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远东技术:我那三十年--爸爸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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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我那三十年--爸爸回忆录
点击：2920 回复：76 作者：wyhsillypig 发表日期：2004-1-13 13:41:00 大家好，让大家久等了，前一段时间比较忙，一直没有将父亲他老人家的东西录入和整理。请大家原谅。父亲他老人家写的事情基本可以保证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况。但毕竟时间过去已经很久了，所以可能有出现偏差的地方。而有一些地方， 父亲在写的过程中加入了个人对这一段历史的自身感悟，这只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注意将这两者区分开来。
在天涯也经常看到张迈老先生的文革新历记，我想我父亲的东西自然是不能与老先生的相比了。但张老反映的是城市，但我父亲的则是农村。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为大家提供点资料，还是有它的意义的。
好了，我不多说了，今天的这一部分是他的童年回忆，对应的时间为1953－1955年左右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3:42:08
说到回忆录，常常看到的是传人的或科学家的或在某一方面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因为从他们的成长和经历能给后人带来一定的启迪，使他们的回忆录可读性强，因而流传于世。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有那样的资本可以写。可我也有自己的经历。我经历了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时代，我把自己的经历真实地写下来，使我的后人了解一点我与我们这一代时代的变迁，与今天相比，或许能从中悟出点什么，也是一件好事。
我留恋青少年时代记忆中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人际关系，我也目瞩了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我记忆中的世界在飞快变化着，人类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会是什么样呢？大自然给我们人类回报的奖与惩又是什么样呢？喜与忧的同时将摆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前。当前的果实由后人慢慢品尝吧。
我但愿人类的家乡永远像我童年和少年时一样地美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自然环境，愿地球永远年轻。
作者：抗着红旗走 回复日期：2004-01-13 13:43:18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3:43:43
我的故乡在河南省滑县。万古乡双井王营是我们家祖辈世代生息的地方。我出生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四八年，农历二月初二。童年的时光大多都是在故乡度过的。
童年的记忆是残缺模糊的，而有些记忆却又伴我一生，清晰不退。先说万古乡吧。它离俺村一里左右，平时常住人口并不多，但它是个重要的集市，三天一小集，半月一大会。到了赶会日，方圆百八十里的村民包括县城道口的商人都提前一两天往这儿奔，在这里交换或买卖自家所需的物品。于是万古便一下热闹起来：在空旷的土地上临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专买专卖“街”，五花八门杂要艺人也云集这里大展身手。在这里你既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能到五行八桌，七十二行的求生写照。万古很有名气，恐怕主要是这“会”的魄力。
我记忆中的万古，有个只有在赶会时才唱戏的大戏园，还有一个可容纳两千人纳凉的玉皇阁。玉皇阁顶是琉璃瓦的。很象北京故宫建筑的风韵，此外还有个类似公园的地方，里边有个桥上坟（不知是那个朝代的将相或公主的），还有一眼斜井，人可以步行下去取水，据说不论旱涝年水位总是不变，称为一奇。其它我就记不清楚了，遗憾的是，不我离别故乡三十一年后，在一九八六年探家寻找我童年的这些记忆时，它们都消失了。
俺村之所以命名“双井王营”，其一自然是全村自古以来全是王氏家庭。我记得，在解放初期全村共九十几户人家，除三户据老人讲是后搬来的回族皮匠外，其余全姓王。其二，不知上溯多少代，村里就只有两眼井，而且奇怪的是这两眼井打落在村东头路南侧，靠井台南边有一棵好大好大的大榆树，没有人讲过老榆树有多大年纪。我只知道，每到春节，除夕的晚上村里人抬上一挂百十来斤的大鞭炮，用梯子把这挂鞭炮高高地挂在树上，几乎全村的人都来看放鞭炮这一景。鞭炮是村里人集资自做的，点燃之后，有上天响的，有落地转的，还有满地乱窜的，共十多花样，普通的响声中又夹带着声声巨响，老人说十几里都能听得到俺村放鞭炮。村子由井而取名，这是不是祭祖或祭村呢？我不知道。
其实，我家住的村正中的道南，家堂屋面北角还有一眼井，很多家都到这里担水。这眼井据老人讲是前几辈后来才打的，因为它太年轻，没法和那眼双井在一起排辈份，村名自然没提到它。
在我的记忆中，俺村三面环水，村东南有一条八里长的河岔是最大的，村北有一条人们取土挖的长方形水塘。村西侧是一个很深很深，水又清澈透底的大水塘，中塘中央长着一棵大柳树，站在塘边可以清楚地看到成群的小鱼游来游去，因为鱼太小的缘故，村民只在东南那条大河里打鱼、游泳。
提到游泳，我总觉得终身遗憾。村里的小伙伴们几乎个个是水中的好手，他们可以在深水中打水仗，玩捉迷藏时可以一头扎在水里好半天不出来。露头时却又在远远的地方。很少能被对方抓住。而我生在水乡，因七八岁前没有学会游泳，直到一生再也没有机会学会。我没学会游泳并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我是王家这一辈第一个长孙，老人们对我的叔叔们看管得很严，生怕出意外。决不允许他们带我到水中玩，这就把我变成了一个旱鸭子。只能站在岸边羡慕小伙伴们在水中的嬉笑玩耍了。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3:46:23
我那时的童年是美好的，没有现代孩子那么多家教课业负担，与小伙伴们玩是我打发时光的主要办法。故乡的文化底蕴很深，孩子们的玩法也很别致，练杂耍是大家最喜爱的。大家在一起练下腰、打侧手翻，练顶技。我五六岁就学会了用长长的细木棍立在手指上，还能从手指把它移到肩上，有时还用脑门顶着玩。撞拐也是大家喜爱的玩法，包括十七八的大小伙子，一个不服一个。还有打耳儿、荡秋千等。记忆中过完春节，可以是正月十六到十八，各村的荡秋千高手还云集一块比赛，用竹杆高挑一块香肉，使肉与横杆处在同一水平线，谁能荡高并咬下这块肉便是奖品。会受到大家的羡慕。这些虽然都是游戏，但在玩中培养了大家的机智和勇气，锻炼了身体。
故乡的知了很多，到了夏季，越是炎热的天，它叫得越凶，孩子们都喜欢抓知了玩。最初，可能是我还太小的原因，不能上树上去抓，便学着别人找个带驻的长把棍儿，再打蜘蛛网缠在叉上几层，拿着它去扣爬在树干上的知了。不知从何时起，我学会了上树捉知了，而且还有自己的优势，由于年小体轻，我能爬到别人很难爬到的，比杯口还细的树杆上把知了捉到。捉时，我只用一只手抱着树干，另一只手腾，伸出食指慢慢地往知了后边移，到了知了后翅处突然一按，就把知了捉到手了。知了被捉，它叫得更凶了。拿着战利品下树，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到了东北，几年后我才在草甸子上听到类似知了的叫声并很费力地捉住了它，奇怪的是东北的这种昆虫不是黑色的而是绿色的，且一旦被捉，它反而不叫了。让我很失望）
记得还有一种捉知了的方法，那是在大人们的带领下进行的。在无月光的傍晚，人们找些干柴在树木较多的空地上点燃，其他人用脚或棍子碰击树干。受惊的知了便会扑向火堆被人捉住。当然，被捉住的往往不光是知了，还有其它飞虫，人们这样做可以捉很多喂鸡。
捉知了虽然是孩提时的一种玩耍，但却使我从中受益。长大后我到了内蒙古生活，在同伴中我仍然很善于上树爬高，登高一点也没有恐惧感。但我却怕坐船，一坐船就晕水，这也和小时候的玩耍有关吧？在内蒙古，我在同学们中撞拐也很出色，比我高一头的大个子往往撞不过我，看来，儿时的某些活动会对人一生的成长大有帮助的。
故乡的烧柴比较缺，象我家这样十几口的大户也没有一个象样的柴垛。做饭都是拉风箱瞅着锅底烧。饭好了，风箱一停灶里几乎就没有火了。我从小学会了拿把小铲子找路旁的小草铲，然后一把把抖掉土装入小萝筐挎到家里凉干做柴用。有意思的是，到了秋天树叶落时，一有点小风，小伙伴们便纷纷跑出，每人手中拿着一个带绳的小竹签，在杨树底下比赛扎树叶。故乡的杨树叶有小碗口大，一二百个树叶被穿成长长的一串，绳子穿满了便拽着跑着送到家里。对于我们，这只是比赛玩，对于家里，这可能就是我最初的劳动了。
我还在叔叔的带领下捉过泥鳅，那也是惬意的事儿。河岔干涸时，河底会裂成龟甲状，叔叔用锹或二齿钩猛然弄翻一块，下边的泥鳅便急着住另外几块底下钻，要快速将它们捧捉住。回家后我急着要吃，做饭时大人们便先让我尝鲜儿，方法是用纸蘸上盐水将泥鳅裹几层，放在热灰底下，一会便熟了。饭菜还没好，我就能先吃到几条自己捉到的泥鳅。吃得可香了。后来知道，捉来的母蚰（东北叫蝈蝈）也可以这样吃，只不过需要先把头拔掉，母蚰的内脏也就一齐清除了（东北人把母蛐叫三叫驴儿，认为它是公蝈蝈，其实它是母的，因为它的肚子里有卵）。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3:47:31
故乡盛产水果，杏与桃很多，特别是枣要树，几乎多数人家院子里都有。收枣是要到成熟时用竹杆子打的，可孩子们等不及，常常是几个要好的朋友找来个长长的高梁杆儿，在末端载弄个钩夹上一个小棍儿固定牢钩子，然后顺着胡同找别人家露在墙头上的青枣，一个个往外钩，一会儿每人就能弄一衣兜。若被发现了，大人们也只是喊两声。我们一跑了事。别人到不太计较几个枣，但我们必竞是在做“贼。
故乡有孩子们“劫道”的习俗。四月十八赶娘娘庙会的人，不论过哪个村都会“遭劫”。每当这时，被劫的人（多数是劫挑担的，推小车的）会抓出一把泥咕咕四外一扬，我们便四下抢着去找。放过行路人。拿到劫来的泥咕咕放在中口中满大街地跑着吹着玩，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当然，回忆起来也确实有计讨人嫌欺生的事。外村的少年路过村子，如果不认识人家，我们便会三五成妇群围着人家屁股后边撵，叫骂却很‘文雅‘―――“哪儿的小孩，打两骨节，你吃屁股墩儿，我吃光脊梁骨！”（看，骂人还带点文诌诌的气味，但毕竟吓得人家不赶回头。）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3:49:40
幼年时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过年和随大人们赶会了。每逢会日，不论是爷爷，叔叔或姑姑婶婶，只要他（她）去，我总吵着去。可能大人们都惯着我，很少带比我小一岁的堂妹去。万古会热闹极了，一排“街”人山人海，这街“是专卖小百货的，那“街”是专管小吃的。这条“街”是自家针线活互相交换的，那条街是专门买卖牲畜的。有意思的是，就连卖针和人丹的，也唱的一套一套地吆喝，边唱边用手拿一根针往另一只手拿着小软木片往上甩扎。当围看的人看。卖针的着扎了不少有人要买时，他会再甩上几根针奉送。卖人丹的和他几乎一样，也是一边唱一边往带眼的小工具上加。他们的唱法和相声《卖布头》里讲的一模一样，可惜当时我太小，没记住原词儿。
若赶上临过年的会，还会见到几处买鞭炮的，站在高架子上边吆喝边放鞭炮，宣传自家的鞭炮如何如何地响，来扰一大堆人看或买。卖皮鞭的则是打个场子，光膀子手提皮鞭甩得叭叭地响，不用鞭杆就能甩那么响，而且口中还一套一套的。还有真功夫。我唯一能记得清的是卖茶水的。可能是他们的喊声最简单：卖茶水的推着独轮车，在人群中穿行。人多时一个劲地喊“借光，借光”，人稀处喊“热荼咧开水（1 1 1|5 1 | 1-2|）。
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打把式卖药的，练气功的，耍猴的和拉洋片的一些艺人，他们使我感到新奇或有功夫。气功师能把几百斤的大碾砣搬上身压来压去，真了不起。最有名的一名老气功师曾哄动万古乡。他七十多岁，苍白的稀发连着长绳甩过一丈高的横杆子后，几个青年把他吊起，他四肢平伸，挂上满满的八桶水，再咬上一木桶水，被杆后的人高高地拉起。水重少说也有三百斤重吧。他却四平八稳。稀稀的头发竟然也不断。他还能只穿短裤在高高悬起的三口锋利的铡刀上行走、翻滚而面不改色。要知道。这三口铡刀是在万古当地选人磨快的。更绝的是，最后老人的节目竟是在立绑着的粪叉上，用粪叉叉中齿扎着自己的肚子，猛一松手，头脚高高地跷着转了几圈，吓得人们嘘声一片。总之，童年的庙会给我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使我念念不忘。
孩子们都盼着过年，而我的童年过年尤其值得一记。我们王家是一个大户，仅我爷爷这个院就十三四人，加上我二爷他们等共计三十来口人。刚过除夕半夜，先在自家按辈份逐一拜年，然后就提着灯笼一家家地在不出五服的亲人家拜年。满大街的年轻人又按辈份互相拜年问安。我年龄辈份都小，往往是没走完两个胡同，前胸的特制大兜就装了满满的核桃、枣、糖果了。无法跪下磕头，只能送回家再出来。至亲的长辈还会给我一些压岁钱。年过了，我比任何人都丰盛。这可能就是我盼年的主要原因吧？当然，看踩高跷，看打秋千，看民间武打戏也是我盼年的又一原因。要知道，故乡的踩高跷不象东北，不但高跷的腿高，许多人还能做跳八仙桌的表演呢！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3:51:52
我家东大门南院墙上长着一棵老槐树，是八六年我探家时唯一没变的一景。据当时二叔给我介绍，这棵老槐树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几辈儿人了，谁也不敢动它。据讲，每动它一次（比如砍一个小支干），家中准出一次事故（非死即伤），因此它使人敬畏。在我的记忆中，西厢房的后院里，还长着一棵令人仰慕的大桃树。它的主干有小盆一般粗，一年能结一二百斤大桃。八姑九姑们都回娘家时，几十口人也吃不完。大约是在我上学的前一年，不知怎么它突然象死掉了一样。那年不但没有结果，而且只有一枝小岔上长了几片绿叶。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上“歇年”，是常有的事。桃子从刚有熟的开始，我是全家唯一能允许独自上树摘桃吃的人。可惜，三十几年后我探家时，早已经不见它的身影了。
6、大青石板和小庙
在我们村正街路中段的南北两侧，有几块临街的大青石板。每当饭时，很多家的男人们便会一手端着大粥碗，夹着咸菜碟，一手拿着干粮和筷子，从胡同里走出来聚在这里吃饭。此时大青石板就成了村里男人们的临时共用饭桌。我也常跟着爷爷或叔叔们来这儿吃饭。我用的是小木碗。喝完后叔叔们会从自己的大海碗中再给我倒些，不必自己回家盛。男人们边吃饭边天南海北的聊天。什么话都有。有新鲜事，有农事或行情，也时常夹杂着些讲笑话的。家闲的饭后，有时大家还会推选出某人讲一段书解闷。我小时就知道一点曹操，刘关张的故事，就是从那儿听到的。而在平时，大青石板常常是老人们纳凉或晒太阳的地方。也是村人们下象棋的场所。饭时的人比较多，这里才成了个临时的信息中心和交谊场所。后来我认识到，这是全村人增强凝聚力的一个地点。故乡的风俗是，若不是逢年过节或来客人，吃饭是没有固定饭桌的。夏天，大家会随便在院子里吃，冬季就随意在厨房或院内向阳处吃。而男人们更喜欢出来把青石板当成饭桌。不知邻村是不是这样，反正这是我们村的一景。
我们村东头路北还有有座庙，可容纳二三十人一起供拜。庙中有大小几十尊神像。但我记得清的只是中间两尊最大的中的一位，他双手拿着钢鞭成交叉状，高高举起在头顶，三只眼横眉怒视，据说是马王爷(记不清楚了)。另外，记得还有两侧的牛头马面，判官等。庙的作用我只知道有两种，一是还愿，一是给孩子逛锁。逛锁就是孩子每长一岁，到庙里烧生香上供，在一第红绒线上穿上一枚小铜钱。一年一串，逐年增加一枚，铜钱的数量要与孩子的年龄相同。等到成人(结婚)时，用这些铜钱打一把长命锁带上。至于这有什么讲究，我就不懂了。反正我离开故乡时已有了六七串小铜钱。多少年之后，我还在后悔，为什么我没把自己的几串小铜钱带到关外呢？起码扎键子会派上大用场。大家会羡慕坏的。
可能是我入学前的一两年吧，庙被拆了。当初拆庙时有一两名军人，是他们领着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拆的。他们一边拆一边喊：“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这是共产党的命令……”。好像他们怕得罪神仙似的。拆庙时村里很多老人都很悲伤，后来知道，有人事前还偷偷地搬走了一尊个头较小的神像。据说是神力挺大的的。是观音还是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还有人要给神上供，才知道被人全偷偷留下了这尊像。
