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兰加尔布雷斯现状:让我们告别西方中心主义

2011年05月27日 来源： 环球时报
绝对主导的西方世界和相对分裂的非西方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泛义上的西方阵营是世界的领导者。西方阵营在人口上占世界的10%，却拥有超过2/3的人类财富和力量。在经济领域，西方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的份额达到60%，几乎垄断先进技术工业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并主宰国际资本市场；在军事领域，西方国家在军备数量、武器技术、组织效率等所有领域持续保持着绝对优势，并能够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武力威胁和军事干预；在现代知识、互联网使用、新闻报道等层面，西方也占据主导地位，引导着世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与西方相对应的则是一个相对分裂和弱势的非西方世界。具体而言，我们把非西方世界划分为五类国家和国家集团。
第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总量上，新兴经济体目前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达43.7%(按购买力平价)，到2013年该数字将上升至50.2%；就经济拉动力而言，2008年全球经济增幅的约78%来自新兴经济体，而2009年这一数字可能将升至8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新兴经济体在2010年的实际GDP增长预计将达到近5%，而发达经济体同期的增速则只有1.3%。
第二，俄罗斯。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及不可忽视的战略核武库支撑着俄罗斯的政治大国地位，但这并不能掩盖苏联解体给俄罗斯带来的极度虚弱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失控。随着经济实力的恢复性增长和政治精英的强势领导，俄罗斯开始通过强硬姿态回应西方在其周围地带的战略进攻。俄罗斯的政策动向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政治变动的重要因素。
第三，伊期兰世界。伊斯兰世界共有57个国家，总面积约321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亿人，在国际上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存在。由于区域内各国的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宗教矛盾和利益纠葛，再加之域外大国势力的竞相渗透，伊斯兰世界成为当今世界民族宗教关系最为复杂、战略利益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它的未来不可能线性发展。就外部而言，伊斯兰世界是各大战略力量保障安全和获取战略优势必须高度关注并进行相应投入的“战略场”。
第四，反美主义国家。反美主义是指一种在思想上对特定美国模式的拒斥，在情感上对特定美国价值的抵制，在行动上对美国利益及其行为的袭击。总体而言，反美主义国家都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通过各种非对称和软制衡的手段来削弱美国的战略地位，打击其国际形象。随着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全球反美主义的浪潮有所缓解。但基于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和扩张性价值观，反美主义不仅在短期内不会消除，相反还可能因美国政策的强硬转变而进一步激化。
第五，“失败国家”。 “失败国家”主要是集中于非洲、中东和中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了殖民统治和民族解放的历史过程，对推进本国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富强具有强烈的利益诉求。前现代、无政府、轻人权和强依附构成“失败国家”共同的本质属性。“失败国家”引发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变动的重要因素。
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
冷战结束之初，西方在美国的领导下重新实现统一，并获得全球领导权力。然而，短短十多年的时间，西方中心主义地位就出现衰落的趋势。美国的战略失误、西方社会整体能力的下降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共同构成国际结构发生变动的动力机制。
冷战的结束奠定美国在战后的霸权地位，同样也开始其权力的衰落过程。美国精英层对冷战结束的历史性错误认知构成其后来一系列战略失误的逻辑起点。冷战结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自动放弃对抗，而非美国战胜苏联。不可否认，美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伴演着重要角色，但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苏联的最终解体源于内部治理的失败。从结果上来看，美国确实赢得了冷战，成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受益者。不幸的是，美国混淆了冷战结束的原因和结果，将二者都视为自由世界的全面胜利。这就导致美国自信心极度膨胀，傲慢心态无以复加。其集中的体现就是“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和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推崇。
第二，西方社会整体行动能力下降。冷战结束后，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其中福利制度和人口难题最为突出。内部治理的优先性限制了西方在外部世界的行动能力和意愿，推卸国际责任甚至从世界事务中抽身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策选择。
还有西方联盟的团结问题。一方面，西方在推进核心价值观、维持垄断性的国际规则秩序和应对非西方世界兴起等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但另一方面，西方在更为广泛的国际议题、威胁认知和处理方式上却矛盾重重，甚至分道扬镳。西方内部的问题虽不至于导致联盟解体但也使得其作为整体的行动能力受到制约，进而危及西方中心地位本身。
第三，非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不仅缘于西方内部的问题，更来自于非西方世界中他者的崛起和挑战。虽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现行国际体系持满意态度，并没有意愿推翻既有的制度安排，而是在承认现有体系合理性的前提下寻求渐进增量改革，但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些国家持续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对西方的优势地位构成挑战。
权力转移中的不确定因素
国际权力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转移。这一趋势能否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取决于以下两个关键变量。
第一，西方自身的调适能力。这其中美国的政策调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美国而言，是否能够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既适应国际结构的变化，又不至影响目前的生活方式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在外部，西方需要从固有的道德优越感和中心主义话语中走出来，适应国际结构多极化的现实。这首先取决于西方能否释放新的制度空间，真正接纳新兴大国的崛起。其次，美国能否实现与俄罗斯的战略和解。再次，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能否得到缓解。
第二，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态势和政策选择。新兴大国内部普遍面临着诸如政治转型、贫富差距、腐败滋长等一系列治理挑战。内部的制度变革和国家社会关系调整决定了新兴大国的发展态势和未来政策选择。就伊斯兰世界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项在于能否对现有的社会体制结构进行调整，进而在伊斯兰传统和世俗价值、本土文化和西方影响之间达成总体平衡。(作者：　金灿荣 刘世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

迈进一个"后西方世界" 三组关系决定未来 日美同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