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hvw分级标准:央行副行长胡晓炼：人民币汇改方向正确成绩明显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３０日撰文指出，实践证明，人民币汇改把握了有利时机，选择了正确方向，成绩明显。

　　胡晓炼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核心利益，是在正确方向上作出的必然选择。

　　“我国存在的储蓄率过高、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应通过一揽子结构性政策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由于汇率政策影响内外整体比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政策地位不应低于一般的产业政策。如果内外比价关系不正确，国内经济的价格扭曲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汇率政策与其他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套，可更好地发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的作用。”胡晓炼撰文称。

　　胡晓炼进一步指出，汇改在以下四个方面成绩明显：促使企业加大产品升级换代和创新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扩大进口支持内需，降低进口成本，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和更加平衡的发展；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有利于发展对外关系。

　　在汇改对进出口的影响方面，胡晓炼指出，汇率变动过程中，有企业获益，有企业受损，还有企业在一部分业务中获益，而另外一部分业务受损。通常为了得到政府的政策帮助，容易强调汇率浮动对其出口、利润和就业的影响，而较少大力宣传对其进口品成本改善以及其他方面的利好因素。这时候反映出的汇率浮动对企业承受力的影响就会偏于负面，可能与实际产生偏差。对此应该谨慎全面分析，作出客观评价和判断。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改革的配合关系　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和重要任务。为应对这一挑战,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近期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提高环境污染成本,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水平等等。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的变化总体来说是上升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必要对要素价格调整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　　一、生产要素价格随经济发展而调整是客观要求。随着GDP总量的扩大,经济发展的好处应由人民分享,职工工资理应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从上世纪后20年的较快增长到本世纪头10年的增长放缓,再到今后5-10年内可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绝对下降。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大量向城镇转移,中国经济将趋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劳动工资上涨压力凸显。长期以来,一般出口加工企业非熟练工人工资增长缓慢,但近年“民工荒”频频出现,表明一般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已无法维持过去的低水平。“富士康事件”以后,低收入职工问题更受关注,近期不少地区大幅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经济活动规模越大、能源资源消耗越多,相关的瓶颈制约就越明显。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能源资源消费很大,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暖的压力日益沉重。一般情况下全球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格以及环境代价趋于上升。2003-2009年,我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35.6%,其中有国际价格上涨因素,也有国内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扩大,拉动价格上涨的因素。我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人们关于资源、环境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能源资源价格存在内在调整压力。简言之,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

　　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行油、气、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基础性产品价格体系;深化环保收费改革,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等。除直接调整价格外,还积极采取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执法检查、整顿市场秩序、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定最长工作时间要求等措施,这些都会导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要素价格调整往往涉及如何摆布改革与通胀的关系,改革与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以及是否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等。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要求与其他改革综合全面设计。

　　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需要扩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合理调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都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因此,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浮动还存在互补关系。

　　四、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影响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广义生产要素价格在朝市场确定这一方向趋进过程中所进行的调整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频繁操作的难度较大,通常为阶段性调整。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

　　第二,两者的灵活程度不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弹性较强,可涨可跌,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刚性。能源资源一般越来越稀缺,其价格将不断上扬;环保费用会一直征收,很少半途而废;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约束会越来越强。劳动工资也有刚性,除危机、重大技术突破等导致阶段性下降外,其长期调整趋势是单方向的。而汇率则在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时,在市场供求作用下灵活双向变化。

　　第三,两项改革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不同。汇率浮动能较快地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升值,将使资源更多地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要素价格调整将影响价格体系内部各类比价关系,侧重在微观基础上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两项改革对企业的影响范围不同。汇率改革和要素价格调整对企业的影响有差异,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影响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但对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半成品进行生产,主要满足国内需要的企业而言,则是有利的。从要素价格调整来看,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保成本上涨对整个社会正常企业整体都有影响。虽然企业通过加快技术革新、生产率增长和资源利用率提高等因素,可以消化部分要素价格上涨的负担,但整体上影响面是广泛的,传导链也较长。

　　第五,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将直接增加通胀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且通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少通胀压力。

　　五、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过去经验多次表明,要素价格调整主要顾虑对通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冲击。例如,燃油税费改革酝酿了十几年,有关改革所需条件、时机、分配效应等问题上争论颇多。较大的顾虑往往是要素价格改革是否导致通胀,是否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汇率改革则可缓解这一影响,促进要素价格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其预留了空间。

　　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性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因此,汇率机制改革和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不会相互掣肘、相互排斥,两者可以更好地配合,这对宏观经济稳定发展非常必要。

　　总体来看,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符合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进一步夯实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央行副行长胡晓炼28日在央行网站上刊文指出,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而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要素价格调整预留了空间。这是半个月内,胡晓炼发出的第四篇解读汇率机制改革的文章。

　　劳动力过剩局面逐步逆转

　　在题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的文章中,胡晓炼指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大量向城镇转移,中国经济将趋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劳动工资上涨压力凸显。同时,经济活动规模越大、能源资源消耗越多,相关的瓶颈制约就越明显。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胡晓炼指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胡晓炼举例说,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因此,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浮动还存在互补关系。

　　两项改革可相互促进

　　“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将直接增加通胀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且通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少通胀压力。两者的灵活程度不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弹性较强,可涨可跌,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刚性。”胡晓炼称。

　　胡晓炼认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性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总体来看,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符合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进一步夯实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胡晓炼称。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昨天在央行网站发表两周内的第四篇关于汇率的署名文章,她指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

　　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是趋势

　　在题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的文章中,胡晓炼指出,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的变化总体来说是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及今后5-10年内可能出现的“刘易斯拐点”,我国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劳动工资上涨压力凸显。而经济能耗、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暖的压力等综合因素则导致了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格以及环境代价的上升。

　　“随着人们关于资源、环境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能源资源价格存在内在调整压力。简言之,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胡晓炼称。

　　弹性汇率可为价格调整预留通胀空间

　　要素价格调整往往涉及通胀问题。胡晓炼认为,弹性汇率可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又反过来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她认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例如,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

　　胡晓炼认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应相互配合。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例如,燃油税费改革酝酿了十几年,较大的顾虑往往是要素价格改革是否导致通胀,是否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汇率改革则可缓解这一影响,促进要素价格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其预留了空间。

　　分析人士称,央行网站发表胡晓炼的系列文章表明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决心。6月19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数据显示,自6月19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值0.7%,对欧元汇率升值4%。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28日撰文指出,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可并行不悖。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

　　胡晓炼认为,这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将直接增加通胀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且通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少通胀压力。