这样的小庙当初在故乡好多村都有，都被拆了。对于此事，我长大后很长时期也一直没有非议——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是对的。只是最近几年，我外出旅游了几次才有了点新的感想；如果这些庙还有万古的玉皇阁等能保留下来。那是多么珍贵的历史古迹啊。可惜，类似这样的古迹我只能在千岛湖、绵山才能参观到，否则，故乡的文化古迹一定不比这些地方的逊色。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3:55:17
村里的老人们都很喜欢我。他们常夸我是小秀才，将来定能成举人。进士等等。当然，我不知道举人，进士为何官。我知道，老人们夸我的原因除了我比稍大些的孩子会数数，会算帐，在没入学前会写几个字以外。就是我常为他们挖耳蚕，还能用头发为他们绞眼屎。这些活儿，毛手毛脚的孩子是干不成的。
我记忆最深的是我的曾太奶奶。我父亲常对我讲，我们老王家女主人多少辈以来都是高寿的。我的曾太奶奶就活到了九十三岁。在我入学的那一年才去世的。她眼不花，耳不聋，常常给我讲故事听。好在我爷爷和我二爷两处轮流吃饭，三四天一走。但是，无论谁家有好饭吃时，都要把她接来或是给她送去。
她也不甘寂寞，总是自己找点事做。 比如，打麦时，她总是手摇蒲扇在场院边树荫下给家里看场、撵鸡。有一天，她突然不见了，这可急坏了全家人。后来分析，她曾说过要去南庄算卦，是否会是她自己去了呢？
果然，在南庄找到了她，回来大家说啥也不让她自己走了，是用小车把她接回来的。家里人急得哭笑不得，她却乐哈哈地对家人讲：先生给她算了，她能活“九十单三岁”。
说来也巧，她果然是九十三岁那年的夏天去世的。病倒后七天不吃不喝，还正赶上连雨天。
曾太奶奶的后事办得很隆重。这是我小时唯一见过的大场面：她的寿材停在南场院，本村和外村人几天里吊孝的络绎不绝。每当吊唁的人一来，有一个主事人便拉长声高喊“客到——”，吊唁的人跪下哭一会，主事人又高喊“孝子携客——”，于是家人便上前劝起来客，去一旁休息用茶。到开饭时，南场上铺了两排凉席，大家席地而坐用餐。每餐不下百十号人。
后来我懂了，人之所以那么多，一是她高寿，二是她辈份大，三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家是个大户，在方圆几村里是有名的。听我母亲讲，我太爷之前几辈可算是个大地主。太爷那辈因为他吸大烟(鸦片)，把家给败了。为了保住最后的家底，全家人开会罢免了太爷的家长职位，我爷爷不得不从十六岁就当了家。到土改时，我家已无多少贩财产了，给划了个中农成份。但在外村看，王家仍有个大户名声。
关于太爷，我记忆中他就病卧在床上了。他对我是倍加喜欢的。每当我爷爷或二爷赶会赶集回来买些好吃的孝敬他，他总是偷偷地把我叫到床前，分出一些给我吃。万古的烧饼夹肉是有名的。县城道口的烧鸡更是全国闻名的。这些东西太爷没少给我吃。堂弟堂妹们虽然都是太爷的亲骨肉，他们却没有这份殊荣。现在想起来，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太爷叫我偷着吃我就偷着吃。为什么不偷偷地送给弟弟妹妹一些呢？亏我还是个“小秀才”。一见好吃的把什么都忘了。太爷是先于曾太奶奶两三年去世的。
太奶是1971年去世的，奶奶是1986年去世的。此时我们都在关外，条件差，没能回去奔丧。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3:56:46
我小时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这是因为在我出生前父亲就参加解放军离开家了。我也曾阴随着母亲去归绶探望过他。但因为时间短，白天又总是操练、开会，几乎几不到他，所以见过面印象也不深。只记得唯一的一件事是他的战士教过我吕唱“二呀么二狼山，高呀么高万丈”这道歌。我也只学会了三两句。
外祖父从解放前开始就在西安做生意。姥姥家在玉驾庄，离我们十里。母亲回娘家去过西安一趟，我们在那住了将近一年。倒依稀记得几件事。他和曾外祖父二人在西安是卖小百仙货的，生活比农村稍强。我记得，曾外祖父留着很少见的长络腮白胡子，他养着一只老花猫，猫很乖，叫它来梳胡子，它就用爪子给老人梳胡子。人睡觉时，它总是钻进被窝头枕着外祖父的胳膊。象个小孩子一样挺逗人的。
外祖父也给我买过一只螃蟹和一只小乌龟。小螃蟹没养多久就死了。它不太好喂，可能是饿死的。只记得它横爬的挺快。而小乌龟却养了好长时间，可能是它不容易饿死。这只小乌龟有小碗口那么大。我一只脚站在它身上，它还能拱着往前爬几步呢。有时人们好奇，有的大小伙子也试着站在它背上。它走不动了。但却安然无恙。有一天小乌龟行丢了，我哭了一场。据大人们猜测，可能是它钻到了菜叶垃圾堆里，被运垃圾的一起给倒掉了。
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享福的时光，只要想吃啥，外祖父会抱养我，即使是下大雨，他撑把伞跑很远也要给我弄到嘴。
我记得所住的东大街马厂子离钟楼很近。我与一个叫立立的小孩常到钟楼那儿玩。那年有两件事我没忘：一件事是斯大林去世。西安市民戴孝纪念。那天有一架飞机在低空飞，有人说飞机里有斯大林的遗体(当然后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另一件事是那年旧币刚刚兑换成新人民币。旧币一万元既新币的一元钱。一百元即新币的一分钱。旧币一百元是一张粉红色的大票，我常用它买东西，印象挺深。有一天傍晚，很多人都走到马路上看热闹。原来是销毁旧币。持枪的军人围成一圈儿，用大卡车拉来的大坟堆旧币燃起了熊熊的大火。看的人有的还感到可惜，发出各种见解和议论。我知道西安当时就是个中国故都，但在我的印象中，街上的汽车并不太多，还没有今天的小县城上车多呢!从这一点来看，社会的变化真是太快了。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3:59:11
可能全村几乎都是王氏家庭，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的原因吧，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极少听到过骂老人的。在内蒙，常常听大人嘱咐出外玩的孩子“别和人家打架啊！”。万一孩子们打架，骂起人来也很凶的。而在我的记忆中，孩子们骂人打架的事太罕见了。若是夏天的傍晚去街上与小伙伴们玩，大人们常嘱咐的一句话是：“别扶墙走啊！”
这是因为，故乡有蝎子，刚黑天时喜欢在墙上爬（可能是在爱觅食），成一手摸到它，被蜇了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东北，老人们说这里的土地是鸡土地，蝎子怕鸡，因此东北没有蝎子。
村里老人称我为“小秀才”，我自己并没有感到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可能是家教比较严，受教育比较早些的原因吧。我爷爷治家是很严的，全家人都畏惧他的家长作风。用我母亲的评价来说就是，爷爷不厉害也不能十六岁就当了家，管理那么一大家子人。不知我从几岁起，爷爷就曾教我打算盘，使我初步掌握了“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十”、“三一三十一”等简单的东西。对这些我学了也只是初步了解，童心根本不在这上边。那时的孩子没有今天的学前儿童有课本，课业又那么多，但在不知不觉中，我因家庭的熏陶，比村里其他孩子多掌握了不少东西。什么“赵钱孙李”啦，“子鼠丑牛”啦，都已学会了一点儿。我记忆最深的且影响今后我成长的，是爷爷给我讲的人要有三相――“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和人要有三稳“口稳、脚稳、手稳、”。此外，还有母亲讲的人要勤快，不能贪睡――“睡不够的瞌睡，攒不住的力，觉越睡越多，力气越使越有”。在为人处事上，老人们教导的是“凡事就像扛东西，先想想放在自己肩上行不行，才能往别人身上放”。这些话，使我受益终生。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4:02:12
想到童年的一些事很有趣。每当母亲，祖母、太祖母她们梳头时，我总是围在她们的身旁。眼睛直勾勾盯着她们，等待着把梳下的头发送给我。拿到这份礼物以后，我就乐颠颠地跑到墙角某处，偷偷地把头发塞到了墙角某个小砖缝里藏起来。为的是等打锣吹糖人的来换个糖人玩和吃。吹糖人的人真神，他用小麦杆蘸上一点糖稀，边吹边捏，一会儿工夫就能做出一个孙悟空啦，武松啦等，各路英雄在他手中做的活灵活现还五颜六色的，真是绝了。那时，在故乡走街窜巷的各种艺人太多啦，不象东北，三五年只能看到一个耍猴的。比如读木偶戏的，三尺见方的一块小架用布一围，一出逗人的戏就能开演。又打又唱，还有乐器伴奏，看不见里边的人是怎么忙活的。按我的想象，三五人也恐怕忙不开。这种乡村文化离开故乡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总觉得很失望。
12、入学的风波与上学
一九五四年秋的一天，我听大孩子们说，万古小学开学招生了。到学校报名的新生是由高年级的组织站排，喊着一二一去的。我羡慕人家站排，还都穿着洋布新衣，也就站到了排里跟着报名去了。路上听说七周岁以上的才收，还要考试看行不行。我想，不怕，只要他们能“考”上，我也准能“考上。
我一直清楚地记忆着入学前后的这一幕，因为这件事当初对我的触动太深了。考试是这样进行的：新生一个个被单独叫到屋里，一位三四十岁的老师考我。
问：“你叫啥名？几周岁？”
答：“王XX，七周岁”（这里的名字是我给去掉的，录入者）
问：“你有七岁（已经怀疑了），属啥？”
答：“属猪的（其实我是属鼠的，这我早料到会问，怕不收，我撒了谎）。”
问：“会查数吗？”
答：“会呀”
问：“那你查一个”
于是我就一口气数了下去，没等数到一百，老师看到我数得非常流利就叫我停下了。接着，分拿出10个粉笔头，叫我数了一遍，马上用手捂上三个，用另一只手捂住了剩下的，问我另一只手捂住的是几个。我开口就答“七个。”我心想：“就是一百个你把捂上的告诉我，我也能知道另外的是多少。”
按理，就不该考我了，可老师还是怀疑我的年龄，不想收我。
又问：“玉皇阁在哪个地方？”
“在西北。”
“有多远”
“一里来地”
老师没法，只好又问了我父亲和我爷爷的姓名，然后记了下来，对另一位老师说“先收了吧。”我想可能还要找我爷爷告状。但爷爷掼着我，我不怕。
全体新生都考完后，教师组织全校学生到院子里（那时学校没有操场，更没有礼党）集合，新生按大小个单独站在一旁。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原来，我比所有的新生还要矮一头，更不用说老生了。要知道，解放初年很多人家的孩子不能上学，有的十五六才入学，三四年级就有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我往新生班一站，大家自然感到新奇，都往我这儿看。更糟糕的是，全校只有我还穿着开裆裤呢（因为妈妈不知我上学，根本没给我做入学穿的新衣），大学生们光看我还不行，还往我裆下指着一个个偷偷地笑，笑得我脸热烘烘的，后悔不该来报名上学。
第二天，当学生们又一二一地到我家门口喊我上学时，我跑到屋里躲了起来，不想去了。母亲把脸一沉问：“咋啦，昨个偷偷跑着上学，今儿就不去了？”，我装病说自己肚子痛。母亲说：“要是肚子痛，就躺下睡吧！”于是我只好乖乖地躺下。
要知道，天天无拘无束玩的我是怎么能躺得住呢！估计学生们也就刚能到学校（离我家一里多路），我就想下床出去玩。母亲说：“你干啥？”我支支吾吾心虚地答道：“上夹道（茅房）。”母亲一下子火了，骂我：“你刚从外边跑进屋，哪儿来的那么多屎尿！”然后回过身来把门一叉，拿起笤帚哪着我的屁股就打了起来。边打边骂到：“我叫你装肚子痛，夜个（昨天）你谁也没问就敢自个儿做主上学，反了你了（这才是母亲打我的真正原因，在我家没有爷爷的点头做这样的事，在母亲看来是大逆不道了）。我被打得大哭大叫，哭声惊动了爷爷奶奶，他们在门外大喊，但进不了屋。好一会，母亲打够了才开门。爷爷知道了原因，为我开脱地批评了母亲，说为孩子上学她不该打我。还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别说是我，就是我堂妹过两年也都得上学。我母亲一听，也不敢再说什么了。要说我一生的“逃学”，这是唯一的一次。这并非是因挨打长了记性，而是因为从此以后我正式上学，直到文化大革命我高中毕业，学习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感到累过，我对学习很有兴趣，脑子里从没有发生过要逃学的念头。而且，我的成绩一直不错，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感谢爷爷对我的早期家教。记得我的舅舅在我入学前也曾经教过我认字，写字。
也就是在我挨打的那天下午，老师果然来我家了。他向爷爷讲述了测试我入学的情景和怀疑，爷爷笑着告诉了他我的真实年龄，并说学校若看行，他同意我上学。老师也答应了。这样，第三天我才真正入学。来我家的这位老师姓王。正是教我的班主任。
那时的学校，条件是很差的。唯一的设置只有万古的一个大四合院，做课堂的几个屋各有一块木制的黑板，教学条件除了有几名老师外其它一无所有。学生上学，需要从每个人家中凑桌椅。爷爷叫我三叔四叔把家中的八仙桌拿去。出了村，我和四叔把八仙桌放到通往万古的一段小水沟里，桌腿向上推到万古的。我们班的摆设是：后面有两张八仙桌，高个子同学围着坐中间有二排条桌胡同里前边一半的同学中西没有桌子，是用从各家凑来的长木板搭起来的，两头各个几块坯垫起来，就算是学习桌了。我最小，当然坐在最前边。坐的是中国人家拿来的小木凳子。有的没有凳子，就用坯当凳子，上面再铺点什么就成了。
学校主要是讲语文和算术，其它的课程没有条件开。快上到一堂课了，或电早或晚，只要有一位老师把学生放出活动，几分钟后别的班也就先后下了课。叫大家在院子里或门口玩一会。快放学时，几个老师看看太阳或日影，大家估计一下时间，拿个木把子小手铃一摇。就是放学的时间了。几个月后，学校添置了一个小闹钟，到下课时小闹钟一响，大家就一齐下课了。开始我们新奇地挤到屋里，看那个小闹钟点很神奇。因为在解放初年，故乡各村都没有钟表，窗户上边也不安玻璃，很多孩子还是头一次见到闹表。东北在这方面比关里农村要强。
入学后不久，母亲就家织布给我缝了一个白色的小书包，外面还专有放墨盒和毛笔的两个小兜。几天后，我也终于穿上了用“洋布”做的一身新衣，用手一摸，光光的，软软的，比家织布舒服多了。
提起“洋布新衣”，我在西安那年空才一两件，而在故乡一直是穿家织布衣服的。故乡的妇女都会纺线织布。这活儿是挺辛苦的。母亲、二婶及姑姑她们几个常坐在一个屋，围着一盏昏暗的小棉籽油灯。一纺就是大半夜。有时到鸡叫才睡。我小时候的催眠曲常在耳边响起：“嗡―――嗡―――嗡――――嗡，吱哽”地叫个不停，我常常是在这种声音下坐在母亲怀里睡着的。
那时，叫什么东西都常常带个“洋”字，洋布、洋袜，洋油（煤油），洋火，洋车（自行车），洋镐…….甚至连铁钉也叫“洋钉”。本来，这些东西解放后已经慢慢都是国产的了，但外国人在经济上侵略中国的残影却在百姓的口语中一直留传了很久。
我是一开始就是用毛笔学着写字的。这和东北不同，东北当时是用铅笔。据说等到三年级才学习写大楷。
课文极简单，第一课是“开学了”；第二课是“我们上学”；第三课是“学校裏同学很多”；第四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当时我们学习时的字是繁体字，五六年才有了第一批现在的简化字。课文是竖排版，每页都有插图。记得每次考试，我总是第一个交卷且总是满分。看到有些比我大好几岁的大个子，在我交卷后玩了好一会还交不了卷，我当时还挺不理解的。
记得有一次全校在院子里集合，一名老师讲抗美援朝的事。还讲了美国原子弹什么的。那可能就是政治课了。其余的我就记不清楚了。我在故乡念了一年书，刚要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就随父母来到了内蒙古了。从此，也就结束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这一切都开始成为美好的回忆了。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01-13 14:02:53
父亲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了内蒙古支边，五五年夏季，他回故乡接我们，这里我的二弟已经八个月了。我记得，乡亲们围着父亲听他讲内蒙古的事儿。当大家听到牛粪能当柴烧时个个都很奇怪。大家问道：“那不臭吗？”父亲的回答说东北的牛净在野外吃草，不象咱家的牛是喂料的，所以牛粪烧起来很好，也不臭。
父亲还讲到，内蒙古的茅柴多得很，家家的柴垛都比房子还高，乡亲们听了很惊讶惊慌。但有谁能想到，自从我来到第二故乡内蒙古以后，烧柴几乎是伴随我一生的最大一件事呢？我理解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将“柴”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因为它使我一生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代价。
父亲还讲了内蒙和东北的土地很肥，种地不上粪，庄稼也很长得很好，照样丰收。乡亲们听到以后都表示不能相信。种地怎么能不上粪呢？
这使我想到了故乡老乡拾粪的事儿，他们见到有车过来，往往要跟着车走一段路，只为了能希望拾到牲畜拉的一泡粪。故乡还有一种风俗，谁若在村边见到了一泡牲畜粪，会用脚在粪周围封点土，然后回家取粪筐，再回来把它拾回，别人见到粪用土封了四周，也就知道有主人了，不再去冻了。可见，在当时，拾粪与拾宝贝差不多。
