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6挂档怠速抖动: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主题的若干转向

黄继锋

　　近20多年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主题和旨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是由于社会主义走向低潮以及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曾寄予希望的资本主义的替代力量似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分散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二是以解构宏大叙事和真理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主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转向，这种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未来主义的兴起

　　新未来主义是近年来主要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左翼思潮，它的产生与苏东剧变后共产主义陷入低潮的背景有直接关系。由于看不到近期资本主义发生根本变革可能的前景，一些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并把自己的理论定位为一种新的未来主义。它主要包括两种趋向：一是新乌托邦主义，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未来主义理论；另一种是体系理论。

　　新乌托邦主义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吸引了像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激进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之所以把目光投向未来的乌托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等待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时，“除了乌托邦之外别无选择”[1]（P12）。而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不过要指出的是，虽然詹姆逊和赖特都深深被乌托邦所吸引，但两人的兴趣和研究重点并不一样。詹姆逊注重于对乌托邦构想和乌托邦作品的分析，而赖特则是未来社会构想的作者和倡导者。詹姆逊作为美国乌托邦主义的最新阐释者，关注乌托邦的“愿望”，它的话语形式等。而赖特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起了“现实的乌托邦计划”，一个颇具规模的集体研究工程。迄今为止，“现实的乌托邦计划”已经推出五本书这五本著作是：《社团与民主》（Joshua Cohen and Joel Rogers， eds.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London 1995）；《分享平等》（John Roemer， ed.， Equal Shares， London 1996）；《重塑平等主义》（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eds. Recasting Egalitarianism，London 1998）；《深化民主》（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 eds. Deepening Democracy， London 2003）；《重构分配》（Bruce Ackerman， Anne Alstott and PhilippeVan Parijs， eds.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London 2006）。。目前赖特正在构想另一部关于乌托邦的著作，其旨趣是提出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作为社会压倒国家和经济的一个过程”的一种新的解释，该书将以《展望现实的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为名出版。另一位未来主义者、地理学家和城市历史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2000年）也尝试提出一种大胆的“辩证乌托邦”，试图弥合19世纪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乌托邦设想之间的裂痕。

　　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吉奥温尼·阿里基（Giovanni Arrighi）等。20世纪90年代，当热衷于讨论“转变”的人们沉浸于思考东欧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时候，沃勒斯坦却语出惊人地提出了资本主义也处于转变之中的独特看法，认为世界事实上正处于从资本主义转向别处的过程中，其特征尚不确定。在《乌托邦学》（Utopistics）中，沃勒斯坦旨在“严肃、理性和现实地”对人类社会体系及其向人类创造力开放的范围进行评价[2]（P35）。

　　阿里基也提出大致相同的研究计划，并得出与沃勒斯坦相似的甚至是更为激进的结论。根据对世界体系历史的研究，阿里基提出了美国政权持续危机的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旧中心”“通过形成一种真正的全球帝国”而结束资本主义的历史；第二，一种新的保护主义出现但缺乏必要的竞争能力，于是“（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将会走向消亡”；第三，资本主义被逐步升级的暴力“恐怖”所毁灭，从而走向历史的终结。依这种观点看来，世界体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经济及其政治统治的作用，而美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目前资本主义的财政膨胀就是现存世界体系领导权深刻危机的一种表现。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通过民主化和其他渠道，资本家借以疏缓因工人阶级力量日益增加的长期历史趋势而引起的“政治压力”的主要机制，是“世界经济的一些地区向其他平均低工资地区的转移”。但“今天的问题是，经过五百年后，进行这种转移的地方已经很少了。”[3]（P59）这同罗莎·卢森堡1913年讨论资本主义的崩溃时所提出的观点相近。卢森堡曾经认为，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地区作为其发展的环境，特别是需要非资本主义地区作为其必要的出口市场并提供廉价的食品。

　　目前，沃勒斯坦依然坚持其有关转变的观点，但他分析的眼光似乎已经聚集于下一个20年的全球地缘政治，而不是体系的终结问题。除沃勒斯坦外，具有相同意向的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最近出版了《超越美国霸权？》（Beyond US Hegemony？， 2006），这是一部被认为带有左翼地缘战略纲领的严肃的全球分析的著作。另一位左翼学者A·G·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也着力分析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转变。弗兰克的口号是：“最好忘记它[资本主义]，且继续我们对普遍历史的探索”[4]（P352）。

