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二世:告诉你一个完整的“9.18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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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和不抵抗 一个完整的“9.18事变”
2008年09月17日 17:17凤凰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
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一下“9.18事变”的全过程。我们应当知道一个完整的”9.18事变”。
许多人现在对“9.18事变”的概念是:日本政府命令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里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由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奉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几天后，整个东北便被日军全部占领了。
但是，真正的“9.18事变”不是这么回事。
一．狭义的“9.18事变”和广义的“9.18事变”
狭义的”9.18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坏柳条湖（沟）南满铁路，继而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沈阳。继而一周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抚顺、四平、长春、营口等30个主要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占领。
广义的”9.18事变”是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爆炸柳条湖铁路、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开始，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辽宁锦州、2月5日占领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止。
本文采用广义的”9.18事变”概念，因为它反映了日军占领东三省的全过程。据此，可以把”9.18事变”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关东军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继而进攻北大营，到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领沈阳城，是第一阶段；
从9月19日到9月25日，日军基本控制辽宁、吉林两省，是第二阶段；
1931年9月25日以后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是第三阶段。
二．东三省概况
“9.18事变”时丢掉的东三省是指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清朝被推翻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了东三省的土皇帝。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接管了东三省。
1．辽宁
在”9.18事变”前，辽宁省是东三省中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全东北四分之三的工业都集中在辽宁。辽宁的矿藏也很丰富，如:鞍山的铁矿、抚顺的煤矿等。东北军的大部分军力也都布署在辽宁。沈阳（奉天）是满清入关前的帝都，也是”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沈阳兵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不仅能够生产步枪、轻重机枪，还能生产迫击炮、大炮，以及相应弹药。
著名的军事重镇锦州也在辽宁。从山海关沿京哈铁路进入东北，沿途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锦州，锦州之后是沈阳。沈阳之后经铁岭便到了吉林省的四平。（参见图一）
日本人租借的关东州（旅顺、大连）和大部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也在辽宁省内。
2．吉林
吉林省的主要城市有长春、四平、吉林等。长春是”9.18事变”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帝都。吉林省当时没有什么工业，长春一汽、吉林石化等企业是解放后才建的。
长春在“9.18事变”前是苏联和日本划分原中东铁路的分界点。当时，中东铁路长春以北由中苏共管；长春以南到旅顺口的铁路，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其让给日本，称“南满铁路”。吉林省由于有南满铁路和延边（间岛）的大量朝鲜族移民，因而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1931年7月初日本人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就发生在长春以北30公里现属德惠市的万宝山镇。
沿京哈铁路经长春再往北，就是黑龙江省的著名城市哈尔滨。
3．黑龙江
黑龙江省是东三省中最北边的一个省，当时地广人稀，省会在齐齐哈尔。主要城市哈尔滨原来只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村子。1898年俄国人为修建中东铁路，将哈尔滨迅速扩建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城镇。1903年2月，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负责铁路管理和运营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就设在哈尔滨。所以，哈尔滨是一个带有浓郁俄式风格的城市。时至今日，秋林百货公司的大列巴、哈尔滨红肠，中央大街的俄式建筑，宏伟的索非亚大教堂，仍能使人想起哈尔滨昔日的俄罗斯风情。
解放后，以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和六十年代开发大庆油田为标志，黑龙江才逐渐成为东三省中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省。
由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东到绥芬河，横贯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在“9.18事变”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参见图二）
4．热河
当时张学良父子管辖的东北地区，除上述三省外，还有一个现在早已撤消，但当时属于东北的热河省，主要包括现今河北承德和内蒙古赤峰两个地区。也就是说当时东北是四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
但“9.18事变”时，日本人没有占领热河省。热河是在1933年2、3月间日本关东军发动新一轮对华侵略战争时被日军占领的，后来划入伪满洲国境内。
三．“9.18事变”前的东北军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原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群龙无首之机夺取东北。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化装成士兵由华北迅速返回沈阳，接管了政权。使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破产。
1928年底，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志，蒋介石实现了对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兵精粮足，冯玉祥军风彪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张学良先是坐山观虎斗，后来明确支持蒋介石，率军入关，占领华北，抄了冯玉祥的后路。冯阎两军溃败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地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还收编了冯玉祥手下大将宋哲元的部队，给了这支部队一个29军的番号。
“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兵20万人。如果再加上象29军这样的收编部队，人数就更多了。
当时的东北军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经营，坐镇中国北方六省两市，在全国各路诸侯部队中，是仅次于蒋介石军队的人数最为众多，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9.18事变”爆发后，日军仅在沈阳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等。可见张学良东北军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于张学良有这样的家底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但是，客观地讲，张学良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蒋介石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东北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东北军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张学良本人不是李宗仁、白崇僖，他手下既没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那样的大将，也没有宋哲元、吉鸿昌、孙连仲那样的战将。原来有个郭松龄，还因造反给杀了。东北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学良当时还没完成对东北军上层的新老交替。
张学良并不是从枪林弹雨、尔虞我诈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虽然不算纨绔子弟，但也是个公子哥式的人物，并不具有坐镇一方的能力。

关东州地图
四．关东州和关东军
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此地取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
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
“9.18事变”之前，关东军部队有一个师团（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另外，其他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侨民中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
五．“9.18事变”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吗？
“9.18事变”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还没有控制日本政府。“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
但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一贯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都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当“9.18事变”大获成功后，胜利者不受惩罚，他们最终还是为关东军买了单。

六．“9.18事变”的策划者及策划过程
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当时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两人是大佐（上校）军衔。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1928年10月，石原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这次“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开始。其后，经过一系列的谋划、演习，最终形成“9.18事变”的完整计划并得以实施。日本人说石原的谋划和坂垣的实干，成就了”9.18事变”。
土肥原贤二在“9.18事变”前30天调任日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实施”9.18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但他为”9.18事变”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变前查清了日本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即所谓“中村事件”，为关东军以所谓“自卫”名义发动“9.18事变”提供了一个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9.18事变”的中心。三是土肥原于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说服了一心想复辟大清王朝的满清逊帝溥仪前往东北，为关东军第二年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日本关东军的两、三个中级军官就能策划这么大的阴谋，完成占领中国东北这么大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克上”的传统，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八．“9.18事变”的第一阶段
1931年9月18日夜22点20分，关东军炸毁奉天东北军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扔下3具穿中国军服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
在奉天城土肥原特务机关等待消息的“9.18事变”策划者坂垣征四郎接到柳条湖计划完成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参加夜间“演习”的关东军各部队向奉天城东北军各预定目标发起攻击。当时在奉天的日本关东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和第2师团的第29联队共几千人。他们的分工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第29联队进攻奉天城。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1万余人，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模范旅。当918夜晚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500余人向北大营进攻时，留在军营的旅参谋长赵镇藩向在奉天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对策时，接到的竟是“不准开枪，挺着死！”的命令。于是，1万余人驻守的北大营竟听凭500日军攻击，不敢做任何有效抵抗。
23时46分，奉天关东军以土肥原的名义（土肥原当时不在奉天）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与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商议后决定，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各地。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日本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9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7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9月19日上午8时，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所有驻省城的中国军警均被缴械。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九．“9.18事变”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
“9.18事变”爆发的当夜（即9月18日22点20分到19日凌晨），在奉天的东北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是通过电话直接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的，当时张学良外出，荣臻没与张学良联络上，因而只能按照蒋介石8月16日“铣电”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所以，9.18当夜最早下令“不抵抗”的是荣臻。
后来张学良接到了报告，由于没做准备、缺乏经验、误判情况，也仍然下令不抵抗。
蒋介石在“9.18事变”爆发的那个夜晚，是不可能了解、掌握奉天当地的第一手情况的。因而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当然，也没有命令张学良率军抵抗。
所以，在“9.18事变”当夜，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先是荣臻、后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一点，张学良在晚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是承认的:“(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不过，荣臻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其依据还是蒋介石在8月16日和9月12日两次做出的“不抵抗”的指示。所以，“不抵抗”的罪魁祸首还是蒋介石。
但是，鉴于东北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有很大的自主性，所以，张学良也要为不抵抗承担很大责任。
十．“9.18事变”的第二阶段
9月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21日，驻吉林省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所部大多归降，日军第2师团主力进占吉林。同日，日本朝鲜军增派的混成第39旅和两个飞行中队进抵奉天，支援关东军作战。
至9月25日，在一周时间内，日军便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余个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控制了辽宁、吉林两省。
十一. “9.18事变”第二阶段，“不抵抗”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公开的国策
9月19日，奉天事变情况被报告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国民党大员们慌作一团，急电给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9月21日，蒋介石从“剿共”前方回到南京。面对日寇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除了决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23日全国下半旗哀悼奉天陷落外，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去抵抗日军的侵略、收复失地。
从9月19日到25日，日军继续侵占辽宁、吉林各地时，蒋介石、张学良仍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反击，而且居然连表面文章、文字游戏都不肯做一下。
有些为蒋介石辩护的人说，蒋介石在“9.18事变”发生后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手令，是张学良自己不抵抗的。但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在9月19日奉天陷落之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意图已大白于天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尽管是名义上的），守土有责，天经地义要组织抵抗。抵抗后战败撤退，与不抵抗白丢国土，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军队和领导人来讲，绝对是两个不同概念。
如果蒋介石下令抵抗而张学良没有执行，那是张学良不抵抗。但是，从9月19日到25日，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坚决抵抗、不许后退、反攻收复失地的命令吗？没有！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酌情抵抗、相机行事的命令吗？也没有！
