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新春绘画图片:上帝诅咒过的土地（二）：中国人缺乏同情心

资深流氓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这几乎是肯定的。就在我写着个贴子的同时，我的浏览器停留在sohu的一则新闻报道上。那是一则让我震惊不已的报道。上面说，一个近乎绝望的男子企图自杀，却停留在高处没有勇气跳下。底下的文字报道让我不敢相信人世间居然还能有如此丑恶和猥琐不堪的麻木：一伙人居然高喊“快跳阿”、“我都等不及了”！等到民警用几乎是愤怒的咆哮驱赶了这伙冷血的畜生，他们嘴里还在嘟囔着“说跳又不跳，算什么”。

然而，悲剧到底还是发生了。轻生男子喝了一口酒，从六层楼飞身而下，重重摔在了地上。伴随着血肉横飞的，居然是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我们应该承认，鲁迅笔下那些麻木的看客远没有从我们的社会消失，尽管我们已经一只脚迈进了世界强国的行列。灾民社会里，人的生命无比轻贱，中国人自然要漠视他人的痛苦。其实，中国人不但漠视他人的痛苦，也漠视自己的痛苦。麻木是灾民社会抵抗痛苦的最高境界，同情心无助于人们抵抗痛苦，自然是多余的。那罪恶的掌声和欢呼声，不过是丰衣足食的现代中国人的一次“返祖现象”罢了。

鼓动他人自杀是极其野蛮的，但是跟中国的吃人文化比起来又算是个小巫。“吃人”是灾民文化的必然现象。中国古代“吃人”的记载层出不穷，大凡大灾大难，古书上难免就有“析骨为炊，易子而食”的记载。按说，这“易子而食”绝对是咱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之一，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列为第五大发明。易子而食，不食亲生，仁也；以亲生骨肉救人于垂危，义也；有来有往，礼也；既保全性命，又不丧天良，智也；平等交换，信也。“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在，简直离圣人都不远了。

“易子而食”到了明朝，不但蔚然成风，且发展起来一个公开、合法的人肉市场，能喘气说话的大活人，被称作“菜人”，在市场上像猪肉一样按份量论价钱，谁看中了那个“菜人”，给个三瓜两枣就可以领回家，洗吧洗吧就可以开膛破肚大快朵颐。不用问，这“菜人”绝大多数都是身体瘦小无力反抗的孩子。从东汉到明末，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居然是把货币流通引入了“易子而食”，取代了原始的物物交换。这不是第五大发明是什么？

日本，在很多中国青年眼里是个连畜生都不如的民族。然而，我们来看看这个民族面对同样令人绝望的饥荒，是怎么做的。上个世纪初，日本很多山村极度贫困，食物、衣服等生存资料完全不够养活所有人生活的。然而，日本人的做法是老人等到孙子、孙女出生后，就主动去山里饿死，滕出粮食留给刚生下婴孩。日本小说《樽山节考》就记录了这段悲惨的历史。


上帝诅咒过的土地(三)：中国人缺乏人文理想

资深流氓

人文，说句俗话就是人企图摆脱自己的动物属性而追求更高的价值理想的努力的结果。从理论上说，中国社会是个灾民社会，几乎一直为生存而奋战，所以不可能建立什么高度发达的人文价值。中国人没能像古希腊人那样发展出了哲学用以探究世界的本原，也没能请来耶稣、安拉拯救自己的灵魂，更没有佛陀的深奥智慧用以探究生命的彼岸。我们所拥有的全部人文内涵，居然是区区“三纲五常”之类的只言片语。其中“三纲”早就被证明是反人性的，与社会平等、消除歧视的普遍价值观念背道而驰，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似乎也不像我们一度认为的那样令人骄傲。

胡适说过，一种文化，其价值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观念，而在于它实践了什么观念（大意）。中国古人提出的“仁义礼智信”，表面上看是个非常诱人的社会理想，但是由于缺乏实践的社会基础，因而事实上成为世界上最缺乏实践能力的人文理想，令人尴尬气短无比。

