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柴油加成普通柴油:李国文:文坛一棵常青树

李国文
一株蓊蓊郁郁的文坛常青树,这是他给人的至深印象。不足二十岁,他以小说闻名文坛,后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年近花甲时,他的随笔“一泻千里”,成就散文大家新形象。从志愿军战士到“文学获奖专业户”,曲折的人生赋予他坦然的心态、执著的自我、宽容的情怀,也赋予了他对文学的无上珍视,无上热爱。读他的人生,就像解一个谜,一个关于创作、关于心灵、关于生命力的谜。
写作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艰难备至,一篇文章,从生命的激情开始立意,到主题思想、到文字结构、到独特的见解、到超人的智慧、到哲学的光芒、到诗意的审美、到独步古今……太难,要不怎么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呢!

（本报记者　郭红松　摄）
尤其难的是,常青树,不停笔地写,还始终保持在水平线以上——这在当今文坛,只有不多的人能做到。至于越写越好,总是出精品、往上走的老作家,也许就只有少数人了吧?
李国文就是这样一株蓊蓊郁郁的文坛常青树。最近十几年来,他简直是写“疯”了,一如大河开闸,止都止不住。七十多岁的人了,竟有好几年,同时在《当代》、《花城》、《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开专栏,而且每篇还都是超过万字的优质长文;还不时发表些零散文章,真让人读不及读!他近年的随笔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都上了图书排行榜,再版之后仍然卖得很火。有一天,一位非文学界的同事问我“认不认识李国文”，看我点头,她无比仰慕地说:“我一看见他的书就买,不同版本的也买。我特别爱读他的文章,他怎么能把文章写得那么好呢?”
是呀,李国文怎么能把文章写得那么好呢?他本来是小说作家,十几岁就开始发表小说并成名,1982年中国茅盾文学奖第一次评奖,他就以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荣膺大奖。可是近十几年来他“封笔”小说,改写大文化随笔,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一位位地探究古代大文人的心路历程,重新“打造”了一个散文随笔大家的形象。
就说他是“勤奋老头”、“文坛劳模”吧,这种“浩浩汤汤”的写作壮景,也难以解释。对别人来说呕心沥血的文学写作,到了李国文那儿,怎么就变成了随心所欲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怎么捏都成形——这真是一个谜。
我手写我心,从心所欲不逾矩
李国文,1930年生于江苏盐城,自幼长在上海。参加过反蒋学生运动,读过南京戏专,当过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被打成过右派,天南地北“改造”过。新时期重当作家,成为“文学获奖专业户”。有了这么多风一重浪一重的经历,我在他脸上看到的,首先是一种面对世界的坦然。
坦然分两种,一种是坦然面对别人,一种是坦然面对自己,后者难度更大,因为生活中的有些难题,绕得开别人,却绕不开自己。
他是真不往心里去,临到开会时,人家叫上主席台就上,不叫上就气定神闲地坐在下面;别人来说几句悄悄话或是牢骚话或是风凉话,都一律左耳进右耳出,心里连一点儿雪泥鸿爪都不留。这是因为他的心早就装满了,没地方了,哪还搁得下这些“没用的东西”。在这世界上,能叫李国文认为有用的也许只有一样:创作。
李国文做文章也是坦然的,他以平常心写作,我手写我心,心到笔到,嬉笑怒骂,从心所欲不逾矩。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散文随笔以后,他的肩上好比又插上了一对翅膀,更加自如地在文学天空中翱翔起来。
比如他在《红楼非梦》中的“段子”:“幸好大观园不成立诗人协会,虽然这是绝对的清水衙门,但若真的成立,又觉得是肥差了,少不了你争我夺,削尖了脑袋之类的笑话,就会产生。”(《宝钗这个人》)又如:“这和文坛上大作家却拿不出大作品,名作家不知他写过什么东西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也怪,正是这些人,偏偏最难侍候。”(《贾政的“生的门答”》)
你看看,这些话说得有多“嘎”,把坏人骂了,气得人家好多日子心里不舒服;他自己可倒好,两眼一眯,敲着键盘“哈哈哈”,一副“老禅入定”的弥勒佛之态。他已经把什么都想明白了,什么都不想要什么都不怕了,你也就什么突破口都没有了。“无欲则刚”,这句说滥了的话搁在这儿,还真是相当合适。
自己的星云图
李国文还有第二个特点:我行我素。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相当自持的人,一切以自己的星云图运转,不管是人造卫星闯进来,还是陨石雨打过来,都没用,别人是很难改变他的轨道的。
