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稍稍离经叛道，不是棒杀，默杀，就是捧杀。无疑，每一套杀法，鲁迅都经过，只是什么时候干什么，随时代的潮涨潮落决定。但是，近百年来中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还是鲁迅，而《阿Q正传》是其代表作。
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鲁迅
要在中国作家中选出一位思想家可不容易，特立独行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稍稍离经叛道，不是棒杀，就是默杀。另外还有一种杀法，就是捧杀。就像孔子、关羽那样，成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无疑，每一套杀法，鲁迅都经过，只是什么时候干什么，随时代的潮涨潮落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骂的人多了。其实早在30年代就有人骂，只不过骂的角度不同。那时候讲政治，有人就认为鲁迅对于中国赤化应该负责任。这可有点夸大其词。也许有少数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是通过看小说参加革命的，不过，推动他们上延安的可能是《家》、《春》、《秋》以及某些翻译作品，而不会是《阿Q正传》。
对鲁迅的攻击还有一个新方向，那就是对于艺术性的看法。《阿Q正传》也是其中一个靶子。更可笑的是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的确，垃圾堆成山也是垃圾。
说到底，近百年来中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还是鲁迅，而《阿Q正传》是其代表作。
关于阿Q有许多议论，但不可否认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很早就关心“国民性”的问题，想明确知道，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其病根何在?因此他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绝非虚言。目的很简单，使读者“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实际上，他写小说的目的更进一步，“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当然，他的目的是否能达到，小说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则另当别论。
下一个问题更为复杂，什么是阿Q精神?什么是阿Q性格?还有一个问题，阿Q算不算一个人?这个问题的确有人提到过，说什么阿Q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这个问题不解决，上面两个问题就谈不上。我想，阿Q同一般人一样，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方法，这些当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很难说是某某人强加给他的，说到底，这就是长期专制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文化。统治者有他们所乞灵的一套“精神文明”，阿Q只不过是从中拾人牙慧而已。
一提到阿Q精神，当然就要提“精神胜利法”。什么是精神胜利法的实质，这个问题的确得好好琢磨一番。许多外国评论家谈到阿Q时都指出过，外国人处于弱者和劣势情况下，也有不少像阿Q那样的，因此，阿Q是人类普遍的弱点。但是，鲁迅的阿Q主要是中国人，而且也不限于被压迫的弱者，统治阶级也经常自欺欺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面子”对于中国人是极其重要的。关于“面子”，鲁迅也觉得“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不过，从古到今，“给面子”、“没面子”、“有面子”、“丢面子”、“露脸”、“丢人”之类的话却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有各种灵活运用，不仅阿Q如此，其他的人也是如此。
“面子”往往与国外的“尊严”和“荣誉感”很容易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大相径庭。看阿Q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的面子无非是有钱、有势、有权、有名分，一旦他无法得到这些，就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了。但是，精神胜利法并不能给阿Q心安理得的生存之道，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不能造就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他在一种“舆论”下生活，他与社会的价值标准保持一致，而且这种价值标准之下，谁更有钱，谁更有权是一目了然的。对这些，群众是一清二楚，阿Q也心知肚明。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两个组成部分：对于真正强势的人则口头认输并用“儿子打老子”之类的话来支持自己的面子，而对弱者，则“恃强凌弱”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对小D、小尼姑的做法都反映出这点。只考虑前一部分的精神胜利法是不完全，甚至是很不完全的。中国人十分唯物、十分现实，在一个“三无”的传统文化中，是根本不能靠“精神”独立来维持生存的。他要按照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理由和存在价值。当然，如果阿Q有办法有了钱，就像第六章写的那样，他可以大大地神气一番，挽回过去失去的“面子”，把“精神胜利”转变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胜利。不过，这种机会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比较现实的挽回面子的做法，就是找弱者来显示自己的力量。阿Q的主观算计也有失误的时候，碰到他看不起的王胡，就败下阵来。在小D和小尼姑那里显示出阿Q全部恶劣本性，他不仅用这些人来撒气(显然，他的精神胜利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而且，当小D退让之时，他还觉得不过瘾不痛快。更高级的阿Q则如鲁迅所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这是高级的精神胜利法，阿Q只不过是初级阶段。但本质都一样，在外面奴颜卑膝，回到家里就称王称霸，借故撒气。他们的生存哲学就是“幸灾乐祸”，这是现代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
