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帆天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抗拒改革的“停滞”盛世(4)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抗拒改革的“停滞”盛世(4)

发布时间:2011-05-25 14:12 作者:雅科夫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275次   　　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试映时，由于其中有部分裸体镜头，因此主管电影审核的官员曾试图把这部电影禁演，幸亏勃列日涅夫内部观看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这部优秀的电影才有幸与观众见面，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不朽的篇章。而另一部电影由于其中有主人公走到教堂时跪地痛哭的镜头，被电影审核官员认为是宣扬宗教而准备勒令裁掉这部分内容，恰恰勃列日涅夫看到这里时动了感情，因此这个镜头得以幸存下来。   　　勃列日涅夫日益沉迷于各种各样的荣誉之中。据统计，勃烈日涅夫一生共获得各式勋章与奖章62枚，而卫国战争著名统帅朱可夫元帅仅获得46枚。勃烈日涅夫的这种爱好，被苏联人民讥讽为“有给自己发勋章的怪癖”，当时苏联流传着一则政治笑话:甲说勃烈日涅夫好几天没在电视上露面，听说是住院了，乙问得了什么病，甲回答说:是接受扩胸手术，否则，他的那么多勋章就没处挂了。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勃列日涅夫在生活中是一个善良而随和的人。他没有独裁领袖们那不可一世、令人生畏的架子，和身边的人总是很处得来。和勃列日涅夫在一起共事总是让人感到轻松。曾经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单独驾驶一辆吉普车从莫斯科到扎维多沃狩猎场，路上两位提网兜的农村妇女向他的车子招手想搭顺风车，勃列日涅夫很爽快地让她们上车了。那个时代苏联电视在农村地区还不普及，两位妇女没有想到高高在上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会单独一个人驾车，因而没有认出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临下车，两位妇女还塞给这位好心的“司机”三个卢布作为车资。勃列日涅夫笑了笑，顺手把这三个卢布塞进了兜里。④   　　和醉心于权力的斯大林不同，勃列日涅夫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有着很多业余爱好，特别是收藏各类名牌汽车、狩猎和足球这三项。晚年勃列日涅夫的车库里是一个小型高级轿车博览库，里面放满了各国元首特别是西方国家赠送的高级轿车。勃列日涅夫还是个足球迷，在健康没有恶化之前，他几乎没有拉下一场在莫斯科举行的重要球赛。但是总书记的爱好给普通球迷带来了不便:因为勃列日涅夫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迟到；而总书记不来，球赛是不能开始的。因此，当时每次重要赛事前球迷们望眼欲穿地等待好几十分钟是司空见惯的。④   　　勃列日涅夫一生只结过一次婚。妻子维克托莉娅·彼德罗芙娜是一个有犹太血统的护士，他们之间的婚姻从20年代末一直维持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应该说二者的感情是很不错的，即使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掀起反犹太浪潮时，勃列日涅夫仍然没有抛弃自己的妻子。但是，维克托莉娅·彼德罗芙娜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基本上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因而勃列日涅夫身边缺少一个厮守的“伴侣”。1974年，68岁的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治疗神经衰弱时，偶然邂逅到了一名漂亮的、会唱歌的女护士。虽然二者都有家室，但还是“一见钟情”了。当然，勃列日涅夫给了那位女护士的丈夫很多补偿:房子，特供物资，晋升军衔等等。   　　有关总书记黄昏恋的风言风语很快传到了社会上，影响了中央的威信。对此，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干预，安排当时克里姆林宫医院院长恰佐夫把那位多情的女护士从扎维多沃调离了。在调离时女护士要求与勃列日涅夫当面告别，由于担心勃列日涅夫经不住考验，安德罗波夫指令让卫队紧紧“看住” 勃列日涅夫。“这情形好象我们不是身处与世隔绝的扎维多沃，而是处于满是恐怖分子的闹市一样。”（恰佐夫:《权力与健康——克里姆林宫医生回忆录》）   　　勃列日涅夫育有一子一女，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女儿加琳娜和儿子尤里。和平常人一样，勃列日涅夫怀有强烈的“舔犊之情”。但是，女儿加琳娜实在太让他生气了，这个脾气乖戾、生性风流的女人平均每两年就要更换一任丈夫，一生都在追求财富、男人和特权。他的最后一任丈夫邱尔巴诺夫凭着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很快就从一名普通的警察上升为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大肆贪污受贿，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1987年被捕入狱，并被判处7年徒刑。1994年邱尔巴诺夫获释，来到中亚一个共和国当司炉工。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也凭借勃列日涅夫的权势而平步青云，当上了被人们称为“肥缺”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⑨   　　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列·勃列日涅夫于1961年出生于莫斯科，1983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毕业后，曾在苏联外贸部工作了两年，后调入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局。1990年升任苏联外贸部对外经济联系局副局长。苏联解体后，安德列给俄《共青团真理报》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他对祖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看法，该报破例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此后小勃列日涅夫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封信件，其中三分之一的信件希望他能继承勃列日涅夫的理想和精神。于是，他着手组建政治组织。