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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29岁“暴得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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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95岁的林家翘不是个令人熟悉的名字。

这位世界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回国9年鲜有面对媒体。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受人敬仰的程度。而在应用数学界，29岁时，他就已经“暴得大名”。

2010年7月30日，他一同出国留学的同学钱伟长去世。记者随即辗转联系到林家翘先生。先生坦言 “与伟长是两个领域，没法去评价他。”他解释了很多，言语中时常美式英语脱口而出。

原来，他在国外生活了64年之久，而他的办公室全是英文材料，乃至通知都是英文的。

当时采访钱伟长生平评价未成，记者相约先生方便时再行采访学术与教育方面。今年4月7日，记者再次致电，林家翘仍然记得我的采访约定。转而让记者与其秘书刘俊丽联系具体采访事宜，刘俊丽以先生年事已高不便接受采访为由拒绝，她与先生电话请示后确认：“林教授记得这事。”

4月8日，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林家翘坐着轮椅从幽暗的楼道驶向过来。

这距离他回到清华已经8年，离他离开清华海外求学已然70年。

1939年，林家翘与郭永怀，钱伟长等21人同期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出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加拿大留学。本来，轮船将途经神户，日本在护照上签证准许登岸游览。公费生一致认为，抗日战争期间，有失国体，故全体愤然离船，返回昆明。直到1940年，林家翘才赴加拿大。1941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后，林家翘去了美国，从此开始了在美长达61年的生活。

当时，欧战已经爆发，英国也成为主要战场。回忆这段曲折的出国经历，林家翘自认“避开了欧战，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对于一个一心要进行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而言，有一个能摆得下书桌的环境大概是最大的欣慰。

“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清华四导师之一的王国维，以其《晓步》诗句，寓意把握光阴追寻梦想，被誉为“春天的拥护者”。

这恰如林家翘的人生。

林家翘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根据国家需要，提高整体的研究水平，中国需要一批一流的大学。

林家翘缓步走到窗户旁边，面向镜头留下自己清华百年身影。此刻，他的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拿着烟斗朝他微笑着，冯•卡门的画像下就悬挂在紧靠窗户的墙壁上。旁边，他的邻居，清华大学三栋“大师别墅”的另一位主人杨振宁，不在家。

林家翘很低调。更多的时间，他静坐思考。“这两天我在想一个事，我们商量一个时间。” 电话那边的林家翘享受着学术带来的安逸与平静。

他的研究领域在中国还不为人熟知。它应该成为一门与纯数学有重大区别的独立学科，有自己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模式，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但国内的应用数学现状堪忧。

“重回清华园后，我想在这里做成一项新的研究，我主持成立了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希望推动清华的应用数学研究水平。”

甫一回国，林家翘的首要任务是向学生和公众厘清“应用数学”概念。应用数学是不同于纯数学的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

林家翘说：我回国在各种场合都会强调。应用数学的核心是用数学方法解决实体科学问题，纯数学核心是逻辑构架。在西方数学界，这已经是一个常识。而在国内公众眼里，这二者的概念与区别还相当模糊，最根本的，国内大学的理科建制也无法从学科分类上保证这种区分。国内还有一个误区，是将“应用数学”简单等同于“实用数学”。

此外，林家翘的难题还在于后继人才的缺乏。作为清华大学的一个新型研究所，周培源应用数学中心短期内很难与现有的本科教育之间顺畅沟通，而林家翘对于博士生的要求又非常高——必须承担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工作、对所在领域有全面了解、能熟练使用英文撰写论文并和国际同行无障碍探讨，这使得人才的遴选变得非常艰难，符合要求的人才非常少。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应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物理学、天文学、经济学难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在国内，也使应用数学从不受重视的学科成为令人尊敬的学科。而我，现在仍然在努力。” 对于未来，林家翘信心满满。因为，开拓性工作对林家翘来说并不陌生。

中国民众渴望的诺贝尔奖几时花落中国？熟稔美国大学研究模式的林家翘不假思索给出答案：“这完全看中国大学怎么发展，现在这个发展水平，恐怕还差一点儿。并不是说多少年后，中国能获得，这并不是用多少年来衡量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对话林家翘

