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警察学院就业情况:论苦难(王锦贵)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辈从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对苦难都有各自独到的理解。现实生活中，困难和痛苦难以避免，很少有人没有经历过。然而，现在的后生从小在蜜罐子中长大，独生子如“小太阳”受到百般宠爱，没有经历过苦痛。一旦遭遇困难或挫折，轻则因畏难情绪，前怕狼后怕虎，一事无成；重则采取过激言行，以致酿成悲剧。究其原因为缺乏挫折教育。老师的这篇“论苦难”，旁征博引，现身说法，对青少年如何正确认识困难、面对苦难，端正苦难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转载于此，作为教导同学的素材，也与大家分享。

 论苦难

（本文见《新视野》2004年第5期）

王锦贵（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教授，博士导师）

    人生中的“苦”与“难”，没有任何人从来没有碰到过，也没有任何人对“苦”、“难”的含义一无所知。在汉语里，“苦”就是痛苦，“难”就是困难。倘若将“苦”、“难”两个单义词联结为一个复合词，其难以忍受的程度就会更进一步。何谓“苦难”呢？《新华词典》的解释是，一般指“痛苦和灾难”。大型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以为，苦难就是“苦痛、灾难；艰难困苦”，“亦指遭受苦痛和灾难”1。

   若从字面上看，这样诠释“苦难”，固无不可。而若从事物发展规律及整体把握上，则有理由对此提出质疑：如此解释言犹未尽，有失公平，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仅仅是人们对“苦难”的表象理解，是用被动的、眼前的、局部的视角衡量，而不是用积极的、长远的、整体的视野把握，质言之，是以身心之疲的浅层次表面感受，掩盖了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层次理性之光。科学地看待艰难困苦与人生的关系，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苦难”的本质内涵，积极主动地在艰难困苦中陶冶、锻炼，不论是对个人的进步，还是对社会的发展，乃至于对民族和国家的富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艰难困苦经常与人为伴

    对待“苦难”的正确态度，首先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它，客观地承认它。辩证唯物主义一向认为，物质是运动着的载体，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时间和空间是所有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其实，“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艰难、困苦就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过程所含有的“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中2。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有艰难困苦，没有艰难困苦，就没有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艰难和困苦。艰难困苦伴随着人的一生，既无处不在，又无时不有。

    艰难困苦的“无处不在”，反映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最常见者，有物质上的艰难困苦，有学习中的艰难困苦，有工作中的艰难困苦，有人事上的艰难困苦，还有其他方面出现的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以物质上的艰难困苦为例：吃饭、穿衣和常用工具，不仅是生存、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要素，也是学习、工作的基本条件，但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遂意获得。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或社会因素的大背景下，有时候或许连最起码的条件都难以保证。无须说三十年代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恶劣的生存环境是何等史无前例的艰难，即便回首四十年前“三年困难时期”中的种种经历，也仍然使许多当事人感叹唏嘘。学习中苦难的“无处不在”，也是司空见惯的。任何人都不是生而知之，都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逐渐成长起来，即便是再“聪明”的人，只要他还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观，首先就必须学习。而不断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与艰难困苦作斗争的过程。无论任何人，每一个学习成绩的获得，都必须以付出汗水和艰辛为前提。至于工作中的艰难困苦，同样“无处不在”。不断工作的过程，同样是不断与艰难困苦斗争的过程。那些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固然无一例外，都是在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以后，才登上了科学的颠峰；即便在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的人生笔记里，也同样记录着社会实践中的坎坎坷坷。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艰难困苦本来已经够多的了，更不待说，还有人际间复杂的是是非非，还可能有卒然降临的天灾和人祸。