那么，蒋介石下过什么命令呢？9月23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既然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那东北军还怎么抵抗，抵抗就得有冲突。你给东北军下了一个“对日军避免冲突”的“严格”命令，然后又说我没命令他们“不抵抗”，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对于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的解决方法是“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
在“9.18事变”前，“不抵抗”只是内部指示，但在“9.18事变”爆发后，“不抵抗”竟然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的国策（尽管换了个名词叫“避免冲突”）！
十二. “9.18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的态度
日本军部在1931年6月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是打算在1932年，经过准备之后，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日本当时的若榇内阁对于关东军发动的“9.18事变”基本持反对态度，9月19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日本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9月25日，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1）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但关东军的军官们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违令派出3万驻朝军队增援关东军（日本驻朝鲜军只有两个师团，3万人）。
由此可见，由于关东军是自行策划、发动的“9.18事变”，事变后遭到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反对，处境很孤立。但由于蒋介石政府在“9.18事变”发生后竟然公开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关东军得以迅速控制辽、吉两省，并且在毫无危胁的情况下，从容地在东北各地招降纳叛，巩固占领成果，并策划进一步侵占黑龙江省。
十三.“9.18事变”的第三阶段
1．关东军暂停军事进攻
到1931年9月25日，日军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十二条铁路。基本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控制。这样的战果连关东军自己都难以相信。但这时，两个难题摆在了关东军面前:
其一.在辽宁的东北军大都撤到了沈阳以南的军事重镇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之众，继续进攻锦州，关东军兵力不足。
其二.吉林以北的黑龙江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贸然进攻黑龙江，怕导致苏联出兵。
所以，关东军就此暂时停止了进一步进攻，一方面巩固取得的战果，同时对东北军政官员开始招降纳叛。
2．马占山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关东军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命张海鹏所部3个团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10月中旬张海鹏部进至嫩江桥时，被当地守桥部队击退。守军为阻止日伪军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
11月4日，关东军第2师团等部队4000余人和伪军张海鹏部以掩护修桥为借口，向嫩江桥北守军发动攻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不顾蒋介石政府“对日军避免冲突”的命令，指挥3个旅又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了江桥抗战，在江桥、大兴、三间房、昂昂溪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至11月18日晚，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撤往克山、海伦，并在海伦组建黑龙江省政府，继续组织抗日。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江桥抗战,胡子出身的马占山也因此名垂青史。
3．张学良弃守锦州
“9.18事变”后，张学良把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人。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攻锦州，驱逐张学良。但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4次命令，严令关东军回军。这以后一直到1931年12月底，日军没有对锦州采取军事行动。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随即回师奉天，准备进攻辽西地区。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当政的孙科等国民党大员致电要求张学良抵抗。但张学良顾虑重重，最终选择了不战撤出锦州。1931年12月28日，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由田庄台、营口之间渡过辽河向锦州进犯，1932年1月2日，张学良部队完成从锦州的撤军。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张学良率十几万之众，不战放弃锦州，等于公开宣布东北军政当局放弃了东三省。此举极大打击了东北各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使日军可以集中力量北上打击在黑龙江抗日的马占山等人。这是张学良在“9.18事变”中最大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与蒋介石无关！
4．哈尔滨陷落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命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攻,随即又从辽西调第2师团北上增援（关东军就那么一点人马，第2师团从南调到北，从北调到南，再从南调到北）。31日，以原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奋起进行哈尔滨保卫战。经五天激战，自卫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随后,日军分兵向退守海伦的黑龙江省政府和退守宾县的吉林省政府继续进攻。
以哈尔滨陷落为标志，日本关东军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
十四. 伪满洲国粉墨登场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诞生"通电。至此，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9.18事变”以关东军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双胜利而告终。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精良装备拱手送人
2008年09月17日 17:55凤凰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军队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劲旅第7旅，约12000人，军官大都是经陆军军官学校或讲武堂毕业，也有部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士兵一般具有初小文化，也有中学毕业生，素质好，装备也好，所以日军发动事变，把7旅作为主攻目标。
7旅的驻地北大营，南距沈阳城三四公里，东距东大营10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距柳条湖不足500米。当日军炸毁铁路时，北大营7旅的官兵已经就寝，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向营房冲来，情况十分危急。619、620和621三个团队迅速集合队伍，准备对付来犯之敌。
由于国民党政府事先命令部队将武器封存，事变发生当晚，旅长王以哲竟离开营区去参加水灾赈济会，3名团长中有2名归宿家中。爱国官兵不顾一切地砸开库门，夺取了部分机械弹药。官兵们“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有许多士兵已“装弹入瞠，准备还击”，在这紧急的关头，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什么“军队的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得还击，原地待命”，什么“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甚至还有蒋介石的训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
对于上司传下来的“不准开枪还击”的命令，官兵中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他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提出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的欺负我们呢？”带队的军官也被问得哑口无言。
尽管上面有道道命令，层层“圣旨”，并没能阻止爱国官兵的抵抗。在日军逼近7旅营房时，参谋长赵镇藩、620团团长王铁汉等人商议，决定还击入侵之敌。于是，在旅部和621团附近的林荫路上，突然响起了还击的枪声，被迫处于绝境的官兵，出于愤怒和正义，向日军开火了。机枪、步枪吐着仇恨的火舌，向鬼子兵射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半夜子时。
“九·一八”之夜，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官兵都是英勇的，他们为了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7旅620团毙伤日军40余名。他们是在“不准抵抗”的命令下这样做的，其精神就显得尤为可贵。
19日零点50分，当日军攻占北大营后，步兵第29联队按照板垣的命令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了进攻。第一、二路日军进攻南场和北市场，第三路日军进攻沈阳城。为配合日军进攻沈阳城的行动，本庄繁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支援攻击沈阳的日军。日军立即行动，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向沈阳发出13列军车，大大加强日军的战斗力量。
三路日军齐头并进，向沈阳城扑来。先行占领公安局、警察局分所等要害部门。沈阳城内约有1.5万名警察，由于他们事先也接到了上级“不准抵抗”的指示，因此战斗意志松懈，思想麻痹，毫无戒备状态。在日军的突然包围之下，被强迫缴械。遂之一切官厅衙署先后被日军占领，“紧要物品，悉被掠夺。各机关之首领员司，除微服逃避外，悉被日人软禁”。至19日早6时30分止，沈阳城全部被日军占领。
被日军占领后的沈阳城，一片狠藉，大街小巷，日军遍布，充满了恐惧感。日军的飞机在空中侦察、扫射、装甲车在市街上横冲直撞。日军还把炮台置于沈阳城鼓楼的旧址之上，还封锁了各交通道口，持械盘查行人，对稍有不满或有反抗行为的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戮，街市上混乱不堪。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日本兵，专门搜捕我方文职、军职官员，对捕获到的军官迫令签字承认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先行发起攻击，并把他们反绑双手，看押在街头。日本帝国主义做贼心虚，自知理亏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强行推给中国，反污陷我方，其强盗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日军在城内还进行了大肆洗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管是机关衙署、学校银行，还是官私宅邸均在劫难逃。例如中国银行的4000万两白银被掠劫，汤玉麟公馆“被日军掠夺之财物及军物物品约载十余汽车”。各机关文书、档案被焚毁，邮政总局被烧……城内硝烟弥漫，街头尸体横陈。沈阳全城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市民闭户、路少行人，呈现出悲凉之状。
在北大营发生激战时，日军第29联队开始向沈阳城发动进攻。19日上午，日军相继攻占沈阳市南市、北市商埠地和大小西关一带，驻在这里的中国警察分局按黄显声命令奋起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力战不支，不得已向东关公安总队撤退。在抵抗日军进犯的战斗中，中国公安警察有二三十人为国捐躯。
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多门师团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又向东大营发起了攻击。东大营，位于沈阳城东约10公里的东山嘴子，是东北军的第二大营区，东北讲武堂的所在地，驻有讲武堂学员和第7旅的1个营。9月18日夜，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东大营也同时遭到炮击。但是由于切断了省城所有电线，东大营和北大营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失去了联系。正当他们不知所措急忙商议应筹之策时，见北大营火光冲天，方知已陷敌手。
北大营既已陷落，东大营孤掌难鸣，难以对付强大的日军，所以，当19日上午日军由南北两面向东大营围攻时，驻军及讲武堂学员不得不全部退出。当时的将官们不忍离去，兵士们抱头痛哭，“悲号之声，闻名遐迩”。中午12时，日军占领了东大营，而后“大肆搜索，所有一切军械子弹钱款以及一应紧要品物，悉数搜掠净尽”。
紧接着，日军又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沈阳兵工厂也叫东三省兵工厂，地址在大东边门外东塔以西，（东塔以东为飞机场），1921年建成，1924年进行扩建。工人最多时达2.5万人。厂内聘有日、德、奥、俄、瑞典等国的技师，能够生产各种炸药、各种口径步枪、轻重机枪、各种口径大炮、地雷，以及各种枪弹、炮弹等。该厂是奉军军火的主要生产基地。19日上午10时，日军在枪杀守厂卫兵10余名后，强行占领兵工厂，然后由他们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大门，并立上“日本军占领”、“除日军外，出入者格杀勿论”的守标，赤裸裸地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塔飞机场里有先后从意、法、德、英、美、日等国购进的各种类型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教练机、民航机等262架，这都是东北空军1921年始建后，张学良先后任航空处长和航空军司令时逐渐买进来的，使东北空军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可惜在“九·一八”事变时，机场接到上级的电话命令：“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空军参谋长陈海华没了主张，束手无策。就这样在“不准抵抗”的命令限制下，武器装备齐全的262架飞机，在19日上午10时20分被攻占机场的日军掠为已有，并把掠夺的飞机上涂上“日徽”标志，在东北航空军司令部牌子上贴上了“日军占领”字样。东北军苦苦10年惨淡经营起来的东北空军毁于一旦。
“九·一八”事变，给沈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的损失。无数房屋被毁，全部电线被破坏，大量官私财物被掠劫。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到18亿元以上。而军械弹药物资的损失更为严重，损失飞机262架、迫击炮和各种口径大炮3019门、战车26辆、各式机关枪5864挺、各种步枪和手枪118206支，以及大量的各种枪炮弹药、被服、粮等不尽其数。
日军缴获的东北军飞机
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2008年09月17日 16:49文摘【大中小】 【打印】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不抵抗”：8000东北军精锐被700日军逼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918事变”，占领了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不久又占领了整个东北。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是否进行了抵抗？东北军是怎样撤出北大营驻地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到底从何时开始？这些半个世纪前的历史谜团始终困惑着人们。2006年11月12日上午，在沈阳市中山公园孙中山纪念馆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图片展的开幕仪式后，记者采访了著名抗日将领王铁汉的女儿王翠凤及918战争史专家张一波教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铁汉在北大营率军抵抗，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制定的一个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据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德良考证：1931年6月末驻沈阳的关东军头目板垣、石原、花谷正等已制定出具体的侵略东北的计划，原定实施时间是9月28日。后来由于该计划在日本军队内部暴露，这伙关东军头目才决定提前10天实施。
1931年，31岁的王铁汉正在东北军陆军第7旅620团任团长。他的团与另外两个团驻扎在东北军的军事基地――北大营。 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建成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当时的第7旅是东北军的王牌旅，总兵力有9700多人。
9月18日22时20分，突然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附近一股浓烟腾空而起。这是事后查明日军自己炸坏南满铁路一段，诡称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的爆炸声。这是震惊中国的一响，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响！
当时王铁汉正在家中，他以为是地雷爆炸，这是近几天司空见惯的事，并没引起注意。22时25分左右，爆炸声刚过，又响起隆隆炮声，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面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兵掩护下，以坦克开路，突然向北大营发起攻击。王铁汉得知消息觉得事态并不寻常，立即骑马赶到团部。他拿起电话呼叫旅部，始知旅长仍在城内。11时之后王铁汉得知，另两个团已经向东山嘴子撤退，但他始终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只好留在兵营做战斗前的准备。到12时，旅长终于从沈阳城内打来电话，指示说：“不抵抗，等候交涉。”随后就失去联络。
“等候”不等于“挨打”。 王铁汉巡视了620团的防区，决心在日军向营房进攻时，进行还击。19日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和后续部队，向620团营地逼近并炮击营房。这时，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荣厅长当即指示：“将弹药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地说：“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气哼哼地说：“那么你现在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也告中断。
正在王铁汉准备组织部队撤退的时候，日军的炮火更加猛烈，北大营上空火光冲天，炮弹呼啸，400余名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已经向二营发起新的进攻。王铁汉眼见着许多战士倒在日军的枪弹下，北大营的东北军伤亡惨重……
“狗日的……！”王铁汉义愤填膺，从腰间拔出手枪，高声命令道：“打！”
打！这是爱国将士发自肺腑的声音！打！这是中华民族的愤怒呐喊！打！这是王铁汉为了保护更多的战士免于牺牲、为了捍卫中国军队的尊严，冒着违抗“将弹药缴库”的军命被迫选择的自卫还击战！
王铁汉的命令下达之后，东北军的子弹愤怒地射向敌人，日军当即死伤40余人，其余的日军龟缩回去。凌晨5时，就在日军攻击受挫之际，王铁汉在上级再一次催促撤退的命令下，率部队忍痛撤出了北大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军队抵抗了三个小时后，全部撤出北大营。王铁汉以他的“铁汉”雄风，在那个屈辱之夜，为捍卫民族尊严挺身而出、拔枪而起，率军给侵略者的迎头一击。他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可辱！中华民族不可欺！中华民族坚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开始了！