　　她指出,我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对宏观经济稳定发展非常必要。

　　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汇率改革则可缓解这一影响,促进要素价格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在制定通胀区间时,已为其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胡晓炼指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更加深化，面临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宏观调控的能力和作用就十分重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更加重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货币政策需要兼顾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经济目标。汇率政策不仅关系到达到上述宏观经济目标，还涉及国际竞争力、国际经贸关系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等。完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汇率灵活性，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

　　一、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的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实现对整体经济的调控。货币政策不局限于调控单一领域或行业，而是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影响到各个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相对于汇率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有着更为全局性的影响和系统性的重要意义。我国有些条件跟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特别是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并且处于改革转轨阶段，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宏观经济政策需兼顾改革和发展等多项目标。我国货币政策也采用多目标制，既关注通胀，又要考虑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就业等问题，还要推动金融改革。在这种现实国情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针对复杂变化的形势，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采取积极的对冲操作后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因此，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是现阶段摆在宏观经济决策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通货膨胀及其治理不仅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一个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关系到社会以及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甚至会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我国4000多万的城镇低收入群体和近亿人的农民工，处理不当容易对社会公平和稳定造成影响。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首要的责任是币值的稳定，防止产生高通胀的风险。货币政策是管理通胀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实现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二、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挑战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外汇占款较快增长的严峻挑战。1993年以前，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交替出现，1994年之后，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出现。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扩大，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在保持汇率水平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人民银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近年来，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能力。针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流动的变化情况，以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内容，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对冲外汇占款增长，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征。近年来，虽然我国CPI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广义价格水平，如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上涨。此外，随着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也在逐渐加大。

　　三、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传统国际金融学中“不可能三角”的观点，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这三项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一般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项。小型的开放市场经济体可以为了实现汇率目标而放弃国内货币政策。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采取货币局制度，港币汇率严格地钉住美元，其利率的调整完全跟随美联储。新加坡则选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主要通过汇率工具而不是利率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对于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不应受制于其它国家经济政策而放弃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例如，在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的时候，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相对便宜一些。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作为国与国之间货币的比价，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直接应对各类外部经济冲击，有助于增强一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韧性"。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都表明，僵化的汇率体制容易受到投机力量的攻击，可能引发所谓"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

　　汇率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2005年以来的实践来看，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企业、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能力提高。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场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金融机构在适应汇率灵活性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改善了金融服务，加快了产品创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善对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6日发表胡晓炼的讲话《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胡晓炼指出,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不应受制于其它国家经济政策而放弃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　　胡晓炼指出,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征。近年来,虽然我国CPI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广义价格水平,如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上涨。此外,随着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也在逐渐加大。

　　她认为,我国当前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例如,在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的时候,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相对便宜一些。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她表示,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

　　胡晓炼指出,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直接应对各类外部经济冲击,有助于增强一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韧性”。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都表明,僵化的汇率体制容易受到投机力量的攻击,可能引发所谓“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

　　汇率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2005年以来的实践来看,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企业、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能力提高。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场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金融机构在适应汇率灵活性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改善了金融服务,加快了产品创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善对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再度发文讨论汇率制度,这是连续三周的第三次。胡晓炼表示,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

　　她指出近年来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尽管央行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对冲外汇占款增长,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

　　从近年来中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自主性受到影响。“虽然我国CPI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PPI、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上涨。”胡晓炼称。

　　她同时指出,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逐渐加大。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她表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她并指出,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中国央行副行长胡晓炼今日撰文坦言，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长导致中国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尽管央行祭出多手段大力对冲，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央行对冲成本正在加大。

 

　　胡晓炼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扩大，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在保持汇率水平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中国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文章说，近年来中国央行加力管理银行体系流动性，并辅以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对冲外汇占款增长，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

　　胡晓炼分析说，从近年中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

　　她指出，因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也在逐步加大。

　　胡晓炼建议以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来协助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高企时，“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便宜一些。对于中国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　7月22日，央行网站登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文章《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三个要点》，文章提到，以一篮子货币作为汇率调节参照系。全文如下：

　　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就是要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供求大体平衡时资源配置有效性高。如果供求不平衡,资源配置就难以实现最优。当总出口长期小于总进口,表明资源并未充分向出口部门配置,结果是外汇短缺,无法满足包括消费品和生产投资品在内的进口需求;当总出口持续明显大于总进口,就表明资源过多向出口部门配置,出口争取到的外汇无法通过进口消化,而是变为对外投资,当投资集中于境外低收益领域时,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自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起,就已明确了基于市场供求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考察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应看经常项目是否平衡。国际收支中除经常项目外还包含资本项目,由于资本项目具有跨周期投资的特点,难免掺杂投机性活动。国际经验表明,以资本项目来衡量汇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代表性不强,直接反映实体经济活动的经常项目更具代表性。外汇储备也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重要项目,一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外汇储备有不同要求。外汇储备牵涉到跨周期积累问题,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在某些阶段可以通过比较明显的顺差来补充,但中长期看经常项目平衡还是最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国民福利。

　　国际收支平衡、特别是经常项目平衡是分析均衡汇率的基石。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指标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成员国汇率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均衡法(MacroeconomicBalance, MB),核心概念就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的均衡值(Current Account Norm)。如果一国中期内经常项目差额超过均衡值,其汇率就被认为存在低估,反之则为高估;经常项目差额超过或低于均衡值越多,汇率低估或高估程度越高。

　　从中长期看,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之间不一定有如此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影响国际间经贸往来的还有资源禀赋、产业分工、消费习惯等一系列更为基础的因素。但是,要科学地对汇率浮动进行“管理”,就必须对外汇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前瞻性预判,此时分析经常项目差额的确是重要之基础。当然外汇市场供求与整体国际收支状况相关,并不完全取决于经常项目,但总的来说经常项目状况是国家实体经济的综合反映。经常项目收支又是国际收支的主体,2007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一直在75%以上;加之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供求关系反映比较充分,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分析外汇市场供求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从实际考虑,由于经常项目中还包括收益,而收益和资本项目相关,所以在分析经常项目差额时,一般不考虑收益,而是直接分析贸易收支状况。鉴于数据的滞后,从数据的可获得性看,用海关口径的贸易收支更加直接和实际。

　　二、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来把握对汇率浮动的管理

　　对汇率浮动的管理主要体现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根据均衡汇率决定理论,可将汇率看作经常项目差额或贸易收支差额的函数。如果函数关系是线性的,就可以根据差额情况相应地调整汇率。当然,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函数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汇率浮动过程中,要注重渐进、适度,根据国民经济的条件和国际收支的条件进行动态调整。

　　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贸易顺差快速减少,表明企业适应能力还需要提高。汇率调整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充分发挥正确积极的因素,控制不利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合作等因素,维护好战略机遇期。

