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三层加粗渔网: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转)

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上篇)

代序:我购书是为了阅读，除非看走眼买了一本烂书，一般买的书至少都翻阅了。自从网上可以下载书，就省 了不少银子，不再去买书，但睡觉前有时还会翻翻纸质书。偶尔翻到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夜航船》，陡然发现是冉云飞写的序，又仔细阅读了一遍，对冉先生心生感 佩，实没料到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的国学修养深厚。那是冉先生1995年写的，从对明末清初的张岱的身世感怀，可以看到今天冉先生的影子。

1980年，来我国开班讲学的劳伦斯·克莱因属于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强调充分就业和国家干 预，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宏观经济学又称总体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体经济，通过对总量经济的研究，以期解决失业、通货膨胀、 经济波动和国际收支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是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以价格分析为中心， 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分配有限资源以获取最大利润。微观经济学的源头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学。

虽然茅于轼师从劳伦斯·克莱因，但并没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观点，而是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鼓吹 者，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的。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国经济步履维艰寻求转型阶段，经济学家们本能地拒绝有着“计划经济”色彩的、 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转而紧紧拥抱听起来也悦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当然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和输出的都是新自由主义经 济。最主要的是经济学家的愚蠢，他们只知道“计划经济”不好，而不去分析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不是“计划经济”、适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帮 助。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命令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前苏联才是计划经济。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他们一直是专家负 责制和厂长负责制，没有象我国这般随心所欲，由狗屁不通的书记说了算。特别是“经济学家”拿新自由主义经济当成唯一标准，衡量一切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以 至于背离常识、公义、公理而不自知，荒唐得无以复加。“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不懂这个常识。

茅于轼的经济学建立在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里。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从利己的立 场出发，可以达到全社会整体的“利他”。当然，这里的“利己”是不侵害别人的利己，是妥协均衡的利己，就是通过协商谈判达成互惠互利。了解斯密的“看不见 的手”，就能轻易看出茅于轼的这本书是对那只手的山寨版解释。

不能说茅于轼的解释没有道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以至商业谈判都是遵循这个“利 己”到“利他”的道理。但这不是普遍真理，不能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方面。茅于轼用“择优分配”为真理标准来观照所有事物，则是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茅于 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又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经典牛顿定理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在物理学上的意义，牛顿定理不能解释宇宙现象，也不能适用于微观世界。经济学中 的“均衡理论”则是击碎茅于轼理论的“相对论”。“均衡理论”证明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极其荒谬。如果，茅于轼不了解“均衡理论”，就请茅于轼摘下头 上经济学家的帽子；如果，茅于轼清楚“均衡理论”，仍然用“择优分配”来忽悠，那绝不是招摇撞骗这么简单。

美国影片《美丽心灵》，获得了74届奥斯卡的四个奖项，影帝罗素克罗在片中饰演经济学家纳什。纳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

“纳什均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个体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所构成的最优组合，并不会达到总体最优的结果。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纳什均衡”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

下面这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的故事，能很通晓地诠释“纳什均衡”。

有一盗窃命案，张三和李四的盗窃罪证据确凿，杀人罪证据不足。于是警方就将二人隔离审讯，分别对张三李 四二人说：“由于盗窃罪成立，你将面临一年的刑期。但可以做个交易，如果你承认杀人的罪行，可以视为立功，只需收监三个月，而你的同伙将判十年刑期。如果 你不交代，而你的同伙交代了，则你将坐十年牢，你的同伙三个月就可自由。如果，你们两个都交代，那么，你们各自服刑五年。”

显然，张三李四选择不交代，各自服刑一年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茅于轼的“择优分配”，有理性的人从利己的 立场出发，两人都会盘算：“假如他认了，我没认，我得蹲监10年，所以认了对自己有利。如果我交代了，他也交代了，我也是坐五年牢，也是交代了对自己有 利；假使我承认了，而他抵赖，我就只要坐3个月，而他将坐10年牢狱，也是承认对自己有利。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对我而言，都是交代了对自己有利”。最 终，两个人都会选择招供，结果都获5年刑期。而对两人最有利的一年刑期不会出现。

为什么，因为理性的人不会冒这个风险，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茅于轼说的“择优分配”，但得出的 结果却是与茅于轼的结论完全相反。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悖，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调节自利的个体以使整体取得最大利益。但斯密没 考虑到，如果参与的个体数量不多，那么，每一个决策者都会顾虑其他人的想法，所以，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全球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博弈就行不通，那就需要 另一套理论来指导。

