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卵管造影术怎么做:聂作平：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2)

　　其四，将山林和湖泊收归国有。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扩大国有资本，还在于商鞅认为，依靠山林和湖泊谋生的猎人、药农和渔民，也是不务正业的被打击对象。--他们没有被绑在土地上，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政府不方便管理。

　　要言之，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农民，另一种是战士，而农民和战士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前提是如果祖国需要的话。此外，农民和战士都必须愚昧无知，这样才能被政府充满谎言的一张布告就弄得热血沸腾；农民和战士还必须是卑贱的和贫穷的，这样政府才能用爵位和财物之类的小恩惠，吊起他们的胃口，他们才会随时为了博得这些东西而不惜举报一口井里喝了几十年水的老邻居、老朋友，或是在战场上像一头嗜血的恶狼，为了秦国的利益而充当炮灰，事后还自以为浑身都是血染的风采。商鞅相信，只有这样的变法，才能使秦国出现两种他需要的局面：其一：“君主掌握了治理民众的关键原则，那么民众就会不等君王赏赐就觉得君王可亲可敬；不等君王封爵加禄，民众便听从命令；不等君主使用刑罚，民众就争相为君主去送死。”(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其一：“老百姓听说要打仗，欢喜得像饿狼看到肉。为了打仗，父亲送儿子，哥哥送弟弟，老婆送丈夫，欢天喜地上战场。都说，你丫要是没砍下敌人的脑袋，就不要活着回来见我。”(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日：不得，无反。)

　　四

　　商鞅的这些新法，可能会令今天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们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当然，商鞅的另一些措施，从今天的视角看，也是进步的和积极的，比如“平斗斛权衡丈尺”，就是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热身。“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则是后来郡县制的雏形。但分析商鞅的绝大多数改革政策，秦国民众无疑就是这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处于被盘剥与被侮辱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改革应该是行不通的，但非常奇怪的是，商鞅的改革居然很快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按太史公的说法，那就是，当商鞅的改革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秦国民众对新法非常满意，路上没有人捡东西，山里没有强盗，家家都丰衣足食。民众为国打仗很英勇，喝酒闹事打群架却很胆小，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大治(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把民众置于与国家对立地位，志在愚民辱民弱民的改革，怎么看怎么别扭，可它居然成功了，天底下的事难道真的可以如此倒行逆施吗？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的改革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帝道、王道的理想境界，秦孝公等不及，因而必须用简单的、易于操作的、见效快的办法，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抓农业，等于让国家经济有了保障；抓军事，这是那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年代里，最硬的硬道理。商鞅变法和历史上的其他多次变法一样，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通过改革，让原来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失利，让原来的一部分什么也没有的草根，得到些蝇头小利。商鞅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军功的贵族，一律废除名位，而普通民众，只要战场上杀人够多，也可以授予爵位。这就意味着改革是在为秦国社会重新洗牌，重新洗牌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也会获得为数众多的支持。毕竟任何一个社会，处于草根的底层总是占绝大多数。每五人设一屯长，每一百人设一将。打仗时，百将和屯长如果没斩获敌人的首级，统统处死。如果斩获首级三十三颗，就算达标，百将和屯长可晋爵一级。在围攻敌方城市时，斩获首级八千颗以上，就算达标；在野战中斩获首级两千颗以上，也算及格，各级将领都可得到奖赏。这支依靠爵位来拉动和刺激的军队，其嗜血癫狂显然不是东方诸侯所能抵挡得住的。文明败给了野蛮，是因为野蛮可以藐视一切人间道德。

　　但是，商鞅的改革措施，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富强，但如果把它作为长期国策，则注定将把这个国家引向灾难。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要想暂时挽救他的生命，可以用猛药；然而长期用猛药，就不但不能治病，反而终将害命。--秦始皇时代，秦国施行的仍然是商鞅当年的基本国策，它使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却没能使秦朝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怪圈。究其因，就是商鞅变法这剂药过于生猛，一个正常国家，不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猛药。

　　五

　　商鞅的改革，一开始便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贵族们的反对，虽然大抵是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但商鞅改革对民众的伤害，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过，由于得到了秦孝公始终如一的力挺，商鞅变法也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行。其间，商鞅为了给反对派一点颜色看看，非常严厉地处罚了带头起哄的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他们一个被处以割掉鼻子的劓刑，一个被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对这两个优雅的老贵族来说，这种令他们颜面扫地的处罚，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当然，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太史公对商鞅的评价是“天资刻薄人”，“少恩”。究其实质，商鞅和他的老板秦孝公都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理想中的大国崛起，无论执行怎样难以理喻的政策，无论秦国民众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都是在所不惜的。