　　通过汇率调整,改变国民经济内外比价关系,引导资源在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优化配置,促进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这些变化反过来又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对经常项目收支进行调节,两者互相促进,实现经济均衡可持续增长。

　　汇率的调整也对资本项目收支产生影响。对此,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加强对冲的准备,严格控制外债规模,限制外债结汇,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从泰国等国的经验和教训看,私营部门、企业或者其他部门借外债并结汇,是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必要时,也可以采取限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临时性管理措施,最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就强化了外汇管理措施。

　　三、以一篮子货币作为汇率调节的参照系

　　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从理论上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即由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对货币篮子的构成存在多种意见,尽管要考虑贸易状况和参照资本流动等因素,但由于资本流动的规律性较差,因而总体上以贸易加权为主、适当加入其他考虑。具体选择上,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以实际有效汇率作为管理汇率浮动的操作目标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实际操作中还是未包括通胀差异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更为常用。一是实际有效汇率的调整指数,即不同国家可比物价指标很难确定。国际上一般选用CPI,但是经济学界认为CPI中包含很多不可贸易品,不一定合适。其他替代指标有PPI、GDP平减指数、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等,接受程度都不太高。二是计算实际有效汇率存在时间滞后和数据可得性的约束。CPI等物价数据的时效性和可得性比较差。与汇率数据容易获得且实时更新相比,CPI和PPI的数据一般要滞后一个月,GDP平减指数至少滞后一个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滞后更多,而且不同国家的统计口径差别较大,一些国家可能没有可比的数据。

　　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能发挥调节进出口、经常项目及国际收支的作用,也更能体现出汇率上下浮动的特点。人民币对单个货币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整体上则是在合理均衡的基础上保持稳定。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一直是重点强调的内容。但是,仅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观念短期内还是难以改变,其中既有长期形成的习惯问题,也有在会计、统计等方面使用美元较多的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在不断扩大全方位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主要看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汇率形成机制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三大内容

　　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

　　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

　　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关注人民币与某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三大取向

　　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

 　　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

　　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汇改五周年之际,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昨日（7月22日）就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撰文作详细分析,提出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胡晓炼是在名为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三个要点》的署名文章中作上述表示的。这是重启汇率改革后作为央行高管的胡晓炼在短时间内第二次就汇率问题作专文阐述。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昨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各国通胀等指标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上名义有效汇率的确比实际有效汇率更方便。

　　逐步参考有效汇率

　　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汇改的总方针。

　　胡晓炼认为,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胡晓炼认为,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

　　因此她指出,从理论上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即由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不过,实际操作中还是不包括通胀差异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更为常用。

　　刘煜辉对此分析认为,实际有效汇率由于要考虑各个国家的通胀,而通胀不好度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虚拟经济越来越强,成为吸收货币的主要渠道,货币通胀的效用会被虚拟经济的泡沫吸收,物价对此反应迟钝;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有隐瞒物价指数的动机,民众感受和公布的物价指数有时差异较大。

　　胡晓炼表示,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汇率调整引导资源配置

　　对于汇改总方针中的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胡晓炼解释,就是要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主要看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

　　而对于汇率浮动的管理,胡晓炼指出了“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她指出,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贸易顺差快速减少,表明企业适应能力还需要提高。汇率调整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充分发挥正确积极的因素,控制不利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合作等因素,维护好战略机遇期。

　　胡晓炼表示,汇率的调整也对资本项目收支产生影响。在必要时,也可以采取限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临时性管理措施。

　　一金融研究员对记者表示,全球化推进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影响了汇率调节所带来的效果。比如调整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并不能改变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也是由双边汇率所构成。其实每个国家的实际汇率水平是由各个国家的增长状况和劳动生产率来决定。

　　对此,胡晓炼也有所阐述。她表示,从中长期看,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之间不一定有如此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影响国际间经贸往来的还有资源禀赋、产业分工、消费习惯等一系列更为基础的因素。

　　不过,她认为,要科学地对汇率浮动进行“管理”,就必须对外汇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前瞻性预判,此时分析经常项目差额的确是重要之基础。汇改五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今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发挥汇率价格信号作用

　　胡晓炼认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意在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供求大体平衡时资源配置有效性高。如果供求不平衡,资源配置就难以实现最优化的结果。

　　她说:“当总出口长期小于总进口,表明资源并未充分向出口部门配置,结果是外汇短缺,无法满足包括消费品和生产投资品在内的进口需求;当总出口持续明显大于总进口,就表明资源过多向出口部门配置,出口争取到的外汇无法通过进口消化,而是变为对外投资,当投资集中于境外低收益领域时,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自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起,就已明确了基于市场供求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汇率浮动管理要体现三个取向

　　如何理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对此胡晓炼指出,要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来把握对汇率浮动的管理。具体而言,对汇率浮动的管理主要体现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贸易顺差快速减少,表明企业适应能力还需要提高。汇率调整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充分发挥正确积极的因素,控制不利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合作等因素,维护好战略机遇期。”胡晓炼解释说,通过汇率调整,改变国民经济内外比价关系,引导资源在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优化配置,促进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这些变化反过来又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对经常项目收支进行调节,两者互相促进,实现经济均衡可持续增长。

　　事实上,5年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我国实体经济发挥了积极影响,为宏观调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在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相比5年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

　　以一篮子货币作调节参照系

　　对于“参考一篮子货币”提法,胡晓炼认为,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具体选择上,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胡晓炼指出,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能发挥调节进出口、经常项目及国际收支的作用,也更能体现出汇率上下浮动的特点。人民币对单个货币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整体上则是在合理均衡的基础上保持稳定。

　　她认为,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一直是重点强调的内容。但是,仅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观念短期内还是难以改变,其中既有长期形成的习惯问题,也有在会计、统计等方面使用美元较多的因素。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日前表示,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胡晓炼认为,要科学地对汇率浮动进行“管理”,就必须对外汇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前瞻性预判,此时分析经常项目差额的确是重要之基础。当然外汇市场供求与整体国际收支状况相关,并不完全取决于经常项目,但总的来说经常项目状况是国家实体经济的综合反映。加之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供求关系反映比较充分,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分析外汇市场供求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当总出口长期小于总进口,表明资源并未充分向出口部门配置,结果是外汇短缺,无法满足包括消费品和生产投资品在内的进口需求;当总出口持续明显大于总进口,就表明资源过多向出口部门配置,出口争取到的外汇无法通过进口消化,而是变为对外投资,当投资集中于境外低收益领域时,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胡晓炼称。

　　据她介绍,对汇率浮动的管理主要体现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胡晓炼说,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贸易顺差快速减少,表明企业适应能力还需要提高。汇率调整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充分发挥正确积极的因素,控制不利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合作等因素,维护好战略机遇期。