以小事说,李国文家收拾得纤尘不染,地毯是白色的,窗帘也是白色的,还有白桌布、白墙壁等等,满室洁白!这个家里流动着一种看不见却能感觉出来的文明气息,这种文明不单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也强烈地掞入了西洋风——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国文老师一向是比较洋派的,他喝咖啡得喝现煮的,喜欢吃奶酪、起司一类洋玩艺儿,穿着也总是很考究,李国文出身书香门第,又加上海派洋泾浜文化的熏陶,这种出身的中国作家可不多。
然而李国文从来也没有吹嘘过自己的家庭出身,非但如此,他还具有反思精神。比如他曾说:“我知道,我根子还是小市民,容易满足,容易退让,容易忘却,容易轻信。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倒成了我在作品中常常探求的主题……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既是一种涌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怕的堕性……有的人,会对比他强的人嫉妒得心痒难禁,也会对比他不如的人,奚落耻笑而获得慰藉。这等人,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但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有的人,拜金主义和对权势的慑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但对庸俗,卑劣,堕落和无耻,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有的人,变得刁蛮,便恃强耍赖,是当狗腿子或白相人的好材料。有的人,无大能耐,无大出息,但求三饱一倒,然后关门骂皇帝,或东家长西家短,使庸俗的社会更加庸俗而已。无论小市民中的谁,一个个活得既开心,也不开心,似乎痛苦,又并不十分痛苦。”
其实,在李国文身上,很难看到这种种小市民习气。我对他最尊敬的一点,就是他一点儿也没有那种“自我感觉良好,走到哪儿都以我为中心”的膨胀心态。有一次我去参加《当代》杂志的文学奖颁奖大会,李国文又获一奖。轮到他发言时,他笑眯眯地对大家说:
“我有时候吃请比较多,这编辑部那编辑部约稿,爱找几位作家,请吃一顿饭,吃的比较高档。我呢,有时候也要回请别人,这是自己掏腰包,所以就不可能那么高级,除了要上几个高档的,比如油焖大虾、清蒸鳜鱼之外,还得有几个中低档的菜。后来我就发现,花生米呀、豆腐干呀,非常之好,一是不贵,二是一摆一大桌,显出非常丰盛的样子。所以我后来请客,就老要花生米之类,充数,好看,有面子……在今天这个颁奖宴席上,人家那些中青年作家的力作呢,就是油焖大虾,清蒸鳜鱼,我呢,也就是那个花生米,四等菜……”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自信。他曾说过一段颇为极端的话:“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说我作品好就好,一个人说我作品坏就坏。即使所有的‘评论家’都对我摇头,我也抱去他妈的态度……”
你可能觉得这话太狂妄了吧?但我非常理解他。他不是站在半空吹牛皮,而是有坚实的大地做基础——不说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只说当年他的几个处女作发表时的情况:上世纪50年代他的短篇处女作《改选》一拿出来就立刻引起关注,几位文坛耆老如茅盾等,都给予了“文笔老辣”等夸奖。70年代末他重现文坛,中篇处女作《茧》一经发表马上引起关注,《小说月报》等纷纷转载,继而获了奖。80年代他的长篇处女作《冬天里的春天》获茅奖。单从这几个处女作,就能看出李国文的创作都是硬梆梆的真家伙,而不是靠“运气”、“时势”、“爆炒”等红极一时的。
创造“宽容—和谐”的文坛氛围
平时跟李国文接触不少,仔细回忆起来,没听他说过“张三这个人,李四那个人……”有时即使别人说他几句坏话,他也并不往心里去,更不会以牙还牙。
特别是对年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李国文采取相当宽容的尺度。他曾对我说过,1986年《小说选刊》复刊时,他为什么会同意去当主编?那时正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很多人都觉得他去当主编会影响创作。他却说,这是他多年前的一个愿望——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的短篇处女作《改选》受到批判,最让他齿冷的是一位资深作家,发表了一篇大批判文章,一下子就把他置于死地,才20多岁的青春生命,从此就走上了右派改造的困顿之途。当他被发配到天南地北,苦挣苦扎地修铁轨、抡大锤时,曾发下一个誓言:“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够成为作家的话,一定要对年轻人宽容。如果能给青年作家帮一点忙,绝不吝惜力气。”
要实现这个誓言,一是需要境界,二是需要实力。李国文心中的文学之火始终熊熊燃烧着,他没有放弃读书和练笔。不让读别的书,就读《红楼梦》;不让写东西就偷偷写,化名寄往编辑部,就这样也悄悄发了几篇——谁知有一次坏了事,他化名发表的一篇小说被某当权人物看到,说是写得好,派人查找作者,准备委以重任,结果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好家伙,右派分子都混到我们无产阶级文学阵地来了,这还了得!”李国文狠挨了一顿批,之后,再不许他投稿。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到新时期文学的春天莅临。