几个月后，安德列·勃列日涅夫竟然在俄罗斯全国47个地区建立了56个分支机构，运动成员扩大到一万人，并经过俄司法部注册成为正式政党——“新共产党人” ，安德列·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 在谈到“新共产党人”的党派宗旨思想时，安德列·勃列日涅夫表示，“新共产党人”将抛弃传统的左翼立场，不会执迷于老的教条，必须要探索新出路。安德列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宗教，不能盲目地信仰，而应当不断地科学地去探寻。“新共产党人”还表示自己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政党。（《环球时报》 2001年5月15日第四版，2002年7月4日第二版）   　　第九节：一九八〇年莫斯科奥运会   　　1974年10月，国际奥委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上决定，由苏联莫斯科承办第22届奥运会。可以说，在当时“冷战”格局下，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办奥运会是展示国力和其号召力的大好时机。因此，苏联领导人对该届奥运会的举办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75年3月，成立了莫斯科奥运会筹委会，开始对各项工作进行积极的准备。此后六年时间里，在莫斯科兴建了许多体育设施，并对城市进行突击改建，修筑高楼大厦、粉刷历史建筑，河道清淤等，疏通道路等等。据有关资料统计，苏联为了主办这届奥运会，总共投入了90亿美元左右，这在奥运会史上是空前的数字。   　　然而，由于受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影响，本次奥运会受到空前抵制。1980年7月19日下午2点，第22届奥运会在莫斯科列宁体育场正式开幕。苏联党政领导及奥委会主要官员都出席了开幕式。可惜当天天公不作美，乌云重重，预示着这次奥运会面临的危机。苏联不得不出动6架飞机，在云层中喷洒化学药剂，驱散飘浮在体育场上空的乌云。   　　开幕式是隆重的，但人们为一种不愉快的气氛所困扰。在莫斯科奥运会即将召开前夕的1979年12月，10万苏联红军入侵中亚国家阿富汗，遭到了全世界的反对和抗议。为了抗议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也为了与苏联的角逐、打击苏联国际声誉，美国带头宣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随即，许多国家的奥委会相继表态，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中国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据统计，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公开抵制或拒绝参加的占五分之二，参赛的仅81个。奥林匹克运动自1894年重新举办以来，经历了许多危机，期间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中止过三次，但在和平时期，莫斯科却遇到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据苏联方面统计，出席第22届奥运会的一共有男女运动员5872人，其中:苏联运动员人数最多，为534人；民主德国次之，为378人；波兰第三，为340人；匈牙利第四，320人；保加利亚第五，313人；古巴，239人。可以说，莫斯科奥运会几乎成了东方国家的竞技比赛。而很多参加了本届奥运会的国家，为表示抗议，不打本国国旗而只打奥运会五环旗。由于上届奥运会举办国加拿大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因而在奥林匹克会旗交接仪式中，上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蒙特利尔市长只派了一名代表将奥林匹克会旗交给了莫斯科市。这些情况，使得热烈的开幕式显得冷冷清清，着实让主人尴尬不已。   　　不过，有一失必有一得。由于美国和西方体育大国的抵制，使得本届奥运会上苏联运动员所向披靡，共获金牌80枚、银牌69枚、铜牌46枚，居各队之首。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在一届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一次。而体育强国民主德国则获得金牌47枚，位居第二；连保加利亚也获金牌8枚、银牌16枚、铜牌17枚，首次进入奥运会前三名之列。   　　8月3日举行的闭幕式也同样出现了尴尬局面:由于美国坚决反对，一反惯例没有升起下届奥运会东道主美国的国旗，而代之以洛杉矶市市旗。莫斯科奥运会的冷清与尴尬使得苏联领导人十分恼怒，为此苏联及东欧国家宣布抵制1984年在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   　　第十节：镇压持不同政见运动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作为后极权主义威权统治者，他对待对政权本身发起挑战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是严厉打击的。苏联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起初是为了抗议官方对斯大林的重新美化和终止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自由化，但很快他们就表现出了相互之间的政治分歧。唯一的共同点是对苏联的政治高压不满，要求民主和自由。   　　西方国家当然乐于看到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因而给予他们以大量的支持。然而，并非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亲西方:罗伊·麦德维杰夫因为全面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主张复兴和革新列宁主义，把苏联社会主义从扭曲的斯大林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因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萨哈罗夫则主张把苏维埃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因而被称为“社会主义自由派”；而索尔仁尼琴则呼吁恢复君主制度并且具有强烈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因而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反对派”。各种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互相斗争也十分激烈。③   　　持不同政见者自然遭到了来自官方的镇压与迫害，采取的措施有:集中批判，动员理论研究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集中的口诛笔伐；分化瓦解，采取一些措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一些社会问题，从而使得同情者们分化；限制自由，对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限制其言论或活动自由，降低其影响力；驱逐出境，逮捕、或者关进精神病院。