提倡仁的中国人，历史上出现的暴君一点都不比西方少。可以说，自从董仲舒那套玩意儿正式登堂亮相以后，中国历史就没出过几个像样的皇帝。反倒是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由于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少，而或多或少做到了仁政，比如鲜卑族出身的唐太宗，满族出身的康熙、乾隆等等。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暴乱，几乎都跟统治当局的横征暴敛荒淫无度有关。皇帝不仁，民间老百姓也一样不仁。胡适说，中国虽然有了几千年文明史，但仍然是一个野蛮的民族（大意）。难道不是么？看看咱古时候的国粹就能知道：女孩的小脚，太监的生殖器，廷仗下血肉横飞的屁股，还有花样繁多、想象力丰富的酷刑，哪一样不是西方打进来以后才被废止的？不错，西方也有酷刑，可是中国的酷刑名目之多、手段之狠、受害之慘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而且，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酷刑的始作俑者还总喜欢给酷刑起个美丽动听的名字，什么“仙人献果”，什么“玉女登梯”，什么“凤凰展翅”，不但能即刻让人闻到死亡和痛苦的恶臭，还有始作俑者对人性、人权的戏弄和轻蔑。直到今天，这些美丽的名字还能提醒我们当初这些始作俑者对受刑人的痛苦是多么冷漠和幸灾乐祸。可以说，酷刑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与西方酷刑的根本不同所在。

野蛮不是丑恶，任何民族都有野蛮存在。把野蛮制度化甚至艺术化才是丑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一个多么丑恶的民族！

提倡义的中国人，却很少为了“义”等价值理想而奋斗；相反，却不得不面对汉奸辈出的尴尬。所谓“义”，广义的说就是超脱现实需要的价值理想，是更高层次的人生目标，是民族大义的“义”，是君子重义轻利的“义”。古代中国是个灾民社会，灾民们生存第一的人生理想注定了他们只能奉行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蔑视一切价值理想。令人尴尬的事实是，提倡民族大义的中国人，出现过的汉奸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时间上的持续不断，实在是只能用“江山代有奸人出”来形容。抗日战争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虽说咱们也出了不少抗日英雄，可是，用胡适的话说，就是“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人虽然汉奸数量庞大，当汉奸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却人人痛恨汉奸，而且，痛恨别人当汉奸却并不妨碍自己当汉奸。西方也有类似“汉奸”的叛国投敌者。比如，犹太人自称被杀死600万，这600万人基本上都是“犹奸”在纳粹枪口的逼迫下杀掉的。可是，犹太人却对这些“犹奸”非常宽容。他们认为，很少有人能在酷刑和死亡威胁面前坚贞不屈。所以，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公报私仇的“犹奸”被以色列法院判决入狱以外，绝大多数人被判无罪释放。中国人却相反，虽说中国人大多怯懦，却人人都对汉奸作义愤填膺状，全然不管自己有没有把握能扛得住老虎凳辣椒水。这里面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义”在中国不过是个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手电筒，是个用来展示自己爱国情操的作秀工具，也是一把能轻易将别人置于死地的内斗利器。

“礼”在中国从来都不缺人缘，却从来没能帮助中国人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秩序体系。所谓“礼”，原意指的是周礼，本是孔老二从废纸堆里刨出来宣扬复古、反动的理论破烂（借喻，我知道那时候还没有纸，谁也别抬这个杠）。可是后来，汉武帝发现这个破烂有助于建立一套社会秩序，减轻统治当局的负担，于是决定采纳董仲舒“废咄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那以后，“礼”便成了中国历代相承的官定意识形态之一，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有人认为，儒家的“礼”便是法家的“法”，我认为有一定道理。礼节、礼仪这些东西只是礼的外表，礼所体现出的法制精神才是礼的精髓。可惜，法制这玩意儿从来就没能在中国扎过根。甚至可以说，汉武帝按照“礼”的要求来接受群臣的三叩九掰的时候，“礼”就已经开始变味了。到了明清，宋明理学开始甚嚣尘上，“礼”完全被异化成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反人性的怪物，成了裹住女孩子小脚的理论根据和禁锢中国人思维能力的罪魁。难怪鲁老爷要写文字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提倡智的中国人，却没有一天不在实践着最为反动透顶的反智主义。这恐怕还要“归功”于刘彻、卫绾、董仲舒等人的“废咄百家”。按说，中国人从纯生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智商并不低。美国出版的一本专门研究人类智力的人种分布的书籍《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曾经披露，中国人的平均智力商数达到105，在所有族裔里是最高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徒有聪明的大脑却鲜有惊世骇俗的智力成果。论思想，自汉朝以降，两千多年的时间我们居然连一个重量级的思想家都没出现过，只好拿王阳明、龚自珍、顾炎武、鲁迅等人来凑数；论艺术，我们没能写出《荷马史诗》样的即使地球毁灭了也值得不朽的诗作，唯一聊以自慰的居然是唐诗宋词一类的三行五句的小玩闹，连《诗经》都写不出来了；论科技，我们没能出现那怕跟科学研究粘一点边的社会活动，不但鲜有科技成果问世，且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农业耕种技术居然两千年的时间没有丝毫进步，最让人丧气的是科学技术居然被当作“奇技淫巧”而被主流社会打入另类。自从“独尊儒术”以后，所有非儒学的理论和主张都被看作异端邪说，全社会所有的智力资源都被当局组织起来研究4本书5本经，在千百年前的死人著作里寻找千古不变的伟大真理。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官方指定的死人作品背得滚瓜烂熟，通过“科举”那个化智为愚的系统工程彻底把独立思考的基因从自己的DNA里剔除掉，居然还美其名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民族，如果还能有什么智力成果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居然还在全民族范围内广泛相信“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最没有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科学技术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之类的最极端、最愚昧的反智主义胡话。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民族不但精英愚昧，民众更愚昧。某网友在著文反思中国人的民众愚昧时，不无痛心地看到中国人的愚昧是何等的登峰造极和丧心病狂：“全国到处建起炉温连铁的熔点都达不到的“土高炉”来“炼钢”；用“老虎灶”喷出来的水蒸气制造万能的“超声波”；在报上证明人其实不需要睡觉，可以24小时
连续不断地工作；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弄出来的“车子化”和“滚珠轴承化”（用手推车代替扁担，连山区都不例外）；在大车上装上帆；深耕一米，把生土翻上来；每亩地施万斤肥；密植到小孩能站在谷子上；放火烧去森林来制“炼钢”用的“焦炭”；把农家版筑墙或土坯墙推倒作“肥料”；在没有水源的地方修筑水库；在建设重大工程时发明出举世无双的“边设计边施工”；建起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钢厂来才发现根本没有电力来源；修起三门峡水库才发现年年被泥沙塞死；全国所有的街道、企业和商标名字都实行“革命化”；废除医院分科和医护分工，不许医护人员戴口罩，否则就是看不起工农兵；用《毛主席语录》治疗精神病人和脑部受了器质性损伤的麦贤得同志；用针灸“治疗”天聋地哑，让“治好”的聋哑人喊“毛主席万岁”还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针刺麻醉；针灸治疗近视眼；普及大寨县，毁去果林，在山区到处修梯田；让军垦战士口诵毛主席语录，跳进为台风席卷的海浪中，用肉体凡胎去保护大堤……”

