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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投资习惯》作者：[美]约翰?特雷恩 著
序（1）
本书是1980年第一次出版的《金融大师》的姊妹作品。
自《金融大师》一书出版以来，书中提到的许多投资大师已经退出了舞台，而且现在新的投资大师也已初露峥嵘―他们中许多人都是一些新奇超凡的投资技术的实践者。
现在又到了总结大师们投资经验的时候了。为了增加多样性，本书还探讨了一些著名的机构和资金丰厚的大家族理财的经验。我希望读者能够喜欢看到这个隐藏在温情脉脉的公众形象面纱下、复杂甚至有些扭曲的系统。另外，本书还包括了一位著名的人物―菲利普?卡雷特，他已经在这个行业打拼了60多年，因此他的投资经验非常有启发意义。
在研究过所有的案例后，我试图给出一个总结：这些投资大师和他们的前辈有何不同，我们又如何从他们的发现中获益。
透露一点，我已经将资金交由其中的几位“大师”管理了。
约翰?特雷恩
那些极其成功的投资者有时会“发明”出一些新奇的投资策略，吉姆?罗杰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押注于整个国家。当罗杰斯确定一个国家比大家普遍相信的更有前途时，他就在其他投资者甚至尚未意识到存在进行这种交易的可能性之前，将赌注押在这个国家上。
例如葡萄牙，1974年被极左派接管之后，这个国家就一直处于内战边缘。这种情况与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执政时的智利类似，政府从国外引入了许多激进主义分子准备在本国进行一场左派运动：智利从古巴引入了几千人，而葡萄牙从苏联请来了几百人。资本纷纷逃离，商业一片萧条。后来，葡萄牙的右翼力量通过斗争重新执掌了政权，废除了激进的左倾政策，经济开始复苏，投资者的信心也在逐渐恢复。旅游业和商业有所好转，尽管未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开始有外资到葡萄牙进行实业投资，但是一向高度敏感的股票市场仍然没有对外资开放。
1984年，罗杰斯感到时机成熟了。他就投资事宜与葡萄牙金融管理当局进行了接洽。1985年，也就是6个月之后，葡萄牙金融管理当局同意罗杰斯可以将他在葡萄牙进行股票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兑换成美元。里斯本最顶尖的投资公司告诉他，葡萄牙的股票都不值得推荐。然而，罗杰斯不仅让他们为他购买了在里斯本交易所上市的所有24只股票，而且还指示他们以后为他买入所有新发行的股票。他最终持有了全部35只股票。葡萄牙的经济从此以后日益好转，他的这次出击也斩获颇丰。
罗杰斯在1984年的另外一次绝妙出击是在奥地利。奥地利的股票市场一直十分低迷，与23年前即1961年相比缩水了近一半。许多欧洲国家都出台了一些刺激投资的政策以激励本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其中也包括法国―在密特朗总统的社会党政府领导下，法国的经济和货币趋于崩溃。罗杰斯认为奥地利政府正准备步其后尘。他确信，欧洲那些正在四处寻找投资机会的基金经理们不久就会注意到奥地利。于是他向奥地利一家大银行在纽约的分支机构咨询外资如何才能投资奥地利股票。但是这家银行不知道：事实上，一直没人对这个国家感兴趣，尽管其经济形势稳定，发展良好。由于外界有关奥地利的信息非常匮乏，因此，罗杰斯决定亲自去维也纳进行考察。在奥地利财政部，他询问有没有政治派系或其他利益集团反对开放股票市场。当罗杰斯得知并没有势力集团反对外资投资股票市场时，他觉得机不可失。
序（2）
什么是“好”国家
罗杰斯判断一个值得投资的“好”国家的4个主要标准是：
1. 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要远远好于过去任何时期。
2. 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要比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的要好。
3. 货币必须是可兑换的。货币的可兑换性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基本上，罗杰斯认为等到一国货币已经可兑换之后再进入该国进行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一国货币将在一个月后实现可兑换，那么他就会再等一个月。罗杰斯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一国货币实现可兑换后，就会有大量投资机会。
4.对于投资者而言，该国资本市场必须有足够的流动性。（这和投资者不愿购买“投资信”①股票是一个道理。）罗杰斯说：“如果我错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能尽快脱身。”
除此之外，如果其他外国投资不能进入市场，那么在这样的国家进行投资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此，罗杰斯希望通过常规渠道到一个国家进行投资，以观察那些追随他而来的投资者的遭遇。人们有时声称他们正在结识央行董事会主席或其他显要人物。但是，用罗杰斯的话说，这些权贵可能正在用“花言巧语”来吸引投资者。而那些没有认识这些大人物的投资者就不会受到这种欢迎。
罗杰斯说他考虑在印尼买入股票。1988年，印尼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环太平洋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印尼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有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了鼓励外资投资，印尼政府还专门成立一个外资投资促进委员会。印尼当局决定建立一个股票市场，因为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都有股票市场。印尼股票市场开始时只有24只股票（其中只有一部分允许境外投资者投资）。所有这些措施都很成功。接着，印尼政府开始研究，“既然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外资吸引进了股票市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鼓励本地投资者也来购买股票？”这才刚刚开始，罗杰斯认为，而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场投资运动将走得更远。罗杰斯看好农产品，因为农业是基础产业。他还预见到原油价格将上涨。“从现在起，5年后，美林和詹金宝（James Capel）① 将在这里开设办事处。7年后，商品市场将出现繁荣，甚至贝奇（Bache）② 也会在这里有办事处。不过，那也是牛市的顶点。无论如何，每位愿意冒险一试的投资者都应该联系印尼的股票经纪商，并买进所有可以买到的股票以及所有即将上市的股票”。
前几天，罗杰斯透露，约翰?邓普顿曾打电话给他，说某个国家的股票看起来出奇的便宜。罗杰斯回答说他想知道这些股票为什么便宜。有许多国家的股票都便宜，并且将一直便宜下去，关键是他希望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罗杰斯买进奥地利和葡萄牙的股票时，其他投资者甚至还不知道如何才能到这些国家投资。而当罗杰斯获悉其他国外投资者已经得到这些信息时，他可以预见到更好的投资前景，因为国外对这些股票的需求将急遽增加。
投资空地
国外不时有新的油田被发现，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我向罗杰斯描述了我自己利用这些机会的经验。我发现投资省会或首都的停车场是一个有趣的途径。停车场不受“房租控制”③ 限制，而且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改造。最终，新发现油田的大部分利润都要流入政府部门，因为各国政府无一例外都会对石油开发商征税。这部分税收收入接着会使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受益，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雇员、更多的办公机构和更多的办公用房。于是，整个城市就会繁荣起来。即使在苏格兰，在发现北海油田期间，这种投资选择也比费心考虑哪家石油勘探公司拥有最好的地段、哪家企业是输油管的主要供应商或者为钻探平台提供直升机运输服务容易。这些城市的空地的地价最终都飙升，而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投资方法是非常省心的。
罗杰斯同意这点，但是，他指出，如果弄糟了，空地可能卖不出去。而股票市场可能会缩水一半或3/4，但你至少能退出来。我回答说股票市场也可能被迫关闭或完全丧失流动性―以前许多国家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他还参加过这些国家股市的恢复。在法国，当情况变得极端严峻时，资本纷纷抛售金融资产，转持实物资产。而且不能将这些空地立即卖掉―急于将空地出手也许是受不了诱惑―也不一定就是坏事：长期持有空地或许已经成了所有投资策略中最有利可图的策略。罗杰斯没有反驳，但他自己仍然更偏好流动性。
不要过早地投资
有时，罗杰斯也会在未被发现的市场过早地进行投资。1985年，伊朗和阿富汗都在忙于战争，东方的地毯对西方的供应锐减。当时罗杰斯听信了一个传闻，传闻说尼泊尔经济正在走向繁荣，受惠于国外对当地地毯需求量的增加。于是，他亲自来到加德满都。这个孤身一人的美国人的兴趣令尼泊尔股票交易所的负责人着实吃惊不小。实际上，在这个市场只有9只股票，而且交易量很少。罗杰斯回忆道，他向加德满都主街两旁的小商店望了几眼，“这是一个真正原始的社会。太偏远，太复杂，还没有现代通讯”。他确定，骑摩托车去喜马拉雅山玩一趟要比在这里投资更有意思。
了解世界（1）
投资者如何判断不同国家的风险和机会呢？通过旅行，通过阅读历史和哲学―而不是待在商学院里。罗杰斯说他自己的成功得益于发现那些别人都不关注的事和别人没有去过却将要去的地方。他引用吉卜林（Kipling）① 的话说：“那些只知道英格兰的人能了解英格兰什么呢？”他说他经常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英国，从英国人的角度看美国。
还是学生时，罗杰斯就能意识到国际货币市场汇率变动和资本流动的方向。20世纪60年代初，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罗杰斯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当时，他确信英镑将要贬值，因此，他每天都只揣几先令走来走去，希望在英镑不可避免地贬值后能获得一个更有利的汇率将美元兑换为英镑。尽管英镑的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罗杰斯并没有等到那一天―在英国政府最终允许英镑贬值前，他已经回到了美国。
自称“来自亚拉巴马的穷小子”的罗杰斯出生在迪莫波利斯（Demopolis），家里面的电话号码是5，非常好记。离罗杰斯家最近的大城市是50英里（1英里约为公里）之外、有着19 000人口的塞尔马（Selma）。罗杰斯的父亲是一个古老的亚拉巴马家族的成员，为博登化学公司（Borden Chemical）管理着一家生产木工胶和甲醛的工厂。
罗杰斯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964年毕业。由于一时拿不定主意要从事什么职业，他申请了几家研究生院，并参加了几次校园招聘的面试，其中一位来自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Dominick & Dominick）的面试官是在纽约贫民区长大的，对罗杰斯印象很好，就向罗杰斯发出了邀请，邀请罗杰斯到他们公司来。结果，罗杰斯只好解释说，他已经决定秋天去牛津大学读书，并问他能否只在他们公司工作一个暑假。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最终罗杰斯还是如愿了。当时，罗杰斯对股票和债券都一无所知，但是，他几乎立即爱上了证券投资。
“我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投资，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钱，而是因为，干这一行，只要你聪明，那么你全部要做的就是运用你的智慧，并关注这个世界。当时，我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常贪婪地阅读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你不必费心打领带①，也不必加入乡村俱乐部或教师家长会。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并得到相应的报酬。我认为，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职业。”那年秋天，他去了牛津。在牛津大学，身材相对矮小的罗杰斯曾以舵手的身份赢得过划船比赛的冠军。（巧合的是约翰?邓普顿也是在南方的小镇长大，并去了耶鲁和牛津。他们是经巴里奥（Balliol）学院院长介绍才认识的。）
罗杰斯说起话来语调温和，近乎羞涩―但是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点。他总是一成不变地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和不相配的裤子，即使是在纽约冬天严寒的天气里，也不穿外套。到罗杰斯回美国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是国际金融。他梦想成为像“苏黎世财神”（Gnome of Zurich）② 一样的人，传说这位瑞士银行家到处都有投资。1965年夏天，他回到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在该公司的场外交易部门工作。接着，罗杰斯服了两年的兵役。在军队中，罗杰斯为其指挥官管理着一个资产组合，并有了一定要赚钱的决心。“我想赚到足够的钱，这样我就不用再为工作担心。”他说。
了解世界（2）
退役以后，他先是在贝奇工作，接着又在基尔德公司工作了一段。在那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你最好理解数字。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现在也如此，许多人正在赚钱，但并不知道是怎么赚的。”随后，他去了纽伯格－伯尔曼（Neuberger & Berman）公司。
1970年，在欧洲老牌投资银行阿霍尔德－布雷希洛德合伙公司（Arnhold & S. Bleichroeder）时，罗杰斯遇到了乔治?索罗斯。他们组成了业内最成功的“双子星”投资团队。他们一起工作时，没有一年是亏损的。从1969年12月31日到1980年12月31日，索罗斯基金①的收益率为3 365%，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仅上涨了47%。开始时，量子基金只有他们两个人和一个秘书。索罗斯负责交易，罗杰斯负责研究。
量子基金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独立的风格。罗杰斯和索罗斯都没有时间去考虑华尔街的研究报告。“他们都是随大流。这样做不可能获得成功，”罗杰斯说，“这是最快的破产方法。”但是，罗杰斯认为自己并非一个反向投资者②―从1959年起每年都购买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然后每年都亏损的那些人。投资者可以选择与众不同的投资策略，但前提是你对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必须有把握。
量子基金最大的成功在于其预测大的和总体趋势的能力―这些变化是长期的，而非“周期性的”。罗杰斯在他自己的投资中仍然保持这一原则，他当时解释说：“我们对某个公司下季度的盈利或者1975年铝的发货量并不是太感兴趣，而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主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将来某个时候如何改变一个产业或股票板块的命运。如果当前的股票价格和我们所预测的存在很大差异，那反而更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钱可赚。”这就是华尔街所谓的“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
量子基金建立10年后，尽管公司员工已经达到了13人，但是做研究工作的仍然只有索罗斯和罗杰斯两个人。在此期间，量子基金管理的资金已由开始时的1 200万美元增长到亿美元―这也是促使罗杰斯在1980年离开的原因：他认为大的基金将变得难以管理。他离开时，分得的利润达1?400万美元。
罗杰斯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极度不合群的人、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厌世者”。他有些放荡不羁，曾骑摩托车纵穿拉丁美洲。他说自己基本上不喜欢与人交往，尽管他很乐意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给学生们讲授证券分析。他用第一次讲课的收入作为会费，取得了哥伦比亚体育馆的终身会员资格。沃伦?巴菲特听过罗杰斯的课，说那“太动人了……罗杰斯正在做着本?格雷厄姆30年前所做的工作―将真实的投资世界带入教室”。
罗杰斯计划将他的大部分财产捐给牛津和耶鲁作为旅游资助，让其他人有和他一样宽阔的视野。如果学生们同意在接下来的两年里75%的时间待在国外，那么这两年他们每年将获得18 000美元的资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约束。罗杰斯还对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说：“学习历史和哲学吧。干什么都比待在商学院好：当服务员，搭便车到远东旅行。”罗杰斯强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生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罗杰斯曾打算去读MBA。然而，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的一个高级合伙人告诉他：“做空一手大豆，那么你在这一次交易中所学到的东西都远比你在商学院待上两年所学到的要多。”罗杰斯没有去读MBA，而且的确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亏钱。他在1968年开始做投机生意。1970年1月，他预感到股市即将转熊，于是就用自己全部的资金买了一些机具公司的看跌期权。1970年5月26日，他平掉了这些看跌期权。“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他说。仅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这些期权中的许多期权的价值就翻了3倍多。股市反弹了几个月后，罗杰斯又重新做空了那些股票。但是，从此以后，股市持续强劲上涨了两年时间。罗杰斯亏掉了所有的钱。这次亏损的数目并不大，但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他感到多米尼克合伙公司的那位合伙人是正确的：这是一次非常有用的经历，而且他很庆幸这次经历的代价是5 000美元而不是5 000万美元。
了解世界（3）
直到那时，罗杰斯确定他开始自己事业的最好方式是管理一个对冲基金，因为对冲基金不仅可以买卖股票，而且还可以做空。从此，他从没有停止过做空，而且收益颇丰。“直到今天，每当听到人们说我是幸运的投资者时，我就很生气。”罗杰斯说，“做空的时候更糟：我告诉他们股市将走熊，他们最好卖掉手中的股票。我告诉他们我自己打算做空。但是，他们回答说摩根担保信托银行（Morgan Guaranty）看好工业发展前景。接着，那些公司开始遇到麻烦，股票价格下跌。随后，人们又将责任归咎于我。他们甚至还将石油价格的下跌归咎于我。我以前不理解《杀死信使》①的故事，直到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
出于对国际金融投资的热爱，1971年，在美国个人持有黄金重新合法前，罗杰斯在瑞士银行开了一个正式的纳税账户，并开始在加拿大购买以1盎司为单位的金条。罗杰斯收藏的一张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拍的照片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张照片拍摄的是1949年中国的一家银行门外等待着将纸币换成黄金的骚乱的人群。罗杰斯一次带一块或两块金条进入美国，以免被发现时有太多的麻烦。他持有大量的黄金作为一个“保险策略”，尽管他不相信金价很快就会上涨：一旦南非的情况变糟时，该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会争相出售他们在国外持有的黄金，因为这是他们在国外所持有的唯一资产，这将促使金价回落。
1987年，他觉得美元对日元将出现大幅下跌，但是同时也发现东京市场存在很严重的操纵现象。过了这么多年，大部分美国投资者仍然不懂利用外国货币和债券来对冲美元贬值或美国股市下跌的风险，罗杰斯对此感到十分困惑。
罗杰斯现在“已经退休”，管着他自己的钱。他说：“每个人都梦想赚很多钱，但是这并不容易。”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成就归功于勤奋。罗杰斯说，当他是一个专职的基金经理时，“我的工作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在工作做完之前，我不会去做任何其他事情”。当罗杰斯加入量子基金时，他搬进了河边大道一座漂亮、富有艺术风格的房子里。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哥伦布环形广场边上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不停歇地工作―10年没有休过一次假。罗杰斯现在仍住在那座宅邸里，这座房子被他用英国俱乐部式的风格重新装修了一遍。“那时是我工作最紧张的时候，”罗杰斯说，“我对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作为一个人能做到的也就这么多了。”他说当他的观点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同时，他从不对自己是否正确感到焦虑。“其他人在晚上不能入睡，而我高枕无忧。”
美国的前景
