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迪电动汽车官网:中国同时面临衰退和通胀双重压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88期日前在北京召开。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发表题为“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研究”的主题演讲。刘伟认为，从宏观面上来看，当前中国既有经济衰退的威胁，又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短期来看应对的策略是要降低宏观政策风险防滞胀。长期来看，则要解决我国存在着的多方面结构性矛盾，这主要要通过制度的变化加以解决。

　　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首先从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定入手，谈到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判断。他着重谈了如何应对很可能即将到来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他说，中国2010年经济总量是39.8万亿元，排在世界第二。但是按照人均GDP水平，我国排在世界第124位，相当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判断是有争议的。国际社会认为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理由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统计上的问题，因为我国有很多行业没有统计到GDP当中来，比如说一些服务业；第二个方面就是汇率，认为人民币是被低估了。而国内却质疑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被高估了，因为我国最突出的现实就是收入差别大。

　　刘伟表示，虽然国内和国际对“中国是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质疑，但是从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演变趋势和恩格尔系数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无疑中国就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没有解决温饱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会达到72%；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达到54%的国家，属于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达到40%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我国现在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40%左右。

　　从联合国公布的恩格尔系数标准划分来看，最穷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是在60%以上；解决了温饱的国家恩格尔系数是在50%到60%之间；初步小康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是在40%到50%之间；全面小康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是在30%到40%之间。我国现在的恩格尔系数仍然接近40%，这也是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刘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阶段，会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比较高的增长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出现一种停顿、停滞。

　　从现有的理论文献和政策层面分析来看，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构成中等收入陷阱发生：

　　第一个原因是创新能力差。因为创新能力差，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量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从依靠要素大量投入向依靠要素效率提高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的转变。

　　刘伟说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创新能力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这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成本高。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便宜。但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这些要素价格就会上涨。因此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第三个是国际原因。因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内需不足，主要靠出口，依附于国际市场，并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只要国际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周期动荡，发展中国家原来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马上就会空前突出。

　　“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在我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以需要高度注意，争取及时有效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可持续、均衡、稳定、有效的增长。”刘伟称。

　　不过他同时表示，中国也有三个优势可以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第一个优势是“天时”。我国还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我国还能继续维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期。

　　第二个是“地利”。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是落后的表现。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的周期之后，大国地区之间的不均衡会形成一种梯度。它可能延长一个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时间，波浪式向前推动。

　　第三个就是“人和”。人和就是指改革，目标是市场化。当前中国国内市场的资源越来越从行政支配的角度转向市场竞争的角度，资源使用的效率在提升。这种制度变迁是有增长效应的。

　　因此，从现在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的发展情况以及体制改革带来的积极性和效率的提高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优势。那么，我们就要努力转变我国的发展方式，把优势转变为现实，使我国的经济能够顺利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降低宏观政策风险防滞胀

　　认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后，刘伟随后谈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以比较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独特问题。

　　他表示，正确认识我国宏观经济各阶段的特点，对解决当前阶段的经济总量失衡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宏观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大于供给，主要的威胁就是通货膨胀。所以当时宏观政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防通胀。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02年年底。在这个阶段，由于内需不足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剩，物价不仅不涨，物价指数在这期间是负的。那时候宏观政策主要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个阶段是结构性反方向失衡。在投资领域里面，经济过热，需求大于供给。但是在消费领域里需求不足，过剩严重。当时的应对策略从目标上回避了总量，在手段上采取了反方向的组合，当时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四个阶段是从2008年到2010年上半年。2008年下半年后，中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明显。我国采取了全面的一揽子措施来反危机、反萧条，就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入一个全面积极扩张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就是从去年下半年至今。我国从全面反危机措施开始，实际上是择机退出，政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与第三个阶段是有区别的，2003到2007年的失衡是因为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里的失衡的方向不一样，现在所面临的不是不同领域里的结构性的失衡差异的问题，而是总量的问题，这使得我国现在的宏观政策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