　　商鞅讨魏之战，就证明了这种弥漫于整个秦国的利欲熏心。公元前340年，经过多年改革的秦国已今非昔比，决意和老对手魏国决一雌雄。是年，正值魏国与齐国交战而魏国战败之际，商鞅看到了这个好机会，向秦孝公提出伐魏，并自任统帅。

　　魏国方面的统帅是公子卬，商鞅当年在公叔痤手下打工时，和公子卬还有不错的交情，算得上老朋友了。于是乎，商鞅想到了如何利用当年的友谊。他给公子卬写了封信，在信里很真诚地说起当年，又说如今带兵攻魏，乃是迫不得已，他希望公子卬前来一叙，双方好说好散，千万别打。这个公子卬要么是个缺心眼儿的老实人，要么就是过于相信友谊，从来没有真正认清过商鞅这个老朋友。当公子卬一脚踏进秦军军营，立即被逮捕。随即，商鞅发动了对魏军的进攻，失去主帅的魏军无法抵挡这支志在砍下更多人头的魔鬼般的军队。战后，魏国被迫把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避秦锋芒，魏国不得不迁都大梁。

　　这一战，秦国取得了蓄谋已久的胜利，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尽管春秋无义战，但商鞅这种不讲信用的做法，仍然被天下人诟病。同样是秦国政府，改革之初为了表示自己的诚信，曾经上演过五十金搬根木头的政治秀，此时为了击败魏军，政府首相却不惜在天下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欺诈本性。与其说这是内外有别，不如说这个政府的本质就是：诚信也好，欺诈也罢，都不过是他们手里可资利用的两张牌而已。

　　最高兴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商鞅，另一个是秦孝公。商鞅通过对魏战争，用铁的事实证明他已经通过变法，使秦国跑步进入了一流军事大国的行列。为此，秦孝公重奖商鞅，不仅亲自出城郊迎，还把於和商地区的十五个邑封给他，尊其号为商君。从那以后，卫鞅或者公孙鞅这个名字，就被商鞅代替。

　　至此，商鞅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及的巅峰，他本人也成为秦国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大人物是容易自我膨胀的，更何况商鞅把秦国大变活人似的鼓捣成了一个大国，他更有自我膨胀的充足理由。变法之初，商鞅为了让他的新政得以推行，对太子的老师毫不留情。当时，还有一些普通贵族和平民，也对变法说三道四，商鞅同样采取了从重从快的处置方式，其中一次处死的反对派就多达数百人。正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商鞅的改革得以推行。民众初时觉得变法不是个好东西，但只要不是马上被抓去杀头的痛苦，杂草般的民众总是能够默默承受的。更何况，几乎所有民众身上，都潜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在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歹徒劫持银行职员案，在经过一百三十多个小时的周旋后，人质获救。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被害者竟然对歹徒心存感激，站在歹徒的立场上说话。研究者把这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的产生往往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纵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从这一意义上讲，商鞅正是把全体秦国民众当作了自己变法的人质。

　　很荒谬的是，对反对变法者，商鞅无情打击；对为变法唱赞歌者，商鞅同样也不放过：有些原本说过变法坏话的人，大约是从变法中得到了好处，于是转而歌颂变法。商鞅没有像常人想象的那样，对此感到高兴，甚或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现身说法。他的处置是“尽迁之于边城”，也就是把他们全都下放到偏远地区。商鞅的理由是：“此皆乱化之民也。”对国家政策，民众既不能反对，也不能赞美，这种奇怪要求的本质就是政府不希望民众对国家政策说三道四，你们只能像机器一样，不打折扣地认真执行。你们反对或支持，都表明你们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在大多数时代，独立思考都是一件令统治者睡不着觉的事。

　　六

　　商鞅变法，神奇地使秦国强大得令诸侯望而生畏，最终也成功地统一了天下。但是，大国的崛起不仅没有改善秦国的国际形象，反而使其更加糟糕。商鞅变法前，秦国因偏僻闭塞、文化落后而被东方诸侯看做夷狄之邦，而商鞅变法后，夷狄之邦的轻看外，更加上了贪利忘义、不讲诚信、暴戾凶残的骂名。就像太史公在伟大的《史记》中记载的魏国公子无忌对魏王所讲的那样：“秦国和戎、翟等野蛮民族同风同俗，而怀有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心；它贪婪暴戾，见利忘义，蔑视人世间的道德准则。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是亲戚兄弟也六亲不认，所作所为，简直如同禽兽一样。这已经是天下人的共识了。”(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