父亲还说关里的土是成土，挖个坑再把土添回去，土会装不下，而东北的土则装不满坑……
父亲在故乡的十几天里，天天与乡亲们谈论着新鲜的话题。什么“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呀，什么鹌鹑满地飞，家户过年都杀猪呀，还有有几十里不见人烟的大草地呀，冬季睡火炕如何肯暧呀等等。我因为要随父亲走了，也常挤在人堆里听这些故事。我感到，将来要去的地方也挺神奇的。
作者：抗着红旗走 回复日期：2004-01-13 14:44:16
作者：死鬼7 回复日期：2004-1-13 19:27:31
作者：红蜻蜓0622 回复日期：2004-1-13 23:48:19
不过，我喜欢。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4 11:53:21
作者：鲜衣怒马仗剑天涯 回复日期：2004-1-14 20:27:18
作者：禹兮禹兮 回复日期：2004-1-14 20:37:33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4 20:52:28
故乡有好多风土人情和农事操作都与东北是不同的。在内蒙古生活的东北人听起来会感到很新奇。比如，锄地怕脚印多，把松过的土踩实了，所以一次要锄十条小垅（相当于东北的三条大垅）；收小麦不用镰刀，也不是拔，而是用手拿一把簸箕的木把斜铁铲来铲麦稞。铲的很快，一步步向前走，被铲到的麦子斜向已收割的一边，随后的人们用耙子搂起来打捆。种地用篓，一次能种三小垅。扶篓的都是农家好手。听篓上的小铃响声就可以知道种子撒得均不均。我东北却没有见过篓。收棉杆的工具则是一根带铁钩的木棒，勾住棉杆底部，利用杠杆原理，一颗一颗地向外拔。当然，故乡的人也不知东北有搂柴的大耙，打柴的扇刀为何物……。
有趣的事还有，解放初的故乡还有斗鹌鹑的，斗蟋蟀的风俗。据说，解放前，有些公子哥专以此为营生，每斗一场要下很大的赌注呢。解放初，以赌为生的人没有了，但喜欢养这些小东西，并以斗来取乐的人还有不少。我们村就有几位爱并养鹌鹑的老人。他们把鸟放在一个圆底的的小布袋里，聚在街上闲坐时，把鹌鹑拿出来，手握着它，让它的两腿从指间露出来，用姆指不停地顺着摸小东西的头。据讲这样做的时间越长，鹌鹑的斗性就越凶。有专抓鹌鹑卖的人，捉的方法是在棉田中事先置好一条长长的扣网，派出别人把鹌鹑往这里撵，然后扣住。我只见过一次斗的场面，和公鸡打架差不多。据说，败的永远不会再斗了，因此要被主人气得摔死。难道养鹌鹑就是为了这样杀死它吗？要是这样鹌鹑与今天的宠物们的命运就不同了，谁能保证自己是长胜将军呢？
斗蟋蟀往往是年轻人闲着没事干的游戏。捉到公蟋蟀后平时用小盒养着，斗时把两只放在同一个盒中，它们开始并不会咬，只是用触角互相试探对方。为了击起小家伙的愤怒，人们用苇杆弄成带毛的小棍碰它的触角，一碰它就一叫，叫着叫着两只都以为对方在侵犯自己，于是就开始儿猛烈地互相撕咬起来，边咬边叫，这看起来挺逗人的。但细想想，真正挑动这场战争的还是养它的主人。我小时候也玩过小昆虫。玩的方法是用一小段麦杆把它的一条腿放进去。一松手，它就飞了。于是我们就象追降落伞一样在后边追着玩。想想这些童年的生活，我仿佛又有了童心，回到了童年。童年的时光并不长，但童年里叫我了解了很多精彩的世界，也学会了不少东西。
12、由小喜鹊想到大灰狼
提起一些小动物，使我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故乡的房子在解放前也都是砖的。不象东北解放后三四十年，大多数农家还是住在土房里。我小时候喜欢在墙缝里藏头发换糖人。那时找一个合适的墙缝还真得动一动脑筋呢。可是，小伙伴们都知道，鸟类也很聪明，它们竟然也知道利用墙缝储备食物。小喜鹊就有这个本领。
我童年时多次干过偷喜鹊“仓库”的坏事。在村上玩耍时，一旦看到有单个儿的喜鹊买进村，我们总是偷偷地瞄着它。它也是很小心的，之前看仔细看一看是不是有人注意它。所以这里我们不能让它发现，等我们看它落在哪个墙缝上啄时，就大喊大叫地把它撵走。等它飞远了，我们就跑过去找这个地方，准能在那个墙缝里找到一点“小食品”。比如几粒瓜籽或花生米什么的。最常见的是几粒小糖梨儿（一种象樱桃般大小的黑色的很甜的水果），找到以后我们就代它享用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事有趣但也有点内咎，我们抢了它的仓库，不知道它会不会因此挨饿。
而东北的孩子们却都不知道这种事，在东北，我刚上初中时，有次在上学的路上正赶上了飞落在土围墙上的喜鹊。于是我跑过去，在那里找出了几粒葵花籽。同学们曾问我为什么会知道它会在那里埋东西？我就给他们讲了我小时在故乡做过的这种事。
童年的时候，喜鹊和乌鸦很多。几百上千的乌鸦一飞到我们的头顶，哇哇的叫声震天响。孩子们则会仰起脖子高喊：“老鸹老鸹来打场，你看家，我放羊！”
我忽地想起，这些年已经很见到这种自然景像了。记得刚来东北的头几年，我冬季去野外打柴，几乎每天都能惊飞野鸡或惊跑野兔的。有时还能拣到别人套住后冻死的野兔呢。而如今，别说能拣到野兔，就是天天在野外逛，多少天也难见到一只野鸡或野兔了。这些自然界的朋友们的生活圈太窄了，它们日后的命运……，我不敢往深层去想这些事了。
提起野兔，我在内蒙古还经历过一段想起来后怕的往事。一九五九年冬，我才十一二岁。一天，我和另外两个比我大几岁的同学去大辽河南岸去打柴。到了南坨子（坨子是指科尔泌沙地，呈丘陵状分布，没有固化的就是流动沙丘，多数已经固化了，长满了草和树，爸爸那时没有流动沙丘，我出生后被破坏的几乎成了小沙漠了。我多年没有回去了，听爸爸说现在注意保护，植被又恢复过来了，有些地方再过几年就郁闭成林了――录入者），我们分别寻找柴点儿，我找到了一个低洼坑，见坑里的柴草很高，正要去割。突然，我见到东南坨包（一个固化的沙丘）侧跑过来一只野兔，样子很疲惫，似乎受过伤似的。我兴奋地举起镰刀迎了上去，准备抓住它。我刚跑了几步，突然见到跟在野兔后边有一只大灰狼，它见到了我，猛然一停，坐在了原地。兔子借机逃走了，我与狼四目相对，正准备甩向野兔的镰刀高高地停举在了空中，头发吓得好像要立起来了。只三五秒钟的时间，这只距离我只有二三十米远的狼转身向坨包的东南方跑走了。我无意中救下了兔子（回想起来，当时的兔子已经筋疲力尽，不知被狼赶了多远，狼的耐力是很强的，为追猎物常常可以不停地跑三十多里。如果不是我的出现，估计不一会兔子就会累翻在地了）狼也没有伤害我的意思。事后想起这件事，如果狼当时若真的见捉兔子被我干扰扑向我，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可能是我高高举起的镰刀救了自己，吓跑了狼。狼跑走后，我飞快地找到了我的那两个伙伴，将刚才的惊险一幕讲给他们俩。吓得我们三个没有再敢在那儿打柴，回到了大辽河北另找地点去了。
13、听奶奶讲故事
夏天，故乡的人喜欢把床搬到院子里睡。因为故乡的蚊子少，人们在外边睡很凉快。每当这时，我们常挤到奶奶的大床上，闹上一阵子后，让奶奶讲故事。奶奶常指着天上的星星，给我们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她指着天河讲，那是王母娘娘用头簪划出的河，把天上的织女和地上的牛郎分开了。每年七月初七，喜鹊飞来搭上桥，他们才能会上一面。她指着牛郎星旁的两颗暗点的星，说那是牛郎的两个孩子。再远一点的四颗棱形的星座，是织女扔给牛郎的织布梭子；而织女旁有三颗星，是牛郎扔给织女的牛样子（牛脖子上耕地时套上的工具）。还有“参儿（三星）捧船把（六颗星的星座），不久年下”的俗语介绍。奶奶还指着类似八边形的七颗星，说那是玉皇大帝的八角硫璃井，因七天仙女打水时不小心碰掉了一个角，所以只剩七个了等等。总之，奶奶讲天上是极美的，是神仙们住的地方。
奶奶地教过我一些儿歌，有的现在我还没忘，还能用故乡的话说出来。比如有一首用河南话(见注音)是这样的：
小（xiao1）白(bai4)鸡(ji2)儿，卧(wo3)门(men4)墩(dun2)儿，
客(kai2)来(lai4)了，说(shuo2)：杀(sha2)个白(bai4)鸡(ji2)吃(chi2)吃(chi2)吧。
白(bai4)鸡(ji2)儿说(shuo2)：“我(wo1)咧皮(pi4)儿薄(bo4)，杀(sha2)(sha2)我(wo1)不(bu3)胜(sheng3)杀(sha2)您(nin1)咧鹅(e4).
鹅(e4)说(shuo2)：我(wo1)咧脖(bo4)长(chang4)，杀(sha2)我(wo1)不(bu3)胜(sheng3)杀(sha2)您(nin1)咧羊(yang4)
羊(yang4)说(shuo2)，我(wo1)浑(hun4)身(shen2)是(shi3)宝(bao1)，四(shi3)只(zhi3)银(yin4)蹄(ti4)往(wang1)前(qian4)走(zhou1)，杀(sha2)我(wo1)不(bu3)胜(sheng3)杀(sha2)您(nin1)咧狗(gou1)，
狗(gou1)说(shuo2)：“我(wo1)黑(hei1)介白(bai4)儿给(gei2)您(nin1)看(kan2)家(ja2)，使（shi1累的意思）咧喉(hu4)咙(nong4)眼(ye2)儿哑(ya1)，杀(sha2)我(wo1)不(bu3)胜(sheng3)杀(sha2)您(nin1)咧马(ma1)
马(ma1)说(shuo2)：我(wo1)东(dong2)地(di3)犁(li4)，西(xi2) 地(di3)犁(li4)，杀(sha2)我(wo1)不(bu3)胜(sheng3)杀(sha2)您(nin1)咧驴(Lv4)
驴(Lv4)说(shuo2)：我(wo1) 东(dong2)边儿(音波眼儿)磨(me3)，西(xi2) 边儿(音波眼儿)磨(me3)，磨(me3)咧大(da3)家(jia2)吃(chi2)，杀(sha2)我(wo1)不(bu3)胜(sheng3)杀(sha2)您(nin1)咧猪(zhu2)
猪(zhu2)说(shuo2)：“我(wo1)一(yi2)天(tian2)吃(chi2)您(nin1)二(er2)升(sheng2)糠(kang2)，拿(na4)住(zhu3)钢(gang2)刀(dao2)见(jian3)阎(yan4)王(wang3)。
（天啊，河南话怎么这么怪！累死我了！老爸说如果不注音用普通话读出来不押韵，我估计大家读着也轻松不了）
在朗朗上口的乡音儿歌中，告诉了我们家畜家禽中，哪个有什么作用。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4 20:55:47
这个贴子我在关天也发了，如果版主删除了的话，请到关天去找它。只要不删除，我就保持同步更新。
下一部分是爸爸的童年，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政治事件就要登场了。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4 22:02:47
1、到第二故乡扎根
十几天后，我们便随父亲离开了故乡，踏上了去内蒙古的路途。在与亲人、乡亲们告别时，人们成群结队送我们到村外挺远。母亲说我们不会长住在内蒙古的。一两年内准回来。走时也真的是那么打算的。只拿了几件衣服。母亲把自己房门的钥匙和衣箱等物件交给了奶奶与婶婶保管。认为过两年父亲准能调回河南来。村里送行的有几位老人还特意对我说：“听你爹说，内蒙古的鹌鹑那么多，等你回来一定多捉些用笼子带到咱们村来。”我也一口答应了。可谁知，这成了我没能兑现的诺言。
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有：“老屋离我越来越远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也都渐渐地远离了我”。与鲁迅先生不同的是，他“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而我，几十年后还经常回忆起故乡，特别是追念我那美好的童年。自从离开了故乡，我的童年也就算结束了。天南海北，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故乡的生活。内蒙古科尔泌草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开始在这里学习，生活与工作，直至退休。
一九五五年初秋，父亲带领着我们一家共四口乘上了北上去的火车，奔赴向遥远的科尔泌大草原来安家。当时，二弟才刚刚八个多月，而我也只有七岁半。离开故乡时，母亲万万没想到会扎根在东北，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永久地定居下来。
父亲是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内蒙古支边的，他虽然只念过三年书，但转业前在部队还曾经担任过文化教员。因为那时的解放军多数是苦大仇深没有念过书的文盲，他在部队里还算一个秀才人物呢。
隔着北去列车的车窗向外张望，母亲深感荒凉。我们在卧虎屯下车（双辽北边的一个小站），看到那一栋栋低矮的小土屋，母亲就落泪了。她的第一感受就是，这地方连一家象样的瓦房都没有，生活肯定好不了。我们坐马车走了四十里路，来到了巴彦塔拉，头几天住在了区政府，见到了食堂的高梁米饭，母亲更伤心了。在故乡高梁是用来作饲料的，怎么成了这里的主食！
但是，随着日月的流逝，我们逐渐认识到，这时虽荒凉却富饶；农民种地不上粪却有好收成，这在故乡是万万办不到的。土房屋低矮，却适宜当地寒冷的气候，严寒的冬天如果住在热炕上才是美生活，若住大瓦房睡在床上，不把人冻挺了才怪呢！因为那时的普通百姓都烧茅柴，还没有暖气设备。
这时初看落后却又很先进。虽然多数人都穿补丁衣裳，但布料却见不到家织布；家家的窗户很小，下层却全是玻璃的（窗户很小的原因主要是旧社会防络子，也就是土匪用的，当络子来时，人可以躲在没有窗户的地方。解放后的新房窗户慢慢都变大了）；很多人家都有大挂钟，而故乡里一个村子也难见到一家有挂钟或闹钟的；暧水瓶这是平常人家的日用品，这在关里是很奢侈的东西；晚上点灯用的全是柴油灯，而且带玻璃罩的保险灯也很普及，比故乡的棉籽小油灯亮得多了；这时的主食很少能见到白面大米的细粮，但副食却很丰富，几乎天天都有炖菜吃，吃猪肉也是常有的事，不象故乡一年才能象征性地吃上一两次；茅柴遍地都有，家家都有一个大柴垛，烧饭再也不像关里那样瞅着锅底拉风箱了……
总之，慢慢地，我们体会到了“一方水土一方人”这句话的意义了。也知道了解放前为什么那么多的山东、河北的穷人“闯关东”来这里落户，原来这里是一片很富饶，很适宜人生存的土地。东北的重工业在日本伪满时期就有了一些基础，这里的农民翻身解放得又早（内蒙古自治区是1947年成立的，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使这时又先进了一步；在这里见不到故乡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买东西都是在个体商店或合作供销社，选购各种日用品很方便。更主要的是，父亲是来这里工作的，再要调回河南省也是空话，科尔泌大草原的粮仓之地巴彦塔拉成了我长期生活的第二故乡了。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4 22:17:44
五五年秋，我小学二年级刚开学就转入在巴彦塔拉实验完小上学了。严格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小学生活。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伪满时期的国高，师资和校舍建设基础在内蒙古自治区都是上数的。从转入这所学校开始，我接受了正规的小学教育，体育、音乐、美术、手工课等各种课程一应俱全。且都有专职的老师，按固定的课程表上课。学校里有十几个班，还有蒙古班。往年的招生都是三四个班，不知是何帮，我们这一届只收了一个汉班。是全校唯一的一个没有平行班的年级。入学后，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除了别人都比我大，常拿我取笑外。真正欺负我的同学还真没有。因为大家挺羡慕我，东北是八岁才让入学的，我比年龄小的还小两岁，学习上却总是优等生行列。令我唯一受冷落的是，上体育课一到玩蓝球的时候，哪一方都不想要我。这种现象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也没有改变。直到高中毕业，我站排一直是“老排头”兵。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4 22:19:42
“巴彦塔拉”是蒙语的音译，它的汉语意思就是“富饶的甸子”或“富铙的盆地”。这里过去是蒙古达尔罕王爷的王府所在地。解放初是科尔泌左翼中旗（简称左中）的旗政府所在地。（历史上的巴彦塔拉是很有名的，康熙皇帝的奶奶就是这里的王爷家的女儿。而大家所熟悉的《嘎达梅林》中的主人公嘎达――他叫那达木德，汉语名字叫孟庆山，叫他嘎达是因为他是家中的小儿子，东北称小儿子为老嘎达。就是在这里但任梅林的――录入者）。可能是交通不便的原因吧，五六年旗政府迁到了现在的保康。
记忆中，五六年初级社的农民们晚上围在收音机旁，讨论加入高级社的问题。对我及我们这一影响比较大的事之一就是五七年暑假的反右斗争。小学生们（当时的我们）倒没有体会到当时的大鸣大放气氛，只是知道，从此人们再不敢随意说一些对社会主义不满的风凉话了。反动言论就更不用说了。比如：“粮食少吃不饱”、“”布票少不够穿、“三根肠子饿着两根半”等等。
我们学校有个姓秦的老师，才华不错。就是嘴好说，鸣放时就被打成了右派。听说，有人就是因为说了一句风凉话：“屋子小，柱子多，套不上马，转不开车，嗑了碰了了不得”被打成了右派的。打成了右派，就意味着政治上几乎同反动派一样对待了。当然，我们也从介绍中学老师的材料上了解到了确实有对社会不满的言论。比如有的人写打油诗“西方出了个红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