后来，王铁汉先后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浙赣战役等著名抗日战事，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军队抗日将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曾奉命赴杭州受降。
1948年，王铁汉两次重返北大营，曾经痛哭连呼：“惨不惨！……”
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辽宁省党校78岁高龄的老教授张一波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权威研究专家。他一直从事918战争的历史研究、资料整理、实地考证工作。记者就是应他的邀请前往沈阳进行这次采访的。他给记者讲述了下面的往事：
北大营，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一个重要发生地，现已经不复存在。仅剩下一处面积不到300平方米的残缺掩体，一棵104岁老杨树。 见证历史的遗迹在逐渐消失，他一直在为“留住历史的记忆”奔走呼喊，为九一八事变寻找历史证人。
去年，张一波教授发出了一个特殊的“寻人启事”：寻找北大营邻居100人；寻找北大营将士遗属亲友100人；寻找北大营撤退战役知情者100人；他还寻找到下令打响抗日第一枪的王铁汉的贴身警卫兼司机李明德。
李明德是沈阳教学仪器厂的离休干部，有着传奇式的经历。他最早为国民党参谋总长、东北行营主任陈诚当司机，1947年初开始给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主席兼沈阳防守区司令官王铁汉当贴身警卫兼司机?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前一天，又成为张学良四弟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张学思的司机，后又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开车5年。
据李明德回忆：王铁汉在沈阳任职期间，曾带他去过两次北大营。第一次是1948年2月上旬的一天，在车里，王铁汉详细讲述了918夜里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情景。 王铁汉说，当时东北军并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北大营里的树都是呈现三角形布局种下的，为的就是用来抵挡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日本军队打进来时，620团不少士兵都爬到了树上。后来，树上的战士暴露，我下令开枪，与敌人展开肉搏……
第二次是1948年4月的一天，王铁汉请马占山等抗日将领再次来到北大营。王铁汉当时很激动地对大家说，日本军队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8000人，敌方的兵力仅有不到700人。我们并不是不能战胜敌人，是上面“不抵抗”的命令逼迫我们撤退。正是因为这个“不抵抗”命令，日本人才打进了中国，14年间伤害了我们几千万同胞！……
王铁汉说着说着失声痛哭起来，连声说：“惨不惨？惨不惨？！”
马占山也跟着哭了，在场的人全都流下眼泪。
张一波教授告诉记者：王铁汉1999年在台湾去世前，曾委托回大陆的朋友谭维中寻找当年的司机李明德，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去年，李明德老人的出现了却了王铁汉未遂心愿，也为918提供了新的重要见证。
78岁的张一波教授将晚年全部精力都放在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上，他卖掉自己惟一的房子换回资金创办“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和“九一八战争网站”；他几十年如一日，披肝沥胆，为还历史真相奔走呼号；他忠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屈辱的历史。 今天，当年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见证九一八事变的人所剩无几，但是，那段历史和日本侵略者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历史却不可以忘却。
正如张一波教授所说：“我们研究九一八事变，并不是纠缠历史，而是为了和平，记住战争；为了友好，研究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的愿望是通过历史研究，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张作霖：咱东北军有三十万 怕日本子干啥呢？
2008年09月17日 16:43萨苏博客【大中小】 【打印】
日前回国见到我的一个长辈，他是师大历史系教授，曾作过张学良父子的研究，为此我把在日本收集的皇姑屯事变珍贵照片二十余张送给他。他很喜欢，说研究张作霖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张学良的卫士，叫做郑景山。郑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辽宁朝阳人。张学良有一个骑兵卫队（郭松龄事变以后扩编为一个营），他一直在其中，西安事变后郑因为不满东北军上层妥协接受南京条件，辞官回家务农。他口中的张学良父子，颇有些特别的味道。
一． 我不怕日本子
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有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点。
那是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象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的头头是道，并表示日内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样到下午，张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能比的了。到了晚上，张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郑景山晚上扈从张返回，张笑对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三． 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抱着张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说张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声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了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黄显声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可惜。
郑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两张说话的时候不避讳卫士在场，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翻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的召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的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完]
另,刚才翻笔记,张作霖原话比我的厉害多了
抄录郑景山原话于下: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枭雄之形,溢于言表.兄弟这种没当过兵干过胡子的,复述都没有那个劲儿.

黄显声报国欲死无战场
2008年09月17日 16:16萨苏博客【大中小】 【打印】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黄显声将军
最早知道黄显声将军的名字，是在看“小萝卜头”的故事时。
小萝卜头宋振中，其父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随父母一同被关押在重庆红岩，直到9岁在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
根据难友记载，宋振中聪明好学，七岁以后其母徐林侠向狱方争取到让他在狱中“上学”的权利。小萝卜头的老师之一，就是同狱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
这位黄显声将军，不但教小萝卜头语文算数，还教他武术和俄语，每天早上小萝卜头到黄将军处上课时，都要用俄语问好。
而小说《红岩》中，还提到黄显声将军（书中称为黄以声）为难友提供奶粉，糖果和药品，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
当时感到有些奇怪，觉得一位东北军的将军，怎样会被关到狱中呢？既然已经入狱，又如何可以悬挂军刀。而且，一个军人，怎么又如此多才多艺呢？
事实证明我对黄显声将军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这位将军不但能够教俄语，而且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将军自治印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这是黄显声将军在狱中用铅笔刀所刻的手章，字体隽劲，可见刻印之人的心无旁鹜。
黄显声将军，1896年生，辽宁岫岩人，曾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据说那时上北大的都是人中之龙，所以将军懂篆刻，会俄语实在正常），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转入东北讲武堂三期学习，曾历任东北军新一旅（一说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曾协助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1938年营救张学良失败后被秘密逮捕于武汉，辗转囚禁于息烽，白公馆等地。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作高官，所以他在狱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

黄显声将军墓
这是一条真正的关东好汉子，在遇害的时候，依然身怀短刀，“虎入笼中威不倒”，宁持刃而死，决不引颈就戮，不失军中男儿本色。
黄是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少壮派的代表，张作霖被炸，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声军中悄悄出关的。
奇怪的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1930年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变成了警察。
对此，我的看法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老帅这样说过。
要是张学良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
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藏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藏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藏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
而黄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中国人里面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阿）；张学良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张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回北平，张学良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12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19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黄显声在锦州前线担任义勇军总司令时全身像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在锦州期间，黄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
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项青山部为第二路，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
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倚为依靠的蒋介石下野，张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张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回复记者的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不支撤退，损失五千余人。然而，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19旅，骑兵20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

辽西战场上的义勇军
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帅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月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黄显声戎装照
入关后的黄显声将军，所部公安骑兵总队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队，义勇军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黄任师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再次与日军交手。以后，为了替张学良将军控制53军万福麟部，又前往万部担任副军长兼119师师长。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黄显声将军并协助张学良策划和实施了西安事变。
1938年，黄到武汉活动争取释放张学良将军不果，经周恩来介绍，准备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到延安组建新东北军，不幸被国民党方面扣押，从此开始了十年的拘禁生活。
据推测，黄的被扣押，与东北军内部斗争也有很大关系。黄是张学良最为亲信的少壮派军官，长城抗战后，张学良深感老东北军将领各顾妻子，腐化老朽，已经不堪改造，因此大力提拔少壮派军官。黄显声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这种做法明显侵犯了占据高位的老牌将领的利益。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上层并非都尽全力营救，而是在蒋介石的拉打之下分裂，自相残杀，可说与此有关。失去了张学良支持的黄显声，也成为这些老牌将领的眼中钉。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蒋才毫不犹豫地扣留了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他确信这不会影响他对于东北军的使用。（蒋介石深恨黄显声，因为从事后的情报得知，西安事变中，黄显声是张学良最主要的助手之一，而且态度强硬明朗）
在被扣押的十年时间里（最初还给会武术的将军戴着镣铐，怕他逃跑），黄显声从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坐牢，但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只有在反复读一句诗时，将军常常痛哭失声。
这句诗就是陆游的“报国欲死无战场”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了陆游的另一首诗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有一种说法，讲东北军旧部和共产党方面（例如黄的秘书刘澜波）都曾努力争取让黄显声将军越狱，看守的特务也为将军人格所感，多同情于他。但营救为将军所拒绝。
这是有一定真实性的说法，因为黄显声将军一直认为自己被抓是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要堂堂正正地走出牢房（推测他期待和张学良将军一起获释，故有“为义气”的说法。）同时，将军也知道自己逃走将连累很多难友，因此一度拒绝了营救。但是，在1949年，看清国民党方面已经不可能给他公平的释放，将军实际上同意过接受外面的营救，只是，为了能够同时营救好友，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黄显声将军希望营救的时间推后，在重庆即将易手的时候进行，以便乘乱多救一些人。
按照刘澜波的安排，当时，渣滓洞看守宋惠宽已经成为营救的内线，他答应在时机合适时，于半夜时候把黄显声将军和李英毅副官以及一切可以带出来的人带到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由负责营救的夏在汶开着汽车在那里等着，把将军等人带走。刘澜波并叮嘱一旦出现有政治犯被杀，则不顾将军的反对，将他单人救走。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保密局布置的对政治犯的大屠杀，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黄显声将军。1949年11月27日，按照毛人凤的密令，黄显声将军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执行秘密枪决，杀害于红岩步云桥，李英毅与将军同难。

黄显声将军牢房中的日历牌，永远停在1949年11月27日，在它的上方，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图案
将军之死还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曾经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活了一名被控参加学运被捕的福建女大学生黄彤光。随着此后的接触，黄彤光爱上了这位气宇轩昂，儒雅不屈的将军。1944年出狱后，黄彤光一面全力寻找路线营救将军出狱，一面通过看守中的内线与将军鸿雁传书，甚至寻机相会。两人终于定下终身，将军答应只要能够出狱，愿与黄彤光结为连理。两人成为极其特殊的“狱中恋人”。
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将军一张红纸，请将军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因为将军是由同情他的看守带出来的，回去时不能带其他的东西）。
闻知将军遇害，黄彤光和夏在汶等人，5天后到红岩山上含泪寻找将军的遗体，但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帮助百般搜索，都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突然，在一块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黄彤光立刻跪了下来。
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
88岁的黄彤光女士，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用这样的词句描述将军的埋骨之地–“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
马占山孤军苦守黑龙江
1931年11月4日，发生在黑龙江嫩江江桥、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成为中国人民正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战役，从而，在黑龙江的大地上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第一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揭开侵占中国东北的序幕。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短短40多天，中国东北半壁大好河山拱手相让。民族奇耻大辱让国人悲愤。11月4日，黑龙江的一位小个子军人——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率部在泰来县江桥镇境内的嫩江桥打响了抗击日寇的第一枪。
马占山:守土有责不让寸土

马占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辽吉沦陷，日军开始夺取龙江。此时，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远避北平，省内军政两界群龙无首，主战主和莫衷一是，人心惶惶。谁来主持这个危急局面呢？在隆隆的炮声中，马占山出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军事总指挥。
