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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丁言昭《关露传》

日期：2010-02-12 作者：张建智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h1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 } .h2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h3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DIV.union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DIV.union TD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关露传》  丁言昭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寒冬灯下，每晚十时后，上床翻阅由丁言昭所赠的一部《关露传》。翔实的资料、动人的情节、一个才女兼革命家的传奇生涯，每至深夜，总放不下手，甚或手冻人倦。一星期读毕。掩卷沉思，无不令人喟叹、愤憾、感慨。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生于山西一举人之家。八岁那年，父亲不幸逝世。十五岁那年，母亲又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从此关露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胡绣枫便成了孤儿。用功读书，努力上进，几经曲折，关露终于在1928年考取了中央大学。1931年夏，关露离开南京，去上海闯世界。不久，钟潜九、张天翼、欧阳山等也相继到了上海，随潮流都参加了左翼文学运动。关露先后参加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并参加任钧、蒲风等组织的“中国诗歌会”活动，参与编辑《新诗歌》刊物。她的诗歌创作日显不凡。曾为影片《十字街头》写作的主题歌《春天里》，经贺绿汀谱曲后广泛流传，脍灸人口。她还写过短篇小说和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至今我收藏她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小说集《新旧时代》，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未过时，足证其当年于文学执著的追求和多方面的才华。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她无疑可成为一如丁玲、冰心等著名女作家。

    尔后，关露在上海投入工人运动，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工作。1932年春，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全身心从事党的事业。但是，如此的才女，终放弃了文学的志趣，走上了党为她安排的充满艰难、曲折的不归之路。鉴此，她日后人生之遭遇，遂成了她一生命运不幸的拐点。

    1939年秋，她接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署名的密电，到香港接受廖承志、潘汉年给她的特殊任务。那就是，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叛变，后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目的李士群，因不想在汉奸这条路上走入绝境，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联系，做一点于抗日有利的事情，为自己留一点退路；中共情报机关获悉李士群的这一动向后，决定由关露打入特工总部，对李士群进行策反工作。从此，这位善良、才情并茂的女性，即转入隐蔽战线，去扮演一个被人不齿的角色。

    随抗战漫长的八年，她又奉党之命，牺牲了“左翼作家”的名声，忍辱负重去扮演了一个“文化汉奸”角色；党派她到一家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刊物《女声》去任编辑。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党组织希望关露能接近佐藤，通过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找到日共党员，以获日方情报。1943年8月，关露又被安排去日本，参加了第二届“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那年，关露曾给在重庆的妹妹写信，欲结束这不光采的生活，但党组织终不允。直至抗战结束，才被周恩来安排进入解放区。

    从1939年秋至1946年，关露有近七年时间在敌伪汉奸圈周旋。这，遂成为她往后一生起伏跌宕、冤狱横生、孤苦漂泊的命运之源。政治生命中的一层层阴影，始终包围和笼罩着她，窒息着她的精神与肉体。解放后，她仅有几年有自由生活的空间。随后的反胡风、潘汉年反革命案，她都受牵连，被审查关押。1967年“文革”始，更大的厄运与灾难，再度降临。由于她知江青底细，立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关露在监狱整整蹲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狱。但那条汉奸特嫌的政治尾巴，仍被保留着。八年的牢狱之苦，使她本不健康的身体受到更严重的摧残。曾为党丧失了爱情与家庭，出狱后，孤苦单身，一度被送进了养老院。后又重返香山的小屋，三人一居，雨过屋漏。1982年3月23日，一纸平反，才姗姗来迟。如从1946年算起，她被审查、受冲击、遭迫害，整整三十六年！岂一小小的红纸得了！她所受的折磨和损害何能补偿！一个年青、才美、充满理想的女子，被自己营垒中人整垮，终成了孤苦无依的老人。秉性难移的诗人气质，使她终于萌发了轻生弃世的念头。在这简陋小屋的病床上，最后只能自己主动迎接死神之恩赐。

    是诗人，总希冀独立之人格。是作家，盼一份写作的自由。是革命家，应早还她一个清白的使命与理念。抑或是一个普通人，也需要有个温馨的家庭。但这一切，关露都被剥夺了，似与她都无缘。这究是为什么？读了一部《关露传》后，我始终不得其解。难道一如俄罗斯作家在《路与光》一书中所说，人一旦追逐光明，那人生的不安之源就始，人只有在愚昧之中，才能随顺自然安度一生。虽然，当我们失去了关露时，大家同声悲哭。她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曾悲愤地说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周杨也说:“关露同志直到去世，我未去看她，是个遗憾。”虽然，关露“襟怀爽直女诗人，浪击风摧无怨尤”，但公道何在？

    关露母亲对她从小严教，当她稍不用心读书时，就用一把尺打她手心，并意味深长地说:“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点本领，读书……否则将一辈子受气，一辈子抬不起头……”我想，关露确已做到了她母亲的期望，她始终没有在敌人面前跪着，她有本领有知识，终成为一个真诚、热情、朴实的知识者。但她的人生之旅，一如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岐途》中所说:“……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都还是碰死在自已所讴歌所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也许，关露便是这样的诗人。这，就是二十世纪里发生的悲剧故事。而这样的人和事，在这二十世纪历史里，我们可排出许许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