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9连接不上资源:从“园丁与鲜花”的比喻看语文愚化教育模式 - 老虎不吃饭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教师与学生的之间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园丁与鲜花。这个比喻，蕴涵了语文教育几乎所有秘密。在长期的反复使用之后，这个比喻已经变成了隐喻：学生被“物化”了——他们是“鲜花”，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鲜花是一种草本植物，外表漂亮，根茎脆弱，经不起狂风暴雨的摧残。鲜花虽然令人愉快，只能摆设观赏，缺乏实用价值。在贫困年代，很少人会想到鲜花有什么用处。鲜花，本质上只拥有审美特性。它们能给人带来愉悦，表现出一种浮面的美。通常来说，它们并无内在价值——食用、药用，像粮食那样果腹，像药物那样治病——因此给人一种“无用”的联想。鲜花如果不再美丽，不再散发香气，就缺乏存在的意义，有沦落为杂草的危险。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植物，杂草也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在“花园”里——这是“园丁”和“鲜花”的天地，他们彼此构成一个排他的世界：除了他们双方，其他任何的事物都没有存在的价值——，杂草却因为鲜花的审美外缘过分庞大，远远超过了杂草自身的生存，因此，杂草就毫无用处，会被“园丁”强行拔除。

从生存能力来看，杂草比鲜花强。“园丁”不警惕地进行维护和弹压，鲜花就会遭到杂草的围攻，失去生存空间——鲜花与杂草，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生存价值：生命力脆弱的事物反而拥有更高的价值。在这里，价值的评估标准，形成了对生命力的一种巨大的压制：制订“花园”管理标准的园丁只喜欢美丽脆弱的鲜花，而讨厌丑陋顽强的杂草。

在审美的意义上，鲜花占了上风，然而在生存的能力上，它们却失去优势。这样一来，美丽的鲜花就变成了一种脆弱的象征，必须在外力的保护下才能生存。

“鲜花”这个隐喻，有效地把活生生的学生形象转化成弱不禁风的植物，从而赋予了“园丁”介入他们生活的充分理由。

就这样，“园丁”就以合理的身份出现了。

“园丁”为了拯救和保护鲜花，巡视在花园里，时刻注意着要区分着鲜花和杂草，并且随时把杂草拔掉。鲜花们脆弱不堪，时刻会遭到杂草的威胁，它们不得不依赖“园丁”，把一切权利交给“园丁”，获取了自身安全的保证。

学生首先转化为一种“植物”，于是就形成了学生“物化”的效果。那些生而具有不同个性、好动好静各不相同的学生，其最为重要的人性，也因为这种“物化”而被芟除了。鲜花拥有的是物性，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才拥有人性。“物化”之后的学生，其“人性”也被“物化”成了“物性”。人性不再具有价值，因为它是“不存在”的。人性只有转化成物性后，园丁们才能进行有效价值衡量和评判。

为什么学生会转化成一种“物”，他们身上固有的“人性”也需要转化为“物性”呢？

这是这个时代的教育体系所决定的：教育不是人的教育，教育是物的教育。教育管理者和教育规则制订者，不把被教育的对象当作活生生的人，而是看成一个一个的物体。他们执著于对物体的计量，是数量和体积。例如，对于学校的评估，人们最容易感兴趣的就是这所学校的校园建设、校舍建筑总面积、教师数量以及学生的数量。人们还会关心这所学校考试成绩的总体排名，关心这所学校学生参加各种知识竞赛的成绩，关心历届毕业生的升学率，关心学校里是不是出现考试状元。等等，都是具体的数字。这种评估模式，是量化模式。量化之后，具体的人就变成了抽象的人，具体的人性就变成了物性。

这种计量模式，最后就彻底抽象成了数字。从中小学到大学，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他们十几年的受教育生涯，只剩下每一年期末考试的成绩：一串阿拉伯数字所呈现的分数。

分数成为决定一切的首要条件，这也是学生“物化”的最本质现象。通过“分数”联结到教师身上，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数字”化了。教师与学生之间，本来应该拥有的人性化情感因素，也完全地被“物化”。

在这个具体的“物化”过程中，教师每日上班下班，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工资报酬。他们面对的学生，就如同园丁面对鲜花，机床工人面对零件，面点师面对蛋糕。学生的产品化，是教师与学生关系“物化”的最具体表现。