    艰难困苦的“无时不有”，反映于一个人的各个时期。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中，时时伴随着各式各样的艰难困苦。幼年无知，毫无自卫能力，甚至不会走路，虽有长辈呵护，仍然难免“摔跤”、“碰壁”之苦；老年固然“有知”，但精力不济，又往往有病痛之袭以及“看不惯”的烦恼，艰难状况不亚于幼年。一个人的青壮年时期，精力旺盛，又有了一定经历，可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但此时，适值艰苦创业之际，正是面对诸多困难，必须自强自立的关键时期。艰难困苦的“无时不有”，也反映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各个发展时期。当然，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各个时期人的心理状态和综合素质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存在着艰难困苦则是一致的，所不同者，无非是艰难困苦的不同表现形式罢了。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生、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几代人，由于那时的食品极度匮乏，甚至导致生存危机，那些“过来人”所遭遇的艰难困苦主要集中于物质层面；而“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情况就很不相同。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中，一般没有衣食之忧，自然谈不上老一辈“物质层面”的艰难困苦。但是，一种艰难困苦形式没有了，另一种艰难困苦形式又产生了。新时代的年轻人成长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置身于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也有自己的艰难：竞争压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时刻紧绷,“优胜劣态”的生存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沉重在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老一代碰到的是“物质层面”的艰难，我们这一代遇到的是“精神层面”的巨大压力。可见，不论是对于一个人、一个单位，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种试图与艰难困苦无缘的想法，都是绝对幼稚可笑的。

    佛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苦”字。佛家基本教义“四谛”说（苦、集、灭、道）中对“苦谛”的阐释是，人从出生之后，便沉溺于苦海，生、老、病、死，无一不“苦”。要解脱人生之“苦”，惟有涅磐（又称灭度、圆寂）。我们对艰难困苦的理解，与佛家所说的“苦”有很大不同。辨证唯物主义者虽然也承认艰难困苦的客观存在，但对待它的态度，却始终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奋发向上的，归结为一点就是：“苦”有新义，“苦”有价值，“苦”中有“乐”。

    二、艰难困苦是宝贵的财富

尽管艰难困苦是“不速之客”，不邀而自来，如影随形，不离左右，永远与人为伴，但仍然有许多人对艰难困苦缺乏清醒的认识：当苦难降临时，或谈“难”色变，就地倒下，成为艰难困苦的俘虏；或无奈周旋，被动应付，惟求“磨难”早日离去。而一旦艰难困苦暂时消失，又往往随之产生不智之举：或沉醉于“小胜”，弹冠相庆而忘乎所以；或斤斤于负面教训，就事论事而不及其余。所有这些，都属于错误的苦难观。

    对于艰难困苦，我们不仅要清醒地看到它，科学地承认它，还应该主动地面对它，积极地战胜它。做到了这一点，“苦难”就成为人生极其宝贵的财富。

    艰难困苦意义之大，起码在以下三个方面永远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第一，苦难是锤炼意志的利器。

    坚强的意志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人的“坚强”意志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三字经》里头两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说，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彼此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差不多。不仅在缺乏知识方面彼此相同，就是在个人性格方面也没有多大差异。但是，由于后来所处环境和个人经历不同，而拉开了彼此的距离。人的性格是在后天社会实践中塑造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坚韧意志”，是在接触和解决社会问题中逐步形成的，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切身经历逐步实现的。当然，特定的背景和异乎寻常的经历，也会使人发生跳跃式的巨大变化。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本来是少不更事的孩子，可由于灾难的突然降临，例如出现了诸如父母去世等重大变故，他们一夜之间变得坚强多了，“懂事”多了。2003年北京“非典”肆虐期间，就出现过这种现象。特别是医生家庭的孩子们，“非典”期间几个月的锻炼，超过了以往几年的教育。由于“非典”的洗礼，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明显确立，战胜困难的勇气普遍得到了提高。孩子们不但学会了照顾自己，还从父母身上理解了什么叫“社会责任心”，学到了什么才是真正关爱他人。发生在眼前的这些动人事例再一次表明，“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艰难困苦是人生熔炉，“钢铁”就是在这里“炼成的”。古今中外一切有作为者，无不得益于坚强的意志，而他们坚强意志的确立，则又离不开苦难的浸润和磨练。苦难中铸就的意志比“钢铁”还硬，拥有这样意志的人，可以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2000多年前，儒家大师孟子曾经形象地揭示为一条哲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透过历史镜子不难发现，在历代伟人坚强意志的形成过程中，确实伴有艰难困苦深深的刻痕。