当时，美国政府已经陷入了失控状态：货币贬值速度几乎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在古罗马，完成货币贬值用了300年；西班牙用了一个多世纪；19世纪的英国用了50年；然而，在最近的12年里，美国的财政赤字增长速度已经超过过去任何时期。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是净债务国，但是这些钱是用于生产性积累的。现在借钱却是为军费开支和转移支付融资。在两三年内，美国的外债将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外债量的总和。罗杰斯说，全球储备货币贬值如此之快，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由此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在金融市场里完全反映出来。
罗杰斯认为，不管怎么样，接下来的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糟糕。不需要太久，那些借钱给美国的国家就会意识到这里的局面已经失控，进而将停止借钱给美国。届时，美国政府将面临以下三种选择：
1. 坐视不理，完全靠在国内融资以偿还这些债务。但是美国的储蓄率只有3%，因此利率将涨到18%或20%。那时，债券市场将完全消失，而且货币兑换将受到控制（不过，这种限制不针对已经在国外的资金，而是为了防止资金从美国流出）。
2. 通过财政政策尽可能地鼓励储蓄。
3. 削减政府支出。
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项都会打击经济增长。因此，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金融机构将大量破产，华尔街和东京的许多公司都将停业。接下来会不会发生经济衰退取决于政治家们：尽管他们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不过，不管怎样，到1992年共和党将会下台。
为了阻止灾难发生，罗杰斯坚信必须采取以下一些步骤：
1. 应该取消资本利得税。
2. 应该减免对储蓄征税，例如恢复对个人退休账户（IRAs）①和基奥计划（Keogh plans）② 的税收优惠政策。1986年政府取消这些优惠政策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不过，罗杰斯相信根本问题不在于税收，而是政府支出。例如，美国政府每年用50亿美元来补贴16 600个糖业农场主。美国每磅白糖的价格是22美分，而在全球市场上白糖的价格只有每磅9美分。这让拉丁美洲的农民耿耿于怀，因为他们的白糖一直卖不出一个像样的价钱。罗杰斯建议，美国政府应该一次性支付给糖业农场主补贴，然后不再为白糖提供价格补贴。
寻找长期变化（1）
在国内选择投资组合时，罗杰斯押注于整个行业，就像他在国外投资时将赌注押在某个国家一样。他先提出一个大的投资思路，接着买进他认为即将转好的一个行业的所有可以买到的股票，就像他买进某个国家的所有股票一样。罗杰斯如何选择这样的行业呢？他主要是寻找一种主要的长期变化，而不去管商业环境的细小变动。“发现低买高卖的机会的途径就是寻找那些未被认识到的或未被发现的概念或变化。无论何时你看到一条地毯，都不要看着它说，‘那是一条棕色的地毯’；而应该问，‘那条地毯会变化吗？如果变化，会怎么变？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什么事情使它现在和两三年前有所不同？’假如你看到一家破产了的公司，你应该想到它最终未必会走向破产。假如你看到一家飞速发展的公司，你应该想到它未必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就是说一定要看到变化。我说的变化是指长期变化，而不是商业周期的变化。我寻找的是那些即使经济正在下滑，经营依然即将好转的公司。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工业就是一个例子。经济形势怎么样并不重要。石油业和石油股业绩卓著。实际上，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石油股表现太好了，因为油价涨得太多了。不过，这就是我所说的长期变化。一个长达10年的大趋势在石油业发生了”。
罗杰斯在寻找四种主要的变化类型：
1. 灾难。例子包括洛克希德（Lockheed）、克莱斯勒、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公司危机严重到这个程度，暗示了这些公司所处的整个行业正岌岌可危。通常情况是，当一个行业整体处在危机之中，并伴随着两三家大公司破产或濒临破产时，这个行业将展开一轮反弹，只要在此情况下仍然存在着能够改变整个行业的因素。美国钢铁业就是这样一个需要“催化剂”才能改变的行业，罗杰斯举例说：这个行业已经萧条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使其走出低谷。
2. 朝着更坏方向的变化。这正应了“树不能长到天上去”的老话。当一个行业是如此炙手可热以至于投资机构持有了该行业顶尖公司80%以上的股份时，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股票的价值已经被高估了。在这种情况下，罗杰斯将做空该行业中的多只股票而不是其中的一只股票。这里，投资者需加倍小心，因为股票价格处于高位不等于股票价格不会涨得更高。因此，罗杰斯总是尽可能精确地估算，何时才会出现大的变化使整个行业的经营状况开始变得糟糕。
3. 新趋势。“自然妆”潮流就是一个例子。当20世纪70年代妇女们开始放弃过度化妆，甚至根本就不化妆时，罗杰斯研究了雅芳公司的股票，并认定这只市盈率超过70的股票行将垮掉。他以130美元的价格做空，并于一年后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平仓。
这些行业还包括幼儿照看中心、工厂预制住房（俗称“活动房屋”）、连锁医院和垃圾处理业。罗杰斯回忆起1969年参加的一次垃圾处理业的会议，当时新成立公司的涌入已经打破了市政和黑手党对该行业的双寡头垄断。其他参会的代表（其中有些人举止很粗鲁）感到震惊―华尔街竟然也有人对“垃圾”会议感兴趣！然而，现在那些举止粗鲁的人有些已经在棕榈滩（Palm Beach）买了别墅，他们的一些公司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了市。最近，罗杰斯非常看好休闲业―疗养中心等，因为退休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对休闲活动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寻找长期变化（2）
另一个例子是摩托车。在20世纪50年代，“摩托车”就是（正如罗杰斯所说）“垃圾”、“一文不值”。但是，到了60年代，本田公司却可以做广告说，“本田车上都是最可爱的人”，或许马尔科姆?福布斯（Malcolm Forbes）① 也骑本田。罗杰斯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潮流，不过他说假如自己当时足够精明，那么他就会发现本田以及所有日本的股票都值得买进。
其他一些大的趋势包括：医院，一两代人以前，医院都是由市政当局和慈善机构来经营，不过，今天越来越多的医院是由营利机构经营的；戒酒中心和精神病医院；活动房屋，而活动房屋在罗杰斯孩童时代曾被看做是伤风败俗之举―罗杰斯的母亲不让他接触那些住在活动房屋里面的人，她称这些人为“拖车垃圾”。
和以上情况有些类似的是旅店连锁业。罗杰斯指出，在最近30年，希尔顿的股票涨了一百多倍。过去，各城市都有旅馆，甚至有非常好的旅馆，但是，这些旅馆都是由不同人所有和经营的。后来，人们意识到在同一旗下以连锁店的方式经营这些旅馆可以带来规模效益，并且有利于改进质量控制，进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当托儿所被幼儿照看中心取代时，20世纪70年代又发生一个长期变化。“我小时候去过托儿所。托儿所里只有同街的一位身材瘦小的妇人。当孩子们的母亲去海滩时，她就收留整个街区的孩子并照看我们，或者做那个时代妈妈该做的任何事情。不过，这种做法确实很混乱，缺乏效率，而且不够经济。70年代，出现了一种被称作幼儿照看中心的新事物。它们的出现是有许多原因的：一是因为它更有效率，更有组织，而且送孩子到幼儿照看中心也比较便宜。另外，它们改变了税法，当你去工作时把孩子送到这里，就可以获得税收上的优惠。而且职业女性已经是普遍现象。我的意思是，母亲们大都出去工作了，或者有这个打算。因此，幼儿照看中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一个有着广阔前途的全新的行业，而且一些精明的从业者已经结成联盟并建立了连锁幼儿照看中心。实际上，婴儿护理公司（Kindercare）早在1972年就公开上市了。这是一家不知名的亚拉巴马公司，因此在其发行新股时你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是当时唯一的机构投资者。当然，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产业”。
4. 当政府决定采取行动时。这时，政府会不惜重金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1974年，当有谣传说洛克希德公司可能破产时，罗杰斯成为其最大的外部持股人。罗杰斯注意到，1973年的阿以战争① 中，尽管以色列有更先进的战机和更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但是埃及空军仍然明显占了上风。罗杰斯发现，苏联向埃及提供了电子设备，而美国却未能向以色列提供这些设备，因为在越战期间，美国将防卫努力集中在日常供应上，结果妨碍了长远的技术发展。了解到这点，罗杰斯推断，美国将不得不在防卫电子技术方面赶上苏联。洛克希德有一些最好的电子设备。其股票从每股2美元涨到每股120美元；洛雷尔（Loral）公司的股票从每股美元涨到每股31美元；E系统公司（E-System）的股票从每股美元涨到每股45美元。当时，E系统公司尚不为人所知。罗杰斯是在查询有关洛克希德和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诺斯鲁普公司（Northrop）时知道了这家公司的名字，并通过阅读行业杂志并咨询了防卫专家才对这家公司有所了解。当E系统公司的股票涨到8美元时，罗杰斯和一位银行家谈起了这只股票；这位银行家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但是他说在这只股票涨到10美元之前，他不会让他的银行购买这只股票，因为这是这家机构的政策，投资股价低于10美元的股票是不允许的。投资者有不同的“愚蠢标准”，罗杰斯说，比如说，公司的市值必须超过5 000万美元等等。
寻找长期变化（3）
通过仔细揣摩政府的意图，罗杰斯还发现了收账代理业，其推理过程相当有趣，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考虑不到这点。美国政府贷款给学生、小企业主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政府收回到期贷款的积极性却不大。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决定将这一工作交给私人收账代理公司去做。收回10亿美元对政府而言九牛一毛，但对于一家小公司而言却是一笔天文数字，而收账代理公司通常都是小公司。
罗杰斯的另一发现是挖土机行业。1975年，肩负着保证美国内河航道畅通重任的美国陆军机械公司（Army Corps of Engineers）突然发现他们用了多年的挖土机已经过时了。这家公司有三种选择：买新的挖土机，改造旧的挖土机，或者不做这笔生意，将它包出去。这家公司决定采用最后一种方案，将挖土机从44台减至8台（在此之前，所有独立的挖土公司的挖土机加在一起才只有24台）。一家公司―大湖挖土公司（Great Lakes Dredging）的市场份额立即增长了1 000%。
另一个由于政府干预而改变一个行业的例子是疗养院。直到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还习惯于自己照看父母，但是后来政府通过公共医疗补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对疗养院的资助加大了干预力度。疗养院公司开始大规模公开发行有价证券。当其中最大的公司之一四季公司（Four Seasons）破产时，人们发现其涉嫌会计欺诈，而且，另外的许多公司也被证实扩张过度，但却没有赚到钱。其他丑闻纷纷曝光。于是整个行业的股票都大幅下挫。不久，罗杰斯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公司已经收缩了其业务，卖掉了一些边缘部门和亏损的业务，正在开始盈利。因此，他参观几家公司，并适时地意识到尽管美国人口仍然在不断老化，但是最近几年由于行业丑闻却没有新建一家疗养院。于是，他投资了其中的一家公司贝弗利实业（Beverly Enterprises），这家公司后来有了长足发展。
挖土机行业的例子验证了罗杰斯的另一条重要原理：供求关系的重要性。罗杰斯说，赚钱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供求关系。他评论说，无论华盛顿，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不遵守这条法则。我认为这是本书中最有用的观点之一。
罗杰斯又引用石油业作为这一原理的例子。他问，油价为什么会在20世纪70年代暴涨？通常的理解是，油价上涨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人为造成的。但是，他反驳道，从1960年起，石油输出国组织每年都想提高油价，但是从没有成功过，油价总是下跌。真正的原因要追溯到更早些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政府可以调控天然气的价格。于是美国政府就真的这样做了，制定了一个极低的价格：天然气价格是如此低廉，以至于供应天然气实际上是无利可图的。天然气常常是作为石油开采的副产品被简单地烧掉。因此20世纪50年代定价以后这段时间以及整个60年代，美国天然气的开采量非常小。与此同时，消费者终于明白了用天然气做燃料的优越性：比石油和煤炭更便宜、更清洁。逐渐地，居民转向了天然气，而就在那时，天然气的勘探却几乎停止了。因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天然气公司已经没什么可供应的了。罗杰斯记得，他当时注意到管道公司发行债券时在募集资金说明书上已经不再承诺有足够的天然气供应以支付债券利息。从一家钻探设备供应商，赫尔默里克―佩恩公司（Helmerich & Payne）的年报里，罗杰斯觉察到美国在使用的钻塔的数量在逐年稳步递减，因为没有公司愿意继续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但是这对于维持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确是必不可少的。
寻找长期变化（4）
罗杰斯去了塔尔萨（Tulsa），并拜访了一系列钻探公司。所有的公司都是惨淡经营。他断定，美国政府不可能允许天然气管道瘫痪并因此导致全国天然气供应中断。因此，以买入经营状况最糟的陆上钻探公司为起点，罗杰斯买进了石油钻探公司、油页岩提炼公司以及整个行业所有公司的股票。不久，石油输出国组织① 将油价提高了4倍并实施石油禁运，使得石油和天然气股票牛气冲天。然而，在1971年罗杰斯就预测到天然气产业将有大的发展，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最终成功地提高原油价格早了两年。股价上涨的基本面已经具备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仅仅提供了在物理学上被称作“诱因”的东西。
不过随后，“树不会长到天上去”的俗语应验了。当石油价格从每桶美元上涨到每桶40美元时，美国全国上下都在开展能源节约运动：改进建筑物的隔热效果，生产和购买小排量轿车，提高电气设备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石油开采量也有大幅提高。在这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供求关系式开始逆转，并不断强化。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和相关股票―跳水了。
罗杰斯说，当前公用事业的股票与此类似。他感觉到美国政府对这个产业的政策将出现重大转变：政府肯定会放松对这些公司的管制。政府对这些公司的管制已经严到不能再严了，因此，事情将出现转机。政府甚至有可能完全取消对这个行业的管制。到目前为止，该行业还没有发生过一次接管或杠杆收购，只发生过一次公司合并。一些公司有大量现金流入。罗杰斯1981年开始购买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现在可能已经持有了30只这类公司的股票。他不打算在1990年之前出售这些股票，而且，要卖就会一次性把持有这个板块的所有股票全部卖掉。对罗杰斯来说，这些股票实质上就是一只股票，或至少同属一个概念。
罗杰斯尤其看好通用公共事业公司（General Public Utilities）和（美国）天然气与电力公司（Dominion Resources），之前他还看好过弗吉尼亚电力公司（Virginia Electric）。天然气与电力公司正在大举修建核电厂，并最终放弃了其中一个核电厂项目，没有最后完工。当罗杰斯开始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时，其股息率① 已经达到13%~14%。随着公司资本支出项目的结束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支的下降，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盈利状况得到了巨大改善。罗杰斯指出，在公用事业行业，市场的扩大对公司可能是不利的―你不得不修建新设施以满足需求。顺便提一下，他觉得，允许不同地区的不同公司跨辖区开展竞争可能有利于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
罗杰斯看好的其他公用事业公司包括北印第安纳公司（Northern Indiana）和印第安纳公共服务公司（Public Service of Indiana）。罗杰斯以62美元的价格买进了后者包含偿债基金① 的累计优先股。这只优先股很快就涨到了90美元。另外，由于这只优先股已经有了20美元的累计红利，并将到期分配，因此罗杰斯购买这只优先股的实际成本仅为42美元，而且其股息率高达20%。罗杰斯说，当公司开始分红时，他可能卖掉这些股票。20世纪90年代，这家公司的普通股每股肯定可以获得4美元的投资收益。这家公司还能够从邻近地区购买多余的装机容量，而且，如果有必要，其核电厂可以改造成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火电厂。
独立思考
罗杰斯在选择股票时有什么技巧？其中之一是：他从不与经纪人或证券分析师讨论。“你不得不说服那些人”。他们的观点毫无价值，罗杰斯声称，他们习惯随波逐流：“假使你告诉他们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仅不会相信你，而且还会蔑视你所列举的所有证据。”
按照罗杰斯的观点，最要紧的是“培养一种独立思考的方法”。他和索罗斯都擅长独立思考，并从中受益匪浅。罗杰斯说：“我一向认为坐下来并阅读一些资料会更好。我不太擅长随机应变，因此和人交谈可能会打乱我的思路。我只是舒服地坐着，阅读、计算，并最后得出一堆无论是多么荒唐的‘谬论’，不过我比他们成功得多。我发现，如果我只按照自己熟悉的那套方法，而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方法来做，投资会更简单，也更有利可图。”
罗杰斯说他从来没从内部信息中赚过钱，即使是那些合法或不违反职业道德的内部信息。在罗杰斯看来，内部信息十有###是错的，因为它们要么不符合事实，要么在传播途中被断章取义了。“假如你是从公司总裁那里获得的内部信息，那么你将亏掉你一半的钱；假如你是从董事会主席那儿获取的内部信息，那么你将亏得精光。因此，不要在内部信息上花费时间。”他建议。
当罗杰斯还是一名全职的基金经理时，他经常要阅读至少来自5个国家的报纸、40多种期刊和80多种行业杂志，包括《综艺》（Variety）、《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铁器时代》（Iron Age）等等。这些杂志大多数都枯燥乏味，而且实际上还充斥着由公共关系代理机构提供的垃圾信息。但是，有时也会有一篇建设性的文章或者广告。他还阅读成百上千份公司年报，并跟踪许多公司的内部交易数据。他现在仍然大量阅读，但阅读量较之前略有减少。
罗杰斯的许多投资灵感都来自于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观察。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发现第一银行（Banc One）。罗杰斯在美林公司的经纪人请求为他开一个现金管理账户，因为这样这位经纪人就可以增加自己在美林的积分。罗杰斯注意到其现金管理账户开的支票都是由第一银行兑现的；这家银行他以前并没有听说过。他简单地调查了一下这家公司，发现它有一套先进的计算机系统，这套系统可以使该公司在未来争夺其他大型经纪商日益增加的支票和信用卡处理业务时处于领先地位。罗杰斯调查得越深入，就越喜欢这家公司。他不失时机地成了这家公司的一个股东，这只股票从1980年年中每股6美元涨到1986年年中的每股30美元。
考虑最坏的情况
罗杰斯在购买股票方面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投资者要坚信自己买进的股票已经非常便宜了，以至于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你的资本金也只不过是暂时没有收益而已。“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考虑到最坏的情况。”罗杰斯说。购买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的股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如此，一个人也不能总做空头生意。无论你多么正确，市场可能向与你的意图相反的方向运动，并且使你亏掉一大笔钱。
罗杰斯从不企图避税。正如他所说，他来华尔街工作时就“渴望研究税收问题”。他从来没有为自己避过税。他指出，许多避税方法都是灾难性的。
遵循做一切可以赚钱的交易的理念，罗杰斯在商品市场非常活跃。他交易过橘子汁、菜子油以及马铃薯，他甚至还在白糖期货交易所购买了一个席位―这可以看做罗杰斯看好白糖价格的一个间接证据。
罗杰斯还认为做空和做多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市场上总有一些公司经营得好，也总有一些公司在走下坡路。
只做看准的交易
罗杰斯的一个首要原则是，不要亏钱。看不准，就不要做交易。全部清仓，用这些钱去买国库券或货币市场基金。然后就待在家里享受生活，或去海滩度假、看看电影、下下棋，总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接着，你看准的机会来了。将你在货币市场基金里的所有资金取出来，全部投进去。然后，等上三五年或者十年。”
“你肯定知道何时出手这些股票，因为你比其他任何人了解的都多。取出你的资金，重新放回货币市场基金，并等待下一次机会出现。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机会，你仍然会大赚特赚。”
“因此，我最基本的建议就是不要亏钱。坚持只做你看准的交易，那么你早晚会发现可以大赚一笔的机会。”
