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质量流量计品牌:太师虘簋-拍品正文-雅昌拍卖信息网

太师虘簋造型厚重，束颈侈口，盖顶捉手作喇叭造形，两侧饰一对圆雕龙头捉手，龙目呈蝌蚪形外凸，龙角作圆柱状，龙头没有连铸常见的半环形耳圈，与一般簋耳颇为不同。圈足外撇，足径与腹径相差不大，盖面与器腹均饰竖直弦纹，颈部及圈足各饰一道粗弦纹，盖、器同铭，簋盖内和器底铸对铭7行70字：“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师量宫。旦，王格太室，即位。王呼师晨召太师虘入门，立中廷。王呼宰曶赐太师虘虎裘。虘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宝簋。虘其万年永宝用。唯十又二年。”
关于虘簋的时代，郭沫若先生曾在《陕西新出土器铭考释》一文中，以师晨鼎的司马共为共伯和，定此器的年代为周厉王，失之过晚。陈梦家先生改定为懿王时期。根据吴镇烽先生的研究观点，太师虘簋从器物造型、纹饰以及铭文字体的风格排比，是典型的西周中期遗物。从铭文记载十二年正月甲午，周王在师量宫召见太师虘，赐以虎裘，佑导虘的傧相是师晨，受命赐虎裘的是宰曶。师晨也称伯晨，有自作的师晨鼎和伯晨鼎，宰曶也见于蔡簋，这三件铜器与著名的谏簋、扬簋、王臣簋、望簋、盨等，同属于懿王时期司马共和史器组，所以太师虘簋亦当铸于周懿王十二年。
扶风任家村西周遗宝离合记
吴镇烽
吴镇烽：陕西大荔人，我国著名青铜器专家，为周秦考古和青铜器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文博考古界有很大的影响。曾任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研究员。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陕西文化艺术品司法鉴定委员。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兼职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民国二十九年阴历二月初一，也就是公元1940年3月9日，陕西扶风县任家村农民任玉和他的本家兄弟任登肖、任登银等人在村西南的土壕内正在给自家拉土，忽然一镢头下去土崖崩塌，显现出一个大窖穴，里面重重叠叠放满了大大小小的青铜器皿，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西周善夫梁其和善夫吉父青铜器群，约有一百多件。据任玉的好友扶风县城人谭德云讲，铜器出土后任玉曾请他照看，他见到任玉的两间房子里放满了铜器，因怕出现意外，随后将其中的128件（当时有可能将盖与器算做两件）密藏在岐山县贺家村的亲戚贺应瑞家[1]。土匪得知任家村挖出青铜器，曾多次进行抢劫，包围村庄，拷打群众，村里的无辜农民备受摧残，四人被枪杀，五人被拷打致残。从此当地就流传着“穷人挖宝遭祸灾，土匪抢宝发横财”的民谣。据任登肖讲，事态平定后的1942年，密藏在岐山县贺应瑞家的青铜器，经岐山县太方村傅鸿德、益店镇北营村王有超等人之手才陆续卖出。
这批青铜器失散后，大部分到了古董商手中，卖来卖去，一些被盗卖到国外，一部分流散于民间，公秉藩、葛宝华、柯莘农等人有所收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博物馆为收集这批重要的国宝，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私人手中征集回许多珍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前身）于1951年、1961年陆续征集到梁其鼎、善夫吉父鬲各2件，梁其壶、善夫吉父盂、新邑鼎、禹鼎（后调拨国家博物馆）、 鼎各1件。上海博物馆征集到善夫梁其簋、梁其盨各2件，梁其钟3件，吉父鼎、太师虘簋各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征集到兮吉父簋1件。国家文物局征集到太师虘簋1件（后调拨给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征集到梁其钟1件，西安市文物库（现归西安博物院）收集到善夫吉父鼎1件，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和济南市博物馆各征集到善夫吉父鬲1件。另外，扶风县上樊村村民吕有兰曾于1942年从任登银手中购得一件云纹钟和一件弦纹鼎，也先后于1973年秋和1977年捐献给扶风县博物馆和周原博物馆。其中的吉父鼎，1942年任登银卖给古董商王振江，王又转卖给西安洋行，洋行又转卖到上海，后归北京震寰阁驻上海收购站，1957年被上海博物馆购买入藏[2]。以上共计27件均已入藏国内博物馆。
这批青铜器已知海外收藏的共5件，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善夫梁其簋2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梁其壶1件，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梁其钟1件，澳大利亚观宝氏收藏善夫梁其簋1件。另外，见于著录而下落不明的有梁其鼎、梁其钟、善夫吉父鬲、善夫吉父簠、伯吉父匜各1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省博物馆曾展出过一批未见著录的善夫梁其和善夫吉父铜器，其中有伯梁其盨、善夫吉父鬲、善夫吉父等，周世荣先生在1983年《古文字研究》第10辑发表了其中的一件善夫吉父 [3]。据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先生讲，这批青铜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从程潜先生家中抄家所得，送到博物馆保管。湖南省博物馆进行了编号登录，后来还公开对外展出，落实政策时已归还给原主。