精神胜利法只是阿Q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没有人能够单靠精神活着，何况挣扎在饥饿线上的阿Q。第二部主要是阿Q的物质胜利法。在现实的物质问题上，精神是变不成物质的，主观也改造不了客观世界。同每个人一样，阿Q也需要有获取自己所欲的能力和资本。阿Q十分明白在那个世界里，他没有金钱、权势、物质、勇气做自己的坚强后盾，只得靠出卖劳力，要不就只能另谋出路了。应该说，阿Q是一个不差的劳动者，“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只要有活干，他就可以维持生计。而对于出卖劳力的没有技术的阿Q来说，他的对手不是雇主，而是和他竞争的劳动者。
在阿Q身上，几千年来的民族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所有的人精细地区分为三六九等，对于他们的强项、弱项有极明白的算计。在他失去生计的时候，他的最大敌人或为小D。也许可以说，阿Q愚昧、觉悟差，但这却是“同行是冤家”的相互竞争、相互倾轧的社会的一种写照。本来是他自己因为“调戏”吴妈(这时他有极强的“平等”观念)而受到“惩罚”，他却迁怒于小D(这时他又有极强的“不平等”观念)抢了他的饭碗，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双重的价值标准十分清晰地显示出来。
生计问题终究是生计问题。不能靠一两次小偷小摸来解决。进城也许是他惟一的选择。阿Q以前也进过城，当然他也很难混下去，这样，他看不起城里人，“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这一次可不一样，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不少，虽然对城里人仍有看法，但这回全面多了，也看到“优点”——小乌龟子都叉麻将叉得精熟。但更重要的是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未庄，出卖劳力，没什么发展前途，而到城里，路子立刻就宽了。没几天，阿Q“发了财”，大不一样了。不仅是阿Q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别人也另眼相看，“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阿Q的“中兴”产生了正反馈的效果，自然也就越发飘飘然了。阿Q的“中兴”十分生动地刻画了暴发户与社会对暴发户的势利眼光，各色人等对阿Q又妒又羡又恨又要为自己谋利的心情。
阿Q的“中兴”对阿Q的世界观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诚实劳动，朝不保夕；歪门邪道，出人头地。但阿Q的朴素的“平等”观念(……“和尚动得……”)与社会的等级观念毕竟无法相容。他很快由中兴走向末路。
《阿Q正传》第三部是“革命”问题。鲁迅自己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这个革命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帝的革命。既使如此，阿Q也没有革命的资格，后来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实际上，鲁迅对革命，正如他对国民性一样，有很深入的思考。对于辛亥革命的后果有着深切的痛苦的反思。无疑，鲁迅的态度是激进的，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到达理想境界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像阿Q之类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他们完全是从自己的小天地来看革命的。另一方面，鲁迅上面的话是说，阿Q很可能“随大流”去革命。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受教育、读书、思考、反叛自己的家庭、痛恨黑暗的旧社会，……这些都可能成为他们革命的动因。但是，鲁迅思想上到底高人一筹，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深刻地指出“左派是很容易变成右派的”；不要以为青年就代表新生的、革命的力量，以及他可能不断地被人利用。而这些预言却不断地被证实。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排行：第82名《道德经》
它是世界上影响很大但篇幅最短的书。总的说来，《老子》与《论语》几乎完全不同而且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在朝派，而老子则是在野派。老子乃至道家学说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给孔子的“理想国”开辟一个精神逃脱的小路。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五千多字，可以说是世界上影响很大篇幅最短的书。关于它的作者甚至这本书的版本，一直有争论，而且上篇(道篇)与下篇(德篇)，可能在较早的版本中是颠倒过来的。不过，作为一本书，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为了避免《道德经》一词的倾向性，不妨称为《老子》。