　　对于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提法,胡晓炼认为,尽管要考虑贸易状况和参照资本流动等因素,但由于资本流动的规律性较差,因而总体上以贸易加权为主、适当加入其他考虑。具体选择上,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关于汇率调节参照系的问题,胡晓炼认为,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从理论上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即由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

　　胡晓炼进一步指出,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在央行7月15日发布的通稿中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应当继续坚持。

　　胡晓炼表示,刚性的汇率制既缺乏应对危机的灵活性,也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降低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她并强调,我国将坚持并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15日刊载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指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应当继续坚持。原文如下：

　　目前,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做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既定的政策。

　　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1994年以来的一贯政策

　　1、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式启动于1994年的汇率并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并轨,正式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特别提到要实行单一的汇率制度,改变了1994年以前我国实行的双重汇率制度,将官方汇率与因外汇留成而形成的外汇市场调剂和交易的汇价统一起来。

　　1994年的汇率体制改革还包括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和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等措施,简化了银行和企业的用汇手续,有力地调动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同时,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新阶段。人民币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调控工具,开始逐步发挥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94年汇率并轨时的汇率是8.7元/美元的调剂汇率价格,这既反映了以市场供求作为定价的基础,也体现了支持出口改善外汇储备不足的要求。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深化时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较并轨时累计升值近5%,为8.3元/美元,说明1994-1997年间人民币汇率是有波动的,是浮动的,体现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特征。

　　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延缓了完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进程。1997年6月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一些东南亚和东亚货币大幅度贬值。在出口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国内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声音同样强烈。如果人民币真的贬值,各方也能理解。但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担心如果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出现各国货币新的竞争性贬值。为防止危机扩散、维护亚洲的经济金融稳定,我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收窄汇率浮动区间,将汇率稳定在8.28元/美元的水平。

　　3、随着亚洲金融风波逐步过去,我国一直在考虑适时恢复和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9·11”事件后世界经济疲软等新的形势和因素,为减少不确定性,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连续性,汇率波幅收窄了较长一段时间。但这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而是阶段性的政策。

　　4、2005年汇改是1994年汇改的延续。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一个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对于防范和抵御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03年前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最迫切的任务是启动工、农、中、建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考虑到金融机构改革任务重,也考虑到金融机构改革后将更能适应灵活浮动的汇率制度并能为企业提供相应的风险管理服务,我国于2003年夏天首先启动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交通银行(601328,股吧)、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2005年4月,又启动了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改革,研究和论证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工作,到2005年7月,作为汇改基础条件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基本上部署完毕。同时,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开始启动,企业短期融资券和试点资产证券化产品开始在货币市场上发行,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体系整体的健康性有了显著的改善。

　　同时,国内一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探索和改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批大型企业先后在境内外上市,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重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得到改善,汇率改革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夯实。整体上看,汇改的条件已经成熟。2005年7月21日起,对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框架和内涵不断得以完善

　　1、动态趋向合理均衡汇率水平的机制逐步形成。197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水平总体上经历了先贬后升的过程,先从2.8元/美元逐步走贬,而后从1994年初的8.7元/美元升至2005年7月的8.11元/美元,再到2009年底的6.85元/美元左右。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2005年汇改时人民币对美元日波幅是0.3%,2007年扩大至0.5%。市场主体开始通过国际收支、外汇供求等因素动态“寻找”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

　　2、汇率定价更加依照市场供求关系。1996年底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2001年以来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跨境融资等资本流动渠道逐步拓宽,外汇供求关系逐步理顺,贸易投资和个人持有和使用外汇更加便利,外汇供求关系逐步在市场中得到充分体现。

　　3、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从1994年之前的官方和调剂市场双重定价,过渡到银行间外汇市场询价交易和做市商制度,外汇市场加快发展,市场主体在汇率中间价形成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根据对外贸易和投资日益多元化的格局,汇率水平逐步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应当继续坚持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完善进程、金融监管水平提高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应当继续坚持。

　　1、是促进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的根本要求。汇率代表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固定虽可在一定时期内便利微观主体的经济核算和风险管理,但长期与供求基本面脱节会扭曲国内外相对价格比价关系,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使内外经济失衡矛盾不断积累。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更好发挥汇率浮动的资源配置作用,灵活调节内外部比价,引导资源向服务业等内需部门配置,推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更多地依靠内需来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平衡发展。

　　2、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需要。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抓住了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生产力得到极大促进,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经济运行中也开始出现国际收支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上升等问题。同时,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的挑战不断增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固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等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的情况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降低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3、刚性的汇率制既缺乏应对危机的灵活性,也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国际经验表明,中型和大型经济体长期处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盯住单一货币是难以持续的,容易遭受危机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汇率僵化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小国把货币与大国挂钩影响不大,而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影响作用大,固定的汇率易成为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藉口,客观上要求大国汇率政策应具有调节的灵活性。我国坚持并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有利于维护自由贸易环境,实现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经贸环境。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这是继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重大举措,更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实现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昨日在央行网站上发表文章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她指出,刚性的汇率制缺乏应对危机的灵活性,也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

　　胡晓炼认为,国际经验表明,中型和大型经济体长期处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盯住单一货币是难以持续的,容易遭受危机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汇率僵化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大国汇率政策应具灵活性

　　“小国把货币与大国挂钩影响不大,而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影响作用大,固定的汇率易成为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客观上要求大国汇率政策应具有调节的灵活性。”胡晓炼表示。

　　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贯政策。今年6月19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

　　但伴随近期外贸数据的出炉,美国疲弱的经济指标再度将人民币汇率推向风口浪尖。

　　海关总署7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贸易顺差为200亿美元,出口1374亿美元,月度出口额达到历史新高。而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则显示,美国5月份的贸易逆差扩大4.8%,至423亿美元。这是2008年11月以来最大规模的月度贸易逆差。

　　一家国有大行研究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令奥巴马政府不安。”

　　华泰联合证券宏观分析师陈勇认为,虽然中国的汇改已经开始进行,但是升值幅度并不会很大,中美贸易摩擦在下半年可能会继续升温。

　　不过,目前分析人士普遍达成的共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因此,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借债消费以及失业等问题。

　　汇率波幅收窄只是阶段性政策

　　胡晓炼表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

　　“面对世界经济疲软等形势和因素,为减少不确定性,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连续性,汇率波幅收窄了较长一段时间。但这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而是阶段性的政策。”她强调。

　　胡晓炼指出,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更好发挥汇率浮动的资源配置作用,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更多地依靠内需来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平衡发展。

　　另外,她还表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降低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３０日撰文指出，实践证明，人民币汇改把握了有利时机，选择了正确方向，成绩明显。

