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位育中学一本率:刚不可久,柔不可守二

昔时看金庸小说描述高手相搏谓：“刚不可久，柔不能守”，历年一直不忘，一直感到这两句不知是源于什么经典或是金庸所作的话，很有意思。只是迹着经历不同，对这两句话体会也有所改变。 年少气盛的时候，对“刚不可久”特别留意，视为警惕。气势如虹的攻击，的确有“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夕”的弱点，一轮冲锋之后，后劲不继，那么对方只消懂得避其锋头，你自己便会自动疲累，不攻自破。 那时不大注意“柔不可守”这句，觉得浑不可解。 但其实“柔不能守”的例子，才多得不可胜数。有些人主张圆滑、变通，“以柔制刚”，认为温和谅解的态度，才是无往不利，所得更多。谁知一以温和谅解保持友好关系开了头，以后要守便难了，没有原则的妥协，只是节节败退，最后无守可守，全盘放弃。眼见一步步陷入这境地的人，真是不少，“柔不能守”，也是极值得作为警惕的一句话。 然而，近来这两句话再频频出现在脑海之中，意义又再有不同。什么“刚”、什么“柔”，不再着意，耳畔缭绕着的都是“久”、“守”两个字，好像说，刚也好，柔也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持久，能够一直紧守。 我想，这多少跟工作的接触有点关系。近年接触的，多是记者、政坛人物、与政治有关的人与事。热心人士多得很，但眼见一批如潮水的来，又如潮水的退，再换过另一批如潮水涌来，却是没有多少是持久的，才十年的一个发展，已经没有多少人从头至尾在场经历，知道来龙去脉，因此在轻重久暂真假之间，有时就失了准绳，或者过分大惊小敝，太容易兴奋，也太容易失望。 世人太注重见解派别，这是激进那是保守，这是过刚那是过柔，原来一切都不及坚持到底，不被淘汰出局或自动放弃出局那么重要。樱花盛故，一夜萎落，悲壮得令人感动，但广厦高楼的根基却是石块、水泥，一重一重地建筑起来。

　　你既无心我便休

　　《书剑恩仇录》第十三回，金笛秀才余鱼同单恋骆冰，心情悲苦，投奔荒郊古寺，日闲见殿堂上有壁画记载高僧出家始未，说道是因听了一句曲词而大彻大悟。 这句曲词，就是“你既无心我便休”。 这七字犹如当头棒喝，余鱼同细想自己对骆冰一见钟情，为她如痴如醉，为她魂牵梦萦，为她朝夕苦恼，但她对自己，何尝有一丝一毫的情意？她既无心，我便应休；她娇如花，皓如玉，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当下心意已决，剃度出家。 爱一个人而毫无保留，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事事以她为重，处处为她设想，把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己退居第二；迁就她，接受她的一切弱点，人前人后维护她，不计较自己有什么损失，那是理所当然的，爱就是贞忠而包涵容忍的。 爱一个而甘愿耐心等待，那是理所当然的。不催促她，不勉强她，不教她有丝毫压力，不让她有半点为难，她需要多少时间，就让她有多少时间；爱是不介意耐心等待。 爱一个人直到不能爱下去。不能再爱下去，就该停止。 不要悲愤，她没有义务要爱你；也无须万念俱灰，世上有那么多值得你爱的人，穷此一生也爱不尽。百步之内，岂无芳草，有用之身，难道无事可做？不要再想念，或想像假如她爱你——只要她爱你——生命会多圆满幸福。 不要数过去的日子，重开新段落，全心投入新的承担，把自己珍贵的感情，交付与新的理想和愿望。 或者你会爱另一个人；或者她亦是无心，但那有什么要紧？生命是向前的，在休止符与休止符之间，你已得益良多。不爱的人不会了解，而缠绵不休的人，最后会推动爱的能力。

