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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有制的所有者到位 ——耀邦同志对改革事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四 胡德平 2011年05月16日14:16 来源：《学习时报》 让公有制的所有者到位--中国共产党新闻 
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耀邦同志的思想方法是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联系起来，统筹思考的。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也是他1969年向毛主席进言万言书观点的继续和发展。当他看到农村中的农业问题由于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亿万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短短几年就基本上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穿温饱问题，这使他对城市工业领域的改革也受到莫大启示，他认为农村农业改革的实践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工业。尽管两者有许多产业、技术上的种种不同，但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在加强生产方面的管理、经营责任制上，都应是完全相同的。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明了这一点：工商业同农业有很大不同，但是实行经济责任制，包括对一部分国营企业实行盈亏责任制，同样有利于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推动生产的发展。
4个月后，耀邦同志出席了“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讲话对十二大报告讲到的经济责任制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延伸，他说：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勇敢地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责任制的实验。这种经营责任制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做法……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责任制。（《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828页）
在工商企业中推行责任制，是否把企业甚至把国营企业降到农村水平，岂不太土了吗？耀邦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尖锐问题，首先应当回答这个疑问——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为何不能充分发挥它的应有活力，而我国农村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只是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其活力就如火山爆发一样，产生了巨大能量呢？他认为实践证明问题不在所有制上，而在经营管理上，不管是在农村的社队，还是在城市企业责任制的实验上，其效果都应是一样的。因此耀邦同志在大会上，号召责任制还要在企业中广泛实践。他说：几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经营。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我们不敢改革，不敢创新。（《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828页）
这种实践又加深了耀邦同志对我国公有制深层次问题的认识。我认为他说的“先进的公有制”并不意味着他对我国现存公有制的全面肯定，这只是在理论层面上的肯定，实际上却并不如此。在“文革”期间，他就指出了公有制在我国实际生活中那种“全民皆无”，“全民皆困”的窘相。改革之初，在中宣部一次例会上，耀邦同志还激动地说过：什么全民所有制，是全民所无，全民所养。（《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 392页）
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说的承包制，本意是想解决企业的管理经营、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制问题，未曾想到却触动了国营企业中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所有者是谁，即耀邦同志说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对中央国企来说，它和全民企业应是一回事；集体在这里是指具体一个一个的国企；个人则是指国企中的职工。三者只有重合关系，而不应遗漏缺失任何一方。可以说三者都是央企的所有者，都在不同意义、不同层面上居于股东的地位。承包制则是集体即具体的国企，个人即国企中的全体员工，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全员承包。这种承包首先是利润的承包。如果盈利，在耀邦同志看来，应是国家即全民得“大头”，集体即企业得“小头”，个人即职工得“零头”。随着改革措施“利改税”的实行，国家对企业的利益关系就演化成为税收关系，全民得利润的“大头”更加名正言顺了。企业集体得利润的“小头”，也就是国企有了自我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这在计划经济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广大职工得利润的“零头”，其工资、福利之外的红利收入开始出现了。这种改革方法，体现了利润归所有者所有的原则，承包制承包的是企业的经营权、管理权、使用权。这些复杂具体的经济改革难点逐渐在耀邦同志的头脑中明晰。实践推动了他对所有制及派生权益的再认识。我认为那时大型地方国企北京首都钢铁公司，中小型国企石家庄造纸厂，都是全员承包，都体现了国家、企业、职工的三者利益，都明显突出了所有者到位的改革思路，是企业承包制试点的一时之选。
国内外均有一种看法，认为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无法进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等权益的分离，因为它们都是“拟制人”。既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统分经营方式在农村“拟制人”中已获成功，那么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为何就那么悲观呢？1984年10月20日，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我国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改革取向，并明确说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
