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丽热巴的微博:世界文学范围内的中国文学

世界文学范围内的中国文学□徐钢|刘涛文章阅读 604　次〖海外观点〗 责编：吴玄　　 　　  　　引语：
　　“海外视点”，即是来自海外的视点；“海外”即中国之外，纯粹是一个空间概念。人的最大“前见”是文化背景，人群、民族之所由分，即是文化。当海外中国文化、文学、电影研究者们带着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来看中国之时，他们的“前见”会不知不觉地发生作用。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自身，见前所不见；另一个反面，也可以观看他们的“前见”，了解他们。“海外视点”不是强化彼此之别，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而是为了知彼知己，以期沟通。人须在人与人的互相打量中成其为自身，民族亦是。
　　2008年9月始，我有幸到哈佛东亚语言文明系学习一年，不觉半年过去，其间接触了许多海外中国文化、文学、电影研究者。他们或从大陆、台湾至海外学习，之后留在海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或是海外之人，因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于是以此为专业。间或我有机会与之闲聊或讨论，他们的视角与我迥异，时常发我们所未发。于是，我萌生一念，可以将与其聊天或讨论记录下来，以对话录的形式整理发表。于是有了“海外视点”这个栏目。
　　在对话中，我不引导亦不评论，只是去倾听，顺着对方的思路，让对方完全展现出自我。读者亦可以去倾听，在静默之中，反思自我和对方的独特之处或偏见之处。
　　徐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硕士，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博士。师从王德威教授，EdwardSaid（萨伊德）教授，夏志清教授。曾任教于爱荷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巴德学院。自2001年起任教于伊利诺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电影系，及理论批评系，并于2006年提前两年破格提升为终身职副教授，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电影研究，情感研究，及文化批评、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多种理论门派研究。第一本英文专著题为《中国景：当代中国电影研究》，于2006年出版，获得美国电影及文化研究界一致好评。他所编辑的《世界通俗文化百科全书：亚洲及大洋洲》获得美国文化研究学会2008年最佳图书奖。除英文专著外，徐钢还出版了多篇英文和中文论文，被公认为美国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刘涛，男，1982年生于山东省胶州市。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师从陈思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电影和西方美学。曾在《学术月刊》、《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1.徐老师您好。这次在哈佛听到了您关于《桃花扇》改编研究的学术报告，受益匪浅。能有机会和您交流一下，非常高兴。我们先从您在美国的求学经历谈起，您最先来美国是读中国文学吗？后来为什么又集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呢？
　　我最先来美国就是读的东亚语言文学系，硕士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念的，当时的学习重点是明清小说。到了哥伦比亚读博士，就是为了追随王德威老师。中国文学、比较文学、西方文学、现代文学或者明清文学，划分得比较僵硬一点。我觉得这样形容我的学习专业比较合适：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中国文学。
　　2.“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中国文学”这个提法非常好。我在哈佛一个学期的感觉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视野比较开阔，一般有中国、日本和西方三个知识背景。相较而言，国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和学生的知识背景较为单一。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中国文学”这个观念？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强调“世界文学范围”有何意义？
　　中国文学的研究受两种流毒影响。第一是线性的历史思维，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等等，文学发展的脉络要一直与之相对应，最后就成了历史的附属物。第二是平行的比较文学：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等等，比来比去，中国现代文学反而孤立起来了，因为平行比较的前提就是国别文学有自己的一套不变的特性，忽略了各种复杂的交流。
　　我之所以强调“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中国文学”，首先就是要破除这两种流毒。横向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也是19、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这么一个大的总体框架的产物。这不是“影响论”，而是“文化流动论”，在世界的范围内，有时候某种文学现象的产生是不约而同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这样不约而同的东西迄今没有被好好研究过。
