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氧化氢酶试验:老愚：访谈老鬼——“红二代”眼中的血色中国

老愚：访谈老鬼——“红二代”眼中的血色中国

　　老鬼六十三岁这一年，他的《血与铁》与《血色黄昏》同时修订再版，迅即受到老知青及后代的追捧。读者坦陈，读完这两本书，“被血色的中国社会所震撼”、“震撼无比！只觉得这样的社会该死”？这似乎可以看作“知青”一代进入历史的标记。

　　老鬼似乎就是为记录历史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他1947年出生时，中国内战正酣，几个聪明的脑袋，替大众做出了选择。自“解放区”蔓延开来的“土改”，颠覆了中国亘古有之的道德伦理，等到中共执政大陆，一切人事都接受了钦定的命运。

　　作为红色革命者的后代，老鬼面前本该是一条坦途。老鬼的本名马波，父母均是正宗的革命干部：父亲马建民官至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母亲杨沫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迈入革命作家之列，这个家庭很自然地跻身被“革命”重新划分的富贵阶层。老鬼这个地地道道的红色后代，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个性”，一生必能过着云上的生活，衣食无忧，逍遥自在。

　　但是他弄丢了自己的前程。他因为太想成为合格的“红二代”，而走上了不归路。

　　弃儿，似乎是他的宿命。性格中那股犟劲，是他全部苦难与不幸的根源。他把一切字面上的东西当真，以官方树立的“英雄”为自我改造的楷模，亦步亦趋模仿之，时刻准备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把自己变成了可爱的“一根筋”，一个令社会管理者头疼的麻烦制造者。历经性饥渴、大饥饿、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他却未能成为革命所需要的螺丝钉，反而因为丰富的人性—抱打不平、真诚、渴望正义、嫉恶如仇等，被甩出了成长的轨道，最终沦为革命的敌人。他并不想做敌人，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有后援的叛逆者，一个顽皮的较劲者。

　　老鬼描述了一个罪恶的存在，但却未能洞察其实质。在他的世界里，黑白分明，善恶分明，简单的生活逻辑似乎就可应付一切。他要用一己之善恶区分身边人事，获得道德安宁和心灵平静。泛道德主义情结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时不时跳出来。他有忏悔和后悔，也容易如此。因为他易于认定是非，判定恩怨。

　　他的作品隐含着一个深刻的主题：在无信仰的社会里，政府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制造无所适从的孤儿。作为背叛自己阶级的异端，他与亲人决裂，与主流对抗，总是处于精神上的爆炸状态。他跟母亲的方式截然相反。杨沫以激情的虚构编织一个理想的世界，激励读者往前走。老鬼则是执著地记录自己的苦难史，以此换取人们对丑恶的认知与警惕。他在这种记录中获得了肯定，既有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有对记录中国历史的价值的肯定。

　　这种机会似乎也属于“红二代”的“特权”，因为一般人很少有机会，把一己之经历转变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普通人的历史很难进入人们的视域。

　　他完成了一个人的中国当代史(1951—1989)，其“血色三部曲”—《血与铁》、《血色黄昏》和《血色黎明》，完整地呈现了从一个四岁孩童到胡耀邦去世的漫长历史。对中国当代史而言，在诸多宏大叙事之外，老鬼的自传体作品自然构成了一个文本—真实，当然是老鬼式的真实：他看到，他感受到，他能想到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来自由地书写个人的历史，就可以校正老鬼的记录，平衡因褊狭固执所带来的虚饰与偏离，我们也才有可能描述出中国当代史的真正面目。“我的经历，是一代中国人的经历。”老鬼这句话并不确切，他的经历仅仅是“红二代”中不合群者的遭遇，而非一代人的必然经历。

　　政治狂热，带有强烈英雄主义色彩的救世主意识，以及忽视凡俗生活，似乎可以作为“红二代”的特征。或者说，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格”，易于相信与易于怀疑，冷酷而激情，他们纠缠于“忠诚与背叛”、“正确与错误”、“革命与人性”之类的重大主题而难以自拔。他们渴望站在舞台的中心。作为社会动物，他们有超强的能力和能量；作为个体生命，他们难以享有正常的生活。政治代替了信仰，生命，仅有一次的生命如何度过，困扰着他们的后半生。如果不能与自己达成和解，他们就无法避免痛苦。

　　他惧怕生人，不愿意与陌生人说话。与人交往，他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曾经太信任这个世界，而遭受非人的折磨，如今便是过度防备。只有在写作中，他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那颗透明的心。他仍旧在期盼一个新世界，那是他们那一代觉悟者梦中的太阳。