　　二、阶级的替代研究

　　阶级曾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概念和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和影响深远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把阶级作为研究的主题，提出了诸如“工人阶级异化论”、“新工人阶级论”、“中间阶级论”等理论。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以及由于左派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中的失败，近年来阶级分析已逐步被其他分析所取代。

　　法国的高兹早在1980年出版的《告别工人阶级》中就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进行解构，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阶级”的概念。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化造成了劳动力的碎片化，在这个通过信息技术组织全球生产的时代，工人根本没有机会作为一个普遍阶级去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的整体特性。后工业时代造就的是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烙印的“非工人的非阶级”。

　　在E·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C·墨菲（Chantal Mouffe）合著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1985）这部被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中，阶级的社会外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作者声称马克思当初设计的以阶级范畴为基础的政治理论越来越不适合当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只有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才可能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实有效性程度”[5]（P4）。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阶级”遭到驱逐，“对抗”变成了新的中心概念。他们要求左派放弃阶级统治，并以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取而代之。

　　这种政治哲学在拉克劳最近的著作《论民粹主义理性》（On Populist Reason， 2005）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该书汇合了拉克劳的诸多思想，包括他过去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兴趣，他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他对拉康思想的吸收。拉克劳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不论是根据“人民”还是“阶级”，都不能为分析社会动员的实际过程或解释不同的结果提供任何工具。他指出，包括阶级在内的社会力量都是被分散动员的，并且这种动员的成功或失败是偶然的；因抵抗或反抗产生的社会变化具有一种不可制约的政治因素；以及受排斥、受剥削者或下层社会的动员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甚至包括法西斯主义的方式。

　　曾经是阿尔都塞得意门生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巴里巴尔（Balibar）于1987年发表了“从阶级斗争到没有阶级的斗争”一文，1997年重新发表。不过他并没有以典型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回答自己的问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虽然强调更广泛的“对抗的普遍性”，但同时也认为，“阶级斗争可以也应当被认为是一个决定结构，尽管像其他的社会实践一样不是唯一的结构”[6]（P242）。在这一点上，巴里巴尔同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保持距离而与詹姆逊的观点接近，詹姆逊认为，尽管一种激进政治需要在无数条战线上展开斗争，但是，阶级斗争仍然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

　　与“没有阶级的斗争”的哲学相应的是“没有斗争的阶级”的社会学。一些左翼理论家认为，虽然与斗争相联系的阶级概念越来越不适用了，但在社会学中，阶级概念依然可以在没有斗争的意义上使用，比如阶级作为一个分配的范畴，在社会学中仍然有它的位置，如美国社会学关于分配和不平等的表述中总是提到“阶级、性别和种族”。《国际健康服务杂志》，美国公共健康的主要杂志，也始终关注健康和死亡案的阶级方面。

　　把民族和种族问题同阶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非常普遍的。但在新一代的左翼学者那里，民族和种族同阶级的联系已不那么密切，而且关注点也同过去很不一样。阶级以及阶级解放不再是民族和种族问题中的主旨。同时，在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下，女性主义也不再把性同阶级连结起来，在“第三波女性主义”中，再也没有提及阶级。

　　不过，埃里克·奥林·赖特1985年出版的《阶级》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在学院社会学中取得一席之地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最近的探讨中，赖特通过提问的方式形成研究的主题，即假如阶级是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么什么是问题？赖特发现六种类型的问题，它们的答案往往与“阶级”有关：1、分配地位：人们怎样客观上被置于不平等的物质分配中？2、主观性团体：用什么解释人们（不论个人地或集体地）怎样主观地把他们自身和别人置于一个不平等的结构中？3、生活机会：用什么来解释生活机会和物质生活标准中的不平等？4、对抗性冲突：什么样的社会分裂形成系统的公开冲突？5、历史变化：我们应当怎样描述和解释历史上在不平等社会组织中发生的变化？6、解放：哪一种转变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压迫和剥削所需要的[7]？赖特主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然而，正如G·舍伯恩（G·Therborn）指出的，赖特回答问题的方式是躲躲闪闪的。例如，消灭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关键的社会过程是什么？对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阶级斗争。再如，维持或能够改变和结束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主要力量是什么？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作出回答，分别是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赖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不明确的。