　　出世与入世

　　金庸在我的《金庸小说的男子》小序中，对他小说里所表现的人生观有十分发人深省的总结。他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当然，也有不少人向现存秩序投降屈服，以换取权势、名利。” 　环顾今天出版的流行书籍，教人适应社会需求，在“现存秩序”之中争取成功的，占了绝大多数。流行小说的主题，大多数侧重描写现实、男男女女在现实的洪流中学会的求存之道，其中不乏对现实环境和现存秩序的抨击和申诉，但整体而言，还是倾向接受现实。从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理想去谈人生态度，似乎早已过时了。金庸所说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 大概是指我年轻时、他年轻时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在今日恐怕已属少数的、较倾向传统思想的人。现时谈金庸小说里的人生观，很难避免地有一股恼人的荒谬感，至少，一股浓厚的怀旧伤感。在此，为我这样纵情于怀旧之中，我先向读者告罪了。 在上述所引的文字之中，金庸提出了四种人生态度：首先分成“出世”与“入世”两大项，然后在“入世”一项之下，又分为在入世而屡受挫折之下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转而遁世的，以及向现实低头的三种。

　　在金庸小说里，这四种人生态度之中最得不到重视的是第四种。

　　本来，以仁义为先，奋斗了大半生的人，最后向现实屈服，并不是不值得探讨的主题。有些人的屈服是不得已而值得同情的，例如祖大寿的降清便是；有些人的屈服则只值得鄙视，因为他们所做的是甘为名利抛弃原则，像张召重为清廷作走狗便是。可能金庸在写武侠小说的初期还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份子，像袁承志那样，对屈服的人根本不屑一顾。入 世两途差不多所有金庸小说都集中在一个人生观的两种结局：以天下为己任，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应飘然引退？还是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郭靖、乔峰是杀身成仁的例子，其他的金庸主角如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都是飘然引退的例子。 两种选择之中，哪一种比较正确？金庸不讳言自己倾向飘然引退。他不是认为这比较正确，只是比较接近他个人的性格，不过，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较差的选择，因为追寻个性的由，是有它积极、有意义的一面的。我有一位同事曾经说过：人，是有权向社会辞职的。“向社会辞职”，当然是入世之后而决定退出的一种态度。 在金庸小说里，飘然引退的男主角，并没有造成甚么损害。陈家洛根本除了退出斗争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袁承志和张无忌从头到尾都不是真正的领袖，他们的参与是形势造成，退出也是出于被动。金庸自己最喜爱的模范是范蠡，但范蠡不是“碰到头破血流”之后飘然引退，他是功成身退，越王复国，他的责任也完成了，他要“退休”，又有谁能反对？我们 只能赞赏他不贪恋富贵，懂得急流勇退，更羡慕他能与心爱的人遁迹湖山，在淡泊中享其馀年。 退隐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今天的香港，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最现实、最逼切的问题：九七当前，去还是留？去的不一定是自私，因为总要有人表达人类热爱自由这个讯息，去，也是一种行动的抗议。另一方面，留的也不一定是天真、乐观或愚蠢，甚至未必是过度浪漫地以天下为己任，有时一个人的性情，就是虽然明知有危险也不忍离开的。 香港的去留问题比金庸小说的情境更加复杂，因为多了一层顾虑，就是去的人可能会打击别人的信心；另一个问题是，留的人以为自己会留下去，于是领导其他人走上留的路向，如果他自己忽然飘然引退，他是不是应该要对这些人负责？ 三种出世 以天下为己任、社会责任心太重的人，弱点是过分认真，把一己的行为看得过于重要，也可以说，太过自我中心了。武侠小说是英雄主义的故事，英雄、领袖，在他们的时代和社会之中，或者有不可代替的地位，普通人是不是应以英雄的人生观为人生观，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现代管理学的格言是：没有人是无可代替的。到最后，杀身成仁已不是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一种极端个人的、对道德完美的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个人的观点看，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社会后果一点关系也没有。 奇怪的是，从这个角度看，金庸最出世的一位英雄，跟“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最入世的英雄，本质上完全一样。我是指令狐冲这个从头到尾都对政治全无兴趣的人。他从头到尾拒绝做任何组织的领袖，勉为其难地暂时做一下恒山掌门，也做得一塌糊涂；他根本没有领导才能，根本完全没有想过以天下为己任。他看到各路人马怎样处心积虑要“一统江湖”，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快点退出。他只愿意在琴、剑、投合的伴侣之间，与世无争地度过一生。 然而，令狐冲是个天生的道德完美主义者，天生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脾性。他外表不修边幅，态度散漫不羁，但是在道德情操上，他绝对是个视最高标准为当然的人。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唯一的一个彻头彻尾出世的英雄，但金庸小说里，出世的人生观并不是一种，而是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退隐”是一个层次，这包括了以天下为己任一番之后的退隐，和从未有过以天下为己任的退隐。第二个层次是佛、道思想的出世，其中佛与道又不互相同。 道家式出世的代表人物有周伯通、小龙女；佛家式的出世，例子更加普遍，比如劝喻乔峰放弃报仇的智光大师，一举而渡萧远山、慕容博两人的无名老僧等等。 第三种“出世”，是与佛、道都不相同的浪漫思想，就是《倚天屠龙记》里明教的信仰：“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小龙女与周伯通照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里所说，道家的人生态度，其中就是“艺术地人生”，即是说，以艺术精神看人生。艺术精神的要点是在于追求自然，追求个性的解放，发挥事物、个人的本质，在淋漓尽致的发挥中体验到快乐和达到美的境界。 这个人生态度，与儒家重仁义的人生态度最彻底的分别，是在于以儒家的人生态度，一举一动都要顾及对社会的影响、发自做人的责任，但道家却完全不讲究“用”、“目的”、“责任”这些东西。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生活，为存在而存在，无拘无束，就是道家“出世”的人生观。 我从徐先生的解说中，看到一动一静的两个体现这种人生态度的方式，动的以“游”为典型，而静的典型就是柔美的形象。在金庸的小说中，恰巧周伯通就代表了动的道家人生态度，而小龙女则代表了静的一面。 周伯通视人世如一个大游乐场，他陆上玩厌了就到海上遨游，一个人双手互搏也可以大玩特玩。而小龙女不食人间烟火、不沾七情六欲的“艳极无双”，就如庄子所说的姑射仙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徐先生解释说，这是描写“柔静高深之美的精神的自由活动”。熟读金庸小说的读者会记得，在《倚天屠龙记》卷首，金庸就引了一首丘处机所作的词〈无俗念〉，说是赞誉小龙女的，其中就有“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的字句。 《神雕侠侣》之中，周伯通与小龙女一见面便十分投合，但又全无瓜葛，因为他们是同一类极清淡的人。 但完全出世的人生观，似乎无法成为金庸小说里的一个主流思想。它的作用，其实是烘托出“仁义为先”的入世人生观。杨过深恋小龙女，就如极入世的知识分子（如金庸），对放下一切社会责任而退隐，“且自逍遥没人管”的无限向往。