阅读财务报表
罗杰斯喜欢阅读财务报表―这是他的主要分析工具。“成千上万张财务报表，浩如烟海的数字”。罗杰斯不用电脑，而是手工工作。过去曾有三位秘书为他工作，现在则减少到了一人。罗杰斯不利用任何存在电脑磁盘里的数据库，因为他不知道这项数据是否可靠。他说，没有信息比得到错误的信息更好：如果有数据与事实不符，那么后面的错误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并最终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投资者特别应该避免利用标准普尔、价值线（Value Line）或者经纪人的报告中提供的二手数据。直接阅读公司年报和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10-K报表是非常必要的。
罗杰斯说他每次给上市公司写信，都会向他们索取监管当局要求他们向投资者提供的所有资料。而有时他也搞不清楚，监管当局要求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提供的全部资料具体包括哪些。罗杰斯指出，对于那些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尤其是那些股票通过ADRs（美国存托证券）① 进行交易的外国公司，投资者可以在年报之外要求索取美式20-K报表；这些报表是和美国本土上市公司提交的10-K报表对应的材料。20-K报表格外重要，因为外国公司年报提供的有用信息少之又少。
在所有财务报表中，罗杰斯说，资产负债表要比损益表更重要。他也很重视折旧账户。他喜欢购买处于破产边缘公司的股票。折旧账户中的可用现金流可以告诉他这家公司能否坚持过来，尽管其报表是亏损。折旧和摊销只是一种记账方法，并不意味着“现金外流”，罗杰斯说。
根据多年的经验，罗杰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分析表格式。当他犯了严重错误时，他就在自己的总分析表上以前忽视的地方画一条线：一家公司应收账款的发展趋势，或诸如此类。罗杰斯发现建立长达10年或15年的总表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有利于用历史眼光了解一家公司。
举例来说，罗杰斯研究上市公司过去几年的盈利状况时会问：为什么这些公司的盈利状况这么好？为什么那些公司的盈利状况这么差？罗杰斯喜欢购买经营状况糟糕的公司的股票，但仅限于那些经营业绩即将改善的―而不是那些业绩已经变好的。因此，他需要知道事情糟会糟到什么程度，好又能好到哪里。
罗杰斯认为1987年的熊市并没有让投资者得到教训，因为他没看到有别的投资者制作这类分析表。在股市繁荣时期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在股市低迷时，投资者应该学会谨慎从事。
以下是罗杰斯在制定投资决策时紧盯着的比率：
1. 资本性支出①
（1）绝对数；
（2）与折旧额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3）与厂房和设备账户总额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4）与厂房和设备账户净额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计算资本性支出与折旧额的比率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这个已经沿用了多年的比率是非常有用的财务指标。如果这个比率过高，那么你可能正处在这个行业景气的顶点；如果过低―这意味着，该行业没人愿意投资―那么这个行业就有前途，因为该行业产品的供给行将枯竭。
2. 接下来，他会看销售额与应收账款、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比率等。当存货几乎为零，应收账款非常少，利润率（profit margin）达到20%而税前股本回报率在25%以上，资本性支出以每年40%~50%的速度增长时，罗杰斯判断这些股票基本已经涨到顶了，可以考虑做空了。
他会关注一只增长股的所有信息。20世纪四五十年代，铝业被认为是一个成长较快的行业，许多以前的增长行业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们不见得真的成为增长股，当它们被作为增长股考虑的时候，就是做空的良机了。
发现顶部
为了举例说明一个即将走下坡路的行业有什么表现时，罗杰斯选择了金融服务业，例如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他们雇用了大量职员，大举进行业务扩张，并靠金融市场赚钱。你一定听说过大部分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都声称他们希望成为投资银行家。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快到头了。例如，1980年，阿塔利（Atari）公司聘用了5%的当年毕业的哈佛商学院学生。三年后，阿塔利公司就破产了。1986年，高盛也雇用了5%的哈佛商学院应届毕业生，然后在两年之内陷入了困境，被迫大量裁员，并取消了修建办公楼的计划。
1986年年末，罗杰斯在《巴伦周刊》（Barron’s）上发表文章，预测股票市场将强劲反弹，并随后将出现一次暴跌，而且他已经准备好做空一些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们过度扩张，雇用的员工太多，并新增了太多分支机构―这都是到顶的信号。事实上，1987年这些公司全部严重衰退。
识别底部
罗杰斯喜欢用其行之有效的比率来衡量表现不好的股票；当这些股票跌到一个更低的关键价位时，他认为这些股票就要开始转势了。当一个行业的三四家最大的公司正在亏损时，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汽车业，要么汽车业从此消失―这是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要么整个行业的经营环境得到改善。事实上，汽车业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过度的管制①，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营环境就宽松多了，而且，这个行业在股票市场的融资也减少了。因此，罗杰斯买了福特、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汽车公司（非常不幸，不是克莱斯勒）的股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今天，一个类似的转折将在公用核事业行业发生。这个行业有数不尽的问题，但是又不可或缺。因此，罗杰斯看到了一个买点。当他看到几家主要的公司正在亏损，而且资本性支出已经停止时，他认为这个行业就要复苏了。
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伟###则之一，就是投资者应该买进那些便宜得让你亏无可亏的股票。罗杰斯将其做了一点改变：投资者应该买入有理由转好的股票。
罗杰斯指出，投资者进入市场的顺序是这样的：一家公司或行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股价却不再下跌。随后，有人开始购买，因为他们的祖父曾在这家工厂工作，或者出于类似的原因。接着，格雷厄姆式的投资者开始买进。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该行业的产品供给开始枯竭：供求关系，关键的警示信息！再接着，前景开始看涨，吸引更多的人开始买进。于是，股价涨得越来越高，华尔街的经纪人也开始给出正面评价，因此，他们的客户开始购买。后来，经过长达几年时间的反弹，这家公司的股票被评为增长型股票（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仍然有更多的投资者购买这只股票。
但是，正当股价曲线最陡直上升时，那些财务比率也快恶化到了极点。最后，投资者买进这只股票仅仅是因为大家都在买。罗杰斯说，那时他母亲也会打电话说想买那只股票。
“你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妈妈？”罗杰斯问。
“因为这只股票已经涨了3倍。”他母亲回答说。
“不要买，妈妈，千万不要买那只股票，”罗杰斯说，“现在是那只股票最危险的时期。”
随后，那只股票下跌了，所有的运作都颠倒过来。最终，罗杰斯的母亲又打来电话。
“我想卖掉那只股票。”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下跌了90%。”
“不要卖，妈妈，千万不要现在卖掉它。”
1987年3月，罗杰斯预言美国股市将有一次暴跌。他说1987年年初金融市场的反弹是由货币供给增加推动的―其本质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下面是那个月我们谈话之后写下的：
下跌将是急速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有可能一天之内跌去300点，尽管这种下跌可能要从3 000点的高位开始。在市场崩溃前，道琼斯工业指数可能再创新高，但是，他认为这或许要到1988年。（“有可能在6天之内，也有可能半年之内……”）在历次金融恐慌中，普通投资者最终都会将手中的股票抛掉，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罗杰斯认为那时指数期权和股票期权以及已经变成“垃圾”的垃圾债券一样，都将停止交易。他认为现在买入垃圾债券简直就是愚蠢透顶。他自己只持有由美国政府担保的债券，或同等级的其他债券。罗杰斯认为，我们将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财政赤字以及最近的税收改革法案①―他说历史会证明这将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Act）② 的1986年版本。罗杰斯认为，这种以牺牲投资和储蓄为代价，旨在促进消费的改革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会引起大的经济衰退。他认为由此带来的损失主要集中在华尔街和金融业。罗杰斯预言，华尔街、东京和伦敦的几家大公司将在这次危机中破产。
不可避免的灾难
10月崩盘③ 过去了一年后，罗杰斯并没有变得乐观些。他在1988年11月说，新任总统将宣布新措施，因此股票市场无论如何都会有一波反弹。不过，无论乔治?布什怎么努力，一场灾难不可避免，而且他不可能在1992年获得连任。熊市其实在1987年4月就开始了。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增发了大量货币，才使局面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那仅仅是一支强心剂，而不是灵丹妙药。没有人意识到实际情况有多糟糕。
在熊市中，股价首先降到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又跌至一个便宜的价格，最后跌至一个几乎“白送都没人要”的价格。此后，事情相当糟糕，所有投资者都急于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在美国，接下来将是一段痛苦和难熬的时期。这个过程现在已经开始了。
最近两年里，杠杆收购已经开始难做了。其中许多公司在发行债券以偿还银行为他们提供的用于杠杆收购的贷款方面遇到了麻烦。收购一家公司所付的价格是在假设以后15年内不会发生经济衰退的基础上得出的。然而，罗杰斯却认定在此期间肯定会发生一次衰退。
华尔街仍处在疯狂之中：不理智的事情不断发生，例如KKR公司对纳比斯科的杠杆收购。而且，华尔街的职业道德也着实堪忧。罗杰斯的一个学生应聘一家著名公司。这家公司打电话给罗杰斯询问这位应试者的有关情况。罗杰斯说他有能力，但是在道德方面有点问题。“这些并不重要，”那位面试官说，“他能为我们赚钱吗？”另一家公司打电话过来询问他的另外一位正在找工作的学生的情况，罗杰斯回答说他非常非常聪明，但是不够忠诚，缺乏道德观。但是那位学生还是被聘用了。罗杰斯相信，其他许多公司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一年前，他预计即将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一定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由于过度借贷现象十分严重，罗杰斯担心这场危机会真的损害实体经济。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很可能是先发生通货紧缩，紧接着又是通货膨胀。罗杰斯期望通过金融工具来利用这次下跌的机会，而不是做空。他希望他能有足够的智慧想出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方法。
失误
罗杰斯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① 已经破产了，尽管他现在还蒙在鼓里。纽约的房地产一直是靠华尔街的繁荣支撑着，但是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另外，合作公寓遍地开花。由于收费过于昂贵，在未来某个时候，纽约许多最大的公寓都将人去楼空。罗杰斯确信艺术品市场也将崩溃，而利用这一机会的最佳途径是做空索斯比拍卖行的股票。
在下跌结束之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它将结束。罗杰斯的一个朋友“比尔”是一家大银行石油部门的主管。罗杰斯曾告诉他，油价即将崩溃。比尔嘲笑道：“油价将涨到100美元一桶。”但是，到了1985年，比尔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进行了适当的套期保值操作，这样只要油价不低于每桶21美元，银行就不会出现大的损失。到了1986年，油价跌到了每桶8美元，比尔被免去了石油部门主管的职务。经过这场灾难之后，他能去哪里呢？他被任命为这家银行个人资产管理部门的主管，为他们最大的资产组合制定投资策略。
黄金呢？几千年来黄金一直被作为传统的保值手段，但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价格上涨速度低于生活成本的提高速度。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金价应该有相应幅度的上涨，但是今天的金价已经不像20世纪70年代时那样被严重低估。20世纪90年代应该有其他更好的保值手段，但是罗杰斯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保值工具。
美元的贬值
罗杰斯认为美元肯定会持续贬值。而且的确，既然美国政府似乎也相信让美元贬值对美国有好处，那么罗杰斯就有理由认为将美元带到国外是一种爱国行为，正如他在国外大量投资一样。美元的贬值速度极有可能失去控制。他相信，对外汇兑换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控制一取消，美元将彻底崩溃。此后，投资者就可以重新持有美元了。
罗杰斯看好的国家
罗杰斯对其他国家也不乐观。他说，日本股市的涨势在1987年就停止了。他从1988年开始在日本股市做空，并且在所做空的每只股票上都赚了钱，即使是在日经指数创新高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那只能意味着日本股市仍然是熊市。
罗杰斯认为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两件大事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1992年欧洲市场的统一。不过，后者不一定对美国有什么好处。欧洲将限制进口，这样做暂时对欧洲有利，但很可能会加重美国的问题。
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人喜欢努力工作；他们富有企业家精神；他们干劲十足；他们愿意为了明天的利益而推迟今日的享受。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的成功作为例子。因此，罗杰斯这样说，让你的孩子学汉语吧！
特别的建议（1）
在一片阴霾之中，还是有一些亮点的。一些公共事业的股票仍然被低估了，尤其是公用核事业的股票。这些股票不会再跌了。罗杰斯非常看好北印第安纳公司、印第安纳公共服务公司、通用公共事业公司以及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股票。他还看好钢铁股、一些银行股，以及和农业相关的公司的股票。
要投资于国家，可以考虑投资印尼。
要做空，索斯比拍卖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迈克尔?斯坦哈特所管理的资金20年来收益率之高，在整个投资史上也是凤毛麟角的。如果你在1967年7月斯坦哈特管理的对冲基金―斯坦哈特合伙公司（Steinhardt Partners）成立伊始就投入10 000美元，那么20年后你就可以拥有100万美元。要是以年复利率计算，在扣除他的佣金后，投资的年复利回报率高达27%。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答案之一是斯坦哈特每年付给华尔街经纪人的交易佣金就高达3 500万美元。这么多钱可以买到大量华尔街的研究报告：长达100页的公司分析、经济前景展望、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分析。事实上，斯坦哈特本人就曾经做过此类工作―他曾经是《金融世界》（Financial World）的记者，并做过洛布－罗兹合伙公司（Loeb Rhoades）的分析师。
不过，斯坦哈特所感兴趣的不是华尔街的深度研究报告。在大多数投资者的桌子上，你都能看到成堆的公司年报和来自经纪人公司的分析报告。但是，如果你走进斯坦哈特的办公室，你会发现这里几乎看不到一张纸片。那么，斯坦哈特每年花这么多钱都买什么了？答案是斯坦哈特花那么多钱不是为了得到一些“预言”―当年他自己在“出货”时也曾故意制造过类似的“预言”；他花这笔钱是希望使每笔巨额交易都对别的投资者保持一点点优势。
另一方面，单单这些收益数字还不能完全解释斯坦哈特的巨大成功。斯坦哈特主要是靠压注“方向性运动”获得投资回报的。正如他所说：“我们进入债券市场是因为我们预计利率会朝着某个方向运动―我首先看的是市场大势，然后按照我对市场的总体观点选择股票组成投资组合。这与那种不顾市场大势，一开始就致力于寻找潜力股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斯坦哈特可以被称做策略型交易者。首先，他形成一种大的和总体的概念―普通投资者在读报的时候也都会形成这种概念：日元将对美元升值、通货膨胀将恶化、石油股反弹的时机已经到了。有了一个总的概念性框架，斯坦哈特着手寻找个股。由于付了那些佣金，他会不断接到华尔街打过来的电话，向他提供一些可能有利可图的交易的消息。“我们将调低对通用电气下个季度的盈利预期！”，“花旗将调高巴西的信用等级！”，华尔街的一些公司影响力非常大，他们的看法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市场走势。当这些公司的主要分析师有新的想法时，斯坦哈特希望自己能接到“第一个电话”（first call）。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分析师的观点一定对，但是只要那些在斯坦哈特之后接到这些分析师电话的人认为是对的就足够了。因此，如果明天报纸上说某位大师相信德州仪器公司前景将转好，而你发现这只股票已经在涨了，不必感到奇怪：斯坦哈特（或另一些斯坦哈特们）或许早已得到了消息。
特别的建议（2）
从经纪人角度看，同斯坦哈特打交道的一个好处是，如果他信任你，他会立即下单，而不会将这个消息带到委员会讨论或搁置起来慢慢考虑。从一个紧急电话中，你能得到一个10万股的买单。你一定会对此10万倍的重视！如果这位经纪人还有可能将自己急于出手的股票的一大部分头寸转让给斯坦哈特……当然，前提是斯坦哈特对这只股票感兴趣，而且价格上要做些让步。作为回报，如果斯登哈德得到消息某一股票可能下跌时，他可能会帮某位经纪人一把，让其得以在消息传开前脱身。
对于斯坦哈特这样一个短线投机者来说，当下正在发生或近期将要发生的事情才是现实。长期内发生的事情，那些着眼于长期的华尔街研究报告，都是将来的事―虚幻世界。作为一个交易者，斯坦哈特觉得，一次又一次地赚取一些小的收益―10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比持有股票等着遥不可及的事情发生（在斯坦哈特看来，这种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要强得多。例如，1983年，他以117美元的价格买了80万股IBM的股票。这只股票缓慢上涨，涨了15点。大多数股民会在报纸上注意到这种涨势，但又不甘于就此平仓，于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接着，这只股票又跌回到了120美元，吞掉了大部分涨幅。噢，太可惜了！而不同的是，斯坦哈特是用借来的1亿美元以每股117美元买入，在接近132美元的价位卖出，净赚了1 000多万美元！然后，在股价达到顶点时，他又卖空了25万股，并在股价跌到120美元时平了仓，又赚了几百万美元。
“我的交易量非常大，”斯坦哈特说，股市行情好时他几乎每隔一个月或两个月就将其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换一遍，“有些交易不一定是单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造新的交易机会。交易是一种催化剂。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可以持有一只股票达几年时间的投资者！他们可以为了很久才有可能发生的事而一直这样等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成功的投资者会比我更少碰到单笔交易回报率为两倍或三倍的机会了。我总是见好就收，不过，我的大部分利润都是在持有了一年以上的投资品种中赚到的。”这也是斯坦哈特“方向性”下注的时间长度，比他所做的那些大量交易的期限要长。
但是，斯坦哈特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短线交易。他还对整个市场的短期走势进行投机。他可能借钱做多，也可能持有净的空头头寸。“我有五六个证券分析师，三四个交易员，和一个负责寻找有可能出现重要变化的行业的经济学家。我希望这位经济学家能找出多数人一致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之间的不同之处”。
由于斯坦哈特尽量避免长线投资，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位保守的基金经理。时任共同基金（Common Fund）公司总裁兼捐赠咨询公司（Endowment Advisers Inc）总裁的乔治?基尼（George Keane）说，尽管斯坦哈特管理的账户年周转率① 非常高―介于500%和1 000%之间，但是，“我们都把斯坦哈特看成一位不热衷冒险的基金经理。他一直在做短线交易”。