　　三、从国家视域转向其他视域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在今天，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把目光从国家移向别处。这种视域的转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对民族国家及其阶级统治模式的分析向对全球分析的转移。在民族国家或至少其统治权已经明显衰落的前提下，一些理论家的兴趣已经转到全球化和“帝国的”全球扩张问题。即使是讨论民族国家问题，也多是放在全球化背景下考量。例如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inson）在《资本全球化和跨国国家》一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必然是跨国国家的兴起，尽管政治重组远远落后于经济重组。跨国国家包括全球化社会的制度和实践，这些制度和实践维护、捍卫全球资产阶级的霸权。民族国家的功能正从制定国家政策转向执行超国家机构的政策。民族国家已经被纳入为跨国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跨国国家资本统治的传送带和过滤器[8]。二是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新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转移作为反威权主义统治的基础，或从更乌托邦的观点来看，作为建构新的社会的最佳场所。在这种转移中，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的观点重新受到重视，并得到理论家的广泛认可，他们把市民社会作为各种不同的运动和努力争取市民自治的参照。三是从国家转向更抽象的政治哲学层面。政治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已成为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视域。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前面提到的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该著作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强调用争取特殊利益的领导权的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而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也提出了一种进行普遍对话协商的政治方案。法国的巴里巴尔的理论则反映了一种“市民”的政治学。

　　应当强调的是，虽然众多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兴趣从国家移向别的领域，但依然有一些理论家致力于对国家的研究，比如像克劳斯·奥菲对国家所作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分析，以及米切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93）和查尔斯·梯利的《高压统治，资本和欧洲国家》（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1990）从不同的视角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分析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四、对网络的研究

　　19世纪西方传统社会理论的聚焦点是社会关系的方式，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学关注的主要是“团体”和组织。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取代了团体和组织概念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网络比团体和组织更松散和更开放；它更体现个体行动者及其消遣，而不是构建的集体性；它为市场、官僚政治、运动以及阶级提供了一个通道。网络本身成为了一种新的独特的社会关系，它把复杂的、松散联系的社会系统结合在了一起。这一新的变化使得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把目光转向信息社会及其随之而来的新的社会关系。例如，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拉斯（Mannuel Castells）出版了三卷本的社会分析著作《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1996-1998），他力图摆脱以往的社会学理论框架，而从新的管理概念和信息技术出发，对“网络社会”进行清晰的描述和分析。同样，在新马克思主义者哈兹（Hardt）的《帝国》（Empire，2000）和内格利（Negri）的《大众》（Multitude，2004）中，信息社会也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概念。在这两部著作中，全球统治者及其对立面被描述成为网络权力。

　　五、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较少涉及经济学领域。但近年来，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英美地区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过这些成果主要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经济学与历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等的交叉研究。

　　目前颇有影响的世界体系分析就体现了这种交叉研究的特点。世界体系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沃勒斯坦等人阐述，又被阿里基在新的方向上加以扩展。它的特点是把经济和历史结合起来的分析，而它对全球权力关系的关注也增加了重要的政治向度。西方有学者认为，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成果盖过了目前有关全球化的理论研究的成果。

　　新近更能体现经济和历史结合的是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安德鲁·格林（Andrew Glyn）的著作。最初以解释资本主义起源而闻名的罗伯特·布伦纳，最近出版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的著作《全球骚动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2006）。在英国，安德鲁·格林出版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对人类福利的影响的著作《没有束缚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Unleashed，2006），他看到了富裕国家工人衰退的前景，并对未来发展的意义提出质疑。

　　由美国的巴迪汉（Pranab Bardhan）、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沃勒斯坦共同主编的《全球化和平等再分配》，试图通过把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结合起来，提出一种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而把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的主要提倡者是阿玛特亚·森（Amartya Sen）。但在他之前，分析哲学与分析经济学之间已有许多交叉的研究。如约翰·罗默（John Roemer）从数理经济学向“激进经济伦理学”的转向--从《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1982）向《分配正义的理论》（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1996）的转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的是巴迪欧（Pierre Bourdieu）2000年出版的著作《社会经济学的结构》，这也是他近年来的最主要的著作之一。巴迪欧所提出的一些主要概念，体现了经验研究和一般理论批判二者的结合。

　　把握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主题的这些变化，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西方世界的影响及研究动向。

　　参考文献：
　　[1]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London 2006.
　　[2]Immanuel Wallerstein， Utopistics， New York，1998.
　　[3]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 London 2003.
　　[4]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Berkeley，1998.
　　[5][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战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Etienne balibar， La crainte des masses， Paris，1997.
　　[7]Erik Olin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2005.
　　[8]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 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Routledge， 2002.

　　作者简介：黄继锋（1957-），男，福建闽清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