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胡宗南攻陷延安之后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约一年间占领延安，这是中共党史和国共内战中一段特殊的史实。胡宗南为了假造战果，安排一批手下官兵假扮共军战俘，包括让一名国军军官假扮被俘的共军旅长，模拟共产党的硬汉作风，提供中外记者采访。此事颇具戏剧性，成为笑料。

延安百姓的表与里

至于人民群众在这场战争中的根本作用，周榆瑞在另一篇延安行的文章里则有清醒的认识。这位敏锐的记者总是在努力透过表面现象，去挖掘真相。采访行程中有一个民众大会，由绥靖区难民急赈总部派人发放救济金，每人可领取两万元。中午左右，县府广场聚集了两千多男女老幼，先是安排共产党树的劳模张永泰、女参议员左淑秀站起来对共产党批评了一番。接着大家排队领救济金。周榆瑞写道：“我信步走到街心，眼看着每个人极忍耐地在灼热的太阳下等候，当四张崭新的五千元大钞递到他手中的时候，他擦一下头上的汗，笑了，笑得有点迷惑。”

这正是纯朴陕北农民的典型反应，有钱领自然开心，但他们不太清楚为什么国军要发钱给他们。周榆瑞无法满足于这种制式的采访行程，急欲了解延安百姓真正的感受，他到街上四处采访，后来写下的《延安人的话》即使今天读来，仍然值得品味：

延安虽然是中共十三年的根据地，但是当他们撤退得只剩下空房子和家具器材的时候，只有逐渐回来的老百姓才是记者们寻求真实的对象。因此，我们纷纷地在街头上，在店铺里，在山坳，找老百姓和我们谈话。

起先他们对于我们总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说话时多少有点拘束；他们把我们叫做“国军的记者”，以为我们是来“说服”他们的。随便问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对于中共的看法，他一定赶紧答道：“共产党不好得很，毛主席是坏人；蒋主席是好人，他给我们一个人两万元。”后来因为我们时常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又常常和他们说话，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缩短了。

大体上说，他们对于“八路军”的军纪都相当地赞扬；因为共军的部队全是自供自给，不打骂老百姓，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在政治方面，他们对于“斗争”和“清算”的办法是非常反对的。“这种办法只有流氓地痞才能得到好处，不仅是地主，就是我们一般农民也是不赞成的。”一位六十来岁的庄稼人向我表示他的意见。他和其他的人们一样，很直觉地说出他所认为的“是非”。

有几个人告诉我们说中共的医院是办得很好的，在从前，延安根本没有医药设备。“共产党的医院有外国医生，他替咱们老百姓治病打针不要钱，这是很好的。”他们都这样地说。还有，他们认为从前中共审判的方法是不错的，有理没理都可以弄得清白。对于开会，他们都十分地反对，他们认为从老远的地方跑来，听中共干部人员说一大套他们不大懂的话，又费时间，又没有意思。

赵成业是我所接触的老百姓中最肯说话的一个人，他大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他最先在北门外种地，后来又开了一爿小店。当他看见投诚的韩继恩（笔者按，此人物本文稍后说明）正在会议厅中向许多的同业陈述毛泽东与陈绍禹的冲突时，他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我便问他认识不认识韩，想从他的口中听到关于这位“科长”的一些故事。

“延安人哪一个不认识韩科长？我们从前怕他，现在还是一样的害怕。他最贪污，到处问人家借钱不还；而且他还吸鸦片烟，他的老婆也是强娶过来的。”赵老头这样地告诉我。

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他甘心情愿替共产党做情报，常常派人到我们的门外偷听我们私下的谈话。”听了他的话之后，我不免看了韩继恩一眼；一个朴实农民的叙述简直把他的脸谱给勾出来了。

……

他对于共军的军纪也称赞了一番；此外，在他的心目中，医院和学校都办得很不错。“看病和娃娃们读书都不要钱的。”他对我说。

卖香烟的一些老百姓告我们说，他们的香烟是国军发给他们售卖的，并不需要先付批货的钱，等将来卖完香烟后再算账。我觉得这确实可以帮助他们解救目前的窘迫，再过些时候复业救济一开始，希望可以解决大多数人民的问题。政府对于陕北一带人民的态度委实值得我们的赞扬；除掉发给救济金之外，还公告豁免本年度的田赋征实。本来，从任何观点来看，老百姓是没有罪过的。

后来，另一个的偶然机会使我遇见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他说这次战役中被国军俘获的多半是民兵，正规的“八路军”早已撤退了。“现在回来的老百姓虽然不少，假如没有集中训练的话，回来的人更要多。”他很坦白地告诉我。

问他对于内战的看法，这位青年农民以极坚决的口气答复我说：“再也不能够打仗了；内战不停止，倒霉遭殃的是我们老百姓！”在他洪亮的声音中，我恍惚听到了四亿五千万人民在做同样的呼唤！

从这些简单的叙述可以清楚看见，纯朴的百姓尽管讲话小心谨慎，但对于是非仍然有着直观的标准。他们批评“清算”、“斗争”的方式，不喜欢老是被叫去开会，抱怨自己被监视，对少数狗腿式的人物更是厌恶。不过，根本上，他们非常推崇八路军，觉得共产党公平公正，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只是他们对“国军的记者”吐露真心话时，表现得比较含蓄。《大公报》敢于发表这些言论，不负其在新闻界的盛名与口碑。另一方面，如果谈到争取民心，胡宗南不一定没机会，但他时间太短，不可能取代共产党与延安人民长期培养的情感，更何况此刻征战陕北的共军青年，多半还是延安人民自己家中的子弟，人心向着谁？答案不问自明。

