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辐射4 官方mod管理器: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5:55:30
什么是家庭教育
讲到家庭教育，听起来是很普通的名辞。任何一对父母，有了子女，由婴儿至孩提，由儿童到青年，谁又不施管教？古今中 外，哪个孩子又没有受过家庭教育呢？除非少数的例外，属于不幸者的遭遇，那就另当别论。因此，所讲家庭教育，岂非极普通而不成问题的问题吗？然而，如何是 家庭教育的标准？家庭教育应该要怎样做？哪些父母才有资格担任家庭教育的主角？这等于说：凡是学校，都有老师，可是哪种人才有为人师表的资格？谁又是真正 的好老师呢？所以当父母或家长的人，他自己本身的家庭教育，和他所受的其他教育，是否都够水准而无差错呢？这些都是决定家庭教育的先决条件。倘使讲家庭教 育而忽略了这些问题，或者把问题青少年的过错随随便便，一概归咎于家庭教育，这就真成为家庭教育思想的问题了。
中国文化中家庭教育的论著
依照中国人一般通俗的观念来讲，大体上都认为我国的家庭教育，是最完善、最悠久的伦理教育。历史悠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否最完善，那是多方面的问 题，不能泛泛而论。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家庭教育，列有明训的，最早莫过于《礼记》。我总希望自己的国人、自己的民族，都能先行深切了解自己的文化。至少， 也须人人一读《礼记》的重要部分，所以在此不再详引。但是依照古礼——也可以说是古代的文化制度，童子六岁入小学，先从“洒扫应对”开始学习。以现代语来 讲，便是先从生活的劳动教育入手，以养成清洁整齐的习惯；然后施以待人接物的礼貌教育，这便是所讲“应对”的内涵。换言之，古礼的六岁入小学，先从“洒扫 应对”开始。它的教育精神，是注重在人格的培养，和礼仪的规范，并非先以知识的灌输为教育的前提。所以在《论语》中记载孔子的教育，也说“弟子入则孝，出 则弟，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透过这个主要的中心思想，便可想而知中国古代，对于“洒扫应对”的儿童教育，也是在入学后开始。难道六岁以 前，在家庭方面，便没有教过“洒扫应对”的事吗？事实不然，所谓“洒扫应对”的教育，当一个儿童在家庭中受到父母家人身教的薰陶，早已“耳濡目染”，所谓 不教而教，教在其中已矣。六岁开始入学，除了注重儿童的生活教育，和礼仪教育的基础以外，便以知识和技能的养成为前提，那便是：礼、乐、射、御、书、数等 有关文事武功的“六艺”。到了十八岁入大学，才实施立身处世的成人教育。所谓“学而优则仕”，便是指这个青年阶段前后的教育而言。总之，中国古代的家庭教 育，让我们重复地说一句：除了《礼记》上所列举有关的记载以外，并无别的专书。
汉、魏以后，对于家庭教育，逐渐出现了专书。但是 严格地说一句，那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皇皇大著，并不见得是为教育的理想而立论，而且更不是由教育哲学的基础而出发。那些著作大体上还是受到秦、汉以后门第观 念的影响而作。例如汉、魏之间班昭的《女诫》、隋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而且它是成人的伦理思想教育，并非绝对可作为儿童家庭教育的范本。宋、元以 后，理学家的儒者们，渗入佛、道二教因果报应的观念，散见于个人学案中有关家庭教育的思想，更为普遍。自元代儒者郭居敬选定了《二十四孝图说》以后，到了 明代理学家朱柏庐所作《治家格言》，便更普遍地被认为是儿童教育的读物。而原属于道教教义的《太上感应篇》，以及亦儒亦道亦佛的《阴骘文》、《功过格》， 也普遍流行为家喻户晓的家庭教育指南。清儒陈榕门所著《五种遗规》中的“教女”、“训俗”两种遗规，都可以说是儒、佛、道三家的有关家庭教育思想的汇流。 实际上，这些著作，大体都是伦理思想和人格养成的成人教育的范围。所以说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家庭教育的思想、理论、实施，是否真能称为最完善的，就须重新 磋切商量，不能空泛而骤下定论。
孝 和 爱
以孝道治天下的家庭教育
从中国历史文化来讲，自汉文帝、景帝以后，“以孝道治天下”的教育精神，便已逐渐奠定基础。而汉武帝时代选举制度兴起以后，社会风气更加注重品德。所谓 “贤、良、方、正”之士的选拔，促使政府与民间社会，自然而然注重家庭教育，以人格培养为其重心。到了魏文帝以后，竭力提倡孝道，由此使得历代帝王在政治 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形成了“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名训和准绳。然而“孝道”是宗法社会氏族中心的家庭教育的标准，它有时与国家观念或忠君思想，不能两全其 美。唐代以后，为求“忠孝”思想的统一，便将《孝经》和“大孝于天下”的精神调和贯串，而产生过去中国文化思想上的名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定训。
“以孝道治天下”绝对没有错，而且“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在近代三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孝道”却在历史政治上出现了正反两次 的巨变。这正如庄子所说：“一般人为了提防扒手与偷窃，一定把东西封锁起来，这是世俗人共通的知识。但是大盗们来了，便挑起箱子，抬走柜子，而唯恐你封锁 得不牢固，以致有所散失。”天下事有如此难料的变化，人心思想的邪正，有如此不定的反覆，如果不好学深思地深入文化哲学的堂奥，岂能深切了解一种文化思想 的利弊。
所谓“以孝道治天下”的正变，便是清兵入关以后，康熙运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谁能相信清兵入关，只以三部书就统治 了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呢！相传爱新觉罗氏入关前后，要满族子弟，只要熟读一部《三国演义》，便知兵法。到了康熙登位以后，在政治思想上，就采用“内用黄老， 外示儒术”的秘诀。他要满族的王公大臣，必须熟读《老子》。后来又提倡《孝经》，极力揭示“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训。把《孝经》配合他的“圣谕广训”，规 定在乡的秀才或族长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须讲解诵读以规训子弟。老实说，康熙把中国文化“孝道”的特征，深入到民间社会和家庭方面去，这是他的一大 德政，也是他奠定大清政权的一项最有效的措施。但相反地讲，他利用了“孝道”做为统治的权术，他用“孝道治天下”的办法，对付了关西大儒李二曲的不合作主 义；同时又采用汉代地方选举“贤、良、方、正”的办法，而开了“博学鸿词”的特科，网罗了反清的遗臣和志士，因此而使顾亭林等无所能为。试想：人人都须作 孝子顺孙，家家都要孙贤子孝，还有谁家的父母肯叫自己的子女去为反清复明而造反杀头呢？然而无论康熙“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措施是德政，或是权术的运用，此 举可说是“孝道”思想在近三百年来的正变。
东西文化的“爱”和“孝”
正变也罢，反变也罢，历史文化的演变，终归要成为过去的陈迹。但处在历史夹缝时代中的我们，内遭古今未有的巨变，外受西方思想风气的压力，仍然想要讲究“孝道”而谈家庭教育，恐怕未必能够尽遂人意。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并不须要过分急于全盘西化或半西化。事实上，一般的思想大体都已洋化。单从教育方面来讲，无论是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乃至社 会人心的观念，都以西方文化教育思想中“爱”的教育为重心。尽管有人作调和论者，独如运用八卦的“纳甲”方式，解释“爱”与孔子所说的“仁”是同样的意 义。但言“仁”者自论其“仁”，主张“爱”者还自讲其“爱”。“上帝爱世人”和“我爱你”、“父母爱子女”、“师长爱学生”，一片模糊，统统进入混淆不 清、“一以贯之”的笼统观念。其实，这许多“爱”的概念，各有各的范畴，各有各的内涵，各有各的心理作用。唯有真能知“仁”的智者，才可“知其方”矣。无 论在美国、在欧洲，父母对子女的“爱”的教育，自有他的文化思想的习惯和范围，并非一味的“溺爱”。他以“爱”为中心，培养后一代各自独立奋斗的精神。并 不像我们“拿到鸡毛当令箭”，因此而产生新式家庭教育，一味地变成“溺爱”和“乱爱”为能事。这是作为现代中国家庭主体的父母们，必须重新检讨的地方。
与此相对的，作为现代子女的中国青少年们，对于固有传统的“孝道”，必须了解它便是“爱”的延伸，和“爱”的反应。因为大家只从表面 去看西方的文化，只看见他们做父母的对子女尽心尽力地付出“爱”，并没有像中国人一样抱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心理和目的。所以他们的老年父母，老无 所归，“不亡以待尽”地伶仃彳亍以等死的情景，触目皆是。其实，这是西方文化制度和社会习惯上的最大漏洞，并非是西方人在根本的人性上就缺乏“孝”心、缺 乏“爱”父母之心。据我所知以及所接触到的欧、美人士，当然包括青年人，他们思念父母之情，绝不亚于东方的“孝”心。他们在谈话中，也时常流露出思归与惦 念父母家人的情怀。最近有一位法国学生，回国以后来信向我诉说，因为老年父母有意见，闹离婚，使他内心有无比的痛苦，他因此而生了严重的肠胃病。谁说在西 方文化的教育之下，便缺乏了“孝心”？只能说他们缺乏了“孝道”的具体精神和制度而已。
由此可知“孝”便是“爱”的延伸，也便是 “爱”的反应。诚然，过去有些孔家店的店员——后世的儒者们，错解“孝道”，强调“孝道”的理论，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认为是千古不移的定律。其实， 早在周、秦以前的思想，在《易经》的“蛊卦”中，便已隐约指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所以“蛊卦”的“爻辞”上，便有“干父之蛊”、“干母之蛊”的观念。 但做父母的，虽然被蛊惑而有不是的事，但在子女的立场来说，仍然需要以最大的“爱”心而为父母斡旋过错。所以孔子也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 违，劳而不怨。”但是后世以讹传讹，或语焉不详，便把“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观念，变成了铁定如律令的诫条。