　　胡晓炼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核心利益，是在正确方向上作出的必然选择。

　　“我国存在的储蓄率过高、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应通过一揽子结构性政策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由于汇率政策影响内外整体比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政策地位不应低于一般的产业政策。如果内外比价关系不正确，国内经济的价格扭曲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汇率政策与其他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套，可更好地发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的作用。”胡晓炼撰文称。

　　胡晓炼进一步指出，汇改在以下四个方面成绩明显：促使企业加大产品升级换代和创新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扩大进口支持内需，降低进口成本，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和更加平衡的发展；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有利于发展对外关系。

　　在汇改对进出口的影响方面，胡晓炼指出，汇率变动过程中，有企业获益，有企业受损，还有企业在一部分业务中获益，而另外一部分业务受损。通常为了得到政府的政策帮助，容易强调汇率浮动对其出口、利润和就业的影响，而较少大力宣传对其进口品成本改善以及其他方面的利好因素。这时候反映出的汇率浮动对企业承受力的影响就会偏于负面，可能与实际产生偏差。对此应该谨慎全面分析，作出客观评价和判断。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改革的配合关系　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和重要任务。为应对这一挑战,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近期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提高环境污染成本,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水平等等。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的变化总体来说是上升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必要对要素价格调整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　　一、生产要素价格随经济发展而调整是客观要求。随着GDP总量的扩大,经济发展的好处应由人民分享,职工工资理应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从上世纪后20年的较快增长到本世纪头10年的增长放缓,再到今后5-10年内可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绝对下降。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大量向城镇转移,中国经济将趋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劳动工资上涨压力凸显。长期以来,一般出口加工企业非熟练工人工资增长缓慢,但近年“民工荒”频频出现,表明一般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已无法维持过去的低水平。“富士康事件”以后,低收入职工问题更受关注,近期不少地区大幅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经济活动规模越大、能源资源消耗越多,相关的瓶颈制约就越明显。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能源资源消费很大,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暖的压力日益沉重。一般情况下全球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格以及环境代价趋于上升。2003-2009年,我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35.6%,其中有国际价格上涨因素,也有国内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扩大,拉动价格上涨的因素。我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人们关于资源、环境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能源资源价格存在内在调整压力。简言之,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

　　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行油、气、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基础性产品价格体系;深化环保收费改革,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等。除直接调整价格外,还积极采取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执法检查、整顿市场秩序、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定最长工作时间要求等措施,这些都会导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要素价格调整往往涉及如何摆布改革与通胀的关系,改革与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以及是否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等。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要求与其他改革综合全面设计。

　　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需要扩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合理调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都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因此,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浮动还存在互补关系。

　　四、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影响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广义生产要素价格在朝市场确定这一方向趋进过程中所进行的调整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频繁操作的难度较大,通常为阶段性调整。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

　　第二,两者的灵活程度不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弹性较强,可涨可跌,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刚性。能源资源一般越来越稀缺,其价格将不断上扬;环保费用会一直征收,很少半途而废;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约束会越来越强。劳动工资也有刚性,除危机、重大技术突破等导致阶段性下降外,其长期调整趋势是单方向的。而汇率则在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时,在市场供求作用下灵活双向变化。

　　第三,两项改革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不同。汇率浮动能较快地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升值,将使资源更多地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要素价格调整将影响价格体系内部各类比价关系,侧重在微观基础上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两项改革对企业的影响范围不同。汇率改革和要素价格调整对企业的影响有差异,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影响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但对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半成品进行生产,主要满足国内需要的企业而言,则是有利的。从要素价格调整来看,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保成本上涨对整个社会正常企业整体都有影响。虽然企业通过加快技术革新、生产率增长和资源利用率提高等因素,可以消化部分要素价格上涨的负担,但整体上影响面是广泛的,传导链也较长。

　　第五,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将直接增加通胀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且通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少通胀压力。

　　五、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过去经验多次表明,要素价格调整主要顾虑对通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冲击。例如,燃油税费改革酝酿了十几年,有关改革所需条件、时机、分配效应等问题上争论颇多。较大的顾虑往往是要素价格改革是否导致通胀,是否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汇率改革则可缓解这一影响,促进要素价格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其预留了空间。

　　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性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因此,汇率机制改革和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不会相互掣肘、相互排斥,两者可以更好地配合,这对宏观经济稳定发展非常必要。

　　总体来看,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符合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进一步夯实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央行副行长胡晓炼28日在央行网站上刊文指出,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而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要素价格调整预留了空间。这是半个月内,胡晓炼发出的第四篇解读汇率机制改革的文章。

　　劳动力过剩局面逐步逆转

　　在题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的文章中,胡晓炼指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大量向城镇转移,中国经济将趋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劳动工资上涨压力凸显。同时,经济活动规模越大、能源资源消耗越多,相关的瓶颈制约就越明显。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胡晓炼指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胡晓炼举例说,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因此,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浮动还存在互补关系。

　　两项改革可相互促进

　　“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将直接增加通胀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且通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少通胀压力。两者的灵活程度不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弹性较强,可涨可跌,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刚性。”胡晓炼称。

　　胡晓炼认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性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总体来看,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符合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进一步夯实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胡晓炼称。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昨天在央行网站发表两周内的第四篇关于汇率的署名文章,她指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

　　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是趋势

　　在题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的文章中,胡晓炼指出,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的变化总体来说是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及今后5-10年内可能出现的“刘易斯拐点”,我国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劳动工资上涨压力凸显。而经济能耗、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暖的压力等综合因素则导致了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格以及环境代价的上升。

　　“随着人们关于资源、环境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能源资源价格存在内在调整压力。简言之,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胡晓炼称。

　　弹性汇率可为价格调整预留通胀空间

　　要素价格调整往往涉及通胀问题。胡晓炼认为,弹性汇率可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又反过来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她认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例如,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

　　胡晓炼认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应相互配合。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例如,燃油税费改革酝酿了十几年,较大的顾虑往往是要素价格改革是否导致通胀,是否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汇率改革则可缓解这一影响,促进要素价格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其预留了空间。

　　分析人士称,央行网站发表胡晓炼的系列文章表明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决心。6月19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数据显示,自6月19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值0.7%,对欧元汇率升值4%。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28日撰文指出,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可并行不悖。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

　　胡晓炼认为,这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将直接增加通胀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且通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少通胀压力。

　　她指出,我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对宏观经济稳定发展非常必要。

　　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汇率改革则可缓解这一影响,促进要素价格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在制定通胀区间时,已为其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胡晓炼指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更加深化，面临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宏观调控的能力和作用就十分重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更加重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货币政策需要兼顾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经济目标。汇率政策不仅关系到达到上述宏观经济目标，还涉及国际竞争力、国际经贸关系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等。完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汇率灵活性，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