张三李四能得到最好的结果的条件是：串供。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懂“纳什均衡”，不可想象。那他为何时时事事都用有局限性的“择优分配”来界定呢？只有一个解释，他已经“串供”。茅于轼为地产商摇旗、为富人说话，就是他“串供”后的表现。

茅于轼经济学的学术地位

前些时，不少网站都做了个茅于轼华诞八十周年的专题，牛博网也在首页不甘落后为茅于轼弄了个镶金贴银的 牌坊。茅于轼的江湖地位确实很牛逼。江湖地位不等同于学术地位，江湖人往往爱混淆，有意把江湖地位说成是学术地位。在中国，决定江湖地位的一般不凭本事， 武艺低微的宋江能做梁山泊老大，凭的就不是上阵厮杀和运筹帷幄，所谓功夫在诗外。在中国，如果你年纪足够大、同时脸皮够厚，敢胡说，那一般会有不小的江湖 名声和不低的江湖地位；如果还能念几句科学咒语，那大师、专家的盛誉就滚滚而来。

中国人迷信西方，也就从迷“马”开始，时间不长，也就一百多年，骨子里仍然是迷信祖宗，进而迷信年纪够 老的人，总害怕不听老人言吃了亏。即使有人看出不过是除了年纪一无是处，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但凡有人揭掉这层纸，也会指责别人不应该。理由是：老人已 经做了这么多了，还想怎么样。不惜将老人做的“那么多”无限放大，放大到任何领域，比如茅于轼做的小额贷款，你可以放大到一个道德完人的高度，但放大到茅 于轼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那就过了界、不沾边。正因如此，中国就多了不少肆无忌惮的学术老骗子。

媒体和网络的喧嚣，只说明茅于轼的江湖地位，其学术地位如何呢？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 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经济学家的硬指标：看他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 济学期刊上，他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同时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期刊有160种，得到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此言一 出，民声沸腾，国内经济学家却装聋作哑，静寂无声。当然，也可理解成，国内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高风亮节，不屑于作口舌之争。我认为，国内经济学界是默认这个 事实的，因为丁学良不好糊弄，相争只是自取其辱。丁学良出身皖南农村，1984年赴美留学，哈佛博士。国内经济学家用国情说、国际说均绕不过丁学良，只好 认了。可见，国内经济学界最多只有五个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位置，由于丁教授没举出五个人名，国内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可以意淫自己是五分之一。但茅于轼不可 以，茅于轼在硬指标面前很困窘，他没有一篇论文发在了20种期刊和60种期刊里。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开在西方，香在拉美和中国，是不是茅于轼的经济学理论反其道行 之，墙内开花，自家院里香？很有可能。张维迎曾经评价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说：“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 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并说前苏联人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言外之意茅于轼也行。在介绍茅于轼的学术生平时，都说茅于轼是单独研究，用数学公式建立 了一个线性模型，我看很可疑。早在1939年，康托洛维奇就写过《经济管理的最优化》一书，论述线性约束条件下的线性目标达到最优，也因此获得了1971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茅于轼的研究成果与康氏暗合？但我知道茅于轼懂俄语。算是我小人之见，确实是茅于轼没参考、抄袭前苏联人的成果，自己坐在家里想出 来的，可张维迎的评价仍然使人肉麻。先进性和开创性都谈不上的一项“成果”，别说是奠定什么地位，连成果都不是，况且别人完成于近半个世纪以前。线性优化 也不是张维迎说的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学，它是基于计划经济的优化。康托洛维奇一生都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生活，是前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经 济问题研究主任，1965年，前苏联为表彰他在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成绩，授予他列宁奖金。那个成绩就是“线性优化”。张维迎无逻辑地谄 媚，就是他们那个帮派互相吹捧、抬轿子的游戏。

会不会冤枉张维迎，其实他不是在无耻地谄媚，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确实如 张维迎所言，是“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呢？看看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在大学教授微观经济学选用的教材和参考书，大致可以明白。教材和参考书有： “曼昆《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国内高鸿业、历以宁、宋承先、梁小民、朱锡庆、尹伯成、司春林等所编的教材、哈耶克 的、莫瑞斯的《管理经济学》、平狄克《微观经济学》、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高级阶段有：平新乔《微观经济学18讲》、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蒋殿春《高级微观经济学》、武康平《高级微观经济学》”。但没有张维迎 说的“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的、茅于轼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仅此说明，张维迎很下流，以及茅于轼在国内经济学 界也没学术地位。茅于轼有的是帮派中的江湖地位。