同时做父母的，更要 了解中国文化的“孝道”思想，并非只是单面的要求，它是相互的情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必然的因果律。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道理，每句下面那个重复字，都是假借作为动词来读。用现代观念来说，就是：倘使父母不成其为父母，或父母没有尽到做父母之“爱”的责任，只是单方面要求子 女来尽“孝”，那也是不合理的。其余各句的观念，依此类推，同一道理，当然不必重复细说。
现在我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了传统观念 中家庭教育思想的概略，既不是否定以“孝道”作中心的家庭教育的价值，也不是接受从“爱”的教育出发的便是真理。现在我们所讲的目的，只是说明我们这一代 对于家庭思想，与家庭教育方式，大多数都处在东西文化交流撞激的夹缝里，正在新旧观念混淆不清的矛盾现象中发生偏差。尤其是一般新式家庭的父母，外受西方 文化生活方式的皮毛影响，对欧、美家庭教育方式一知半解的崇洋心理的作祟，于是将错就错地仿照那些外国电影，而将不中不西的洋盘思想，奉为金科玉律。但在 骨子里，又潜伏着传统文化思想的血液，“望子成龙”与“光耀门楣”的观念，并未完全抛却。于是便造成此时此地，在家庭教育方面，产生了问题儿童和问题青少 年的事件。结果，不是怨天，便是尤人。再不然，便埋怨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错误，自己好像置身事外，一无过错似的。其实，要讲我们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 题，就必须正本清源地从家庭教育的检讨开始，而不能将一切过错，都由我们后代的子女去负担。
旧八股与新八股
自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后，我们从他所修订的“六经”，和他的遗著中，仰窥三代，俯瞰现在，综罗上下三千年来教育之目的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纯粹为 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礼记》遗篇中的《大学》、《中庸》、《儒行》等，虽然敷陈衍义，但自东周以来，仍然不外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用现代语来说，便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势必先从心理和思想的基本修正着手，因此《大学》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等一系列程序的述说了。
我们从这个观念反观“六经”，归纳它的主旨便可强调地说：
《书经》的精神，是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人格教育的典范。由此再配合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便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是非、得失、进退、举措等有关历史哲学，与政治人格和政治行为的成败事例。
《易经》的精神，从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的观察而进入哲学的精微，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经》与《乐记》（因《乐经》已失，故只以《乐记》来说），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的教育。
《礼记》所包括《三礼》——《礼记》、《周礼》、《仪礼》的精神，则是汇集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大成，包含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学、艺术、人生等思想的体系。强调地说，它是后世奉为个人人格教育、政治人格教育等的典范。
但是这些观念，是从两汉以迄近代的儒家传统思想而立论。在历史的事实上，自春秋、战国迄于秦、汉之际，五百年间“六经”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春秋、战国 时代，“智、力、勇、辩”之士，竞相以“纵横捭阖”、兵谋、杂说、阴阳等学术，取悦人主而自求爵禄功名荣显于当世，并即以此为天经地义的要务。少数宗奉孔 子汇集的经书思想者，只有鲁、卫之间的儒生们，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依附于人君的喜悦而得其苟安的生活，否则，依然不能荣显当世而畅 怀于当时。因此，凄凉寂寞一生，自所难免。
秦汉以后读书与教育之目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 上，记载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的一句最有趣的名言：“乃公（天下）居马上而得之。”后世都把他引为笑谈，认为汉高祖没有受过读书的教育，因此而轻视知识分 子，骂儒生们为“竖儒”。事实上这个观念，早已种因于秦并六国以后，自秦始皇、李斯与儒生们（当时的儒生，是包括道家等各种知识分子的统称）彼此不能合 作，即造成学术思想的真空现象，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如此耻笑汉高祖的不学无术。同时，自汉初接受叔孙通等的制体（定制度）开始，所谓当时的儒生如叔孙通等 人，虽然依附汉高祖而攀龙附凤，等待引用，但对于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经义，并无高深造诣。大家只要研究《史记》、《汉书》中叔孙通等有关传记，便可明白他 们的思想和目的，也止于取悦人主，谋一身爵禄的荣显，并无什么传道授业的大志。他们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教育精神，以及孔子的学术思想，早已大相迳庭了。
汉初重视儒术，尊崇孔子，事实上是从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词赋、重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学并非纯粹的承接孔孟之学）、信任公孙 弘的形似儒家之学开始的。于是才有西汉的重儒尊孔，由此再演绎渐变，就形成东汉儒家“经学”思想的大成。汉儒之学，上面顶着孔子的帽子，内在借题发挥，糅 集道、墨、阴阳诸家之所长，外饰儒家为标榜，从此曲学阿世，大得其势，后世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间屡有变质，虽然或有以“词章、义 理、记闻”等为儒林学者的内涵；以“君道、师道、臣道”为儒家学问的本质。但不管如何说法，总之，必须要以功名爵禄，入仕用世为目的。孟子说过：“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此外，其余两种不孝之一，据汉儒赵岐的注解，便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换言之，读书除了作官以外，就不能谋生，既不能谋生养亲，当然 就罪莫大焉。这与现在“教育即生活”，生活以赚大钱为最有出息的新观念，除了形式与方法有不同以外，它的本质，究竟又有什么两样？
汉唐的“选举”、“考试”制度
自周、秦以后，读书受教育之目的，概略已如上述。而朝廷量才任用的方法，除了上古时代，因为教育尚未发达，以学问德行为选士入仕的成规以外，到了战国时 期，因为学术思想的勃兴，而诸侯各国，称王称霸，又需要起用有学术思想的人才，因此便造成战国末期六国“义士”储备人才的风气，自汉初统一天下以后，国家 安定，政治上了轨道，“义士”的风气没有了，但是有思想、有学识的人并不因为政治社会的安定便没有了，因此才开创出以品行德学为标准的“选举”制度，推荐 地方上“贤良方正”之土，进为国家用人取士的体制。汉初的“选举”制度，的确是法良意美，但是世界上一切良法美政，实行久了，流弊就出来了，所谓“法久弊 深”与“法严弊深”，都是中外千古不易的名言。所以到了汉代末期，便有世家门第等把持“选举”，徇私荐贤，于是这就成为知识分子掀起社会乱源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中国的历史上，相继紊乱了三百年左右，历魏、晋、南北朝之间，读书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又需靠类似“义士”荐贤等方式而显扬功名于当世。一直到了隋、唐 之际，唐太宗承袭隋朝取士方式，创立了考试制度以后，才得意地说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豪语。从此，考试取士的方法，便演变而成为宋、元、明、清 的科举考试制度。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等功成名遂的颠倒梦想，便深植人心，永为世法了。到了清代 末期，以八股制义的“考试”取士制度，流弊丛生，而教育思想也陈腐朽败，因此才引起清末有学问、有思想知识分子的不满，配合民族革命的主张，就结束了三百 年来的满清王朝，也由此而推翻了二千多年来旧传统的教育方式。
顺手附录近日看到《金史》的资料，以便窥见过去历史中，教育思想由《考试》取士所产生弊病的一斑。明、清后期的情形，大致也与此相同，尤其清末以“八股文”取士的毛病，“考场”陋习与笑料，见于近代史者，随处皆是，不必多说。《归潜志》云：
