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特大盗墓案七年未破疑被高层官员干扰

有人称警方凭空夸大捏造了一个盗墓文物走私大案，张建岳等人则称，乃因受到更高层级官员干扰

“12·10”搁浅的直接原因，是洛阳市刑警支队“小金库”问题的暴发。但深谙当地官场的一名人士分析称，在查案关键时刻办案人员却被调查“这是一出官场演义”

龙门石窟佛首被盗割。

盗墓者向记者展示了部分盗挖的“鬼货”。

洛阳铲是盗墓贼最实用的工具。 资料图

2009年残冬，洛阳东山古墓一片肃杀之气。在古墓周边，洛阳铲凿出的探洞又出现了。凿洞的并不是考古人员，而是民间称为“摸金校尉”的盗墓贼。

对于此情景，洛阳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党委委员张建岳只能无奈摇头“这一管道还是畅通的。”他所说的“管道”，是指盗墓及文物走私。

盗墓，这个几乎与墓葬同时出现的古老行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沉寂，1980年代后又随着文物流通及收藏风潮而重新活跃，与之相伴的则是文物走私。

7年前，在暗流涌动的古都洛阳，警方曾与盗墓走私文物团伙一番角力，但名为“12·10”专案的较量却被洛阳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尤益民形容为“一件最窝囊的事”。

2003年12月10日，在公安部督办下，河南警方对洛阳的盗墓及文物走私团伙进行全力打击，当案件进入侦办关键时刻，却因种种原因致使专案组核心警力解散，搁浅至今。

尤益民从警20余载，办案件无数，这个跟斗实属预料之外。他甚至认为，这番较量“(有点)涨了盗墓贼文物走私贩的志气，灭了警察的威风”。

这是一个警方打击盗墓及文物走私的悲情故事。悬案背后，演绎的却是盗墓及文物走私团伙编织的地下江湖。

专案搁浅

一项绝密的抓捕计划在晚间铺开，但“大鱼”并未落网

2008年下半年，河南警方得到消息：网上通缉4年有余的“詹老大”，有意在广东投案自首。

“詹老大”原名詹移民，广东文物贩子，涉嫌倒卖及走私文物而被通缉。他作出自首之势，被认为是一种刺探性的举动。事后，因河南警方未能及时派出警力而不了了之。

“他们就是想看看，这个事现在还有没有人管嘛。”洛阳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党委委员、“12·10”专案组具体负责人张建岳说，打击洛阳盗墓及文物走私，这似乎没人再愿意多加过问了。

“12·10”专案缘起一封揭发信。

2002年，一封密函放在公安部相关领导的案头。一位海外华侨指出，中国众多文物流失海外，与河南洛阳猖獗的走私、倒卖文物行为紧密相连。

揭发信引起高层重视，不久，公安部责令河南警方侦查，河南警方对相关线索的秘密调查因此启动。

2003年12月10日，公安部再次责令刑侦局召集河南、广东两省公安厅领导召开专门会议，要求两地侦查部门组织侦破、查清涉案犯罪事实，彻底斩断河南文物走私通道。该案便定为“12·10”专案，以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德胜为组长，该省公安厅刑侦、技侦和洛阳市公安局为主要力量的专案组得以成立。

部督“12·10”专案组的核心力量，系洛阳市公安局。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的张太学为领导小组负责人，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刑警支队党委委员张建岳等人，成为了专案组的具体负责人。

李小选向南方都市报记者介绍，根据蛛丝马迹，警方曾先后辗转于广东、浙江、湖北及山西等省市，秘密侦查一年。

据彼时专案组调查材料显示，洛阳市存在一个盗墓及文物走私犯罪集团，涉及人员203人，较为固定成员90余人，涉及各种犯罪案件161起———其中，149起与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件有关。而且，这些案件集中在两三年内发生，“这表明该团伙作案已近疯狂的地步”。

团伙的首脑是宋彦庆、宋彦彬兄弟，除了盗掘古墓葬及倒卖文物外，该团伙还涉及绑架、伤害、非法拘禁及非法持有枪支等多项犯罪。

2002年基本摸清疑犯底细，2003年1月13日晚，一项绝密大抓捕铺开。

为了保密，行动指挥部设在洛阳市郊邙山的一个部队招待所，但行动至翌日凌晨，“大鱼”并没有落网。据参与行动的一名刑警回忆，得知主犯都逃脱，专案组领导小组负责人张太学黯然落泪。