　　一、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的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实现对整体经济的调控。货币政策不局限于调控单一领域或行业，而是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影响到各个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相对于汇率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有着更为全局性的影响和系统性的重要意义。我国有些条件跟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特别是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并且处于改革转轨阶段，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宏观经济政策需兼顾改革和发展等多项目标。我国货币政策也采用多目标制，既关注通胀，又要考虑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就业等问题，还要推动金融改革。在这种现实国情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针对复杂变化的形势，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采取积极的对冲操作后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因此，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是现阶段摆在宏观经济决策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通货膨胀及其治理不仅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一个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关系到社会以及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甚至会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我国4000多万的城镇低收入群体和近亿人的农民工，处理不当容易对社会公平和稳定造成影响。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首要的责任是币值的稳定，防止产生高通胀的风险。货币政策是管理通胀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实现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二、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挑战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外汇占款较快增长的严峻挑战。1993年以前，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交替出现，1994年之后，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出现。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扩大，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在保持汇率水平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人民银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近年来，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能力。针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流动的变化情况，以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内容，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对冲外汇占款增长，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征。近年来，虽然我国CPI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广义价格水平，如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上涨。此外，随着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也在逐渐加大。

　　三、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传统国际金融学中“不可能三角”的观点，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这三项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一般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项。小型的开放市场经济体可以为了实现汇率目标而放弃国内货币政策。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采取货币局制度，港币汇率严格地钉住美元，其利率的调整完全跟随美联储。新加坡则选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主要通过汇率工具而不是利率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对于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不应受制于其它国家经济政策而放弃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例如，在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的时候，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相对便宜一些。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作为国与国之间货币的比价，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直接应对各类外部经济冲击，有助于增强一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韧性"。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都表明，僵化的汇率体制容易受到投机力量的攻击，可能引发所谓"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

　　汇率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2005年以来的实践来看，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企业、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能力提高。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场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金融机构在适应汇率灵活性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改善了金融服务，加快了产品创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善对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6日发表胡晓炼的讲话《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胡晓炼指出,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不应受制于其它国家经济政策而放弃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　　胡晓炼指出,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征。近年来,虽然我国CPI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广义价格水平,如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上涨。此外,随着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也在逐渐加大。

　　她认为,我国当前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例如,在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的时候,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相对便宜一些。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她表示,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

　　胡晓炼指出,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直接应对各类外部经济冲击,有助于增强一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韧性”。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都表明,僵化的汇率体制容易受到投机力量的攻击,可能引发所谓“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

　　汇率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2005年以来的实践来看,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企业、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能力提高。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场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金融机构在适应汇率灵活性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改善了金融服务,加快了产品创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善对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再度发文讨论汇率制度,这是连续三周的第三次。胡晓炼表示,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

　　她指出近年来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尽管央行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对冲外汇占款增长,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

　　从近年来中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自主性受到影响。“虽然我国CPI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PPI、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上涨。”胡晓炼称。

　　她同时指出,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逐渐加大。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她表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她并指出,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中国央行副行长胡晓炼今日撰文坦言，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长导致中国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尽管央行祭出多手段大力对冲，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央行对冲成本正在加大。

 

　　胡晓炼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扩大，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在保持汇率水平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中国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文章说，近年来中国央行加力管理银行体系流动性，并辅以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对冲外汇占款增长，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

　　胡晓炼分析说，从近年中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

　　她指出，因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也在逐步加大。

　　胡晓炼建议以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来协助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高企时，“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便宜一些。对于中国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　7月22日，央行网站登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文章《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三个要点》，文章提到，以一篮子货币作为汇率调节参照系。全文如下：

　　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就是要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供求大体平衡时资源配置有效性高。如果供求不平衡,资源配置就难以实现最优。当总出口长期小于总进口,表明资源并未充分向出口部门配置,结果是外汇短缺,无法满足包括消费品和生产投资品在内的进口需求;当总出口持续明显大于总进口,就表明资源过多向出口部门配置,出口争取到的外汇无法通过进口消化,而是变为对外投资,当投资集中于境外低收益领域时,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自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起,就已明确了基于市场供求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考察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应看经常项目是否平衡。国际收支中除经常项目外还包含资本项目,由于资本项目具有跨周期投资的特点,难免掺杂投机性活动。国际经验表明,以资本项目来衡量汇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代表性不强,直接反映实体经济活动的经常项目更具代表性。外汇储备也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重要项目,一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外汇储备有不同要求。外汇储备牵涉到跨周期积累问题,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在某些阶段可以通过比较明显的顺差来补充,但中长期看经常项目平衡还是最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国民福利。

　　国际收支平衡、特别是经常项目平衡是分析均衡汇率的基石。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指标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成员国汇率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均衡法(MacroeconomicBalance, MB),核心概念就是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的均衡值(Current Account Norm)。如果一国中期内经常项目差额超过均衡值,其汇率就被认为存在低估,反之则为高估;经常项目差额超过或低于均衡值越多,汇率低估或高估程度越高。

　　从中长期看,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之间不一定有如此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影响国际间经贸往来的还有资源禀赋、产业分工、消费习惯等一系列更为基础的因素。但是,要科学地对汇率浮动进行“管理”,就必须对外汇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前瞻性预判,此时分析经常项目差额的确是重要之基础。当然外汇市场供求与整体国际收支状况相关,并不完全取决于经常项目,但总的来说经常项目状况是国家实体经济的综合反映。经常项目收支又是国际收支的主体,2007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一直在75%以上;加之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供求关系反映比较充分,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分析外汇市场供求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从实际考虑,由于经常项目中还包括收益,而收益和资本项目相关,所以在分析经常项目差额时,一般不考虑收益,而是直接分析贸易收支状况。鉴于数据的滞后,从数据的可获得性看,用海关口径的贸易收支更加直接和实际。

　　二、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来把握对汇率浮动的管理

　　对汇率浮动的管理主要体现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根据均衡汇率决定理论,可将汇率看作经常项目差额或贸易收支差额的函数。如果函数关系是线性的,就可以根据差额情况相应地调整汇率。当然,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函数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汇率浮动过程中,要注重渐进、适度,根据国民经济的条件和国际收支的条件进行动态调整。

　　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贸易顺差快速减少,表明企业适应能力还需要提高。汇率调整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充分发挥正确积极的因素,控制不利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合作等因素,维护好战略机遇期。

　　通过汇率调整,改变国民经济内外比价关系,引导资源在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优化配置,促进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这些变化反过来又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对经常项目收支进行调节,两者互相促进,实现经济均衡可持续增长。

