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名琛与皮革生意

一

我在一个电车总站门口下车，大批电车停在那里，斑驳、褪色，像是个废弃的车场。

“托里贡”，司机喊出了这个词，就停了下来。他不会说英语，唯一说的出是地名。

我不能苛责这肤色黝黑、性情急躁的司机。我也不知道要找的是什么。

一八五九年四月，叶名琛曾被关押在此地。一年多前，他还是两广总督、大学士，大清国的一品大员，现今却成了阶下囚，被运到了异乡。

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经常被描绘成英帝国暴力与清王朝腐朽的共同牺牲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他无能地恪守“不战不降不和”的原则，通过扶乩问卜的方式来确认战局。他的个人悲剧不仅是两种政治体制与军事技术的较量，更是两种文明的差异——东方衰落了。

他在我心中刻板、模糊的形象，因为偶然的阅读而被挑战。历史学家黄宇和相信，叶名琛干练有为，是饱学之士，也颇有才干。在两广地区的十几年任职中，他驯服士绅、兴办学堂，成功地平息了几次叛乱。

他在广州城的被俘，实属无奈。他主要的军队被调往其他地区平息叛乱，他也没有放弃守卫，在持续了一年的战事中，他收复炮台、重建练勇、收集情报。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也比我们想象得更广泛，尽管未必准确。他知道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尽管他误以为英国人战败了。他相信英国人要进广州城，完全是为了收税，以赔偿对俄国人的赔款。他还知道，印度在一八五七年发生了兵变，他相信英国人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无法再发动又一次战争。他期待群众的力量，相信他们将包围和击败入城的英国军队。他从未依赖于神秘的力量，扶乩问卜的说法是纯粹的谣言。

黄宇和对叶名琛的信念与风度大加赞扬。他在现实中失败了，却恪守内在的价值，那来自于中国漫长的教养传统。他可以在炮弹落到客厅时，仍保持镇定。在被囚禁在“无畏号”上的一个多月里，他举止端庄，赢得了英国军官的尊重。

黄宇和的著作出版于一九七六年，它多少受到新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的概念饱受质疑，年轻一代的学者试图恢复被压迫者的尊严。但这努力也可能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它美化了被压迫者，比如叶名琛。倘若你对十九世纪中叶的官场有所了解，它弥漫的无知与无能，它的骄纵与胆怯，一定会怀疑黄宇和的溢美之词。

令我着迷的是叶名琛的最后岁月。他从广州被运到加尔各答。他该怎样看待自己的旅程？怎么面对自己的囚禁，又怎样宽慰自己？

在漫长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里，他从不走上甲板，似乎对所经之地毫无兴趣。一旦周围没人，他就兴致勃勃地向窗外看。住在加尔各答的威廉炮台时，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向戌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他自比汉代的苏武，来劝慰自己。中国的危险早已从西北草原转向了东南海域，英国人与匈奴人也大不相同。牧羊十八年后，苏武终于回归大汉，而他不可能了。

但住在托里贡的叶名琛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者。他见到了传教士、商人、外交官、记者，他们都对这个被俘的中国大员深感好奇。他还坚持要人翻译《加尔各答英国人报》，新奇于英国议会的辩论。这迅速拓展的知识，让他欣慰又困惑，或许还加剧了他的沮丧。“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清楚得多，那时我根本不懂”，他曾对自己的翻译人员感慨说。

一八五九年四月，叶名琛死在了托里贡。他从中国带来了粮食已经吃完，拒绝食用英国人提供的食物。他没有变成另一个苏武，却追随了伯夷、叔齐的轨迹。

二

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插曲了。我在加尔各答遇到的华人，没一个听说过叶名琛这个名字，尽管他们都来自广东。

Tangra是加尔各答的“新中国城”。夜色中，我看不出它“新”在何处。从市中心出发，大约半小时后，出租车从尘土飞扬的大路突然拐入一条寂静的小路。在夜色中，我只看到路两旁的静默的高墙，像是传说中的江湖世界。但再一个转弯之后，那个熟悉的加尔各答景象再度浮现。汽车、摩托车挤压到一处，放肆地鸣笛，人们站在街旁，交谈，嬉笑，兜售油炸的食品。唯一不同的是，街两旁边的商铺了多了很多中餐厅，它们都窄小、暗淡，霓红灯管的店名散发着廉价的光。

其中一家赫然叫“南京”。这真令人产生奇妙的联想。正是从《南京条约》起，中国被拖入了近代世界。而英国人的战舰也正是从加尔各答出发的，运载的印度兵远超过英国人，据说也正是这些印度兵让广东人不悦，他们的黑皮肤比白人的蓝眼睛，还引起当地人的不安。