　　一个人对自己遭遇的刻意书写，意味着进入历史的自觉。老鬼躲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土房里，续写着《血色黎明》。一条忠实的狗陪伴着他，他因为忠实而被放逐，成为异端和怪人，但他内心需要忠实。这个时代似乎不需要他的提醒，他想把《血色黄昏》拍成电视剧的愿望，仍旧是个梦。

　　在出版了《血与铁》、《血色黄昏》的修订版后，“血色系列”第三部《血色黎明》即将杀青，以一己之力叙写中国当代史的自由作家，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的，这样的生命历程里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作家老鬼居住的北师大红楼，进行了下面这场谈话。

　　我就是想把自己的小环境写出来

　　老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自觉记录中国当代史意识的呢？

　　老鬼：我没想到记录中国的历史。我就想把自己所看所见，自己的这个小环境写出来。当时我在内蒙草原上，在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一团七连，我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了，完了就地监督改造。经历了好几件难忘的事。蒙受奇耻大辱的时候，我就想，将来我一定要把这个都写出来，我要让世人知道。

　　老愚：那你肯定觉得，你的文字一个是对自己有一个安慰，再一个对坏人有警示的作用。我想问的就是，对坏人的警示作用，您看到了吗？

　　老鬼：在《血色黄昏》里，反正我真实地尽量客观地把我们团发生的事情再现出来了。反面人物没有找我算账。没有说我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没有说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比如，刘国振搞了十几个知青的事，还有政治处一个赵干事，一堆一堆地往家拿小麦、拿木材、拿皮子，都是当地的土特产。那个时候，贪污也是很厉害的。我给都说出来了。所以当时那么多人看到以后，感觉挺解气。

　　老愚：你刚才的意思是说，那些坏人也没有找你算过账。

　　老鬼：是，我把他们说出来了，揭露出来了。很多当年知青的家长看了以后，给我打电话，包括那个谁，演白毛女的那个平华，她好像也是内蒙兵团的，看了我的书特感动。跟我见面说，哎呀，老鬼，你干了一件好事，说出了知青的真实情况。因为在此之前，都是美化的，你看梁晓声那个，他们都比较美化。有点困难，但是那些特别黑暗，特别悲惨的？

　　老愚：不敢写。

　　老鬼：对，都没有我这种劲头。因为他们没有我这遭遇，我是最底层的，都成五类分子了。我想，我要是真写出来，就是这样。

　　老愚：那在这本书里面，你有没有丑化反面人物？

　　老鬼：噢，《血色黄昏》头一版有。因为我是带着感情写的。我就发泄。我写《血色黄昏》其实就是发泄。我当时写这本书的目的，一个就是想给自己留个备忘录，别忘了。另一个也没想到，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我的书有可能出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发泄吧。对自己恨的人，得罪过我的人，就写得比较坏。写作也需要这样处理，人物特别多，都很分散，是不同的人干的事。书里不能弄那么多人物，我就集中、压缩，这样就把三个坏人干的事合在一个人身上。书中当年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后来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我把另外一个人，一个天津知青打我的事也放到他身上。所以，他特恨我。我给他夸大了。这次出修订版时，我就把各自干的事都还给本人了。

　　“革命”这个词已经换了？

　　老愚：你写《血与铁》时这个状态，跟写《血色黄昏》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鬼：是呀，写《血与铁》是在美国。

　　老愚：那么，遥远的祖国，遥远的童年、少年的时代的事情，肯定会来现得更真切一些。我想请你描述一下写《血与铁》时的状态。

　　老鬼：美国的地盘跟中国差不多大，但人是中国的六分之一，白天人就很少。所以，我到美国就感觉，美国最可怕的什么也不是，就是寂寞，就是孤独。

　　老愚：你写《血与铁》的时候，应该说进入一种比较好的状态。那么，你写的这些同龄人有没有刻意的地方？

　　老鬼：差不多吧？嗯，还是尽量准确吧。我那个时候有个朋友叫“徐佐”，当初他跟我特别好，我觉得他太书生气，他爸爸是个右派。我有点喜新厌旧，就跟他疏远了。对他的不满，我在书里流露过，但我没有完全说出来。后来呢，我到草原以后，他就揭发我？

　　老愚：他恨你吧？

　　老鬼：“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六十岁生日时，在钓鱼台宾馆搞了一个宴会。花了好几百万，把同学都请去了，把我也请去了。见了面，他就说，过去就算了。他主要恨我，我把他给写坏了。他当时在大家面前说：坦率地说，我当时杀他的心都有。