程潜先生1938年至1940年底曾任天水行营主任驻跸西安，统一指挥西北地区抗战，在陕西岐山县周公庙曾建有寓所。在此期间先生遍游陕西的名胜古迹，诸如长安香积寺、护国寺等，还拜谒轩辕黄帝陵，题有“人文初祖”匾额。1940年2月适逢任家村窖藏青铜器出土，于是便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瑰宝，携回湖南老家珍藏。
2005年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利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购得的9件青铜器，其中7件有铭文。计伯梁其盨1件，善夫吉父鬲3件，善夫吉父2件，太师虘簋1件，环带纹壶2件[4]。这批国宝2006年6月在国家博物馆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国家珍贵文物征集成果》中公开展出[5]，现已移交到新建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从公布的资料比对，可知这9件青铜器正是程潜先生收藏的任家村青铜器。这样，到目前为止，1940年发现的扶风任家村窖藏青铜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和见于著录的已达46件。
2008年从美国回流一件太师虘簋，不仅使这批瑰宝中的一员回到国内，达到了47件，更使得一组四件的太师虘簋离散六十八年后，又重新合璧，这是文物界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北京故宫所藏太师虘簋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和《故宫铜器》[6]，原由国家文物局调拨。上海博物馆藏太师虘簋著录于《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7]。美国回流的这件太师虘簋原藏于著名金石学家和收藏鉴赏家柯莘农。
柯莘农（1883—1945年），原名士衡，莘农其字，以字行，号逸园、叶语草堂主人等。祖籍山东胶州，清道光年间迁陕，久居西安。为晚清以至民国陕西著名文物收藏大师、金石文字学者与金石椎拓高手。深得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的欣赏，1928年受邀出任陕西省政府第四科科长，主管文化教育及文物古迹。1937年转任陕西省政府参议。在任期间柯先生为陕西文物保护管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柯莘农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就对文物鉴赏情有独钟。他博雅好古，精于鉴识。殷商甲骨、两周彝器、秦砖汉瓦、明清瓷器、名人书画多所收藏。已知的西周两件伯鲜鼎、隋代督东宫左亲卫郁久闾墓志、甘泉宫四兽“益延寿”砖都曾是他的藏品，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据其子柯仲溶讲，太师虘簋系1940年2月出土于扶风任家村窖藏。第二年的一天夜里，岐山一位姓董的农民背着两件铜器来到他家，想托他父亲通过宋哲元的秘书把铜器卖给宋哲元。于是他父亲就把自己收藏的几件古董出让，并卖掉了一院房子，便把这两件铜器留下。这两件铜器就是太师虘簋。后来又把其中的一件卖掉。柯莘农去世前将留存的太师虘簋及其它一批藏品转移到美国好友芭芭拉夫妇处。已故上海博物馆馆长、国内外知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生前曾数次说起在美国出差时得知此宝物藏在美国，一定要让这件国宝回归故里。今年，从芭芭拉夫妇后人处觅得此物，并与柯氏后代核对确认，这就是当年柯莘农的藏品。
2001年陕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宗鸣安《皕明楼金文考说》一书中，收录一件太师虘簋拓本，其上钤有“大室之福”、“莘农”和“莘农手拓金石砖瓦”印鉴，经查对此拓本就是北京故宫收藏的太师虘簋器铭。所以，故宫太师虘簋就是柯莘农卖掉的那件。
但是，1956年陈梦家先生在其《西周铜器断代》中考释太师虘簋时却说“传1941年西安出土，一藏上海博物馆，一藏故宫博物院。”[8]故宫太师虘簋是柯莘农在西安出售的，买家不知详情，加之作器者太师虘与善夫吉父和善夫梁其在铭文中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后来的收藏者便以出售地西安作为出土地了，这种先例过去很多。柯莘农熟知陕西文物情况，又是太师虘簋最早的收藏者，他所了解的出土地点当是可信的。再则，程潜先生在任职天水行辕期间收藏的一批善夫梁其和善夫吉父器群中也有一件太师虘簋。这批青铜器均未清洗，仍保留着出土时的原貌，皮壳锈色完全一致。况且，程潜先生1940年底就离开西安，到重庆任职。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陈梦家先生“1941年西安出土”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现将重新面世的太师虘簋介绍于下：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征集的太师虘簋通高18.7、口径21.5、腹深9.7厘米。柯莘农收藏的太师虘簋通高19、口径24厘米，重5公斤。造型、纹饰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所藏者完全相同，低体宽腹，束颈侈口，盖面隆起，盖钮作圆圈状，圈足低矮而外撇，足径与腹径相差不大，颈部设置一对圆雕龙头捉手，龙目呈蝌蚪形外凸，龙角作圆柱状，龙头没有连铸通常的半环形耳圈，颇与一般簋耳不同。盖上和腹部均饰直棱纹，颈和圈足各饰一道弦纹。盖、器同铭，各70字。铭文是：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师量宫。旦，王各（格）大（太）室，即立（位）。王乎（呼）师（晨）召太师虘入门，立中廷。王乎（呼）宰曶易（赐）太师虘虎裘。虘（拜）（稽）首。敢对 （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乍（作）宝（簋）。虘其万年永宝用。唯十又二年。