斯坦哈特管理着三只基金。一只基金针对的客户主要是国内纳税投资者，该基金大量利用杠杆―借钱；另一只基金则很少使用杠杆利率，其客户是国内免税机构；第三只基金专门为外国人服务。这三只基金持有同样的资产组合，其差别是所服务的投资者类型不一样。按照有关规定，每只基金最多只能有99位参与者；如果参与者数量超过限制，斯坦哈特就不得不将基金注册成投资公司①。几年来，斯坦哈特都将基金参与者的数量保持在这个限度内。每年基金合伙人变动一次。根据退出者的数量，斯坦哈特会补充一到两位合伙人，但是每次都会有一串长长的候补名单。
特别的建议（3）
斯坦哈特管理的最早的对冲基金―斯坦哈特合伙公司，在他有把握时也会充分利用杠杆。这里有一些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过的1983年快速出击IBM的股票。另一次是在1981年，斯坦哈特确信中期国债将有大的涨势。斯坦哈特的经济学家兼合伙人、曾任联邦储备银行官员的乔治?亨利认为美联储将下调利率；当时联邦基金利率高达14%。于是，斯坦哈特用基金掌握的5 000万美元现金以及借来的2亿多美元购买了价值亿美元的五年期美国国债。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利率的下调。（当时，该基金账面上出现了1 000万美元的亏损。）那时他失去了一些客户，但最终他赌赢了：亿美元―其中基金只投资了5 000万美元的权益金―的债券投资赚了4 000万美元。斯坦哈特合伙公司在1981财务年度收益率为10%，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下跌了个百分点。次年，斯坦哈特对中期政府债券的杠杆投资将斯坦哈特合伙公司的收益率拉升到了97%。
不到三年，斯坦哈特又回到了债券市场。1984年年末，他购买了4亿美元的中期政府债券―其中大部分钱是借来的，这次仍然是赌利率下调。这次他又赌赢了。当时利率创纪录地高：最优惠贷款利率接近15%，长期利率达13%。1985年7月，他抛掉这些债券，赚了2 500万美元。
正如斯坦哈特的一个助手评价的那样，“没有什么可以让他胆怯”：他喜欢做大笔交易，并举重若轻。例如，他出击IBM股票就是因为听了一位同事的推荐。不过，斯坦哈特给这位同事的印象是，他可能只买了2万或5万股。实际上，斯坦哈特一下子买了几十万股。
斯坦哈特白天是在一个巨大的、形状像船头的木质控制台前度过的，控制台上到处是荧光屏、按钮及闪烁的小灯。他觉得穿着太正规并不能为交易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的典型装束是开领的黑色T恤衫，配上深色的裤子。他体形肥大，嘴唇上留着胡子、脑袋滚圆、头顶微秃，这使他的脑袋看起来有点像海豹的脑袋。平静时，他嗓音柔和，略带嘶哑，举止儒雅，和蔼可亲。他谈吐不凡，给人的印象更像图书编辑，而非华尔街的投资家。他承认自己体重超标：他曾去亚利桑那州的温泉减肥，但效果不佳，因此4天就回来了，而原计划疗养7天。
和多数投资者一样，斯坦哈特也是白手起家。他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父亲是珠宝商。斯坦哈特1岁时，父母就离异了。根据犹太教的戒律，他父亲没有给他现金，而给了他100股宾州迪克西水泥公司的股票和100股哥伦比亚天然气系统公司的股票。斯坦哈特后来说，当他在布鲁克林长到13岁时，“仍然对股市里面的事一无所知，而且认识的人里面也没有人了解股市”。他开始研究证券公司的报告，并通过《世界电讯报》（World Telegram）跟踪他的股票。他开始频繁地去美林公司的一家营业部，和那些“抽着雪茄的老人一起盯着报价机”。不久，他就在买卖股票了。
高智商的斯坦哈特在16岁就读完了高中。他考上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金融学院，并于19岁毕业。他的职业目标非常明确，1960年进入卡尔文－布洛克（Calvin Bullock）互助基金组织从事研究工作，周薪为80美元。他当时做得并不出色，布洛克后来回忆说。后来，斯坦哈特参加了美国陆军预备队。退役后，他在《金融世界》杂志做过记者，不过时间很短。他不安分的性格无法专注于就事先定好的问题―如“你对通用汽车公司怎么看”―进行采访，更不要说回答了。最终，他被解雇了。“真糟糕，”他说，“我当时以为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将从此结束了。”
特别的建议（4）
接下来，斯坦哈特在洛布－罗兹合伙公司做了分析师。他最早推荐的股票之一是海湾西方石油公司（Gulf & Western），这只股票翻了3倍。很短的时间内，斯坦哈特就跻身于公司首席“特殊情况”分析师之列。这时，他还开始和A?G?贝克尔（）公司的一个叫霍华德?伯科威茨（Howard Berkowitz）的分析师交换信息。伯科威茨又将斯坦哈特介绍给了一位兄弟会成员杰罗尔德?法恩（Jerrold Fine）；当时法恩在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管理着合伙人的资本（他们三人均是同年考入沃顿学院的）。1967年7月10日，斯坦哈特、法恩和伯科威茨三人成立一家公司，起步资本为770万美元。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第一年的回报率为30%，第二年达到84%，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分别只上涨了和。他们开了个好头。
“那是段美好时光。”斯坦哈特回忆说。到1969年年末，公司的资本已经超过了3 000万美元，并造就了三个不到30岁的百万富翁。
斯坦哈特成了首席交易员，而法恩和伯科威茨专注于研究。20世纪70年代公司又添新丁，不过一直保持着狂热的发展势头―就像现在一样。狂热到“午饭顾不得吃，连着召开14次非正式会议，马不停蹄地做交易”。十年紧张、忘我的投资工作让斯坦哈特感到他的眼界变得过于狭窄，他渴望休息一下。
“我一直在思考人生的目的。我为家庭做什么了吗？我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呢？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情吗？”由于一直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而且被十年投资生涯搞得疲惫不堪，斯坦哈特1978年休了一年的假。他将自己管理斯坦哈特合伙公司所得的600万美元中的400万美元交给基金管理―当时该基金管理的资金已达亿美元，然后就隐退了。正如他所说，他抽烟太多、体重超标（210磅），觉得“最好还是退休。我不想再回来”。但是，他的朋友都不相信他能真的能离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工作狂。
这一年里，斯坦哈特声称他没有和基金办公室联系过，也再不读报纸或看股市行情。考虑到卡特政府节约能源的号召，斯坦哈特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多陪家人待在位于第五大道、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家中，或位于纽约北部基梭山区的24英亩（1英亩约为4 050平方米）大的庄园里。他在庄园里种植草莓、制作果酱、上钢琴课和网球课，和一位犹太教拉比一起读《旧约全书》，研究园艺和瑜伽，尝试过慢跑，后来又放弃了，修整房子，并去以色列旅游了几次。不过，一年后，他又回到他那“光荣的事业”中去了。
问题是，斯坦哈特在他休息的这一年里始终没有找到另一份有合适的地位和报酬的新工作。“我在努力学会不让职业左右我的人生观，”他说，“经过这一年的休假，我可以回去继续做以前做过的事，但是眼界开阔了许多，而且不再为工作和人生的目的感到困惑。”无论如何，他工作的目的都不是金钱。据估计，斯坦哈特个人的财富可能超过了1亿美元。
至于他的合伙人，法恩于1976年离开并在康涅狄格州成立了自己的私人合伙公司① 查特－奥克合伙公司（Charter Oak Partners）。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他曾为哈佛大学管理过捐赠基金。伯科威茨1979年也离开并成立了HPB联合公司―这也是一家私人合伙公司。从此以后，斯坦哈特一直独力管理着斯坦哈特合伙公司，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拥有该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
并非所有人都能跟上斯坦哈特的节奏，有时他也会因投资失误发脾气。那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认为实际上他对自己比对别人更苛刻。“无论那只股票是不是他挑选的，”哈里斯联合公司的彼得?福尔曼（Peter Foreman）说，“他都会自责。”斯坦哈特承认：“我有点完美主义的倾向。我对别人的要求、期望有时或许有些不切实际。”
《华尔街日报》上有篇文章援引斯坦哈特合伙公司一位前雇员的话说：“那种经历就像女人生孩子时一样痛苦。在那儿工作苦不堪言。”斯坦哈特“像鹰一样盯着你买入的每一种股票”，那位分析师补充道，“他问许多问题。一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他就不会放你走。这是管理资金的好方式。但对一些人而言，太紧张了些”。
照此下去，他在这种高强度的，有些是自加的压力下，有些人认为迈克尔?斯坦哈特可能会再次退出。正如斯坦哈特所说，“有时，我会考虑退休。我做的工作有许多都是重复的……我一直觉得可以找到更多有趣的安度晚年的方式”。
例如，他在那年休假期间就想过去以色列投资。不过，对于企业来说，以色列的投资环境极其恶劣―高通货膨胀、官僚机构庞大而且效率低下，是标准的黎凡特（Levantine）式的商业氛围。斯坦哈特和一位以色列人合伙开始在一些小镇做房地产开发。以色列恶劣的经商环境令他不断受挫。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在以色列最大的一家钢琴厂进行了投资，并帮助美林在以色列建立了办事处（即MSC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技巧（1）
“我管理的基金从不持有我没有把握的头寸，”斯坦哈特说，“如果有分析师递进来一份报告，我会考虑５分钟时间，然后做出决定。分析师做出预测，一些公司下季度的盈利将增加，还有一些公司的管理层将发生变动，或诸如此类。我倾向于被动管理―将一大部分决策权交给分析师。如果事情没有办妥，我会反复仔细检查那份分析报告。我的主要角色是总指挥，确定基金可以持有的总头寸以及能接受的风险水平。”
“我将我的角色看成是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尽可能获得最佳的资本回报，而不是拘泥于一种特殊的交易风格。我每天都问自己风险报酬率（risk-reward ratio）是否符合要求。第一，我最关心的是长线投资头寸。第二，是新股―我们成功申购到大量有吸引力的新股。第三，我们以尽量高的利息把股票借给经纪人以轧平他们持有的空头头寸。过去我们常不向这些经纪人收取利息，不过，最近几年，他们要付给我10%~60%的利润提成。第四，我们还有人在做套利交易，包括买进破产公司和商业索赔（trade claims）。第五，我们还充分利用那些现代的玩意：指数期货，等等。我有四五位交易员负责和80~90个经纪人打交道，这样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利用华尔街的信息。如果只做长线交易，我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这是不是有些类似A?W?琼斯的理论，”我问，“雇一帮天才，给他们指导，并监督他们进行交易？”（A?W?琼斯合伙公司于1974年解散了。）
“不，”斯坦哈特回答说，“我自己也花大量时间做市场分析。”A?W?琼斯最初的想法是他无法分析市场，但是只要能确定股票的相对价值，就可以通过买入好股票抛出差股票来赚钱。他的想法并没有取得成功。琼斯雇用的那帮管理人员―他们拥有琼斯合伙公司的一部分股份―竞相持有越来越激进的头寸。琼斯合伙公司自称对冲基金，但是并没有采取对冲手段来降低风险。“我很少做空，但的确持有过占公司资本30%~40%的净空头头寸。”斯坦哈特说。
斯坦哈特告诫那些想买低价股（指那些价格处于阶段性低位的股票）的投资者：那些股票还可能会继续跌下去。投资者必须考虑市盈率、工业发展势头、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处境，以及许多其他因素。
我们谈到了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他是一位著名的投机家，现在已经隐退。“他不做任何研究工作，”斯坦哈特不相信地摇着头说，“他依靠经纪人提供的消息和上市公司做的报告。他就是这种人。”
“我基于基本面的长期前景选择长线投资品种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持有这些头寸到一定的时间。我经常对下属说，要将投资决策建立在长期基础之上，即使你要赌的事件可能不会发生。我常试图判断市场会对长期展望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人们常问斯坦哈特其基金的投资主线是什么。他说一直在变：“1982年，是利率。1985年，公司有一半的收益来自一家叫蒙特爱迪生（Montedison）的意大利公司。我们50美分买进，3美元卖出。1973年和1974年，市场下跌，我们靠做空分别获得了30%和40%的年回报率。”
在同类股票中，斯坦哈特尤其偏好投资那些有回购计划的股票。回购计划可以为股票涨势提供额外的支撑，而且到时有更好的机会卖掉股票。
交易技巧（2）
投资者只要分析一下斯坦哈特持有的投资组合，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投资主线。那就是一个大杂烩。不过，大部分年份里，公司的主要收益都来自两到三种投资品种。由于斯坦哈特在市场上非常活跃，因此他每天都可以碰到无数的机会，也被迫随时关注市场可能出现的任何动向。总之，一句话，他是一个折中主义者。
“我是从做分析师起步的―拜访上市公司管理层，做行业研究等等。那是在1967年，大家都习惯长远打算。最聪明的投资者寻找的是那些最具有长期增长潜质的上市公司。这在后来导致‘漂亮50’① 的出现：人们愿意花高价购买符合这种标准的股票②。投资者继续在海水养殖等领域寻找潜力蓝筹股，但最终都不了了之。每位投资者都在寻找新的投资概念。他们开始不再关心价值、市盈率。他们的想法就是寻找那些年复利增长率能达到10%或15%的公司，而且不必在乎买入价格是多少，因为这些公司的高增长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所有这一切终于导致了1973~1974年的股市崩溃。
“今天，大家关注的是短线、交易技巧和程序化交易。我们现在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的作用同样被夸大了。最后会怎么样？我认为我们迟早会回到重视长期投资的路子上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相信他们需要多种素质：他们不得不增加对日本的了解，对黄金市场和固定收益证券市场做出展望。例如，市场出现了急跌或急涨―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情况通常是触发了某只指数基金的程序化交易。因此，你必须理解这些程序的工作原理。
“我对标准普尔指数期货很着迷，”斯坦哈特曾经说，“它们反映了市场交易的精髓。股指期货和现货之间存在一个数学关系①，两者之间的价差被称为升水：这个升水精确地衡量了你没有拥有这些股票而放弃的价值，减去你可以用这些资本做其他事情而节约的成本―机会价值。上午11点到11点15分之间升水过大表明市场处于牛市，因为这意味着市场情绪非常乐观。但是，持续几天或几周升水过高就是熊市的信号，而且持续时间越长，信号就越可靠。当升水超过其平价水平时，会触发越来越多的程序交易，因此最终所有的程序交易都被触发。
“很少有市场参与者理解程序化交易的动机。程序化交易的主要动机是机构手中有几百亿美元的资金需要保持几周或几个月的流动性，因为这些机构需要这笔资金―用做营运资本，或支付保险索赔，或做其他用处。一句话，这些都是短线资金。因此，如果有经纪人短期内可以为这些机构提供一个高于它们作为现金等价物的无风险回报，那就相当诱人。
“程序交易是这样操作的。当标准普尔指数期货升水达到一定水平时，计算机就发出指令卖出期货，买进现货股票。不用买下所有500种股票。据计算，少于400种股票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对冲效果。这样你瞬间可以完成大规模交易。一些大公司―如所罗门兄弟公司―大量利用这种技术”。
做空方
斯坦哈特打趣说，实际上，对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做空需要做一种心理上的调整，以克服自己正站在魔鬼一边和国家、母亲们以及传统价值观作对的怪念头；而且要接受空头的损失可能是无穷大的说法也不容易，而做多的最大可能损失是100%。
不过，斯坦哈特的投资原则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1972年，他卖空了几只大名鼎鼎、被称为“纯洁的处女”（vestal virgins）的成长型股票―宝丽来、施乐、雅芳实业等―那时这些股票的市盈率高达30~35倍。不过，令他沮丧的是，这些股票继续上涨，最高时市盈率达到了40~45倍。而且，在1973年股市崩溃时，这些股票反而加速了上涨。1976年1月对公司来说也是黑色的，当时公司持有的空头头寸达到最高水平，随后市场迅速上涨。幸运的是，这样的损失以后没再发生过。1973年，斯坦哈特卖空了10万股美国最大的建筑商考夫曼－布罗德合伙公司（Kaufman & Broad）的股票，当时这只股票处在40美元的高位。当这只股票由于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不断交替攀升而崩溃时，斯坦哈特合伙公司大赚了一笔―他们以20美元的价格回补了全部空头头寸，后来这只股票最低跌到了4美元。
我问斯坦哈特都做空哪种类型的股票。许多投资高手的经验是做空赚不到钱，但是可以用来平衡过大的多头头寸。
“做多时，我要找的是那些市盈率低、有反弹潜力且还没被市场注意到的股票。做空时，我的目标是那些最有名气的上市公司，这些股票最容易投机过度。我通常做空市场那些‘领头羊’股票，这些股票一般都是机构股。这些股票与我做多的股票正好相反―它们的市盈率都很高，非常热门，股价中已经包含了机构的过高期望，而我认为这只股票肯定会让他们感到失望。不过，要确定这些投机泡沫破灭的时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和那些抱有投机性期望的机构对赌是正确的，但是你要有坚持不懈的耐心，并经受住折磨。我的确有过早做空的倾向。我正在做空基因技术（Genentech）公司。该公司有50亿美元的市值，且只有一种产品，而Lilly公司刚刚引入一种竞争产品，还正在开发一种新产品―一种治疗心脏病突发的药物。基因技术公司的账面价值仅为2亿美元。我在此做空，除了煎熬之外，一无所获”。①
斯坦哈特提到了一家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公司。该公司由几位兄弟共同组建，他们都是基金经理和经纪人。他们寻找做空可以获得80%~90%甚至100%―通过公司破产―的回报率的公司。他们喜欢揭露上市公司的丑闻或骗局。这种玩法的确够高明，需要的投入也不太大―但也够让人心惊胆战的。例如，斯坦哈特持有大量康隆集团（Cannon Group）的空头头寸达一年之久。这家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两个以色列人收购，报表显示直到1988年为止该公司每股盈余都在上涨。他们制作电影并通过出售影片放映权来获利。受益于漂亮的盈余报告，他们从市场上融资几亿美元。斯坦哈特说他以19美元的价格做空的康隆集团，然后看着这只股票涨到了46美元。（在我们交谈时，康隆集团跌到了6美元以下。）
斯坦哈特做得最满意的一只股票是国王资源公司（King Resources）。① 在这家公司破产之前，1968年他获得了7~8倍的回报。“我们是更大的傻瓜，”他说，“我们真的相信了他的谎话。我卖空这只股票只是因为它涨得太快了。”
“我在日本市场上做空过一些股票―不过亏了钱。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日本固定收益证券利率和股票市盈率之间的关系。显然，债券利率越低，股票的市盈率就应该越高”。他告诉我，当时，他还持有24只股票的空头头寸和40只股票的多头头寸。
斯坦哈特经常认真评估其投资决策，每天都检查很多遍他的投资组合。他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表现不佳的投资品种上。如果某天某只股票表现好于大盘，那么一切好说。如果不是这样，他开始寻找原因。可能是决策失误，也可能是随机现象。但是他会全神贯注地盯住这只股票，直到他确信这的确是随机的波动。
他喜欢在投资组合中持有那些能引起套利交易者注意的股票。因此，他经常能走在趋势前面。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说，最聪明的人都在并购领域―现在仍然是这样―和金融研究部门。很少有精英愿意做交易员。但是最近20年这种情况有所转变了。现在沃伦?巴菲特式的人物已经不再是主角了，而是交易员：阿舍?阿德尔曼（Asher Adelman）、卡尔?伊卡恩（Carl Icahn），以及吉米?戈德史密斯（Jimmy Goldsmith）。
1975年以前没有关于场外交易员的报道。因此，套利机会可能在三级市场（the third market）①和交易所之间存在。斯坦哈特记得他曾购买了70万股宾州中央（Penn Central）公司的新股，价格介于~美元之间。后来，Jeffries―一家专注于三级市场的公司―打电话给他，说他们有70万~80万股宾州中央公司的股票要出售。斯坦哈特立刻检查了市场的容量，发现这只股票交易量很大，涨势强劲。于是他投标买下了Jeffries公司要出售的所有的宾州中央的全部股票，价格为美元。40分钟后，他将这些股票在交易所市场卖出，赚了超过400万美元的利润：多么美妙的1个小时！这基本上是Jeffries公司客户的失误。他本应该了解一下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行情，以确定这只股票的市场深度。无论如何，斯坦哈特合伙公司一时交易量大增。后来仍然有套利机会存在，不过都随着证券买卖汇总记录带的消失而消失了。现在，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机会了。
选股专家
华尔街有比较突出的经纪人吗？斯坦哈特回答说，他定期得到大量消息，但是并没发现哪家经纪公司或研究机构在长期内一直表现得出类拔萃。他说也可能有一两个例外。他有一些很特别的爱好，例如为了拜访一位中美混血的投资记者蒂姆?霍尔特（Tim Holt）并听他的讲座，他曾付给此人1?000美元，不过，他发现没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没留下任何印象。”他说。
他评论说，那些只对佣金感兴趣的人很难成为优秀的选股专家。如果一个人真的很优秀，那么他完全没必要出售自己的想法：因为回报率太低了。只有那些平庸的人才会发现出售自己的想法是划算的。大多数经纪人“甚至不敢到股市中一试身手，或者当形势和他们的看法相左时，再多坚持几天自己的观点”。斯坦哈特说。至于他自己，他总是尽力而为。
在沃顿金融学院学习期间，斯坦哈特发现概率论是一门非常有用的课。概率知识使他能够自如地处理不完全的和不精确的数据。这门课教会了他处理许多事，甚至包括程序化交易的方法；它让他理解了什么是可以被理解的。他说，将概率的方法应用于决策可以保持整个决策过程的一致性，而且可以让他在遇到与技术有关的事情时做出判断，例如当他对设计到技术一无所知时。斯坦哈特说他不知道256K的RAM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出现重要的变动，他能够抓住重点，提出一些恰如其分的问题，有时那些真正懂行的人还不如他。