　　我们当时关系太好了。我们俩一块蹲局子，就是他呀。一块去西藏，都特别好，一块下内蒙。结果，没想到在内蒙闹翻了？我那个时候主要是冲他去的。结果，他“开门整党”的时候给支部写个意见书，洋洋十几页。我一看，口气特委婉，特和谐，跟托儿所的阿姨哄小孩子一样。就这样，指导员还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让他写检查。刚开始，他以为要抓他了，因为他成分不好。可是我打架，我跟我们班长打了架了，给打得特惨，后来把我给抓起来了。把我抓起来后，逼他揭发我。我们俩特好，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特好。他一看这个情况，他要是不揭发我，他也会被抓起来。所以他只好揭发我，越讲越狠，我议论江青什么的，他都说啦。完了？

　　老愚：他保住了吗？

　　老鬼：后来没有抓他。他特别聪明，嘴巴能说，脑袋瓜快。他确实能干，点子多。他成分那么不好，竟然能当上团支部儒法斗争宣讲代表？他很快就混得好起来了。后来，你看，他家是佳木斯的，他直接考上研究生，然后留在天津外贸部门，后来就下海。他在天津搞得很大，很有名。

　　老愚：平时不来往？

　　老鬼：不来往。我觉得他不愿意跟我来往。要一来往，我就跟他说具体的事？嘿，那个揭发？因为后来兵团一复查，国家又复查，他们下来一个复查组，在复查组来之前，我给他写了纸条，我想跟他说说那句话别那么说，就是说江青那句话？我给他纸条，结果没想到，他把纸条交给调查组了。他干的事特绝。所以他就特别想跟我一刀两断。这些年来，我其实挺想跟他好的。小时候一块儿蹲过局子，一块扛过枪，那个时候性压抑，当时就想跟他好。不想跟女的好，有这个男的就行了。就是他，结果没想到他，他对我恨呀，远远大于我对他的恨。虽然我是受害者，当了这么多年反革命，水深火热，可是他对我特别恨。

　　老愚：《血与铁》里，你所描述的那个时代革命英雄主义的那套教育，在你们身上留下什么样的烙印？

　　老鬼：哎呀(叹气)，这个烙印是有，好像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吧。我觉得，我现在这么关心国家大事，就因为这种教育。只不过原来是一心一意要为革命流血流汗，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生。现在不是革命了。“革命”这个词已经换了？换成了国家、社会进步，就这个，我还是关心这个。

　　我跟父亲一直没有和解

　　老愚：那你对《血与铁》满意吗？

　　老鬼：我写这个东西，就是把自己的前半生总结一下。这是我在美国写的，时间很充裕，很孤独，很寂寞，净靠怀旧、回忆过去过日子。那个时候我也不用打工，布朗大学给我钱，我是访问学者。那个时候就特别地怀念，怀念在中国发生的那些事吧。从小写，一直回忆到下乡插队，《血与铁》写的就是这一段。有人喜欢《血色黄昏》，觉得《血色黄昏》震撼。有人喜欢《血与铁》，不一样。

　　老愚：写《血与铁》的时候，都有哪些参考资料？

　　老鬼：就是靠回忆。大的那些事呀，我都记得。你看我爸打我，你看这刀痕，看到了吗？

　　老愚：这么厉害？

　　老鬼：这刀痕就是我进入兵团的时候被割的一刀。为这一刀我爸揍我，打我耳光，劈里啪啦打我。所以，特别伤感情。你看我，我打我儿子，我儿子也淘气呀，但是我从来不打他耳光。因为我就觉得，我打我自己儿子耳光，太伤感情了，我就只打屁股。我挨这一刀以后，这大腿半边都是血呀。当时，我坐车回家，血就把裤子弄湿了一片。在公共汽车上，后来有一个女的发现了，说，哎呀，那么多血，旁边好几个乘客一下子都惊讶。我赶紧躲开，怕碰上了，怕他们沾上血。他们觉得，我好像是跟人打架了，被人捅了。我记得有几个女的，特别关心，因为当时我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呀。她们说，哎呀，司机同志，赶紧送到医院什么的。可是回到家，我他妈的，流了这么多血，还挨了一顿打，这个我能接受吗？我实在想不通。所以我气呀。这么多年我忘不了。