《老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可能超过《论语》，但在中国，当然不如《论语》。总的说来，《老子》与《论语》几乎完全不同而且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在朝派，而老子则是在野派。在野派也有他的势力范围，所有非正统的思想都集中在其麾下，把《老子》奉为祖师爷。最典型的是道家以及东汉形成的道教。以道教的经典集成《道藏》而论，就有五千多卷，1988年刊成三十六巨册，相当于《老子》每个字发展成一卷书。不在《道藏》之内的作品，大约也有相同的分量。应该说，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官方也一度提倡(特别在唐朝)，不过始终不如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那样兴旺，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宗教”的维度。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在《老子》中追溯科学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区，中国传统思维也缺少科学的维度，老子思想中有特色的是有一些哲学的内涵，这是其他学派甚至后来的道家学者所缺乏的。
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是道的本原说。《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为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一切由道生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有人认为这里的无即是道，它是精神性实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这种恍惚的道即是观念。
老子乃至道家学说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给孔子的“理想国”开辟一个精神逃脱的小路。孔子的现实世界实在是太刚性、太无聊、毫无生气、毫无创造性的地方，从肉体到精神完全束缚在极端虚伪、极端压制的繁文缛节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让皇帝保住他们天下的稳定。各级官吏完全处于高度的紧张戒备状态，即便如此，仍然免不了贬官甚至杀头的下场。一旦被贬，官员们就可以在道家学说中找到精神的寄托：不是纵情山水之间，就是舞文弄墨，或者学神仙。在这方面，道家是灵魂一个很好的出口。
当然，老庄的道家对孔孟的儒家除了对立的主张之外，也没太多办法。显然，老子的政治主张比孔子的虚假仁义更不实用。老子的精神是否定的精神。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仟佰之器而不用，使民垂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认为这种社会的人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家这种理想国显然是不现实的。老子谴责其后的变化：“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他尤其反对“礼治”，“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主张“无为而治”，而这在某些情况下的确行之有效。他的统治方法是反对启迪民智，要人“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他公开主张愚民政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臣之难治，以其智多。”他的办法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老子思想最深刻的部分表现在他提出的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立概念，如大小、高下、祸福、有无、刚柔、正奇、曲全、枉直等等，并把万物变化的原因概括为“反者道之动”。在《老子》第二章中就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又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并明确指出：“多易必多难。”老子并没有停留在玩弄概念的相对性上，而是由此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指导原则：“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特别是脍炙人口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看到了事物物极必反的规律。
老子由这些论述得出他特有的实践原则：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有人把这些看成老子的计谋，甚至阴谋，其实这是老子的自然主义与自然演化的“辩证法”观点，是否有效则很难说。
《论语》、《孙子》、《老子》是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当然，维持专制统治主要靠儒家的学说与《孙子》的技术，但是道家加上中国佛教则是维持基座稳定的第三个支架。从《老子》到《庄子》到道家到道教，对于“实务”影响很小，因此，我们把《老子》放在靠后的位置上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第91名《毛主席语录》
毛泽东是位历史大人物，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不妨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而《毛主席语录》出版于第三时期的正中间，包含了后期(从1949年到1963年)的部分内容，但极为重要的后期思想(1963年到1976年)则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全面、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事。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1976年6月15日