马占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人称“马小个”。年轻时候被诬告成盗马贼，他一赌气离家出走，落草为寇。两年以后，接受了清政府的收编。他从小为人放马时练就了一身马上的好功夫，落草为寇时又练成了一手娴熟的枪法。激战中，他可以在马肚侧面藏起身子，用来迷惑敌人；也可以把头探在马前，开枪弹无虚发。
当时奉天的统领吴俊升非常赏识他。吴俊升这个人粗鲁、愚昧，说话常流口水，吐字不清，人们送绰号“吴大舌头”。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马占山被吴俊升提升为东北陆军骑兵旅长。后被派往黑河，担任警备司令。1931年10月10日马占山临危受命，19日夜抵达当时的省城齐齐哈尔。20日上午，就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军事总指挥。
马占山就职后，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不理日军的恫吓，毅然肩负起抗日的重任。他说:“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于敌人。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与日本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
东北抗日第一枪:江桥抗战
今天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镇境内的嫩江桥，本是一座很普通的江桥，昂铁路线上的一座铁路大桥。然而，1931年11月4日，这里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
当时，日军数量众多。在战区，日军先后集结多门师团等3万余人，另外有伪军3个团。还有相当数量的轰炸机和各种山炮、野炮、重炮等先进武器以及充足的作战物资。而马占山所率领的黑龙江守军兵力只有徐宝珍卫队团等1.3万余人，兵器上更是无法可比。日军的火炮射程在30里，黑龙江守军的射程最远超不过15里。同时黑龙江守军子弹匮乏，枪械不良。
11月4日凌晨，日军出动7架飞机掩护，4000士兵在4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掩护下，向江桥发起猛烈攻击。马占山立即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嫩江河畔的血战全面爆发。直到中午，日军伤亡很大，纷纷溃退回南岸。
下午3时，敌人集中兵力，密集进攻。我军严守军令，等候敌军到百米处，齐起猛攻。趁混乱之际，我军全线冲入敌军展开白刃战。敌人飞机、大炮均无技所施，敌向江桥溃败。遭到在江岸芦苇内埋伏的我军堵截，敌人有的陷入泥沼、有的跳入江中。敌人增派的援兵也在桥上被我骑兵冲断，一股回撤，一股被迫逃到我左翼阵地，被我军歼灭，遗留400多具尸体。
5日，日军增加兵力。守军前线吃紧，在关键时刻，马占山带领10多名卫士，乘坐汽车赶赴前线督战。在途中，炸弹不断在身边爆炸，马占山所乘坐的汽车的车篷被炸弹炸穿了很多小洞。
6日，日军新增兵力，倾巢来犯。从11月16日到11月18日，黑龙江守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守三天后，马占山部终因众寡悬殊，力尽援绝，不得不撤出最后阵地三间房。19日，在杨家屯全歼追敌多门联队400余人，马占山率部有计划地退守克山、拜泉、海伦。
中国军队在江桥抗战中虽然最终失败了，但英勇的黑龙江守军面对几倍于己的敌人，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自己伤亡2000多人。这就是打响中国东北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战役。（注:马占山等部继续坚守哈尔滨等地，直到2月5日哈尔滨才陷落。）
民族的骄傲江桥抗战
江桥抗击日军的消息在全国传开以后，国内外爱国人士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通电、汇款支持马占山。教育家陶行知在《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中，盛赞马占山“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一时间，江桥战役和马占山的名字在全国叫响。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向黑龙江抗日前线将士发出慰问电。一时间，马占山成了名人。当时，上海有一家福昌烟草公司还专门生产出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愿人人都学马将军”。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上市之后，上海人争先先购买，一时间，出现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供不应求的局面，一些不吸烟的人也买回几包留作纪念。
1931年11月17日的《滨江时报》曾经发表评论说，黑龙江中国的军人在日军的横暴下孤军奋战。嫩江河畔赤血，是中国血性男儿的瑰宝，黑龙江的中国军队，是真正的卫国勇士。文章说我们对于中国军人不能不怀疑，究竟有多少可杀敌，我们在极度失望下，我们在失守东三省后的50天，才发现黑龙江的马占山是足以当中国军人四个字而无愧。
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东北抗日第一枪，它也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典范。东北爱国军警纷纷建立抗日武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义勇军总数达30余万人。江桥抗战点燃了抗日的烽火。
而今，时间走过了74年，见证岁月的嫩江江水依旧平静流淌，印证历史的嫩江江桥依然静静伫立，但马占山和他领导的江桥抗战、黑龙江人打响的东北抗日第一枪，会永远地刻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骄傲地驻留在中国抗日斗争的史册上。
9月19日午后4时10分，日军在东北航空队获取的飞机

日军缴获的东北军飞机

东北军的德国战车
张作霖购买的美国版的FT-17坦克
张作霖购买的美国版的FT-17坦克
东北义勇军拼死保家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而成立的爱国武装。
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武装，奋起抵抗。这些抗日武装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比较著名的有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耿继周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绅，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武装以及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活动遍及东北三省及热河省一百七十二县中的一百零二县和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迫使日军不得不多次向东北增兵设防，以维护其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东北军政当局执行不抵抗命令，所属19万东北军，除部分爱国官兵参加抗日义勇军外，一部退入关内，一部投敌，致使日军仅用不足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在民族危亡之际，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其经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东北军民奋起抗日（1931.9～1932.2）“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先率领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后往辽西地区将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10月初，曾任凤城县警察署署长的邓铁梅在该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此时，辽宁义勇军遍及各地。11月，由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到12月末，共编成22路共7万余人。吉林省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首先是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随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和榆树等地抗击日军。1932年1月31日李杜等在哈尔滨（今属黑龙江）成立吉林自卫军。该部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转移至巴彦、宾县，吸收哈尔滨以东各县抗日武装，使总数达5万余人。2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建立中国国民救国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部队发展到近2万人。黑龙江省义勇军创建于江桥抗战之后。11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桥一带奋战月余，抗击日伪军进攻。尔后撤至海伦地区，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5万人。至1932年2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近20万人，在各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抗日斗争蓬勃发展（1932.3～10）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是年夏秋达鼎盛时期，总人数约50万（一说30万）。
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58路、几十个支队约25万人。5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分任各军区总指挥，在60余县开展抗日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葫芦岛市）、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8月下旬，第21、第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15万人。其中，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3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日军。4月初，该部5万余人从依兰（今属黑龙江）出发，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战斗月余。因依兰失守，部队减员到2万人，遂转至梨树（今属鸡西市）一带开展游击战。此时，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于3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6万余人。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该部于呼海铁路（呼兰—海伦）、齐克铁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9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3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10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10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散而复聚，坚持战斗（1932.11～1940）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1932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20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14万余人伤亡，4万余人投降、被俘，6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赴新疆；近5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15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1933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7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6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2万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战锦州复国土夙愿成空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并未能迅速控制整个东三省。东北三个省中，马占山以代省主席，黑省警备司令名义督黑省，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部控制兴安屯垦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吉林驻军8个旅中，赵毅22旅，李杜24旅，张作舟25旅，邢占清26旅，丁超29旅，吉林省政府警卫团冯占海皆起兵抗日，不肯附逆。东北江防舰队组织炮队参战。即便日军控制最严的辽宁省，也仅有中部地区沦陷，54个县中，东边道通化等23县在动摇不定的于芷山控制之下（于芷山降日后，唐聚伍据此地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兵力十余万，曾收复东边道21个县），西部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14县则与关内联成一体，在张学良的直接控制之下。辽北的彰武，法库等地也在东北军手中。而各地义军蜂起，连日本长期经营的“关东州”大连，当时都有赵国文，秋世显等领导的“大连抗日放火团”积极活动。附逆伪军稍有风吹草动即反戈相向，东北地区日军的统治极不稳定，形势尚大有可为。

东北军的灵魂 -- 少帅张学良
而此时关内国民党政府中，亦并非完全消极，不乏力主支持张学良抗战者。9月21日，陈诚等将领联名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张，表示“国难之际，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民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远偷生于国亡之日”。26日，陆军26师师长郭汝栋通电各军长官，要求各路部队誓率所部“武装同志”作外交之后盾。
要是不看历史文献，真想不出陈诚还有这样血气的一面。
对张学良来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力主的“通过国联交涉”方针，似乎也颇有进展，国际联盟列强大多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在外交压力下，日本政府方面态度似有软化。10月初，日本公使芳泽在国联发言，有相机归还奉天，将沈阳警务给中国，除两处步哨外撤军等说法。10月22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军并在11月16日前撤完，11月1日，国民政府甚至指派顾维钧，张群，张作相，刘哲为东北接收专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的东北行政。这种表面的“进展”，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根本就不予信任，认为第一国联的决议没有实施能力，第二日本军部的强硬早已不是日本文官政府所能控制。事实上这种观点很快就得到证实。10月11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公告向日本国民宣布战果，仅战利品就达到8，000万元，炮235门，枪17万支，日本举国欢腾，天皇也转而支持关东军扩大战果。形势根本已经不具备日本撤军的可能。
然而，在这种昙花一现的好转情况下，张学良一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振作。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10月初，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率长官公署在北平人员到锦州办公。辽西地区，原有驻扎义县的张廷枢12旅，孙德荃独立第19旅和刘翰东的炮兵第8旅共计两万余守军。当时，由于东北军名将黄显声作为灵魂人物的有力协调，辽西地区在最初的混乱后开始呈现稳定，政府机构重新开始运作。这时，张学良又调常经武20旅，以及张树森骑兵第3旅，装甲列车各部进驻辽西，加上黄显声所部三个骑兵公安总队，辽西地区东北军的总兵力上升到近五万人。
根据当时的情况，在锦州前线指挥作战的，主要是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黄显声。
锦州附近的地形，情况如下。
锦州扼辽西走廊咽喉，南面与山海关相连，是狭窄的沿海走廊，也是当时辽西部队与关内的连接通道，是守军的后方，要点是锦西，绥中。锦州通过义县与属于热河的朝阳也有铁路相通，但这个方向没有日军，所以基本不需要设防。
锦州向北，有铁路通沈阳，这条北宁线铁路是日军来犯的重点方向。锦州北侧第一道天然防线为大凌河。
大凌河向北，是第二个支撑点 --北宁铁路和沟营铁路的交汇点沟帮子。日军可以从两条线路进攻沟帮子，一路是从沈阳沿北宁线南下，途中要经过新民，白旗堡，绕阳河，厉家窝堡，打（大）虎山；另一路是从日军已经占领的营口，经过沟营线西犯。途中要经过田庄台，大洼，盘山，胡家窝堡。这些据点，当时日军都没有控制。
那么，东北军是怎样布防的呢？
根据救国会秘书朱焕阶的回忆，最初组织锦州布防的，是从沈阳撤退下来的黄显声。黄到达锦州后，立即与第12旅张廷枢联系，沿大凌河布防，以他带来的三个骑兵公安总队与从通辽调来的骑兵第3旅维持辽西地区治安。
显然，此时东北军本部还没有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前线将领应付紧急情况的布防，目的是如果日军南下，在大凌河对其进行阻击，以等待援军出关。张廷枢所部是东北军精锐，直接放在前线说明此时东北军顾不上保存实力了。他是张作相的儿子，与黄显声同属少壮派，所以黄调得动他。骑3旅应该是奉张学良的命令紧急赶来，骑兵不适合防御，因此放在后方。另外两支当时在辽西的部队，布防中没有提到，我推测这是因为刘瀚东部炮8旅为炮兵，机动不利，无法紧急应变。而孙德荃部19旅是汤玉麟的部队，张学良与汤玉麟关系微妙，所以黄显声不能调动它。
这个布防是在27日张学良下令辽宁省政府移驻锦州之前完成的。
不过，这倒是一个真要打的架势，说明东北军关外将领当时认为后续发展应该是东北军主力出关，不把日军赶走，也要和它碰一碰。
实际上，日军此时兵力并不充裕，并没有能力迅速犯锦。当时日军在东北的主力为第二师团（包括3，4两混成旅团和直属部队），混成第39旅团，大连警备旅团和6个关东军独立守备大队，以及若干由当地日本侨民，退伍军人组成的“自警团”。这些兵力中，大连警备旅团是看守关东军老巢的，专事防守没有出动。第二师团北上攻击吉林，黑龙江，第39旅团在沈阳周围警戒，六个独立大队看守铁道并占领沿线城镇。对锦州日军只有少量部队和伪军骚扰窜犯。此后，一直到11中旬，日军始终与马占山部在江桥-齐齐哈尔线激战。因此，直到11月下旬，日军并未对北宁线用兵。但东北军方面也没有进行反攻。
这时，双方部署都有些调整变化。
中国方面，由于沈阳沦陷，群情激奋，地方豪强，绿林武装纷纷起事，或拥兵自保，或起兵抗日，黄显声乘机收编各部，在辽西很快得到能战部队万人，增强了前线兵力。张学良下令增援的20旅也赶到锦州，装甲车队应该也是这时候出关的。
此时东北军的布防，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只能通过猜测。在双方对峙前线，东北军有3个番号出现。沟营线上19旅曾多次与日军前哨发生冲突，11月下旬日军通过北宁线进攻白旗堡的时候，报告中称与20旅发生战斗，而救国军一部在黑山一带曾与骑兵第三旅发生冲突。同时，12旅官员多次出现在锦州的公开活动中。据此，我推测到11月下旬，东北军把防线前推，北宁线上到达绕阳河一线，警戒线推到白旗堡，但不及新民，沟营线上清除凌印青，张学成伪军后推进到大洼，警戒线推到田庄台。前线以铁路分界，沟营线为19旅警戒，北宁线为20旅警戒，骑兵第3旅为前方机动兵团。这时，中方有两列装甲列车在前线参加作战，一列为刘汉山中队，配属19旅巡逻沟营线。一列可能是沈瑞礼中队（未确定），配属20旅巡逻北宁线。第12旅部队回防锦州。
这些东北军正规部队基本只是固守原防，没有发动过主动进攻。活跃在外围的部队，是黄显声的骑兵公安总队（打击伪军）和抗日义勇军（打击日军）。北宁线上11月23日在新民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与日军发生过战斗，沟营线上义勇军反攻过营口。
2008年09月17日 16:02萨苏博客【大中小】 【打印】
从这个布局上，可以看出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与战术思想。
锦州的防守是一个面对沈阳的半同心圆，里强外弱。把东北军精锐12旅撤回锦州（张廷枢本人一直不在前线，直到12月22日才到锦州），比较不那么精锐的19旅和20旅放在前方，但是尽量避免和日军接触，而正规军和日军之间的是非正规军的义勇军和公安队。更多的东北军关内部队按兵不动。