金取士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习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 者，诸名士是也。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 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勒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史鉴 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吾尝记故老 云：“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但数字数与涂注之寡多。”有司如此，欲举子辈专精难矣。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文 风始振，然而谤议纷起矣。
新旧教育亟待修正的八股学风
大致了解了上下三千年来教育的概 况，和“考试”取士的情形，无论我们的先圣先贤、诸子百家的名言，关于教育与学问的教诫，作过如何庄严神圣的定论，但教育的理想与一般社会对教育的“暗盘 ”思想，毕竟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如果我们真肯深切地反省检讨，那么，就可以明白地说，我们的一般教育思想，历经二千多年来，始终还陷落在一个一贯错误的 “暗盘”里打转。这个“暗盘”思想错误观念的由来，首先便是自古以来中外一例的“重男轻女”思想。为什么要“重男轻女”呢？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男儿志在 四方，“有子克家”，便可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而光耀门楣和光宗耀祖的方法，就只有读书是最好的出路。尤其在古代轻视工商业的观念之下，当然就 会产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看法了！读书为什么有这些好处呢？因为读了书，可以考取功名，登科及第而作官。因此“读书作官”自然而然就成为一般社 会天经地义的思想。作官又有什么好呢？因为作了官，就能得到坐食国家俸禄的利益。由此“升官发财”便顺理成章地被民间视为当然的道理。由于这一系列错误观 念的养成，读书读到后来，所有经、史、子、集，也成剩余的物质，只有“八股”的制义文章，才是生活的宝典，这都是很自然而形成的思想，无足为怪。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之初，西方的文化思想东来，慢慢地把旧有“家塾”、“寒窗”、“书院”和“国子监”等中国传统教育的方式变了，变成了西方式 的学府制度。由“洋学堂”的称呼开始，一直到了现在三级制的学校制度而至于研究院等为止。教育是真的普及了，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是真的提高了。但是知识的 普及，使得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是中国文化和东西文化的精义所在，几乎是完全陷入贫病不堪救药的境地。不但如此，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虽然 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而换旧更新，可是我们教育的“暗盘”思想，依然落在二千多年来的一贯观念之中，只不过把以往“读书作官”、“光耀门楣”的思想，稍微变 了一点方向，转向于求学就可以赚钱发财的观念而已。然后引用一句门面话来自我遮盖这个观念，而以“教育即生活”，作为正面堂皇的文章，几家父母潜意识中， 对子女的升学大事不受这个观念的作祟？又有几家子弟选读学校、选修科系的心理，不为这个观念所左右？于是，新的“科学八股”的考试方法，但凭“死记”、“ 背诵”为学问的作风，依然犹如以往历史的陈迹，只是过去的风气，但须记诵八股文章，作为考试的本钱；现在的风气，但须记诵问答和猜题，便能赢得好学校以及 联考的光荣。过去的读书为考功名、为作官；现在的读书和考试，为求出路、为求职业、为赚大钱。过去读书的，“志在圣贤”；作官的，一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如此立志，也大有人在。否则，就抱着“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蘽以行。”归到农村社会，以耕读终生的也不少。现在则受了教育以后，不能谋得一个出 洋、赚大钱的机会，至少也要作个公教人员，才算是不负平生一片读书求学的苦心。尤其是工商业时代都市生活的诱惑，小市民思想的深入人心，如果不能如此，只 好优游等待机会，或者自己封个“马路巡阅使”来怠荡怠荡也可以。至于其他的事，只有付之于命运的安排了。
我们只要息心反省教育的 现状，就可明白现代青少年陷落在一片迷惘境地的前因和后果。因此，我们为了后一代，对于家庭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以及学校教育的思想制度，必须要多作 检讨，以建立一番复兴文化的新气象。虽然说问题并不简单，但问题终须寻求出答案和调整的方法。这不但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也正是落在现代青年身上的重要责 任，极须渊博通达的学问，才能挽救亟待复兴图强的中国文化。
从处变自强说起
这一代的后起 之秀，缺乏历史文化精神的学养，更没有遭逢历史变故的经验，因此而没有定力和远见。可喜的是，他们已经从时代环境的骄宠和颓唐中振奋起来，走上自觉更新的 道路。但是慷慨赴义易，从容适变难。因为激于一时的气愤，慷慨赴义，犹如庄子所说的“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至于从容适变，必须厚 积风力，然后“培风”而起飞，才能转危为安，措天下于衽席之上，救亡图强，在于才智，而才智的养成，需要深厚的学术与精微思想的“风力”。我们基于“温故 而知新”、“鉴往而知来”的观念，需要将近代和现在有关救亡图强等学术思想的演变史，作一溯往的启导，使大家由此而窥见它错综复杂的前因与后果，知道应当 如何去振兴奋发。
救亡图强的思想与历史
从历史哲学的立场来看，人类真是可怜的一群，虽然 累积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多少人的才智与能力，如何如何地为某一地、某一国，甚之全世界的和平康乐，竭尽心力去努力。但是人类的历史，始终还是在扰攘和变 乱之中，好像除了扰攘变乱以外，便无历史的内容似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不断地产生了东方的圣人、西方的哲人，随时随地，在种种艰困的环境中，为人 类、为国家、为民族而寻求学术思想的方案。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东西，大致都不外于此例。
我们现在从明末清初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 想，举其荦荦大者来讲，便可知道我们近代和现代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离开为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的大计之关系。在明代末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理学 的学术思想，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满清的入关，就强烈地促发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强而产生的革新思潮。再由十九世纪末期而到现阶段，时移世易，虽然是处在东西方 文化的交流撞激的时期，但无论新的思想和旧的学术，仍然都是为救亡图强而努力。即如现代青年思想的矛盾，与情绪烦闷的情况，从大的方向来说，也都与此有 关，并不例外。
明清之间的诸大儒
自明末清初来讲，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大儒，便有黄梨洲、顾亭林、颜习斋、李二曲、王船山 等人。他们都身受国破家亡的痛苦，鉴于明末学术思想的颓丧，和朝野社会风气的腐败，深切地体会到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等根本大计，必须以重振学术思想、敦正 人心，为第一要务。因此他们的学术思想，似乎都是一循旧贯，为辨别发明宋、明儒家理学某些思想的观念。但在实质上，都为鼓吹民族正义、反清复明而努力，以 为经世之学的阐扬。可是清初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父子三代，都是不世的英才，他们也深知这个道理，因此极力注重文事与武功的作为上，竭尽所能地吸收 清初诸儒学术思想的精华，作为励精图治的张本。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明、清之际诸大儒的千秋事业，恰恰遭逢康熙三代父子 的时势，就被他们所吸收利用而成为一代的事功。其中顾亭林与王船山二人的学术思想，却一直笼罩了三百年而影响到六十年代的现世。此中的前因后果，牵涉太 广，所以暂略而不谈。
乾嘉以后与龚定盦思想的关系
到了乾（隆）、嘉（庆）以后，清廷统治 的事功，已非康熙父子三代的全盛情形，时代刺激了青年，便有龚自珍（定盦）的学术思想，应时而起。龚定盦与金圣叹、王仲瞿，都是清代的怪人。但龚的才智， 又远非金圣叹、王仲瞿可比。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影响道（光）、咸（丰）以后而到民国初年。同（治）、光（绪）以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的学术思想， 大致说来，虽有时代观念的不同，但都是承受龚定盦的影响而启发其新知。龚定盦著作的《平均篇》与《乙丙之际塾议》等，关于救亡图强思想的影响，更为有力。 至于咸（丰）、同（治）之间曾国藩的学术，是靠他的事功陪衬出理学的思想，又另当别论。
有关现代的学术思想
到了清末民初之际，我们的历史时代，又遭遇一个新的巨变，而西方文化的东来，是激起历史巨变最为有力的因素。因此，融合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为救亡图强 而努力的风气，也随世变而波澜壮阔。其中影响最大而见之于缔造中华民国的事功者，当然是首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但是追溯学术思想的演变史实，和到达现 在情况的前因后果，那么，便须对于有关这一时代的多方关系，稍加列述，可使青年同学们，略知梗概。