　　老愚：那你跟父亲一直没有和解？

　　老鬼：对。我现在写的这个《血色黎明》，就写我父亲的这些情况，他晚年就变了。临死，他就？

　　老愚：觉悟了。

　　老鬼：是。对孩子脾气也好了，不像过去。他快死那阵儿我守着他，我当时心想，过去他对我那么不好，我就觉得我贱。可是，他快不行了，我还是日日夜夜地照顾他？

　　老愚：当时就在这个楼上吗？

　　老鬼：不是，这是我爸死以后，为了照顾我妈？北师大对我爸不错。我爸在北师大口碑特别好。其实我爸那个时候不在这儿工作了，已经给弄到社科院去了。当时我们家在别处有个院子，北师大要把那个院子收回来，完了就给了这一个屋子，五居室，让我妈住，我妈正好也愿意住，不愿意再住在那个院子里，因为我小焕姐死在那里，我爸也死在那里，想换换。

　　老愚：那么，这《血色黎明》写的是从1976年到1989年左右，那这一段你的日记都有？

　　老鬼：对，这一段好写，净是大事。我回到北京，就赶上总理去世。总理去世以后就是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你看，76年唐山大地震，完了就是毛主席去世。毛主席去世那个大场面，也是很难忘的。我觉得历代皇帝都比不了。家家户户，每个单位，包括托儿所，每个单位都要出领导，每个单位都要自己组织吊唁，三鞠躬。哇塞，我们工厂是几十个民兵呀，全副武装，拿着刺刀，站两排，工人排成两队，一直排到礼堂，向毛主席灵堂三鞠躬。

　　老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你还在山西？

　　老鬼：是的，后来给我平反了。我无非就是说江青说的那些话。所以，我一听说打倒“四人帮”，特高兴，我说我最后这个污点也没了。我觉得，我应该到北京去纪念，去庆祝。北京要开一个庆祝大会，可是那个时候父母与我断绝关系了，就因为我写《血色黄昏》，他们不让我写？

　　老愚：他们害怕——

　　老鬼：那个时候，我刚一回到北京，就碰到周总理逝世。完了马上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风声越来越紧。我爸我妈就很紧张，他们知道我写东西，我在家里面没事干，就写东西，他们要看，我不想给他们看。当时我回不了北京，他们一个老战友就把我办到大屯去了。在北京的时候，一直把稿子藏在枕头里。到大屯，我一看，稿子没了。我一想，肯定我爸偷了。我就给我爸写信说，这个是我的命根子，你必须要还给我。你要给我烧了的话，一切后果你负责。我爸后来给我来一封信说，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老愚：稿子呢？

　　老鬼：当然没给我啦？跟我断绝关系，我没想到呀。我后来就给我妈写信，我说我找我爸要稿子，我丢了稿子了，我估计是我爸偷了，我管我爸要稿子，我爸不给我，还跟我断绝关系，我不明白。就让我妈想办法。没想到我妈也给我来一封信，(学着妈妈说话的声调)马波，你过河拆桥，你白眼狼，你不听我们的话，我跟你断绝关系。我妈也跟我断绝关系了。这样，我在大屯的两年孤苦伶仃，过春节我都没地儿去。打倒“四人帮”了，我要回北京庆祝庆祝，可是我没家。我就住在姑姑那儿，我爸不让我在姑姑家住，“你必须让他走”。我姑姑特听我爸的，我就在汽车驾驶楼里过了一晚上。我就熬着，等着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大会。后来看到那个场面，我特别感慨，终于把“四人帮”弄倒了。我是清白的，我现在没问题了。

　　老愚：稿子后来怎么了？

　　老鬼：没给我呀。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呀？我知道，我根本要不回来。所以，又重新写？我觉得再写比过去写得更好，因为我争口气呀。越反对我越要写出来。所以，后来我妈很尴尬，《血色黄昏》出版后那么轰动。

　　老愚：她没想到，是吗？

　　老鬼：所以，我当时根本不给她看。我也不说。后来，她跟我姐说，哎呀，小波出书了也不说给我一本，我心想？因为她那个时候，那个《芳菲之歌》还是《英雄之歌》也已经出来了。她那本书没影响，没人看。

　　老愚：假，大，空。

　　老鬼：对呀，跟我的书没法比。我也不愿意伤她的心，所以我也不说我的书怎么成功，我也不跟她说。我后来给了她一本。后来，慢慢地，她看我的书这么成功，她后来也变了。因为王蒙跟她说了。在友谊商店，碰上她了，王跟我妈说：哎呀，杨沫同志，你儿子放了一颗原子弹呀。这是我妈回来跟我说的。还有冯牧，对我这本书评价非常好。

　　冯牧是最先肯定我这本书的，他严厉批评评论界对《血色黄昏》的冷漠态度——老百姓喜欢的书，不评论；评论的书，老百姓不喜欢。冯牧替我说话之后，北京市文联开了研讨会。所以对冯牧我就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