这是一个毫无进取心的消极防守阵势，可见东北军上层当时连反攻收复沈阳的姿态都没有，对锦州的防务也敷衍了事而已。尤其是1931年10月到11月日军与马占山在江省激战的时候，锦州方面东北军毫无动静。反而是12月日军进攻锦州，极端困难的马占山电请张学良反攻，于26日令苑崇古，程志远，吴松林旅进攻齐克铁路，牵制日军攻锦。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7日，白旗堡-绕阳河战斗后，北宁线上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却不见了，直到12月30日，才有铁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再次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从12月31日张学良给国民政府关于锦州撤退的电报中，或许可以看出原委 –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12月29日，原驻锦州绥中一带之我军，为十二旅及二十旅。十九旅则驻大虎山，沟帮子一带。。。。驻锦州绥中一带之第十二旅，首先转移。。。至于前线掩护撤退之第十九旅，于三十日退出大凌河”。撤退过程中，荣臻曾下令沈瑞礼指挥的装甲列车行动。根据张的电报，驻扎沟帮子及锦州的装甲列车，分别于31日和1日撤退滦州。
综合可见，在11月下旬打退日军进攻后，东北军在锦州曾经再次调整部署，却并没有加强前方防御，相反，将前方北宁线，沟营线全部交给19旅，把20旅退守锦州-大凌河（包括沈瑞礼部的装甲列车），12旅，干脆退到了靠近山海关的绥中，已经摆开了要跑的架势！
可见，随着日军的不断深入，东北军正规军本部节节后退，保存实力和避免接触的迹象十分明显。而张学良拒绝给新收编的部队正规军番号，并且取消了吉黑原东北军部队的番号，试图借此避免给日方口实，结果却是日方正好名正言顺地宣称东北没有中国的政府力量，自己是在“剿匪”。
这期间，日军曾进行过两次进攻。第一次，是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独混第三十九旅团为主，11月26日沿北宁线进攻。由于义勇军为主的中国部队在大虎山，白旗堡一带的顽强抵抗，也包括装甲列车部队的参战，日军认识到中国军队在锦州有相当的实力。因此，暂停了攻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国内求援。双方对峙于饶阳河一带。
12月24日，得到增援的日军再次开始攻击，这次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二十师团，从沈阳沿北宁线攻击饶阳河，大虎山一线，一路为第二师团，独混第八旅团等部，从营口沿沟营线进攻田庄台，盘山一线，都有装甲列车和坦克部队参战，并携带重炮。张学良举棋不定，打退敌军的时候仅仅消极防守，面对优势敌军的时候又想保存实力，缺乏固守决心，致使前线和日军对峙的主要是装备训练不足的义勇军部队，渐渐失利。东北军正规军参战的，只有19旅一部，骑3旅一部，除了装甲车队以外，大多意志不坚。
两路日军会师沟帮子，而后沿走廊南下，攻大凌河直趋锦州。
29日，在关外的东北军开始总撤退，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自此，锦州之战结束。
东北军从锦州撤退后，日军得以集中力量，将关外东北军旧部各个击破。先破吉林丁超，李杜等在哈尔滨的抵抗，再逼降马占山，而后攻破苏炳文，最后回师击破唐聚伍。至此，东北军在关外的原有力量丧失殆尽。
刘伯承元帅所说 –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大体如此。
了解了双方的攻守态势，才能够比较好地理解这次战斗中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情况。所以，不揣繁琐，把这段情况介绍出来。
有人用“实力悬殊，无奈撤退”形容东北军在锦州的表现。然而，看当时的史料，心中颇为黯然。
日军进入锦州，尽管汉奸纷纷来迎，但日军认为他们资望都不够。于是将生病的县长谷金声抓来，令其维持地方。谷坚不就职以至大哭。第二天，日军又把谷抓去。
当时在场的县府工作员刘梦九回忆 –
一个日军队长，一个朝鲜翻译，问谷三个问题。第一，日军来了你们欢迎不欢迎？谷答:不欢迎。第二，张学良好不好？谷答:好。第三，奉军在东北很扰民，是不是？谷答:没有。
日军队长不悦，又说:“日军来了是为了救东北的百姓，你们因何不欢迎？”谷说:“我是地方官，只愿地方安静，没有军队才好。不但日军，就是中国军到锦州，我也不欢迎。”
日军说:“张学良为人很坏，东北人民怨声载道，你因何说他好？”
谷说:“他是我们的长官，我认为他是好。你们日本人也一样，能说长官不好吗？”
日军说:“听说张学良的军队很骚扰地方，坑害百姓，我们都调查属实了，你因何说没有？”
谷说:“我是文官专管地方事，他们军队的事没有告诉我，有无扰民我不知道，所以说没有。”
日军欲再问，谷说:“天已黑了，没事可送我们回城。”
谷金声后来还是在伪满作过西丰知县，算是汉奸的人。
看到此处，没有对谷金声气节的钦佩，没有对敌人的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国家沦丧时一个普通人无路可走的愤懑悲哀--你让他怎么办？我们的兵没看见敌人就跑得影子都找不着了，你让他有什么脸面跟敌人哪怕说出一句硬话呢？
忽然想起一个人。
也是“朝廷”下令撤军，他却不肯走，死死地守住了一座城，他活着的时候，敌人始终没有看到山海关。
大明朝辽东那么多大将大官，就他一个人不肯走，留下来守了宁远城。
那些大将大官们没有人谈。
只有人谈他，直到今天。
赞扬他的人却越来越少。
有人考证他守住了一座城也没打死多少敌人，是夸大冒功；有人考证他不守，敌人也强弩之末了，根本不会打过来；有人考证他要是跑回山海关，国家的防线可以少几百里，节省大量国防经费，他干脆就是汉奸。。。
这个人就叫袁崇焕。
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
你说他什么都好，两件事你否不了。
第一件，有他在，就有宁远城，敌人就看不到山海关！
第二件，东北军撤退的时候，万千大军就是没有一个袁崇焕！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军在东北的兵力部署
事变爆发前，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仅有1.5万余人    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    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 非正规军4万人
2008年09月17日 16:01凤凰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
1931年4月，日军第2师团从仙台调到东北辽阳换防。该师团成员多为日本北方人，适于在中国东北寒冷地区作战。
7月1日日本参议官会议决定将驻中国东北的日军由轮换制改为常驻制，并密令第2师团以联队为单位集中驻屯，独立守备队各大队、中队亦相对集中兵力，以便随时投入战斗。驻朝鲜的日军第19、第20师团亦作出了向中朝边境集结的计划，准备从图们江和鸭绿江两个方面越境以支援关东军，并派出先遣部队进行架桥和测量等战备行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1.5万余人(第2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1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1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1.04万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共约4000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其具体兵力部署为:
第2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驻辽阳；
步兵第3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4联队，驻长春；
步兵第29联队，驻沈阳；
步兵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步兵第16联队，驻辽阳；
步兵第30联队，驻旅顺；
骑兵第2联队，驻公主岭；野炮兵第2联队，驻海城；
工兵第2中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1大队，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沈阳；
独立守备第3大队，驻大石桥；
独立守备第4大队，驻连山关；
独立守备第5大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第6大队，驻鞍山；
重炮兵大队，驻旅顺；
关东军宪兵队，驻旅顺；
旅顺要塞司令部，驻旅顺；
特务警察队，驻大连；
在乡军人总部，驻沈阳。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在东北的兵力部署
2008年09月17日 16:04凤凰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

九一八事变示意图
东北易帜后，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1930年9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两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在平津一带。1931年7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共8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
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历来是反共反苏的，特别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
具体驻地是:
辽宁驻军:
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驻沈阳；
独立第12旅张廷枢部，驻锦县；
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
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公安总队(由原第20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吉林驻军:
独立第21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宁安；
独立第22旅苏德臣部，驻双城；
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24旅李杜部，驻依兰；
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
独立第28旅丁超部，驻哈尔滨；
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省防第2旅王绍南部，驻蛟河；
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
黑龙江驻军:
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
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
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
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驻齐齐哈尔；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 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
东北驻军和日军力量上对比，东北军装备上虽不如日军，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果没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当，日军的侵略行动是不能轻易得逞的。

控制沈阳城墙的日军在对城内射击
“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单边发动的战争
2008年09月17日 16:55【大中小】 【打印】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万宝山是长春的小村镇，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引起纠纷。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地农民，双方发生冲突但无伤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强行开渠竣工，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这样一桩强盗事件，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酿成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
于是，“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举行集会。日本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叫嚣解决“满蒙问题”，“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利益的行为，要毅然行使自卫权”。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已席卷了日本列岛。
关东军原计划9月底行动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
接着，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本庄训示中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膺惩；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不许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变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期迫在眉睫。
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做好了准备。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鉴于这种情况，军部中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以防患于未然”。
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但众所周知，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与其说让其“劝说”，不如说前去点火。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于是，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防泄密提前发动侵华战争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
至16日凌晨2时，坂垣诈称暂停行动。
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
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变故，并不是因为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为此人爱吹，嘴不严)。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这一天，在中国沈阳，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9月18日下午7时许，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沈阳，但他并没“劝说”，而是在日本饭馆里酒足饭饱后，躺在了艺妓的怀里。此时，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已全副武装出发了。
他们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到达了沈阳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地方。这里当时叫做柳条湖村(曾讹传为“柳条沟”)。川岛中队到达后，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南满铁路一侧路轨的连接处安装上炸药，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时间大约是22时20分左右。
随着一声爆炸，寂静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坏的铁轨和枕木的碎片，飞落到铁路两旁。据后来满铁调查，爆炸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关东军只进行小规模破坏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车阻碍或颠覆，不使旅客滞留现场，防阴谋败露；第二，关东军只需在现场留守少数人员，可集中兵力进攻北大营；第三，可保证将铁路及时修好，便于以后的军事运输。
实施爆破之后，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并用电话向坂垣报告。坂垣接到报告后，遂根据事先的计划，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关东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计划》出动。夜23时许，安装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日本也害怕关东军覆灭
2008年09月17日 17:45凤凰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
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张作霖被刺杀，不仅在日本，更在东北出现了严重的政局混乱，群龙无首，各自观望。日本军方企图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而国民革命军有大兵压境，东北张氏政权面临着腹背受敌。此刻，张学良面对这种形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
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讯，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不久又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举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
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19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谓“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氏无词以对。但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对张学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
日本由于张学良改旗易帜不可逆转，便贸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心存幻想，才起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三省丢失。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在是不是蒋介石曾给过他“不抵抗命令”，各方学者说法不一。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的命令也好，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对待东北问题，张学良是十分后悔的。
其实9.18事变，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满）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一击便大获成功。原目的是逼迫张*学*良妥协，但由于没有遭到丝毫的抵抗，助长了日本军方的气焰，从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军事占*领。以当时日本东北兵力，只有区区2万人左右的兵力，是无法和拥有近40万军队东北军抗衡的。1931年918前夕，中日军事对比是，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日本在31年夏季才开始在国内部队装备国产坦克和装甲车，关东军此时还没轮到；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日本国内本没有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在9.18时期根本没有做好大战准备，驻朝鲜的日本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要求“不能不救关东军！”（日本祢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可以看出日本占领东北一是军方激进分子强行拖入的，二是张*学*良不抵抗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正是由于918事*变，使日本关东军的势力迅速膨胀，极盛时，关东军兵力多达70余万。