李万成执意要带我们去一家叫金利的中餐厅。他五十六岁，出生在这里，他的爷爷在一九二零年代移民至此，就没回中国。住在Tangra的中国人全部来自广东的梅县，他们说客家话、孟加拉语、印地语和少量的英语。李万成的语速短促而急切，吐字又不十分清楚，像是连发的、但炮筒被高度磨损的迫击炮。我很少听清他的完整句子，但这不妨碍他对于自己中文水准的自得：“这里的华人区再没有比我说得更好的了。”

我没品尝出这“金利”的独特味道。发白的油菜无精打采地堆在盘子里，炒鸡丁淹没在红色辣椒里。李万成谈兴甚浓。他说起少年时读过的鲁迅、茅盾与冰心，尤其记得最后一位所写的《寄小读者》。五、六十年代是这个华人社区的繁盛时期，这个客家人的小世界达到了两万多人。他们有自己的商业组织、社区中心、公共墓地、几份华文报纸，四所华人学校，李万成在其中一所接受的教育。学校里的老师不乏毕业于燕京大学等名校者，他们下南洋既是为了寻找一份生计，也多少呼应当时的思潮——服务海外华侨，使他们成为筑造新中国的力量。因为远离，他们对于中国的情绪更为浓厚，文学作品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李万成对此一句带过，他更愿意谈论现在的中国。“我已回了中国七次”，他说，“我看中央台的国际频道，上网读新闻，中国发生的什么事情都清楚。”他抑制不住地赞赏中国的崛起，海外华侨扬眉吐气。他也说起家乡新修的大楼与马路，比加尔各答还要气派得多。他很愿意在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人面前表明，他不仅没有落伍，还紧跟变化。中国的繁荣，似乎也抚慰了华人社区的衰落给他带来的不安。

如今，只有两千个梅县人住在这里，孟加拉人占领了他们的昔日领地。街上几乎都是印度人，偶尔有几张中国人的脸，他们漠然地从我们身边经过。

第二天上午，我再度来到这里。当夜色消失、霓红灯不再闪烁时，衰退以更鲜明的姿态展现出来。不过，中国的痕迹也更显著了。

这一天阳光明媚，我看到了中国人坐在院子门口，晒太阳、发呆。他们大多五十岁左右，早已中年发福，脸上带着生活宽裕、长期不思考所伴随的慵懒。院门口贴着红色的对联，倒写的“福”字到处可见。你几乎闻得到那股在华南乡村的气味。

建筑大多是两层的厂房，中国的厂主们既在这里生产、也住在其中。除了一两家酱油厂、糖厂，他们从事几乎全部是皮革生意。他们收购牛皮，在清洗与靛染后，加工制作成皮鞋、皮带、皮包，销往世界各地。

在印度，牛是神圣之物，它们可以在大街小巷悠然自得，横卧在马路中间，它们的尸体却被视为不洁。印度的清洁概念与众不同，旅行者们震惊于城市与乡村的肮脏，印度教徒又宣称不洁是主要的禁忌。婆罗门是不会面对动物的尸体的，只有贱民们才会。客家人为何都从事皮革业已无从可考。或许他们从异乡而来，不用理会这些禁忌，或许因为它容易进入，在等级严密的印度社会没太多竞争者。

我参观了一家老式的皮革厂。木制的结构早已油光发亮，我怀疑它这半个世纪来，就没变过模样。我看到了巨大的木转盘和屋顶上晾牛皮的工人。一块块的牛皮被染成了淡蓝色，赤裸上身的工人正把它们钉在木头屋顶上，防止晒干后皮革的收缩。这一片片牛皮，像是房顶上静止的浮云。我多少可以想象，在鼎盛时期，这一区域必定如同奇异的画作，一家接一家的屋顶上，飘满了这浮云。我站在其中，赫然看到对面楼房阳台上的牌匾：关帝庙。关云长不仅为送嫂子千里走单骑，还保护着加尔各答的梅县人。

“这家是老式的厂房，规模也小”，李万成说了好几遍，担心它破坏了华人工厂的形象。更大更现代化的工厂已经迁往了更远的郊区，它的污染太严重了。

我倒是碰到了一位拥有新厂房的厂主。他是个高个子、长圆脸，看得出年轻时的英俊。他的子女都已移民加拿大了，他夏天住在温哥华，冬天则回到更温暖的加尔各答。“在这里住了一辈子，才有家的感觉”，他说。他还保持着客家人智力上的自信。“中国人这里聪明，印度人不行”，他指着自己的头说。很可惜，我没时间去看他那有上百个印度工人的现代化工厂了。

但这个家在不断衰退、瓦解。大规模的移民潮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更年轻的一代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那里有更多的机会，也更有心理上的安全。他们中的很多从未去过中国，可能也了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