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元甲打日本人:未能纠正“文革”错误的中共“十一大”

未能纠正“文革”错误的中共“十一大”

2011年08月19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7.8.12－8.18北京、代表人数1510人、全国党员3500万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10个月后的1977年8月召开的。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就起了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可以说，党的十一大没能完成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上实现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彻底完成。

粉碎“四人帮”后曲折发展的

政治局面亟待新一届中共代表大会的召开

十一大召开的前一年，也就是1976年，中国人民是在大悲和大喜中度过的。这一年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但一个月后，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又把人们从连续不断的悲痛推向了多年没有的喜悦。

在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位夺权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断然措施，决定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对揭批 “四人帮”的斗争作了周密部署。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要求尽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同时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当时，纠正冤假错案，首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然而，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这些重大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称为“两个凡是”)。由于这一方针当时是以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

“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继续批评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引起一批老同志的不满。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并表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也在会上呼吁，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发言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但由于同“两个凡是”的方针相抵触，结果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这年2月和4月，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地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进一步鼓舞了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促使人们开始比较直接地批判某些主要的“左”倾理论观点。1977年9月前后，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一些老革命家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陈云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徐向前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聂荣臻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文章，都重点论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呼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中央党校在胡耀邦主持工作后，出现了敢于探讨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的风气。胡耀邦明确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1977年7月，他精心指导和创办了一份供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部门参阅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该刊创刊第一期发表的文章，就以《“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为题，对仍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后，《理论动态》继续就一些重大问题组织文章，为澄清多年来存在的理论混乱，新辟了一个活跃的阵地。

思想理论界的上述努力，不同程度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尽管遇到严重阻碍，但毕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全国人民都期待着召开新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彻底实现拨乱反正，引领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中共十届三次会议为十一大的召开

做了各项准备工作，邓小平的复出成为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势在必行。1977年3月23日，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布了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文件发出后，各级党组织按照文件要求，为召开十一大积极做准备。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首先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小平再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会议决定全部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全会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一致通过了十一大的主要议程，讨论并基本上通过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决定在1977年下半年的适当时候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对马列主义有所发展；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毛泽东曾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的不科学的评价，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的思想作风，他所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两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当前特别重要。邓小平的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为人们从“左”倾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竖起了一面实事求是的旗帜，实际上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策、特别是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7月22日，全会公报公布的当晚，北京市不少群众自发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23日，首都100多万军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冒雨举行庆祝游行，同时，10万各界群众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热烈欢呼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庆祝会。人们用“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来称颂全会，用“全党欢呼，全军振奋，人民欣慰!”这样的词句表达对邓小平恢复工作的拥护。

邓小平的复出，顺应了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亟待开展的拨乱反正的工作。

1977年8月11日，中共十一大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用了1天的时间，全面检查了十一大的准备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在会议上报告了中共十一大的准备情况，说明了大会主席团及秘书处的设立、代表的组成及大会议程等事宜。

会上，代表们对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团人员组成名单、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大会秘书长进行了表决，通过了223人的主席团名单；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团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举汪东兴兼大会秘书长。预备会议对十一大的议程也进行了表决。

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

揭批“四人帮”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

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77年8月12日下午3点半，万众瞩目的中共十一大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部门的代表共计1510名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名共产党员。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并主持了这次大会。会议分为4个阶段：12日、13日，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4日至17日，分组讨论两个报告；18日，通过有关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会；19日，召开第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成员。

大会开幕后，华国锋首先提议，全体同志起立，为悼念我们党、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近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董必武、李富春、陈毅、贺龙等，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静默志哀。

随后，华国锋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历时4个小时，约3万多字。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与“四人帮”的斗争过程，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20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他在报告中还宣布，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

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对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报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8月13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从8月14日到17日，代表们就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叶剑英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进行分组讨论，代表们畅所欲言，显示了党在粉碎“四人帮”后团结兴旺的景象。在讨论《政治报告》的时候，许多代表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情况，以大量事实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愤怒地批判了“四人帮”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代表们对党中央打倒“四人帮”的果断决策表示完全拥护，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代表们在发言中认为，“四人帮”长期作恶的原因，一是他们采取了欺骗手段，搞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二是大开帽子工厂，动不动就扣大帽子，对人民进行镇压，大搞恐怖政策。“四人帮”从各方面破坏了党，篡改了党的理论基础，摧残党的干部队伍，毁坏了党的作风，妄图改变党的性质。党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在讨论十一大政治报告时，一些同志对报告中某些“左”倾观点提出批评。有的同志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有的同志说，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而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高度赞扬，是不合适的；还有的同志针对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指出，“始终”的提法在理论上说不通。聂荣臻在书面发言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一句话当作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教条。然而，在政治报告定稿时，这些意见还是没有被接受，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仍然得到延续。

8月18日下午3时，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这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邓小平。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共有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

最后，邓小平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他为拨乱反正作了又一次有力推动。他在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的讲话，抓住了实现拨乱反正任务的关键，对拨乱反正作了一次有力推动。在他的倡导下，一个有利于解放思想、纠正“左”倾错误的氛围开始在党内外逐步形成。

8月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一大闭幕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伟大的里程碑》的社论。从十一大后的历史发展来看，社论对中共十一大成就的期望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了。但是，中共十一大是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的特殊时刻，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的历史成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些抹不掉的时代烙印。

中共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有能够承担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