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手小毒妃新浪txt下载:1962年最高法院院长谈潘汉年案：谁救得了岳飞？

1962年最高法院院长谈潘汉年案：谁救得了岳飞？

　　核心提示：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9期 作者：口述/彭树华 主笔/李菁 原题为：口述：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1975年5月，潘汉年从秦城监狱转到湖南，与先期到达的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湘东南茶陵的洣江茶场，继续劳动改造。1976年10月，潘汉年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欣喜若狂。可是1976年12月26日这一天，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84周年，《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这篇文章彻底击垮了潘汉年。

　　1977年3月，经请示公安部批准，潘汉年化名“萧叔安”住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月14日傍晚，71岁的潘汉年与世长辞。去世前，董慧获准来到病室，潘汉年睁大眼睛看着董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潘汉年死后，做了遗体解剖，发现他肝部已烂成了豆腐渣。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长沙金盆岭墓地，墓碑写着“萧叔安之墓”。

　　1979年，61岁的董慧也离开人世。董慧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人家，为了追求革命理想来到延安，1940年与潘汉年结婚，而且利用父亲的银行家背景帮助中共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董慧被捕后，潘汉年曾说她是“最冤枉的”。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董慧从未离开过潘汉年，想来令人叹息。因为潘汉年与董慧夫妇生前无子女，身后无亲人，裁定书除了送给中央有关部门外，已无处送达。

　　潘汉年被平反后，虽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扬帆最终也被平反。

　　众所周知，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所以此案的很多疑问，我们现在也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潘汉年案发生在1955年3月全党代表会议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期间。在讨论中，很多干部做自我批评，交代与“高饶”相关的一些问题。潘汉年想起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事，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报告，想借此机会把事情的经过向党说清楚。因为陈毅是华东组的组长，潘汉年先找陈毅谈了相关情况，随即写了一个材料，委托陈毅交给党中央、毛主席。陈毅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便到中南海直接将材料给了毛主席。

　　潘汉年被捕后，作为和他交往最长、关系最深、接触最多的人，周恩来总理对此案非常关切。原中联部部长罗青长多年后写了一篇《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的回忆文章，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罗青长回忆，“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最终周恩来、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

　　李克农在报告里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请中央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是这份报告并未有引起中央的重视。而这份报告，当时也不可能附在案卷里，我们在秦城审阅案卷时，甚至在给潘汉年平反之后，都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份这样的材料。

　　当时不少冤假错案，都是像潘汉年案一样，有关部门为了保密，不将有关证据材料附卷移送到法院审核，以致错判。所以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实施后，明确规定：凡是向法院起诉的案件，认定有罪与无罪的证据材料，都要如实附卷，移送法院，否则法院不予受理。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因为它可能会触犯了一些兄弟部门，它们往往以保密为名，不给我们提供相关材料。以潘汉年案为例，如果早看到潘汉年与中央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往来的电报，事实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总理虽然对潘汉年案很关心，让李克农写报告，但最后在给潘汉年定罪的判决书上，他还是签了字。

　　不尽思考

　　潘汉年被平反以后，社会反响特别大。这么多年来，关于潘汉年的文章、书籍甚至电视剧层出不穷。“潘案”也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热点。有的人说潘汉年案是某人一手炮制的，有的人说是那个人罗织的，口诛笔伐，受指责的人很多。最高人民法院也没少挨骂。作为当年潘汉年案的审判人员，我们也一直有一种负罪感。

　　1996年，我去北京医院探望生病住院的曾汉周，正好碰上了高法的老副院长王怀安。那时候正在播《潘汉年》的电视剧，我们也谈到了潘汉年案的问题。王老长叹后说了一句：“你们当时怎么判得下去！”

　　王老的话，让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曾汉周无奈地说：“我们是奉命办案，没有办法。潘汉年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我不知深浅地说了句：“周总理都救不了潘汉年，又有谁救得了？”王老是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任命的由沈钧儒等17人组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是1979年返回司法部工作的，没有亲身经历，感受也不深。所以我们就谈了当年审判前后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这时在一旁的曾汉周夫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不写出来，将来还有谁知道，谁能说得清楚？”大家听了之后，都陷入沉默，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此后，曾汉周多次和我谈起潘汉年案。他说：“潘汉年案的错判，教训太深刻了。你应该把它写下来，让外界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也对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丁汾的思想负担更重，她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半生从事审判工作，一向谨慎，最怕判错案子，冤枉好人。这辈子记不清办了多少案件，扪心自问还是个称职的审判员，唯独潘汉年案做了违心的审判，一世清明，毁于潘汉年一案，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她和曾汉周都觉得，我们当年是亲身经历者，有责任把问题说清楚。但他们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力不从心，所以寄希望于我。丁汾病危期间，还念念不忘此事，她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潘汉年案的审判真相写出来，让世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如今，他们俩都已经不在人世，我想我更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心愿。人治司法制度的危害，是我们从潘汉年案得出的基本教训，而结束人治，真正实现法治，是我们法律人矢志追求的目标。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