　　慈悲为怀

　　《神雕侠侣》第三十回，小龙女初会一灯大师，杨过感觉到，小龙女与一灯相互知心，是自己与小龙女从来没有的。金庸是不是说，佛、道对人生的看法相近，反而是与入世的儒、墨人生态度格格不入？我认为不是。 一灯与小龙女心意相通之处，不过是在于看淡生死，但是他两人看淡生死的因由是截然不同的。小龙女是自幼受训练，摒绝情欲，除了杨过之外，从来对一切事物都感情极淡；除了杨过，她没有爱过、没有恨过、没有渴望过、没有失望过。一灯却是在经历过一切情欲爱恨之后，终于大彻大悟，从此看淡尘世一切、看淡生死。 这个分别太重要了。一灯所代表的观念是先入世而后出世的，引导他出世的道路是他对人世间痛苦的了解，因此他的出世人生观之中，有很浓重的痛苦意识。可以说，他的出世是极致深情的出世。这个出世人生观的特质是慈悲心，驱使他去拯救在苦海及罪孽中沉沦而不自知的众生。 慈悲心的另一种特质，就是舍己为人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是这种精神，这是小龙女或周伯通所代表的道家的出世人生观所无的。 《天龙八部》第四十三回，在少林寺的藏经阁上，乔峰不忍百姓再受战争蹂躏，断然拒绝与慕容父子结盟，无名老僧便现身称赞他“如此以天下苍生为念，当真是菩萨心肠”。其实，从金庸小说来看，以“出世”来形容佛家的人生观也许完全错误，出世与入世的分别，应在于是不是认为一个人应“独善其身”。