毛泽东是位历史大人物，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局部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1949年进城之后，他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以此为契机，我们不妨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他一生的前28年从1893年到1921年可以说是准备时期、探索时期；第二时期从1921年到1949年可以说是夺取政权时期；第三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则是巩固政权时期。在第一时期中虽然也有一些言论和文章，但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仍有待系统研究。毛泽东在第二个时期中，从热情的革命者到成熟的共产党的领袖，思想发展的脉络清楚，资料十分丰富，占据了《毛主席语录》的大半。《毛主席语录》出版于第三时期的正中间，包含了后期(从1949年到1963年)的部分内容，但极为重要的后期思想(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1963～1976年)则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全面、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只是选录一些毛泽东的语录如下：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败，运动战中歼敌人。”
“对科学要破除迷信。”
“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
“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也不顾情义。”
“学文科的人必须懂历史，这是基本功。”
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著：第100名《红楼梦》
《红楼梦》在中国影响极大，在世界上却影响很小。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红楼梦》彻头彻尾的“中国味”。而这种中国味也许可以从中国诗词、中国书画、中国园林，甚至中国戏曲中体会一二，但《红楼梦》却是全方位的。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
我把《红楼梦》放在第100位，是为了“压轴”，绝没有低估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在中国影响极大，在世界上却影响很小。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红楼梦》彻头彻尾的“中国味”。而这种中国味也许可以从中国诗词、中国书画、中国园林，甚至中国戏曲中体会一二，但《红楼梦》却是全方位的。这是一部容易让中国人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小说，外国人却显得无动于衷，这只能用“文化隔阂”来解释。17、18世纪，欧洲人一度醉心中国文化，可是大文豪歌德却喜欢什么《玉娇梨》，实在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其中的贾府、大观园的围墙象征着社会的封闭性。一个现代人在这里面会感到压抑、窒息，一分钟都呆不下去，可里面的人却显得惬意、自在，每天都“无事忙”。其实并不是所有人在里面都感到舒服，也许更正确地说，是所有人都感到不舒服。可是，越是荒谬的生活，他们就越维护，越适应，越在那里自得其乐，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失去人性，失去自我。
《红楼梦》通篇展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两个侧面：一是整个社会高度的稳定性，一是个人生活的无常性。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制度刚性，没有人能动摇它，没有人去挑战它，甚至也没有人质疑其合理性。所谓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辫子、小脚、叩头、八股，没什么好商量的，要么照办，要么死。而在这种极其狭窄的选择空间中，的确也有一些个人自由，斗争、拆台、倾轧、制造麻烦……由此敷衍出种种故事。
《红楼梦》里并没有所谓主子与奴才之间的阶级斗争。每个人都是在他的狭窄的选择范围内谋求自己地位的“优化”。一般人的生活理想在《红楼梦》的开篇中就已总结得全面而透彻，跛足道人的“好了歌”道出传统中国人的四大追求：“功名”、“金银”、“娇妻”、“儿孙”。用现代的扩充概念来讲，“权力”、“财富”、“性欲”、“家族”。的确，这些追求在专制社会，特别是明清两朝是受到鼓励的，当然是在体制的限制之内。而且四大追求之中，“功名”是压倒一切的，任何其他追求在没有“权力”或者“官府”的保障之下，都是不牢靠的。即使如此，大多数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论你大方向是否正确，“噪音”永远在起作用，任何的不确定因素、随机因素都能导致整个事态发生剧变，这就是个人生活的戏剧性。
