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是防腐大堤上的“蚁穴”（原创）
1952年2月10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举行。毛主席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筑起了反腐防变的大堤。令人遗憾的是，管用了近三十年的防腐大堤几乎却在“一夜之间坍塌了”。可惜啊！
这真的是在“一夜之间坍塌”的吗？当然不是。现在仔细寻思起来，俗话说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还真有道理。据我的观察与思考，用“公款吃喝”就是最早的一窝“蚁穴”。
有人说，在腐败已成社会的最大毒瘤的今天，还谈什么用“公款吃喝”问题，不是太“小儿科”了吗？有这个必要吗？我以为，很有必要！ 因为，任何一件都有来龙和去脉，搞清楚了来龙去脉就是为了追根溯源。找到了源头，也许就可以从源头治理腐败了。
要知道“公款吃喝风”起于何时，先要搞清楚“公款吃喝”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在中国大多数上了年纪人的记忆里，新中国之初没有，社会主义改造之时没有，高举“三面红旗”时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更没有。总之，在毛泽东时代就没有听到“公款吃喝”这个词，更谈不上“公款吃喝风”了。
说到这里，反毛分子会反驳，那时候“穷”，你想用“公款吃喝”也没有啊！我说，你们错了！从经济上讲，过去比现在是“穷一些”。虽然是“穷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公款吧。从理论上讲，既然有公款，就有可能把公款用于吃喝。然而，那时的人们却没有把公款用于吃喝（至少是绝大多数地区、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更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因为“穷”而是人们的精神比现在富有。那时的人们思想比现在好，觉悟比现在高，自我约束力比现在强，纪律也比现在严明，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能率先垂范。即使在“抓纲治国”时期也没有“公款吃喝”这个词，因为当时毛泽东思想还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可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正是在胡耀邦领导的“整党”前后。照理说“整党”是好事？怎么就把“公款吃喝”和“公款吃喝风”给“整出来了”呢？
举例说明吧，一个朋友告诉我，1984以前，每年他们在食堂聚一餐，就是吃一顿“年夜饭”，还是自己出“份子钱”，不足部分由单位“补贴”一点。那时没有“小金库”，吃喝开支没有渠道“报销”，补贴款的来源尽然是“大粪款”。因此，便有人戏称这是“自吃屎”。这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像的说来又好笑的事情。
那时的农村还是集体所有制，办的是绿色农业。市郊的菜农种菜很少用化肥，大都用人畜的粪便肥田。所有县（市）机关各单位厕所的粪便都被周围的生产队“承包”了，有的生产队还因为“承包”不到厕所而闹意见哩。这些“大粪款”是不上单位财务账的，而是上在机关食堂的账上。这就是当时唯一的“小家檔”（即现在所称的“小金库”）。
那时，同城的上级来检查指导工作根本就没有“工作餐”之说，更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的事情发生。同级部门之间从没有过所谓的“礼尚往来”。即使是省、地级及部门领导来了也是在单位食堂就餐，也不搞“大吃大喝”，来人自己还要交“基本伙食费和粮票”。（如：到乡镇去检查指导工作，就餐一天个人应交的生活费是：一元钱和一斤粮票。即早餐两毛钱、两票，中、晚餐各四毛钱、四两票。不足部分大多也是用）因为这是规定，每一个人都会自觉的去遵守，如果不收倒是很不好意思的事，一定让别人收下了才安心。
可是，从“整党”开始，特别是到了“整党”后期，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是把人们已经乱了的思想搞得更乱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过去的东西都错了。什么思想、信仰、主义统统都是虚的，只有物质的利益才是实的。及时行乐，追求物资享受开始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
二是形式主义的检查验收太多。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转段之前要经过验收，合格之后才能转到下一段。因此，层层检查，级级验收的频率极高。
三是招待吃喝是过关的好办法。现在已无法查证谁是“始作俑者”。但谁吃喝招待搞的好，谁就能先过关（只要不出大的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
四是交叉检查推动了吃喝的攀比之风。同城同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学习取经或检查验收时，你今天是八个菜，我明天是十大碗；你今天喝散装酒，我明天喝瓶装酒；你今天发散烟，我明天发整包；你今天副手作陪，我明天“一把手”参加。
五是推动了招待费的猛增。随着吃喝档次越来越高，招待费也就成倍的增加了。交“基本伙食费和粮票”和“大粪款”作补贴的“规矩”已经成为了历史。
六是国家的财务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招待费的猛增衍生财务上的弄虚作假。按照当时的财务制度，根本就没有招待费的科目。更没有谁傻到自掏腰包的，只能是巧立名目、虚开发票、虚列正当支出。这种“开拓精神”为后来更严重的腐败创造了“经验”。
有人说“‘民谣’是山寨版的历史写真”，我看很有几分道理。
如：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就是那个时候的真实写照。
发展到后来，想办成事情只请吃请喝都不行了，还得送礼。我把这看成是“行贿受贿”的初始阶段或雏形（当然这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于是又有了“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民谣。
到了“整党”后期，“整党”的成果要落实到经济建设上，落实到发展生产力。于是有人提出“关系就是生产力的‘伟大’理论”。提倡“有关系的找关系，没有关系的买关系”。找关系和买关系靠什么？当然是靠钱来打通关节，靠吃喝送礼，靠行贿受贿来架桥铺路。
1987年1月16日，以批准时任“中央整党指导小组组长”的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宣告了三年来的“整党”工作胜利结束。
纵观“整党”的全过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公款吃喝”问题开始于“整党”的后期，“公款吃喝”形成风气是在“整党”之后。
这主要是因为，在用“公款吃喝”这最早的一窝“蚁穴”中，第一条“把人们已经乱了的思想搞得更乱了”和第六条“国家的财务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是两个最大的“蚁穴”。“思想搞得更乱了”从思想和道德上为“公款吃喝”打开了“绿灯”；“财务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为“公款吃喝”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这不仅让“公款吃喝风”成为可能，并为随之而来的行贿索贿，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更全局、更全面、更纵深地腐败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筑起的反腐防变大堤，就这样被用“公款吃喝”的这窝“蚁穴”给毁掉了。
如果有人要问，这窝“蚁穴”上的“蚂蚁们”呢？······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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