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每值世纪末总有些杞人忧天，谓之“世纪末情绪”。20世纪末的中国呼唤“雅文化”，或是新一轮的杞人之忧？在某些雅人眼中，中国文化近10多年来似乎在向着“低俗”的深渊迅速堕落，需要以“高雅”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然而，似乎“雅”又被当作一个公理性的字眼，随心所欲地使用，却少有人出来质疑一番：雅为何物？
“雅” 者， “夏”也。古时王畿内方言，称为“雅言”；宫廷中宴飨祭祀大乐，名之“雅乐”；规行矩步之文人士子，谓之“雅儒”（与“俗儒”相对而言）；文人赏玩之瑙玉古董，号为“雅玩”。凡事、物一冠以“雅”，便平添了规范、神圣、永恒、严肃等超凡脱俗的性质，譬如近古欧洲某国王偶然穿了一双黄袜子，宫廷内外争相仿效，就成了贵族不可或缺的雅饰之一。爱德华时代视女性苗条为雅，英伦淑女不惜吞食涤虫；江户时代以着和服为雅，日本责妇宁肯袖大招风、冻得鼻头通红而不易它服。问雅之为何物，直令人以性命相许？
雅文化是历代统治阶层（包括文人士大夫）认同的标识物，如同当世之“大款”，以名牌西服、高级轿车、移动电话、豪华住宅、娇俏“小蜜”为标识一样。为保护其阶层利益，贵族成员之间固然要以“雅”为凭相互认同；向往并企图攀入这一阶层的人，也必须以“雅”为敲门砖，方可望被接纳。自隋开科举，穷儒寒士进阶宦场、博取功名的唯一通路，便是“皓首穷经”，读熟嚼烂“四书五经”这个雅文化最高范本；对黄金屋、千锺粟、颜如玉的攫取，必须以绳床冷灶的煎熬、悬梁刺股的苦痛为代价，最终脱胎换骨地全盘接受雅文化。可以说，正是以阶层地位、物质利益为诱饵的科举制，形成并强化了中国文人（包括部分低阶层成员）的“高雅”情结，使之吊在歪脖“雅”树上自虐而又自傲，乃至走火入魔——即如堪称“雅痴”的明代沈羲父，论词严分雅、俗，崇奉“无一点市井气”；写词力求“下字欲其雅”，远避人所共知的日常语言。其作《乐府指迷》曰： “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 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此语即出，直将柳永、东坡、易安、稼轩诸词圣，统统撵出大雅之堂。
不光文人雅得酸涩，仰慕贵族的市井小民、商贾娼妓，也朝思暮想以风雅为度牒，去与高阶层认同一番——或图分一杯羹，或单纯满足一下虚荣。唐宋妓以文人士大夫为主要恩客，故尔吟诗填词、琴棋书画便成为她们与文人交际认同、维糸郎心的特殊纽带。此举并非仰慕“精神文明”，而是为稻粱谋的手段，非如此难以求生。然而青楼文化由此成为唐宋雅文化的一支生力军，翘楚之才灿若星群。风雅芝尤者，唐有蜀妓薛涛，“辨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频频与当时诗坛巨擘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等诗歌唱和，以其诗、书、彩笺风靡当世而人称“女校书”，二三流文人雅士差堪入其法眼。宋有天台营妓严蕊，“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于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彼曾于狱中口占《卜鼻子》（“不是爱风尘”）一首，传为千古绝唱，收入各类宋词版本。
商贾、市民的附庸风雅，较之青楼又等而下之。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商贾大盛。商贾大多出身市井，随经济地位上升，他们一方面摄于千余年“重农抑商”观念的余威，在主流文化面前摆脱不掉根深蒂固的自卑；另一方面又被日渐膨胀的家私壮着底气，欲用金钱来改变自己卑微伧俗的形象。于是，背着市民文化这个卸不掉的重负，向着素所钦羡的高阶层奋飞，企图沐着高阶层文化（“高雅文化”）的辉光，摇身一变为“上等人”。然而这种力所不逮的负重飞行，难免成为一场滑稽怪诞的表演——他们既无文人士大夫穷经究理的熬炼，自然触及不到旧有雅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当不成旧主流文化的真正载体，只好皮毛地模仿贵族和文人的生活方式，以物质的炫耀来自别于微贱、认同于“高雅”。于是产生了暴发户所特有的“高雅文化”包装——鲜车怒马、高屋华服、选妓征歌、左拥右抱等等，囊里多金的炫耀成为他们自诩高雅的直观标识。