　　但商鞅和他的老板秦孝公没看到也不在乎天下人的共识，他们完全沉浸在大国崛起的喜悦当中。只要秦国民众都一心一意地从事农业和打仗，那么国库里就会有充足的粮食，战场上也随时能派出如狼似虎的军队，蚕食、吞并其他诸侯就如探囊取物一般。至于国际形象、民间舆论、人民幸福，那些都是浮云一样虚无缥缈的东西，圣明的君主和能干的首相根本不值得去关注。

　　俗话说，月盈则亏，精满则溢。就在商鞅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客人叫赵良。赵良和商鞅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对此，太史公用占了《商君列传》足有l／3的篇幅来详细记录，可见，在太史公心目中，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次谈话。

　　谈话伊始，商鞅表示愿意和赵良交朋友，但赵良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大良造)的友好提议，明确予以拒绝。商鞅怀疑赵良对他治秦的丰功伟绩不予认同，很得意地总结了他变法的几大功劳，并问赵良，我和五羖大夫相比，哪个更贤能？--五羖大夫就是秦穆公时的贤臣百里奚，辅佐秦穆公跻身于春秋五霸行列。赵良看来是个直肠子，不怕犯颜罹祸，他对商鞅长篇大论地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太史公很生动地写在《史记》里，翻译成白话，意思大概是这样：

　　五羖大夫原本是楚国的乡下人，听说秦穆公贤明，特意跑来投奔。但因缺少路费，只得给秦国客商打工，穿着破衣喂牛。过了好些年，穆公听说有这么个人，于是把他从牛棚里请出来，予以重任，当时秦国民众都不相信他真的有能力。但他治理了秦国七年，秦国就强大到打败郑国。三次俘虏晋国国君，还解了楚国一次大围。由于五羖大夫的德政，巴人前来朝贡，八个戎国也臣服。由余听说他的贤明，主动前来投奔。五毂大夫治理秦国时，再累也不坐车，再热也不打伞。在国内视察工作时，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决不要武装警卫。他治理秦国的成就，丰盈的国库可以作证；他施行的仁德，后世永远铭记在心。五羖大夫去世时。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连小孩子也因悲哀而不再唱歌，舂米的人伤心得拿不动木杵。这都是五羖大夫感天动地的德政啊。后来你晋见秦王，走的是秦王的嬖臣景监的路子，这是很拿不上台面的事。你治理秦国，不关心民生，只顾修建楼堂管所，这些都算不走正路。你为了打击政敌，把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字，随意用严刑峻法伤害老百姓，你这不是执法严明，而是在给自己积蓄祸端。传统道德对老百姓的潜移默化，要远远超过政府的法令；老百姓对清白正直官员的效仿，也要强过政府的三令五申，但现在你却排斥传统道德，用旁门左道的东西来约束百姓，这不是教化民众的法子呀。你被封为商君，位高权重，动不动就把秦国贵族投进监狱。《诗经》上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经》的观点看，你这种做法，注定你很可能不得好死。公子虔被你割了鼻子，已经杜门谢客八年了，你不但不反思，反而又杀了祝懽，还对公孙贾处以黥刑。《诗经》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这种做法，非常不得人心啊。你每次出行，后面都跟着几十辆车子，里面都是全副武装的甲士，和你同车做你的贴身保镖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大力士，手持长矛的步兵跟着你的车亦步亦趋。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一样，你就坚决不出懽门。《尚书》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现在的危险处境，就像早晨的露珠，随时都可能被太阳晒干一样，你难道还想得到善终吗？依我看，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十五座封邑还给国家，隐居到乡下去种菜自食。你还应该劝劝秦王，做好几件重要事情：任用那些被埋没的有才之士，抚恤那些无依无靠的孤老孤儿，敬爱长辈，善待功臣，尊重有道德的高士。如果这样的话，你可能会稍微安全一些。你想想自己的处境，难道还要贪恋封地的富有，贪恋掌握秦国的话语权，以此来激化老百姓对你的怨恨吗？一旦秦王百年之后，秦国人民难道真的会原谅你，不把你投进监狱吗？我看那个日子离现在已经不远了。

　　赵良一席话，说得有理有据，一点也没给商鞅留面子。但是，正处于顺风顺水中的人是听不进劝告的，更何况商鞅变法之初就向秦孝公引用过郭偃的话表示自己的决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要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就不要听其他人聒噪。