学术地位有学界认同，也有民间认可。在国际上，民间同样不认同茅于轼的经济学家身份。Atlas基金 会，1999年因《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颁奖给茅于轼，该奖项的7位评委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代表民间组织评定的奖项仍然看不上茅于轼的经济学，而 让茅以社会学著述获奖。在中国民间，茅于轼经济学家的名头则响彻云霄。这是因为，茅于轼将自己卖给资本后，资本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必须树立茅于轼的江湖地 位。另一方面，中国喜欢披“自由主义”外衣而不知“自由主义”为何物的愤青数量庞大，他们有个简单的认同标准，就是对暗号，说一句“自由主义”、回一声 “反政府”，暗号就对上了，那么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脏毒、僵毒和圈圈都引为同好而一起流，也不怕会不会污了“自由主义”这件外衣。由于茅于轼在某个文件中是 第一批签署者，所以“自由主义”愤青们也将茅于轼当作一面旗帜，誓死捍卫茅于轼“经济学家”的江湖地位，为他放的每一个屁做“不臭”的辩解。从而稳定了茅 于轼在国内的江湖地位。

综上所述，茅于轼没有学术地位，只有江湖地位。

二、茅于轼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吗

媒体、公众、主流经济学们、茅于轼自己，都认为茅于轼是一个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的院长张维迎认为茅于轼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因为茅“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且将茅于轼当成经济学家，谨以经济学家的标准考量茅于轼是否合格。

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如果没能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那他至少需要精通某一门派的理论，同时，还需要了 解其他门派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清楚当前国际上经济学发展的态势。能够明白经济学的定义和作用，不能夸大它的作用；能够运用自己掌握的、某一门派的经济学理 论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能够提出前瞻性的建议当然更好。这就是我以为的、“经济学家”的基本素质，经济学爱好者可不作此考量，以“经济学家”身份做研 究、向公众社会发言时，就必须是符合“经济学家”素质要求的、合格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的身材不适宜披“经济学家”的大氅

茅于轼的身材太单薄，披“经济学家”的大氅，比例失调，看起来很滑稽。正如丁学良教授提出的界定经济学 家的硬件标准，茅于轼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就硬指标而言，茅于轼不合格。肯定，茅于轼的粉丝会以“国情论”来辩解，说中国的经济 学家不在于偏重理论的论文，而是身处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变革的实验场，用实践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前文已述，茅于轼缺席了中国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经济变 革，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实际操作中，茅于轼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说明茅于轼“经济学家”身份 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 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谁妨碍了我们致 富》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所以，茅于轼相对于“经济学家”这个称谓，既无肉也无骨，瘦 骨嶙峋披“经济学家”大氅，很象一个床单绑在牙签上。

茅于轼不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也不能正确认识经济学的作用。

实际上，“经济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在西方仍存在争论，认为不是客观的科学，只是一种意识 形态。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假设。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条件能不能满足这个“假设”，当社会条件不能满足“假设”时，是修正经济学理 论，还是让现实来适应理论。很显然，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应该发展新的理论来适应现实，或者采取多种经济理论来应对现实出现的问题。茅于轼却不是这么看， 他认为“经济学”是唯一客观的科学，经济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唯一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茅于轼在《中国真有这么多危机吗》一文的结语有段话：“既然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 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茅于轼全 文的主旨是论述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危机，结论是懂经济学就不会被这些危机“吓唬住”。本身茅的逻辑就很成问题，存不存在危机和会不会被“吓唬住”属于两 个范畴，你到底是说存在危机还是对待危机的态度问题呢？这是题外话。题内话是这样，粮食专家、土地专家、能源专家、水资源专家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不必懂 得经济学，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问题，至于解决问题，那就需要汇同其他各学科专家共同解决。发现问题、提出警示，与经济 学无关，如果经济学家觉得那不是危机，很好解决，那正好是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机会，大可一试。认为其他领域的专家必须懂得经济学才可去从事本专业的研究， 显得茅于轼自大而且是对经济学的无知。

茅于轼极力构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模式，在实际议案中，错漏百出。这些内容，我会 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下面仅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说明茅于轼用于包打天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关于这点，建议茅 于轼去补补中国哲学和中医理论的课，任何一剂药，都分君臣主辅，没有一味药是可以包医百病的。

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田典（1988，日本《经济学人》）曾就新自由主义主义的理论模型还原到现实中，发现这个模型要在现实中成立，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 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2） 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3） 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4） 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

然而，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可以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当市场需求通过价格给投资者信号时，资本 方是否能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资本存量，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代价上是否可行？转移有没有时差？当设备、工 人、技术转移完成后，是不是还是当初那个市场，原有的高额利润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生产永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山寨版茅于轼 的“择优分配”的理论，往往会产生宏观失调，达不到资本的最优化选择。