既望，西周月相名。《说文》：“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尔雅·释诂》：“既，已也。”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四分月相说认为每月十五、十六日至二十二、二十三日为既望；亦有人认为十五至十八日为既望。定点说则认为每月十五、十六圆满这一天为既望，或说月圆后的一天为既望。
周师量宫，周王朝的宫室名，或以为是王臣师量的议事厅。
大室，太庙的中央大室。经籍作“太室”，祭祀祖先或者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书·洛诰》：“王入太室祼。”孔传：“太室，清庙。”孔颖达疏：“太室，室之大者，故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曰太室。” 《春秋·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坏。”杜预注：“大庙之室。”
旦，清晨，早晨。《左传·成公十六年》：“旦而战，见星未已。”杨伯峻注：“从晨战至黄昏后尚未停止。”
各，读为格。来，至，到的意思。《书·舜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孔传：“格，来。”《仪礼·士冠礼》：“孝友时格，永乃保之。”郑玄注：“格，至也。”
乎，呼唤。师，即师晨，名晨，担任周王朝的师职。
召，呼唤，召见。《说文》：“召，謼也。”
太师虘，本簋的器主，名虘，担任周王朝太师之职。太师，周代最高职官之一，与太傅、太保合称三公。《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但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中仅见太保，未见太师。到了西周中期才出现太师。如善鼎的“太师宫”，师望鼎的“太师小子师望”，伯克壶的“伯太师”等。随后诸侯国也设置有太师的职官。
中廷，一作中庭。古代庙堂前阶下正中部分。为朝会或授爵行礼时臣下站立之处。宰曶，名曶，担任周王朝宰的官职。
首，即拜稽首。金文常用语，是周代宫廷的跪拜大礼。拜是双膝跪地后双手合抱在胸前，叩首到手。这是古代下级对上级、小辈对长辈施行的礼节。稽首是双手合抱按地，头伏在手前边的地方停留一会，是古人最恭敬的大礼。虎裘，虎皮做的裘衣。
敢对，即敢对扬。“”是“扬”字的异体。敢，谦虚之词，犹言冒昧。《仪礼·士虞礼》：“敢用絜牲刚鬣。”郑玄注：“敢，昧冒之辞。”贾公彦疏：“敢，昧冒之辞者，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触尊不自明之意。”对扬，古代常语，屡见于金文。凡臣受君赐时多用之，兼有答谢、颂扬之意。《书·说命下》：“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孔传：“对，答也。答受美命而称扬之。”《诗·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朱熹集传：“言穆公既受赐，遂答称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庙器，而勒策王命之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万寿也。”
不显，即丕显，上古成语，意为英明，用于对天子、诸侯及祖先德行的歌颂赞美。
全铭的大意是：在十二年正月，月相为既望，干支为甲午的一天，周王来到师量宫。清晨，王进入中央大室入座，命令师晨宣召太师虘进入大室之门，站立在堂前阶下正中。王命令宰曶赏赐给太师虘虎皮裘服。虘行叩拜大礼，称颂感激天子的美好恩德。因而铸造宝簋，千秋万代永远珍藏使用。
太师虘之器传世的还有1件太师虘豆和5件虘钟。从虘钟铭文的“虘乍（作）宝钟，用追孝于己白（伯），用享大宗，用 （乐）好宾，虘眔（暨）蔡姬永宝”的语句分析，虘与蔡国女子婚配，铸钟的目的除用于追孝亡父己伯以外，还用享大宗。蔡国，姬姓，可知虘出身于非姬姓族氏，且是该族的小宗宗主，但却担任了周王朝的高级执政官员。
关于虘簋的时代，郭沫若先生曾在《陕西新出土器铭考释》一文中[9]，以师晨鼎的司马共为共伯和，故定此组器的年代为周厉王，失之过晚。陈梦家先生改定为懿王时期。从器物造型、纹饰以及铭文字体的风格排比，可以断定太师虘簋是典型的西周中期遗物。再从铭文记载十二年正月甲午，周王在师量宫召见太师虘，赐以虎裘，佑导虘的傧相是师晨，受命赐虎裘的是宰曶。师晨也称伯晨，有自作的师晨鼎和伯晨鼎，宰曶也见于蔡簋，这三件铜器与著名的谏簋、扬簋、王臣簋、望簋、 盨等，同属于懿王时期司马共和史器组，所以太师虘簋亦当铸于懿王十二年。
注 释
[1] 罗西章：《扶风县文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罗西章：《扶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3] 周世荣：《湖南出土战国以前青铜器铭文考》，《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
[4] 《盛世藏珍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9月21日。
[5] 中国文物信息网2006年6月15日《盛世藏珍——“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巡礼》。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文物出版社1984年-1994年。故宫博物院：《故宫铜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7] 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64年。
[8]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考古学报》1956年4期。
[9] 郭沫若：《陕西新出土器铭考释》，《说文月刊》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