　　七

　　赵良的聒噪果然没引起商鞅的重视，至多只是当时有些不快。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赵良所预言的秦孝公的死，很快就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享年43岁。据说，秦孝公在临终前曾打算把王位传给商鞅，但商鞅拒绝了。这是一种可疑的说法，毕竟最权威的《史记·商君列传》中对此并无只言片语。秦孝公死后，其子公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可能以为，秦孝公的死。固然是极大损失，但自己既然成功地让秦国这个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大国，况且还大权在握，新主子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没以商鞅的想法为转移，他很快就遭遇了赵良所说的清算。

　　太子的两个老师，早年因反对商鞅变法而被商鞅杀鸡骇猴，等到太子继位，他们终于熬出头了。第一件事，就是报复商鞅：公子虔和公孙贾联名举报商鞅，宣称他谋反。秦惠文王立即认同了这种说法，并派兵抓捕商鞅。

　　商鞅尽管贵为拥有十五个封邑的商君，但在他自己悉心制订的严苛的秦国法律面前，也只能仓皇出逃。商鞅的出逃堪称黑色幽默：在逃亡途中，商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馆。--他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条就是废除旅馆，这家还在营业的，估计是经过政府特许的。旅馆服务员不认识商鞅，要求商鞅出示身份证--那时候叫做验。但如同丧家犬的商鞅压根儿就没把验带在身上。服务员于是非常严肃非常正确地警告商鞅：按照商君制订的法律，如果接纳没有身份证的客人住宿，我就要负连带责任。商鞅听罢，仰天长叹：没想到新法的弊病，竟然把我弄到这般田地呀。后来有个成语叫“作法自毙”，就源自于此。

　　商鞅逃出都城后，向东边一路狂奔，想去投奔他曾经服务过的魏国。但是，魏国人鄙薄他以友情为陷阱的可耻行径，拒绝他政治避难。他又向魏国提出，只需借道魏国前往他国。但魏国仍然不答应，坚持认为这个曾带兵攻魏的家伙，乃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公敌。商鞅无奈，只得逃到他的封地，组织手下门客造反，--这反倒坐实了公子虔等人的指控。这支仓促之际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当然抵挡不过每战必须砍下额定人头数的秦国政府军。商鞅束手就擒。

　　商鞅遭到了最为惨烈的处罚--车裂。所谓车裂，就是用绳子套住商鞅的四肢及头部，绳子的另一端，各系在一辆马车上。行刑时，五辆方向不同的马车同时向前冲，商鞅也就被巨大的力量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几大块。至于完全无辜的商鞅的家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一人犯法，全家抵罪。这条法令，也是商鞅亲手制订的。

　　商鞅曾经信心满满地自认是秦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使得这个西部边陲的弱国，摇身一变为头号强国。但是，对商鞅的惨死，秦国人民的反应是：不怜。--虽然没有拍手称快，至少还有幸灾乐祸和冷眼旁观的成分。

　　以现代政治伦理来说，政府的所有举措，激进改革也好，保守维持也罢，第一要义都是要让人民富强。但商鞅的改革与此完全相反，它要的是国家富强；并且，仅仅国家富强还不够，还必须人民贫困、弱势。这样的人民，君王奴役他们的成本才会降到最低。也就是说，商鞅的改革内核就是损民众以富国家，弱民众以强政府，辱民众以尊君王。在秦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隐藏的是无数民众痛苦的跟泪与无望的呼号。是故，虽然改革也曾让一部分民众尝到过一丁点儿小甜头，--比如通过杀敌而得到爵位，比如围观昔年高高在上的贵族和知识分子颜面扫地。但是，与这些小甜头相比，民众更多的是承受痛苦。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把全国人民变成会说话的工具．来达到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独裁的目的。因此，尽管商鞅表面上给了泰国民众一个强大的、令其他国家闻风丧胆的祖国，但秦国民众却对他的横死没有丝毫怜悯。这说明，一场以牺牲民众根本利益，把每个民众都变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得到民众的拥护。对秦国民众来说，这个国家再强大，再怎么所向披靡，它又与我有什么鸟关系？

　　秦国后来的另一个铁腕政治家李斯的同学韩非子说：商鞅死，秦法未败。的确，商鞅本人虽惨死，但他当年制订的新法还在秦国沿袭，并直接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其实。商鞅的新法不仅在秦国不灭，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也随时可以见到商鞅的影子。--虽然具体的法令条款不同，但商鞅总结出来的愚民、辱民和穷民的改革精神却阴魂不散。毕竟．对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施行商鞅式的变法都是一种极大的诱惑。由于意识形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被告知，变法总是好的，就像改革总是积极的，而保守总是落后的一样。其实，有时候，改革并不见得就是进步的；相反，甚至是历史的巨大退步。衡量一场改革进步与否，其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能否为民众带来欢乐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