应当说，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到七十年代末，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只剩下那么几十个人了”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的活动都已转移到苏联国外。   　　虽然从表面上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受到了巨大打击，但是其潜在影响力却是非常巨大的。苏共自身政治号召力的下降，官员腐败特权现象的发展，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力发挥了与其自身规模完全不相称的巨大作用。普通苏联群众甚至苏共党员，都暗中同情持不同政见者。当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从流放地和国外归来时，他们受到了群众英雄般的欢呼。   　　第十一节：“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和老人政治   　　一个非民主国家，其官员的进身之路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确定的，而是通过自上而下选拔确定的。因此，选拔自己认为亲近的、可靠的、有能力的人当自己的副手，是最一切非民主政权统治者的选拔规律。在这种体制下，所选拔的官员的名望、品德、口碑和才干是否能够被大众认可，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民间向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   　　虽说独裁者们在选拔干部时也要注意一下其品行和才能，但那都是次要因素，至关紧要的是这个人是否忠诚；而被选拔者的才能，也必须不能给独裁者带来威胁，否则就会招徕杀身之祸。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出现的两位杰出的年轻活动家:中央书记阿·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部长会议副主席尼·沃兹涅先斯基。他们二者才干是如此杰出，以至于斯大林曾经表示:等自己退休后，应当让库兹涅佐夫继任自己的党的总书记职务，沃兹涅先斯基继任自己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而当斯大林说出这番话，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离死不远了，因为斯大林根本就不打算退休，更不会容忍一个能取代自己的人存在。果然几个月之后，两位杰出的年轻人，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就因“列宁阁勒案件”而被逮捕，然后被处决了。在无情的拷打与审讯中，沃兹涅先斯基崩溃了，如同布哈林当年一样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而库兹涅佐夫则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他说:“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结果，他被打断了脊椎骨。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时代那种残酷的宫廷政治已经被一种温和的斗争方式所取代。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物，采取的是打发他们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或者打发到遥远的国家担任大使，到了退休年龄的则打发他们体面退休。无论是前面提到过的谢列平，还是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担任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都采取了这种方式。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个性使然。   　　不过，虽然手段不同了，但领袖选拔官员的准则却没有改变。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他身边自然地聚集了一批曾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时的同事、部下和朋友。对此，西方媒体称之为“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官员要想获得升迁，首要问题不是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要如何与这个“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搭上关系。   　　勃列日涅夫不动声色地排挤了很多党中央和政府中他所不信任的人，换上“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的成员。这些成员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吉洪诺夫，他不仅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而且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的校友，1979年柯西金被迫辞职后，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也是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前面提到过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是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工作时的部下；克格勃第二副主席齐涅夫，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也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任州委书记时的主要助手；内务部长谢科洛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任州委书记时的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时期的1983年12月13日，谢科洛夫因贪污受贿而被褫夺军衔、开除出党后，吞枪自杀）；库纳耶夫，是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工作时的主要助手，后来担任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   　　在给大量亲信委以重任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也在逐渐排挤他不信任的人。