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鬼头上有白色污垢:红军长征中的几次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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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几次重大转折
黎平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路线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执行者实行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以及红２５军也先后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们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长征开始后，蒋介石迅速调集了４０万兵力、几十架飞机，在赣南、湘粤边、湘东西、湘桂边构筑了４道封锁线，命令粤军、湘军、桂军和他的嫡系中央军对中央红军进行堵截和尾追。前３道封锁线，红军未经过大的战斗就通过了，但因当时的“左”倾领导者们把战略转移当成大搬家，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过于庞大，坛坛罐罐的拖累过重，行动迟缓，主力红军为完成掩护任务，行军、作战都显得十分疲劳，战斗损伤虽不大，但疾病、逃亡、散失减员都较多，部队仍然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据资料统计，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３７００多人，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９７００余人，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８６００余人，共计损失２．２万余人。这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８．６万余人，过了３道封锁线后就只剩下６．４万余人了。
中央红军突破３道封锁线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行动目标。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意图，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然后再反攻消灭敌人。蒋介石急忙调集１５个师近４０万大军，拼凑了５路“进剿军”，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精心部署了第４道封锁线，沿江一侧修筑了很多碉堡，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从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１日凌晨，红军经过艰苦作战，庞大的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才渡过湘江。但红军却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红五军团第３４师、红三军团第６师第１８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官兵被阻于湘江东岸，大部牺牲，这就是红军长征途中空前残酷的湘江血战。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４道封锁线，但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到达湘江边时的６．４万余人，过了湘江全军只剩下３万余人了，损失过半。本来红军是有两次机会可以减少伤亡渡过湘江的，一次是红军攻占临武后，湘军刘建绪部还没有到全州，灌阳、汀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红军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扔掉那些坛坛罐灌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的，结果丧失了这宝贵时机；另一次是红军控制了界首到屏山渡之间的６０里地湘江两岸后，在此区域有４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也已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１６０多里路，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少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红军战士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灌，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前后磨磨蹭蹭走了４天才到达湘江边，此时敌人已布下重兵扼守。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由西延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随即改变军事部署，将其兵力向黔阳、洪江地区调动，布置一口袋形阵势，等待红军钻入而一网打尽，妄图将红军消灭在北去湘西的途中。何键奉命下达新的“追剿”计划：以一部兵力会同桂军尾追红军；命令贵州王家烈以有力军事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挡红军西进贵州；集中湘军主力向黔阳、洪江地区疾进，企图前后围歼红军。面对新的形势，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博古（即秦邦宪）、李德仍然不肯改变他们的行动计划，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就有可能钻进蒋介石设置的口袋，中央红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挺身向中央建议：放弃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１２月１２日，在占领湖南通道城后举行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阐述了去贵州的主张，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去湘西的原定计划。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领导的赞同。
１２月１４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继续讨论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进军方向问题。李德仍主张将红军折入黔东，然后北上湘西。毛泽东坚持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断然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张闻天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同意中央红军由黎平西进，渡乌江而深入贵州，放弃北去湘西的原定计划。于是，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红军向遵义西北前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后，１２月１９日，中央军委立即作出了中央红军转向西进的行动部署，向遵义地区进发。黎平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原定的路线，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历史上称之为“黎平转兵”。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在这里得到休整。当时国民党军队后追前堵，中央和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总结几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的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适应这种要求，于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然后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会上毛泽东等人发言，毛泽东批评博古、李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应采取的方针。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明确指出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突围问题上，我们没有较早地改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转移、保存实力；在突围中又表现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实际为总书记。