很多人喜欢把诸多丑恶一股脑推到执政的共产党身上，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最大的文过饰非。共产党什么时候让人打鸡血了？什么时候吹过水变油了？那《易经》热、风水热也不是共产党说搞就搞起来的吧？各种各样神功的群魔乱舞，大师的“带功报告”，能听懂宇宙语的巫婆神汉，那一样是共产党搞起来的？那一样不是席卷全国的全民性愚昧壮举？今天是这样，文革时难道就不是吗？

提倡信的中国人，却早已不幸地成为世界上最不讲诚信的一群，不但今天不讲诚信，古时候也不讲。人人都知道戚继光抗倭的故事，知道倭寇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强盗，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倭寇究竟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实际上，倭寇进犯中国正是日本人对中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城信忍无可忍的结果。当年明成祖朱棣已经修改了他爸爸定的“一片木头都不准出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跟日本人做正规贸易。当时日本已经非常中国化，连足利义满的“征夷大将军”封号（就是后来的幕府）都是中国皇帝给封的。足利义满上任之后，致力于发展中日海上贸易，严厉打击日本海盗滋扰中国的犯罪行径，因此明成祖执政期间绝少有倭寇进犯。后来，中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中国的日本商人已经人数众多，他们都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中国人不讲城信。中国人欠的货款，少则几千两，多则上万两。在日本人不断地逼债下，中国这帮奸商居然想出来一个其实很小儿科的损招对付日本人：先是到政府官员那里告黑状，说日本商人“倭寇为患”，四处杀人掠财，无恶不作，终于说动政府出动军队攻打日本商船；另一面，这帮奸商居然还暗地里跟日本人通风报信，让他们赶紧逃走。日本人四肢不发达头脑更简单，不但相信了还居然满心感激。就这样，中国奸商们用这个办法居然整整愚弄了日本人20年，每到日本人逼债的时候就拿这办法把日本人赶走。等到日本人终于发现中国人官商勾结愚弄自己的时候，终于在发狂之下起兵攻打中国。这样，才有了戚继光抗倭的故事。当然，倭寇在中国为害惨烈，早已失去了当年索债的本意而改为掠夺，但毫无疑问是中国人的不讲城信招致的杀身大祸。

时至今日，缺乏诚信也是中国人最为人诟病的劣根性之一。当今中国，有几个会计敢说自己从没做过假账？有几个学生敢说自己从没作过弊？有几个修汽车、修电视机的从来没给客户做过手脚？任何一个稍微还有点理性的中国人，请把手放在胸口上问一声：咱中国人什么时候真正讲过城信？这方面的例子难道还用多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