　　其次是从教学法的角度着想，我们不能再把“中国文学”孤立起来、单独来教，就犯了东方主义的老的错误，也低估了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教中国文学，我们才能破除“世界文学就是欧美文学”的潜意识中的结论。
　　3.能否接着谈谈您在哥伦比亚读书时候的情况？哥大有那么悠久的人文传统，您在那里一定得到了很多。您觉得在哥大接受的教育和国内相比，有何不同之处呢？
　　那是在天堂里。王德威老师从来不严厉要求我们，而是以身作则，每天勤奋看书写作，我们学生也就非常刻苦。每天我都坐在东亚图书馆里，从早读到晚，真是饿了啃一口面包，渴了喝一口凉水，读到图书馆关门为止。一周要读三四本英文的理论书。考博士资格考的时候，我交给老师一个书单，上面有六百本书，任老师从中选出问题考我。能够安安静静、不虑衣食地读书，是天下最大的快乐。
　　在哥大跟王德威老师读书，还有一个很大的快乐：中国、台湾、香港来的作家、导演和艺术家都会经过纽约，都会到哥大来一下。我们研究生负责接待，从而建立了很多友谊，从这些作家、导演和艺术家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我接触过的从而建立友谊的就有张大春、朱天文、虹影、平路、李昂、余华、王安忆等人。有些人虽然很有名，像什么捧到天上的导演，见过一面就不想再见了，因为实在是俗物一个。接待这些人很花时间，可是我们可以借此去纽约最好的、平时吃不起的餐馆。我一个穷学生也因此而尽情享受了纽约。
　　哥大的各种讲座非常多，都是了不起的人做讲座，学术和政治气氛非常浓厚。很多教授我不用上他们的课，去听讲座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听多了，人的眼界也就开阔起来。
　　和国内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就不多说了。我想最大的不同是我和我在哥大的同学与中国学生相比，不是非常地急功近利，心里不急躁，安安静静地做看起来不实用的学问。还有就是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我在国内从来没有遇见过像王德威这样的老师，毫不自私，关心我们生活学习的每一方面，不管多忙，都会把我们的事当作最紧急的事处理，花很多时间在我们身上。
　　4.您毕业后就留在美国任教，常年身处美国学术界，且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您对于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情况有何大体的判断？
　　开先河者非夏志清先生莫属。夏先生的继承人是王德威，两岸三地的作品他都关注，而且大力致力于在美国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工作。美国的学者因为背景的不同，做出来的学问和做学问的重点也不同。
　　现在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的汉学的小学（仔细研究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来龙去脉）已经行不通了；照搬西方理论也不行；文学受到影视的冲击，而文学研究也受到影视研究的冲击。要想走出这种尴尬的境地，就一定要从一方面强调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人类人文遗产的一个部分，从另一方面加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从整体上看，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美国的人文学科研究正在走下坡路；中国文学研究也不能独善其身。可是，中国热又是方兴未艾，中国文学的研究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还是会发展。
　　5.您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学和电影，并且穿梭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您觉得这和身处大陆的学者有何共同和不同呢？
　　中国的学者研究电影的一般不研究文学，反之亦然。他们现在也经常到美国交流。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6.上次在哈佛开完会之后，我注意到您在博客中批评了几位同学大量以西方理论讨论中国的作品和文化、文学现象。美国学术界充斥着各种理论，但是您自己的文学和电影批评却尽量不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和术语。您这样做有什么原因吗？您理想中的文学批评是哪样的？
　　理论是好东西，必须读，可是每一种理论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不能生吞活剥，不能生搬硬造。要读通不容易，读通了再化为自己的批评位置取向更是不容易。研究生搬来搬去没关系，因为他们读的书不够多，以后读多了自然就走了出来。最不能理解的是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把一些术语搬来搬去吓人。在哈佛的会上，看到我的导师的新一代研究生搬来很多术语，心里有点悲哀。理论不能用来“运用”，理论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批评态度的取向，西方的理论拿来运用在中国的文本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在政治和价值取向上继续维护话语霸权的做法，两边都不对。跨国界跨语言的知识分子，必须有一种根本的自我反思的态度，不能照搬西方理论批评东方文化，而是以东方文化为参照，理解西方理论对他者的根本的歧视，再回过头反思东方文化中的过度模仿、过度自卑的现代化进程。
　　7.说得好。中国文学研究亦一直“向西倒”，萨特热，新批评热，结构主义热，后现代热等等，一浪接一浪。若翻不同时段的文学研究文章，可以从中看出这些理论留下的痕迹。我注意到您平常写小说。学者创作小说者亦不乏其人，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创作原因。除了文学研究之外，您为何喜欢小说创作呢？是不是有意识地要削弱理论话语在潜意识中的影响？
　　刚开始写作而已。正在练笔。文学批评家写小说，想法太多，逻辑性太强，我想通过写小说，来换一种思维方式，注意细节，注意感性，注意情感，不要概念先行，这样说不定我的学术文章写作都会受益。