接着，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３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其最直接的成果是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四渡赤水，毛泽东平生的得意之作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战略方针指挥下，红军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采取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强渡乌江，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有３种可能，一是向东回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因此，蒋介石估计第三种可能不大，因为这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绝路。但蒋介石还是在这３种可能的地方都作了布防。遵义会议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此时中央红军只有１５个团３万余人了，而且没有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两门山炮，更甚的是没有后方根据地作依托。面临蒋介石１５０多个团几十万重兵的重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红军当时处在乌江和长江两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在敌人重兵的包围之下，形势相当不利。根据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四川境内军阀之间矛盾尖锐，红四方面军已在川北建立了大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入川，可以得到红四方面军的配合，利用军阀矛盾，求得更大的发展。因此决定：渡赤水，过长江，北上四川。随后红军便按照部署行动，打响了赫赫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１月９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开进，准备渡过赤水。此时的红军已不是３个月前的红军了，他们扔掉了笨重的坛坛罐罐，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可谓“轻装上阵”。蒋介石得知红军的去向后，急忙调来了川军的４０多个团来封锁长江，到２４日至２６日红军占领土城、习水等地时，川军的６个旅也先后到达了土城、习水、赤水等地，阻击红军北进。鉴于情况发生变化，红军便给敌人打击后挥师向西，以凌厉的攻势，冲破了敌人的阻拦，在贵州的土城附近渡过了赤水河，这即一渡赤水。红军渡过赤水后，进入川南，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见红军奔向川南，便急忙调整兵力，再次部署对中央红军的“追剿”。为了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消灭敌人，并得到短暂的休息时间，红军部队又一头扎向川滇边的扎西。几天后，国民党军便纷纷向扎西逼来。见敌人向扎西逼来，红军则来了个出敌意料之外的行动，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突然从扎西调头东进，于２月中旬在太平渡、二郎滩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境内。这样就把敌人远远地抛在长江两岸了。
红军进入贵州境内，迅速占领了桐梓，而贵州军阀王家烈则把他的部队撤退到遵义附近的娄山关凭险扼守，他本人也亲自赶到遵义“督剿”，企图阻止红军夺取遵义。敌吴奇伟部也从贵阳驰援王家烈。娄山关雄跨娄山山脉最高峰，是桐梓通往遵义的必经关口，关侧群峰如剑，高耸入云，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把守娄山关的是敌王家烈的一个师，在我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守敌狼狈逃窜，红军则乘胜追击，再次占领遵义。这次战斗，共歼灭王家烈的两个师，王家烈本人从遵义仓皇逃跑时，只带了几个随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蒋介石在打了败仗后，又迅速调整部署，指挥多路军队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立即跳出敌军的合围，再次转兵西进，于３月１６日至１７日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回头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３月２１日晚至２２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一带四渡赤水河。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此时正在贵阳督战，未料到红军兵临城下，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助战。毛泽东事先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即大踏步奔袭云南，先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突然又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于５月９日全部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中央红军一过金沙江，就摆脱了数十万敌军追堵拦截的圈子，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新的中央军事领导后取得的，重新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粉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
在红军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党中央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反党活动的斗争，是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逐步展开的。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两大主力红军在懋功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１０多万人。两支主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长征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然而就在此时，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使本来令人鼓舞的前景又蒙上了令人担忧的阴影。张国焘分裂红军在１９３５年４月便有表现，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野心膨胀，置党中央电令而不顾，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率四方面军渡过涪江，到达理番，拟西征或南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鉴于这两支主力红军都处于战略转移途中，均无后方根据地依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地理、民族、敌情等情况后联名致电四方面军，认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但张国焘此时情绪悲观，估计长征是已经失败，认为红军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国民党军的休战。基于对形势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他在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７日给党中央的复电中，提出红军经阿坝草地西进北上，占领青海、新疆，如果遇到困难，就暂时向西南进攻。
为了说服张国焘放弃这一错误主张，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又两次联名致电张国焘，系统阐明党中央战略方针的正确，批评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６月２６日，在懋功两河口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勉强同意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但会后又搞阴谋活动，破坏一、四方面军的团结。７月中旬，他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拒不执行两河口会议决议和中央军委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为了争取张国焘本人，团结红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组织上进行充实调整。芦花会议决定，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担任。张国焘这才勉强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进行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对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进行了坚决回击。