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总之从始自终就是想要把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其殖民地的傀儡，以确保其经济利益。正是这一主张，策划刺杀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最终导致其扶持了一个满洲国。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等满洲贵族提出了迎接清朝逊帝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的方案，得到关东军方面的支持。参与建国的人士本打算在国联派调查团来之前，由溥仪任国王，建立一君主制政权，后奉天方面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主张共和制，后决定请溥仪担任执政。1931年11月11日，溥仪从天津出发，经大沽口，营口到达旅顺。在抚顺，本庄繁手下的板垣征四郎找到溥仪，要求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中华民国政府否认东北独立，并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6日，溥仪从抚顺出发，9日到达长春，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同时该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也被任命，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伪满洲国成立后，其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伪满洲国行政区划。伪满洲国首都为新京（今长春市），在1934年划为14个省和2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即长春）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1939年更改为19省、1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国难当头 各色权贵竟争当汉奸
2008年09月17日 20:57凤凰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就是要使“满洲日本领土化”，即完全占领东北四省区，将其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在事变初期，关东军兵力有限，以及考虑各种因素，关东军的作战方针是，先占据点（主要城镇）、线（交通线），再全面占领。其作战计划是，第1期攻占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及满铁铁路沿线；第2期攻占吉林、哈尔滨，向东满和北满扩展；第3期攻占黑龙江省，控制东三省大部；第4期攻占辽西，完全占领东三省；第5期攻占热河，将整个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满清余孽熙洽投降出卖吉林
柳条湖事件爆发后，板垣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做了报告，本庄司令官立即召开会议，断然做出了“关东军全线出动，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决定，命令各部队迅速占领满铁铁路沿线各主要城镇，消灭中国军队。所谓“全线出动”意味着把事态扩大下去，“发起攻击”就等于向中国宣战。就是说，关东军从事变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将“柳条湖事件”就地解决，而是要发动一场全面侵略东北的战争。同时本庄还命令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并向朝鲜军请求支援。关东军本来的任务之一是就是“防卫”南满铁路，在其沿线驻有重兵。当本庄命令下达后，关东军各部队迅速出动，很快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营口等满铁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
关东军很快攻占了满铁沿线，控制了南满，又得到朝鲜军的越境协助，遂决定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即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向东满和北满推进,扩大占领范围。为制造出兵借口，关东军指使特务机关，在吉、哈等地制造了多起日本侨民被袭击事件。然后以侨民会的名义，要求关东军出兵保护。本庄随即于20日命令第2师团主力向长春集中，准备实施下一步侵略计划。根据建川美次的建议：“鉴于中东路的性质和目前一般形势，虽然不可向长春以北派兵，但对吉林、洮南等地尽快加以打击，应该说是有利的。”《现代史资料》(7)第187页。关东军于9月21日决定首先出兵吉林。第2师团随即乘装甲列车向吉林进犯。
这时，由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在锦州，吉林军政由军署参谋长熙洽代理。熙洽是前清“闲散皇族”，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有“师生关系”，且素有复辟清朝的野心，因此，事变爆发后，熙洽在召集军政两署的紧急会议上，确定了“绝对不抵抗”的方针。会后熙洽一面通过日本驻吉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向日军转达中国方面绝对不抵抗的决定，一面向所属各部队下令：“我军应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吉林文史资料》(11)，第41页。当时，驻吉林市东北军有：第25旅张作舟部2个团和冯占海指挥的卫队团。20日，熙洽得知关东军主力正向长春集中，推测有可能进犯吉林，急令驻市各部队撤出。冯占海质问熙洽：“为何命令部队撤出省城？
”熙洽以奉到“避免冲突的电令”为招牌，还大谈了一通“抗战亡国论”《吉林文史资料》(11)，第44页。,逼得冯占海只好率部退出省城。
而后，熙洽又与刘知政等人密商投降事宜。21日，多门师团由长春出发不久，熙洽即派军署中将参议安玉珍等人前往土门岭迎接。下午熙洽再次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不顾省府委员诚允等人的反对，强行通过了“不作抵抗，迎接日军入城”的决定。这样，日军于当日傍晚兵不血刃开进省城，随即占领了各军政机关。次日完全占领了吉林市。
接着，多门将熙洽召至下榻旅馆，要求3日内解除吉林省军队武装，撤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重新组织以熙洽为首的吉林省“独立政府”，并与日军合作。对此，熙洽唯诺连声而出。这样，关东军从吉林开始了“跨出满铁线以外”的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熙洽等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私利和政治野心，利用手中权力，引狼入室，卖国求荣，助寇为虐，成为千古罪人。汉奸们的投降卖国活动，极大地帮助了日军的侵略，成为东北沦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很好地思考。
张海鹏甘为日本探路鹰犬
关东军进行轰炸锦州的试探后，对辽西采取一种“威慑阵势”，而把进攻矛头指向了黑龙江。这次关东军为避免直接刺激苏联，采取了迂回和由汉奸打头阵的策略。即指使洮辽镇守使张海鹏进攻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
张海鹏，辽宁黑山县人，土匪出身，与张作霖是结拜兄弟，为东北元老派之一，任洮辽镇守使，坐镇蒙边达10多年。皇姑屯事件后，自忖资格最老，企图坐上江省第一把交椅未果，愤愤不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派遣满铁洮南公所长河野正直和今田新太郎等，策动其投降日本，许诺拥张为黑省主席，接济军械、钱款。张海鹏利欲熏心，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于10月1日宣布脱离原东北军政当局“独立”，自任“东北边境保安司令”，借助关东军援助的枪械、钱款，大肆扩充军队，将所部由原来的4个骑兵团，扩编为8个支队，准备进犯黑龙江省。
这时，东北边防军驻黑省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在北平，省政由其子万国宾代理。但万国宾难负其责，幸有军署参谋长谢珂积极主持，一面电请张学良派大员来省主事，一面调动部队，加强防务。张学良接黑省告急，欲以蒙疆督办职位稳住张海鹏，未能奏效。遂于10月11日任命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主持黑省军政大计。
张海鹏闻讯，气急败坏，欲乘马占山尚未到任之际，图谋省垣。10月15日，张指派徐景隆率3个团伪军由洮南向齐齐哈尔进犯。同时，关东军派出第29联队一部协同前进。16日晨，敌军进抵江桥，向黑省守军发起进攻，守军英勇反击，将伪军击溃，徐景隆触雷毙命。关东军利用伪军北犯的阴谋遭到失败。守军为阻止敌军再犯，将嫩江铁路桥破坏数孔。于是，关东军便借口洮昴路是日本借款铁路，中国军队毁桥，严重损害了日本权益。便从幕后跳到前台，声称要以武力保护修桥。实际是发表了进攻黑省的声明。为进犯江垣，关东军一面调兵遣将，下令组成嫩江支队，准备武力进攻；一面于10月19日新设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任命林义秀为机关长，担任刺探黑省军情，诱降马占山的任务。
同月19日，马占山抵达省垣，次日通电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任”。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上)，第123页。随即组成黑龙江军临时指挥部，积极部署防务，准备抗击敌人。日本侵略者的图谋也遭挫败。
群丑毕集当汉奸
关东军在轰炸锦州之后集中兵力攻取黑龙江省城，对辽西采取了“威慑阵势”，其主要方式是通过拼凑伪政权来对抗设在锦州的张学良政权。10中月旬，关东军指使预备役军官仓冈繁太郎等人，收买汉奸凌印清，组织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在辽西地区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进行侵扰。凌匪声称：要“剿灭东北军……占据锦州城，将张学良驱逐于关内。”《盛京时报》1931年10月22日。对于为虎作伥的凌匪叛逆，东北军在黄显声的指挥下，说服了附逆师长项青山、张海天等人，于11月初突然袭击凌匪司令部驻地三道沟，将凌匪及仓冈等日本顾问俘虏，一举歼灭了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的汉奸武装。
之后，关东军扶植另一汉奸张学成。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素有亲日倒兄之野心。11月初，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马，拉拢张学成协助关东军剿灭东北军，并保其成为“东北军政两方面的大首领”。张学成背兄忘祖，“当即向本庄表示愿作犬马”。《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05页。于是，本庄委任张学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拼凑起一支伪军，在黑山县一带，为关东军摇旗呐喊。由于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使锦州政府不免投鼠忌器。后在黄显声请示张学良之后，东北军一部于高山子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击毙，消灭了叛匪。关东军组织伪军的阴谋再次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也曾主持公道
2008年09月17日 21:08新华网【大中小】 【打印】

作为旧中国的资深外交家，顾维钧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担任驻美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是昔日外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作为外交家，顾维钧不仅在巴黎和会上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概，在其他很多时候也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本文讲的就是他在1932年任国联调查团顾问时的一段往事。
担任国联调查团顾问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宣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日军突然进攻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3月1日，伪满州国成立。自此，日本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驻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组织)代表施肇基博士，要求国联对此采取维和行动。基于此，国联决定组织调查团到东北进行调查。
1932年1月21日，以李顿爵士为首，英、美、法、德、意5国代表参加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为了协助调查团的工作，中日双方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其身份是调查团的顾问。这个顾问首先不能是政府成员，同时必须精通外交。当时中国政府认定，能担任这个职位的非顾维钧莫属。顾维钧长期任职外交界，不仅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广泛的人脉，当时他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完全符合调查团的要求。
前往东北差点被炸死
1932年2月，李顿调查团先抵达日本，受到日方的热情接待。3月14日，调查团到达上海，而后抵达北平，准备前往东北。就在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对进入东北的路线产生分歧，日方要求从水路先到大连，而中方要求走山海关，因为大连从日俄战争后就已转租给日本，而且在“九一八”事变中没有战事；而陆路在山海关一线，日本关东军与中国军队仍有着军事冲突。日方让调查团走水路，就是不想让他们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
另外，日本军方对于顾维钧也十分顾忌，他们甚至扬言，顾维钧如果进入东北，日方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此后，日军一方面制造一些暴力事件，以形成恐怖气氛，另一方面让法国、比利时公使夫人托话给顾维钧的夫人黄惠兰，大谈东北局势如何混乱，希望黄惠兰劝阻顾维钧。
面对日本的威胁，顾维钧不为所动。然而，就在调查团乘坐政府专列前往东北时，驻扎在山海关的关东军不许列车通过。中方只得派军舰将调查团成员和顾维钧送到葫芦岛，然后从大连登陆。
进入东北后，顾维钧等中方人员被日方全面监视，他们不仅享受日本特务24小时“保护”，而且经常受到日方恐吓。
顾维钧有早上散步的习惯。一天早上，在他散步时，3个青年人突然从远处大喊着向他跑来，日本便衣马上将3人摁倒在地。原来，这几个人是东北的爱国青年，他们是来向顾维钧和调查团说明日本为制造舆论收买民众的情况的。
更为严重的是，据顾维钧回忆，在他准备跟随调查团返回时，一位在铁道上工作的车道长找机会告诉他，就在调查团准备前往长春时，日方已经授意他在中方成员乘坐的车厢下面安装炸弹，一旦列车发动就进行引爆，制造出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将顾维钧炸死。后来因调查团决定终止长春之行，日本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精心设计调查问题
对于调查团来东北调查，日方早就作好了准备，先是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最初现场作了精心设计，同时让一些汉奸组成所谓的民意代表团热烈欢迎调查团，宣称伪满洲国的建立是“东北民心之所向”。
由于担心调查团可能被日方包围，顾维钧一方面将东北民众抗议日本侵略的来信，作为民意转交给调查团。同时积极行使顾问职责，向调查团推荐受调查人。鉴于东北已经处于日军的淫威之下，顾维钧于是向调查团推荐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的中国经理，因为这些人不太容易受日本控制，能说出事情的真相。
与此同时，顾维钧还有意向调查团提出一些调查问题，比如到底谁陪同溥仪到长春？伪满洲国的发起者到底是谁？伪满洲国与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最后完全被调查团采纳。
李顿调查团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45天的调查，在顾维钧的帮助下，他们克服了日方的种种阻拦，最大限度地调查了“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东北的情况。6月4日，调查团离开东北。
国联要日本退出满洲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在北平签署了报告书。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作是正当防卫。报告最后作出结论:“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不可能成立，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以40票对1票(1票为日本)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声明指出，“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决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满洲。
国联的决定凝聚着顾维钧的心血，但是“弱国无外交”，对于国联的决定，日本大为不满，并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东北依然被日本占领，伪满洲国依然存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和《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均成为一张废纸。
东北军：西安事变后瓦解 抗日壮志得伸
张学良被软禁后 蒋介石逐步瓦解20万东北军
2008年06月02日 08:3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大中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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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不顾大局的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
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轻率地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入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另外，抗战爆发后，马占山还受命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东北挺进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逐步被削弱、肢解、消灭，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起义，走向了新生。
第49军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49军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49军之一部立即加以阻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49军守军奋力抵抗不支，被迫向南撤退。
1937年10月底，49军被调到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个团长相继阵亡，营长伤亡了2/3。109师一个整师基本打光了。
尽管第49军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
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得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49军的一个整师就这样被剥离。
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修水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揪住不放，对49军大加挞伐，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谁能料到，东北军整整一个第49军就此名存实亡了!
1941年12月，王铁汉升任第49军军长。1947年9月，第49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王铁汉在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第49军前军长刘多荃则留在大陆，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第51军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七千余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九千人以上。
淮河战役后，于学忠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的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率部殿后，该部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l938年6月，51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任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