（一）距今三十年前的
甲：有关救亡图强的学术思想，影响三十年前的朝野社会最为有力的，便有：康有为（《大同书》、《礼运注叙》、《上清帝第二书》等）、梁启超（《饮冰室文 集》等）、谭嗣同（《仁学》等篇）、张之洞（《劝学》等篇）、严复（译《天演论》及其自序、《原强》、《辟韩》等篇）等人。
乙：有关纯粹思想，影响学术思想界最有力量的，便有：杨仁山（佛学）、欧阳竟无（佛学）、马一浮（儒学、佛学）、熊十力（佛学、儒学）等人。
丙：介乎经世实用与学术之间，亦足影响的，便有：章太炎、刘师培、梁漱溟等人。
丁：有关文学艺术，影响三十年前新旧社会之间，而风靡一时的，便有：樊樊山、陈三立、易顺鼎、苏曼殊、弘一上人（李叔同）、林琴南（意译西洋小说）、辜鸿铭、王国维，以及南社诸人与溥儒、齐白石等人。
（二）属于近四十年的
甲：有关学术思想，立意为救亡图强而努力的，便有：胡适、张君劢、顾颉刚、马叙伦、马寅初、冯友兰、柳诒徵等人。
乙：有关纯粹思想，亦足以影响学术思想界的，便有：谢无量（佛学文学）、汤用彤（佛学）、蒋维乔（佛学）等人。
此外，有关正派或反派的学术思想，也和以上所列举的一样。其中又有正中偏与偏中正之分，而且都能影响三十年前的时代思想的，还有许多人物，一时记忆不详，碍难一一具列。至于介乎学术与政治之间，虽然名重当时，而如烟云过眼、昙花一现的，又当别论。
至于有关自然科学的新知方面，除了詹天佑以外，其余都无藉藉之名，亦少见其有创见的发明者，如没有人即起编列史料，则恐此类“名湮没不彰”，亦势所难免。
丙：三民主义的学术思想：是以三民主义以次的体系学说而言，一概见于国民党党史的，自有专著，不在本题范围之内。
丁：共产主义的学术思想：是指接受或译述西方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力足以影响三十年前的思想和社会。包括前期的左派文人的著作和思想。此 辈中人，便有：陈独秀、陈启、马哲民、侯外庐、陈望道、施存统、张闻天、罗隆基、陈禹、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沈雁冰、郁达夫、李芾甘（巴金）、万家宝 （曹禺）等人。
戊：有关文学与小说的写作，风行一时，亦足以影响人心的，便有：朱自清、徐志摩、舒舍予（老舍）、张恨水等人。我 们简略地追溯过去六、七十年来有关救亡图强的学术思想与人物，虽然在时间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有如一瞬；专搞学术思想而有影响的人物，也只有几十位，人数 不太多，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已影响了上一辈的青年约达六十年之久。虽然在今天的青年心目中，因为学力的不足，思想的散漫，并不占有太重要的地位，但仍然还 有他们精神上的影响，只是在历史的事实上，却似成为过去，正如清儒赵翼所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情形，我们可以由此而知在这六十年之 间，这些著名学人的学术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如我们的现实历史一样，都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强而努力，各自发挥他的一得之见，构成一家之言，成为文化历史的 精神资料。
万木无声知雨来的思想界
根据以上所讲这一世纪中，我们七十年来学术思想的大 势，便知我们的上一代，生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青年，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人类，脑子里装满了这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的异同思想，已有不胜矛盾之感。而同 时又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在心理和感情上，又加上无比悲愤，和无比痛苦的负担。我们如果拿文学的境界来做比喻，可以说三、四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们，大 有“江山起伏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的感慨。而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安定，却有“万木无声知雨来”的境况。
现在我们的教育，愈来愈 普及，知识的范围也愈来愈普遍，实非前三十年可比。但是我们青少年们的学术思想，以及“见义勇为”、挺身而起“救亡图强”的精神和心理，却远不及上一辈的 老少年们。因为我们模仿物质文明的进步，促使求安于现实生活的享受逸乐之中，已经心无旁骛。穷追工商业的发达，以争取经济的富裕，在宝贵而紧张的时间潮流 中，更无余力去好学深思。因此养成社会风气，盲目地重视自然科学的技能，对于人文思想的研究，几乎视为是奢侈、浪费。大家却没有看到未来世界的局势，由于 自然科学畸形的发达而更发达，进步而更进步的后果，它将会促成人文文化的“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的悲惨局面。
我们要想努力为 国家、为世界追求新的思想的前途，首先就必须要了解现代世界局势的战争，归根究底，它是一个文化思想的战争。无论是西方或东方；无论是工商业进步或落后的 地区，总而言之，仍如过去历史一样，依然为了物质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的出路而困扰。换言之，就是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平均与分配问题，以及人们心理的安详与精 神的归宿问题而烦恼。因此我们现代的知识青年，读书求学，除了为学习基本的谋生技能，以及为救亡图强以外，现在和未来，便有两大课题，急需产生新的千秋人 物来完成缴卷的：
一、是如何为全人类着想，建立新的经济哲学思想。
二、是如何沟通精神与物质文明的综合科学的思想。
同时，更需要了解，这种属于人文思想的事业，是一个人的千秋事业，需要好学深思，由博返约去努力。绝不是急功好利，只图一时之快的工作。也许这与现实的 环境有一大段很长的距离，但是“功名毕竟属书生”。拿这句话来针对这种从事人文文化学术思想的千秋大业而言，应该可以令人深省。如果只图目前个人的出路与 个人现实生活的需要，历史上有无数当前的荣耀，也都成为过去了。以眼前的现实，换取永远的现实；以个人的生命，换取历史的生命。这在现代青少年的观念中， 实在需要有重新的估价。我们不能让六十年后的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一页真空的白纸，贻笑于后人。
六十年来教育的变和惑
教育乃国家命脉和民族精神之所系。我们的教育，在本世纪六十年来，从旧式的传统，几经变革而到现在。但是我们还得承认我们现在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虽 然形似进步，仍然存有太多的困扰与矛盾。因此促使青少年们在现行的教育方式之下，产生了许多心理的反抗与思想的迷惘。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新旧教育 的实际变相中，寻求前因和后果，才能知所先后，深思反省而庄敬自强起来；否则，又会本末倒置，变成一个“不知所云”的结论。
由旧式的“家塾”到新式的学校
距今五、六十年以前，我们的教育，实在不普及，虽然自宋代以后，各省地方便有公立和私立“书院”存在，但是那是高级学府，相当于现行教育制度中所包括的 中学（初中和高中）到大学的性质。主持“书院”的老师又称为“山长”，他是一人包办的责任式之导师制。学生的来源，是绝对的自由从师，并非政府命令的规 定。教学的内容，也有为专赶科场（考试功名）而研读“制义”——考试用的八股文的时文，等于现在的补习班。也有为研究经学而讲论心性的理学，或者兼带文章 的讲习。然而能够读得起“书院”的学生，都是已经学有底子，或者已有功名在身的人。而且虽然是家境清贫，但总能设法弄到聊足温饱而专攻苦读。至于一般自幼 年开始，如何到“家塾”去发蒙入学，以及在“家塾”读书的情形，需要略作简介，俾知变革中新旧教育的得失，有一比较。同时也为使将来研究教育的青年同学们 稍微知道一些旧式教育的实际资料。
家塾教育的回顾
我们的传统，遵照《礼记》的精神，童子 六岁入小学，每个人到了六岁以上，便应该开始读书识字，但是在过去农业社会的乡村或城市中，国民经济与风俗习惯，并不能做到人人都在六岁的时候，便可读书 受教育。第一，并无公家设立的学校，全靠大家凑足人数和财力，专请一位老师设立一个“蒙馆”——等于现在的小学和幼稚园的“家塾”，真不容易办。第二，一 般乡村情形，并不都像孟子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 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事实上，却是“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老弱转乎沟洫，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便是满 清末代的大体现象。所以农村子弟，至于比较生活安定的，也大都是“儿童未解供耕织，也旁桑阴学种瓜”。读书、考功名、做官，那是某一些人专有的职业，一般 人们，好像本来就不存非分之想似的。
如果有了适当的“家塾”，一个子弟开始进入学馆去“启蒙”求学时，那真如办一件相当慎重的大 事似的。当然那时只限于男孩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稍能注重子弟入学的家庭，在开始上学的一天，便先要他跪拜了祖宗的 灵位，背着书包，由大人陪送他去入学。到了“学塾”里，先要跪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圣像或神位以后，然后再拜老师。安好桌位，才由老师慢慢地开始教授读书 和写字。距今三十年前，我们对于老师，都是尊称为“先生”，或者在先生之上，加上一个姓氏。至少，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称教学的“先生”叫老师的。一般学生 抑或学手工艺的学徒，都称老师叫“师傅”。只有民间社会，对一般工匠叫“老司”或“老师”。我所知道在江南一带，大致相同。现在时代的风气变了，在这二、 三十年来，叫“老师”做“先生”的，却认为是不礼貌。由此可知是非礼义的标准，完全是因时因地的人为而定，哪里会有一仍不变的绝对规范呢？
