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质隔墙板效果图:信力建：和谐社会怎能让身份制度横行？

　　就元朝而言，元朝的身份划分是由种族矛盾带来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开始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从成吉思汗开始，将天下百姓强行分为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吐蕃、大理国民）、汉人（金、辽遗民）、南人（南宋亡国奴）四个阶层。每一任皇帝都大搞种族歧视，其他隶属国君主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比较典型的是元朝的科举，分左右两榜，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右榜，汉人和南人考左榜，难易程度有别。就这样，在种族矛盾和腐败政治的交织作用下，元朝统治维持不到一百年，就灰飞烟灭了。明朝取代了元朝后，“以其道反治其身”，朱元璋通过人口登记，建立起乐户、丐籍、堕民等歧视制度，一般针对两种人：一是留下来的蒙古人，元代降将，其二是普通罪犯。明朝政府明确规定，这些人只能为普通民籍、宦籍服务，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在江浙一带，一直到清末民初，都还有不少家庭沿续着乐户人家的生活传统和习惯，男的以出卖技艺和力气为生，女的为当地大户或达官贵人家庭提供服务。到了清朝，种族歧视仍然非常严重。它实行种族隔离，实行满汉分区居住，严禁异族通婚。除了满人的八旗子弟，其它民族的社会地位都较为低下。满人拥有特权，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至将相，就算犯了罪，也能得到减等、换刑的优待。而汉人，即使在朝廷担任高职，在满臣面前也要下跪，开会的时候，满人昂然上座，汉臣只能跪在旁边，地位甚至不如满人的家奴。在清朝建国一百多年之后，统治阶层开始中原化，从雍正开始，将乐户、贱民等“非良民籍”制度取消，被称为“普世平等”的一大善政。同时，实行蒙满一家、蒙满汉化，并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这项政策，化解了异族之争，所有外敌都变成了中国人，敌我矛盾也变成了内部矛盾，清朝的版图因此急速扩大，由一个异族统治的少数民族国家变成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泱泱大国。中国由元朝开始，因为等级制度而带来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才得以缓解。

　　“东方红，太阳升”，新中国成立后，照说在身份制度上当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事实却不容乐观。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新的户籍身份制度——“城乡二元身份制”。这项政策，起初是从资源分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考虑的。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加码，在城乡二元身份之外，又有了政治身份的划分，出现了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贫农、中农、干部、工人等不同群体，其政治待遇的不同，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学习过程中的登记、档案和各项社会活动。计划体制下，城乡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工人、农民、资本家、知识分子的不同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文革前期，城市的工人、干部生活供应实行配给制，而农民按劳取酬。地主的儿子连初中也不能上。在严格的敌我对立的氛围中，政治身份、户籍身份起着决定命运的重大作用。文革后期到现在，根据不同政策和社会地位，又衍生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政府单位和民间单位等的划分，并建立起针对不同性质个人或单位的，如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这使得公民基本的人权、公民权、国民待遇都要以不平等的身份制度为依据，例如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就直接影响着公民的教育权、迁徒权、用工、居住、生活等基本权利。现在，针对城市非户籍人口的“暂住证”虽然取消了，却冒出了同类性质的“居住许可证”；同样是车撞死人，城里人要赔四十万，农民则只有二十万不到，这个价码显然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待遇、福利、不同社会地位估量出来的。在身份制度与社会待遇的共同作用下，公民分为不同等级，貌似平等地“同在蓝天下”，实际上却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并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追求。非公民社会中，“身份”不是经济自然形成的产物，不是行业、职业、生活状况的集合，而是由国家政策、血缘、地缘、行政等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身份制度在各项社会制度、法律、政策当中，根本作用只是在于控制、约束，人为制造国民待遇的不平等，左右人们在创业、居住、教育、社会福利、迁徙等现实生活。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配套，与市场经济不配套，于国民政治、人生权利方面有负面的约束，显示出对国家经济越来越大的制约。中国无疑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的分割不光受经济、文化地位等影响，还带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世界上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

　　改革开放之后，国人身份等级悄悄发生了三个改变：首先，靠体力劳动谋生的工人在资本的力量面前失去了尊贵的地位，资本所有者的社会地位急剧上升，“老板”成为掌握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新的社会身份。不仅工人要靠老板吃饭，官员因为政绩压力要看老板眼色行事。被颠倒的历史似乎又被颠倒了过来。其次，由于国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国家政权机关不仅仅是社会管理者，也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当事人。国家官员以其手中强大的社会资源悄悄登上了社会阶层的高端。官员身份高贵的意识重新被唤醒。部分官员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为自己谋取私利，另一方面则在官贵民贱的潜意识支配下，简单粗暴地对待非特权阶层的民众，将赋予民众基本权利的宪法和法律踩在脚下。再次，由于城市居民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超负荷，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增大，国家和城市政府采取了种种排斥农民工的政策措施。例如许多城市以促进本地居民就业的名义，制定地方性法规，公布城市居民优先就业的行业和工种，只将那些危险性高、收入低、技术含量低的工种留给了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由以往低水平的相容关系走向排斥关系。

　　因为这些身份制度的存在，也就有了这样的笑话：说是在今天中国有四大阶级，一是领导阶级，大概相当于元朝的蒙古人，属于社会顶级，管他们的是组织部；二是干部阶级，相当于元朝的色目人，属于社会管理者，管他们的是人事局；三是市民（包括工人），相当于元朝的汉人，属于城市主体，管他们的是劳动局；最后是农民（包括民工），相当于元朝的南人，属于社会底层，管他们的是公安局和城管。从这个笑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历史的沉重和进步的艰难。

　　要之，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维护国民在身份、待遇、权利的平等，营造文明和谐发展环境，建立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只有职业、出生地、文化背景的不同，没有政党、地域、种族、公办和私立、国企和民企之高低贵贱，不戴标识身份的帽子，只需要在《宪法》宪政的制约下，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共同享受国家的阳光雨露，国民对这个国家，才可能有共同的认知和共同的责任。无论哪种身份歧视，客观上都在制造社会各阶层的不平等、不和谐，在事实上起到分化国家的作用。因此，取消身份制度，取消各种各样人为的身份定义，消灭所有与身份挂钩的歧视性政策，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