他所说的一致性，是指不同的主题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处理，例如一款新电脑的推出对特定市场上其他电脑产品的冲击，在考虑到通货膨胀及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的情况下调整对贸易平衡的预期―或者，如何看日本人打算投资道琼斯指数成分股。
斯坦哈特每年和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见一次面，每次见面此人都会惊叹：这个世界自他们上次见面后竟然还没有土崩瓦解。所有的统计数字―政府负债与储蓄之比、政府负债与GNP之比、政府负债与第三世界收入之比―都前所未有的糟糕。在斯坦哈特看来，“经济系统能够经受住石油美元的冲击、不是过高就是过低的通胀率，以及我们看到的其他周期性循环简直就是一个奇迹。问题不断出现。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迫将资产证券化―现在是得克萨斯州出现了大量不良贷款”。
“你体验过熊市时不想看行情的可怕感觉吗？你最得意的股票又下跌了6个百分点，或者干脆仍在停牌。现在许多人在利用一些稀奇古怪的工具―CATS①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股票市场的崩溃①。尽管目前市场的波动性已经相当大了，但是未来发生的事仍然会让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大吃一惊”。
“我还记得1974年股市大跌60个百分点的那一天。我通过芝加哥的一家经纪公司下了单，是空单。随后，报价系统就崩溃了！他们的报价系统根本就处理不过来那么多报单。结果出现了200万美元的错账，对这家公司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许多事情都没有经受过考验。另一方面，就我们已经尝试过的范围看，我们的经济系统还勉强能经受得住。石油美元、纽约市财政危机、第三世界债务问题，还有……”
通货膨胀中的投资（1）
“过去可以平抑市场波动的因素现在都失效了。”斯坦哈特曾经说过，“资产组合保险、程序化交易、市场的国际化、机构投资的不断增加等把事情全弄糟了。一些专业的经纪商曾承担着做市的责任。现在他们的资本用来做市已经不够了。他们只能略微增加一点市场的流动性。”
“最糟糕的是经纪机构资本的增加速度跟不上市场上涨的速度，因此他们不能起到什么作用。随着对佣金管制的放开，大型经纪商正在逐渐放弃做市。”我指出这种情况与我们的期望相反：有理论认为机构投资者有稳定市场的作用。“根本没那回事，”斯坦哈特说，“他们做什么都是一哄而上。”
那么下一阶段股票市场会怎样发展？
不久前，斯坦哈特在哥伦比亚商学院讲道，目前股市上涨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低利率和美国的整个工业基础的杠杆化。其结果是，由于杠杆收购和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等因素而导致股票供给锐减；而在需求方面，公司普遍感到通过股票市场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比新建公司更便宜，从而导致股票需求大增。这些现象是美国股票市场的主导因素。只要这种情况没有改观，公司盈余以及其他因素都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新的主导因素是政府债务。“这将成为决定西方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因素”。斯坦哈特说，而且现在对政府债务的使用已经和10年或15年前大不相同了：“有不同的评价政府债务的道德标准。不过，不知在座各位是否能想象，6年前罗纳德?里根总统会允许出现财政赤字并保持6年之久，将政府债务① 翻了一番。他从小接受的道德观不允许他那样做，但是，他真的那样做了，而且这种做法还成了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政府负债的争论牵涉到生活质量问题、第三世界、市政债务、借款消费（已经在消费支出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所有这一切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自1983年以来美国股市持续上涨，其中首当其冲的因素是负债手段的广泛应用。”
“世界范围内，政府负债在收入或资产中所占的比重都出现了大幅增长。这最终将导致世界经济的崩溃。这种情况不具有可持续性。政府最终将拒绝清偿这些债务，并将这些债务证券化，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斯坦哈特预测由于将发生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美国股市正进入高风险时期。他指的是原油、纸张、化学品等许多商品价格的上涨。他还指出由于疲弱的美元将导致进口成本增加。1988年年初，他预测到年底之前通货膨胀率将翻一番，达到4%，而且事实确实如此。他预期当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测，受益于强劲的消费和贸易平衡的改善；还预测美联储将紧缩货币，利率将走高，而长期政府债券的利率将上涨1~2个百分点―这些后来都成为了现实。为了以防万一，他调低了权益资产在投资组合中占的比重。
至于市场下一步怎么走，他预测，由于通货膨胀抬头，一直保持稳定的利率可能会上升―他补充说，也许现在正在上升。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那么最初将导致公司利润增加，因为需求增加了，而消费者的收入将增加。如果通货膨胀是由需求引起的，那么生产钢铁、石油、铝以及类似基础产品的公司的利润将增加。不过随后，美联储会采取紧缩措施，经济开始冷却。
通货膨胀中的投资（2）
斯坦哈特说，他有一种感觉，市场可能不会有大的反应，因为可能产生市场影响的一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例如通货膨胀的上升和从流动性推动性市场到基于盈余的市场的转变。
万一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该选择什么投资品种？
“如果事情非常糟糕，在经济萧条中一些公司将无力清偿其债券，于是发生债务违约或破产，这时投资者将遇到真正的麻烦，因此资产的流动性将显得至关重要。只有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是足够安全的”。
黄金呢？
斯坦哈特回答，六七年前，金价达到800美元①，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处于破产边缘，而且没人预测到政府会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那时，黄金曾一度被看做资金最安全的避风港。但是他对自己的远期预测能力没有信心，他说：“我没有做过黄金，而且以后也不打算做。黄金的价格更多的是受一些心理概念―未来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世界的自由化进程等―而不是经济概念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可以避险的投资工具。不过，如果我必须持有一个黄金头寸，我宁愿做多而不是做空。”
菲利普?卡雷特无疑是经历最丰富的投资家：他20世纪20年代初就进入了投资领域，已经在金融市场上打拼了67年。尽管已经年届91岁高龄，他仍然每天早晨很早就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女以及几位雇员一起管理着超过亿美元的私人投资（1988年才从家族之外聘请了一位CEO）。这位百岁老人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宝刀未老。他的脸敦实而慈祥，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经常轻声地笑，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亲和力。
卡雷特的办公室位于纽约42街一座古老的艺术装饰风格的大楼里面，正对着中央车站的南出口。他的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个标牌写着“天才的桌面都是零乱的”。“看看这个！”他笑着对我说，“我妻子送给我的。”所有投资经理（有别于投资管理者）的桌子上都堆满了资料，他们总是希望在下一批资料滚滚袭来之前，最大限度地从这些资料中榨取有用的信息。
办公室墙壁上还挂着一个更大的标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除掉所有的律师……”虽然卡雷特本人就是波士顿某房地产律师的儿子。“我的第一个进哈佛的先祖是德高望重的丹尼尔?古金，他是1669年进的哈佛。”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对他说我的父亲和祖父也是律师，他们都出生于波士顿，而我的曾祖父―一位牧师―1805年加入了律师的行列。卡雷特显然认为这很正常。
“今年哈佛―耶鲁的橄榄球比赛你看了吗？”他问道，微带新英格兰地区口音。我说没有看。“非常精彩的比赛：14∶10。我就坐在30码线的位子上……太激动人心了。我敢打赌，我是耶鲁大学体育馆内唯一一个当其于1913年首次投入使用时就在这里观看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的人。那是另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哈佛大学36∶0大获全胜。”
55年的复合收益
卡雷特1928年5月成立了先锋基金。当时大约有25位股东：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他管理这个基金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至退休。在那55年的时间中，先锋基金的年复合收益率① 为13%（如果从大萧条的低谷算起则为15%）。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在基金成立时就投入10 000美元，并且将每年收到的投资收益重新投入到基金中，那么到卡雷特退休时他就能得到超过800万美元（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笔投资将承受50%的损失）。今天，13%的回报率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这种回报率还是相当可观的。无论如何，长期保持一个即便很低的复合利率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现在先锋管理公司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而且卡雷特只持有该公司很小一部分股份。最初，先锋基金是由他独立运营的；后来，他兼并了这家管理公司并将该公司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了位于波士顿的黑尔―多尔合伙公司（Hale & Dorr）任职的杰克?科根（Jack Cogan）。在那时，先锋基金成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担任先锋基金研究主管的科根以及卡雷特本人。另两人在波士顿，因此每天早上卡雷特打电话和他们商量他当天的计划。“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先锋基金就是这样运营的。”卡雷特说。卡雷特的一位朋友说他“没有一点架子”―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做作或浮夸之举。先锋基金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气氛亲切而随意。
先锋基金董事会中曾同时有三位八旬老叟：卡雷特本人，杰罗姆?普雷斯顿（Jerome Preston）和菲尔?库利（Phil Cooley）。有时股东们怀疑这三位耄耋老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卡雷特始终对打消这种怀疑信心十足：他坚信年龄可以带来智慧。
大衰退的必然性
“因此你认为我们将陷入经济萧条？”我问卡雷特。
“是的，恐怕如此。我有位合伙人，他住在宾夕法尼亚的伯利恒。有天晚上他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他向酒会上的每个人大谈自己对股市和经济前景的看法。有个家伙自鸣得意：‘我手里根本没有股票，所以股市下跌对我毫无影响。’我的合伙人问他，‘但你的工作呢？’伯利恒有许多公司都处于周期性行业之中……贝斯钢铁公司（Beth Steel）、麦克卡车公司（Mack Truck）等。这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吃了一惊。他无法想象失去工作后该怎么办，而这在萧条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在他身上。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这种悲观的感觉。目前的情况和1929年太像了，因此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卡雷特一向非常乐观。当朋友们得知他预测20世纪90年代初将发生一次大衰退时，都感到十分震惊。
那么他认为什么货币是储备保值的最好选择呢？短期德国债券怎么样？“我认为可以。但是，我宁愿在美国投资。我是个旅行家：我在100多个国家待过，并且周游世界11次，但是每当我回到家里，我都在想，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多么美好啊。日本人可能比我们精明，但是我仍愿意待在这里。”
“没人能精确地预测到大萧条何时会来，”卡雷特说，“当我在布莱思（Blyth）合伙公司工作时―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博士过来吃午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首先提出‘商业周期’的概念。两个合伙人询问他对经济前景的看法。米切尔博士当时可能被这种免费咨询搞得有点恼火―如果收到一笔咨询费他可能会乐意效劳，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回答说他一直在写一本书，所以没有时间考虑总的经济形势。那时正好是1929年大崩溃的前一个月！”
我提到，哈佛大学经济学会曾在1929年宣布，1920~1921年那样的萧条不可能再次发生。卡雷特说：“哈佛大学本来就不应该成立什么经济学会。它真给哈佛大学丢脸。1929年，感恩节刚过，该学会在波士顿举行了一次会议。我的一位朋友与克利夫兰信托公司（Cleveland Trust）的伦纳德?艾尔斯（Leonard ）上校和吉米?休斯（Jimmy Hughes）一起喝咖啡。艾尔斯上校是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而吉米?休斯则是股票市场专家。三个人一直认为大萧条只不过是‘撇去股市的泡沫’，不会影响到他们或任何人的生活方式。该学会还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消息也非常灵通，却一样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①“因此直觉是最好的向导？”我问道。“直觉―下意识―要比统计数字可靠得多。人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补充道，神色略显忧郁。
“我们再谈谈出现衰退的必然性……”我接着说。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大萧条，我们该如何挤出经济中的债务。债务太多了。想想一个欠了债的人：他不能继续借债，又要不断还债。当听说一位朋友―一个摩门教徒―由于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而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时，我大吃了一惊。没人会料到一个摩门教徒会拥有保证金账户。我还认识一个陷入财务困境的人，他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一家公司的大股东。他的股票从60美元跌到24美元。由于保证金账户，他的资产从几百万美元变成了零，并欠政府30万美元的税。”
“在商业上，有负债是合理的。但是保证金账户里的负债―股票市场上的债务―就太危险了，因为它来得太容易了。你只要抓起电话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中负债。而商人则不得不去见银行家并向他解释一切：他有什么资产，现金流来自何处，公司效益如何，他打算如何利用这些贷款，他想要这些贷款如何产生足以归还贷款的现金流。”
“科克（Koch）市长打算将纽约市政府预算削减5亿美元。这意味着可能要解雇许多人。一家管理良好的大型联合企业的董事长秘密地给了我一份内部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令人震惊―取消所有集体旅游计划；乘头等舱出差没有报销。他就差把所有100瓦的灯泡拧下来，换上25瓦的灯泡”。我提道，听说在大萧条期间曾有人在每个房子中只留一个灯泡，其余的全被拧了下来。卡雷特咯咯地笑了。
投资偏好
我解释说，通过研究极其成功的投资者的事业和方法，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实际上他们一般都发明了一种新的投资方法―或者至少将前人的投资方法做了修改：T?罗?普赖斯（）主张选择盈利极具增长潜力的股票；本杰明?格雷厄姆利用一系列公式将投资艺术简化为准科学，这些公式行之有效地使用了50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变得过于流行（至少有段时间是这样）为止；而坦普尔顿（Templeton）则是环球投资大师，投资遍布世界各国。卡雷特能说出他自己的贡献吗？
“我喜欢在场外交易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不过，我比大多数人要保守。许多人认为‘保守’意味着通用电气、IBM等。但是我选择的都是些不怎么热门的股票。在场外交易市场交易的股票不像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那样容易受到操纵，也不易受大众心理影响。例如，我还记得温尼巴高实业公司（Winnebago）、科奇曼实业公司（Coachman Industries）以及其他所有‘娱乐车辆’① 公司的股票。为了支撑这么高的股价，必须有一半美国人放弃房子，开着它们到处逛。这些股票我唯恐避之不及”。②
“拉尔夫?科尔曼（Ralph Coleman）管理着一个名为‘场外交易市场证券基金’的基金。其中包含了大约300只股票。一旦这些股票中有股票在交易所公开上市，他就卖掉它。该基金表现极好。在我自己管理的组合中，场外交易的股票在所有股票资产中占了大约一半的比重”。（场外交易市场股票的长期走势见图1。）
我问卡雷特他是否能证明场外交易的股票比在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票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不，”卡雷特说，“所有的垃圾股都是通过场外交易市场销售的，但也有一些顶尖的股票，比如说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这只股票后来申请并获准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卡雷特说他认识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是由他管理的。①“他是我的朋友，比我要聪明得多。他在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Food）的投资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家比较平庸的公司，主要生产咖啡产品。当伯克希尔－哈撒韦购买这种股票时，我对自己说：‘天哪，沃伦这次犯了个错误。’当我得知到这次交易时，通用食品的股价约为60美元。几个月后，这只股票涨到了120美元……哈哈！”（卡雷特在讲这个故事时不时发出低沉而沙哑的笑声。他特别喜欢那些可以证明常识有时是完全错误的故事。）
在这一点上，卡雷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老版”的沃伦?巴菲特。的确，他们在外表上也很相似：圆脑袋并喜欢咧嘴微笑。两人都有一种反叛的性格：他们寻找没人想要的东西。两人都比较喜欢诸如自来水公司或桥梁公司之类的冷门股票，而且不在意这些股票被市场长期冷落。特别是，他们都具有成功的价值投资者应有的耐心。许多年来，他们都保持定期交流。
卡雷特喜欢那些盈利不断增长的股票，但补充说：“如果一个公司的盈利已连续15年增加，那么下一年的情况很可能会比较糟。”
“我喜欢阅读好的资产负债表。我收到大量年报。我全部都看，至少也要快速浏览一下。如果报表中权益比率很低，或者流动比率很低，我就不会再看下去。我不想看到负债的字眼，而且流动比率至少要大于2。如果这是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我希望看到合理的财务比率、有利的市场版块及良好的监管气氛。”
“比如说，我喜爱的一只股票是玛格玛电力（Magma Power）。我已持有该股多年。实际上，我以大约4美元的价位买进的老玛格玛电力的股票，并在公司把主要资产剥离并部分清算时以45美元卖掉了该股，然后将所得购买了新玛格玛的股票。玛格玛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根据加州法律的有关规定，邻州公用事业公司必须以最高的‘规避成本’价格购买玛格玛生产的电力。因此其市场是绝对有保证的。这在大萧条时期极为关键。这只股票并非通常所说的保守型股票。很多投资者自始至终都没有听说过它。但是，对我而言，这只股票却是绝对‘保守’的。”
由于我自己有一个原则―我们应该实地检查一下我们所感兴趣的公司的实物资产，因此，我问卡雷特他是否去过玛格玛电力公司。他说他去过。“原来的玛格玛公司位于旧金山以北的盖瑟斯地热田地带。公司所在的地区太迷人了，你能看到蒸汽从地面滚滚升起来”。
我问他，就市值或销售额而言，他感兴趣的公司的最低限度是多少。“我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我一般更偏好那些有几百或几千股东，并且市值在5 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我喜欢‘收藏’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公司的股票。我有一些一家名叫‘弗吉尼亚自然桥梁’的公司的股票。高速公路都架在桥上面，因此你如果想要看一下桥就要下到山谷中去，从那儿你能抬头看到它。桥下面的土地归公司所有。该公司有一个餐馆和一个汽车旅馆。人们经常去那儿待上一两天。弗吉尼亚州早晚会有一届挥金如土的政府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买下这家公司。而且，我也并不介意持股等待”。