　　刘伟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总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增长乏力，而且还和世界经济的恢复不明朗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增长有可能陷入低迷、低增长；另外一方面，通胀压力特别大，成本提高和一些输入性的国际因素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成本，拉动我们国内市场的价格。

　　具体来说，就是2008年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强有力的扩张手段，收获了经济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也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刘伟说，在形成通胀的现实压力过程中，有个时间的滞后性，“关键是这两个车轮谁能跑过谁”。

　　比如在形成现实通胀压力前，它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能不能及时、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如果它能及时、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拉动了有效增长，就会为治理通胀积累本钱。

　　若它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恢复，特别是效率提高的基础上的恢复，那么这些钱就滞留在虚拟的经济当中，它会去冲击资产市场的价格，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化。不仅是资产的泡沫化，还会把一些其他方面金融符号化，形成楼市的泡沫化、股市的泡沫化，然后会进一步推动这个泡沫化向其他方面蔓延。比如绿豆、大蒜，本来都是农产品，不能作为金融产品投资。但是有人把农产品符号化，变成投机炒作的目标物。这样会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通胀的预期，使得国民经济成本上升。

　　运用数量工具应对通胀

　　对于中国当前可能面临的滞胀风险，刘伟分析了中央用以应对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提出建议。

　　他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问题是既有经济衰退的威胁，就是内需不足；又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同时发生，就可能形成通常所说的滞胀，这是个新问题。我国现在的做法是重新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用反方向的政策组合来解决可能出现的滞胀威胁。这反映出决策部门在宏观政策效率和宏观政策风险之间，更倾向于降低宏观政策的风险。

　　在刘伟看来，根据当前经济失衡的特点，我国的宏观政策正在做出四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个方面就是总量政策的目标性调整，或者方向性调整。从前一个时期的全面一揽子的扩张，到开始择机退出。政府干预过多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腐败。现在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退出的步骤。

　　第二个方面就是财政政策，从前一个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预示着财政政策可能从关注扩张效益逐渐转向兼顾财政政策的风险。

　　刘伟说，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主要用的是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政策采取了大量的举措来走出危机。金融危机前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时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过后又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我国的财政政策始终是扩张的，它调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

　　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危机当中力度更大，更加积极。如此，也是在积累财政风险。像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现在规模已经很大了。还有财政赤字的问题，去年财政赤字是9500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不能超过GDP的3%，实际上我国财政赤字的安排是顶到了红线的水平。

　　现在需要关注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控制，不光是要利用财政政策起到扩张刺激经济作用，也要考虑风险控制。所以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要有一个控制。

　　第三方面就是货币政策，从宽松货币政策重回稳健。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加息等这些措施都表明我国开始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刘伟认为，在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中，要更多地运用数量工具，包括信贷规模的控制、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直接用信贷管制，这也比单方面加息更合适。不过这个手段带有比较强的行政性，使用要慎重。

　　加息的做法应该慎重，因为有可能会恶化经济的失衡，加剧衰退。当前中国面临的不是单纯的通胀问题，还有经济停滞和衰退的威胁。在内需不足、民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热烈的情况下，若再用加息这种提高资金成本的方式，可能会进一步遏制内需的扩张。

　　另外，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不要过猛。因为目前中国的通胀是会长时期持续的。避免短期采取措施过猛，要把反通胀的措施长期化。

　　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现在不宜放在促进增长上，首要的目标还是反通胀，尤其是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也就是泡沫化。

　　刘伟说，中国的货币政策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紧缩的态势。不过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培育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是根本问题。

　　第四方面是汇率。现在的提法是汇率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轨道。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汇率是盯住美元，因为美元在贬值，人民币就搭了美元贬值的便车。在2005年之前的几年间，我国的出口增速非常快。这种失衡直接反映为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带来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