也难怪，尽管是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手段，使一些人被打成右派。但在文化人的圈子里，解放初期，对社会现状不理解或不满的人也是有的。在我们上学时的中小学教师队伍中，那时当教师的多数是旧社会能念得起书的人家，原来的生活自然是不错的。有的还是国民党的干部，军人被“改造”后当老师的。由于知识分子奇缺，当时的老师有七十来岁还不能退休的。由于新中国的政策是向贫苦农民倾斜的，相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吃亏的一方。一方面是贫苦的老百姓急需得到知识和教育，另一方面是有知识的人原来多属于剥削者，他们没“改造”好思想怀旧也是自然的。建国之初，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权，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毛主席发动的这次反右斗争被以后的证实是过了头了，使很多有才能的人被压制了近二十年很冤枉。但发动运动的动机可能也有他一定的道理。至于我所知道的右派，正如电影《牧马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以后的生活中老百姓与他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比如前边我提到的秦老师，刚打成右派时叫他教体育，他体育教得也很棒。不久以后，学校便安排他当了班主任，他教别的科目也很风趣，同学们都很尊重他，从没把他当右派对待。在老乡中他的心碑也很好，因此，他家有什么活社员们也都愿意帮助他去干。（这个姓秦的老师叫秦永学，也是我的老师，爸爸如果在这里不说，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曾经是右派。我上学时他年纪大了，是完小的校长。为人和蔼，因为他也是我爸爸的老师，所以他要我叫他“爷爷老师”。他现在应该去世了，不过有一个儿子叫秦成，原来是在巴彦塔拉中学教书――给想考证的人）但他们在以后的近二十年里没有了提拨的机会，少有的一两次涨工资的机会也很难落在他们的头上。尽管老百姓们没有冷淡他们，但“右派”的阴影无疑影响了他们近半生。
作者：陈先进 回复日期：2004-01-14 23:00:07
不好意思，本人就只看了三段，后面的自己或别人没看过的要看，就只有寄希望帖子不沉了。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5 0:42:14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尊敬师长不仅在教育方面，在各行各业都有视师如父母之说，但在我的学习生涯里，五五年至五七年盛行的学生礼尤其值得怀念。
那里的小学里，迟到了进教育，经过老师允许回座位时，要向老师敬礼；到黑板回答问题之后，回座位时也要行礼。这些校内的礼节且不表。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或在街里遇见老师，学生都要给老师行礼的。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一个六十多岁的张老师，他驼背得很厉害，走路时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双手总是放在背后，这可能也是为了便于保持平衡。同学们不论是谁给他行礼时，他都恭敬地给大家还礼。他还礼时脚步也难停住，不然很容易前倾倒地。这叫我们很难过，真不希望他还礼给大家。他的还礼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尊重。
有极少数学生在街里淘气或扇啪叽（一种游戏，大概是南方的打三角之类的吧，学校是不允许这种游戏的，因为扇起来尘土飞扬，容易吸入肺里得病，不卫生）是怕见到老师行礼的。因为你给老师行礼表明你尊敬老师，而你的行为又违背了老师的教导。这种尴尬的处境老师一句不批评自己也会感到脸红的。看来，给老师行礼还加强了自我修养上对不良行为的约束力。五八年以后，学生给老师行礼被慢慢淡化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好像很少有学生再给老师行礼了，我感到这种风气的丢失很不应该。
七四年在火车上，我遇见了一们我小学的班主任史老师，我发自内心地给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老师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四邻的旅客都向我与老师这里张望，正常的师生友谊交往好像倒成了怪事。我的心中有些苦涩。
我高中毕业在农村下乡三年，也走向了教育的第一线。从教三十多年直到今天退休。从我的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深知为人师表的力量，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从来没讲过脏话，我的学生位也都很尊重我，包括那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所谓的淘孩子。有两名学生的行礼使我受宠若惊，他们的父母把我请到了家中，学生把我扶坐在炕头上后跪下就磕头。这个“礼”该有多重啊！而今天，这个“礼”字好像变了味，行礼的少了，送礼的多了！礼仪之邦？这个“礼”字的成份和味道是否走了样！
作者：帅无罪 回复日期：2004-1-15 10:00:59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5 13:16:45
“高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方针”；“钢产量要达到1800万吨”等等很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我们当时所大学大唱的歌则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此外，还有“十五年内赶英超美”等歌。
政治课内容与歌不只是在学生中普及，公社还成立了很出色的小剧团。小剧团是以“二人转”为主，“快板”为附宣传形势的。当然，也演一些传统的节目，比如《铡美案》、《白蛇传》等等。巴彦塔拉的小剧团是很有名的，武生，旦角都有硬手，吹打弹拉的鼓乐班子也都是解放前夕戏班子的成员。我敢说，这些人的水平绝不亚于今天赵本山《刘老根》的剧组成员。可惜，那时媒体不发达，无法大面积演出，除了少有的几台收音机没有别的。这些小剧团的人今天不是故去了就是人老珠黄了。我会哼哼“二人转”的各种曲调，也都是那两年常去小剧团在听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会的。
宣传是为形势服务的，从以为可以看到，随“三面红旗”的诞生，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与此同时，“共产风”、“卫星田”等事物也伴随着挤了进来。对于后者，今天的年轻人是想像不到的。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5 16:11:54
五八年暑假，我们还没上五年级时，西拉木伦河（就是西辽河，西拉木伦是蒙语，意义为黄色的江，它是中国的第八大河，在东北仅次于黑龙江，比松花江要大――录入者）发了大水。有个阴雨天的午夜，老师带领几名学生把全班的男同学叫齐，拿上铁锹去大堤内修民堤。在几支手电筒的微弱灯光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站成一排前行着。路过柳条通（大堤至民堤间原来有许多的柳树，建国后被砍掉了，但从树根处又发出了密密的柳枝，形成的柳枝灌木丛）时，落（Lao4）豆秧(一种野生的匍匐生长的豆科植物，是牲畜们的上等口粮――录入者)长的有一尺多深。我个子小，无论怎样抬高腿也很难迈出一步，队伍行动得很慢。好不容易走到了河边，见到社员们早已分段在猛干了。我们也在公社干部的指挥下分了一段干了起来。看不清河水，只隐隐约约见前边白亮亮地一片，河水呼呼地山响，太吓人了。
大同学干得还挺快，大家都像急疯了一样。而我，无论怎么急，每挖一锹土都要好使出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挖下了一锹土，没等端起来就又被草根给拽掉在地上了。干着急不出活。老师很快发现了这种情况，同学们扔土都很难扔出。于是，叫大个子挖，小个子用手搬土……，我们的手上，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心情一个个紧绷绷的。一言不发，拼命地干。耳边只听河水的轰轰地响，如果催命一般的感觉。
天终于放亮了，一米多高的民堤也基本够高了。抬头一看，好家伙，民堤离河只有几十米远了，河水眼看就要出漕！（事后我们后怕地想，如果那晚河水出漕，人们跑得了吗？当然，我们觉得公社肯定指派了专人察看着河水，见事情不妙会提前叫我们撤退的）真险啊！
那一年，河水终于出了漕，民堤也没能挡住河水。河水漫过民堤冲到了大堤（我们叫国堤，它原来是由日伪时期小鬼子组织当地人修的，建国后多次加固，是保卫巴彦塔拉的最后一道屏障――录入者）。一直上涨，几乎漫过大堤。护堤修堤的人们日夜拼命干，妇女老人编草袋（连小脚老太太都上了）。在全民的齐动员下，最后终于护住了大堤，家园保住了。
在夜修民堤的后几天，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们又参加了加固大堤上子堤的抢险劳动，女生也参加了。不过，那是在白天。整个大堤上下都布满了人，心情没有那夜恐惧了。河水一来，野兔野鼠为了逃命，竟不顾大堤上的人群，拼命游上大堤被人们捉住。回忆起来，小学那夜的修民堤，是我一生中最惊险而恐怖的一件事了。我们提心吊胆地渡过了那阴黑的几个小时，让我也了解到了河水发怒的威风。愿以后的孩子们不会再有我的经历。
六二年辽河涨水又出了一次漕，旗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叫法与其它地方不同，与市级相当的叫盟，与县级相当的叫旗，与乡级相当的叫苏木，与村相当的叫嘎查，这是蒙古的称呼，表明该地区为蒙古族自治区，人口上蒙古族比较多――录入者）亲自到中学动员我们初中生护堤抢险。堤外的高粱只露着穗子，而其它的庄稼而全完了。说也怪，越是涨水的时候，越是连雨天。但人们挑土奔跑着，只要在白天，修河堤的人并不惧怕，就怕夜里河堤漏水（也就是管涌――录入者）。一旦有一小处漏水，大堤上有电话，指挥的人一讲地点，人们会跑去拼命才堵，因此，从没出现因漏水冲坏大堤的情况（这点看来我们比九八年的南方要幸运）。
近几年，辽河很少涨水了，却连续多年干涸，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河本是该有水的地方，怎么会连年干涸呢？人类对大自然的事情真该认真反思，全民动员来改变现状了。
作者：帅无罪 回复日期：2004-1-15 16:40:09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5 20:46:58
不客气地讲，为了出政绩不切合实际的浮夸风把中国人折腾苦了。至今，仍有某些政客，要么是自己没吃过苦头，要么就是官位薰心，仍在欺上瞒下，走五八、五九年的老路。大家都听说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相声里边的词吧？那时“亩产万斤”不知是从哪个地方吹起来的。我小学五年级在学校的安排下，班里也搞起了“卫星田”。
五八年我处本是个大丰收年，可惜忙于在上冻前大搞秋翻地大会战，地里的庄稼来不及收拾干净就大干上了。当时有很多专门用来翻地的畜力双铧犁。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根本来不及拣干净的大玉米棒子被翻扣在了地下面。甚至还有地头地脑来不及拉干净的豆铺子（割黄豆两三米放一堆的小堆）。
你也许会问：“其他的人都干啥呢？”从们都在披星戴月拿着铁锹翻地。机关团体停止上班，学校停课，凡能组织的人全动员起来了。每人一条垅，一排下去一两里路长，场面很壮观。那时比干劲流传出的口号是“小孩赛罗成，老头寒黄忠，干部要赛诸葛亮，妇女要赛穆桂英”。
为了争取第二年大高产，上学后又大搞积肥拣粪活动，各年级的学生每天上学都要拾一筐肥送到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个大大的粪堆，还要比插红旗班。人多粪少，免不得起早领黑干，业余时间拣粪成了我们的主要活动了。当然，在比谁拣的多的同时，大学生们还刨一些灰土粪，两三筐顶一筐地往学校送。学校的十几个大粪堆起来了，怎样夺高产呢？
搞“卫星试验田”！
四年级往上的几个班每班分了一块约半亩的土地，快放寒假前，地冻三尺多了，开始深翻地。何谓深翻？即要挖两米多宽、一米深的长长的大沟。挖好后一层粪一层土地填好几次把沟填平。然后在大沟的一侧紧挨着原沟再挖这样的沟。所谓挖，实际上是用镐一小块一小块地刨，每挖一筐土，就是好劳力也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没有十多分钟是刨不出一筐土来的。我在班里最小，才十岁半，举起镐都挺费力的，好在任务是全班大协作，大学生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刨土的活主要是他们包了。我要干时他们当然也让我刨几下，原因是他们也要喘口气。至于我能刨下几块冻土班里的大哥大姐们是从不责怪我的。因为我也尽了最大努力了。
有人会问：“你们干嘛不在秋翻地一结束，刚一上冻就深翻呢？那不是会省很多力气吗？”
道理很简单：白天上课除外，晚上要常常去支农帮助生产队扒玉米。那年为了秋翻大会战，许多生产队的玉米都是连杆拉进场的。高高的玉米垛足有三四米高，每扒一穗要连杆从垛上拽下来，很不容易，扒的进度很慢。社员们根本干不完。玉米上大垛了，时间一长，粮食会变热发霉，需要学生抢救支援。再则，即使不天天支农，仅有的业余时间还忙着积肥呢！没有肥，再深翻也成不了卫星田啊！
第二学期，我们的卫星田种上了谷子，据说谷子根能深扎到凡是有肥的地方，能高产。卫星田是象菜地一样打的洼子，每株间距1.5到2寸。秋天到了，谷杆有香烟粗，大谷穗还真挺大，一穗能顶平常的三五穗。偶尔没有间开的地方，谷穗仍然很小，这决非缺水缺肥，而是阳光不足的缘故。
收获一算，亩产有千十来斤（当时的平常亩产为三四百斤），我们“亩产万斤”的梦没实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可同学们付出的汗水，就是亩产万斤能划得上吗？
今天看来，我唯一的收获是认识到了中国人的耐力，潜力无穷。我们小小的小学生竟能干出这种事，恐怕修长城的活儿我们也能干。就是在那种苦干奋斗的环境里，同学们却总是乐哈哈的，有说有笑。因为当官的与大家不样，也没有私得利益。想想今天，生活比过去好多了。社会风气却每况日下，人心不齐，归根结底，恐怕是腐败风气所致，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事。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5 21:02:59
先说轻松一点的话题，讲一讲我们班中的大哥吧！因为他也和当初我们经历过的共产风故事有关。
我班年龄最大的一名同学叫白宝昌，因为他比其他大同学的年龄还大两三岁，五年级时就已经十七八岁了。他是四年级初从辽宁法库县投奔他舅舅后转入到我班的。可能是他在老家时就没有正经念过书，因此，学习成绩并不太好。但他的人缘不错，很愿意帮助人，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男女生才都叫白大哥。
学校当时有几亩校田地和一挂牛车，平时有一名工友干活负责农活儿。偶尔工友病事假，学校就想到派他去帮忙。因为他扶犁，赶车样样都会干，许多老师都不及他。他也很高兴和大家说笑话。一次，有几个男生逗他：“白大哥，你有对象了吗？”他却笑着对我们拉长声说：“有――。”从此，大家为了取乐儿，常在没女生时逗他“白大哥，俺们大嫂长的咋样？”“漂亮――。”男生们不知是真是假，常磨他把照片拿来看看。有一次到东巴队支家扒苞米（玉米），男生又偷偷逗他，他还真拿出来一张大辫子姑娘的照片给我们看了，叫我们又吃惊又好奇。白大哥到底有没有对象一直是个谜，因为他61年前后家又搬回法库去了。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大跃进的产物之一就是刮起的共产风。何为共产主义？我们在政治课上所知道的只是“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至于“产品极大丰富”讲的只言片语，并不多说。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我六（四五？）年级上学期，即五九年秋，学校四年级往上的班一律到校住宿。集体食堂。周日方能允许回家一次。家离学校只一路之隔，在学校前院的我班孙宝玉同学也不例外。
集体住宿是要出早操的。有的同学常常起来晚点儿，赶不上出早操或是偶尔逃避出操，学校就决定抓典型的“懒蛋子”。可是，同学们不迟到了，却有个姓韩的老师天天不出操睡懒觉。值周的学生又不敢抓他。白大哥给我们出主意：把他锁在屋叫他睡。上班时也别给他开门，叫校长抓他，收拾这个真懒蛋。如果校长问咱们为啥下了操还不给老师开门，你们就说“忘了”。