所有者管理
“我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管理层必须持有公司相当比例的股票。我曾和国民石膏公司（National Gypsum）的董事长通过信。他有公司2万股股票，但都被他以2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今天这么多股票值很多钱，但当时只卖了40万美元。我注意到该公司总裁仅有500股公司的股票，于是就给公司董事长写了封信。但是，我得到的答复却让我感到震惊：‘布朗先生拥有多少股票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将公司高管及董事持股情况定期公示之前可能是正确的，但在今天情况肯定不是这样。一位公司高管至少应把他一年的薪水投资到公司股票中去。如果他对公司连那点忠诚度都没有，他就不该成为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如果他们自己都不想要这只股票，我为什么还要买呢？”卡雷特反诘道，并补充说自己总是利用股东签署的委托书寻找内部人持股量较大的公司。
那似乎是公司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则，我补充说。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商业原则肯定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他对此怎么看呢？
“不，商业原则就是原则，偏离这些原则是很危险的。有些人足够精明，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快进快出，但这样的人很少。我看过一个研究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平均寿命的报告。这些账户的平均寿命只有两三年。曾有一位客户坚持了13年才输光所有的钱，而他的起步资金是几百万美元”。
关于投资原则，卡雷特有12条格言：①
1. 持有10只以上的股票，而且这些股票必须能覆盖5个不同行业。
2. 每6个月对所持有的每种证券至少做一次重估。
3. 必须保证占总资产一半以上的证券出现盈利。
4. 在分析任何股票时都要将收益作为最后才考虑的因素。
5. 处理亏损的头寸果断，但有盈利的头寸不要急于平仓。
6. 不要把多于25%的资金投入到你还了解得不够详细的证券上。
7. 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内部信息”。
8. 寻找事实，而不是别人的意见。
9. 做证券估价时不要过分依赖那些呆板的公式。
10. 当股市高位运行、利率上涨、经济繁荣时，至少应把一半资金投在短期债券上。
11. 尽量少借钱或只在股市低迷、利率很低或正在下跌、经济不景气时借钱。
12. 要用适当比例的资金购买前景十分乐观的公司的长期股票看涨期权。
了解管理层
他总是亲自去了解管理层吗？“我希望如此。但一天只有那么多小时，一年又只有那么多天。我的股票太多了，根本无法逐一了解这些公司管理层或股东。我要说的是，年报中董事长致股东的信中总是过分乐观，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信中能稍微悲观一点，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好兆头。我很赞同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观点，他曾对我说他宁愿从下属那里听到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好消息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能早点知道坏消息，’他说，‘那么就能及早采取补救措施。’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①曾遇到一个人说他总是被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所困扰。皮尔回答说他刚从一个地方来，那里的60 000人没有任何问题。那人听了非常兴奋：‘我想去那里！’‘我想你不会去，’皮尔回答道，‘它是伍德劳恩墓地。’”
作为投资者的医生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优秀的医生，但是在做投资时他总是改变主意。一次他对我说，‘股市就是地狱。以后我绝不会再买股票了。’他决定用这部分资金购买西切斯特的房产，然后就靠租金收回投资。我就问他如果半夜被电话叫醒说水管冻住了，他会怎样做。听了这话后，他放弃了购买房产的打算，于是他跑到了美林证券公司。当他看到巨大的大厅内都是些年轻人在工作，就又回来对我说：‘我不能把钱交给那些毛头小子们。你愿意帮我理财吗？’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大夫，’我说，‘你主意变得太快了。’医生通常都是很差的投资者”。
我问他原因是什么。“在与病人打交道时，医生必须尽可能地少犯错误。他不能只有2/3的时间是正确的。如果正确率只有那么高，他就应该被赶出医生这一行。但在做投资时，有2/3的时间正确再正常不过了。因此当医生们开始投资并发现事情真相时，他们会变得焦虑不安”。当卡雷特的股票下跌时，他安之若素。
“比大多数人更独特”
卡雷特观看了近年来发生的所有日食―共11次。为了看日食，走多远路程他都不在乎，甚至有一次是在亚马逊河上看的日食。不过，除了这几次耗时不多的消遣外，他承认没有其他户外活动的兴趣或爱好。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卡雷特接着说，“我想我比大多数人更独特。”
为人坦率正直的卡雷特总是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身体力行，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坚持己见，百折不挠。有些人不太习惯他这种直来直去的、典型新英格兰人的脾气；其他人则对此大加赞扬。一个朋友将他描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人：性格坚强，内心没有任何的疑虑或不安。
卡雷特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位于波士顿以北10英里的林恩市（Lynn）。他们一家先搬到了韦尔斯利（Wellesley），接着又搬到了列克星敦（Lexington）―他在列克星敦上的中学，后来又搬到了剑桥（Cambridge）。在1914~1917年的4年中，卡雷特在哈佛学院①完成了本科课程（1917届毕业生）并修了一年商学院的课程。当时正值一战期间，他加入了美国陆军通信军团航空部。他在9月份完成了在海外的训练，准备参加1918年法国的圣米耶勒（）战役，但却得到一个从事空运工作的机会。当他决定做一个“活着的懦夫而不是战死的英雄”时，就接受了这份工作。空运工作也并非没有危险：他所在小组共13人，其中一个人在他们的飞机失事时遇难了。
1919年退伍以后，他在波士顿的一家小公司工作；现在这家公司早就倒闭了。开始时他周薪为15美元，5个月后就涨到20美元。由于感到公司太小，难有大的作为，他辞职了。随后，他决定周游美国，并在1920年11月在西雅图找到一份债券销售的工作，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奥斯古德。伊丽莎白?奥斯古德曾在纽约从事社会工作，但是与卡雷特一样有旅游癖的她也来到了西雅图，并在这里继续从事社会工作。
完美的家庭
伊丽莎白在几年前已经去世；在丈夫看来，她是一位完美的妻子。“我过去常告诉她说她已经的完美了，但实际上我认为她是100%的完美的”，他说。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伊丽莎白是她们那一届校友会的主席。她还积极参加斯卡斯代尔①的教堂举行的活动。当他们的女儿8岁时，她在学校里被问到她长大后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平和的人，像我妈妈那样”，她回答道。她既忠实又孝顺，卡雷特说。
他们一起回到了波士顿；卡雷特又回到他以前的公司做销售工作。不过在四五个月后他再次辞职了，因为他不喜欢销售。接着，他加入了《巴伦周刊》杂志社。他实际上有两份工作：《巴伦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和波士顿新闻局的记者―这两家公司都归著名的克拉伦斯?W?巴伦（Clarence W. Barron）所有。他一直这样工作到1927年他决定去纽约“开创自己的事业”为止。他进入了布莱思合伙公司，并与伊丽莎白在斯卡斯代尔租了一套房子。不久，他们买下了这座房子并在那儿一直住了49年。1975年，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多了，他们就搬进了斯卡斯代尔的一个合作公寓。
卡雷特夫妇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有三个孩子，另一个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都在父亲的公司工作；直到最近他们每人拥有公司1/4的股份，而卡雷特拥有1/2的股份。他们的一个孙女也在公司做分析师。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医生，有７个孩子。她先是住在斯卡斯代尔离她父母不远的地方，现在住在纽约的庞林（Pawling）。
在查尔斯?布莱思（Charles Blyth）与迪恩?威特（Dean Witter）散伙后，布莱思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从《巴伦周刊》杂志社聘来了卡雷特作为公司的经济学家。布莱思与几家外国银行一起组成了一家早期的投资信托公司，即美国、不列颠及欧洲大陆投资公司（American，British & Continental Investment Company）。卡雷特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业务并列席董事会会议。一些德国人对美国市场感到担心并怀疑美国钢铁公司是否能够如期按数分红。布莱思公司的合伙人向这些德国人做了保证。当然，当这家公司的股票与美国股市其他股票同时出现大崩溃时，最终，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分红取消了。卡雷特讲这个故事时又带着他常有的微笑。
自立门户
1932年大萧条期间，布莱思辞退了卡雷特。因此卡雷特挂起了自己的招牌―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幸运的事，他现在想……尽管当时他并不想这样。起步时，他有两个合伙人：一个是他以前在布莱思的助手，一个是推销员。和所有在大萧条期间起步的公司一样，他们花钱极为节俭―现在想来节俭得有些过分了―在公司开始经营的头10年。但他们干得不错，并且个人和公司都挣了钱。他的推销员合伙人原来带来了一位客户，但正如卡雷特所说，“我们其他人几乎都是上门推销”。卡雷特得到一份阿莫拉达（Amerada）公司的股东名单；他认为这家公司是最好的石油公司。他推断阿莫拉达公司的股东都是有良好的判断力的人物，能够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他从字母a开始，按照字母表顺序过滤名单，并拜访那些距他位于百老汇大街120号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的股东。很快他就锁定了一位姓名以字母b开头的股东，并与他开始建立起一种深厚的友谊。这位股东成了卡雷特公司的客户，而且他们的友谊关系保持了许多年。一次催收坏账时，“B”先生收到一些印有列车时刻表的字迹模糊的股票，这些股票都是在柜台市场交易的股票。这只股票在粉红单（pink sheets）① 的报价为：买出价5美元，买入价10美元。查阅了有关这只股票的资料后，卡雷特确信10美元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便吃下了这个价位的全部卖单。不久，似乎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人在调查他买这只股票的动机。“你了解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吗？”SEC的人问道。卡雷特说不了解，并反问道：“你为什么问这个？”这个SEC的人说他办公室保存着所有股票的图表，他注意到这只股票的股价从5美元一下跳到10美元，于是就决定调查一下。“这并未改变我对官僚主义机构尤其是SEC的看法”，卡雷特说。
1938年，他注意到一家叫达柯塔（Dakota）电力的小型公用事业公司有一批票面利率为6%的债券发行在外，来年将到期。一天，卡雷特以89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支债券并随后以93美元价格卖给他的一个顾客，赚了不少。他不久接到一个地区性证券商的电话，后者也发现了同样的便宜货。“你刚才买达柯塔电力公司的债券了吗？”这位交易商问。卡雷特承认确有其事。“你还留着吗？”“没有，已经卖掉了。”卡雷特说，“多少钱卖的？”卡雷特回答：“这不关你的事，但我可以告诉你是93美元。”“这价格对于一只6个月内到期、利率为6%的债券来说实在太便宜了。”那位交易商愤愤不平。
赚钱头脑
卡雷特为他所说的优秀投资者的心理状态起了个名字：赚钱头脑。为说明这点，他讲了个故事。“几年前，纽约正经历着一场周期性的旱灾。餐馆不再为客人提供免费茶水”。当时有一天，卡雷特记起昆斯区有个地区是根据住房面积而不是用水量收缴水费的。他意识到纽约市最终会为这一地区的住户安装自来水表，以区别对待那些用水量大的住户和那些用水量少的住户。他对此加以研究，发现最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水表提供商的公司是海王星仪表（Neptune Meter）。他查阅这个公司的相关资料并发现一位身兼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高职的董事持有2 000股公司股票―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公司各项指标也都不错。因此卡雷特为其客户买入了这只股票，数年后获利颇丰。
他说：“赚钱头脑是一种怪癖，就像数学头脑。”说到数学头脑，他谈起了他的一位朋友。他的这位朋友在教堂不能专心听布道，而是老走神去盘算那挂在墙上的赞美诗中的数字。他禁不住会用这些数字做算术游戏，并最终不得不请求牧师把它们取下来，然后他才能专心听布道。
我记得G?H?哈代① 的书中讲到了印度数学奇才斯里内瓦萨?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的故事。哈代去医院看望拉马努金，并提到自己来的时候搭乘了一辆号码为1729的计程车。一个无趣的数字，哈代评论道。拉马努金马上抗议说：“不，哈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它是可以用两种不同方法表示为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正整数。”② 外行很难理解这种卓越的数学（或投资）头脑。
聪明的投资（1）
1939年，原糖的价格还不到每磅1美分。后来战争爆发了。卡雷特知道战时糖价都会上涨。他注意到一家已发行2万股股票的古巴糖业公司，其中有万股被加拿大皇家银行所控制。在重组过程中，该公司发行了各种类型的证券：抵押票据、债券、优先股等，最后是普通股。当糖价上涨时，普通股股价迅速飙升。他以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些该公司的股票，当股价涨到7~8美元时再次大量买进。在60美元时他卖了大部分，剩下的一些全部以2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他有一次注意到赫斯特（Hearst）公司正在该公司的报纸上以每股25美元价格发行利率为7%的优先股。优先股只有在连续4个季度分红后才具有投票权。而这家公司为了保证普通股的投票权，多年来都是一年只发一次股息。卡雷特为先锋基金买了一些赫斯特的优先股。许多为基金做评估的交易商出席了先锋基金公司的股东大会。召开股东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找出基金投资组合中的问题头寸，这些交易商工作到很晚。为了应付评估，卡雷特给赫斯特的财务主管打了电话。该公司刚卖掉它下属的一份报纸，于是卡雷特告诉这位财务主管应该每年卖一份报纸。那位财务主管说这样公司就只能支撑14年。这对优先股股东而言没什么不好的，卡雷特回答。不过，为了避免出现尴尬，他还是卖掉了股票。在下一次的股东大会上，一位交易商问他：“你是如何处理赫斯特公司的优先股的？”“我把它卖了”，卡雷特回答说。这位交易商似乎有些失望。一年后，这只优先股非常抢手，从卡雷特售出到现在，价格已经翻了一番。如果不是那些交易商的纠缠，卡雷特可能会一直持有直到价格合适再抛掉。
“在投资时，我一般会用一定的资金去赌垃圾证券。”他说，“我买概念股一般都会亏损。这种股票难有作为。不过，我刚对一只概念股产生兴趣：流体系统（Flow Systems）。这家公司利用水枪切割固体……钢铁或厚纸板。这是一只冷门股，因为其价格没涨多少。”
看着他那张堆着三四英寸厚年报、信函和各种文件的桌子，我说，这肯定能给人以工作勤奋的印象。
“我记得这张桌子似乎曾经干净过。”卡雷特说，“我在布莱思公司工作时所在的部门被称为经济研究部。当他们解雇我时，这个部门也被取消了。他们不再需要这张桌子，因此我花1美元买下了它。这张桌子我已经用了60年，到现在还完好无损。”
卡雷特认为下一次崩溃将不宣而至。
“我正在抛售股票，买进债券。”他说，“通用电气的债券、IBM公司的债券，诸如此类。不过，我仍然持有许多股票：水务公司以及类似的股票。只有那些稳健型（债务较轻）、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才能帮你渡过难关。”
在所有证券组合投资管理者中，以年平均收益率计，乔治?索罗斯可能保持着最辉煌的长期纪录：19年34%的年复合增长率。就像斯坦哈特一样，他大量利用杠杆进行投资；因此其承担的风险和获得的收益与那些保守型的基金经理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在1969年量子基金起步时就投入1万美元，那么1988年这笔投资将变成280多万美元。他的量子基金注册地在库拉索（Cura?ao），现在管理着约20亿美元的资金。据外界分析，他大约拥有量子基金25%的股份，所以说他相当富有。索罗斯和所有伟大的投资家一样，也是白手起家的。不过，与投资表现仅次于他的沃伦?巴菲特（他控股的保险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投资时也曾大量利用杠杆，并获益匪浅）不同的是，他曾经遭受过挫折。例如，1981年，量子基金管理的股份总额减少了23%。量子基金的许多投资者都是些反复无常的欧洲逐利者，由于对索罗斯丧失信心，他们中有些人撤资了―足以使量子基金资产净值① 减少一半。不过，第二年，即1982年，是索罗斯吉星高照的一年，量子基金资产净值增长了57%，而且到1983年年底量子基金的资产净值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1987年厄运又至，量子基金遭受了一次可怕的打击，几天之内损失了亿美元，基金资产净值减少了28%。尽管如此，当年基金的年收益率还是达到了14%。
聪明的投资（2）
1987年大崩溃的前几周，索罗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股市泡沫太多，他已经做空了日本股票。但是10月17日华尔街却率先灾难性地崩溃了。大崩溃两天后，据报道索罗斯已经买进了超过10亿美元的指数期货，从而使他在美国权益上的敞口头寸翻了一番。在短暂反弹之后，华尔街股市又开始下跌，这时索罗斯有些恐惧了，不得不承认失败。但是当其经纪人希尔森倾售量子基金持有的标准普尔指数期货合约时，那些交易商就像秃鹫一样贪得无厌：当价格已经从230美元降到200美元―低于标的股票价值20%时―仍未见有任何买盘出现。在索罗斯的大量仓单平仓后，标准普尔指数期货很快就反弹了，一直涨到美元。索罗斯不得不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
股东们的退缩是可以理解的。索罗斯的方法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是极难理解的，更不要说应用了。其方法依赖于娴熟的交易技巧，以及每日坚持不懈的全神贯注。如果市场走势和预测一致，一种典型的索罗斯式策略将获得丰厚的利润，例如利用保证金同时做多日元并做空英镑；但如果走势正好和预测的相反，那么其结果也将是灾难性的。
另外，索罗斯希望能利用余生为人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所有精明的基金经理―实际上是所有人，最终能够达到的一种思想境界。许多有钱人收集艺术品并将这些艺术品送人，或者捐赠给博物馆或慈善机构，或者进入公共服务机构，结交名流显贵。索罗斯则创建了一些私人基金会并亲自管理……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些基金会的确非常有意思。
他和他聪明漂亮的第二任妻子住在曼哈顿上东区，在南安普敦① 还有一套豪华的滨海别墅；另外，他们在华盛顿、康涅狄格和伦敦各有一处住所。他去过很多地方，喜欢打网球，而且还是一个滑雪高手。
也有个人投资者采用和索罗斯一样的方法―同时在不同的市场上投机，大量利用杠杆。我知道的就有这么一位：他是一位意大利的工业金融家，住在瑞士洛桑。几年前他预感到金价将要上涨，于是用他的相当一大部分资产加上银行贷款购买了黄金。他一共买了几吨黄金。当他将这些黄金抛出时，其回报是相当惊人的……而且是免税的。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将他的做法告诉给了几个熟人，但是没人效仿他。这些天才中的另一例子是一个埃及人：他一直拿着数亿美元的资金在期权市场上炒来炒去，并且时不时地将上千万美元的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不过，只有他的经纪人才知道他的投资方向。亨特兄弟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当他们的财富达到巅峰时，他们高兴得过了头，竟然伙同沙特阿拉伯皇室将10亿美元投入到白银市场，以图操纵世界白银价格，结果导致身败名裂。富贵如过眼烟云，亨特兄弟最终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以上例子中的玩法一般的投资者是无法效仿的。这些环球大投资家都比或曾经比索罗斯富有，但索罗斯却是唯一一个允许一般投资者搭乘他的“过山车”的投资家。那些在量子基金成立早期就大胆加入的投资者确实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的，索罗斯所采用的方法不允许分心但实际上已经分心了。因此他的投资者时不时想打退堂鼓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实际上，索罗斯本人似乎也颇踌躇：他一直有助手帮他管理，比如吉姆?罗杰斯和维克托?尼德尔霍夫（Victor Niederhoffer），并于1981年起开始寻找一位固定的副手，以便将量子基金的部分资产交给他管理。后来他雇到了这些管理人员，并按照对冲基金的通常做法把他们安排在他自己的办公室。