讲到家庭教育，听起来是很普通的名辞。任何一对父母，有了子女，由婴儿至孩提，由儿童到青年，谁又不施管教？古今中 外，哪个孩子又没有受过家庭教育呢？除非少数的例外，属于不幸者的遭遇，那就另当别论。因此，所讲家庭教育，岂非极普通而不成问题的问题吗？然而，如何是 家庭教育的标准？家庭教育应该要怎样做？哪些父母才有资格担任家庭教育的主角？这等于说：凡是学校，都有老师，可是哪种人才有为人师表的资格？谁又是真正 的好老师呢？所以当父母或家长的人，他自己本身的家庭教育，和他所受的其他教育，是否都够水准而无差错呢？这些都是决定家庭教育的先决条件。倘使讲家庭教 育而忽略了这些问题，或者把问题青少年的过错随随便便，一概归咎于家庭教育，这就真成为家庭教育思想的问题了。
中国文化中家庭教育的论著
依照中国人一般通俗的观念来讲，大体上都认为我国的家庭教育，是最完善、最悠久的伦理教育。历史悠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否最完善，那是多方面的问 题，不能泛泛而论。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家庭教育，列有明训的，最早莫过于《礼记》。我总希望自己的国人、自己的民族，都能先行深切了解自己的文化。至少， 也须人人一读《礼记》的重要部分，所以在此不再详引。但是依照古礼——也可以说是古代的文化制度，童子六岁入小学，先从“洒扫应对”开始学习。以现代语来 讲，便是先从生活的劳动教育入手，以养成清洁整齐的习惯；然后施以待人接物的礼貌教育，这便是所讲“应对”的内涵。换言之，古礼的六岁入小学，先从“洒扫 应对”开始。它的教育精神，是注重在人格的培养，和礼仪的规范，并非先以知识的灌输为教育的前提。所以在《论语》中记载孔子的教育，也说“弟子入则孝，出 则弟，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透过这个主要的中心思想，便可想而知中国古代，对于“洒扫应对”的儿童教育，也是在入学后开始。难道六岁以 前，在家庭方面，便没有教过“洒扫应对”的事吗？事实不然，所谓“洒扫应对”的教育，当一个儿童在家庭中受到父母家人身教的薰陶，早已“耳濡目染”，所谓 不教而教，教在其中已矣。六岁开始入学，除了注重儿童的生活教育，和礼仪教育的基础以外，便以知识和技能的养成为前提，那便是：礼、乐、射、御、书、数等 有关文事武功的“六艺”。到了十八岁入大学，才实施立身处世的成人教育。所谓“学而优则仕”，便是指这个青年阶段前后的教育而言。总之，中国古代的家庭教 育，让我们重复地说一句：除了《礼记》上所列举有关的记载以外，并无别的专书。
汉、魏以后，对于家庭教育，逐渐出现了专书。但是 严格地说一句，那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皇皇大著，并不见得是为教育的理想而立论，而且更不是由教育哲学的基础而出发。那些著作大体上还是受到秦、汉以后门第观 念的影响而作。例如汉、魏之间班昭的《女诫》、隋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而且它是成人的伦理思想教育，并非绝对可作为儿童家庭教育的范本。宋、元以 后，理学家的儒者们，渗入佛、道二教因果报应的观念，散见于个人学案中有关家庭教育的思想，更为普遍。自元代儒者郭居敬选定了《二十四孝图说》以后，到了 明代理学家朱柏庐所作《治家格言》，便更普遍地被认为是儿童教育的读物。而原属于道教教义的《太上感应篇》，以及亦儒亦道亦佛的《阴骘文》、《功过格》， 也普遍流行为家喻户晓的家庭教育指南。清儒陈榕门所著《五种遗规》中的“教女”、“训俗”两种遗规，都可以说是儒、佛、道三家的有关家庭教育思想的汇流。 实际上，这些著作，大体都是伦理思想和人格养成的成人教育的范围。所以说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家庭教育的思想、理论、实施，是否真能称为最完善的，就须重新 磋切商量，不能空泛而骤下定论。
孝 和 爱
以孝道治天下的家庭教育
从中国历史文化来讲，自汉文帝、景帝以后，“以孝道治天下”的教育精神，便已逐渐奠定基础。而汉武帝时代选举制度兴起以后，社会风气更加注重品德。所谓 “贤、良、方、正”之士的选拔，促使政府与民间社会，自然而然注重家庭教育，以人格培养为其重心。到了魏文帝以后，竭力提倡孝道，由此使得历代帝王在政治 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形成了“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名训和准绳。然而“孝道”是宗法社会氏族中心的家庭教育的标准，它有时与国家观念或忠君思想，不能两全其 美。唐代以后，为求“忠孝”思想的统一，便将《孝经》和“大孝于天下”的精神调和贯串，而产生过去中国文化思想上的名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定训。
“以孝道治天下”绝对没有错，而且“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在近代三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孝道”却在历史政治上出现了正反两次 的巨变。这正如庄子所说：“一般人为了提防扒手与偷窃，一定把东西封锁起来，这是世俗人共通的知识。但是大盗们来了，便挑起箱子，抬走柜子，而唯恐你封锁 得不牢固，以致有所散失。”天下事有如此难料的变化，人心思想的邪正，有如此不定的反覆，如果不好学深思地深入文化哲学的堂奥，岂能深切了解一种文化思想 的利弊。
所谓“以孝道治天下”的正变，便是清兵入关以后，康熙运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谁能相信清兵入关，只以三部书就统治 了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呢！相传爱新觉罗氏入关前后，要满族子弟，只要熟读一部《三国演义》，便知兵法。到了康熙登位以后，在政治思想上，就采用“内用黄老， 外示儒术”的秘诀。他要满族的王公大臣，必须熟读《老子》。后来又提倡《孝经》，极力揭示“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训。把《孝经》配合他的“圣谕广训”，规 定在乡的秀才或族长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须讲解诵读以规训子弟。老实说，康熙把中国文化“孝道”的特征，深入到民间社会和家庭方面去，这是他的一大 德政，也是他奠定大清政权的一项最有效的措施。但相反地讲，他利用了“孝道”做为统治的权术，他用“孝道治天下”的办法，对付了关西大儒李二曲的不合作主 义；同时又采用汉代地方选举“贤、良、方、正”的办法，而开了“博学鸿词”的特科，网罗了反清的遗臣和志士，因此而使顾亭林等无所能为。试想：人人都须作 孝子顺孙，家家都要孙贤子孝，还有谁家的父母肯叫自己的子女去为反清复明而造反杀头呢？然而无论康熙“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措施是德政，或是权术的运用，此 举可说是“孝道”思想在近三百年来的正变。
东西文化的“爱”和“孝”
正变也罢，反变也罢，历史文化的演变，终归要成为过去的陈迹。但处在历史夹缝时代中的我们，内遭古今未有的巨变，外受西方思想风气的压力，仍然想要讲究“孝道”而谈家庭教育，恐怕未必能够尽遂人意。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并不须要过分急于全盘西化或半西化。事实上，一般的思想大体都已洋化。单从教育方面来讲，无论是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乃至社 会人心的观念，都以西方文化教育思想中“爱”的教育为重心。尽管有人作调和论者，独如运用八卦的“纳甲”方式，解释“爱”与孔子所说的“仁”是同样的意 义。但言“仁”者自论其“仁”，主张“爱”者还自讲其“爱”。“上帝爱世人”和“我爱你”、“父母爱子女”、“师长爱学生”，一片模糊，统统进入混淆不 清、“一以贯之”的笼统观念。其实，这许多“爱”的概念，各有各的范畴，各有各的内涵，各有各的心理作用。唯有真能知“仁”的智者，才可“知其方”矣。无 论在美国、在欧洲，父母对子女的“爱”的教育，自有他的文化思想的习惯和范围，并非一味的“溺爱”。他以“爱”为中心，培养后一代各自独立奋斗的精神。并 不像我们“拿到鸡毛当令箭”，因此而产生新式家庭教育，一味地变成“溺爱”和“乱爱”为能事。这是作为现代中国家庭主体的父母们，必须重新检讨的地方。
与此相对的，作为现代子女的中国青少年们，对于固有传统的“孝道”，必须了解它便是“爱”的延伸，和“爱”的反应。因为大家只从表面 去看西方的文化，只看见他们做父母的对子女尽心尽力地付出“爱”，并没有像中国人一样抱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心理和目的。所以他们的老年父母，老无 所归，“不亡以待尽”地伶仃彳亍以等死的情景，触目皆是。其实，这是西方文化制度和社会习惯上的最大漏洞，并非是西方人在根本的人性上就缺乏“孝”心、缺 乏“爱”父母之心。据我所知以及所接触到的欧、美人士，当然包括青年人，他们思念父母之情，绝不亚于东方的“孝”心。他们在谈话中，也时常流露出思归与惦 念父母家人的情怀。最近有一位法国学生，回国以后来信向我诉说，因为老年父母有意见，闹离婚，使他内心有无比的痛苦，他因此而生了严重的肠胃病。谁说在西 方文化的教育之下，便缺乏了“孝心”？只能说他们缺乏了“孝道”的具体精神和制度而已。
由此可知“孝”便是“爱”的延伸，也便是 “爱”的反应。诚然，过去有些孔家店的店员——后世的儒者们，错解“孝道”，强调“孝道”的理论，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认为是千古不移的定律。其实， 早在周、秦以前的思想，在《易经》的“蛊卦”中，便已隐约指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所以“蛊卦”的“爻辞”上，便有“干父之蛊”、“干母之蛊”的观念。 但做父母的，虽然被蛊惑而有不是的事，但在子女的立场来说，仍然需要以最大的“爱”心而为父母斡旋过错。所以孔子也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 违，劳而不怨。”但是后世以讹传讹，或语焉不详，便把“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观念，变成了铁定如律令的诫条。