值周生依计而行。这位韩老师虽然气得不行，却也没逃过校长的批评。这件事使我懂得，为人师表要表现在处处。我经常用这件事提醒自己，老师只有不搞特殊化，教育学生才更有说服力。
集体住宿是要自己解决烧炕柴的。一秋冬要烧很多，同学们不得不每周抽出一次打柴时间，跑七八里甚至十几里路去打柴。有一次我们班到北坨子边儿的大神树旁打烧柴，每人背了一背往回赶路。差一里多路快到学校了。我渐渐地落在了队伍后边。白大哥看到了，象取笑一样说：“来，我背你吧！”说着他就真的连我带我的柴一齐举过头顶背到了学校。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要知道，他那一大背柴有八九十斤重，我与柴再怎么也有七八十斤吧？他竟然把我背到学校，这事以后便成了班里一段佳话。
集体住宿的趣事很多。记得还有一次，半夜里突然一名同学大叫“发水啦！XXX，发水啦！快醒醒！”原来，XXX尿炕到了这位邻居的褥子上，把这位同学冲醒了大喊的。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人家庙神又没堤防，你怎么能冲人家呢？我感到奇怪了：XXX五大三粗的，也是班里的大个子，怎么还能尿炕呢？第二天男同学便在班里莫名奇妙地乱喊“发水啦！发水啦！”，弄得XXX脸红红的。女生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集体住宿的最大缺点是虱子多，而且不容易抓净。同学们好容易把虱子抓的差不多了，周日一回家，有的同学家里虱子多又带回来“普及”了。有位同学可能家里条件太差，虱子多得很，大家帮他抓也抓不净。只好把他的秋衣挂在树上冻，希望能冻死虱子。但后来听老人讲，这东西生命力强着呢！半年也饿不死，冻也未见能冻死它。他的一件秋衣上几乎每平方厘米都能见到一个或几个虱子。同学们没办法，开始甚至用笤帚往下扫，够吓人的吧！
你们别见笑，我们虽然没那么多虱子，但不长虱子的人是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大家那时都没有衬衣穿，只穿空心棉袄。大冷天有人再往里加一件秋衣，而秋衣绒毛中的虱子怎么能抓得净呢？抓虱子远没有它下的虮子多。拽起穿空心棉袄，最难受的是起早穿衣了。住身上一披棉衣，汗渍一挨光身子象凉铁板一样，两三分钟后才能有热乎气。这种体验一直伴随我七零年结婚才改变了现状，有了衬衣能常洗，穿棉衣就不那么受刑了。
那年的集体食堂吃的全是粗粮，又没有什么可口的菜，特别是那时的油很缺，我们盼改善生活。我们盼着支家扒苞米，虽然常常是放学后去，一干就是半夜，很辛苦。原因是，生产队在半夜会给同学们准备一顿高梁米焖饭。还会做上大豆腐，麻籽小豆腐之类的菜。大家随便吃，那时吃这些东西真比今天的山珍海味还解馋。
“共产风”之所以能够刮起来，据我个人后来的分析，除了其它一些政治因素以外，恐怕当时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并不太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共产主义。太看重了“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共同”二字的含义了。忽略了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在小学集体吃住之前，学校还曾经有过别一段“集体学习”的尝试。五年级下学期，离学校十来里的布和浩泌小学，五六两个年级都合并到了我们这上学了。我和他们五年级的同学曾挤在一个大班共同学习了半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上学，放学象急行军一样匆匆来去，天天如此。实践了半年，除了同学的的累和走路多了，学习时间少了之外，没看到有什么了好处。因此这个闹剧也只坚持了半年。
在校吃信这种“共产主义生活”只搞了一学期，以后取消了。原因可能也是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它的弊大于利。不过，这种“共产风“在生产队等单位。特别是在有些机关一直刮到六零年冬。60年冬，邮局，信用社的集体食堂还办着，但没坚持多久也就黄了。
东北是粮仓之地，“共产风”都不能常刮下去。前后只坚持了一年左右就刮黄了。关内人多地少，平时仅烧柴一项都难办。办集体食堂就更难了。爷爷因为五九年挨饿，跑到关外我们这里。据他讲，故乡的社员的生活很苦，粮食奇缺。那年的两个月，家中四口人才分到七斤口粮。平时度命主要靠少量的地瓜干儿和野菜充饥，有的村子还有饿死人的现象。爷爷讲，俺村的几个村干部除夕夜在大队部饿得实在难熬，把大队仅有的一小捆大葱私人吃了。为这事，他们还挨了村民们的批斗。
而在我们这里，虽然人们也吃不饱，但土地广阔，夏天遍地有野菜，少放点米做菜粥，可以用来充饥。是饿不死人的。只是野菜这东西有极少数人吃了会过敏。吃后浮肿得吓人。我们东屋苏叔家的大女儿，吃上一点灰菜脸就肿得吓人。肉皮鼓起来半寸来高，流明铮亮的，好像要鼓炸了似的。眼睛都睁不开，怪吓人的。她妈妈只好给她吃小灶，单做点小米稀饭。吃了一个来月，也自己过意不去，坚持再试一试少吃点野菜粥。可是只吃了一小碗，很快脸又肿得看不见东西了。吓得家人再也不敢给她吃了。挖不着野菜时，人们还可以用一半米糠一半面做成饽饽吃。但是，吃打碗花根儿拉稀，吃高粱糠却大便干燥。那时我大妹还小，因吃玉米面拌高粱糠做的饽饽，有次大便哭得不行，半个多小时还拉不下来。家人用钉子帮她往下抠，总算没出事。
在各种时野菜中，苦菜虽然稍苦，但怎么吃都行。人们把它称为救命菜。说也奇怪，粮食越紧张，人越能吃，我十一二岁就能喝三大碗稀饭。喝得肚子老大还想喝。归其原因，是吃的油水少，人就能吃。（这是我老爸认为的原因，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六零年那年鱼多得很。冬天很多人都去东水库打鱼。成百上千人挤在一处往另一处挨着穿冰眼打鱼。很多人都能满载而归。冰眼二米来远一个，几乎个个都出过多少不等的鱼。最多的有一个冰眼竟能打出二百来斤鱼！我们前院有个姓于的哥俩儿，一冬打了二千来斤鱼，全家人吃鱼都吃得腻了。就用鱼和别人换米。我问东院杨大叔。为什么最苦的六零年（就全国范围来看）咱们这儿鱼那么多？他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他还对我讲，解放东北那年，农民参军的参军，支前的支前，有好多田地都荒芜了没人管理。但那年玉米高粱反得长得出奇地好。好象咱们穷人命不该绝。
六零年，不但粮食不够吃，很多东西都缺，物价也高。一个鸡蛋能卖五角钱（当时国家供应本上的粮价大米0.185元，高梁米、小米才0.087元）学生的用纸多数人都是正反两面用。儿子（也就是我――录入者）曾见过我初中时的教材，纸是黑糊糊的。偶而还能见到各种铅字。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讲课本是用忘私报纸重新造的纸。
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懂得了要珍惜粮食，节约各种东西。人要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富有时别太浪费。我认为，生活好一点是进步，但铺张就不好了。人类对自然界索取的太多，总有一天是要遭报应的。这不是迷信，应是个规律。我赞同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罪”也认为“生活上朴素点儿是件好事，富有了也要注意节约办事。别太遭踏自然界的财富，若能多想着点世上穷人的日子。从人类长远的利益出发去办事。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的生命才能长久。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张，人民挨饿；加上中苏关系恶化，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苏联贷款。使人民生活处于艰难时期。今天看来，那时刮起的“共产风“真是幼稚可悲。这不知是无知促成的愚蠢，还是愚蠢演变成无知的后果。令人深思。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6 12:58:29
前文提到了大神树，这叫我想到巴彦塔拉类似的大神树们的命运。北坨子边长着一株硕大无比的大榆树。它的主干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不知它生长多少年了，也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称它为大神树。
大神树的命运很悲惨，食堂化的后期就不知被何人砍了。公社的食堂里有一个用大神树的支干锯成的大菜板，它支干的直径就近一米！这令人看了很惊奇。我曾数过它的年轮，大约148圈（我用大约是因为切菜把年轮弄得不太清晰了，148可能有误差）。至于它的主干，因粗大，无法使用锯。被人们一点点劈成烧柴无从查找了。因此它的确切年龄我一直没能搞清楚，估计起码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如果大神树今天还健在，肯定会被列为自治区级的保护行列了。榆树是生长很慢的硬木树种，能长成那么粗真是神奇。恐怕后人们谁也再难见到这么古老硕大的榆树了。悲哉！
在六零年以前，巴彦塔拉镇内有许多株直径达七八十公分的大榆树。仅东粮库（原达尔罕王爷的王府）西边约三百多米一处，就集中有三四十棵这样的大榆树。有的树冠大到百十平方米；还有的人可以从伸向远方的树稍爬上，从树干滑下来。走在那片林子里，令人感到阴森森的，又会产生一种肃穆感。它们也同大神树一样在那一两年内全部被人们毁掉！
在镇内，现仅存活下来唯一的一株大榆树，是中学礼堂东北角的那株。它远比不上大神树粗大，在镇内的几十株中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弟。根本排不上辈的。可它的直径也还有七十多公分呢！可能是学校的大钟曾经多年在它身上挂着的原因，也可能是生长在人们天天看，日日有人摸的校园内的原因吧，它逃过了那灭顶的劫难。
我很担心这唯一能让后人看得见的大榆树再遭不测。九四年曾专为此事给巴中母校的校长寄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关注大树今后的命运。我说：“我认为即使损失一大栋房子也别损掉这株大树。为了它的长治久安，建议给它修一个永久性的围栏。我把我设想的围栏草图附寄了去。谈到建围栏没经费可以呼吁校友们凑一凑。我当时生活上虽然很困难，但我也愿意做为募捐人之一。
据说校长很同意我要求把大树保留下来的看法，但围栏一直没有建。还好，据说这株树现在还活着。它有可能被长期保留下来了。
（录入者按：最后的这株树是我上学时经常光顾的地方，每当我回想起故乡的时候，它总是头一个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就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巴彦塔拉镇还有五六株与它类似的大树，但就在我三年级时全砍掉了。记得在上初中时，旗电视台的人要拍一部叫《百年树人》的教育片，为了找一棵大树，特地到我们学校来取这一株大树的景。据说，它现在已经是哲里木盟（通辽市）唯一的一株年龄上最古老的榆树了。每每我去北京，看到路边的不过一人粗的树被修了围栏，还正儿八经地写道：“古树，XXXX号”时我就想笑。你们这些树啊，年龄上还没有故乡神树一个支桠的年龄大，却得到了如此的待遇，就是因为你们生活在了首都的缘故吗？北京产的人总是享有比外地人好的特殊的待遇，连北京产的树也比外地的金贵啊！）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6 14:19:42
我的小学老师们在全旗内业务上都是一流的。我的老班主任史老师后来还曾经担任过教育局长。那时学校的少先队活动一本正经，入队仪式很庄重。每周的中、小队活动也安排的挺丰富多彩。
比如，五六年大队部曾组织全校各中队参观国营农场的拖拉机。各中队佩带红领巾列队站好，非队员站在排后列席参加活动。几台东方红从三十里外的农场开进了学校的大操场。轰隆隆地驶过，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之后，辅导员讲了咱们国家今后实现机械化的美好前景，学生们都很受教育。
我曾在一次中队活动中做了一件惹老师生气却又终生难忘的事。事情发生在我三年级的时候，有几个中队准备联合搞一次到北坨子的野游。约好了以班为单位统一出发行动。而我在另三名大同学的带领下，没按老师的布置先进了坨子。害得全班同学野游也不顾了，满坨子找我们，没找到，只好放学回家。而老师担心我们四人会出事（那时，坨子里狼和獾子等很凶猛的野生动物还是很多的），与校长一直在学校里焦急地等我们。见到我们回来了才松了口气。我们四人免不了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是我学生生活中最该批，令老师为我担心的一件事。事后我才慢慢感觉到了当时事态对于老师来说是多么严重。
也就是那次，让我知道了五六年以前的北坨子原来是那么神秘。满山的山榆树片片相连，可以走几十里而见不到太阳，骑马都无法通过，几乎是一片原始的生态状态。可爱的北坨子，那时，有摘不完的山杏，数不尽的桑树，成片成片的麻黄草……，可以说遍地是宝。连东北著名的“三宝”之一的乌拉草，在我们的北坨子都能找到。（记得小时候姥爷看着我冻伤的脚时曾经常唠叨说：“可惜现在乌拉草绝了，要不然姥爷给你做一双乌拉，你的脚就不会冻坏了”――录入者）
可一眨眼几年过去，坨子一年一个样。到了六六年，几乎成了秃沙丘。许多物种已经绝迹了。恐怕就是再过几百年，即使无人进坨子，它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当时我们队活野游时的状况了。因为有些物种已经灭绝了。每当想起这些，想到再也见不到的大神树，想到再很难看到满山遍野的山鸡野兔等等，我就想到了人类今天的罪孽。人类如果不彻底觉醒，不全体行动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人类自己的命运还能长久吗？
这次的队活，我说它难忘，是因为我还有幸看了一眼处于原始生态中的美丽的北坨子。与今天的北坨子相比，它使我更加懂得了要保护好环境，珍惜一切生命的重要性。
（笨猪按：生长于相同的环境，我的感触应该说是没有爸爸深的，但我也目睹了这些年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造成的对自然的破坏，更可气的是，所以的一切都是被冠以“为了发展经济”的名义进行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地球要受不了了！！！于是我的脑海中经常策划各种减少中国人的方法。前几天我对数学的贴子跟贴时有人说我残酷，而当我提出我的方法时大家又一致认为我疯狂和反人类，不人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请那些人道的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法。否则，我只有疯狂下去）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6 17:29:53
1、差点儿被赶出教室
说实在的，从小学到高中，在学习方面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只是临高考前比平时多用了些功。打算升大学时更把握一些。
六零年我考入初中，那年巴彦塔拉中学收了八个初中班，还有两个师范班。当然，学校还有个“跃进班”――叫他们两年就学完初中三年的课程毕业。这两种班都是大跃进的产物。
记得开学那天，当我第一次迈进教室，讲台前已经乱轰轰地站了不少同学。一名高个子女生一回头见我往屋里走。喊“出去！别到这里来玩！”我说：“我也是这个班的。”她不信，还说“谁家的孩子，你搅什么哄。”别人也都半信半疑。齐刷刷地用眼睛往我这儿看，没有让开的。
恰巧，班主任雷老师也来了，向同学们解释说：“他是咱们班的。同学们先自己找座位坐下，等一等其他没到的同学吧。”我盯了这个女生一眼，想知道她的名字，怎么这么嗓门高。凭什么看我个子小就不信我是这班的学生呢？原来知道，她姓陈，为人总是大大咧咧的，我也就不怪她了。这件事在班里一度当成笑话讲。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6 17:33:56
也难怪同学们开学那天撵我，考入新初一的年龄参差不齐，同小学一样。但是，这种现象好景不长。不到一个学期，年龄太大的（比我大五岁以上的）就“下放”回家了。“师范班”也同时下放了。随后不久，包括许多工人也纷纷下放当农民。
（笨猪按：这应该是杨尚昆主席做的减少城市工人数量的事吧。他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六零年开始做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家前院的贾大娘原来是包头医院的护士长，就是那次下放到了农村，从此做了一辈子农民的。）
