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 awkcr没用:中国政务大改观的抓手在县太爷：由雍正爷一公干想到的

    ──改增长方式举见之四：建议成立国务院县长约谈促进委

    殷伟标-冷眼观潮/文

    记得雍正皇帝刚从康熙帝手中接过大印之后，第一套执政举措就是整顿吏治、整顿旗务、整顿水务、整顿田务、整顿盐务和货币（其实是财务）。其中使用精力最大的，就是整顿吏治，而且不是从省部级抓起，直接抓县太爷，他每天早朝后，必召见几个县老爷在书房中恳谈，全国成百上千的县太爷们排队，到京城面圣述职。当时李卫、十三爷等亲系劝他每天这么干，人受不了，也接见不完，交给张廷玉等丞相去做。可雍正爷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县首长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最了解下情，而且他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腐败和廉政最容易在他们身上产生，影响最直截了当，必狠抓之，方能真正清肃吏治。雍正爷在这方面给力最多，日夜打理，几乎吐血。因他短命暴死，效果在生前还没有大的显现，但乾隆爷却充分地享受了这一政务带来的清明顺畅的国势。

    雍正爷这一公干，细琢磨起来还是有道理的。县级首长是一方水土的天，天高皇帝远，权力大无边。是直接的作为者，任何国家政策法规条命令通知，他们是最终的执行者、贯彻者、行动者和捍卫者，但也可能是走样者、歪曲者、篡改者和不作为者。老百姓生活在他们的直接管辖区域内，一切生活生产和社会活动，都直接受他们执政好坏的影响。许多治理好的县市，让全国人民津津乐道地谈论和羡慕，如全国著名的华西村，也有的县长成为中国人眼中的好干部同义词，如焦裕禄。但全国大多数群体性案件，也大都是从县级产生的。所谓下乡下基层，也多指下到县级以下，你能看到，同样某区域相邻两县，客观条件完全相同，同在一条国道上，可治理水平却可能天壤之别。何以故？县太爷不一样也！

    按现在的区域划分和人口总量来看，现在的县首长，总数要远远大于清朝时期，让我们中央某首长排队点拨他们，肯定不现实，且也不现代。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这种执政理念的意思？由中组部牵头，由纪委、民政、财政、公安、信访、监察、反腐、工信等相关部门派人，组成一个中央级的全国县长工作监督促进委员会。日常任务就是每天按所有的省各约见一个或两个县官，进行全方面或有针对性的约谈。

    中国式的约谈，很有特色，也很给力和成效。有时外国人看不懂，其实道理很简单，权力授予方，约谈，虽谈，却有很大的约束力，会吓得你浑身出凉汗，急了会尿裤子。西方所谓民选国家，国会的约谈就是听证做证，大同小异，一回事。属于实质民主范畴的法则之一，形式不同而矣，效果一样，关键看权力的来源。前年底今年初的土地使用问题的国土部的约谈，吓坏了许多县老爷们，还有证监委对上市公司高管的约谈，也很有效果。我们何不把中国特色的约谈进行到底，为中国政务和反腐工作的大改观，找一个很棒的抓手，着实练一把。所以，此机构，也可叫国务院县长约谈促进委。

    约谈促进委，将每日安排召见的县首长们叫到总部来，可以做如下动作：鼓鼓掌，然后拍拍肩膀，拍拍屁股，在后背上打几拳，甚至在脸上抽几个耳光，最不济地踹上几脚。这只是形容，其实就是问：你干的如何呀？老百姓满意吗？这几年都在忙什么？做了多少形象工程？收入如何？有外快吗？有小蜜吗？养了几房二奶？住了几个别墅？财政实际如何支出的？扶贫资金是如何使用的？三农政策贯彻得怎样？群众满意度如何？上访的多吗？都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社会福利如何？有强拆野蛮拆迁行为吗？安全工作做得如何？有矿难吗？扶贫资金到个人手中了吗？退伍人员安置得怎样？暗箱参股了吗？选人用人操作干净吗？有移用公款冒领下拨资金和小金库了吗？县里干部平均实际收入是多少农民平均收入是多少？医教文卫等公用事业做得怎样？中央各项政策贯彻得怎样？科学发展观如何理解和执行的？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了吗？等等，一切关系到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的问题都可以细掰呼。还可以根据本县突出问题问话，但回答都要有根有据，有明确真实的数据支持，一定要数据说话。对不称职的县爷们，直到问得屁滚尿流为止，然后回家去认真紧迫地去想并做整改措施，下次再约谈效果。

    实质民主的精髓之一，是要使当官的有危机感，权力来源方，或者权力授予方，要不断地提问权力是如何使用的？用在那些地方？权力所辖范围的民众是否满意？通俗地说，就是要对权力使用者，不断地挑刺，让其如履薄冰，危机四伏，认真行使权力。而不是直接满足权力授予方庇护方某些个人喜好即可，要由整个权力源机构说了算，即要符合国家的意志，进而符合全体国民的意志。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应有权有责代表全体人民，问责于任何权力的使用方，并且形成日常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工作，不是等出了事，再问责，而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于权力的使用者。并形成日常运作的有效机制，机制管人，让推皮球者或橡皮人无缝可钻。同时，客观地说，同级人大政协问政于同级当权者，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里面有一个悖论，就是权力源的问题，权力是全体人民授予的，但总权力链条的源头授予了全国人大，这是中国的特性，代表国家整个权力源机构问话，就是这个原因。还有，机制说话，发挥自学习自行为功能，比千叮咛万嘱咐来得有效且不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强烈建议：成立国务院县长约谈促进委员会。也可叫别的名字，如中央（国家）县长权力监督治理促进委员会（部、局），也可在人大成立一个特别的但广泛的问权责机构，突出出来，等等。具体可行性，是否可交由发改委去研究。这里只谈一个题目而矣，不当之处，权当一片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