同时做父母的，更要 了解中国文化的“孝道”思想，并非只是单面的要求，它是相互的情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必然的因果律。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道理，每句下面那个重复字，都是假借作为动词来读。用现代观念来说，就是：倘使父母不成其为父母，或父母没有尽到做父母之“爱”的责任，只是单方面要求子 女来尽“孝”，那也是不合理的。其余各句的观念，依此类推，同一道理，当然不必重复细说。
现在我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了传统观念 中家庭教育思想的概略，既不是否定以“孝道”作中心的家庭教育的价值，也不是接受从“爱”的教育出发的便是真理。现在我们所讲的目的，只是说明我们这一代 对于家庭思想，与家庭教育方式，大多数都处在东西文化交流撞激的夹缝里，正在新旧观念混淆不清的矛盾现象中发生偏差。尤其是一般新式家庭的父母，外受西方 文化生活方式的皮毛影响，对欧、美家庭教育方式一知半解的崇洋心理的作祟，于是将错就错地仿照那些外国电影，而将不中不西的洋盘思想，奉为金科玉律。但在 骨子里，又潜伏着传统文化思想的血液，“望子成龙”与“光耀门楣”的观念，并未完全抛却。于是便造成此时此地，在家庭教育方面，产生了问题儿童和问题青少 年的事件。结果，不是怨天，便是尤人。再不然，便埋怨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错误，自己好像置身事外，一无过错似的。其实，要讲我们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 题，就必须正本清源地从家庭教育的检讨开始，而不能将一切过错，都由我们后代的子女去负担。
旧八股与新八股
自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后，我们从他所修订的“六经”，和他的遗著中，仰窥三代，俯瞰现在，综罗上下三千年来教育之目的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纯粹为 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礼记》遗篇中的《大学》、《中庸》、《儒行》等，虽然敷陈衍义，但自东周以来，仍然不外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用现代语来说，便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势必先从心理和思想的基本修正着手，因此《大学》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等一系列程序的述说了。
我们从这个观念反观“六经”，归纳它的主旨便可强调地说：
《书经》的精神，是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人格教育的典范。由此再配合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便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是非、得失、进退、举措等有关历史哲学，与政治人格和政治行为的成败事例。
《易经》的精神，从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的观察而进入哲学的精微，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经》与《乐记》（因《乐经》已失，故只以《乐记》来说），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的教育。
《礼记》所包括《三礼》——《礼记》、《周礼》、《仪礼》的精神，则是汇集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大成，包含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学、艺术、人生等思想的体系。强调地说，它是后世奉为个人人格教育、政治人格教育等的典范。
但是这些观念，是从两汉以迄近代的儒家传统思想而立论。在历史的事实上，自春秋、战国迄于秦、汉之际，五百年间“六经”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春秋、战国 时代，“智、力、勇、辩”之士，竞相以“纵横捭阖”、兵谋、杂说、阴阳等学术，取悦人主而自求爵禄功名荣显于当世，并即以此为天经地义的要务。少数宗奉孔 子汇集的经书思想者，只有鲁、卫之间的儒生们，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依附于人君的喜悦而得其苟安的生活，否则，依然不能荣显当世而畅 怀于当时。因此，凄凉寂寞一生，自所难免。
秦汉以后读书与教育之目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 上，记载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的一句最有趣的名言：“乃公（天下）居马上而得之。”后世都把他引为笑谈，认为汉高祖没有受过读书的教育，因此而轻视知识分 子，骂儒生们为“竖儒”。事实上这个观念，早已种因于秦并六国以后，自秦始皇、李斯与儒生们（当时的儒生，是包括道家等各种知识分子的统称）彼此不能合 作，即造成学术思想的真空现象，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如此耻笑汉高祖的不学无术。同时，自汉初接受叔孙通等的制体（定制度）开始，所谓当时的儒生如叔孙通等 人，虽然依附汉高祖而攀龙附凤，等待引用，但对于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经义，并无高深造诣。大家只要研究《史记》、《汉书》中叔孙通等有关传记，便可明白他 们的思想和目的，也止于取悦人主，谋一身爵禄的荣显，并无什么传道授业的大志。他们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教育精神，以及孔子的学术思想，早已大相迳庭了。
汉初重视儒术，尊崇孔子，事实上是从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词赋、重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学并非纯粹的承接孔孟之学）、信任公孙 弘的形似儒家之学开始的。于是才有西汉的重儒尊孔，由此再演绎渐变，就形成东汉儒家“经学”思想的大成。汉儒之学，上面顶着孔子的帽子，内在借题发挥，糅 集道、墨、阴阳诸家之所长，外饰儒家为标榜，从此曲学阿世，大得其势，后世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间屡有变质，虽然或有以“词章、义 理、记闻”等为儒林学者的内涵；以“君道、师道、臣道”为儒家学问的本质。但不管如何说法，总之，必须要以功名爵禄，入仕用世为目的。孟子说过：“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此外，其余两种不孝之一，据汉儒赵岐的注解，便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换言之，读书除了作官以外，就不能谋生，既不能谋生养亲，当然 就罪莫大焉。这与现在“教育即生活”，生活以赚大钱为最有出息的新观念，除了形式与方法有不同以外，它的本质，究竟又有什么两样？
汉唐的“选举”、“考试”制度
自周、秦以后，读书受教育之目的，概略已如上述。而朝廷量才任用的方法，除了上古时代，因为教育尚未发达，以学问德行为选士入仕的成规以外，到了战国时 期，因为学术思想的勃兴，而诸侯各国，称王称霸，又需要起用有学术思想的人才，因此便造成战国末期六国“义士”储备人才的风气，自汉初统一天下以后，国家 安定，政治上了轨道，“义士”的风气没有了，但是有思想、有学识的人并不因为政治社会的安定便没有了，因此才开创出以品行德学为标准的“选举”制度，推荐 地方上“贤良方正”之土，进为国家用人取士的体制。汉初的“选举”制度，的确是法良意美，但是世界上一切良法美政，实行久了，流弊就出来了，所谓“法久弊 深”与“法严弊深”，都是中外千古不易的名言。所以到了汉代末期，便有世家门第等把持“选举”，徇私荐贤，于是这就成为知识分子掀起社会乱源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中国的历史上，相继紊乱了三百年左右，历魏、晋、南北朝之间，读书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又需靠类似“义士”荐贤等方式而显扬功名于当世。一直到了隋、唐 之际，唐太宗承袭隋朝取士方式，创立了考试制度以后，才得意地说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豪语。从此，考试取士的方法，便演变而成为宋、元、明、清 的科举考试制度。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等功成名遂的颠倒梦想，便深植人心，永为世法了。到了清代 末期，以八股制义的“考试”取士制度，流弊丛生，而教育思想也陈腐朽败，因此才引起清末有学问、有思想知识分子的不满，配合民族革命的主张，就结束了三百 年来的满清王朝，也由此而推翻了二千多年来旧传统的教育方式。
顺手附录近日看到《金史》的资料，以便窥见过去历史中，教育思想由《考试》取士所产生弊病的一斑。明、清后期的情形，大致也与此相同，尤其清末以“八股文”取士的毛病，“考场”陋习与笑料，见于近代史者，随处皆是，不必多说。《归潜志》云：
金取士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习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 者，诸名士是也。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 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勒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史鉴 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吾尝记故老 云：“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但数字数与涂注之寡多。”有司如此，欲举子辈专精难矣。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文 风始振，然而谤议纷起矣。