《红楼梦》主要描写女性社会，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所有文学中，男女大都是一起描写的。《红楼梦》中的男性，除贾宝玉之外，却大都退居幕后。而且，他们个个都是“泥做的”，令人生厌。书中的男人分两类：一类是以贾政为代表的“正面”角色，一类是以薛蟠为代表的“反面”角色。贾政与中国旧小说中的“清官”、“贪官”，好人坏人不同，只不过是照既定方针办事的行尸走肉。他们尽量按公认的“规矩”行事做人，力图维持既得利益，有机会则向上爬，是中国封建官场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不因“德”、“才”、“功”、“赃”而升降，而完全靠关系和机会。因此，贾政对子弟的教育也无非是“考功名”和“拉关系”，而这正是宝玉深恶痛绝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选择如此狭窄，不走“正道”或者走不上“正道”，也就只能成为“纨子弟”或“浮浪子弟”。薛蟠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在贾政这类“正人君子”的支持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他不能犯在比他们更有势力的人的手上。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极为精细而且极为森严的社会。像贾瑞那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蠢蛋，只能落到可悲的下场。其实这是贾瑞咎由自取。他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情欲，不是他看镜子的正面，而是他僭越了专制社会的铁则——等级制度。除了这个制度之外，每个人都有一点点自由，由他们的权力决定，正是这演绎出了不同人的不同故事。
当然，不管是大自由也好，小自由也好，都受到随机性的制约。无论走正道，还是走歪道，都挡不住“灭门”、“抄家”，灭顶之灾的降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红楼梦》中一再宣扬的“无常性”。在第一回中，甄士隐为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做的注解正是《红楼梦》的真义所在。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制度的压倒力量与个人生活的无常性之后，曹雪芹的思想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活的极度荒谬以及个人的异化和个性的泯灭。中国专制社会要求人不要胡思乱想、乱说乱动，因此发明了八股，让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即使中了举当了官，需要的却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官场斗争中活学活用“三十六计”、“孙子兵法”。
大观园中的女性世界是《红楼梦》的中心，而它更为鲜明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阴柔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不但有任何时代社会中女性的特点：重视感情亲情，比较现实，也就是现世加实际，而且完全封锁在社会规范的时间和空间的狭窄范围内，她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但命运却是无常及神秘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红楼梦》中有三十个主子和三百个奴才，更是好戏连台了。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如此精确地描述了各色女性的性格差异以及她们之间的是是非非，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巨著。但是，我在这里更乐意看看她们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命运的。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各色人等的表现。以及社会的大趋势。大家族的垮台反映出整体的脆弱性以及个体的无序竞争。中国封建社会在《红楼梦》中反映得十分鲜明：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维护着它，又以各自的方式挖墙角，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平衡下发展着，变化着，一方面出乎意料的稳定，一方面时机一旦成熟以惊人的速度垮台。维护它的力量一是“情”，二是“法”，这个法既有制度因素，又有个人权力的因素。中国古代社会没有革命者，没有改革家，只有改朝换代。
贾府或大观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象征。每个人都对它有自己的看法，也有对待它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入世，一类是出世；一类是儒家，一类是道家；一类是积极进取的，一类是消极逃避的。我不同意有些人把前者称为制度的维护者，而把后者称为制度的反抗者，这只是不同的处世态度而已。而且在两者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鸿沟，这只是一个人把自己的重点或平稳点放在哪里而已。
大观园里的入世者是凤姐、宝钗和探春。凤姐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的代表，她处于权力中心，在其中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她不通文墨，但懂得官场中最重要的东西——靠山及关系。只要有上边的支持，她可以为所欲为。她深刻理解领导意图不是建功而是稳定，因此，她的积极进取只在于给自己谋私利，她这样做了，也做得极其成功。这位女强人精通关系学，看人下菜碟，智慧无人能及。男人做到她这样，就很了不起，不过，她是女人，在情上面，她却无计可施，这也是现在许多女强人或男强人的太太的悲剧。
王熙凤太聪明了，她不会在大观园搞“兴利除弊”的事。这事，秦可卿告诉过她，后来，多少让探春独立发现，并搞了一点点。探春在《红楼梦》中是位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女性，因此，才认真搞点改革，从管理角度讲，无非是“开源节流，责权利结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防止特权和循私舞弊”。显然，她太天真，不懂政治，费力不讨好。那是一个只有私利，没有公德的社会，任何改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些凤姐不是不知道，只是凤姐懂得在一个烂摊子里，自己更能捞好处。探春是有头脑、有见识、“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姑娘，我猜想，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当她成熟起来，她看到家族的恶劣本质。“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更看到不可避免的命运，“你们别忙，自然有你们抄的日子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内耗”的社会，不管你如何“本分”，如何好好干，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探春的悲剧在于她对这种命运太有认识了(总结在上面三句话里，可以称为探春三定律)，而自己却无法摆脱，也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这当然给思想者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