　　滔滔逝水

《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有异于金庸小说其他魔教的地方是，它不只是一个帮会，而是在帮会组织之外更有一套精神信仰。 第十一回提到明教“食菜事魔”和裸葬的规矩，并且解释裸葬的意义是每人出世时赤条条的来，离世时也当赤条条的去。 第二十回，明教教徒为死难者诵往生经文，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火焰飞腾之状，经文道：“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第二十五回，金庸借杨逍解释，明教原是在唐朝时从波斯传入中国的“摩尼教”，就是因伸张教义“为善除恶”，变成往往与当权者作对，因而被朝廷禁得十分严厉，迫成地下组织，久而久之，便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明教的人生观既“入世”而又“出世”，其实准确一点，可说是有点基督教的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ｌｄｌｙ——“他世”意味。就是说，这个尘世是虚幻短暂的，而且充满痛苦和罪恶，我们在努力铲除罪恶和不平之馀，必须谨记人间就是这样的了，惟有到了另一个世界——“天堂”——才可以找到圆满的快乐。 人世间是“涕泣之谷”，世人“忧患实多”，所以生亦何欢；度过死亡而至永生，所以死亦何苦。在世上受苦的义人其实不应自怨，反而是沉迷在虚幻的喜乐悲愁中的人值得可怜。 不过，金庸的明教绝口不提另一个世界，当然也没有“天堂”、没有“永生”。金庸把明教的人生观建于极浪漫的诗的意念上。与明教有关的还有一首曲儿和两句诗，诗是波斯诗人峨默所造的，金庸让来自波斯的金花婆婆黛绮丝教给殷离，由殷离在茫茫大海中凄迷地唱出来。曲则没有说明出处。小昭在光明道中唱给无忌听，殷离又继续唱出来，金庸大概暗示都是韩夫人所教，但看内容，似乎更像中国诗人的曲子。　两句诗是：“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曲就是前面引述过的：“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两者感叹的，都是人生的短暂无常。一朝便宜 “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藏吉。“富贵那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的和富的。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这曲子与“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又与“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经文的共通点，是感慨人生短暂无常，人生悲欢离合之不可期，本来悲观消极的味道很重。但是这个悲观消极的看法，却可以生出一个极积极的人生目标：“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一种为抱不平视死如归的精神。 人生反正短暂，欢乐反正空虚，荣华富贵反正都要尽归尘土，活著反正充满愁苦，死又有甚么可怕呢？既然随时随地可以死，那么全力追求唯一值得追求的光明、自由，又有甚么要担忧？当然，理想未必可以达到，人生毕竟有限，人力毕竟薄弱，但是“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每一个在无惧地为光明而奋斗的日子，都是一个受用了的日子。人生虽然苦涩无比，也绝不是毫无意义。 这种人生观非佛非道，也不属儒、墨，既而出世，亦复入世，超越凡间，也是深恋凡间，只是一种浪漫思想，也可以说是理论上的悲观与行动上的积极的混合体。我不能想像本著这种人生观的侠士会是一个甚么模样的人，会留下甚么事迹，可惜得很，金庸小说没有哪一个人物完全体现这种精神，虽然很多金庸人物都有一点点这个成分。 也许，在动荡的时代，当一切最理智的计算都不能给我们任何满意答案的时候，我们便只剩下两种选择：忍气吞声以求宁静，或者追求理想而视死如归；要若无其事地效法周伯通与小龙女的太上忘情，那未免太勉人所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