新旧教育亟待修正的八股学风
大致了解了上下三千年来教育的概 况，和“考试”取士的情形，无论我们的先圣先贤、诸子百家的名言，关于教育与学问的教诫，作过如何庄严神圣的定论，但教育的理想与一般社会对教育的“暗盘 ”思想，毕竟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如果我们真肯深切地反省检讨，那么，就可以明白地说，我们的一般教育思想，历经二千多年来，始终还陷落在一个一贯错误的 “暗盘”里打转。这个“暗盘”思想错误观念的由来，首先便是自古以来中外一例的“重男轻女”思想。为什么要“重男轻女”呢？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男儿志在 四方，“有子克家”，便可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而光耀门楣和光宗耀祖的方法，就只有读书是最好的出路。尤其在古代轻视工商业的观念之下，当然就 会产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看法了！读书为什么有这些好处呢？因为读了书，可以考取功名，登科及第而作官。因此“读书作官”自然而然就成为一般社 会天经地义的思想。作官又有什么好呢？因为作了官，就能得到坐食国家俸禄的利益。由此“升官发财”便顺理成章地被民间视为当然的道理。由于这一系列错误观 念的养成，读书读到后来，所有经、史、子、集，也成剩余的物质，只有“八股”的制义文章，才是生活的宝典，这都是很自然而形成的思想，无足为怪。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之初，西方的文化思想东来，慢慢地把旧有“家塾”、“寒窗”、“书院”和“国子监”等中国传统教育的方式变了，变成了西方式 的学府制度。由“洋学堂”的称呼开始，一直到了现在三级制的学校制度而至于研究院等为止。教育是真的普及了，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是真的提高了。但是知识的 普及，使得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是中国文化和东西文化的精义所在，几乎是完全陷入贫病不堪救药的境地。不但如此，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虽然 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而换旧更新，可是我们教育的“暗盘”思想，依然落在二千多年来的一贯观念之中，只不过把以往“读书作官”、“光耀门楣”的思想，稍微变 了一点方向，转向于求学就可以赚钱发财的观念而已。然后引用一句门面话来自我遮盖这个观念，而以“教育即生活”，作为正面堂皇的文章，几家父母潜意识中， 对子女的升学大事不受这个观念的作祟？又有几家子弟选读学校、选修科系的心理，不为这个观念所左右？于是，新的“科学八股”的考试方法，但凭“死记”、“ 背诵”为学问的作风，依然犹如以往历史的陈迹，只是过去的风气，但须记诵八股文章，作为考试的本钱；现在的风气，但须记诵问答和猜题，便能赢得好学校以及 联考的光荣。过去的读书为考功名、为作官；现在的读书和考试，为求出路、为求职业、为赚大钱。过去读书的，“志在圣贤”；作官的，一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如此立志，也大有人在。否则，就抱着“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蘽以行。”归到农村社会，以耕读终生的也不少。现在则受了教育以后，不能谋得一个出 洋、赚大钱的机会，至少也要作个公教人员，才算是不负平生一片读书求学的苦心。尤其是工商业时代都市生活的诱惑，小市民思想的深入人心，如果不能如此，只 好优游等待机会，或者自己封个“马路巡阅使”来怠荡怠荡也可以。至于其他的事，只有付之于命运的安排了。
我们只要息心反省教育的 现状，就可明白现代青少年陷落在一片迷惘境地的前因和后果。因此，我们为了后一代，对于家庭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以及学校教育的思想制度，必须要多作 检讨，以建立一番复兴文化的新气象。虽然说问题并不简单，但问题终须寻求出答案和调整的方法。这不但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也正是落在现代青年身上的重要责 任，极须渊博通达的学问，才能挽救亟待复兴图强的中国文化。
从处变自强说起
这一代的后起 之秀，缺乏历史文化精神的学养，更没有遭逢历史变故的经验，因此而没有定力和远见。可喜的是，他们已经从时代环境的骄宠和颓唐中振奋起来，走上自觉更新的 道路。但是慷慨赴义易，从容适变难。因为激于一时的气愤，慷慨赴义，犹如庄子所说的“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至于从容适变，必须厚 积风力，然后“培风”而起飞，才能转危为安，措天下于衽席之上，救亡图强，在于才智，而才智的养成，需要深厚的学术与精微思想的“风力”。我们基于“温故 而知新”、“鉴往而知来”的观念，需要将近代和现在有关救亡图强等学术思想的演变史，作一溯往的启导，使大家由此而窥见它错综复杂的前因与后果，知道应当 如何去振兴奋发。
救亡图强的思想与历史
从历史哲学的立场来看，人类真是可怜的一群，虽然 累积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多少人的才智与能力，如何如何地为某一地、某一国，甚之全世界的和平康乐，竭尽心力去努力。但是人类的历史，始终还是在扰攘和变 乱之中，好像除了扰攘变乱以外，便无历史的内容似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不断地产生了东方的圣人、西方的哲人，随时随地，在种种艰困的环境中，为人 类、为国家、为民族而寻求学术思想的方案。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东西，大致都不外于此例。
我们现在从明末清初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 想，举其荦荦大者来讲，便可知道我们近代和现代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离开为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的大计之关系。在明代末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理学 的学术思想，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满清的入关，就强烈地促发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强而产生的革新思潮。再由十九世纪末期而到现阶段，时移世易，虽然是处在东西方 文化的交流撞激的时期，但无论新的思想和旧的学术，仍然都是为救亡图强而努力。即如现代青年思想的矛盾，与情绪烦闷的情况，从大的方向来说，也都与此有 关，并不例外。
明清之间的诸大儒
自明末清初来讲，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大儒，便有黄梨洲、顾亭林、颜习斋、李二曲、王船山 等人。他们都身受国破家亡的痛苦，鉴于明末学术思想的颓丧，和朝野社会风气的腐败，深切地体会到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等根本大计，必须以重振学术思想、敦正 人心，为第一要务。因此他们的学术思想，似乎都是一循旧贯，为辨别发明宋、明儒家理学某些思想的观念。但在实质上，都为鼓吹民族正义、反清复明而努力，以 为经世之学的阐扬。可是清初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父子三代，都是不世的英才，他们也深知这个道理，因此极力注重文事与武功的作为上，竭尽所能地吸收 清初诸儒学术思想的精华，作为励精图治的张本。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明、清之际诸大儒的千秋事业，恰恰遭逢康熙三代父子 的时势，就被他们所吸收利用而成为一代的事功。其中顾亭林与王船山二人的学术思想，却一直笼罩了三百年而影响到六十年代的现世。此中的前因后果，牵涉太 广，所以暂略而不谈。
乾嘉以后与龚定盦思想的关系
到了乾（隆）、嘉（庆）以后，清廷统治 的事功，已非康熙父子三代的全盛情形，时代刺激了青年，便有龚自珍（定盦）的学术思想，应时而起。龚定盦与金圣叹、王仲瞿，都是清代的怪人。但龚的才智， 又远非金圣叹、王仲瞿可比。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影响道（光）、咸（丰）以后而到民国初年。同（治）、光（绪）以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的学术思想， 大致说来，虽有时代观念的不同，但都是承受龚定盦的影响而启发其新知。龚定盦著作的《平均篇》与《乙丙之际塾议》等，关于救亡图强思想的影响，更为有力。 至于咸（丰）、同（治）之间曾国藩的学术，是靠他的事功陪衬出理学的思想，又另当别论。
有关现代的学术思想
到了清末民初之际，我们的历史时代，又遭遇一个新的巨变，而西方文化的东来，是激起历史巨变最为有力的因素。因此，融合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为救亡图强 而努力的风气，也随世变而波澜壮阔。其中影响最大而见之于缔造中华民国的事功者，当然是首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但是追溯学术思想的演变史实，和到达现 在情况的前因后果，那么，便须对于有关这一时代的多方关系，稍加列述，可使青年同学们，略知梗概。
（一）距今三十年前的