美国一流大学日常讨论问题，离诺奖一步之遥

2002年，您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到了清华大学，这距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读书，已经整整七十年了，在这七十年中，您在美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甚至被誉为“应用数学之父”。您为什么选择回到清华？

林家翘：我是1933年在清华上学，上了四年的学。然后考留英庚款，去了加拿大。在联大期间的一些事情，我也记不清楚了，因为我在昆明就出国了。当时在西南联大，有很多的名师，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位是冯友兰，还有就是我们物理系的教授，吴有训是我们系的教授。

2002年，我回到了清华了大学，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他们邀请我们回到国内。他当初就跟我谈，清华要想请我们这些人回来，帮助清华走向世界性的一流大学。那么在这个原则下，请我们帮忙。也有一些人去了台湾，我那个时候还是回到中国大陆来了，我是觉得我跟台湾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们跟台湾有关系的人都到那边去了。我愿意落叶归根，愿意回来帮忙，给母校帮忙。

与70多年前相比，清华大学有没有什么特殊变化？

林家翘：当年我在清华做学生时，那时候清华比现在规模小得多了，我们那时候的物理系只有十个人吧，算是学校比较大的系了，其他一些系只有五六个人，清华那时算是很特殊的学校，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清华的水平。在美国那会儿，这样的小班教学算是好的学校才会有。清华大学当时考试，收学生都非常严格，不容易考进去。

您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依靠的哪些因素？

林家翘：我主要的工作当然是在MIT（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MIT）里面做的了，我主要在MIT做教授，美国的环境产生出来的，当选为美国的科学院院士，这都是在美国的事情了。我的工作主要依靠的是研究环境，我想我还是在美国的环境中，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那会儿在中国上大学的人到美国、英国、德国留学，没有想到说是为了中国去跟世界上的研究机构竞争的。没有想到，根本不可能，明摆着，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就是抱着一个求学的目的去的，因为各方面的名师都在那儿，你也可以看一看，比较一下，哪行是怎么做的，另外一行是怎么做的。

跟研究环境没有多大关系的就是纯粹数学，其余的科学都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实验室没有的话，你没法做实验，没法做研究。

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高等教育界，一个是“诺贝尔奖之殇”：中国大陆科学家什么时候能问鼎诺贝尔奖。

林家翘：这完全看中国大学怎么发展，现在这个发展水平，恐怕还差一点儿。并不是说多少年后，中国能获得，这并不是用多少年来衡量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我觉得，在中国的大学里出一个人，并且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做研究，而得的诺贝尔奖，这件事情本身是很不容易的。

研究这个东西，你要知道的非常之广，必须有这个眼界和学术基础，也就是对一般的大问题都知道了，否则你对整个前沿根本不了解。也就是说，已经研究的很透了，刚刚有一点没有弄通，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卡住了。这个问题你要是能够解决，你就可以得一个诺贝尔奖。

要不是去解决这种问题，诺贝尔奖是根本不会到达你的头上的。

大家看待诺贝尔奖时，不应该以国界来看，应该是看人才是从哪儿出来的，他的最后工作地点是哪。

另外一个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中国的大学需要哪些改变？

林家翘：中国需要一批一流的大学来做研究，有了这个环境后，人才才会冒出来。单纯的依靠一两所大学是不行的，这需要大学的整体水平上去后，有一批一流大学做这个研究，这样才有这个研究氛围和空气，才有人从里面脱颖而出。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大家讨论的日常性问题，就已经是离诺贝尔奖不远的地方。国外的大学就是这样，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讨论问题，才会有这个层次。

目前国内比较好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中科大、复旦等这种水平的大学数目要加大，增加到十所左右，形成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环境。

我国的科学研究中，实用主义比较浓厚，比较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应该说，国内的科学研究环境，观念认识方面，与国外是有一定差距的，您如何看待这种差距？

林家翘：国家的需要和获得诺贝尔奖是两条路。这个问题是牵涉到整个中国的发展政策，而这个政策是根据国家需要和发展任务制订的，因为，这种事情是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会有第一流的水平，所以，这是中国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