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电影网站有拜访者q:革命紧要关头中共“五大”在汉召开http://cjmp.cnh...

武昌风雨操场见证党史转折
昔日黄陂会馆 今天市75中学
 
 
 
    中共“五大”会址地理位置方位图    制图/黄巍
 
 
    “五大”会址纪念馆内复建的风雨操场。记者 蒋太旭 摄
 
     6月4日，武昌都府堤20号院内迎来了一群系着鲜艳红领巾的孩子——武昌区民主路小学的同学们。    风雨操场内，该校一年级新生们在这里举行了庄严的少先队员入队仪式。     孩子们了解到：84年前的一个春日，正是在这里，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大会启幕，这也是迄今在武汉召开的规格最高的党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式学堂洋溢着浓厚的革命气息    1918年，一座著名的新式学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诞生于此。所谓风雨操场，实际上是一栋二层楼的学宫式建筑，也是学生下雨天上体育课的地方。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见到那幢高大的保存完好的西式院门，想象着当年这座闻名武昌城的新式学堂人头攒动的场景。    1922年，这所创办不到4年的校园，迎来了一位操黄冈口音的青年教师，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的中共武汉区委负责人陈潭秋。    陈潭秋当时任五年级老师，教国文和历史。1922年春至1923年5月、1924年夏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潭秋偕夫人徐全直就在这里，以教书为掩护，以学校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在这里，他经常与董必武、林育南、吴德峰、钱介磐等商讨工作。董必武1938年撰文称：武昌高师附小一度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陈潭秋在这所学堂播撒下一粒粒革命的种子，当年在高师附小读书的伍修权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由国共两党联合执政的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改该校为武昌第一小学，新任校长由共产党员王觉新担任。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来到武汉，在董必武的支持下，在距离不远的北路高等小学堂校址，创办了著名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及家人也随之搬进了武昌第一小学街对面的一栋典型晚清风格的民宅里。    1927年， 历史将这座校园推到焦点位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发动反革命政变，形势十分紧迫。按照既定安排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这样，历史将这块有着浓厚革命氛围的土地推到了一个焦点位置——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开幕式在这里举行。后人评价：这是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光明大道的重要见证。    这次大会上，不少代表批评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错误，会议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原则，    “五大”对党的贡献还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指导原则，一大批杰出人才入选中央领导机构，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前进了一大步。     今天，这里已复原成1927年的模样，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纪念地。    民主路小学王莉校长告诉记者，带孩子们来此参观、举行队日活动，不仅仅为了重温那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让革命的传统和精神代代相传。    “五大”主会场转移汉口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的风雨操场举行了开幕式。4月29日至5月10日，会议改在汉口黄陂会馆继续举行。也就是说，“五大”的主会场在汉口。    记者曾接到读者刘润生老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详谈了黄陂会馆今昔变迁。据老人回忆，黄陂会馆后来办成了黄陂小学，1958年扩建成双洞门中学。扩建之初，原黄陂小学的两扇铁校门尚在，校门墙上挂有一块木板制作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的标牌，并配有一段文字说明。后来，双洞门中学又扩大了校门，那块“遗址”标牌也按原样复制了一块，挂在新校门的墙上。“文革”期间，双洞门中学改名红卫中学，上世纪80年代又改名为武汉市75中学。    6月4日，记者寻访至位于汉口自治街41号的武汉市75中学，随机采访了几位附近居民，他们中鲜有人知晓这里曾召开过党的“五大”。校园内一派朝气，早已不见当年会馆景象。    45岁的王启义老师从小在校园长大，他的母亲退休前也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对这段历史较其他老师了解得更多一些。    “五大”为何要在两个会场召开？据了解，当时汉口较武昌更为安全，同时大多数代表居住在汉口，赶轮渡过江开会不太方便，因此大会27日开幕之后，28日休会一天。会务组的人员随即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一说自治街31号）黄陂会馆张罗。29日以后的会议均在此进行。     当年黄陂会馆的老房子是否还在？王启义老师将记者带到学校教学楼背后的一栋三层楼老房子跟前，告诉记者，这是黄陂会馆的老房子，当年是一幢木结构的红砖房，几经改造，虽然外墙面贴了瓷砖，但房屋的基本结构和框架没有改变。但当年“五大”会场是否就设在这幢老房子内，他无从考证。    “五大”代表郑超麟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画过他记忆中的“五大”汉口会场的平面图。这份珍贵的手绘稿现陈列于武昌的“五大”会址纪念馆内。至于75中校园内的这栋老房子是否确定为当年黄陂会馆时期的老房子，“五大”主会场是否设在这里，尚待专家作进一步考证。    党代会首次设主席台    女工党员坐上了主席台    昨日，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赵晓琳研究员，向记者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从“一大”到“四大”均没设主席台，自武汉召开的“五大”，党代会开始设立主席台席位。    赵馆长认为，“五大”之所以首开党代会设主席台先河，主要原因是“五大”时全国党员人数急增，达到57960人，比“四大”时的994位党员增加了近60倍，党代表人数也相应增加，达到96人，会议规模扩大了，自然就要设主席台席位。    “五大”时，中共党代会也开始学习苏联经验，会务工作更加规范。另外，“五大”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召开的，有国民党派代表参加，还有其他党派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与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    主席台的名字牌位第一排从左至右依次为谭平三、罗章龙、苏兆征、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李立三、彭述之、向忠发。第二排不仅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有国民党中央代表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第二排右一的位置上有一个女工的名字——张金保。    据介绍，张金保为当时汉口泰安纱厂的一名女工，工运积极分子，时任中共硚口特别区委委员。赵馆长分析认为，这说明我党十分重视工运工作，也代表武汉工运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建国后，张金保曾任全国总工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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