这种承包方式的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全民作为其所有者无法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到位，但企业的土地、设备、资产是全民所有，企业体现全民所有的性质，又在利润的分配中得到体现。至于一些承包企业，包赢不包亏，令人头痛；再如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拼设备，浪费资源，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也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可怕，是可以及时纠正的。这只能说明，国企中的干部、职工的主人翁态度并不如过去报纸上宣传的那么理想，而承包制的推行对主人翁意识的提高和所有者的复位也是一种渐进过程。
对于这些说一千道一万的弊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真正做到国企由企业成员实行全员承包，通过企业的利润划分，让所有者在物质利益的分享上真正到位。而它的流产，就是没有任何体制、机制渠道使所有者到位，而一味突出强调企业管理者的经营权、法人财产权，甚至管理层还要收购央企股份，那就太危险了。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国企的经营权凌驾于所有权之上，就会导致国企收益的集团化、私有化和国企成本的社会化，不是没有道理的。耀邦同志在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突出强调“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的，因为这种责任制是农户家庭承担生产成本的。而国企改革则又有不同，国企的所有者到位，至今也未能很好解决。我国有盈利的央企从2007年开始才向国家上缴利润，最高份额为5%，今年则将上缴利润最高档提至15%，后面三档更低。从中可知全民从未得过大头，不少学者不断呼吁针对全民所有制的国企设立“国民权益基金”，决不是荒唐之言。不强调国企的所有者到位，国企改革只能和民众疏远，设立任何监督机构都不是从源头、从企业内部体制上解决问题。
耀邦同志对国企改革的观点，本是一个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他热切希望我国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参加、领导改革。他认为这种承包制的国企改革，还必将引起工资、物价、税制和流通等方面的改革，那么各级政府该做什么工作呢？耀邦同志认为：应该是要多做：全局性的规划工作；思想和政策的指导工作；经济立法工作；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经济信息的传播工作；以及深入的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先进典型的推广工作。（《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829页）
从一个微观经济的企业问题，经过耀邦同志一番研究，变为一个宏观经济的改革问题；对全民所有制问题，耀邦同志从“全民皆无”的感性认识，发展到所有者归位的原点。这都是耀邦同志在改革实践中认识、再认识的思想成果。 （责任编辑：程宏毅）
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耀邦同志的思想方法是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联系起来，统筹思考的。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也是他1969年向毛主席进言万言书观点的继续和发展。当他看到农村中的农业问题由于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亿万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短短几年就基本上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穿温饱问题，这使他对城市工业领域的改革也受到莫大启示，他认为农村农业改革的实践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工业。尽管两者有许多产业、技术上的种种不同，但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在加强生产方面的管理、经营责任制上，都应是完全相同的。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明了这一点：工商业同农业有很大不同，但是实行经济责任制，包括对一部分国营企业实行盈亏责任制，同样有利于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推动生产的发展。
4个月后，耀邦同志出席了“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讲话对十二大报告讲到的经济责任制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延伸，他说：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勇敢地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责任制的实验。这种经营责任制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做法……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责任制。（《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828页）
在工商企业中推行责任制，是否把企业甚至把国营企业降到农村水平，岂不太土了吗？耀邦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尖锐问题，首先应当回答这个疑问——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为何不能充分发挥它的应有活力，而我国农村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只是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其活力就如火山爆发一样，产生了巨大能量呢？他认为实践证明问题不在所有制上，而在经营管理上，不管是在农村的社队，还是在城市企业责任制的实验上，其效果都应是一样的。因此耀邦同志在大会上，号召责任制还要在企业中广泛实践。他说：几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经营。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我们不敢改革，不敢创新。（《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828页）