    第二，苦难中埋藏着成功的种子。

    任何成就的取得，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而辉煌成就的取得，只有通过更加艰难的拼搏，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强调“业精于勤，荒于嬉”。一个“勤”字概括了多少内容！它不仅包容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和汗水，还蕴涵了许多挫折和失败。学业要想“精”，就必须以孜孜不倦的“勤”为前提；得过且过，放任自流，永远不可能达到“精”的境界。在实现目标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攀登人生宏伟目标的征程中，挫折、失败不可避免，有时甚至会遭到重大挫折和失败。但是，“失败者，成功之母”。无数事实证明，苦难中埋藏着成功的种子，成功就孕育在不断的克服困难之中。经过苦难的考验和洗礼，人们会在苦难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仅会变得更加勇敢，还会积淀智慧，使头脑变得更加聪明。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用宋词惟妙惟肖地表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都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自然是确立可行性目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接着，便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坚持不懈的顽强拼搏（“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才会在求索中取得最终胜利（“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3。

    回顾我国古代以来的辉煌成就，无须说国家或民族的伟大成果，即便是历史上任何人物的建树，也没有哪一项不是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实现的。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里，曾一连列举了许多推动中国古代文化进步的名家，他们的成就无一例外，都是孕育于艰难困苦中的产物：“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反观我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发展进程，也无一例外的与艰难险阻有缘。没有三十年代雪山草地的苦难洗礼，中国革命不可能转危为安，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抗日高潮，更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没有六十年代“天灾”与“人祸”的巨大刺激，延安时期形成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力更生精神，就很难得到举国上下的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后来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更不可能有2003年“神州五号”的遨游太空。

    第三，苦难意识是制约麻痹堕落的克星

   “苦难”中不光埋藏着成功的种子，还生长着继续进步的基因。无数历史已经证明，取得胜利不易，胜利后保持清醒头脑更难。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这是因为胜利之前，苦难当头，神志清醒，容易协力同心；胜利以后，苦难“消失”，头脑容易发昏，斗志容易松懈，极易贪图安逸，腐化堕落，甚至陷于不可自拔的泥潭。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主席就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毛主席所说的两个“务必”，与后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具有极大的一致性。一个人没有忧患意识，会“亡我”；一个党没有忧患意识，会“亡党”；一个国没有忧患意识，会“亡国”。忧患意识历来与长远的安全紧密相连。只要做到居安思危，将忧患意识与必胜信念联系起来，就会产生深远的积极意义。以2003年的抗击“非典”为例，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还应该保持忧患意识。只有时刻警惕“会来”，最终才会“不会来”。如果放松了警惕，“好了疮疤忘了痛”，反而最有可能让“非典”杀个“回马枪”。

    忧患意识之所以是制约麻痹堕落的法宝，有两个原因：其一，忧患意识是清醒剂。人有了忧患意识，就会高屋建瓴，兢兢业业，不会陶醉于眼前的“小胜”而故步自封，更不会贪图享受而自甘堕落。其二，忧患意识是发动机。人有了忧患意识，就会憧憬一种新的光明目标，便会由此激发内在潜能，进一步点燃生命之火，精神为之振奋，使人锲而不舍地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成功。

    三、端正苦难观, 时不我待

    作为一种表现形式，艰难困苦不仅像空气和水一样渗透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生命力的各个地方，其积极意义也作用于此，特别是作用于构成人类世界各个层面（个人、家庭、单位、社会、国家、民族）的一切进步过程中。无论是局部意义的个人、家庭和单位，还是宏观意义的社会、国家和民族，拥有了艰苦奋斗精神和忧患意识，就有了可贵的活力，就意味着自信、自立和发展；而如果淡化或遗忘了曾经拥有的这种精神和意识，则意志开始麻木，精神趋于僵化，前途如何，不言自明。我们如此强调这种精神和意识，说道底，根源于我们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