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的职务，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调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编第51师师部向我华东野战军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绥晋区副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避居四川重庆乡间。建国后，于学忠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第53军
“七七”事变后，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了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武汉会战后，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军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对日作战，为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周福成在辽沈战役中率53军官兵投诚。万福麟则在1949年逃往台湾。原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奔走呼号，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10日，第53军116师346旅691团在华北战役中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任务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的带领下，于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毅然北上在冀中平原打游击。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为八路军序列。吕正操创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57军
1937年11月，缪徵流的第57军奉命驻防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一线的江防要点。112师在无锡附近与敌接战，紧接着又参加了巩卫江阴、固守镇江的战斗，损失较大，师长霍守义负伤，全师撤往江北。12月10日，112师开赴南京前线。12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112师671团、673团在南京城北长江一线阵地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112师副师长李兰池在率队冲锋时于南京太平门附近中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谥为少将。
11月间，第57军的第111师在靖江、扬州一线抗击登陆日军，打响了靖扬之战，几次战斗均极为激烈。11月25日拂晓，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长江北岸111师阵地，占领施家桥，掩护大批日军登陆，旋又占领了都天庙。111师333旅的万毅部全部退守横沟桥。上午8时，日军沿扬州城公路向333旅阵地冲击，111师师长常恩多亲率两营官兵与敌浴血奋战。酣战之际，常师长又果断地命令662团出击，连续击退日军步兵的三次反攻。日军遂调来坦克在前面开路，后继以步兵再次冲向111师阵地。常师长指挥士兵以平射炮和集束手榴弹向敌坦克猛轰，并以猛烈火力向日步兵射击。战至下午4时，日军狼狈逃窜。111师乘胜追击至施家桥。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面对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33旅官兵毫不畏惧，血战15昼夜，先后攻克敌人三个据点。战斗中，333旅伤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营只剩下十余人，有的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由军士自动代理连长作战，前赴后继，战斗不止。日军亦伤亡惨重，伤亡2000多人。为此，333旅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57军亦通令全军，称之为“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在此期间57军的高级将领开始走向反动。1940年9月15日，57军军长缪徵流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常恩多和万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徵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徵流仓皇出逃。但蒋介石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还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在日伪顽反共嚣张的严峻时刻，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常恩多牺牲在担架上。为维护统一战线，起义部队仍用第111师番号，师长为万毅，副师长为郭维城。1944年10月20日，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建成“东北挺进纵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下挺进东北。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以后又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参加了伟大的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又作为38军的组成部分，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通电最后特意加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第67军
1937年8月下旬，吴克仁满怀报国之志昂然请缨，率67军奔赴华北前
线的河北大城，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9月1日，日军第6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猛攻67军的大城防线。吴克仁指挥全军与敌血战十日，日军屡遭重挫无法前进。当日军增派二十余艘汽艇，载有山炮、机枪等重武器溯子牙河偷袭时，又被67军预先埋伏在姚马渡的部队兜头猛击，第一艘汽艇首先被击沉，后续敌艇也被分段截击。日军船队虽凭借重火器反扑，又派飞机助战，但在67军沉重打击下，终于溃不成军，被击沉汽艇五艘，毙伤三四百人后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又调集二十余门火炮、五架飞机，出动三千余人，于20日再次猛攻67军正面。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御敌，敌我双方竟至演成肉搏。67军官兵终以重大牺牲压倒敌焰，粉碎了日军强大攻势。大城防线鏖战月余，67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重挫敌锋，歼敌数千，并阻扼敌军南犯，掩护了友军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1937年10月底，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急从华北战场抽调第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临危受命，协同第43军郭汝栋部“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撤退。8日夜12时，“死守三日”的军令已经完成，吴克仁让郭汝栋率百十人的43军残部先撤，他亲自率67军在后掩护。经一路突围苦战，9日下午吴克仁率部到达苏州河边白鹤港。不料苏州河大桥被炸断，吴克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指挥属下先行泅渡。
傍晚时分突有一支日军便衣队袭至，交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落水，光荣牺牲，时年43岁。这是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整个保卫松江和突围战役，67军光荣战死的还有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322旅旅长刘启文、321旅旅长朱之荣和王熙瑞等八名团长以及绝大多数的营、连、排长，107师损耗殆尽，108师也伤亡惨重。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这样一支忠勇报国的部队，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褒奖表彰，却被别有用心的宣传机构诬蔑为“吴克仁率部叛乱，67军临阵投敌”，蒋介石乘机取消了67军番号，缩编为108师，师长为张文清，拨归中央军王敬久的第25军。
后来，张文清升任第25军军长。1940年，108师参与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解放战争时期，108师所在的25军归黄百韬指挥，淮海战役期间，在大兴庄、两台子、大小牙庄、碾庄等地分别被华野4纵、13纵先后打击，直至全军覆没。
骑兵第2军
1937年8月下旬，骑兵第2军调晋绥前线与日军作战。军长何柱国率骑3师(骑6师在绥远作战，归马占山指挥；骑4师一直驻河北，1938年因缺少马匹，骑4师被改为步兵第24师，至此骑4师番号被撤销)从陕西经同蒲路北上，增援大同，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大同失守后，骑兵第2军退到晋西北平鲁一带抗日。9月下旬在井坪镇一役中，骑兵第2军被日军击溃，损失很大。1939年冬，骑兵第2军奉令换防到豫皖边的沈邱、项城一带，归第1战区前方指挥官孙桐萱指挥。1940年，何柱国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骑3师师长徐良接任骑2军军长。以后骑6师归还建制，又合并骑3师和骑6师，保留骑3师番号，由王照问的暂编第14师廖运泽部拨归骑兵第2军建制。1944年，徐良升为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骑兵第2军军长由非东北军系的暂编第14师师长廖远泽升任，骑3师师长王照骑2军副军长，所遗骑3师师长由徐长熙升任。
抗战胜利后，骑兵第2军开赴济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2绥靖区主任，将骑兵第2军改为第96军，仍以廖远泽为军长，所属的骑3师改为暂编第15师，这样，骑兵第2军的番号不复存在，东北军骑兵军也就名实全亡了。
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退役养病。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建国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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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势力疯狂膨胀 最终恶贯满盈
2008年09月17日 21:39凤凰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
侵略中国的急先峰
１９０４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我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为“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４０年之久的罪恶行径。
１９１９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了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急速增加兵力：１９３１年关东军仅有３个师团，１９３２年达到６个，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保持５个师团的兵力，１９３７年达到７个，１９３８年９个，１９３９年１１个，１９４０年１２个。１９４１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３１个师团，人数上升到８５万人，号称百万。
太平洋战场的炮灰
眼看德国进攻苏联受挫，日本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进攻苏联。趁英法等国忙于欧洲的非洲战事，无力东顾之机，日本人决定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于是奉命南下。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年６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惨败，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关东军也不敢再主动挑起事端。１９４２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日本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二航空军司令部。从１９４３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１９４５年１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１３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白充当了对美作战的炮灰。４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７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１／３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１９４５年５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２５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８个师团、７个混成旅团、１个坦克兵团和５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２４个师团，约７０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８个半师团。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成为逃跑兵团
欧洲战事结束后，苏军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关东军。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此刻，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１５０万重兵已经利用夜幕掩护在中苏边境展开。９日凌晨，苏军突然从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强大的突击行动。拂晓，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了中国东北境内，在５０００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９日，毛泽东主席也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配合苏军的进攻行动。
尽管关东军早有对苏作战的准备，甚至一度还拉出与苏军决战的架势，但是，由于关东军设想决战的时刻是１９４６年，不仅未能侦察到苏军的实力，甚至连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的消息，也没能提前得到。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关东军精心布设的阵线很快就土崩瓦解，总司令部慌忙决定放弃“新京”（长春），固守通化，并指令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企图在通化一带与苏军决战。此时的关东军官兵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纷纷逃命。原来设想的大决战竟然化为一场拼命的追逃游戏。苏军各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都进展顺利。特别是由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在大兴安岭的突击行动收到了奇效，在不到一周时间已前突到东北中部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关东军从此一蹶不振。
难逃灭亡命运
８月１０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指示关东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退守朝鲜。但长期以日军“王牌”自居的关东军为了维护自己“皇军之花”的脸面，仍然负隅顽抗，不肯投降。可是，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姿态并不能重新唤起日本的士气。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的关东军借口没有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仍然继续抵抗。到１７日，除海拉尔、虎头和东宁等少数筑垒地域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关东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眼看败局已定，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终于向苏军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
８月１９日中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５名军官、６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９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与日军进行谈判。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６７．７万人，其中８．３万人被击毙，５９．４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３．２万人。
不仅如此，那些靠关东军发家的日本高级战犯大都也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木村兵太郎，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七方面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藤章，均被送上了绞刑架。其他一些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关东军将领要么受到惩罚，要么背着千古骂名苟且偷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双面影响
2008年09月17日 16:33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大中小】 【打印】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而实际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在全面侵华的8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同时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于“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也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这个条件就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作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再次从国家主权层面来看。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诸多基本主权，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4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从1931年到1945年，是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卡修跃博士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与破坏是多方面的。