聪明的投资（3）
乔治?索罗斯身材宽阔而结实，眉毛微卷、下巴略尖，嘴唇稍薄。一头硬发修剪得整整齐齐，嗓音低沉而嘶哑，带有匈牙利口音（他还会说法语和德语）。他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他的父亲曾在一战中被俄国人俘虏，因而亲身经历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随后逃了出来。当乔治还是个孩子时，他就在二战中学会了逃生：作为在德国占领下的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们全家经常四处躲避，借住在朋友家里。战争结束两年后，乔治移居到了英国，那时他17岁。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他进入辛格―弗里德兰德合伙公司（Singer & Friedlander）做了一名国际股票套利交易员。他从事“内部套利”，即计算带有认股权证的股票或债券的相对价值，然后将它们拆开来卖。
索罗斯1956年来到美国，在F. M. 迈耶合伙公司（）和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工作，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莉丝（Annalise）住在格林尼治村① 的一个小公寓里；安娜莉丝是德国人，爱好音乐。他的工作是销售欧洲证券，但是利率平衡税的实施使美国投资者对外国证券的购买戛然而止。他花了3年时间写一本哲学方面的书，但最后放弃了，这本书的一些思想包括在了其新作《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② 中。1963年，他进入阿霍尔德－布雷希洛德合伙公司做证券分析师。这家公司成立一个名为“双鹰”的离岸基金，并于1969年交给索罗斯来管理。那年他在一份研究备忘录中描绘了一种新的投资工具―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的诱人前景。他准确地预言了REIT市场将经历一个繁荣、过度发展并最终崩溃的过程。他买了些REIT，并于1974年REIT市场过热时全部卖掉了，赚了一笔很可观的利润。1971年他用基金1/4的资金投资购买了日本证券。
1969年，已经39岁的索罗斯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并和吉姆?罗杰斯合作共同创立了量子基金―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大型基金。由于量子基金没有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不能在美国出售，因此其股东都是些外国人，主要是欧洲人。量子基金大量利用杠杆从事商品、外汇、股票和债券的跨国投机交易。索罗斯透露量子基金的资本主要投在股票上，而对商品和外汇的投机主要是利用期货和杠杆。量子基金做空了诸如迪士尼、宝丽来（Polaroid）和特劳碧卡纳（Tropicana）之类的机构股，因此在1973年和1974年都赚了钱，而那两年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是痛苦的回忆。他又以120美元的价位做空了雅芳―这只股票是典型的“一次决策”性股票①―漂亮的一仗。
正是由于索罗斯，量子基金率先发现了国防工业股的投资价值。此外，量子基金对高科技股的投资也走在了别人的前面―1979年量子基金持有M/A Com8%的股份，1980年持有博尔特－贝拉尼克－纽曼公司（Bolt Beranek & Newman）23%的股份；还分别持有化学核能企业（Chem Nuclear Enterprises）和规划研究公司（Planning Research）和的股份。
知情者认为量子基金早期的成功是和罗杰斯分不开的；他当时持有索罗斯管理公司20%的股份。索罗斯制定大的和总的投资策略，并负责交易；而罗杰斯则负责股票分析，并在选择投资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在1979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索罗斯操纵计算机科学公司（Computer Sciences）股票价格后，他在同意判决书（Consent Decree）上签了字；1986年，他又被控越限交易并在同意判决书上签了字。其实这两次违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进行如此复杂的操作而不违反任何管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1987年，索罗斯着手为其办公室引进一套新的管理团队。他安排一人和他一起做宏观经济分析，其他人则分为四个小组，其中有两个小组分别从事风险套汇和期权套利，另两个小组则分别专注于在美国和欧洲进行投资。他还计划再成立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在日本进行投资。另外，量子基金还有一个负责做空的团队：一个内部经理，其他几人则是半独立的。索罗斯的每位副手都有自己独立的“账簿”（他称之为“迷你账户”）；如果索罗斯本人也看好一笔交易，那么他会扩大交易的规模。他说他的任务是，在进行每笔交易时，将其助手带到起跑线上或“扣动扳机”，而他自己则作为教练，站在线后，观察比赛规则的变化。②
我对索罗斯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因为我的第一位雇主伊姆里?德?维格（Imrie de Vegh，其实也是唯一的雇主，如果不算军队的话）也是一位在伦敦受过教育的匈牙利裔经济学家；他转行做了投资，并成了投资大师。匈牙利人是一个坚强、自信的民族，曾抵御过来自不同方向的侵略者。他们的语言马扎尔语①是任何外人都不能理解的。他们以陌生人的眼光来探索世界，不带任何错觉地思考生活。和索罗斯一样，伊姆里?德?维格的经济学头脑也令他在其他许多方面游刃有余；除了管理一个投资公司，他还和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教授合作，为大型企业、行业和政府提供宏观投入产出分析；而后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投入－产出经济学之父，曾经做过索罗斯基金会理事会的理事。不管怎样，索罗斯也不想做一个“偏才”，他还要“全面出击”，例如，他曾写了一本书（使他懊恼的是，几乎没人理解他这本著作，即便是评论家）并创立他个人的基金会。实际上，他对别的慈善活动不感兴趣，也没参加任何俱乐部或协会。
我曾向索罗斯提到，德?维格（其实他不适合做一个领导者）曾雄心壮志地想办一所学校，但最终失败了。“我也想试试，”索罗斯说，“那也不是我的长项。不过，和年轻人打交道是件有趣的事。”
实时实验
投机日元
接着，一个星期天，美国财政部召集了五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官员，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所谓的“广场会议”。① 那天晚上，纽约还是星期日，而香港已是星期一的早上，索罗斯大量买进日元。日元大幅升值，他所持有的亿美元的日元头寸总价值增加了10%。
索罗斯在9月28日的日记中将“广场协定”描述成“有生以来的一次特赚……上周一周的利润足以弥补4年来在货币交易中的累计损失……”连续4年亏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这无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从事货币交易的风险。如果读者看了1985年9月6日的日记，那么在量子基金表上他可以看到德国马克的敞口为亿美元，日元的敞口为亿美元，总计亿美元，超过基金资产净值。到9月27日，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升到了，升值幅度为9%，而日元则从242升至217，升值幅度为。这两项的利润以及后来追加的投资已经使基金在这两种货币上的总资产从亿美元增加到了10亿美元。但是由于在股票市场和石油期货市场上的失利，量子基金每股资产净值仅上涨了。也就是说，基金在货币上所取得的8%~10%的回报率被其他方面的损失稀释了。
股票市场已经有所降温，而索罗斯认为这将加剧美元的疲弱势态：股市低迷将打击消费和投资。而且，股票价格的下跌降低了它们作为担保物的价值，将进一步使股市和经济降温。
对赌美元
到1985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索罗斯对赌美元的规模达到了顶点：马克和日元的总头寸总计为亿美元，几乎是基金资产净值的两倍。这意味着，当趋势延续时，索罗斯仍在不断追加筹码……也被称做“金字塔式加码”。在保证金交易中，“金字塔式加码”可以使投资者免受重大损失，因为当趋势反转时，用这种方法加码较之“均匀式加码”或“倒金字塔式加码”要安全得多。
“我之所以继续增加我的敞口头寸，是因为我确信趋势逆转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根据我的观察，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走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短期波动性一般在拐点处达到最大化，而一旦趋势形成，它就消失了”。―这位货币投机者的一个重要心得体会。
变化着的规则
索罗斯继续说，其他投机者并没有意识到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这个新规则，而且事实上他本人之前也没有意识到，不然他就能更早地建立起他的全部头寸，并在美元的下跌过程中赚得更多。他进一步指出，“当所有市场参与者已经调整到位时，这条游戏规则又将改变了。如果当局很好地把握了形势，那么货币投机的回报和风险将是对称的。最终，投机将无利可图，当局也达到了他们的目标，那时也是我停止投机交易的时候了”。
我提醒读者注意这段话。这是研究市场运动方向的正确方法。几乎所有投机“系统”都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一堆简陋的公式，在用不完全的数据刻画一段极其特别的经验。如果这段经验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情况不同，或者原来用的数据就不正确，那么这个“系统”也将彻底失灵。
你总可以用一些公式或者说规则来“覆盖”过去发生的事件，但是在预测未来时这些公式毫无用途，因为相对于复杂的事实来说，这种总结是支离破碎、简陋不堪的。这些公式意味着你是在玩一个规则固定的游戏，但是理解市场的要旨是理解这些规则正在如何演化。
回到索罗斯的交易日记中来，1985年11月的头一个星期，他指出国际锡理事会（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一个卡特尔组织―的解体预示着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将解体。他此时在石油市场上持有的空头头寸已经超过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购进炼油公司的股票，其依据是，油价下跌将令以石油为原料的炼油公司受益。
11月，索罗斯认定，旨在约束政府支出的格鲁姆―拉德曼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以及有可能达成削减国防开支协议的里根―戈尔巴乔夫峰会的召开，都将刺激股市走强，因此他买入了股指期货。
此外，由于国内利率走高，日本债券市场崩溃了。索罗斯认为，由于五国集团已经达成协议共同刺激全球经济增长，因此日本央行将下调利率水平。而且，他认为购买长期债券的最好时机是当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时……用术语讲，就是当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曲线反转时。因此，他买入了3亿美元的日本债券期货。（1988年12月，他指出美国市场上10年期债券和30年期债券利率的倒置①，可能只是由于年终调整造成的一种反常现象，而英国债券市场的反向收益率曲线则可能是衰退的前兆。）
孤注一掷
现在，索罗斯持有约合15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多头，8 700万美元的英镑空头；而量子基金资产净值为亿美元，因此他押美元下跌的赌注超过量子基金资产净值约6亿美元。
同时，他还持有约10亿美元的股票和股指期货多头以及近15亿美元的债券多头，在石油市场做空的金额也超过2亿美元。
这些头寸无法加总在一起，但是，据粗略估计，在1985年11月索罗斯已经动用了40亿美元的资金在不同的市场上做多或做空，而量子基金的资产净值只有8亿美元，比例约为5∶1。
12月8日，他说：“我对事情发展趋势的信念前所未有地坚定，这一点可以由我所承担的敞口水平来证明。”确实如此！不过，他的这种信念与8月份的有所不同。当时，他认为“大循环”已处于最后一轮信用扩张时期；当信用扩张结束时，一切也都结束了。到11月份，他意识到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美国政府已经组织了一次国际行动来抑制美元下跌，因此美元的下跌空间会很小。而且，股市和债市的回暖有助于稳定美元，因为债券价格走强可以为美联储留下降息的空间。
“一生一次的牛市”
因此，索罗斯写道：“我们可能就站在大牛市的边上。”许多公司被收购，市场中股票的供给量有所减少，没有被收购的公司则削减了经营成本，而且美元的贬值刺激了出口。考虑到以上因素，再加上国际经济政策的配合，他感到目前形势非常好，因此股票价格相对于其基础资产将再次出现高升水。不过，投资者尚不清楚美国政府如何削减预算赤字，或这个债务国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尝试本身就已经足以重振股市信心了。
至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按照索罗斯的说法，大多数产油国都有一条反向的供给曲线：就是说，油价越低，他们生产的石油越多，以完成预定的收入目标，这导致油价连创新低。因此他在原油市场上继续持有空头头寸。
到1986年1月初，索罗斯的投资组合有了大的调整。基于牛市预期，他在美国股市和股指期货上的多头头寸增加了亿美元，在国外股市的多头头寸也从4 700万美元增加到亿美元，这样他在国内外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上的多头头寸总计达到了20亿美元。他还在美国债券市场上追加了亿美元的多头。他减少了赌美元下跌的规模，抛掉了在其他货币上5亿多美元的敞口，以回补全部美元空头头寸；就是说，他以美元持有的净头头寸已将降到正好等于量子基金资产净值的水平。他还将量子基金在石油市场上持有的空头头寸增加到亿美元。这才仅仅隔了一个月！
索罗斯相信牛市在达到疯狂的巅峰前一定能经受住各种考验，直到所有人都认为它是“无坚不摧”的为止，这也是股市将要崩溃的先兆；牛市股市早晚会崩溃，不过现在谈论崩溃为时尚早。
2月份，他将股票头寸减少到了约12亿美元，但到3月26日，他认定自己对牛市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油价的下跌将给股市以更强的支撑；因此，他重新入市，将其在国内外股票上的多头头寸增加到18亿美元。量子基金的资产净值也从1月初的亿美元增加到了13亿美元。
到4月4日，他再次减少对股票的投资，卖出约亿美元，但下周又买进了亿美元―这可肥了那些经纪人！到5月20日，他又卖出亿美元。这些操作大部分是在指数期货市场进行的。
股票概念
索罗斯所持有的股票头寸有40%是国内的股票，其余2/3为国外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分为三类概念：芬兰市场、日本铁路和房地产股票、香港房地产股票。芬兰股市长期不为人所知而且股票价格普遍被低估，但有一些优质公司在这里上市。后两种概念其实是同一种想法的两个变种：过度的流动性促使日本和香港地价不断上涨。至于日本的铁路股，10年来这些股票一直没有多大动静，而且都被严重低估。不过，这些公司已经发现用借来的钱投资于商用房地产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借款利率远低于它们购买商用房地产并将其出租或转手所得到的回报率。所以可以说日本的铁路公司已经变成了利用高杠杆的炒房公司，但它们的股票却被打折贱卖。
“双轨”战略
到了7月，索罗斯遇到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第一，我们仍处在一个大牛市中；第二，石油价格的下跌最终有可能导致螺旋式通货紧缩，从而结束繁荣。
对读者来说，一个投机者按照两种相反的理论基础进行操作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在涉及博弈的场合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在国与国之间的军事谈判中，这种方法被称为“双轨”战略：如果你不撤除部署的导弹，那么我将部署自己的导弹；如果你撤除了，那么我也将不再部署自己的导弹。而且，在事态明朗前，我将依据“我将部署导弹”的命题行事，但是我也不会否定另外一个对立的命题。①
我注意到，当存在向下和向上的两种压力时，股票市场一般不会精确地沿着平衡的中间路线前进，而是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因此你不得不同时考虑这两种情形并准备好两种应对方案。例如，战争可能毁掉一个国家，这对股市当然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战争意味着过度支出，而过度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在战时，投资者会逃离有可能贬值的货币转而增持其他资产，甚至包括股票。战争威胁通常会导致股市剧烈波动，先是大幅下跌，随后大幅上涨。前一种情况下股价一般被低估，而后一种情况下股价则可能被高估。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投资者应该警惕短期内两种市场运动都有发生的可能性，并采取相应措施。
不管怎么说，到7月末索罗斯再次转向了熊市的观点。他评论说，油价下跌对经济既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低油价抑制了美国的石油勘探并降低了与石油有关的支出，结果导致得克萨斯和其他产油州的经济遭受重创。再者，新出台的税收改革条例增加了房地产投资者的避税成本，削弱了商用房地产市场。农业一蹶不振，而国防开支也在逐渐减少。事实上，仍然强劲的消费是当前经济中唯一的亮点。
另外，美元的贬值使政府为刺激经济而降息的努力更加困难，因为要将流动性非常高的外国资金留在国内，高利率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现在索罗斯看到了与其“一生一次的牛市”假说相反的情况。怎么办？他的回答非常有趣：“一般来说，我不会放弃建立在仍然有效的前提之上的头寸；恰恰相反，我将在新命题的基础上建立额外的反向头寸。”如果一家基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决策者时，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投资策略各异的投资经理有时碰巧会发现他们的操作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他举了一个会让大多数投资者感到困惑的例子：“如果我一开始建立了一个多头头寸，并随后卖空相同的数量，那么价格下跌20%―尽管它对多头头寸和空头的影响是相同的―将使我在多头上的投资只剩下80%。如果我适时地回补空头头寸，就能提前全身而退；不过即使我在回补空头头寸时受到损失，也要比在错误的时间卖掉多头头寸好。”
他指出实际操作要比例子复杂得多，因为他要同时在几个市场上交易。例如，他在7月中旬是如此操作的：“7月14日，星期一，我买了一些标准普尔指数期货，依据是如果考虑到技术性反作用因素，市场应该收高。道琼斯指数在上星期一（7月7日）下跌了63点，而且看空的投机者会期望下星期一再有一次下跌，这样在指数走势图上将形成一个看跌的瀑布形态。那天股市确实收低，因此第二天我就改变了操作方向，而且当这周交易结束时，我所建立的空头头寸已经超过了多头头寸。我还做空了长期债券，并买进一些国债期货。然后，我进入日本债券期货市场，并将我在美国政府债券的空头头寸增加了一倍。我进行这一系列操作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五国集团将采取一致的降息政策，不过由于美元贬值，美国债券市场的反应可能是负面的，而日本债券将上涨。”
我们中有多少人能算到这一步？
从摘录的索罗斯交易日记中，读者应该可以得到一个关于他的方法的基本印象。当然，《金融炼金术》一书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最近的操作
1988年他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对抗美元，但在泰国股票市场上的投机取得了成功。
近年来，索罗斯已经积聚起了大量的个人财富，而且量子基金的资产净值也从1 500万美元增长到了20亿美元，他本人也变得更加传统―他在美国权益上的相当大一部分头寸都是道琼斯指数成分股中的蓝筹股。
基本上，他是在寻找那些股票市值低于其破产价值的公司。从这一点上看，他已经成了一位“价值”投资者。证券分析工作都是他的助手来做的，而他只考虑大的问题。他的基金成了沙伦（Sharon）钢铁公司―维克托?波斯纳（Victor Posner）“王国”的核心企业―债券的最大持有者。波斯纳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公司掠夺者”；他控制了一家又一家公司，并大摇大摆将公司财产装进自己和亲戚的腰包，然后等着迟早要来的诉讼。他最终在佛罗里达被判为有罪。沙伦钢铁公司破产了，而索罗斯正在尽力收回债券的本息。当他听说T. 布恩?皮肯斯（）可能会收购波音公司的消息后，就以4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些波音公司的股票―他以前曾在52美元的价位做空过该公司。索罗斯还持有许多较小的头寸，例如达纳柯尔（Danaker）和恩维洛迪纳（Envirodyne）。
作为一个指引，索罗斯的方法对其他的激进型短期投机者更有价值。不过，他的许多思想的确值得我们花些时间来理解。
社会与个人
蒙田（Montaigne）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己作为波尔多市市长和一名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市长应该以身作则并做出符合社会道德的判断；而思想家应该―实际上也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将脂粉涂在脸上，但不能在心上也涂脂抹粉。”与此相似，索罗斯一方面鼓吹货币管制并公开谴责“绿票讹诈者”（greenmailers）①，另一方面，当事态发展依然如故时，他也会参与货币投机和杠杆收购，因为这是游戏规则所允许的。
投资技巧
下面是索罗斯的部分投机原则：
1. 开始时先建立小的头寸。如果市场走势如预期的那样，那么可以建立一个更大的头寸。这和他的一个观点相对应，他认为，在浮动汇率时代，当趋势延续时，走势的短期波动一般较小。