　　汇率的调整也对资本项目收支产生影响。对此,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加强对冲的准备,严格控制外债规模,限制外债结汇,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从泰国等国的经验和教训看,私营部门、企业或者其他部门借外债并结汇,是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必要时,也可以采取限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临时性管理措施,最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就强化了外汇管理措施。

　　三、以一篮子货币作为汇率调节的参照系

　　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从理论上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即由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对货币篮子的构成存在多种意见,尽管要考虑贸易状况和参照资本流动等因素,但由于资本流动的规律性较差,因而总体上以贸易加权为主、适当加入其他考虑。具体选择上,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以实际有效汇率作为管理汇率浮动的操作目标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实际操作中还是未包括通胀差异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更为常用。一是实际有效汇率的调整指数,即不同国家可比物价指标很难确定。国际上一般选用CPI,但是经济学界认为CPI中包含很多不可贸易品,不一定合适。其他替代指标有PPI、GDP平减指数、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等,接受程度都不太高。二是计算实际有效汇率存在时间滞后和数据可得性的约束。CPI等物价数据的时效性和可得性比较差。与汇率数据容易获得且实时更新相比,CPI和PPI的数据一般要滞后一个月,GDP平减指数至少滞后一个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滞后更多,而且不同国家的统计口径差别较大,一些国家可能没有可比的数据。

　　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能发挥调节进出口、经常项目及国际收支的作用,也更能体现出汇率上下浮动的特点。人民币对单个货币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整体上则是在合理均衡的基础上保持稳定。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一直是重点强调的内容。但是,仅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观念短期内还是难以改变,其中既有长期形成的习惯问题,也有在会计、统计等方面使用美元较多的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在不断扩大全方位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主要看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汇率形成机制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三大内容

　　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

　　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

　　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关注人民币与某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三大取向

　　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

 　　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

　　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汇改五周年之际,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昨日（7月22日）就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撰文作详细分析,提出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胡晓炼是在名为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三个要点》的署名文章中作上述表示的。这是重启汇率改革后作为央行高管的胡晓炼在短时间内第二次就汇率问题作专文阐述。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昨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各国通胀等指标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上名义有效汇率的确比实际有效汇率更方便。

　　逐步参考有效汇率

　　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汇改的总方针。

　　胡晓炼认为,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胡晓炼认为,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

　　因此她指出,从理论上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即由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不过,实际操作中还是不包括通胀差异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更为常用。

　　刘煜辉对此分析认为,实际有效汇率由于要考虑各个国家的通胀,而通胀不好度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虚拟经济越来越强,成为吸收货币的主要渠道,货币通胀的效用会被虚拟经济的泡沫吸收,物价对此反应迟钝;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有隐瞒物价指数的动机,民众感受和公布的物价指数有时差异较大。

　　胡晓炼表示,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

　　汇率调整引导资源配置

　　对于汇改总方针中的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胡晓炼解释,就是要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主要看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

　　而对于汇率浮动的管理,胡晓炼指出了“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她指出,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贸易顺差快速减少,表明企业适应能力还需要提高。汇率调整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充分发挥正确积极的因素,控制不利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合作等因素,维护好战略机遇期。

　　胡晓炼表示,汇率的调整也对资本项目收支产生影响。在必要时,也可以采取限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临时性管理措施。

　　一金融研究员对记者表示,全球化推进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影响了汇率调节所带来的效果。比如调整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并不能改变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也是由双边汇率所构成。其实每个国家的实际汇率水平是由各个国家的增长状况和劳动生产率来决定。

　　对此,胡晓炼也有所阐述。她表示,从中长期看,汇率和经常项目差额之间不一定有如此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影响国际间经贸往来的还有资源禀赋、产业分工、消费习惯等一系列更为基础的因素。

　　不过,她认为,要科学地对汇率浮动进行“管理”,就必须对外汇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前瞻性预判,此时分析经常项目差额的确是重要之基础。汇改五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今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发挥汇率价格信号作用

　　胡晓炼认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意在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供求大体平衡时资源配置有效性高。如果供求不平衡,资源配置就难以实现最优化的结果。

　　她说:“当总出口长期小于总进口,表明资源并未充分向出口部门配置,结果是外汇短缺,无法满足包括消费品和生产投资品在内的进口需求;当总出口持续明显大于总进口,就表明资源过多向出口部门配置,出口争取到的外汇无法通过进口消化,而是变为对外投资,当投资集中于境外低收益领域时,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自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起,就已明确了基于市场供求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汇率浮动管理要体现三个取向

　　如何理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对此胡晓炼指出,要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来把握对汇率浮动的管理。具体而言,对汇率浮动的管理主要体现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贸易顺差快速减少,表明企业适应能力还需要提高。汇率调整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充分发挥正确积极的因素,控制不利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合作等因素,维护好战略机遇期。”胡晓炼解释说,通过汇率调整,改变国民经济内外比价关系,引导资源在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优化配置,促进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这些变化反过来又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对经常项目收支进行调节,两者互相促进,实现经济均衡可持续增长。

　　事实上,5年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我国实体经济发挥了积极影响,为宏观调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在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相比5年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

　　以一篮子货币作调节参照系

　　对于“参考一篮子货币”提法,胡晓炼认为,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具体选择上,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胡晓炼指出,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能发挥调节进出口、经常项目及国际收支的作用,也更能体现出汇率上下浮动的特点。人民币对单个货币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整体上则是在合理均衡的基础上保持稳定。

　　她认为,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一直是重点强调的内容。但是,仅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观念短期内还是难以改变,其中既有长期形成的习惯问题,也有在会计、统计等方面使用美元较多的因素。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日前表示,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胡晓炼认为,要科学地对汇率浮动进行“管理”,就必须对外汇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前瞻性预判,此时分析经常项目差额的确是重要之基础。当然外汇市场供求与整体国际收支状况相关,并不完全取决于经常项目,但总的来说经常项目状况是国家实体经济的综合反映。加之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供求关系反映比较充分,因此通过经常项目分析外汇市场供求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当总出口长期小于总进口,表明资源并未充分向出口部门配置,结果是外汇短缺,无法满足包括消费品和生产投资品在内的进口需求;当总出口持续明显大于总进口,就表明资源过多向出口部门配置,出口争取到的外汇无法通过进口消化,而是变为对外投资,当投资集中于境外低收益领域时,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胡晓炼称。

　　据她介绍,对汇率浮动的管理主要体现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胡晓炼说,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贸易顺差快速减少,表明企业适应能力还需要提高。汇率调整过程中要把握好节奏,充分发挥正确积极的因素,控制不利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合作等因素,维护好战略机遇期。