作为隐喻，园丁管理下的鲜花们，需要的只是对风雨的遮蔽和对肥料的吸收，至于他们的具体特性，因为它们是“植物”，所以无需特别关照。在当代教育体系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物与物”的“物化”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人性化”关系。 

二

教师形象的低智化倾向

把教师比喻成“园丁”，是一种蓄意的“矮化”和“反智化”。

就像把繁体字的“太陽昇起“的“昇”简化为“一升米”的“升”，把繁体“戰鬥”的“鬥”简化为“一斗米”的“斗”一样，把教师比喻成“园丁”，意味着知识阶层的教师群体，被贬抑成了农民阶级，他们的教学活动跟下地耕作完全等同，他们的价值也就等同于体力劳动者的价值。长期以来，这种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故意贬抑，导致了全体社会阶层的混淆以及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歧视。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使到了当下，都是被诬蔑和被凌辱的，例如电视连续剧《渴望》里对女医生王亚茹的知识分子的丑化和对刘慧芳小市民阶层形象的拔高，就是长期以来，社会主导力量有计划地整体性压制和贬低知识阶层的恶果。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主要群体，因此也长时期地遭到了非人性的侮辱。这种侮辱，在“文革”、“破四旧”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今仍然贻害无穷。

用“园丁”来比喻教师，长期以来，人们觉得是一种褒奖，实际上却是主导力量长期打压并导致教师阶层整体情感麻木之后的一种可怕欺压。在近几十年来的文艺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唯唯诺诺，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已经进入的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教师的价值被彻底取消，在“文革”中，最生动的否定，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几百万本来应该在学校里系统地学习近现代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的青年学生，欺骗并驱赶到乡村，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园丁”的隐喻，在这个时期，忽然具有了现实性。

插秧的农夫，地位被突然转化，升级为教师。

教师和农夫的身份互换，就导致了教师价值的彻底沦丧。

把本应掌握现代知识、本该具有相应理性分析能力和独立个人精神的、理当充满爱心并懂得对学生进行人性化、差异化教育与引导的教师群体，比喻成是农夫（园丁），这就把教师身上所肩负的知识传递和人格培养的重任，轻易地扔到了臭水沟里去，让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进城的农民——他们挑来臭水沟的水，来浇灌那些可怜的、在微风中浑身发抖的鲜花。于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独立人与独立人的关系，就物化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他们之间联系的纽带，不是知识传递和爱的教育，而是生产与回报的价值关系。

教师的价值等同于园丁，意味着教育的低级化。教育不再是培育人的人性，不是对其具体而微的差异化人性进行引导和呵护，而是对这种人性进行压制和抹煞。

由此一来，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就变成了新时代的寓言：园丁与鲜花。

在这则新寓言里，园丁和鲜花构成了一种有趣的物与物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的著名的“物化”关系——其中包含着极其微妙的意识形态秘密。

这也是语文教育物化的最生动、最有趣的例子。

因为自然形成的等级差，园丁对鲜花具有很大的主导权力。过去，这种权力体现在体罚、斥责上，经过一段时期的进化，这种暴力收敛并伪装成了一种标准的尺度：成绩。通过成绩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园丁就可以对鲜花任意处置了。

如果是一个开放式的植物园，我们可能看到里面的生态多样性：有乔木，也有灌木；有鲜花也有杂草。但是在园丁掌管的小花园里，这却只是一种理想性培育的世界。在这里，园丁的理想是种植出一种合符市场需求的产品，因此，他不会对鲜花的差异性予以关注，而是对类型化特别留心。

与此形成呼应，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上海的小学教材里有一篇季羡林的散文《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歌颂德国的居民种植鲜花，都朝外摆设，供别人观看。引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德寓意。中学教材里有一篇周敦颐的《爱莲说》，通过“莲”的描写与想象，赋予了“莲”“出淤泥而不然”的道德理想。从物性化的学生到人性化的植物，他们互相混淆，彼此取消。

现代教育体系里的学校，本来应该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具备理性分析能力、身体健康心智健全、能够正常有效地与人进行交流和交际、每个人都得以充分发挥各自个性价值的新人。然而，通过伪装成“花园”，并且把师生关系物化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强化了一种物的概念，而不是人的概念。

