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软牛皮休闲女士包包:汪玉凯：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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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管理
[日期：2011-04-25] 来源：《浙江日报》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对社会管理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首先，我们应该把社会管理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经历了30多年的剧烈变革，社会转型速度大大加快。有18个发达国家都走过社会转型发展道路，社会转型期最普遍的现象是：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大大增加；社会中出现格外追捧经济利益的风气，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社会犯罪急剧上升。这些都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共性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转型有自己的特殊性。第一，既要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同时，中国还有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没有市场经济自然生存、发育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第二，社会转型客观上对农民形成了双重剥夺，农民工没有得到应有报酬，也没有普遍健全的社会保障，城市化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圈地化。这与我们政策出发点是完全背离的，我们每项具体政策都是关注农民、关注农业，都是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从结果上看，却变成了对农民的剥夺；第三，二元社会格局没有消除，反而由二元社会变成三元社会，出现了2.4亿农民工身份的新群体。以上这些特殊性，至少带来了社会矛盾激化，城乡、地区、群体等差距被放大，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受到争议等三大后果。
第二，我们应该把社会管理放在中国改革发展逻辑的角度上观察。中国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是以政治变革开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展开全方位的改革。这些年来，我们改革的主轴没有改变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现在来看，经济发展快、社会发展慢，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短板效应凸显，这个短板已经严重制约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经济建设乃至经济体制改革了。
第三，我们要明确社会管理的核心点。社会管理中有几个关键点必须要搞清楚。首先是社会管理的边界，我对社会管理边界的界定是，一个国家除了经济事务、政治事务、文化事务以外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第二是社会管理的路径，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坚持以人为本，要寄管理于服务之中，必要的管控是需要的，但从长期来看，社会管理的最佳路径应该是通过强化社会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第三是社会管理的方式手段，要坚持以人为本，要通过利益协调、利益矛盾化解达到社会管理目的，就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管理手段，要人性化的管理，而且更多的运用信息网络等技术手段，来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从而改变社会管理方式。
第四，我们在社会管理中要注重创新。首先，我们要制定社会管理的总体规划，要创新首先要有规划，这是顶层设计，通过规划来确定管理的边界、内容和框架。其次，还要注重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通过规划确定边界，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来推动整个工作，然后再加上理念的变革和创新，从而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政改的最佳切入点在哪里？作者：汪玉凯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本站发布时间：2009-11-4 13:27:32阅读量：1945次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有三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一些地方的权力运作和社会运行为何处于严重的不正常状态；二是应如何看待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是未来改革可能的路径选择。不少人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深感忧虑，而这些问题，都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用有关
如果一个党支部书记都需要任命的话，这还是什么民主？要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包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也应该在党内差额选举产生，这样才真正有竞争。要竞争性选举，不能只有“举”没有“选”，选举首先是“选”，有选择了才能“举”。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有三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一些地方的权力运作和社会运行为何处于严重的不正常状态；二是应如何看待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是未来改革可能的路径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深感忧虑，而这些问题，都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用有关——
一、利益失衡。整个社会的利益失去整体平衡，表现为三大差距在加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有人说财富在源源不断地向三个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看，财富向政府集中；从劳和资看，向资方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看，向垄断行业集中。
二、权力失控。800万党政公务人员一共有五级政府，权力链条非常长；800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人都掌握一定的公共资源，都有一定的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安排，靠主要领导的榜样力量是不可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约束的。腐败如此蔓延，足以说明权力失控的现实。仅这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查处的省部级腐败高官已超过50人，所占比例非常之大。
三、市场变形。市场被扭曲，有欺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垄断，以及权力与资本结合等问题，所以吴敬琏先生说，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在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中，很多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扭曲了。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有这么多的机构管理食品，只要有一个机构能担起责任，事件都不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四、社会溃败。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我很认同。中国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底蕴，但社会的道德底线正逐渐失守。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一直在发展。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革”期间相比完全不一样了，大家有了比较广泛的自由表达权，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如果说1978年到1989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春天，那么，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基本以经济改革为主导。1992年以后，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不尽如人意。笔者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分为上端和下端，行政改革主要包括转变职能、政企分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最多只算是政治改革的下端，而政治改革的上端有四个更关键的要素：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这四个方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上端改革不能有秩序地推进，下端改革是没能力完成某些使命的。实际上，很多政府管理的问题都与政治体制的上端改革滞后相关联。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拼资源、拼环境、搞政绩、搞形象工程，表面看是公共管理、政府治理问题，但根子是官员选拔制度、官员考核制度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变革，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已不可逆转，但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及时配合，整个社会将会被严重扭曲。
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趋势，笔者概括了四句话——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规范党权。这也可以看作未来民主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四方面如果能够真正有所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就能得到较大的推动。
就废除特权来说，要敢于在一些很不合理的特权上动手术。我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如何规范党权是最核心的。
下一步如何发展？如何改？这里主要讲两个路径。我是个学者，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人寄来的信，有退休将军、建筑工人，也有打工者。他们寄来的方案让我感到很震惊，原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索中国政治的出路，他们的招法有时是我们专家学者想不到的。这里难以展开篇幅具体讲述。就我个人从学者的理性来思考，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最好的切入点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要敢于在政府自身存在的一些明显的特权问题上入手，给老百姓信心，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制度的建立，真正给老百姓提供监督的途径。第二是“三公”改革要启动，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吃喝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公车消费，问题很严重，这就改到政府自己头上了。还有就是要建立官员的官邸制，最大限度地避免“马路边的腐败”。第二个层面，是从党内开始，首先解决党内民主问题。如果一个党支部书记都需要任命的话，这还是什么民主？要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包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也应该在党内差额选举产生，这样才真正有竞争。要竞争性选举，不能只有“举”没有“选”，选举首先是“选”，有选择了才能“举”，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等额选举。所以说首先应该从党内解决问题，真正发挥党内民主，给党员以挑选的机会，由党内的差额选举，扩大到社会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差额选举，这样官员就会对党员和老百姓负责，而不是一味地向上级负责。只有从这个层面入手，我们的政治改革才能真正地向前推进一步。（作者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