　　在种种压力下，从2005年开始，我国调整了汇率政策，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加拿大元等等一篮子货币。这几年累积下来，人民币大概升了20%多。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以后，中国的汇率政策重新回到了人民币盯住美元，这是因为要保护我国的出口，争夺国际市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伴随择机退出等一系列的政策变化，我国的汇率政策又回到了危机前，采取所谓盯住一篮子货币这样的方式。这相对加快了人民币升值的通道。

　　不过刘伟强调，除了考虑人民币汇率的需求效应，还要考虑它的供给效应。当人民币升值之后，进口商品价格会下降的，特别是像石油能源等依赖度比较高的商品，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通过制度变化解决结构性矛盾

　　尽管谈了四方面的应对措施，但这都是短期应对手段，刘伟认为，长期来看还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在他看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四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方面是内需不足。在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率是10.6%，这里面有2.6%是出口贡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市场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的影响太大。要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就需要发展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这不是短期的政策能解决的，需要长期通过制度的变化来解决。

　　第二个方面是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刘伟说，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投资需求每一年的增长率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国际社会，经济增长十个点中消费需求会占六到七个点，而我国与此相反。要解决投资和消费失衡不是简单是政策问题，需要在制度上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三个方面是收入分配中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是比较迟缓的，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真正的消费主体应该是居民，而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除了大格局结构失衡之外，在居民收入内部，居民收入的差别在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比较快。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更快地给了收入比较高的阶层，而大多数的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阶级的收入增长更慢。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他们倾向于去买保值品、去投资、去储蓄，而不是消费。这样一来，大量的国民收入从消费当中沉淀出来了，这就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问题，不仅影响社会公平目标，同时影响效益目标、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四个方面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矛盾。这本质上就是城市化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城市化水平相对还是落后的。城市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城市化水平低造成的城乡差距大。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另外，通过城市化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然后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这样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但这个也不是短期能实现的。

　　刘伟认为，我国“十二五”规划是经济同比增长7%，这个增长速度是积极的，而且实现起来没什么问题，难点是如何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不是短期的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能解决的，它要靠制度创新，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让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扩张转变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术的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另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还要使社会公众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福利。

　　问与答

　　问：您怎么看待中国连续多年一直维持着顺差的状况？您怎么看外汇储备管理问题，怎样才能扩大进口？

　　答：我国的贸易顺差是个客观事实，顺差带来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增加，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之后，带来了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问题。国内问题主要是加剧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国际问题主要是国际市场上的摩擦。至于怎么管理外汇储备，我想可能要有一揽子综合的措施，包括努力扩大进口，鼓励资本项目进入中国。另外我们现在还在考虑的就是这个外汇怎么出去？比如说在外面的投资，包括我们是不是成立一些专业的公司，来做外汇的投资性的使用等等，这样一揽子的措施。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时间，得要有一个过程。

　　问：您认为金融开放是否是带领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您认为中国金融开放，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答：第一，金融开放是一个趋势，是在世界范围内被关注的，不是单独国家就能封闭或者能够锁定的。

　　第二，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准备，金融开放一旦走出去是退不回来的，就得按照规则去做。改革和开放最大的区别是，开放不能造假，一旦实行了开放想退回来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风险，比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的风险要大一些。当然也有好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

　　第三，金融开放的步子在加快。金融危机和我国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金融开放的速度，具体表现在外汇、体制衔接、价格、汇率、利率等等这些方面的松动，还是比较明显的。

　　问：您如何看待国际货币体系改变以及中国在当中起的作用？

　　答：人民币不是自由货币，现在提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将有怎样显著的地位提升，我觉得这个可能早了点。美元成为所谓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元真正替代了英镑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这个格局的形成是美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力量的综合体现。中国要想崛起，我想不仅是货币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规模问题，应该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实力问题。当人民币成为世界的结算货币，然后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时，世界对人民币的需求就会越大，中国的货币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当中的地位就越高。做到这一点，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