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大于符号:从国民党函电密文，看蒋介石到底运走了多少黄金？2

　  法国伟人拿破仑说过：“战争的要素有三，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这句话诚为拿破仑的由衷之言，足证打仗表面上是在拼军事上的实力，实则更是拼财政金融方面的实力。徐堪在这封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已经以大掌柜的身份清楚揭示国民政府的深重财政危机，他明知蒋介石不会理会他樽节军费开支的请求，但是，徐堪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提出他的请求──“拟请自六月份起，每月动支存金，以二十万两为限”。

　　然而，根据徐堪给蒋介石打的这份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截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官方统计数字，国民政府那时仍拥有国库黄金三百八十二万九千一百七十四两，白银则有两千五百二十一万五千余两，银元（袁大头）尚余三百一十六万多元。而吴兴镛在《黄金档案：国民政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从大陆抢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总数量是三百五十万两左右。

　　这里所讲的“三百五十万两左右”的黄金，与徐堪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向蒋介石报告所提及的统计数字约有三十余万两的落差。合理的推论是，这短少的三十余万两黄金，应该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为止，为支应大陆各个战场上的军需用掉的黄金。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库存金固然有三百八十二万余两，但并非全部都运到了台湾，除了一部分用于战费，还有一部分遗留在大陆，未及抢运。

　　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已经解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到台湾视察，这期间，俞鸿钧从香港发来一封密电：“面谕各节，遵已详洽攻芸兄照办。惟关于原拟运往广州之黄金十万两，职离台前曾与陈主席磋商，均认为钧座既指示在先，似不宜遽予变更，故只告以先将存穗之金银及美钞动用，不敷时可用存港之港币及英镑，俟有需要时，再陆续起运存厦之黄金等语。关于重庆区部分，攻芸兄遵照钧座指示，不必集中存储一处之原则，拟分存重庆三十万两、成都十万两、贵阳十万两、汉中十万两，似可照办。中农董事会在穗开会，职遵谕亲自出席主持。关于中央银行外汇部移港办公一节，正在积极洽商中。”从俞鸿钧密电可知，国共内战晚期，为了应付日益紧急的各地战事，支付战争军需的庞大开销，蒋介石把原本存于上海的国库黄金分散放置在全国几个区域，包括广州、重庆和台湾三个地方，而重庆区又分散存放于重庆、成都、贵阳和汉中四个地点。当然，台湾仍是国库金银最主要的存放地点。

　　除了黄金运送到台湾的总量问题，国共内战最后阶段黄金分散地点问题，有关国库黄金的用途和分配问题，也是值得吾人关注及探究的。

　　根据吴兴镛所著之《黄金档案：国民政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提及，大陆国库黄金被运离上海以后，用途主要为几个方面。第一批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共约两百六十万两，“就存入台湾银行，因为中央银行那时还没有在台复业”，这批黄金主要用作新台币的准备金，以及稳定新台币之用途；一部分则用于军需。

　　而军事用途的黄金，到底支出的数量为多少呢？徐堪打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白，其一，徐堪建议，从一九四九年的六月份起，一个月份额的军费开支，以黄金二十万两为度。假使按照徐堪定下的这个动支标准，一九四九年国库黄金还留存了三百八十二万九千多两，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国库黄金应支出了一百四十万两，国库的库存黄金尚节余两百四十余万两。

　　其次，徐堪这份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明确讲出了中央银行曾在一九四九年间发行了一种“银元兑换券”的纸张货币。军费，就以军人薪饷来说，主要是以国库黄金作“质押”，每个月从国库搬出二十万两，去交换等值的银元，再拿这些银元，发放给前线军人。之所以如此，系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之交，国民政府原本发行之法币、金圆券，均因恶性通货膨胀，贬值到如同废纸，不论是币信、币值，都已处于无法继续流通的崩盘边缘，“银元兑换券”成为安定前线军心的定心丸。

　　一九四九年，河山变色，乾坤易主，兵荒马乱，骨肉离散之际，国民政府究竟从上海撤运了多少黄金到台湾，各方说法纷纭，值得吾人深入探究。

　　大陆解放前曾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九四八年末，国民政府用海关缉私舰装运八十多吨黄金与一百二十多吨白银到台湾。

　　早年曾担任吴嵩庆机要秘书的詹特芳透露，国民党当局运到台湾的金钞数目为：美金八千万元，黄金九十二万四千两，银元三千万元。

　　代总统李宗仁秘书梁升俊表示，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国库尚存有黄金二百八十万两，美钞五千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黄金一千五百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合计约美金两亿余元。

　　吴兴镛在其著作中提及金钞运台总数时，则有更惊人的统计数字。吴兴镛表示：

　　如以黄金做单位，纯金运台约四百万两，另有约各相当二百万两金子的纯银及美金。其中做军费用的黄金在四九年内战时，由先父经手向大陆运去了约八十万两，但后来国民政府又从美国日本等地补回大约同等数量，再加中央银行以外的“其他公私银行及金融机构”的黄金，最后留在台湾的全部黄金，极可能超出监察院所提到的三百九十万两。

　　吴兴镛又说：

　　我在《传记文学》一九九六年九月号曾以不完整的资料估计，大陆运台黄金的总数量是三百五十万两左右，到今天，有了较多的数据（也不算完整），总量也还是与此数相当接近的（约四百万两，见自序及表一）。当然再加上七仟万美金（我父亲经手的），就又是两百万两黄金了（美金三十五一两是当时的官价）。当然全部外汇还不只此数。再加上第一次运台的白银一百廿吨及后来三千万块银元及一亿两纯银（我父亲经手的），银子总数是七千万美元，又是相当于二百万两，因此央行国库整个金银外汇总值是八百万两黄金，当然市两英两又有少数差别，即使以英两计，以今天六百三十元美金一两黄金价计算，时价在四十亿美金左右。

　　照吴兴镛先生的非官方统计，国民政府自大陆溃退之际，分批撤运去台的金钞数量，单以黄金而言，即为三百五十万两左右。吴兴镛主要应是根据其尊翁吴嵩庆的遗留资料，然而，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单以国库黄金而言，就高达三百八十二万两之巨，较诸吴兴镛之统计，尚多了三十万两。刘攻芸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亦即其辞卸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后呈给蒋介石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详细列出了当时国库金银及外币的库存统计数字。

　　刘攻芸的密电如是说：

　　敬呈者，谨将职交卸之日，库存金、银、银元、外汇、外币明细表，及金、银、外汇、外币折合美金总表，与胜利以来动用金、银、外汇数字，及综合表，共二套，又外汇及金银收付说明一份，恭呈 鉴核，谨呈 总裁蒋

　　职 刘攻芸 谨呈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