物化的最高境界，是“螺丝钉”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里，学生的终极目标，就是经过各自的努力，彻底消磨掉自己身上的个体特征，把自己融入到一个统一的尺度里，让自己变成了千万个同类型零部件中的一枚。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早期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美妙的升华。在这种理论中，整个世界、整个社会乃至人的身体，都是一架精密的机器，由若干个零部件构成。因此，只要我们生产出合适的零部件，我们就能生产出整个世界。十六世纪的西医有一个终极的幻想，就是通过机械生产，能够把人体身上的所有部件都换成人工的产品，例如人工肢体、人工心脏等。

这个幻想，在科学技术进步下，部分地得以实现。

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在著名的小说《狗心》里，描写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把一个无产阶级的大脑装到一条赖皮狗的头上，创造出一个名叫“沙里科夫公民”的无赖汉。这是对机械唯物主义和极权社会的最伟大的讽刺之一，布尔加科夫籍此进入世界文学大师行列。

现实生活中，假肢、人工心脏等机械唯物主义的幻想，确实在逐渐走向现实，似乎也努力地暗示着人类彻底物化的命运——如果不是现代生物学发现了人体的排异性，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论也许就会彻底贯串人类文明的始终，最后在真实生活中，制造出类似《终结者》系列里的施瓦辛格那样的超级的、机器的人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语文教育的终极任务就出现了：物化。

不是培育人，而是创造物。

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就被教育要用机械的方式、零件的方式来学习语文。他们天天写字，却不知道每个字背后的真正文化含义和具体的构成方法；他们天天背诵词句，却不具备分析和感悟这些词句的能力。他们阅读一篇文章，不是去整体感受这篇文章的风格，体味文章的优美修辞，而是忙于寻找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划出好词好句。最不可接受的是，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到大学，学生们无法阅读到真正的好作品，小学教材里的绝大部分文章，竟然是那些来自各小学语文组的编委们自己编造出来的“黑板报”，这些垃圾文章充斥着各种无聊的陈词滥调，弥满着令人作呕的虚假情感。这种文章，不仅基本的修辞都不过关，而且就像三聚氰胺一样有害身体和心灵。然而就是这样的垃圾食品，园丁们却要按照操作手册，强行填进学生们的身体里，毒害他们的心灵。长此以往，学生们习惯了垃圾的滋味，就失去对美好事物和文学佳作的感受能力，最后，他们的心灵在高考之后彻底枯萎，而真正地变成了干涸的、死板的行尸走肉。我每次上下班，在乘坐的地铁里，总能看到那些年轻的白领们，一旦站稳就会从包里掏出手掌游戏机，一刻不停地玩。没有玩游戏机的，则在玩手机发短信，或者看一些无聊的报纸和读物。

几乎看不到一个热爱阅读的人。

十几年下来，读了太多的垃圾文章，他们的胃口早已经被彻底败坏了。

就像吃多了有毒的垃圾食物一样，人们对这些语文垃圾产生了眩晕和呕吐的欲望。为了压制这种呕吐的冲动，必须通过别的方式，让我自己的身体失去具体存在的感觉。无论是随时随地打游戏，还是泡吧唱歌看电视，都是这种对自己的有毒身体不堪重负的具体体现：有毒的身体缺乏存在价值，因此必须将其麻痹或者遗忘。

在这种物化的教育中，把个性差别万千的学生打磨光滑，由各种形状变成统一的、光滑的鸡蛋状，是其终极目标。

“园丁”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随意修剪自己管辖下的鲜花。“园丁”所理解的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园丁”所持的态度是“爱”与“恨”。鲜花得到“爱”的保护，杂草遭到“恨”的消灭。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然的世界，而是人为的、被加以粗暴划分的理想世界。在这个理想世界里，扮演园丁的教师，他们的终极理想是制造出一种合格的产品：小到螺丝钉，大到栋梁，都是物，都是扮演了大小零件角色的物件。“园丁”的任务，就是要把学生身上的物性激发出来，把他们的人性打压下去。使他们成为物，而不是成为人。

在这种把具体的学生朝着物化和工具化的方向去压榨的过程中，语文教育具有最直接的工具性职能。

在中小学教材编写大纲上，明确地说明了：语文是一种工具。在这种工具理论掌控之下，一切都是工具理性的牺牲品，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被物化了：教育者是工具，被教育者也是工具。

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十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

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二○○八年十一月三日初稿

二○○八年十一月九日修改

二○○八年十一月十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