1976年“文革”结束前后那段时间,李国文请病假回到北京,躲进自家小楼读书。彼时,夫人所在单位刚购进一套《二十四史》,根本没人看,遂成了李国文的专用书。这段快乐的读书时光一直持续了五六年,待大家都写小说他也开始动笔时,《二十四史》已全部熟读。
正是因为文字罹难的艰苦平生,使李国文格外珍惜今天宽松的写作环境。他喜悦地说:“现在是文学创作最好的时期,又不扣帽子,又不打棍子,也不搞运动动不动就剥夺你的写作权利,还有那么多报刊给提供发表园地,多好啊!”因此,他也格外珍惜这宽松环境的基础——文坛和谐的人际关系。有次在一个研讨会上,我看到一向宽容的李国文,竟非常激烈地批评一家报纸。当时所有与会者都愣住了,不明白他为什么火气这样大?后来才明白,他是反感这家报纸的一位年轻编辑“老发大批判文章,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把一张报纸办成大字报了”。虽然对他那次激烈发言,至今仍看法不同,然而他的出发点,的确是从“宽容—和谐”的道理上路的。
在心灵上,永不臣服
李国文最憎恨的是小人,最珍视的是文化。
我曾跟他有过两问两答,一是问他何以能这么长久地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二是问他怎么从一个小说家变成随笔家的。李国文断然答道:“还是文化上的问题。”
他解释说:我们这代作家和下一代作家,多的是生活,少的是学养。时代给了我们长期的磨练,我们几乎什么都经历过,比如战争——解放战争我赶上了,抗美援朝也亲历过;又比如运动——解放以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经历了;再后来是全民族的大劫难“文革”。这些政治运动把人的灵魂冲来洗去,却唯独不给人民一个完整的学业教育。到了“知青作家”那一代,就更缺少文化,有的人后来自己补充了一点儿,还稍微好一些。这就是造成许多作家没有创作后续力的原因,也是我们后几代作家赶不上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那些老先生辈的原因。
至于自己,李国文认为他占了几个“便宜”:一是家庭原因,读书世家,书香门第。二是他高中读完,投考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即大名鼎鼎的“南京戏专”的理论编剧系,老师都是大名师,有洪深、曹禺、陈瘦竹、孙家琇、吴忍之等等。从易卜生到莎士比亚,还有“三一律”什么的,着实系统地读了好几年。三是前面说过的,把《红楼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读得烂熟,把国学这一块又好好补了补。
“就这么连滚带爬的,算是读了一点儿书。可正如前面说的,远远比不了那些学贯中西的老辈学者,他们懂外语,欧美那一块都读过见过,知识面广,而我们只接受过苏俄文学,眼界窄多了。”
说到这里,李国文无奈地叹息了一声,然后把话题转了。他说,他这辈子所占的最大便宜,他所拥有的唯一财富,就是这些学到肚子里的知识:“文化是谁也剥夺不走的。你有财富,可以一夜之间就变成穷光蛋;你有官位和权力,人家可以一下子把你撸到底;只有你肚子里的学问,就是把你剥夺到零的程度,嘿嘿,他也甭想拿走!”
这话说得多气人,也多鼓舞人啊,气的是坏人——学阀、学术骗子、混子、文化流氓,还有专门陷害人的小人;鼓舞的是好人——老老实实的学问家、真真实实的用功者,还有一切对“文化”怀有敬畏之心,一点儿也不投机取巧的好人!
说到此,不用说也明白了,李国文为什么最憎恨小人?
余秋雨先生曾有一篇长篇随笔《历史的暗角》,是专门分析和揭露小人的,其中说:“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怆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腻耳的佳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小人。”
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为文、为人和处世的一种共同品格。余秋雨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世。”李国文傲然宣布:“甚至坠入恶狗村受尽挫折,我也尽可能地保持最起码的尊严,尤其在心灵上,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臣服于哪个王八蛋的。”
我要举起双手,用力为他们鼓掌!因为,与传统士大夫忍让、妥协,从而姑息了大群奸佞小人相比,他们二位所表现出的坚决斗争的姿态,是很大的进步——我更愿意不把功劳归于他们个人,而看作是整个中国知识界认识水平和处世能力的提高。要是人人都能对历史、民族、国家,对道德精神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断然封死小人们对神圣高尚的严重荼毒,那么我们社会的大生存环境,我们大家的小生存环境,都可以改变很多,我们做起事来就可以减少许多阻力,使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