2. 市场是不会说话的，不要奢望无所不知。“投资者是以有限的资金和智慧在操作：他们不必知道每一件事。只要他们对某方面的了解胜过其他人，他们就有优势”。例如，当索罗斯在沃特海姆公司做欧洲证券销售员时，他发现德国大银行持有的证券组合的价值已经超过了这些银行本身的市值，因此如果你购买了这些银行的股票，那么你实际上不花任何代价就可以分享这些利润。这是投资者判断是否可以行动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他行动了，买了大量德国大银行的股票。这个论点非常重要，因为详细的信息是很难得到的。出于同样的原因，索罗斯发现投资于高科技股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较多的专业知识。他因此错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科技股牛市。
3. 一个投机者从一开始就必须确定他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这也是最难的事情之一。
尽量简单化
索罗斯说他从不在经济研究上花很多时间，也不看华尔街的研究报告；他的观点基本上都是在读报时形成的。他还经常和世界上著名的信息机构取得联系。
1981年，他有18名雇员，大部分做行政管理工作。“我没见过他们，也叫不上他们的名字。”索罗斯说。到1988年他说他“说不清有多少雇员……也许有将近50人”。
市场理论
关于股票市场行为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基本面分析，技术分析和“有效市场”理论。
1. 他和许多其他的投资者都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了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业绩，这足以证明有效市场理论的荒谬―按照有效市场理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固执己见的大学教授们认为索罗斯现象可以用运气来解释；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莫扎特的成功也可以归功于运气。业界没有人相信这一理论。索罗斯在日记中讥讽道：“相信有效市场理论的人越多，市场就越没有效率。”
2. 技术分析缺乏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许多内容都自相冲突。
3. 基本分析认为价值―由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等指标来衡量―决定股票价格。但是，通过股票发行或回购，以及并购等途径，股票价格也能影响上市公司的价值。
我个人认为股票价格最终还是要由价值决定―投资者和投机者不同，他们不是特别关心短期的价格波动。但是，索罗斯认为反身性理论（reflexivity）① 要优于上述三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
反身性理论
索罗斯“反身性理论”的本质是指认知可以改变事件，而事件反过来又改变认知。这种效应通常被称为“反馈”。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公主吻了青蛙，青蛙变成了王子，她将给他更多的吻，他也将吻她……我不知道最后是什么。另一方面，如果你拴住一条脾气好的狗并踢它，骂它“坏狗”，那么这条狗会真的变得很凶，并扑过来咬你，而这又会引来更多的踢打、更多的撕咬。
回到投资方面，如果投机者相信美元将升值，那么他们的购买将推动美元上涨。这反过来又会使利率降低，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美元再次升值。与此类似，如果许多投机者相信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或海湾西方石油公司（Gulf & Western）或其他任何公司的股价将上涨，那么他们的买盘就会推动股价上涨，而且公司管理层可以以更优惠的条款利用这些股票作价去收购其他公司，进而拉动股价再次上涨。
索罗斯将这种事实作用于认知，认知复作用于事件，并如此循环往复地交互影响过程称为“鞋带”（shoelace）模式。
反身性的一个关键观点是参与者认知的不完备性。（正如我前面经常提到的，这是军事决策问题的本质：在决策时你无法得到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事实上，即使你设法得到了全部信息，这时情况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索罗斯希望建立一种广泛适用的反身性理论，并用这种理论预见到即将到来的20世纪80年代大崩溃，就像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预见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他承认他这个思想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经济理论，尽管他认为这个思想很有价值，而且十分有趣―的确非常有趣。投机家们肯定已经深谙此道，不过大众未必都能了解个中奥妙。
索罗斯尤其对两个金融领域的反身性感兴趣：贷款与担保之间的关系、管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贷款对担保的影响
贷款活动增加了贷款担保品的价值。如果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可以像日本的铁路公司那样借到大量低息借款，并可以低价购买能带来盈利的资产，那么它就能得到快速发展。贷款通常会刺激经济活动，而经济得到强劲提升又会使资产升值并提高收入水平，而这又可以提高信用水平，从而可以贷到更多款。
但是，最终当债务太多以至于超过了清偿能力时，为了清偿债务，担保品将被迫折价变现，于是整个过程反转了过来。
大多数国际银行家并未意识到借款国的负债率可能由于得到他们的贷款而得以改善。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将担保品折价变现以偿还债务反过来又将抑制经济增长。
管制
一般说来，最宽松的管制环境和信用扩张最大化是并存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路径非常特殊：既不规则也不重复。索罗斯说，直到1982年为止，美国经济都存在着明显的繁荣和衰退交替出现的现象。但是，这次的繁荣期被人为地延长了―几个被索罗斯称为“催账”系统的贷款银行“俱乐部”的成立，以及美国政府主动承担起“最后贷款人”角色，使得巨额国际坏账得以继续滞留在经济之中，从而提升了“大循环”的高度和持久度。
索罗斯下结论说，为保持稳定，需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他还指出一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倾向：由于管制过度，美国经济曾深受其苦，现在美国政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管制过松。
另外，索罗斯极力敦促成立一个国际性的中央银行，以保持货币稳定，进行债务重组，并提供充足的新贷款。“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平稳运行。”他声称。这个目标可以通过三个贸易集团：欧元区（EMS），也包括英国；美元区；日元区―的合作来达成。
石油问题
索罗斯曾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石油缓冲库存，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石油市场的稳定性，而且还可以为他倡议成立的国际央行提供资本；他还建议创造一种石油本位的国际货币。但今天，他觉得那种想法已经过时了。石油价格大概经历了三个有秩序的时代―由卡特尔控制产量过剩的时代―标准石油时代、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时代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时代。现在，前两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已经过时，因此设立一个新的代理机构是很有必要的―产油国和消费国可以通过该机构达成相对稳定的价格。
不过，他承认以上关于货币和石油问题的建议都不是完美的或永久适用的，但是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案了。
均衡理论与投机市场
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解释不了投机者的跟风行为；该理论认为，大多数商品都有一个自然价格，在这个价格水平上市场将会出清。但是，这种理论不适用于那些有大量参与者的市场，这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集体情绪的影响。
如果索罗斯能将投机市场行为放进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加以解释，那将是一个奇迹；如果他做不到，那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投机市场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战争或打牌之类存在斗争的情况都是由社会学家或一些新的学科，例如博弈论和一般系统理论来分析的。索罗斯承认自己还不熟悉这些学科。
索罗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概念是一个神话，有太多的假设，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同质和无限可分的产品以及向下倾斜的供求曲线等。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买卖决策取决于他们对未来价格走势的预期。如果一个生产者预期价格将要下降，那么他就会像投机者一样，在价格开始下跌时卖更多的产品，而不是更少。相反，如果价格上涨，根据古典经济学，供给将增加，需求将下降，从而价格上涨得到抑制。但是，经常会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一种货币升值了，而由于一国货币升值对通货膨胀有抑制作用，再加上其他原因，于是这种货币的升值将“自我确认”。因此，由于供求曲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市场影响，所以你得到的将是趋势，而不是均衡。
自我加强的循环
索罗斯将股票价格的走势看做是基础趋势和主流“偏差”―通常称为标准预测―的叠加，它们都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这种影响要么是自我加强，要么是自我纠正。
每一次循环都是特殊的，但仍可以发现一般规律：
1. 当趋势继续时，投机交易的重要性随之增加。
2. 偏差（标准预测）跟随趋势；趋势持续的时间越长，偏差越大。
3. 趋势一旦形成，就将自行延续一段时间。
汇率走势容易出现大的波动。因此，综合上述三个法则，他发现投机会加剧货币的不稳定性。这也是他反对自由浮动汇率的部分原因。
繁荣与萧条的交替
索罗斯认为一个典型的繁荣―萧条交替序列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种：
1. 存在一个未被确认的趋势；
2. 刚才描述的自我加强过程开始；
3. 市场方向得到验证；
4. 市场信心不断增强；
5. 结果导致现实与认知之间出现偏离；
6. 到达繁荣的顶点；
7. 然后，在相反的方向上开始自我加强过程。
索罗斯首次使用上述繁荣―萧条交替序列的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跨行业合并兼并浪潮中；另一次是在他70年代投机房地产投资信托。这两个例子的吸引力都在于这些公司“反身”的能力―通过以高于账面价值的价格增发股票以获取资本收益的能力。
转折点：“趋势是你的朋友”
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可以预测的事情也难免出错：只有当事件处在转折点时才能改变主流的观点，而转折点是很难预测的。换句话说，你知道市场走势将要反转，但除非你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反转，否则仍然无济于事。尤其当你处于空方时，精确地把握反转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索罗斯是站在交易员的角度来讲的。假设你确信日元将升值，并已经将借来的10亿美元全部投了进去。下一个季度或下一年日元确实升值了，但是在此期间你可能早已经被清洗出局了。因此对今天和明天而言，起支配作用的是一些直接的供求因素；这些因素受到最新发生的新闻、当局的一举一动以及“惯性”的影响。其中惯性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正如那句古老的交易格言所说的：“趋势是你的朋友。”逆趋势交易是铤而走险，尤其对于保证金交易而言，因为你很有可能无法精确把握趋势逆转的时机。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耐心的长期投资者而言，重要的是价值，因为他们真正清楚股票的内在价值，而且只投入了一部分资产。如果你能花50美分买到价值1美元的东西，或者如果你能花50美分买到两年后值1美元的东西，那么你完全没必要为精确选择时机而费心。而且你可能买到了一个真正值钱的好东西，因为除你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买家。
因此，逆趋势行事是这些长期投资者的特点，不过这种做法对于保证金交易者而言是非常危险的。
灵活的理论框架
索罗斯希望通过一个灵活的理论框架来处理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在其商业日记或“实时实验”开始的时候，他认为“大循环”是脆弱的：美元和美国经济的走弱将导致高利率，而这反过来又将引发经济衰退。但是就在这时美联储转向了“肮脏浮动”，减缓了美元贬值的压力，为美联储降息留下了空间，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一直在下降。低利率推动了金融市场的繁荣，并阻止了经济滑向衰退，使繁荣期延长。
正如我们从索罗斯的交易中所看到的，他―以及每位成功交易员―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愿意立即改变操作策略，当意识到犯了错误时。例如，1978年和1979年他在博彩股十分火暴时做空了国际度假胜地公司（Resorts International）。在《金融大师》所描述的那次在华尔街现代史上被讨论最多的做空交易中，罗伯特?威尔逊也是做空的这只股票。不过，威尔逊―他已经向各色人等公布了他的头寸―随后去了东亚度假。事实证明，他这次度假是非常昂贵的，国际度假胜地公司的股票从5美元涨到60美元，他被迫回补，损失惨重。与他不同的是，索罗斯意识到判断错误时，立即改变了立场：他结清了空头头寸，买进这只股票（这无意中帮助了对威尔逊的“挤空”），最终获利颇丰。
货币―存在主义的选择
索罗斯正确地意识到，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或某些货币形式保存自己的资产。换种说法，如果你拥有一件东西，那么你最终必须找个地方安置它，正如你本人必须生活在某个地方一样。大多数投资者，甚至包括大多数基金经理，并没有有意识地决定他们想去哪里；他们只是待在原地不动。如果你住在苏黎世，原地待着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住在太子港（海地首都），那就不妙了。① 有意识地在自己国家之外进行选择对一些爱国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因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摩根声明”（Morgan’s dictum）―永远不要看跌美国―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短期来看，无论是美元还是以美元标价的股票都不是最佳选择。因此，索罗斯说，你必须选择一种立场：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决定。“有时我有些羡慕我那些粗心的同行们，”他谦虚地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正面对着一种存在主义的选择。”
“1987年大崩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日本在经济和金融上的力量超过了美国。”索罗斯说，“美元在任何价位上都是不安全的。金融资产的持有者在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而美元不再是他们的选择对象。不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可能在1987年大崩溃后再次上演，正因为它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1989年年初，他认为德国马克很有吸引力，因为德国央行不想让它贬值，但是他不看好黄金，因为新技术的应用将增加黄金的供给。
自我否定的预言
“我的方法之所以有用，不是因为它能让我做出正确的预测，而是因为它允许我改正错误。”索罗斯说。
1987年10月14日，他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预测日本股市将要崩溃。他的预测实现了：日本股市下跌了约15%。接着，日本政府采取了干预措施，市场止跌回稳并再创历史新高。“我认为股市泡沫将继续被挤出，但政府有能力实现软着陆。”他说。不过，崩溃的却是美国股市，这是索罗斯没有料到的。结果量子基金在几天之内就损失了8亿美元。
他还评论说：“我的预测的显著特征是，如果我预期的事件没有发生，那么我还会继续预期它们会发生……部分是因为市场能影响到他们预期的事件……反身性过程没有预先决定的结果：结果是在过程中决定的。”
索罗斯认为大多数基金经理通常是错误的：“他们的头寸越有影响力，他们也就越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索罗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反向投资者。
不过，另一方面，市场决定事件。打个比方，由于他们是站在船头向外看的，所以当船将要触礁时，他们可能会大声发出警报。“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预言自我否定的时代。”他说。或许这就是股市预见到最后两次大崩溃时的情形：市场的确预见到了它们，并令当局感到恐慌，不得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崩溃的发生。这就是索罗斯的市场“炼金术”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与寻求理解① 的科学不同，炼金术是试图改变。
新瓶装旧酒
索罗斯的风格之一是他喜欢为自己的想法冠上些夸张的名称，尽管这些想法有些本来就有通俗易懂的称谓。这样一来确实有些好笑。我以前提到过，“反身性”代表反馈，“偏差”代表标准预测，“大循环”代表泡沫，“合作社”代表银团，“实时实验”代表交易日记。在1985年12月8日的交易日记里，他认定现在谈世界经济的全面崩溃为时尚早，相反，繁荣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他没有将其描述为“暂时缓解”，而是描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个字眼在6个自然段中出现了4次；他还宣称这次是“一生一次的牛市”。当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 000点左右。9个月后，1986年9月28日，他写道，“现在是宣布这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式结束，并开始寻找下一个黄金时代的时候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字眼。标准普尔指数此时大约在2 300，因此，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被“宣布”结束时，它才持续了9个月，平均涨幅仅为15%―或许这是有记录以来最短的一次“黄金时代”！
索罗斯的忠告
我们现在正处于另一个正在自我强化并将最终自我毁灭的周期之中―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狂潮。
市场参与者无法阻止繁荣的发展，即使他们已经意识到泡沫迟早要破灭。不进入市场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为现代经济是相互联结的，这里没有世外桃源。因此，对于投机者来说，最明智的策略是在这股浪潮停止前尽量关注国外市场，并在泡沫破灭前尽可能撤出全部投资，以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索罗斯在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泡沫时期就是这么做的，他当时的做法值得投资者借鉴。
至于繁荣―萧条序列，在趋势反转前，那些相信趋势的人无疑会如鱼得水。所以，问题是如何尽可能精确地把握住那个时机。
经济紧缩还会造成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因此货币当局总会采取措施以刺激经济―这在信贷扩张时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将要面对的衰退很有可能在社会借款能力萎缩―一种空前危险的情形―时出现。
索罗斯相信，纳比斯科（RJR Nabisco）收购案① 以及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的垮台是这次的公司并购风潮达到顶点的标志，正如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企图兼并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的合并兼并浪潮结束一样。（他认为，布什政府应该取消允许杠杆并购者将债务利息在税前扣减的政策）。现在流行的将股票分成不同的部分的做法与后者一样，都享受了过多的税收优惠政策。
这次的繁荣―萧条交替还会像往常那样发展吗？如果放任自流，今天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地以经济系统的崩溃而告终。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是政府的职责之一，而且索罗斯认为，除了1987年10月发生的那场不幸外，当局的确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