政治课上，我们大致知道了为什么当时有“下放”这一举动。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恶化带来的经济后果。国家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成了老师讲政治课的主题。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六二年，农民分了自留地，还允许开创头荒。大跃进也不搞了，共产风也彻底刹住了。这些举措，很快改变了国家当时的困境，使情况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刚上初中时，小学生虽然不住宿了。但“共产风”还没刮过去。机关的大食堂还在办着。父亲是信用社主任，他们的单位和邮局六零年冬共办了大食堂。而我，则到学校与住宿生们一起吃，住还是住在家里。弟弟妹妹们年龄都不足十岁，供应量都较少，自然也吃不饱（那时的供应标准是从一到九岁，分别为7、9、13、……、25斤，成人28斤，中学生35年）。我的定量多，看到弟弟妹妹比我饿，我心里很难受。有时，学校吃焖高粱米饭，我就悄悄地多预定几两，想法子放学后拿回家。
我有一个恰好能装二两米饭的小茶杯，把饭紧紧地压在小茶杯中，压实后再口朝下慢慢敲出来，把饭做成象小月饼似的。用纸包好带回家。拿回两个这样的饭坨，到家就可以做半盆粥，给弟弟妹妹们吃一顿。住宿生也有用这种方法往家拿饭的，他们请假回家，时常给家中带上十个八个这样的小饭坨。这事是个公开的秘密。只是不便张扬，谁也不愿意说家中的粮不够吃，这就是那时的政治气氛。
六一年夏，家门前的公社高粱红了。高粱地里有条人踩出的小毛毛道。有一天，母亲和我从地里走过，她说弄回几穗做顿干饭给你弟弟们吃吧。我说：“不加工成米能好吃吗？再说我爸爸知道了怎么了得！”母亲说：“你爸这几天下乡不在家，回来也别对他讲；高粱是粮食，怎么也比野菜强。”
就这样，母亲提心吊胆地用手折了七八穗揣到了腋下，偷偷地放到家。夜深时，她用盖帘搓下高粱粒，做了半盆高粱米饭。叫醒了弟弟妹妹吃了这顿特殊的“野味”。并再三告诫我们不许与爸爸讲。
提起父亲，他是有名的被人称谓的“老八路”（其实是解放军），又是解放前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各村群众的眼里，他是个黑脸包公。有困难村里找他，公社领导都不好解决的事，他都能秉公办理，把问题摆平。因此各村的干部和群众都很敬畏他。但在家里，他又是对家人要求极严的家长，作风又很霸道。他霸道的有时不近人情，这点决不像在外头下乡工作时对别人的饥苦关心备致的态度。家里人别说是“偷”公家东西，就是秋天拣地，社员们都去拣，他也不准我们去拣。五八年，外村生产队到镇里卖大萝卜，大车围了了一堆人争着买。一个萝卜被弄到了地上，滚到了沟里没人理。五岁的二弟在街上跑着玩看到了，拣回了家里。被爸爸吼着叫送回去。同单位的苏大叔说，这不能怪孩子，更没必要和孩子生这么大气。但最后还是把萝卜送了回去，在大叔的劝说下，事情才算平息。（爷爷的脾气确实非常燥，尽管他很喜欢我，但我小时候在他睡觉时从不敢大声说话！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演《激情燃烧的岁月》时，爸爸看了以后笑了，对我说，爷爷的行为和脾气，像极了石光荣）
提起粮食紧张，好心的社员因我家安分守己挨饿，曾偷偷地往我家送过粮。西村老贫协主席孙连东与我家是河南老乡。他家河西岸是国营家场，村里人冬天常去农场扫粮（捡秋收后没有收干净的粮食），他家几乎没有挨过饿。记得有一次，孙大娘用驴驮了20多斤高粱米，藏在旧棉花里，借弹棉花之机往我家送过粮，这还要瞒着爸爸。
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社员们几乎没有不在秋天偷着往家弄粮的，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我家居住的西巴村，除了几家地富人家不敢从生产队地里往家弄粮，我家是唯一的“守法”家庭了。六九年，我插队下乡，第二年又翻盖房子，社员们背地里对我讲，你秋天再不瞒着你爸爸往家弄点粮食，明年盖房给社员吃啥？于是，那年秋天，夜里我也同别人结伴弄（大家都不说“偷”字）了十几次粮。解决了第二年盖房的大问题。这事，后来父亲知道了，却也没说什么。因为，像他这样一个“老革命”，当时却挨了批斗，被打得半死，这对他的震动很大（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扩大化震动了所有的革命老前辈，越是革命者，被批斗得越凶。后面，我对这段历史还有独立的章节回忆）
我曾想单独写一篇散文“偷的故事”，来描述那个年代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偷”本来是一个贬义词，但历史上也有因“偷”被赞颂的人物。小说里“神偷猴子阮英”啦，“鼓上蚤时迁”，以及近代的“燕子李三”他们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他们为正义，为斗争而偷。而我，为了生存，我也曾偷过，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那个时代必须的经历呢？我不敢下断言，但有过这经历的人绝不是少数。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6 21:28:22
我的初中时代前段，正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深的时期。为了农业上的丰收，学校掀起了积肥高潮。记得我一次起早拣粪，误把月光当成了天亮。拣到学校院内才发现。各班的值日生还没来教室生炉子。厨房的大师傅才刚来做饭。在月光下，我误把住宿生刚拉过的屎当成了冻粪，一踩踩了一脚。“好黑天不如赖白天”，从这事上我才深深有体会。
秋收时，学校曾组织各班跨公社下去帮助生产队收割。我们班在西玛拉泌干了一个星期。那年，我虽然仍是全班最小的（隋校长的女儿倒数第二，还比我大一岁，其余的人都大我两三岁）；但是我割地己不象在小学时，现在已经能和大家一样干活了。到了高中，我比很多男生还能干了。高中时一次搞班费去火车站抬木头，班里要挑十六名大个子男生去，我坚持要去。劳动委员只好同意。一天下来，多数人的肩都压得红肿了，而我却没事。这要归功于我从小的锻炼。我从八周岁就挑水，九岁就正式负责全家一年的烧柴。练就了一副铁肩膀。我母亲是小脚，与别人抬一桶水一颠一颠的。到家时只剩半桶了；父亲又常年下乡。我从小就肩负起了解决烧柴，吃水这两项工作。当时，连村里人见了都很惊邪。特别是解决烧柴问题。全凭人背肩挑，一出去少则二三里，多则十来里。“柴”成了我一生最大的苦劳动。就是以后用车拉了，也仍需要刀割耙搂。直到八零年生产责任制，有了更多的庄稼杆可烧，情况才稍有好转。九零年家搬到了煤城霍林郭勒市，才彻底告别了柴源的苦恼。呀，写跑题了。
对农业的重视还表现在巴中那几年种了十几垧“农田基地”。每周半天的学农劳动，使我在基地上学会了各种农活。这为以后我下乡打下了基础。以后我下乡在生产队劳动中能成为一把好手，差点被选上队长与当时的煅炼有一定关系。
同学们吃不饱，劳动的热情却很高。当然，在自己的基地上干活，免不得“偷”吃一些东西。运“地八寸”大萝卜时，大家吃点老师也装作没看见。记得那年冬天，在菜园子劳动，不知谁发现大头菜（就是圆白菜）根也能吃，还挺甜的。于是不少人也尝了起来。国家对我们这些中学生还是很看重的。很照顾我们。那时供应户成人每月才28斤粮，而我们的标准是35斤。除去每月支援灾区的一两斤，每天也能吃上一斤多点粮。但由于副食差，劳动强度又大，人的肚子特别能吃。总觉得半饥半饱的。大师傅们为了让同学们吃得饱一点，把葱胡儿（大葱的根）洗净、切碎做成菜，并取雅名“龙须小豆腐”。还有用菜充饥的“瓜菜代”等名字。总之，师傅没少想办法，大家感谢他们。
艰苦的生活与劳动锻炼，并不是坏事。它不但培养了我的意志，还炼就了我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工作中，我干什么事常常走在前面，再没觉得苦过累过。一起工作的同志们戏称我也是“王铁人”。至今，我已经是快奔六十的人了，我还能一口气做十来个引身向上，做四十多个俯卧撑。下蹲百十多次。没有吃过苦的许多年轻人（这是在说我呢，不过我打字可比他快，他写比不上我打――录入者），恐怕现在也很难办到。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10:06:26
巴中那时有十几个班，大都是住宿生。四五百人光烧炕一冬就需要很多柴。一到秋天，学校会集中在一两天内把柴拉齐。那时坝南（大堤南，原来的柳条通上，现在已经开垦了），河南的柴草还是比较丰富的。同学们割了柴，一背背地往学校送。背柴的大军长达四五里。有几十人专门负责上垛。柴垛长三四十米，高近二丈，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柴垛。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啊。
元旦前夕，各班都要编练节目。看元旦文艺汇演的内容就能了解到当时的时代气氛：《俺是咱公社的小社员》，《八大员》，《真是个乐死人》等等。还有同学们自编自演的小快板等等，多是反映校内外热火朝天的劳动情景的。歌颂劳动成了那时的主旋律。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鼓励大家在艰苦的和平环境下坚持学习，好好生存下去。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10:39:15
课堂上，老师讲到封建社会的文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蓝。说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过着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我当时总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在旧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多人清高在上，脱离劳动人民群众（我感觉这和蟋蟀王倒有类似，有机会要问一问他关于农村的问题，看这个所谓的鸿儒能不能回答上来！），轻视劳动，你可不能不信。初中时代我们就亲历过一段有趣的笑话。可见一斑。
颁布“农村六十条”，对农村政策有了大调整之后，农民分了自留地，机关职工也都分了一点。巴中老师们分自留地时，大家问六十多岁的图书管理员张老师：
“侬（他是上海人）准备种点啥？”
“我要种小米。”他回答道。
这一句话逗得大家直笑。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他连韭菜也不认识，曾把野外遍地长的马莲（学名叫马兰）指认是韭菜（天啊，这韭菜也长得太大了！――录入者）。就笑逗他：
“你别种小米啦，种谷子吧！”
“我的自留地，我就种小米，种谷子干什么！”他看自己的意见大家不听，竟急了。可他这话竟让大家越发笑了起来。
那时北方不产水稻，很难吃上一顿大米饭。他平时喜欢吃小米饭，但来东北十来年了，却不知小米是谷子加工而成的。可见这位老人没怎么深入农村，更谈不上参加过象样的农业劳动。
巴中当时的师资队伍是很强的。但老师队伍中多数都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文人（也有军人，钱叔的父亲就是原来黄浦军校毕业的军官，在淮海战役中战败投降了，被送到这里来让他做老师的――录入者）。出点类似上面的笑话并不奇怪。巴中也是很有名的，这所学校建校早，又是在原伪满国高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培养出的学生在建国初时遍布了全区各地，现在自治区的高层领导中就有好几位是巴中的老毕业生（包括原来曾经大红大紫的报告文学《她的中国心》、电影《瞬间人生》、电视剧连续剧《离别广岛的日子》中的中心人物，战争遗孤乌云――她日本名字叫立花珠美――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当时的校长是刘文纲）。从这点看，你不能光笑话这些老师。他们对内蒙古的新兴，在培养知识人材上还真起过不小的贡献呢。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13:49:30
我们这届毕业生，由于由于下放学生，加上个别原因缀学的。八个班到了初三合并为五个班。学生由入学时的400多到毕业前只能200来人了。我的老班主任名叫雷生云，初一初二一直在教我们语文。当时他三十几岁，风华正茂，蓝球打得也特好。他对我的两件事使我难忘。
一次是上间操，他悄悄地叫我去他办公室，原来他要给我理发。那时同学们理发多是互相理的。老师给我理发叫我很激动。初三那年，班主任改为娄环老师了。毕业前同学们在留言本上互相留言。同学、老师之间互相赠送照片，照片都是一寸的黑白照。雷老师给了许多同学照片，却没有给我。而又一次把我偷偷叫了出去。原来，他送给我的是一张二寸的照片。可能是洗得少，只送给了我一张。他除了认真讲课，平时是不善言谈的人。就是学生里偶尔有做错事的。他批评人也是慢声细语的，从不大声哈斥人。第一次给我理发，我只是激动，没更多想什么。而这次单独给我一个二寸照，明显说明他是很喜欢我的。我人年纪小，性子又直，不善于取悦人。为什么老师反而更喜欢我呢？可能是我在班里劳动、学习都很上进，没太让他操心的原因吧？更可能也是对我无言鞭策的另一种方法。苦心的老班主任啊。我对您会终生不忘的。
提到学习，我想到了几件事。初高中时，每人都发了一个成绩登记本，上课前要求夹在课本中。因为那时除了音体美课，其他课堂堂都要提问打分的。一学期每科要求打10次，作为平时考查。我的成绩本上几乎都是四分、五分。分多少倒说明不了什么，但如果站起来回答不上老师的提问，自己就会脸红的。有一次历史提问，我得了个2分，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的一个2分，我至今不忘。年末考试有三次我考了好成绩。初一我语言得了92分，全班第一；初二学习学习委员考了94分，我考了93分，也还可以。老班主任为此一定很高兴的。其实，我的数学应该是最好的。每学期复习时，同学们常拿课本上的问题围着来问我。那时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多课外复习资料，除了课本上的习题没别的。毕业考试时，我的数学是100分。全校也只有三、五名得了满分。可我从来没想过升学。上课不会溜号，一听课就入迷是我学习的唯一“经验”。我并没下过苦功。可能老班主任对我有更多的希望和要求，才那样偏爱我。如果真的那样，我就愧对老班主任了。（雷老师的这张照片我一直留到了今天）
（笨猪按：雷老师也教过我，那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由于当时他没有担任主课，所以我对他的印像不深。雷老师的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也见过。其实爸爸有相当多的东西都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可惜我们搬了几次家，这些东西基本上已经丢光了，给我印像最深的是爸爸收藏过一本《江青文选》，这书如果留到今天一定极有价值。此外还有中共九大会议纪要，里边还有四人帮的照片呢）
作者：叨德一 回复日期：2004-01-17 15:20:36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18:12:56
爸爸他老人家是怕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和我们不一样呵，记得我少年时对毛泽东简直是恨之入骨了，每每因为这个与爸爸吵架。当时我拿着书对爸爸说：“这是历史”，爸爸说：“历史的真相至少要五十年之后才能明了，你小孩子知道什么!”我说：“那你倒是给我讲一讲这一段历史!!”，爸爸沉默了，一会后对我说：“你还小，等你日后上大学了，我再讲给你听!”
记得是在一九九七年吧，我大三了，有一次又因为这个与爸爸吵了起来，爸爸说，现在可以对你说了。那天爸爸拿着酒，一边呷一边说。一直和我聊到了深夜。我深受震动，说实话，在那之前，我从没有对所谓刚刚发生过的历史做过任何深入的思考。回到学校以后，我在学习之余有意地借了不少毛泽东的书籍来看。终于，我发现我对毛的认识太浅薄和太无知了。
从那次谈话时起，我就一直想找上十几二十个过来人，请他们讲一讲过去的故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几年我一直在劝说爸爸：“您写吧，别让我们小辈人日后的眼中这一段成为一笔糊涂帐!”但爸爸一直不同意，直到最近的刘涌案和孙志刚案，我向爸爸讲了网络了力量，他才终于同意动笔的。
我现在很清楚，以我个人的力量，能采访上两三个人就算不错了。我之所以将它发表在网上(现在几乎是同步发表的)，一是因为我相信网友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判断力。二是我也希望天涯海角的网友们能像我这样做一点留住记忆的具体工作。最终，将我的这一希望，在网络上变成现实。
我动手得太晚了。我现在还记得当年爷爷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他如何用一颗小手榴弹改装成可以炸翻火车的炸弹时的情景以及他当年是如何杀汉奸的。也记得姥爷给我讲过少帅与姥爷家族的故事。但是还没有等我成熟，他们都已经故去了。今天的我，无法理解父亲他们对毛主席的感情，就像我无法理解姥爷为什么会对少帅有那么深的感情一样。
留住记忆，就是留住历史，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用更理智的目光去审视将来!
