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新年歌词:揭秘中共五大为啥未能挽救革命于危机之中

　　未能担起挽救革命于危机中的责任——中共五大

　　1927.4.27--5.9　武汉　代表人数82人　全国党员57967名

　　生死关头

　　中共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召开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继续维持其自身在华利益，纷纷拉拢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许多地方军阀和官僚政客也改换门庭，投靠了国民政府。蒋介石的势力不断扩大，走上了军事独裁的道路。

　　1926年末至1927年初，在广州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蒋介石欲迁都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此加强对国民政府控制的阴谋没有得逞。192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迁往武汉，革命中心逐渐转移到武汉。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然还是革命政府, 但内部情况日趋复杂, 各种矛盾和危机相互交织。在蒋介石的势力不断膨胀、反革命气焰越来越嚣张的情况下，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动摇，虽然仍高喊着“打倒新军阀, 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口号, 但行动却日益右转。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却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作了过高估计，指望以妥协退让来缓和矛盾，要求暂不与蒋决裂。据此，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也对汪精卫、蒋介石抱有幻想，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至4月中旬，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陆续到达武汉，中共中央机构也正式移驻武汉，继续与在武汉的国民党合作。就在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试图与蒋“交好”之际，羽翼渐丰的蒋介石突然动手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毫无准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大肆屠杀，在之后的所谓“清党”过程中，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英勇就义；与此同时，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其中，中共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介石于 4 月18 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 国内局势迅速逆转，全国由此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以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令人庆幸的是，陆定一他们乘坐的是外国客船，轮船在南京、安庆、九江停靠时，并没有受到搜查和刁难。等到船一过九江，许多乘客开始活跃起来，蒙头大睡的掀开了被子，坐在铺位上的站起身活动筋骨，沉默不语的则开始高谈阔论起来。那些自称是“卖水果的”、“开鱼行的”、“做茶叶生意的”人，相互搭讪着问长问短。奇怪的是这些人的“政治水平都超乎寻常”，“有人对时局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原来，这艘轮船上的乘客好多都是革命者，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都在这条船上，他们都是前往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据郑超麟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走到左边去时，原来罗大口（指罗亦农）也在这船上。他仍是那样嬉皮笑脸的，同上面铺位的李大炮（指李立三）说笑话。……他们两人又向旁边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子问长问短。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就是王荷波”。当船到汉口，上岸时，“伍廷康（指维经斯基）从大菜间（即一等舱）走出来”，郑超麟和他点点头，对方也向郑超麟点点头……这样，大家总算平安无事地抵达武汉。

　　会场设在学校的风雨操场，这是当时学生每逢刮风下雨上体育课的地方，二层楼房，始建于1918年。代表们三三两两陆续走进学校西洋牌楼式样的大门，受到身穿西装的校长王觉新的迎接。

　　会场内安放着好几排条桌，来自北方、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11个地区的正式代表82人，端坐在会场的条凳上。这些被蒋介石通缉捉拿的“共党首要分子”，肩负挽救革命的重任，带着工农大众的企望，聚集在这里，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鲍罗廷（一说没有参加）、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当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谭延闿、徐谦、孙科应邀出席了会议，汪精卫也于5月4日列席了一天会议。

　　在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名委员中，只有1人没有到会，他是李大钊，就在五大开幕的第二天，他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在其他中共重要领导人中，萧楚女、熊雄没有来，他们10天前在广州英勇就义；还有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能来，他们正在上海与敌人周旋。

　　大会第一天是开幕式。主席台上，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随后，他代表中共中央致开幕词。接着，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国民党中央代表徐谦以及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的代表先后致词祝贺大会的召开。会议开始后，在湖北代表罗章龙的提议下，大会通过了15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包括：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大会设立了政治委员会，由陈独秀等13人组成，瞿秋白为秘书；土地委员会由谭平山等10人组成，毛泽东为秘书；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等9人组成，邓中夏为秘书；大会秘书处由蔡和森、张太雷等5人组成，蔡和森为秘书长。

　　为了防备反动派突然袭击，中共五大是秘密召开的，所有报纸一律保持缄默。开幕式后，代表们就迅速离开了会场，两天后，会议在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召开。

　　会场内的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旁边墙上张贴着大红标语，内容大致是“工人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口号，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宣传，把会场气氛烘托得庄严而又热烈。

　　会议开始后，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长达6个小时，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只见陈独秀“穿着长衫，说的是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高，讲得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侃侃而谈，好像是一位长者在教育后辈”，“大家还是注意倾听他的报告，可是报告内容却使人失望，当时就有不少人流露出不满的表情”。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着说了声“糟糕”，以示对陈独秀报告的不满。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讨论了这一报告，大家纷纷发言并展开了激烈争论。

　　第二天，当代表们走进会场时，发现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放了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瞿秋白著”几个字，这是瞿秋白在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而写成的。他在这本小册子中，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党如果不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的话，那么，“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什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该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义，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瞿秋白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公开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就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了革命的胜利！”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说，当时，“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的题目吸引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代表恽代英笑着对身旁的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但是，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据陆定一回忆道：“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不让代表们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彭述之也在大会上发言，几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他没有讲多久，就垂头丧气地从讲台上下来了。”

　　尽管如此，大会并没有对这方面的讨论给予重视。李立三后来说：“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

　　会上，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

　　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参加大会的任弼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陈独秀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主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国民党不敢批评而只是退让，是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他还尖锐地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逃跑主义。

　　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并希望向大会提交一份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但是被陈独秀拒绝了。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交谈时，谈到这段历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5月9日，大会议程的最后一天，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决议，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再一次被选为总书记。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之中，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凤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员看到军队将青帮武装分子的枪械收缴，便热情地欢迎这些“调解者”。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2000名纠察队员被强行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在此前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诱骗杀害。事变发生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发动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示强烈抗议。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冲出，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打死100多人。此后，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到4月15日，上海工人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