    其一，国家前途面临着挑战。毛泽东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就曾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5我们欣喜地看到，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与全国人民患难与共，同心同德，在发展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有许多优秀党员干部的行为，就像朱融基、温家宝就任总理时引用的名言那样，“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趣之”。但是，我们同时也痛心地看到，从五十年代刘子善、张青山的垮台，直至今天从党和国家各种工作岗位上纷纷中箭落马的腐化变质分子，他们是“害群之马”。这些人不仅失去了党性，甚至失去了起码公德，贪污、贿赂，疯狂敛财，乃至形成可怕的“官商同盟”，在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的同时，也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了党群关系，对社会危害十分严重。1945年，<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黄炎培先生有感于历代政权的更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因而，他在那时便向我党坦言其忧虑。6现在看来，这种忧虑确实值得深思。因为这个“周期律”不仅曾经出现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过眼云烟中，出现于当今第一座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的尘埃中，也还局部地再现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警钟长鸣中。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以往反复出现的事实，给今人留下了实在太多的严峻教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反复强调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要性，还加强公开度和透明度，将详细信息公诸于媒体，已经取得民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跨越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怪圈。但是，破除这一怪圈的过程无疑是长期的、艰巨的，任何麻痹大意都会导致最后的失败。

    其二，民族责任面临着挑战。中华民族是构成人类世界的诸多民族之一，但又决非一般民族。她地域广博，人口众多，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连续历史的民族，因而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首先自然是要做好自身的事情。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好。我们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即使国内东、西部的发展水平也很不均衡，至今还有一部分农民相当贫穷。邓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7要使整个国家和民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显然还有很长的艰苦奋斗之路要走。从国际上看，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良好的大国形象正在日益鲜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不仅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而且尊重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民族，并在道义上、经济上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但是，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早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曾特别指出：“中国对第三世界朋友尽的力量还不多，这是因为中国地方虽大，但很穷，还有许多困难。”8毋庸置疑，要想进一步改变上述状况，实现宏伟目标，我们还需要长期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振兴中华”。

    其三，青年一代的培养面临着挑战。国家前途，民族责任，说到底，是由“后来者居上”的一代代年轻人实现的。青少年一代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的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一切，影响着未来，“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反观现实，不能不引起警觉。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异域文化也纷纷涌入国人生活中来。正确把握这一背景，原本可以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然而，在我们欣慰于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同时，也看到另一种现象的蔓延滋长：不论是那些生活于国内的“有求必应”的“小太阳”、“小月亮”，还是那些跑到海外挥霍比阔的“公子”和“公主”，他们事实上已经陷入了绝非健康成长的怪圈。这些年轻人自身没有艰难困苦的经历，而为人父母者既不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又不屑于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唯独在物质上慷慨提供，恣其享用。这不是真爱，而是“溺爱”。何谓“真爱”？毛泽东主席为后人做出了光辉榜样。想当年，他不仅亲送爱子到朝鲜前线参战，直至晚年还呼吁领导干部要认真阅读两千年前的《触龙说赵太后》9。“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只有投身社会，刻苦磨练，才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光明大道。舍“真爱”而“溺爱”，如此之“爱”，怎一个“怕”字了得。长此以往，岂不危哉！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经历20多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我们的头脑已经变得更加务实、更加清醒。端正苦难观，理性把握艰难困苦的内涵，树立忧患意识，大有必要。将这种积极向上的思想用之于个人，用之于事业，用之于社会，用之于国家和民族，岂止是需要，实在是势在必行。

注释

1

1《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

2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

3 《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

5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

6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8邓小平《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9陈晋等《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