谢列平、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柯西金、沃罗诺夫……一个个都被他排挤掉、继而销声匿迹了。苏斯洛夫只醉心于“灰衣主教”理论家角色，对勃列日涅夫权势构不成主要威胁，并且苏斯洛夫派系自身有相当实力，因而二者虽有过龃龉，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动他。正如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家葛罗米柯私下发表感慨中说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局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样，有的人突然从这里出现，有的人突然在这里消失。”   　　由于勃列日涅夫实行干部任期终身制，导致其后期整个中央领导层年龄的老化，主要领导人均已年过七旬。1981年3月苏共第二十六大上选出的政治局14名正式委员中，平均年龄为75.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谢尔佩83岁；8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均年龄也接近7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库兹涅佐夫81岁。   　　最高领导层的病态和老化的特点，在每年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群面颊干瘦枯黄、病入膏肓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在列宁墓上，忍受着寒风的折磨。当苏联人看到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被助手们吃力地扶到讲台上，发表断断续续和含混不清的讲话时，人们在厌恶的同时都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当时苏联群众流行一则名为《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笑话来讽刺老人政治。这一则笑话里，会议主持人庄严地宣布:代表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大会开幕！”接着，主持人宣布第二项议程:“把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抬进来！”第三项则是“请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等高层统治者却依然相信来自下级的报喜不报忧的“成绩”。他们“有些傻气地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势中”，看不到身边隐藏的巨大危机①。无论是群众还是官员，对这些身居高位的政治盲人已经全然失望，党和国家的一切中期和长期计划都无人关心和承担，各级机关的官僚们都采取了专制制度下政治过渡期间最常采用的办法:等待新的政治领导人确定方向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施密斯:《苏联政治》）。1981年12月，列宁格勒的《阿芙乐尔》杂志突出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本杂志的第十二月号封面上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照片，而内容部分刊登了一段极为敏感的文字:“我前天听说他已经去世，我坦率地承认我感到非常喜悦和骄傲。但是我高兴的太早了。不过，我希望我们不用等很长时间。”这段话显然是影射勃列日涅夫的，因而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②。   　　1982年9月底，已经76岁高龄的勃列日涅夫来到阿塞拜疆共和国首府巴库视察。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因为多次中风的影响，他的智力和体力都大幅下降。当勃列日涅夫出席当地党组织为他举行的招待宴会时，勃列日涅夫照例发表讲话，整个苏联都在观看他讲话的电视直播。当勃列日涅夫照着讲稿念了几段之后，大厅里的人们都骚动起来，原来因为助手粗心拿错了稿子，已经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却根本没有发觉。一阵紧张之后，一位助手跑上台来把另一份讲稿交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没有任何窘态，而是平静地说:“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情不是我的过错。我要从头再来。”说完，他又庄严地念起了新讲稿。④此时的勃列日涅夫还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向他一步步逼近了…….   　　一个月之后的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登上列宁墓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病入膏肓的老人，目无表情地在寒风中伫立了三个多小时，只是偶尔向游行的人们挥动一下手臂。仅仅三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刚刚起床的勃列日涅夫突然昏倒在地，随即永远告别了人世。一个以他，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第十二节：结束语   　　也许读了我的文章的朋友会认为我是很反感勃列日涅夫的，因为我的文章中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怀念并且留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苏联经济一度繁荣，科技大大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艺事业空前繁荣，社会保障不断健全。应当说在苏联69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统治的这18年是最祥和、最安宁、最富裕的18年。我这篇文章，只是选取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几个比较突出的内容进行叙述，不可能全面系统地介绍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对于这个世界大国来说，18年的历史显然不是一篇三万字的文章所能说得清楚的。   　　我对勃列日涅夫本人的评价也相当不错。在我眼中，勃列日涅夫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他待人宽容，作风随和，富于同情心；和暴戾的斯大林比起来，他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如果说缺点，那就是虚荣心比较强，对一些长年积累的问题缺乏彻底解决的决心。这样的品质，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他仍然是会受到人们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