甲：有关救亡图强的学术思想，影响三十年前的朝野社会最为有力的，便有：康有为（《大同书》、《礼运注叙》、《上清帝第二书》等）、梁启超（《饮冰室文 集》等）、谭嗣同（《仁学》等篇）、张之洞（《劝学》等篇）、严复（译《天演论》及其自序、《原强》、《辟韩》等篇）等人。
乙：有关纯粹思想，影响学术思想界最有力量的，便有：杨仁山（佛学）、欧阳竟无（佛学）、马一浮（儒学、佛学）、熊十力（佛学、儒学）等人。
丙：介乎经世实用与学术之间，亦足影响的，便有：章太炎、刘师培、梁漱溟等人。
丁：有关文学艺术，影响三十年前新旧社会之间，而风靡一时的，便有：樊樊山、陈三立、易顺鼎、苏曼殊、弘一上人（李叔同）、林琴南（意译西洋小说）、辜鸿铭、王国维，以及南社诸人与溥儒、齐白石等人。
（二）属于近四十年的
甲：有关学术思想，立意为救亡图强而努力的，便有：胡适、张君劢、顾颉刚、马叙伦、马寅初、冯友兰、柳诒徵等人。
乙：有关纯粹思想，亦足以影响学术思想界的，便有：谢无量（佛学文学）、汤用彤（佛学）、蒋维乔（佛学）等人。
此外，有关正派或反派的学术思想，也和以上所列举的一样。其中又有正中偏与偏中正之分，而且都能影响三十年前的时代思想的，还有许多人物，一时记忆不详，碍难一一具列。至于介乎学术与政治之间，虽然名重当时，而如烟云过眼、昙花一现的，又当别论。
至于有关自然科学的新知方面，除了詹天佑以外，其余都无藉藉之名，亦少见其有创见的发明者，如没有人即起编列史料，则恐此类“名湮没不彰”，亦势所难免。
丙：三民主义的学术思想：是以三民主义以次的体系学说而言，一概见于国民党党史的，自有专著，不在本题范围之内。
丁：共产主义的学术思想：是指接受或译述西方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力足以影响三十年前的思想和社会。包括前期的左派文人的著作和思想。此 辈中人，便有：陈独秀、陈启、马哲民、侯外庐、陈望道、施存统、张闻天、罗隆基、陈禹、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沈雁冰、郁达夫、李芾甘（巴金）、万家宝 （曹禺）等人。
戊：有关文学与小说的写作，风行一时，亦足以影响人心的，便有：朱自清、徐志摩、舒舍予（老舍）、张恨水等人。我 们简略地追溯过去六、七十年来有关救亡图强的学术思想与人物，虽然在时间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有如一瞬；专搞学术思想而有影响的人物，也只有几十位，人数 不太多，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已影响了上一辈的青年约达六十年之久。虽然在今天的青年心目中，因为学力的不足，思想的散漫，并不占有太重要的地位，但仍然还 有他们精神上的影响，只是在历史的事实上，却似成为过去，正如清儒赵翼所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情形，我们可以由此而知在这六十年之 间，这些著名学人的学术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如我们的现实历史一样，都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强而努力，各自发挥他的一得之见，构成一家之言，成为文化历史的 精神资料。
万木无声知雨来的思想界
根据以上所讲这一世纪中，我们七十年来学术思想的大 势，便知我们的上一代，生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青年，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人类，脑子里装满了这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的异同思想，已有不胜矛盾之感。而同 时又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在心理和感情上，又加上无比悲愤，和无比痛苦的负担。我们如果拿文学的境界来做比喻，可以说三、四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们，大 有“江山起伏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的感慨。而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安定，却有“万木无声知雨来”的境况。
现在我们的教育，愈来愈 普及，知识的范围也愈来愈普遍，实非前三十年可比。但是我们青少年们的学术思想，以及“见义勇为”、挺身而起“救亡图强”的精神和心理，却远不及上一辈的 老少年们。因为我们模仿物质文明的进步，促使求安于现实生活的享受逸乐之中，已经心无旁骛。穷追工商业的发达，以争取经济的富裕，在宝贵而紧张的时间潮流 中，更无余力去好学深思。因此养成社会风气，盲目地重视自然科学的技能，对于人文思想的研究，几乎视为是奢侈、浪费。大家却没有看到未来世界的局势，由于 自然科学畸形的发达而更发达，进步而更进步的后果，它将会促成人文文化的“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的悲惨局面。
我们要想努力为 国家、为世界追求新的思想的前途，首先就必须要了解现代世界局势的战争，归根究底，它是一个文化思想的战争。无论是西方或东方；无论是工商业进步或落后的 地区，总而言之，仍如过去历史一样，依然为了物质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的出路而困扰。换言之，就是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平均与分配问题，以及人们心理的安详与精 神的归宿问题而烦恼。因此我们现代的知识青年，读书求学，除了为学习基本的谋生技能，以及为救亡图强以外，现在和未来，便有两大课题，急需产生新的千秋人 物来完成缴卷的：
一、是如何为全人类着想，建立新的经济哲学思想。
二、是如何沟通精神与物质文明的综合科学的思想。
同时，更需要了解，这种属于人文思想的事业，是一个人的千秋事业，需要好学深思，由博返约去努力。绝不是急功好利，只图一时之快的工作。也许这与现实的 环境有一大段很长的距离，但是“功名毕竟属书生”。拿这句话来针对这种从事人文文化学术思想的千秋大业而言，应该可以令人深省。如果只图目前个人的出路与 个人现实生活的需要，历史上有无数当前的荣耀，也都成为过去了。以眼前的现实，换取永远的现实；以个人的生命，换取历史的生命。这在现代青少年的观念中， 实在需要有重新的估价。我们不能让六十年后的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一页真空的白纸，贻笑于后人。
六十年来教育的变和惑
教育乃国家命脉和民族精神之所系。我们的教育，在本世纪六十年来，从旧式的传统，几经变革而到现在。但是我们还得承认我们现在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虽 然形似进步，仍然存有太多的困扰与矛盾。因此促使青少年们在现行的教育方式之下，产生了许多心理的反抗与思想的迷惘。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新旧教育 的实际变相中，寻求前因和后果，才能知所先后，深思反省而庄敬自强起来；否则，又会本末倒置，变成一个“不知所云”的结论。
由旧式的“家塾”到新式的学校
距今五、六十年以前，我们的教育，实在不普及，虽然自宋代以后，各省地方便有公立和私立“书院”存在，但是那是高级学府，相当于现行教育制度中所包括的 中学（初中和高中）到大学的性质。主持“书院”的老师又称为“山长”，他是一人包办的责任式之导师制。学生的来源，是绝对的自由从师，并非政府命令的规 定。教学的内容，也有为专赶科场（考试功名）而研读“制义”——考试用的八股文的时文，等于现在的补习班。也有为研究经学而讲论心性的理学，或者兼带文章 的讲习。然而能够读得起“书院”的学生，都是已经学有底子，或者已有功名在身的人。而且虽然是家境清贫，但总能设法弄到聊足温饱而专攻苦读。至于一般自幼 年开始，如何到“家塾”去发蒙入学，以及在“家塾”读书的情形，需要略作简介，俾知变革中新旧教育的得失，有一比较。同时也为使将来研究教育的青年同学们 稍微知道一些旧式教育的实际资料。
家塾教育的回顾
我们的传统，遵照《礼记》的精神，童子 六岁入小学，每个人到了六岁以上，便应该开始读书识字，但是在过去农业社会的乡村或城市中，国民经济与风俗习惯，并不能做到人人都在六岁的时候，便可读书 受教育。第一，并无公家设立的学校，全靠大家凑足人数和财力，专请一位老师设立一个“蒙馆”——等于现在的小学和幼稚园的“家塾”，真不容易办。第二，一 般乡村情形，并不都像孟子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 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事实上，却是“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老弱转乎沟洫，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便是满 清末代的大体现象。所以农村子弟，至于比较生活安定的，也大都是“儿童未解供耕织，也旁桑阴学种瓜”。读书、考功名、做官，那是某一些人专有的职业，一般 人们，好像本来就不存非分之想似的。
如果有了适当的“家塾”，一个子弟开始进入学馆去“启蒙”求学时，那真如办一件相当慎重的大 事似的。当然那时只限于男孩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稍能注重子弟入学的家庭，在开始上学的一天，便先要他跪拜了祖宗的 灵位，背着书包，由大人陪送他去入学。到了“学塾”里，先要跪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圣像或神位以后，然后再拜老师。安好桌位，才由老师慢慢地开始教授读书 和写字。距今三十年前，我们对于老师，都是尊称为“先生”，或者在先生之上，加上一个姓氏。至少，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称教学的“先生”叫老师的。一般学生 抑或学手工艺的学徒，都称老师叫“师傅”。只有民间社会，对一般工匠叫“老司”或“老师”。我所知道在江南一带，大致相同。现在时代的风气变了，在这二、 三十年来，叫“老师”做“先生”的，却认为是不礼貌。由此可知是非礼义的标准，完全是因时因地的人为而定，哪里会有一仍不变的绝对规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