这也是毛泽东敢在陕北与胡宗南大军缠斗的重要原因，共产党所拥有的不仅是那近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而且是整个陕北的政治与经济生态。放胡宗南进来，等于是放一头猛兽进入一张结得扎实严密的巨网。这也是中共进入延安后，修正过去在苏区的做法，埋头建设后的总检验。这种检验对于共产党的壮大深具意义。延安建设有别于早年的苏区，区别在于改变了在苏区实行的极左的政治与经济政策。苏区所在的华南农村，以氏族为基本社会组织，地主和佃农常为同一家族的成员，用暴力方式杀害地主会激起氏族本能的反抗，一旦富农甚至中农也被划到地主这一边，氏族的对立性更强，即使取得土地的佃农也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中，以致红军突围时因民众后援不足而损失惨重。

边区转为强大的战争机器

在生产方面讲求实效之外，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抗战八年中，中共透过“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以及各种大大小小政治集会，已经将延安地区建设成政治、军事、社会、生产紧密相连的复合体，一旦动员起来，能立刻成为强大的战争机器。在这个机器中，军队的兵源、补给、情报构成一相互支持的完整体系，进退灵活，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一般读过熊向晖回忆文章的人都知道，胡宗南军部用自己人假冒被俘的共军旅长，其实当时开放给中外记者团采访的所谓重要共军战俘有三位，其中那位“旅长”陈国栋已证实是国军自己假扮的，另一位“团司令员”吴守先，国共两方面都无史料记载，因此国军自己假扮的几率也很大。不过，最后一位被称为延安“公安局科长”的韩继恩，的确是延安人都知道的,而且在延安地方史料中也能找到韩继恩这个名字。根据周榆瑞的描述，主动来归的韩继恩自告奋勇，跟记者团批评起共产党来滔滔不绝。韩继恩的表现正是胡宗南所谓“陕北本地的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例证。如前所述，虽然陕北民众也有抱怨，但他们分得田地，医疗免费，儿童就学免费，治安良好，儿子参加八路军，这些根本的情况决定了他们对共产党的归属感。根据史料，胡宗南大军最少有两次与毛泽东的队伍只隔了一个山头，却还是找不到对方，与其像共产党嘲笑胡宗南是“饭桶”，毋宁说陕北的政治、军事、地理形态导致了这个结果。

延安历史影像的珍贵价值

无论如何，在延安采访的中外记者团，不可能意识到中国历史正面临如此巨大的变动；相反地，这些过惯南京、上海热闹都市日子的记者，在无新闻可采访时，对于延安单一的景色和生活，开始不适应。4月7日，原本记者团依照行程搭机离开延安，不料却碰到一场春雨，走不了。龚选舞写道：“下雨天被困在屋里已经叫人气闷，连绵大雨中局处在窑洞的陋室里更令人有寂寥空落之感。……为了打发时间，外国记者们围着几张桌子，打他们的桥牌，中国同业找不到麻将，只好三五成群，天南地北地闲聊。‘这鬼地方，我们才住了几天便觉难受，也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他们有耐性，一住下来便是十年。’一位同业找出这么一个话的题目。‘而今，一有地方跑，他们不也自动自发地走了。’另一个同业开玩笑以应。可是，毛泽东他们又跑到哪里去了呢？问军方，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只说刘戡、董钊两个大兵团都分别出去追剿了……”

8日天空放晴，记者们终于可以成行，周榆瑞留下陕北行的结尾是：

七日的清晨一睁开两眼就在院子里跑，看到满地阳光的时候简直从心里笑出来。大家匆匆地吃完饭，迫不及待地分乘着六辆汽车赶到飞机场去。明明知道飞机不会这么早来，但是总觉得非在飞机场上等着不可。飞机终于来了，我们鱼贯地爬上飞机，十分钟后，我们已经高高的在天空上了。当我们的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一周的时候，我禁不住又俯视我们这三天中留下无数脚印的小城。对于那些善良的灵魂和那些纯朴诚恳的脸孔，不期而然的起了依恋的情绪。

只有短短三天的行程，那些带着宣传目的，又只能看表面的中外记者团的报道有价值吗？当然有，因为那毕竟是第一手的资料。今天，我们已经有许多公开的史料，可以做各种公正的探讨，可是属于感性层面的细节，只能从当年的临场记载中去印证。这将使得我们的历史认识有更宽阔的胸怀，更成熟的智慧。

此外，中外记者团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他们拍摄了许多延安市井生活的画面，原来拍摄延安最著名的是摄影家吴印咸。不过他拍的主要是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的照片，延安市井生活照片几乎没有。如今，我们所看见延安建筑和市坊的老照片都相当陈旧模糊。这里刊出中外记者团留下的延安市街和百姓生活的一系列照片，绝大多数都是隔了六十年才第一次问世，在中国影像史上无疑具有珍贵的价值与意义。

当年记者团主要成员，1949年后各奔东西。龚选舞随《中央日报》迁到台湾，担任过采访组主任、副总编辑、驻欧洲及驻美国特派员，1980年代末退休后留在美国自由撰稿，著有《国共战争见闻录》。至于周榆瑞，国共内战时期以“宋乔”为笔名，出版《侍卫官杂记》，揭露蒋家内幕，一时洛阳纸贵。周生性自由不拘，在南京经常跑梅园，与中共领袖熟识，对共产党语多欣赏，引起国民党高层极度不快。1949年后，周榆瑞留在大陆，很快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过却在1957年获准出国。周到香港后，通过新闻界旧识希望到台湾，却遭国民党严拒，后来他转往英国，潦倒无依，终老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