这种实践又加深了耀邦同志对我国公有制深层次问题的认识。我认为他说的“先进的公有制”并不意味着他对我国现存公有制的全面肯定，这只是在理论层面上的肯定，实际上却并不如此。在“文革”期间，他就指出了公有制在我国实际生活中那种“全民皆无”，“全民皆困”的窘相。改革之初，在中宣部一次例会上，耀邦同志还激动地说过：什么全民所有制，是全民所无，全民所养。（《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 392页）
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说的承包制，本意是想解决企业的管理经营、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制问题，未曾想到却触动了国营企业中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所有者是谁，即耀邦同志说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对中央国企来说，它和全民企业应是一回事；集体在这里是指具体一个一个的国企；个人则是指国企中的职工。三者只有重合关系，而不应遗漏缺失任何一方。可以说三者都是央企的所有者，都在不同意义、不同层面上居于股东的地位。承包制则是集体即具体的国企，个人即国企中的全体员工，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全员承包。这种承包首先是利润的承包。如果盈利，在耀邦同志看来，应是国家即全民得“大头”，集体即企业得“小头”，个人即职工得“零头”。随着改革措施“利改税”的实行，国家对企业的利益关系就演化成为税收关系，全民得利润的“大头”更加名正言顺了。企业集体得利润的“小头”，也就是国企有了自我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这在计划经济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广大职工得利润的“零头”，其工资、福利之外的红利收入开始出现了。这种改革方法，体现了利润归所有者所有的原则，承包制承包的是企业的经营权、管理权、使用权。这些复杂具体的经济改革难点逐渐在耀邦同志的头脑中明晰。实践推动了他对所有制及派生权益的再认识。我认为那时大型地方国企北京首都钢铁公司，中小型国企石家庄造纸厂，都是全员承包，都体现了国家、企业、职工的三者利益，都明显突出了所有者到位的改革思路，是企业承包制试点的一时之选。
国内外均有一种看法，认为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无法进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等权益的分离，因为它们都是“拟制人”。既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统分经营方式在农村“拟制人”中已获成功，那么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为何就那么悲观呢？1984年10月20日，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我国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改革取向，并明确说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
这种承包方式的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全民作为其所有者无法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到位，但企业的土地、设备、资产是全民所有，企业体现全民所有的性质，又在利润的分配中得到体现。至于一些承包企业，包赢不包亏，令人头痛；再如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拼设备，浪费资源，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也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可怕，是可以及时纠正的。这只能说明，国企中的干部、职工的主人翁态度并不如过去报纸上宣传的那么理想，而承包制的推行对主人翁意识的提高和所有者的复位也是一种渐进过程。
对于这些说一千道一万的弊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真正做到国企由企业成员实行全员承包，通过企业的利润划分，让所有者在物质利益的分享上真正到位。而它的流产，就是没有任何体制、机制渠道使所有者到位，而一味突出强调企业管理者的经营权、法人财产权，甚至管理层还要收购央企股份，那就太危险了。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国企的经营权凌驾于所有权之上，就会导致国企收益的集团化、私有化和国企成本的社会化，不是没有道理的。耀邦同志在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突出强调“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的，因为这种责任制是农户家庭承担生产成本的。而国企改革则又有不同，国企的所有者到位，至今也未能很好解决。我国有盈利的央企从2007年开始才向国家上缴利润，最高份额为5%，今年则将上缴利润最高档提至15%，后面三档更低。从中可知全民从未得过大头，不少学者不断呼吁针对全民所有制的国企设立“国民权益基金”，决不是荒唐之言。不强调国企的所有者到位，国企改革只能和民众疏远，设立任何监督机构都不是从源头、从企业内部体制上解决问题。
耀邦同志对国企改革的观点，本是一个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他热切希望我国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参加、领导改革。他认为这种承包制的国企改革，还必将引起工资、物价、税制和流通等方面的改革，那么各级政府该做什么工作呢？耀邦同志认为：应该是要多做：全局性的规划工作；思想和政策的指导工作；经济立法工作；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经济信息的传播工作；以及深入的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先进典型的推广工作。（《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829页）
从一个微观经济的企业问题，经过耀邦同志一番研究，变为一个宏观经济的改革问题；对全民所有制问题，耀邦同志从“全民皆无”的感性认识，发展到所有者归位的原点。这都是耀邦同志在改革实践中认识、再认识的思想成果。 （责任编辑：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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