　　我的兴趣比较广泛，不局限于做学问。这么些年，走南闯北，接触过各种肤色、各色各样的人，积累了很多生活经验，不写出来可惜。所以决定试着写小说。
　　8.您在中国电影方面的研究非常多，且成就卓越，能否谈谈您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当下的电影？对于中国当下的电影，您比较喜欢哪一些？可否略为谈一下原因？
　　电影工业是对一个国家的形象最重要的行当。我是研究中国的专家，当然要关注中国电影。我在我的英文书里有一个观点：21世纪是争夺知识产权的世纪。电影是一个知识产权工业，涉及到的不仅是版权和防盗版的技术和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方方面面通过电影转换成知识产权。打个比方说，好莱坞拍《功夫熊猫》受到西方和中国一致的叫好，可是，这部电影越成功，中国文化里的独特的东西就越被变成好莱坞的知识产权。中国电影需要有国际竞争力，这不仅仅是电影产业的问题，而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中国当下的电影，我喜欢冯小刚的，幽默又有深意，老少咸宜。我也喜欢像《立春》这样的电影：充满对平民生活的关注，可又不是故作深沉状让人不喜。我不喜欢张艺谋，他太媚俗，也太迎合洋人。我也喜欢像李安这样的跨国界导演，他是真正懂得怎么样用电影来表达中国情感的人。我曾经很喜欢贾樟柯，可是现在有点烦他：他太概念先行了。概念都是好概念，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的拆迁，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反对全球化的极度扩张，等等。可是这不是在写政论文，而是拍电影，电影语言的独特性一定要注意到，而且又是在国际观众的注视下。有时这些概念为了迎合洋人对中国的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反而起到相反效果。
　　9.对，贾樟柯是有这个问题。他自《小武》始，主题大体未变，《三峡好人》亦是如此。他的电影概念性是有些强，这个背后有“迎合洋人”的意思在。除了“迎合洋人”的电影之外，现在有很多东亚电影直接被好莱坞改编重拍，对于这个现象，您可否谈谈？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有整篇的文章写这个问题。这是我文章的一个片断：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东亚电影重拍热的原因了。第一，根本上的原因是全球市场和消费的一体化和异质同化。每个国族文化不同的特色要么已消失殆尽，要么还在存在，甚至被发扬光大，可是存在的前提是商业化，以多样性和异国情调为卖点而适应全球化市场的需要。
　　 第二，被重拍的电影早就已经是好莱坞化了，这样才使得它们被好莱坞轻易地“拿去”，被美国观众所接受。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拍片实际上成为好莱坞“外包工”(Outsourcing)的一种重要方式。这和东亚日益成为世界的加工和生产中心的地位相符合。正如电脑芯片、平板液晶显示器、汽车零件、DVD播放机，还有W-Mart80%的商品都是中国、韩国、日本所生产的一样，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也越来越依赖于东亚低廉的制作成本和成熟的基础工业。重拍东亚的大片使得好莱坞漫长而充满赔本陷阱的过程大大简化了：曲折的情节让改编剧本通常一稿便就绪；紧凑而充满张力的镜头衔接给重拍省去了无数的时间和拍摄成本；最重要的是，市场调研已经在东亚完成了，不需要在美国经历一个不断试映和修剪的过程。
　　10.咱从电影再跳到文学。您对当下中国文学关注多吗？比较喜欢哪些作家和作品？
　　关注很多，经常用英文写关于他们的批评文字。我还是喜欢上山下乡那一代的作家：王安忆，叶兆言，韩少功，余华，苏童，等等。当然，余华和苏童没有下过乡，可是我基本上把他们归成一类。还有像虹影这样的跨国界作家。我也喜欢台湾的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他们都有一种对文字的敏感，对意符世界和现实世界交错的关注。我最讨厌无病呻吟，为实验而实验或者是概念先行的写作。
　　11.您曾经提到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对张爱玲有一些“误解”。很多学者将张爱玲和王安忆放在一起来谈，比如王德威老师即将其二人放在“海派文学”的传统之中。您可否比较一下张爱玲和王安忆？
　　 这个问题太大。我只能简单地、以偏概全地说两句。王德威老师非要把张爱玲和王安忆一起放在“海派文学”中谈，我颇不以为然。海派文学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吴语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半殖民政治经济条件下写作和出版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文学论争的概念，和韩邦庆那样用吴语写群芳谱有关，也和鲁迅、沈从文的论争有关，也和鸳鸯蝴蝶派有关。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张爱玲就不能算海派：她北方南下的家世，让她一直对上海有一种隔窗相看的感觉；说不来地道的吴侬软语，又对旗人的繁复的衣饰恋恋不舍，张爱玲顶多算是上海的过客而已。而王安忆虽然是弄堂里长大的，她们的大院一直将她跟真正的平民的、还有资本的上海隔开。她是不上不下。当然，如果我们说“海派”就是写上海写得很好、很透彻，那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个过客可以算是最好的海派作家。
　　 王安忆和张爱玲不好比，主要是因为两个人的历史负担不同。张爱玲的当然是贵族的遗老的负担，失落在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而王安忆的是共产党革命的负担，夹在上山下乡那一代人的城乡差距中。要说个人喜好，我还是喜欢张爱玲多一点：她对事物的细节的注意，胜过王安忆对人物的细节的注意。后者有时候牵强了一点，居高临下了一点，而前者自然天成，从不知不觉处、平民可亲处感人。两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作家。
　　（责编：吴玄）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版权归原著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