人口损失；残害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给中国抗战官兵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也使无数无辜的中国平民成为冤魂。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工会日暴行，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几乎占中国2/3和国土；在时间持续上极其久长，几乎涵盖了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直其败亡的14年。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能够了想象出来的所有残忍的手段。日军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手段，大多数也用在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身上。”
财产损失:间接损失至少有5000亿美元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数目同样是巨大的惊人的。”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公私财产，破坏文化遗产，开采矿藏森林资源，发行伪钞，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者洗劫一空。
数年来一直进行抗战时期中国损失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只有西藏、新疆两个省级行政区末直接受到战祸摧残，其余省份曾全部或部分的沦陷，或局部成为战区，许多城市、乡镇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
当然，由于战争状态下的局限，抗战损失调查不论从时间的完整上，还是从空间的覆盖上，都极不完全，”“日本侵略战争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破坏与毁灭，几乎不可能寻出准确的答案。
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严重阻碍，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
社会进步:延缓中国发展近半个世纪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物质、文化财产损失，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重的牺牲与代价。
战后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战争损失赔偿要求。
但是，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并不意味对我们民族所曾受到灾难与损失遗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与反人道暴行。
事实摆在眼前，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XX（我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段沉痛历史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洗雪百年耻辱
中国人民经历八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不仅赢得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为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
一、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1. 跻身四强之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6个抗击法西斯的国家于1942年1月1~2日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联合国宣言》的签名是分两批进行的，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比其他国家提前一天签字，排在26个国家之首；其他22国则于第二天签字，并按国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这种签名方式表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正式出现在国际文件和国际舞台上。1943年11月，举行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表示，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拟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与美、英、苏同属二战四大强国。“美国人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着偏爱把中国军队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大的发言权，1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474页，[美]罗伯特·达莱克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 频频出席大国会议。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同西方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谋划世界格局，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收复日本占领的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月，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另外，1944年夏天中国还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3. 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外长会议上，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签署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要建立一种世界普遍安全的制度，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进行监督，从而肯定了中国在建立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的特殊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章程的制定工作。1945年4月，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和各族平等、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使中国在创建联合国中有了自己的特色和独特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被与会国一致肯定，中国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进一步在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八年抗战为中国洗雪百年国耻
1. 1943年废约高潮的掀起。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取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其附件给予两国的一切权利等等。在美、英的影响下，其他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新约。
2. 收回并明确了台湾的领土主权。由中、美、英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发布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再次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这就在国际法上明确承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终于收回了台湾、澎湖等领土主权。
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内战的深渊，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踯躅不前。一个不独立不富强的中国是没有实力保障在战时取得的政治大国地位的，因此中国也没有真正获得美、英、苏等国的平等相待。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双面影响
2008年09月17日 16:33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大中小】 【打印】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而实际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在全面侵华的8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同时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于“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也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这个条件就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作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再次从国家主权层面来看。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诸多基本主权，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4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从1931年到1945年，是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卡修跃博士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与破坏是多方面的。
人口损失；残害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给中国抗战官兵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也使无数无辜的中国平民成为冤魂。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工会日暴行，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几乎占中国2/3和国土；在时间持续上极其久长，几乎涵盖了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直其败亡的14年。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能够了想象出来的所有残忍的手段。日军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手段，大多数也用在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身上。”
财产损失:间接损失至少有5000亿美元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数目同样是巨大的惊人的。”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公私财产，破坏文化遗产，开采矿藏森林资源，发行伪钞，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者洗劫一空。
数年来一直进行抗战时期中国损失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只有西藏、新疆两个省级行政区末直接受到战祸摧残，其余省份曾全部或部分的沦陷，或局部成为战区，许多城市、乡镇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
当然，由于战争状态下的局限，抗战损失调查不论从时间的完整上，还是从空间的覆盖上，都极不完全，”“日本侵略战争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破坏与毁灭，几乎不可能寻出准确的答案。
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严重阻碍，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
社会进步:延缓中国发展近半个世纪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物质、文化财产损失，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重的牺牲与代价。
战后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战争损失赔偿要求。
但是，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并不意味对我们民族所曾受到灾难与损失遗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与反人道暴行。
事实摆在眼前，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XX（我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段沉痛历史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洗雪百年耻辱
中国人民经历八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不仅赢得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为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
一、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1. 跻身四强之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6个抗击法西斯的国家于1942年1月1~2日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联合国宣言》的签名是分两批进行的，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比其他国家提前一天签字，排在26个国家之首；其他22国则于第二天签字，并按国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这种签名方式表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正式出现在国际文件和国际舞台上。1943年11月，举行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表示，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拟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与美、英、苏同属二战四大强国。“美国人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着偏爱把中国军队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大的发言权，1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474页，[美]罗伯特·达莱克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 频频出席大国会议。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同西方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谋划世界格局，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收复日本占领的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月，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另外，1944年夏天中国还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3. 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外长会议上，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签署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要建立一种世界普遍安全的制度，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进行监督，从而肯定了中国在建立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的特殊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章程的制定工作。1945年4月，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和各族平等、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使中国在创建联合国中有了自己的特色和独特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被与会国一致肯定，中国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进一步在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八年抗战为中国洗雪百年国耻
1. 1943年废约高潮的掀起。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取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其附件给予两国的一切权利等等。在美、英的影响下，其他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新约。
2. 收回并明确了台湾的领土主权。由中、美、英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发布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再次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这就在国际法上明确承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终于收回了台湾、澎湖等领土主权。
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内战的深渊，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踯躅不前。一个不独立不富强的中国是没有实力保障在战时取得的政治大国地位的，因此中国也没有真正获得美、英、苏等国的平等相待。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
览罢“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不得不说，里面掩藏着无数个“如果”和“偶然”，几乎每一个偶然的机会，只要被当时拥兵数十万的东北军统帅捕捉到，日后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都将是另一个结局。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所有的一切都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精良的东北军，在十比一的数量优势下退缩了，将生养自己的黑土地丢弃，这不是历史的玩笑，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79年后又到“九·一八”，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此谁之过？

九一八事变的损失
飞机
262架
各种火炮
3019门
战车
26辆
各式机枪
5864挺
步枪和手枪
118206支
白银
中国银行4000万两白银被劫
官产损失
各机关文书、档案被焚毁，邮政总局被烧，财政厅被占……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到18亿元以上。
民众损失
城内硝烟弥漫，街头尸体横陈。沈阳全城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市民闭户、路少行人，呈现出悲凉之状。无数房屋被毁，大量财物被掠劫。
国别
日本
中国
正规军
事变爆发前，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仅有1.5万余人【查看详情】
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查看详情】
非正规军或辅助部队
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查看详情】
非正规军4万人【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