作者：我有一个移民梦 回复日期：2004-1-17 18:56:38
其实也未必
什么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
我们要辨证地看问题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19:23:15
说实在的，在我的学习生涯中，除了故乡的爷爷和舅舅指引过我的学习以外。父母是没太管过的。父亲常年不在家，多年只看过我的一两次成绩单；而母亲的教育只是教我如何做人，学习上好坏她不太在意——她是个文盲。见到供应户吃的还不如农民粮食多，认为当农民不错。我上初中时，她常常对我说：“人干啥工作还不都是活一辈子？我看当农民比干啥都强。”
在她的思想影响下，我心中根本就没有升学准备这码事。升学总复习时，同学们都在开夜车拼命复习，而我恰恰认为课本学完了，没事可干，突击看小说《红岩》。填写志愿表时，娄老师万万没想到我写的三个志愿全是“农民”。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什么，我回答我想当农民。老师又说，回去和你父母再商量一下吧（我想他认为我父母一定会让我改志愿的）。我说，我父亲不过问这事儿，又不在家。我母亲是支持我当农民的。娄老师劝我（内心一定是很生气，又不好说不同意我当农民）说：“你想当农民也很好，但是应该读完高中呀。你现在才十四五岁，当农民也只是一个半拉子（半劳力），再念几年书人也大了，再当农民也不晚哪，现在就当农民会累坏你的。回去和你母亲再合计一下，就说老师不同意你这么填写。
我和母亲讲了这情况，母亲说：“那你就自己看着填吧”。于是我回校将志愿改成了“高中、中专、农民”，第三个还是农民。
升学考试后，通知单快发下那几日，同学们天天去学校寻问录取情况。老同学李方林是我的邻居，天天早上约我去学校一起打听情况。而我忙着去打柴，根本没把考上考不上放在心上。复习时我都没上心，考的好与坏又怎样？反正我参加考试了。
倒是二弟挺高兴，有一天我打完柴往家走，二弟站在大门口迎接我高喊“大哥，你考上了！”我接过通知单，心里想，命里不让我现在当农民。凭感觉马马虎虎应付了一下考试，竟考上了。看来真的要离家准备上学了。
短暂的初中时代就这样过去了，我又进入了人生新的一段学习生活。回忆起来，父母的态度和我的做法，都令人难以理解，我当时的幼稚也实在可笑。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19:29:20
看来，楼主说的有那么一丁点道理
其实也未必
什么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
我们要辨证地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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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严谨的构词啊，虽然你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认了我说的有一点道理了，这就够了。：） 我说过的，其实的是是非非由你自己来判断。想发挥你辩证才能和考证才能就尽管发挥吧，我欢迎你！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19:43:43
我的高中时代回忆分成两大部分来写。高中本该读三年，而我们的这届学生在学校整整呆了五年零一个月。前三年是最能充实自己，紧张而使人留恋的美好学习时光。后两年而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动乱的两年。其经历使人辛酸无奈。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们的经历在这之前的人们预想不出；之后的人又不会想象得到。残酷的战争年代人们能去想像，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人们的经历，却像一部黑暗的、疯狂的、恐惧的、漫长的神话，使人无法相信。我只好单独去回忆它。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20:06:35
1、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比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还少
当通知书下齐后我们才知道，考上高中和师范的人比例并不多。我们中学是这个旗的重点校。到初中毕业时仅有六名考入了高中，2名考入了师范。到高中后方知，全旗32万人口，能上高中的也不足百人。按这个比例算，仅点人口的约三千分之一。而九十年代，全国大学招生的比例要比这个高得多。能考上高中和师范真比今天能考上大学还难，难怪同学们都那样盼着通知书能有自己的份儿。从这个比例上看，也能分析到当时国家中、高等教育的底子还很薄，培养一个有知识的青年很不容易。通知书既然有我的名，父母也就积极为了筹备钱，准备送我入学了。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21:24:19
高中时代，我有一个小帐本，精打细算地记录着我的每一笔支出。在当时，我这样当然是为了不乱花一分钱，因为家中能供养我太不容易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能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物价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
一般的高中生，每个学期要花费八九十元，全班一两名较富裕的同学能花费百十多元。而我，是全班花费最少的，仅六十四五元。那里的伙食费是每月七元。加上书费，住宿费，学费，一学期约五十元。其余十几元包括购买文具，用具在内的花费。至于零花钱，除了集体包电影之外，我几乎不敢乱花一分钱。
我享受着国家给的助学金。我校的助学金有每月七、五、三元三个等级，有半数的困难家庭的同学能得到国家的照顾上学。我高一享受三等助学金，后两年改为二等。全班只有极困难的一两名享受一等。每月七元的助学金，也就是说解决了他全部的伙食费。
我能享受每月5元的国家助学金，说明在班级里，我能上高中是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家庭。按理，单从家庭收入和人口上，我能够得到三元钱的助学金也不算少了。但一年之后，班级又给我评为二等助学金享受者。
父亲工资每月为53元，这相当于一般农民家庭一个半劳力的收入。在当时，农村整劳力每年平均能争三千来个工分。多数生产队每个劳动日能分上1元钱。能分上一元三四角的生产队是最好的，不足一元的也挺多。当然，特殊的差队，社员们干一天有的才能分上几分钱。我家7口人每年六百元的收入，相当于农民家庭的中等生活水平了。但是，和社员不同的是，我家没条件搞养猪这样的副业来取得其它的收入。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从关里（所谓的关里就是指山海关以南，山海关以北叫关外或者关东，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吧――录入者）来，是个裹足的小脚（笨猪按：后来放了脚，但脚已长成了，我小时候，到爷爷家时常常乱穿鞋，有时就把奶奶的鞋穿走了，她的脚算不上是三寸金莲，大约相当于七八岁孩子脚的大小），挑水都不成，去野外挖野菜养猪是很难的，弟弟妹妹又都小，光烧柴一项我忙得一年就无暇做其它了。父亲在家中是什么活都指不上的，我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我一上学，给家庭带来的困难比其他同学都大（笨猪按：爷爷在家中有很强的封建家长作风，而且在家中是要特殊照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爸爸他们饿成那个样子，爷爷顿顿也不能缺了酒，他一个月的工资有一半是自己吃了，爸爸他们是敢怒不敢言，这个爸爸不让说，我给补上。这是家丑，但我要尊重事实）。一年的共同学习生活使同学们了解了我，大家一致同意把助学金给我调到了二等。
那里到了暑假，我拼命地去打柴，争取解决好家中半年的烧柴。我还要挤出几天来搞一点上学的费用：或到苗圃（育苗基地，培养各种树苗的）做小工，或刨几天马莲根卖（马莲就是马兰，它的根系非常发达，是须状根，做各种刷子的材料。现在的刷子多是塑料做的了，早前不久还有的刷子毛用马兰根做，刷子的毛是黄色的――录入者）。毕业那年花费还要大些，毕业考试后复习高考的那两个多月，学校要给毕业生吃小灶，伙食费高，还要有照像等支出。为了多筹点钱，六五年夏，开学前我带领二弟挖了几天马莲根。开学了，我背上十几斤马莲根到三江口去卖。然后从三江口拿了得到的二三十元钱直接上学。我们本镇收是一元二角一斤，三江口是一元八角一斤。为了多卖几元钱，我背着行李和马莲根要走四十多里旱路到火车站（从距离上看，这是去卧虎屯车站――录入者）。再多花两元的车费，才能凑足开学初要交的书费、学费。
我深知我上学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我要对得起国家给我的助学金。同时也要珍惜自己的劳动，这也是我有小账本，每学期的花费是全班中最少的一个原因。
我还要感谢我们家的老乡孙大伯（前边提到过，他妻子给爸爸家送过高梁米――录入者）。六四年冬，他来旗里开三干会（他是老贫协会主任），那里，正是搞四清运动，我父亲“上楼”时期――即干部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在自己的工作有没有以权谋私，有没有多吃多占。说清后叫“下楼”，群众提意见叫“梳辫子”，审查交待问题时是“上楼”（现在说抓别人的短处叫“揪辫子”是不是这么来的，这是我个人的瞎想――录入者）――的日子里，家里没有给我寄钱。孙大伯知道我的家庭，他在开会时到学校看我，叫我安心读书，走时非要给我留下了十元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老人家。文化大革命时他就去世了。在多年的交往中，这位老人是我父亲的密友，也是我家困难时常常解囊相助的人，我不会忘记。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22:05:55
前面提到了四清“上楼”，这使我联想到我申请入团的一件事。凭心而论，在班里，我虽然是年龄最小的，但各方面表现都不差，同学们对我的评价也很高。六四年冬，团支部评议我入团。十八名团员一致举手同意我加入团组织。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与我同被评议的另外两位同学，他们才分别有15和16名团员举手被通过。
可是，学校总支在审批时，恰恰没有批准我。班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原因是“没有交待清楚你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一听就懵了，我父亲能有“历史问题”？班内五十名同学中，调查表明父亲是党员的才七八名，是革命军人的才一两名。我还曾为此感到骄傲呢。父亲很少与我谈过去，也不谈家常，他的情况我是从小在母亲口中听到的。他在日本投降前就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挖地道同小日本斗争，解放战争时参的军。他入伍参军都有故事，当初部队在桔子附近打仗，他第一个报的名。带领本村12名民兵一起入伍的。入伍的当天晚上，在南村的激烈战斗中，八位刚入伍的新兵就牺牲了（说起来都是亲威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爷爷很少回老家）。父亲的帽子都被打飞了。第二天，他就随大部队转移了。就连母亲，还当过妇女队长呢，怎么可能父亲有“历史问题”？
支部书记当时找我谈话还从学校又拿回一张志愿表。批准我第二次填表，在六天内我两次填表，这也少见了。可我找不出父亲的“历史问题”，第二张表根本填不出新内容。结果，另外两名同学加入了，我反而没批准入团。我一直对此事不理解。
第二年春，在同班里另一名同学肖国发（现在旗公安局工作）谈心时，他向我透漏了实情：组织上叫我写“历史问题”，是指把我父亲的四清运动中有啥事交待清楚。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哽咽了。填表时我父亲还在“楼上”，那学期我根本没有回家，怎么知道父亲在“楼上”呢？再说，父亲在“楼上”有无多吃多占的问题可交待且不说，那怎么能叫“历史问题”？如果指明是审查“四清”中有无问题，我可能会马上请假，回去了解了。我心中暗想，我高中不入团了，我争取比你们团员先入党！因为我自信个人条件与家庭条件都不差。（当年父亲是拼命入团，我去年是拼命退团，这是怎么了――笨猪）
我以后的工作经历证明，我确实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我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23:42:37
高中时代，我们仍有班主任。不过。除非班里有大事需要班主任出面指导、讲话。很多事都是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我们高一的班主任刘老师第周二节历史课，平时很少到班级。而班干各司其职，都非常认真负责，作用反挺大。
回想起来，每击一节课的班会，班长倒是作用不小。一节课，既有本周的班级总结，又有下一周的布置和新要求，一讲常常是一节课。可能是能升入高中的人太少，高中生那时的素质真叫人敬服。多少年以后，人们把我们称为“老三届”，“老三届”的学历不高，但在社会上贡献了他们应付的汗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二三十年里，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高二时，全国农村搞四清运动。因为我们是在校生，对运动了解得并不多。为了使我们也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六四年的年末，学校组织我们班下乡两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四清“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现在我问了几位比我大十多岁的退休老人，他们也没有一个给我明确答复的。据我的回忆是――“四清”是指清农村干部贪污问题，清帐目，清多吃多占，清资产阶级剥削思想。
我班是在旗所在地西十里的一个小村体验生活的。说实在的，那个村农民生活太苦了。有些事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住的赵老汉一家，三口人，冬季只有两条棉裤：赵老汉和老伴二人合穿一条。每天早起，赵老汉穿上棉裤去队里的场院背回烧柴，白天老伴穿上做饭，喂猪打狗干家务。有个十二三的女儿也没有读书。当然，他是屯里的一个困难户。社员们杀年猪，多数人家却买不起食堂。西院一家杀年猪，说给了我们几个邻家的同学去吃血肠（东北人有此风俗）。菜里有肉却没有盐，吃肉真的也不香。那时，农村吃返销粮的生产队（即平均每人分不到360斤，由于国家补齐到360斤，补的这部分叫返销粮）一个劳动日只能分几分钱的也有；极个别的生产队，甚至还有一分钱也分不到的。他们领了口粮，只能靠养头猪，养几只鸡卖几个鸡蛋来点零花钱。“四清”叫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落后农村的生活实在很苦。
白天，我们同社员一起刨冻粪参加劳动，晚上同社员们一起参加对个别干部，有地主富农的揭批斗争会。工作队是从内蒙古自治区里派下来的。多数晚上，我们是学习外地经验材料，批判村里有个叫张会民的富农。张原是村里公认的“嫘姐夫”，他这人嘴好说，好闹着玩，因此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不免就成了批判的内容。记得有什么“顶风雨，顺风旗，十八岁的姑娘是大叫驴”啦，什么“现在不如旧社会，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啦等等。
人们批判他“封资修”思想，批判他“你是旧社会的富农，留恋旧社会剥削人的生活”。叫他底头认罪，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大家高喊“打倒富农分子张会民！”的口号。但没有人打他，打人的风气是文化大革命时刮起的。（笨猪注：爸爸说批判和批斗是两个概念，文革以前也常批判，但是只说不动手，而批斗是文革时的，说批斗就是指在过程中有动手打的行为了）
提起张，我们在离村前还演了一场节目，有一个节目是表演唱，是专门以张的事编成的。演出前了他的帽子戴上，边唱边批。在第二个星期，班里抽出了几名文艺骨干白天不刨粪，专门集中精力编写节目。大家边编边排练。五六天就拿出了一台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有几个“二人转”，还有“对口词”独唱，二重唱，表演唱，快板。内容都是现编现演的。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我班还有这么几位唱二人转的人材。他们既会唱，又能叫出各种曲名（二人转是有曲牌名的，这一点上有点像宋词――录入者），有了词，他们就能根据词来安排一个合适的调来唱。而我一直是校文艺队的人却不了解他们。难怪班级的新年晚会节目会那么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7 23:44:05
高中时代，我们仍有班主任。不过。除非班里有大事需要班主任出面指导、讲话。很多事都是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我们高一的班主任刘老师第周二节历史课，平时很少到班级。而班干各司其职，都非常认真负责，作用反挺大。
回想起来，每击一节课的班会，班长倒是作用不小。一节课，既有本周的班级总结，又有下一周的布置和新要求，一讲常常是一节课。可能是能升入高中的人太少，高中生那时的素质真叫人敬服。多少年以后，人们把我们称为“老三届”，“老三届”的学历不高，但在社会上贡献了他们应付的汗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二三十年里，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高二时，全国农村搞四清运动。因为我们是在校生，对运动了解得并不多。为了使我们也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六四年的年末，学校组织我们班下乡两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四清“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现在我问了几位比我大十多岁的退休老人，他们也没有一个给我明确答复的。据我的回忆是――“四清”是指清农村干部贪污问题，清帐目，清多吃多占，清资产阶级剥削思想。
我班是在旗所在地西十里的一个小村体验生活的。说实在的，那个村农民生活太苦了。有些事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住的赵老汉一家，三口人，冬季只有两条棉裤：赵老汉和老伴二人合穿一条。每天早起，赵老汉穿上棉裤去队里的场院背回烧柴，白天老伴穿上做饭，喂猪打狗干家务。有个十二三的女儿也没有读书。当然，他是屯里的一个困难户。社员们杀年猪，多数人家却买不起食堂。西院一家杀年猪，说给了我们几个邻家的同学去吃血肠（东北人有此风俗）。菜里有肉却没有盐，吃肉真的也不香。那时，农村吃返销粮的生产队（即平均每人分不到360斤，由于国家补齐到360斤，补的这部分叫返销粮）一个劳动日只能分几分钱的也有；极个别的生产队，甚至还有一分钱也分不到的。他们领了口粮，只能靠养头猪，养几只鸡卖几个鸡蛋来点零花钱。“四清”叫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落后农村的生活实在很苦。
白天，我们同社员一起刨冻粪参加劳动，晚上同社员们一起参加对个别干部，有地主富农的揭批斗争会。工作队是从内蒙古自治区里派下来的。多数晚上，我们是学习外地经验材料，批判村里有个叫张会民的富农。张原是村里公认的“嫘姐夫”，他这人嘴好说，好闹着玩，因此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不免就成了批判的内容。记得有什么“顶风雨，顺风旗，十八岁的姑娘是大叫驴”啦，什么“现在不如旧社会，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啦等等。
人们批判他“封资修”思想，批判他“你是旧社会的富农，留恋旧社会剥削人的生活”。叫他底头认罪，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大家高喊“打倒富农分子张会民！”的口号。但没有人打他，打人的风气是文化大革命时刮起的。（笨猪注：爸爸说批判和批斗是两个概念，文革以前也常批判，但是只说不动手，而批斗是文革时的，说批斗就是指在过程中有动手打的行为了）