如果说在封建中国留给男人的空间很狭窄，则留给女性的道路可以说只此一条，别无选择。这条路就是在“年方二八”之际嫁人。女人的一生“幸福”与否都在于是否嫁个“好男人”。显然，女孩对自己性别的自我意识要比男孩早得多也清楚得多。这样，在她们的少女阶段就有所期望也有所准备。也正是这个准备阶段，不同的女孩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形成一个“谱”：从极端的消极到极端的积极。消极一方有惜春、迎春和妙玉，惜春是个大彻大悟之人，但我总觉得这个人没有说服力。元、迎、探、惜无非是“原应叹息”，只能说逃避是条出路，但现实的中国人，尤其是现实的中国女人，哪一个能不尝一下“禁果”就当尼姑呢?在这方面，妙玉写得真不错。在这里真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类型”的覆盖性。积极一方当然占主导地位，比起释、道来，儒家思想究竟占统治地位，释、道只不过是无路可走时不得已的选择，尤其是女人。从这个角度看，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都是这边的，也就是她们的共同点要超过她们之间的对立，她们谈禅、谈玄，但并没有任何迹象非要走上和尚、道士之路。不同的是，薛宝钗更为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不质疑，更不反抗。其实，直到现在，大多数女孩子都是如此。其实，探索与思考就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肌肉紧张神情痛苦，那又何苦来呢?林黛玉并非思想者，也不是生活意义的追寻者，她只是中国式的艺术家，用艺术来部分逃避生活中的不快。这种不快，外界因素肯定有，她个人的小性子、想不开也有很大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归根结底就是个制造麻烦的社会，你要么像薛宝钗那样全面去适应，要么像林黛玉自怨自艾、自寻烦恼。史湘云公认是十分可爱的人物，大体上介乎薛、林之间。不过，我对她觉得不太可理解。
一旦女儿出了嫁，不管是太太、媳妇、姨娘、婆子，就开始变了，让贾宝玉感到讨厌了。于是贾宝玉对他的“性别歧视”的第一原理(重女轻男)加以修正，出现宝玉第二原理——嫁人划界。其实，这只是代表宝玉的成长和成熟，外面的人和事依然故我。实际上，贾宝玉本人也是符合少年人的发展规律的，在异性恋之前有短暂的同性恋阶段，他和秦钟的关系就是如此。如果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点。宝玉与蒋玉涵的关系则超出这阶段。这说明他的两大原理主要是环境使然，很难说站在被压迫的女人一边。其实贾宝玉是个公子哥儿，谈不上那些批评家和理论家所说的性别意识和阶级意识，更谈不上是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者。只能说贾宝玉高兴了同小丫头们玩闹时，主子意识淡薄了一些，可是犯起脾气来还不是一派主子架势。
从外表看，《红楼梦》中“主子意识”表现得最厉害的是探春。她的主子意识使人感到她到了六亲不认、不近人情的程度。其实，这正好反映出她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的极为痛苦的反应。这个制度一方面等级精细而森严，另一方面微小的差别也造成一种显性或隐性的差别待遇。这是一个高度势利的社会，主子势利，奴才更势利，而且他们的“话语权”难以被剥夺。在这种情形下，微小的弱势就会放大，放大到难以生存。探春的弱势就在于她因父亲贾政而成为主子，但因母方而成为“庶出”，在主子当中多少低人一等。碰到这种情形，要么“淡化”处理，采取消极应付态度，像迎春那样；要么像探春那样，想靠自己的才能和表现，争取到一个较好的地位。在中国这种重名位身份而不重个人才能表现的社会中，后一条道路其实是很难走通的。我记得有一条脂批就对迎春的处世态度更加赞赏。可是，探春多少对社会的公正性抱天真的幻想，另外，当然也希望获得周围人的赞赏，可她没想到这种“社会成本”大得惊人。尽管她智力超群(综合智力在大观园中应名列第一)、表现不差，到头来仍然是个牺牲品，很可能是王夫人的牺牲品。道理很简单，她容不了她，尽管探春是“鸡窝里的凤凰”，但鸡窝还是鸡窝，尤其是赵姨娘和贾环的窝。这是更改不了的。实际上，王夫人集中代表着宝玉厌恶的已婚女性的特点，那就是无情。其表现无非是冷：冷淡、冷漠、冷酷，总之，冷若冰霜(冷香丸?)。热的则是欲，不是情，而无情之欲则是《红楼梦》的大手笔真正揭示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红楼梦》在大多数读者和研究者的心目中，却是典型的“言情”之作。中国的言情小说不少，大概以“大团圆”为结局，也就是中国式的喜剧结尾。《红楼梦》在这个意义下独树一帜，给出悲剧的结局。“杀风景”的结果让许多人不高兴，于是有许多“续梦”、“复梦”、“圆梦”之类的“狗尾”问世。但是，续貂之作很少能同原作相比，好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人们谈论很多的地方。我想曹雪芹的人物描绘无疑十分高明，因此就产生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在《红楼梦》的人物中你最喜欢谁，甚至你最爱谁。许多人的回答几乎情不自禁：黛玉很可爱，宝钗也很“性感”，史湘云豪爽喜人。这使人联想到最近对年轻女性的采访，“你心目中的理想男性是什么?”回答几乎惊人的一致：“有房，有车，有钱!”二百五十年真是一点没变，我们的需求还是《红楼梦》中的四大：权力、金钱、性欲、家族。说变也有一点，那就是我们不再需要“爱情”这块遮羞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