任何一种理论道理与局限性并存，这不奇怪，茅于轼将一个理论当成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唯一标杆，那就有点奇怪。奇怪的理由先不深究，但这可说明茅于轼既不了解经济学，对他赖以为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一知半解，实在算不上合格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经济学知识贫乏。

茅于轼在其博客上有篇《八十自述》的博文，不知是出于谦虚还是炫耀自己天才的心态如此写到：“但是作为 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比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 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不知茅于轼的说法是否属实，但看到这段话，我认为茅于轼的基础确实很差，而且不仅是经济学基础差，其他社 会学科的基础也相当差。

首先，没看过《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基础是有所欠 缺，特别是身为一个彻底而教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声称没读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源头《国富论》，似乎说不过去。我不否认世界上存在某些天才，不借 助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完全凭空想可以建立自己一套科学的理论。但这样的天才未必是你茅于轼，为什么不是你茅于轼，我以后会讲到。其次，我不知道没读洛克， 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会影响到“经济学”的基础，也不知道读了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就会 夯实“经济学”的基础。因为据我有限的知识知道，洛克是个哲学家，经验主义的鼻祖；康德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天文学家；罗素涉及的领域颇多，有哲 学、数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宗教和政治，但没有经济学；佛洛依德是心理分析的创始人，属心理学范畴；帕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培根是哲学家、 作家和自然科学家；黑格尔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其辩证法思想被马克思所吸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难道经济学的基础，来源于哲学、社会学、心 理学？我怀疑，茅于轼并不清楚他列举的人名他们是干什么的，他只是知道这些名字而已。照例，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该这么信口雌黄，可茅于轼义无反顾，莫非， 真的是人越老越不要脸？

据茅于轼自己在文章中表述，在1975年，年满46岁后开始研究经济学，可又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都 没阅读过。那茅于轼是怎么研究的呢，是苦苦思索还是望天打卦？虽然茅于轼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哈佛一年，但茅也自承没学到任何东西，除了增加了税收的概念。 一门社会学科，如果你把它当成科学，就必须尊重它的的研究方法和以往的研究成果，一味强调自己的天才，表现出来就是缺乏“经济学”常识。

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认识上，茅于轼同样表现出了他的无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席 卷全球，助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拉美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家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入了尴尬。眼下全球金融危机，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逼到 了墙角。新自由主义经济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消减福利。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民众可以通过民主的博弈达到平衡。而在中国没有自由主 义的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则非常危险，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家寡头经济和资本寡头经济并存，贫 富两极，剥夺了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该得到的利益。

茅于轼在任何问题上，都采取机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为标准，我不愿说他是别有用心，只认为他“经济学”没学到家。

茅于轼缺乏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

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他秉承的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他都应该按照他的理论、遵循他的理论框架下的逻辑，去解释经济现象和提出合乎逻辑的建议。茅于轼恰恰缺乏这个能力。

2002年，茅于轼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暨项目投资洽谈会”上说，北京一年由于 堵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六十亿元人民币左右，平均一个北京人一天损失一元一角钱，一年损失四百元。现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车问题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 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堵车问题也由此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茅于轼说，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中国应该收费上路，只有实行收费，才能 解决堵车，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

从现实逻辑上看，茅于轼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十万公里在中国，收得 不能说是少。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收费还不堵车。显然，堵车与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我不与茅于轼 讨论堵车的原因，只分析根据茅于轼的理论能不能导出茅于轼的“收费”结果。

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规定驾车违法，或者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显然这个方法不可取，解决堵 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茅于轼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根据茅于轼“择优分配” 的原理，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减少对汽车的消费，路自然就通了。同样，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伸， 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利益。然而，在这个个案中，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成本都上涨。由于减少了汽 车消费，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如果有量 的分析，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根本得不出茅于轼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也就是说茅于轼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 悖的。

茅于轼给“堵车”开的药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医治驼背，两块木板一夹，压上巨石，背直了，人死 了。你能说茅于轼不会治驼背？同时，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在收了养路费后，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公义和公理，不是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

茅于轼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显得异常滑稽。

茅于轼的思维模式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

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茅于轼做不到。

逻辑混乱的思维

春运铁路没涨价，茅于轼写了篇《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我以为，春运期间不涨价是本分，涨价的非 分之想才值得讨论。茅于轼非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讨论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是“老人家”，写作文都得有事实支撑，依据理论，得出事实与理 论合乎逻辑的结论。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之，更应谨遵。

在文中，茅于轼是打算从成本分析入手，得出春运铁路不涨价的社会成本增加，得出“不涨价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问题”。（此是茅文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