然而这种赝品的“高雅”终于压倒了旧有的高雅，因为旧有的高雅也是赝品。抚琴赏鹤古谓之雅，原是有钱且有闲的人（多系士人及仕而为官者）弄出来自相认同，而与农、工、商等“低阶层”相区别的标志性行为。琴是乐器，鹤乃飞禽，与瓦罐、乌鸦只有种类差异，原无贵贱、雅俗之别，只因琴系士子专擅、鹤由贵人独赏，琴与鹤由此借主人地位成为“雅”文化符号，主人亦借此符号成就“雅”人（高阶层成员）之身份——此即符号与其指代物的关系，二者意义上互相依存，价值上共同提高。土财主、暴发户之所以让人低看讥讽，亦因其不懂得或不擅用这类既有符号，故而屡屡弄出些“清泉濯足，花下晒裈，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的煞风景事体，还自诩高雅之举，徒惹正统雅人撇嘴冷笑。然而凡事需反过来想想。设若周公制礼时有言在先：开科取士必以击缶为试，宗庙祭祀必以乌鸦为使，后世又当如何？文人雅会赌技以击缶，官宦清赏竟夸以鸦肥？那么，宋赵抃携琴鹤入蜀之雅闻，当传为俾士人羞与为伍的恶俗之举。亦由此可见，“雅”系人为镌刻于某种文化之上的价值标签，雅文化的价值之“高”不在自身，而在其指代物——隶属其上的社会高阶层。高阶层成员以自己的文化类型为价值尺度，预先赋予其以“雅”为概念的最高价值；再依恃其掌握的巨大社会权力，迫使其他阶层承认“雅文化”的价值超乎其它阶层文化的价值之上——此即“高”与“雅”联缀为偶的实质性缘由。一言以蔽之：雅文化即高阶层文化；雅文化之“高”，并非状其自身结构或精神内涵的固有价值，而是缘自承载这一文化的阶层的社会地位之“高”。
今人愚昧，将“高雅”当作文化符号标示自身的价值属性。无论音乐、文学、诗词、戏曲、美术，都要弄出个不共戴天的雅俗对立来。读过几本书的人固然惟雅是尚，即吟过几句“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听过几首“小奏鸣曲”，进过几回歌剧院，说得出诸如曹雪芹其人本名曹霑、贝多芬终身未娶、梵高割耳朵赠情人等典故者，也顿添雅人的矜持，对市井俗人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面孔，时时念叨要弄出些“高层次的建树”来“提升”芸芸众生，甚至于把能否被“提升”定义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界限（记得文化学常识将人与禽兽的界限，定义在“能否制造和使用工具”上，不知谁对谁错？）。这些雅人大概忘了，今日视之为高雅的“经典”，无一不是源自俗人创造。近世忝列大雅的小说、诗、词、曲、戏等，若论及出身，不外宋元话本、十五国风、“词为艳科”、市井俚曲、俳优杂剧之类，那时的雅人是不屑与闻的。有“一代文学”之称的词，起于唐代市井小曲，至宋初仍因身份卑微而称“诗余”，不为雅人尊重。“如果把诗比拟为华服艳装、举止矜持的闺阁命妇，则词便犹如随俗雅化、冶荡轻佻的小家碧玉，所有不能在诗文当中流露的狭邪放诞之情，暧昧缠绵之意，尽可寄寓于词，而不必稍存顾忌。”在庙堂拥笏端冕以满足身份感，到青楼纵情声色以满足性之欲，原糸传统雅人习以为常之双重人格表现，不足为怪。然而一旦满足了声色之欲，回头便将给予他快乐的可怜女性贬抑得一无是处，则足见雅人入骨的卑琐虚伪。今日的某些雅人，私下里把金庸、琼瑶乃至色情小说看得津津有味，转眼便白眼一翻作清高状，斥之低俗而欲捧杀或“提升”之，是否仍有昔日雅人狎妓之遗风？论及人格，恐尚不及战国时魏文侯、梁惠王之流，至少他们能坦陈所感，不自欺欺人。
或曰：文化和艺术，总有个文野、精粗、繁简的区别，总有个美丑之辨吧？答曰：这些区别是有的，但它们与价值无关，也不能作为雅俗分界标准。譬如音乐，孰可称雅？“天子之乐为雅”（《左传》），“朝廷之音曰雅”（宋·郑樵《六经奥论》），说得很清楚，“雅”是隶属统治阶层的音乐的标签。贴以“雅”签的音乐，是以统治阶层成员之社会等级为标志的，其价值与这类音乐之结构的文野、精粗和繁简没有牵连，而仅与其指代对象有关。
