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胡宗南攻陷延安之后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约一年间占领延安，这是中共党史和国共内战中一段特殊的史实。胡宗南为了假造战果，安排一批手下官兵假扮共军战俘，包括让一名国军军官假扮被俘的共军旅长，模拟共产党的硬汉作风，提供中外记者采访。此事颇具戏剧性，成为笑料。

表面风光下的真相

以上便是胡宗南进入延安前后国共对峙的大致情形。撤退者留下一些机器设备和战略物资，反映其走得匆忙，但比起当年撤出江西瑞金时的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军距离真正的胜利甚远，然而胡宗南发出的战报却极其夸大，称：“伤毙匪教导旅旅长、参谋长、团长、大队长等官兵16,606名，俘获伪官559员、兵9,625名，掳获轻机枪30挺、步枪243枝、手枪5枝、掷弹筒29具。”中央社根据胡部的战报发出消息，立刻轰动全国。一般人不明真实情况，认为中原、华北、东北战事拖延，共军日趋壮大，延安为共军总部，必有重兵驻守，怎么十天就被胡部攻下？惊讶之余，也得到胡宗南大军确实能征善战的印象。其实，部队打仗夸大战果以激励人心，并不足为奇。问题是，胡宗南跟蒋介石也如是报告，实际上是欺瞒上级，误导判断，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作为蒋的头号门生尚且如此，其他文武官员更可想象，这也反映了南京官场之虚骄浮夸，脱离现实。蒋介石随即电胡宗南：“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未几，国民政府公布奖叙名单，胡宗南以下均获晋升颁奖。

记者们内心的疑团

这正是中外记者团踏足延安时所面临的基本情况。大抵上，招待人员说什么，记者们就写什么。而满腔党国赤忱、负有重大宣传任务的龚选舞，对政工人员所说的一切，更是深信不疑，不过当眼前所见与宣传相距太远时，仍不免一丝迷惑。龚选舞说：“当我正全神贯注聆听、埋头奋笔直书之际，平常带领我从事采访工作的《申报》的俞振基大哥却从旁轻声告诉我：‘在战地，要多用你的眼睛去看，不止尽是听人说话。’‘看这些眼前实物，军方说这儿曾剧战，你可在原野上看到炮坑，在建筑上目睹弹痕？’听他的话，我留心地四下观察，果然不曾看见什么剧战的痕迹。……我们参观的是胡总部收缴共军武器的展览。事先，我们认为在一次俘获万人的大胜后，收缴的武器必然大有可观，甚至可能包括共军兵卒撤离时不及携走的一些重兵器。……多年后，据带了一个残破兵团在四川降共的胡宗南将军的副手裴昌会（笔者按，原为胡部延安前进指挥所主任）说，那是一次为了应付中外记者参观而临时部署的战利品展览，不少展品还是来自他处。”

胡部政治部为中外记者们安排的行程大抵如下：

4月4日：上午飞抵延安，下榻边区政府招待所，盛文参谋长简报，下午参观枣园、中央大礼堂、杨家岭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居所、中共党校、凤凰山麓。

4月5日：早上升旗典礼，参观“共军战利品”陈列，采访“共军战俘”，下午自由采访，晚上胡宗南将军邀宴。4月6日：上午民众大会，中午发放延安百姓每人两万元救济金，下午自由采访。

4月7日：上午原拟飞离延安，因雨待在室内打牌聊天。

4月8日：上午飞离延安。

《大公报》记者周榆瑞的专访

整个行程实际上只有短短的三天，记者的报道也都集中于上述的内容。不过，在进入其中细节之前，应该先提到胡宗南此时的态度。所有记者都希望采访他，起码能听到胡宗南一些公开的谈话。然而根据龚选舞的描述，胡宗南只在5日晚宴上露个面，模仿他的校长向大家挥手，连声好好，随后便一直保持沉默，让记者团十分失望。尽管如此，胡宗南却主动约见了“中央社记者”沈昌焕与《大公报》记者周榆瑞。沈昌焕原本就是蒋介石秘书，找他来等于是向蒋传信，是必然之举。至于沈昌焕写的通讯稿，则满纸官样宣传，难窥真相。

唯《大公报》是有公信力的民间报纸，周榆瑞也是才华洋溢的资深记者，观察敏锐，文笔深刻。龚选舞形容他，面色红润、身材高大、举止潇洒，西文国学造诣皆高，堪称中国新闻界的奇才。周榆瑞搭乘胡宗南副官安排的吉普车，再走上一百多层的台阶到达边区银行最高一层房屋，胡宗南正在庭院中独自散步，两人寒暄几句，胡请他走进一间挂满军事地图的会客室。周榆瑞后来在《大公报》的专访文章里有如下记述：

“平汉线和徐州那一方面我不能判定；陕西境内的战事大约可于5月底结束。”胡将军以很肯定的语气答复我。

“中共现在的计划如何？”我紧接着又问。

胡将军端起红茶呷了一口，然后了一下眼睛，说道：“中共现在退守他们的第三根据地绥德，那个地方比延安富足得多。当然，他们是不肯离开陕北的！”

没等我再问，他继续谈到他在陕北的工作原则；他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现在有两个办法：一、大胆释放俘虏，并且发给他们路单和旅费。共军的军需卫生人员被我们俘获时，几乎都是立刻把他们放走的。这样可以使中共说我们杀害俘虏的宣传不攻自破。二、大胆任用土共；陕北本地的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而且，他们在本地是有领导作用的。”说到这里，他稍微停了片刻，接着又说下去：

“依照我的计划，将来要选择他们之中的开明贤达分子，让他们当县长或其他地方行政人员。我相信绥德和清涧一定都有优秀人物的；可惜高岗到东北去了，如果他在此地，是可用的人材。”

刚好昨天午夜国军攻下了瓦窑堡，胡将军起身走到地图旁边，手指着上面说：“瓦窑堡是可以控制绥德的。”说完这句话，他又把话锋转了：“刚才我所说的两个原则实行起来是很有成效的，同时也有配合的条件。我们现在最着重如何收拾人心，给予人民工作和衣食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我们已有对待的办法。”

满脸露着笑容，他提高了他的声调，接着往下说：

“在延川干谷镇永平镇这一带我们获得了四百万担共产党没有搬走的粮食，所以粮食不成问题。还有，他们没把壮丁拉走，到处皆是。这些壮丁暗中帮国军的忙；例如军用电话线没有被剪断过，伤病兵从前方退下来也没有被杀害。这些事实证明了上述的两方略是可以实施的。”

胡宗南的轻敌意识

周榆瑞对胡宗南的采访记虽然写得不长，但很能反映当时胡宗南的处境和想法，尤其是他准备在陕北施展的政治手腕。他很清楚，陕北战事胜负的关键就是政治，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用的其实是中国人的老办法，尽量启用本地人管本地事，过去的事既往不咎。不过胡宗南的想法过于简单，施惠确实能短暂地缓和社会矛盾，但不足以使百姓和执政者建立一体感，后者需要经过一段共同奋斗的历程。执政者带领百姓一起吃苦，冲破难关，共创美好家园，如此才能真正凝聚彼此的心。胡宗南与陕北百姓无此渊源，更何况他能布施的恩惠并非无限的，所谓粮食不缺并非事实。出于政治考虑，陕北人民一年不收田赋，胡部粮草和地方政府给养都要由南京中央供应，然而华北、东北战事消耗巨大，中央并不宽裕。陕北军队供需庞大，另外还要对百姓撒钱施恩，战事一旦拖延，胡部很快就会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