　　对于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提法,胡晓炼认为,尽管要考虑贸易状况和参照资本流动等因素,但由于资本流动的规律性较差,因而总体上以贸易加权为主、适当加入其他考虑。具体选择上,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关于汇率调节参照系的问题,胡晓炼认为,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从理论上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即由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

　　胡晓炼进一步指出,未来可尝试定期公布名义有效汇率,引导公众改变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有效汇率水平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参照系和调控的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在央行7月15日发布的通稿中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应当继续坚持。

　　胡晓炼表示,刚性的汇率制既缺乏应对危机的灵活性,也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降低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她并强调,我国将坚持并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15日刊载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指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应当继续坚持。原文如下：

　　目前,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做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既定的政策。

　　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1994年以来的一贯政策

　　1、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式启动于1994年的汇率并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并轨,正式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特别提到要实行单一的汇率制度,改变了1994年以前我国实行的双重汇率制度,将官方汇率与因外汇留成而形成的外汇市场调剂和交易的汇价统一起来。

　　1994年的汇率体制改革还包括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和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等措施,简化了银行和企业的用汇手续,有力地调动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同时,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新阶段。人民币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调控工具,开始逐步发挥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94年汇率并轨时的汇率是8.7元/美元的调剂汇率价格,这既反映了以市场供求作为定价的基础,也体现了支持出口改善外汇储备不足的要求。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深化时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较并轨时累计升值近5%,为8.3元/美元,说明1994-1997年间人民币汇率是有波动的,是浮动的,体现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特征。

　　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延缓了完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进程。1997年6月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一些东南亚和东亚货币大幅度贬值。在出口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国内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声音同样强烈。如果人民币真的贬值,各方也能理解。但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担心如果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出现各国货币新的竞争性贬值。为防止危机扩散、维护亚洲的经济金融稳定,我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收窄汇率浮动区间,将汇率稳定在8.28元/美元的水平。

　　3、随着亚洲金融风波逐步过去,我国一直在考虑适时恢复和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9·11”事件后世界经济疲软等新的形势和因素,为减少不确定性,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连续性,汇率波幅收窄了较长一段时间。但这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而是阶段性的政策。

　　4、2005年汇改是1994年汇改的延续。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一个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对于防范和抵御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03年前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最迫切的任务是启动工、农、中、建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考虑到金融机构改革任务重,也考虑到金融机构改革后将更能适应灵活浮动的汇率制度并能为企业提供相应的风险管理服务,我国于2003年夏天首先启动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交通银行(601328,股吧)、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2005年4月,又启动了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改革,研究和论证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工作,到2005年7月,作为汇改基础条件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基本上部署完毕。同时,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开始启动,企业短期融资券和试点资产证券化产品开始在货币市场上发行,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体系整体的健康性有了显著的改善。

　　同时,国内一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探索和改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批大型企业先后在境内外上市,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重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得到改善,汇率改革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夯实。整体上看,汇改的条件已经成熟。2005年7月21日起,对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框架和内涵不断得以完善

　　1、动态趋向合理均衡汇率水平的机制逐步形成。197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水平总体上经历了先贬后升的过程,先从2.8元/美元逐步走贬,而后从1994年初的8.7元/美元升至2005年7月的8.11元/美元,再到2009年底的6.85元/美元左右。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2005年汇改时人民币对美元日波幅是0.3%,2007年扩大至0.5%。市场主体开始通过国际收支、外汇供求等因素动态“寻找”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

　　2、汇率定价更加依照市场供求关系。1996年底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2001年以来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跨境融资等资本流动渠道逐步拓宽,外汇供求关系逐步理顺,贸易投资和个人持有和使用外汇更加便利,外汇供求关系逐步在市场中得到充分体现。

　　3、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从1994年之前的官方和调剂市场双重定价,过渡到银行间外汇市场询价交易和做市商制度,外汇市场加快发展,市场主体在汇率中间价形成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根据对外贸易和投资日益多元化的格局,汇率水平逐步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应当继续坚持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完善进程、金融监管水平提高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应当继续坚持。

　　1、是促进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的根本要求。汇率代表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固定虽可在一定时期内便利微观主体的经济核算和风险管理,但长期与供求基本面脱节会扭曲国内外相对价格比价关系,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使内外经济失衡矛盾不断积累。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更好发挥汇率浮动的资源配置作用,灵活调节内外部比价,引导资源向服务业等内需部门配置,推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更多地依靠内需来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平衡发展。

　　2、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需要。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抓住了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生产力得到极大促进,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经济运行中也开始出现国际收支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上升等问题。同时,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的挑战不断增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固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等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的情况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降低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3、刚性的汇率制既缺乏应对危机的灵活性,也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国际经验表明,中型和大型经济体长期处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盯住单一货币是难以持续的,容易遭受危机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汇率僵化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小国把货币与大国挂钩影响不大,而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影响作用大,固定的汇率易成为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藉口,客观上要求大国汇率政策应具有调节的灵活性。我国坚持并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有利于维护自由贸易环境,实现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经贸环境。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这是继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重大举措,更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实现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昨日在央行网站上发表文章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她指出,刚性的汇率制缺乏应对危机的灵活性,也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

　　胡晓炼认为,国际经验表明,中型和大型经济体长期处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盯住单一货币是难以持续的,容易遭受危机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汇率僵化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大国汇率政策应具灵活性

　　“小国把货币与大国挂钩影响不大,而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影响作用大,固定的汇率易成为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客观上要求大国汇率政策应具有调节的灵活性。”胡晓炼表示。

　　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贯政策。今年6月19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

　　但伴随近期外贸数据的出炉,美国疲弱的经济指标再度将人民币汇率推向风口浪尖。

　　海关总署7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贸易顺差为200亿美元,出口1374亿美元,月度出口额达到历史新高。而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则显示,美国5月份的贸易逆差扩大4.8%,至423亿美元。这是2008年11月以来最大规模的月度贸易逆差。

　　一家国有大行研究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令奥巴马政府不安。”

　　华泰联合证券宏观分析师陈勇认为,虽然中国的汇改已经开始进行,但是升值幅度并不会很大,中美贸易摩擦在下半年可能会继续升温。

　　不过,目前分析人士普遍达成的共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因此,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借债消费以及失业等问题。

　　汇率波幅收窄只是阶段性政策

　　胡晓炼表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的既定政策。

　　“面对世界经济疲软等形势和因素,为减少不确定性,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连续性,汇率波幅收窄了较长一段时间。但这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而是阶段性的政策。”她强调。

　　胡晓炼指出,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更好发挥汇率浮动的资源配置作用,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更多地依靠内需来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平衡发展。

　　另外,她还表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降低宏观经济运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