提起张，我们在离村前还演了一场节目，有一个节目是表演唱，是专门以张的事编成的。演出前了他的帽子戴上，边唱边批。在第二个星期，班里抽出了几名文艺骨干白天不刨粪，专门集中精力编写节目。大家边编边排练。五六天就拿出了一台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有几个“二人转”，还有“对口词”独唱，二重唱，表演唱，快板。内容都是现编现演的。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我班还有这么几位唱二人转的人材。他们既会唱，又能叫出各种曲名（二人转是有曲牌名的，这一点上有点像宋词――录入者），有了词，他们就能根据词来安排一个合适的调来唱。而我一直是校文艺队的人却不了解他们。难怪班级的新年晚会节目会那么形式多样，精彩无比，原来班里几乎人人都有一手！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8 1:04:15
国家刚刚经过三年的自然灾害，经济落后，农村人民生活还很穷。那时，连收音机都是一件稀罕物，农村根本没有电视机。信息交流全凭在报纸上获取。班级里订了几份报纸，平时就挂在教室前。同学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一来报就争着看，不漏过一条重要新闻。
我们有了自己的万吨水压机了！
我们能自己造万吨货轮了！
中国运动健儿在世兵赛上夺冠了！
大家为这些消息而高兴。美国还在侵略越南，《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十亿中国人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辽阔后方。大家都很关心抗美援越……
赫鲁晓夫说中国不能自己造原子弹，要想造原子弹，咱们中国人要穷得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同学们常常议论这个话题，我们到底能不能造原子弹呢？现在有没有原子弹呢？有的说可能有，这是国家机密，有也不会说，咱们也不知道。有的说可能没有，若有的话报纸上能不发表吗？双方还为此有过争论。真个把国家的事看得比自家的事还重要。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当同学们从学校的广播中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后，同学们立刻象水进了热油锅一样炸开了！大家欢呼，跳跃，跑出去打鼓庆祝；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子弹了！咱们中国人的腰杆直了！回忆起那一幕，真使我们难忘，这个日子，这景象我们也牢牢地记在了心头。有了这样的热血青年，中国还怕什么呢！
想想今天，国家经济发达了，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那时多得多了。可是，许多人却缺少那种热情了。人们学会了从更多角度去思考问题，特别是希望法制建完、希望消除一切腐败。后人们有的不理解――为什么那时那么穷，人心却那么齐，革命热情又那么高？答案恐怕不是我个人能说清楚的。毛主席去世时，许多中国人都哭了；周总理去世时，人们从内心感到非常悲伤。今天的青年，对此感到奇怪甚至怀疑。这也让我及我们这一代人同样有些难以接受（这怎么说着说着又冲着我来了――录入者）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8 11:15:08
从小学开始，偶尔在课堂上老师会说：“注意听讲，别溜号了！”，刚来内蒙时我不懂啥叫“溜号”，以后知道是有的人上课走神精力分散，没注意听课叫“溜号”。老师讲课，学生怎么会走神？我一直不理解。可是，高一时我终于走了一次神，体会到了学生上课也会胡思乱想的。
学校离家虽然百十多里路（爸爸是在保康一中上的高中，已经离开巴彦塔拉了――录入者），往返火车票也只有两元。但是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我只请过三次假回家。周六请假，周一就能返回学校。而同学们每学期至少请一两次假回家，有的家比我还远。
我不愿意请假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当然是少回家节约了火车费，二是因为，在我第一次请事假回家返校后，我三五天内思想没有静下来。一会想到父亲下乡不在家，家里的房子该抹一抹了（土房每年受雨浇后都会有少量的土被冲走，每年秋天都需要往上补新的泥皮的，砖房是没有这样的维护工作的，这活很累，我也干过――录入者）。一会又想，家里的院墙该修补了，弟弟们太小了，很难干这种活；一会儿又想，家中的柴恐怕烧不到放假，弟弟们不得不顶替我在家弄柴烧的活……。上课时，不知不学想到了这些，老师讲了好几分钟课我都没听清在讲什么。猛然一惊：啊，这就是溜号！我在溜号！，于是我立刻强制自己，再不能乱想了，这会误了学习的。强制自己收回心听课，但课下这些事总往脑子里钻。因此，我决定尽量少回家，争取开学时把一切都准备好，不放假不回去。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8 11:18:12
高中时代，学校对各方面的要求与训练都是很严格的，不但学习时间抓得很紧，文体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比如，体育课每节都安排得很紧，冬季长跑训练，达标的要求是要跑十五圈儿（合六千米）。为了达到要求，冬季课活我们在练习时常常一跑就是十来里。此外，冬季班内还搞“比比谁先跑到北京”的活动。大家都把自己每天跑的圈数登记在统计表上，这事没有弄虚作假的。那样做，同学们都认为是一种人格的虚伪。（上班以后我体会到了这样的训练对自己身体的好处，学校长跑比赛我常常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并能取上好名次。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我跑上个七八里很轻松。）
我们自高一以后再没有音乐课，但仍然能每周学一首歌。学歌的时间是早自习过后，正式上课前的预备十分钟。学歌的方法是发下印好的歌片儿，由文艺委员先教曲，后教词。班内有不少同学会排曲儿，而我，在这方面很差劲儿，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唱歌儿。
六四年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我们学奈曼旗的经验尤其值得一提。每周六课活前都要彻底搞一次卫生，原来学校就有这个传统。但学奈曼后要搞到“物见本色”。即各种东西都要象新的一样。生铝饭盆要用砖头擦得铮亮铮亮的。门窗包括房子的檀子都要弄得一尘不染。教室外的砖墙，因下雨刮风免不了下面与上面不一样。我们要把下面的砖水洗得像新的一样。宿舍里，门窗的玻璃上，有一个污点都不合格，经常要保持净明。同学们的褥子铺得平平的，被子也叠成了和军队一样的豆腐块儿。脸盆，牙具，毛巾都摆弄得齐刷刷的，即使发现一个人有虱子，全班的卫生也要扣十分，那样的话总卫生成绩绝对是下游。
总之，不论是从效果上，还是从时间上，我们都同部队一模一样，并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这种大搞卫生及各种评比一直坚持了下来，使我们的高中生活始终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8 14:47:10
政治上要求上进是那时每一名高中生所追求的。在当时要加入共青团绝非易事，要各方面有突出表现。有的同学写了几十次申请书还得不到入团的批准。
“向雷锋同志学习”是毛主席发出的号召，它激励着我们这一代的高中生从各方面高标准，严要求自己。结合自己思想来学毛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班上的主要政治活动。
说也奇怪，我们那时的思想是很正直纯洁的。会上同学们开展互相批评毫不客气，会下的关系却仍亲如兄弟，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雷锋的最突出点是认真学习毛著，改造世界观。在行动上助人为乐和他的“对待同志向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象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
学校还树立了学毛著标兵典型，初三的周玉霞在全校做了经验报告，各班都开展了向她学习的活动，学毛选成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
致力于改造世界观，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我认为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当时中共“九评”苏共公开信，两党最终彻底分裂。毛主席提出了《革命接班人五项标准》。
且不说修与不修，就五项标准来看，若今天的领导干部能努力做到，那还真是老百姓的福。那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贪污腐败现象了。
我始终认为，无论是从思想空前团结的政治气氛上，还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势头和民族凝聚力上看，从我有记忆直到今天，那两年（指64年、65年――录入者）是最美好的一个时代。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8 20:25:54
信不信由你，班级每周都能利用班级的教学黑板出一期黑板报。周六晚上，板报员两节课的时间就能出完（由全班同学供稿选出内容），周日展示一天就擦去。下周又是新的一期。而现在的高中生，让他们出一期板报太难了。速度与质量都难与那时相比，“实践出真知”，看来主要是缺乏这方面的实践。
板报有批评、表扬，班级动态与国际国内新闻摘要等等。它对及时地鞭策后进，鼓励先进，起了一定作用。
班内还有一块小黑板，每周选一句主席语录或是伟人的话。为我们在政治脑海充电。
各班都有文艺队，但可以说，我们班的文艺队在全校十八个班（包括初中的十二个班）中是最棒的。我班有全校公认的女生独唱歌手卢家俊，她曾在盟里比赛中取得了好名次。参加过自治区的表演。
那时，最时兴的歌曲有《我们走在大路上》、《农业学大寨》、《雄伟的井冈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歌》等等。独唱歌曲有《毛主席来到咱山庄》，《马儿啊，你慢些走》等等。而《大海航行靠舵手》则是后期最流行的。
我们班的民乐队是校文艺队的主要成员，三名校队二胡手中，有两名是我班的。打击乐的各方面人材也应有尽有。临时组织十几人个的乐队，稍加编排就能象模象样地演一堂课。我班的男女生二重唱也是各班最棒的。那时什么形式的世节目都表演，舞蹈，表演唱，快板，山东快书，相声等等班级元旦晚会上，各组报上排练的节目很少有形式重复的。都看过《刘老根》剧中的“龙泉山庄剧组”的表演吧？班里的节目演起来真的和他们差不多一样热闹（笨猪按：这倒不是在吹牛，“二人转”本来就是民间艺术，在我们老家是有非常丰富的土壤的。其实，赵本山说的话也就是我们那里的方言。上大学时有同学说我说话像赵本山，我说：“应该说赵本山说话像我们那嘎达的人！”）。
“乌兰牧骑”是六几年内蒙宣传推广的最受欢迎的文艺队。它以人少节目紧凑，人人都是多面手，下乡宣传广等优点响誉一时。当时各旗县都有“乌兰牧骑”。每当有重大活动，我校文艺队与旗乌兰牧骑专业队合演一台节目时，我校的常常能把他们比下。而校队中，从乐队到演员，我们班占一半的比重。如果不逢上文化大革命。说不定毕业后班级能出上一两个国家级的演员呢。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8 21:40:05
说实在的，我不太喜欢唱歌，跳舞。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天赋。我挺喜爱小品，相声，杂技，魔术和各种绝活的表演。在班内我什么乐器也不会，又不善唱健跳。因而班级文艺队中原来没有我的份。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无意中被选入了校文艺队，并成了主力演员，着实露了一回脸。
班里分四个学习、生活小组。在六四年元旦前夕，各小组要准备几个文艺节目，准备班级联欢会上演出。我任小组长，本应是个各项活动都身先士卒的百姓角色。我不会什么节目，不知是谁说《解放军报》上登了个双簧节目，大家让我试一试。承担了这个任务，我和张玉林（毕业前夕当兵，退伍后分到了旗组织部工作）同学便偷偷的找地方练了起来。校文艺队负责人乌力吉仑老师因为我们有不少校队文艺骨干，在班级晚会刚开始不久就一头扎在了我们班。当他看到我们俩的演出后拍手叫绝，当时就拉着我俩到各班拜年演出。元旦支农送粪，他又指派这个节目随校队下乡演出，并决定这个节目作为校队的保留节目。从此，我便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多次登台，不能退场了。
每逢重大节日或比赛，双簧《约翰逊的嘴脸》是校队的必选节目。在全旗中学的一次汇演比赛中，《草原民兵舞》与我们的节目获得了优秀节目一等奖。
提起那次比赛，还出现了个小插曲。我们每次演出是结合形势把前段的内容稍加修改之后，然后由相声引出的双簧表演。当场化妆，头戴美国星条旗高礼帽，衣着西服，肚子填得大大的开始表演。那次肚子填的是演员们的绸彩带。因为绸子太滑，半路从上衣里拖落在地，使我无法再做动作。我灵机一动，大喊“停！停！”。张听到喊声抬头看我，我挺着肚子用手一指说：“总统的肠子出来了！”。他反应也挺快，说：“那我们再把他的肠子塞回去！”，他拉开架势，大大方方地把彩带又塞进我上衣西服里，重新用别针别住，继续演出。多次看过我俩节目的人都知道这是场上“穿帮”了，但没看过以前演出的评委和观众以为是表演中的情节，并为我俩的滑稽的动作逗得哈哈大笑，一点没影响给节目的打分，还照常拿到了奖。
由于几十次演出，全校同学都认识我，走在街里，小学生见到我，虽然不知道我的名字，但都知道叫我“约翰逊”，那两年，我成了镇里大家都熟悉的小名人。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8 21:45:28
希望大家在看过以后，多多提出批评指正意见，但仅限于篇幅组织上，请不要向我提修改其中事件的建议，我不会接受。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19 11:51:20
我的高中三年学习生活，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几年，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政治上，全国人民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此来武装头脑，改造世界观。特别是开展学雷锋的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人心。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助人为乐的风气是建国后最高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不论黑猫白猫，抓住了耗子就是好猫”后，教育也有了大抓质量，培养“又红又专”的时代背景。大学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也下放到了高中教材中，使我们这届毕业生比以前的毕业生又多学了一些知识。因此，我的高中时代是很值得留恋的一段时光。
学校的钟声深深地打进了我的脑海：
“铛－，铛－，……”，这是起床，预备，就寝的钟声。
“铛铛－，铛铛－，……”，这是上课钟声。
“铛铛－，铛－，……”，这是下课或开饭的钟声。
“铛，铛，铛，铛……”，这是集合钟声。
每天三十二遍各种不同的钟声就是命令，伴随着钟声的节奏，同学们充实而紧张地渡过每一天。
听到起床钟声，住宿生们一咕噜起来，穿衣，互相扔过枕头，叠被；下地洗漱；跑出室外站排，拉出队伍进操场跑步与晨练。从起床到进操场，也就四五分钟。许多人是边站排边系好扣子的。宿舍值日生在起床钟没响的前二十来分钟已悄悄地下炕，无声无息地拿上水桶去水房打温水。直到听到第一声起床钟声，才快速地摆好大家的脸盆，分好洗脸水。同学们出了操，他才搞室内卫生。擦净、摆好脸盆，挂齐大家的毛巾，牙具袋，倒掉洗脸水；清扫干净地面；再检查一下房间，有不太整齐的地方帮着同学收拾一遍，然后锁好门去上早自习。而操场入口，值周学生会干部检查着每一个班出操的速度，晚出操几分钟的班，会在周六的间操后点名受到批评。
二十分钟的早操主要是跑步，短暂的剩余时间随便再活动一下或上上厕所。直接进教室早自习。早自习钟声一打，全班开始俄语学习――早自习不允许学习其它任何课程。听到下早自习的钟声。打饭值日生（每班四个组，每组十来个住宿生，每天轮流二人负责打饭，分饭菜，洗碗）跑着去打饭。班级值周生（也分四个小组，每组十几个人，包括走读生）清扫教室。清扫之后摆齐桌椅（行列都要摆齐的，不能出一点差错）后方急急忙忙去饭厅吃饭。去晚了怕影响人家洗碗。如果两种值日碰在一起了。班级值日可以不做。早饭共一个小时的时间，饭后仅有十几分钟自由支配的时间。
预备钟响了，我们开始学歌，做好第一节课的课前准备，等待上课。我们的课前准备要做到把本节课该用的文具、课本练习本都从课桌里拿出放好。上课不允许打开课桌。极特殊的情况，要得到老师的允许才行。
那时，我们一天的学习包括早晚自习和每天一节的课活在内共十一课时，午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午睡时间。
课活时，不允许在教室学习或完成作业，必须到操场上去锻炼身体。学校有6个蓝球场地，几副双杠，整个操场布满了开展各种活动的师生，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
晚饭后，是一天里最自由的近两个小时，你可以参加文体活动，可以学习，团员与进步青年可以在操场边找个安静的地方谈心，还有去校外拣粪的。宿舍值日生要去领煤，生火炕。看宿舍。他要把课本或没完成的作业带回宿舍，等同学们回来时，他已经把炕烧热，并且把同学们的被子都放好（开打成睡觉的状态）了。
晚自习后的就寝时间不过二十分钟，熄灯钟声一响，前后不过几秒钟，各宿舍的电灯便一个连一个地关灯。宿舍里再不允许有说话声，大家很快入睡。结束了一天紧张的生活。偶尔，有的宿舍有家长来探望学生，灯稍关得晚上一两分钟，学生会干部会马上检查过来，等家长快速返回宿舍关灯。
学校不是军队，但我们的高中生活真如同军队一样紧张有序。在这个大集体中，我们既学到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又增长了文体等方面的才干，增强了集体主义的意识。
我认为这是我一生最充实的时光。许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生活，我仍然感到受益匪浅。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俄语每周六节课，加上早自习朗读，背单词和其它完成作业的时间。每天，我有近三节课的精力用在了此科上。而它以后几乎（根本）就没有用上，若当时对俄语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三年中我们要在其它科目上多学不少知识。（唉，这和现在对英语的要求是多么相似啊，为什么我们总不吸取教训，总是在老路上转呢，爸爸说当时学俄语的原因就是“开拓视野，掌握老大哥们的先进技术，为日后建立良好的边境关系做准备”，这又和今天是多么的相似，只不过，当年的苏联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不是说现在不应该学习英语，但我认为全民学英语，在一切考核上均把英语作为硬指标实在是胡闹，中国需要的，是一大批熟练掌握英语和对应专业技术的专业翻译人员，而不是全民的，三脚猫的英语学习者――录入者）
那时，同学们的自尊心人人都很强，回答不上老师课堂上的一次提问，脸都会红。更不用说怕受到任何一种批评了。同学们的关系亲如手足，偶尔有点小争执，小磨擦也绝对听不到骂人的低级下流的语言。
“有钱难买星期天”，周六是同学们最开放的日子。周日照常上两节晚自习而周六没有。周六的晚上可以多半宿不睡觉，洗衣，看场电影，下下象棋或是去教室学习都允许。女同学也常派两名代表来男生宿舍寻找该洗和补的衣服等活儿，男生们怕被她们拿去，来不及自己干的常常藏起来争取周日自己做。周六也是同学们请假回家办事的日子。周一回来的同学，不论谁，都会从家里带回些吃的，多是爆米花，葵花籽等。拿回来后放炕上一放，大家便不客气地将它共产掉。在每个人心中，这些东西就是家长们给大家的礼物，是应该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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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本以为高中的前半部分全发完了，没有想又剩下了这一篇，所以我只好在跟一个贴子了。
作者：星际骑士 回复日期：2004-1-20 14:33:28
作者：wyhsillypig 回复日期：2004-1-20 14:41:16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