８月３日，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１、３军（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已改称红１、３、５、３２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４军、３０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９军、３１军、３３军和红一方面军的５军、３２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沙窝会议后，张国焘玩弄两面派手法，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相对抗，当主要由四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行至葛曲河时，张国焘以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为借口，命令部队停止行动，还重提他原来向西南推进的主张。鉴于张国焘一意孤行，在８月２０日毛儿盖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驳斥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的荒谬主张，号召红四方面军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坚持北上方针。
然而，张国焘却在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他把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代表党中央发来的一份份命令他继续北上的电报视为废纸。９月９日，他密电他的老搭档、原红四方面军政委、时任右路军政委的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谋害党中央。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人有８万多，而原红一方面军只有３万人左右，情势十分危急。幸而张国焘的这份密码电报先落于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手里，叶剑英让毛泽东得知了电报内容。毛泽东觉得事关重大，急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商议，并采取紧急措施：由毛泽东与陈昌浩谈话，设法“争取”他，其实是稳住他。由张闻天火速赴右路军第３军，率部单独北上。张闻天骑马飞奔第３军所在地牙弄，找到正在这里养病的周恩来和王稼祥，与第３军司令员彭德怀在作战室的地图前迅速拟定部队撤离方案，于次日凌晨２时３０分率第３军悄悄出发，脱离了险区。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也在叶剑英护送下，率右路军第１军的大部分人马火速脱离了危险区。９月１２日，右路军第１、３军抵达甘肃迭部县的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企图谋害党中央的阴谋终于被粉碎了。
哈达铺确立了红军的落脚点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过大渡河后，原来曾设想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建立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部队集中在懋功、两河口一线。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北上的战略方针。这时候，还没有提到陕北。８月，红军过松潘大草地，在毛儿盖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向陕甘边界发展，最早提到了陕北地区，但是并没有提出以陕北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至于陕北当时是否存在苏区根据地，也一概不知。９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中央坚持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他说：“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会议经过讨论，毛泽东作结论，肯定了上述构想，并说：“陕北、甘东北是我们必经之地。”会后，将北上中央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部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９月１７日，中央红军攻占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腊子口。腊子口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封闭在雪山草地、困死、饿死的阴谋，使红军摆脱了３个多月跋涉在雪山草地的困境，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通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正是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毛泽东喜悦心情的生动写照。但直到此时，中共中央只知道陕甘有红军，有游击队，不知道是否有根据地，也没有考虑到落脚陕北。其实，当时陕甘已有一大片根据地，有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突破腊子口后，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大雪山——大刺山，进入甘南的开阔地带。９月１８日，红军进占甘南比较富庶的一个较大镇子——哈达铺。在这里，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了陕北有苏区存在。《彭德怀自述》中说：“在哈达铺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聂荣臻回忆录》中说：“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这张报纸关于陕北红军的消息主要有这么几个内容，一是《大公报》８月１日载：陕北红军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安、延长、保安、安塞等，靖边一度为红军所占，“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阎锡山７月２２日在山西绥靖和省纪念周上的报告说：“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产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
这些消息，明确地告诉中共中央领导人，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由此，中央决定红军由甘南北上，到陕北苏区落脚，是很自然的。９月２２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行动方针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向全军告知了北上陕北的目标。他兴奋地说：“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大家要振奋精神。同志们，从我们现在驻地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将中央和红军落脚陕北的正式决定，是在红军到达榜罗镇后作出的。９月２３日，中央红军离开哈达铺继续北上，２６日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在这里的高等小学里，红军获得了许多报纸，报纸提供了日军在我国北方的许多材料，也进一步提供了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２７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明确决定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其时，红２５军已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１０月初，红军以英勇无畏的精神突破蒋介石设置的渭河封锁线；１０月７日越过六盘山高峰，突破敌人设置的西兰公路封锁线，于１０月１９日进驻陕西吴起镇，受到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至此，中央红军结束长达一年时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胜利。所以说，红军长征中确定落脚陕北，是中共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尚有苏区存在后，中央领导人作出抉择，而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确定的。（作者：王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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