孔夫子对此名实之辨早已交代得很清楚：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雅乐这种）音乐的所以重要，不仅仅由于它有钟鼓等乐器的声音，”而在于它是周代贵族阶层的明显标志。这个标志与其指代物构成可逆判断关系——只有贵族才能享受钟鼓之乐，享受钟鼓之乐的必是贵族。至于这种音乐好听与否，精致复杂与否，倒无关紧要，否则齐宣王也不会容南郭处士之类混匿廪食，魏文侯之类老实人也不会向人抱怨：为何我正襟危坐恭听古乐会生怕睡着了，而听郑卫之音却无一丝睡意？
不独中国如此，被某些雅人视为高雅典范的欧洲古典音乐，其价值也不在其结构或内涵本身。
据肖伯纳翁披露，欧洲的不少贵族绅士淑女，为了在大众眼中标榜其高雅身份，宁愿不辞劳苦地坐在音乐厅里打瞌睡。这与前述可逆判断是一个道理：作为贵族阶层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涉足于歌剧院、音乐厅之类“高雅”场所，是老爷太太们为标榜其社会等级，而不得不苦修的一门功课；反过来说，能坐在歌剧院包厢里听咏叹调这一事实，可以证明听者是大有身份来头之人。至于能否听懂，爱不爱听，倒无关宏旨，尽管在包厢里扯扯闲话，打打瞌睡好了——要紧的是让大家看见你“在场”。
或曰：你说雅俗没有高下之别，如何理解历史上“由俗入雅”的现象呢？
的确，“由俗入雅”（也有“由雅入俗”）是文化史和艺术史上一个常见现象，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不是雅人们所谓“审美趣味的提升”，而是阶层地位的变更和统治阶层的利益需要。
首先，各社会阶层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生产力发展而沉浮不定的。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意味着阶层地住的更迭。一个由被统治而蹴升为统治地位的阶层，固然要不可避免地部分继承前主流文化，更要力图将自己原处于从属地住的亚文化提升为主流文化。
汉武帝之所以将秦、楚之讴入乐府，与其阶层出身（乃祖刘邦原为秦末征修皇陵的囚徒）不能说没有关糸。以近现代为例，《东方红》音乐原糸陕北农民所唱的、俗得不能再俗的民歌《骑白马》，随着劳动阶层蹴升统治地位，尽管该民歌的音乐结构并无实质性变化，也未见哪位雅人将之划入通俗音乐范畴。“审美提升”之论，依据又何在呢？
其次，历代主流文化（即“雅文化”）都是来自占人口大多数的低阶层民众的创造。隋唐宫廷十部乐中，唯一可称国粹的“清乐”原系南方的民间俗乐，但它随后被用来作娱神之用，于是成了“雅乐”，被隋文帝称作“华夏正声”。在西方同样如此，施特劳斯家族的乐曲，当初在维也纳沙龙一开始也是叫人惊骇的“摇滚”。俗乐的变“雅”，归根结蒂取决于其是否为统治阶层认可接受，并改造而为己用，却不是取决于其结构的精粗繁简。“朱弦疏越；一咏而三叹”的寡淡音声，只要为王室宗庙祭祀所用，即为至高无尚的雅乐；而复杂精致的郑卫之音，只因未能跻身庙堂，便被斥为靡靡之音。雅与俗的价值标准，除了阶层血统的贵贱，哪有什么道理可讲？
雅俗之争历两千多年，迄今未有终结，本文亦不可能做什么结论。打住之前，想到20世纪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对待不同文化（包括不同阶层文化）的价值观——各文化价值相对，无高下优劣之别，此谓之“价值相对论”。这个欧洲人从殖民统治失败中悟出的道理，对当今持“雅文化沙文主义”的雅人来说，未必没有启迪意义。
雅俗文化相互垢诽却又长期并存，以文化学眼光看，乃由于它们对各自所属阶层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社会阶层一天不消失，雅俗文化就永远不会融而为一——雅文化既不会因所谓“消费经典”而消失，俗文化也不会如某些雅人幻想，被“提升”而变成“高雅”。
明智的态度，是平等地看待与对待分属不同阶层、担负不同社会功能的亚文化，认识和承认社会文化变迁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不要存此高彼低、此精彼粗、此文彼野的血统或门派之争。
尤其是某些自诩“精英”（颇有不少名实不符的半瓶子醋）的雅人，须放下架子，多研究问题，不必为了标榜自己，动不动就弄出些杞人忧天的世纪末预言来，让人雅不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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