“有‘内鬼’。”张建岳说。事后，专案组曾调取案犯何健康的手机通话记录，记录显示何在该时段曾与洛阳市公安局某警察多次联络，而此人也与宋彦庆兄弟等人熟识。

10余天后，专案组赶赴外省，将潜逃的宋彦庆抓捕归案，其兄宋彦彬则逃脱，至今仍在网上通缉。

截至2004年3月，专案组共抓捕涉案犯罪嫌疑人91人，其中，重要涉案犯罪嫌疑人43人；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43起。此外，缴获各类文物565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144件，查封冻结主要涉案疑犯赃款赃物、房产及有价证券等价值700余万元。

警察在抓捕疑犯，另一项针对警察的调查，也在悄然进行。

2004年4月，在“12·10”专案侦办期间，河南省纪委分别对专案组主要负责人张建岳、干警尤益民等人进行询问“双规”。

不久，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被查出存在“小金库”。一场疾风骤雨式的人员调整也因此展开———2004年5月，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被调任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专案组其他主要侦查刑警也被相继调离：李小选被调往洛阳市政法委工作；张建岳调出市公安局，调任某分局副局长；尤益民调离专案组，调入巡警支队任副大队长。此外，其他核心侦办警力也做了调整。

至此，刑侦支队领导班子全面瓦解，“12·10”专案组侦查工作被迫中断。

对于“小金库”，原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称，这是当时体制不健全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涉及违法犯罪，“这也是专案组成员，并无一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原因”。

2004年初，检察机关开始对宋氏兄弟犯罪集团疑犯进行起诉，批准起诉14人，被法院判刑11人。此外，已捕另案处理2人，经劳动教养部门批准劳教16人。

时年9月，被检方指控为洛阳盗墓及倒卖文物集团主要分子的宋彦庆，被判处5年6个月有期徒刑，罪名系倒卖文物及非法拘禁。2个月后，宋保外就医。

弟弟保外就医，哥哥畏罪潜逃，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洛阳“12·10”专案首犯的宋氏兄弟因此获得“自由”；而因专案组侦办主力被拆散，案件搁浅至今，该盗墓及文物走私犯罪团伙，事实上亦并未被彻底摧毁。

盗墓团伙

依靠旁人道不出的“能量”，宋氏兄弟渐成洛阳文物黑市“老大”

一切的故事，最先是由一把洛阳铲开始。

清末民初，一把半圆筒形的铁铲，因洛阳马坡村村民李鸭子用于盗挖古墓而名扬四海。洛阳铲是盗墓贼最实用的工具，在殷墟、商城等古城址的考古挖掘中也居功甚伟。

古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历史上，据称有近三分之一的皇帝埋在了洛阳，王侯将相更是不计其数。邙山“几无卧牛之地”，道出了洛阳城北陵墓坟冢之多。

古墓多，盗墓贼也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洛阳盗墓现象曾一度断绝，但据“12·10”专案组民警介绍，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收藏文物风潮兴起，盗墓死灰复燃，迅速达到猖獗，彼时，洛阳民谚有云，“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

1990年代初，宋彦庆等人也开始涉足倒卖文物的活动。洛阳土著宋家有四兄弟，大哥宋彦彬，老二宋彦海，宋彦庆系老三，小弟名叫宋彦红。颇值得玩味的是，老大和老二被公安部“12·10”专案指控为犯罪集团主犯，而宋家其他两位兄弟，均系洛阳市警界中人。

据专案组成员称，宋氏兄弟刚涉足文物(古玩)领域时，最先是买卖一些世传的文物。依据现行《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世传的文物(1949年前出土)可以交易。“但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传世的文物？”前述专案组民警称，倒卖文物分子获取文物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盗挖地下“宝藏”———古墓葬中的陪葬品。

洛阳铲，由此重出江湖。据专案组相关汇报材料描述，行动极其隐秘，但难度不高。“直接盗墓的人多是当地的农民，他们懂点风水，会辨识古墓葬。”原专案组民警尤益民介绍说，有些墓葬，一把洛阳铲“咕咚咕咚捣几个小时，很快就可以挖出宝贝了”。需要长时间挖掘的，在洞口盖个掩盖物再铺上一层薄土。“在还有‘青纱帐’的季节，他们甚至敢在白天挖掘。”

洛阳北郊洛龙区商屯村村民张彦森、张利杰等人，就是盗挖古墓的农民。他们被专案组认定系盗墓及文物走私犯罪团伙的最底层。

“他们不是骨干，是比较松散的。”原专案组负责人张建岳说。盗墓农民以此为“副业”，在洛阳市的市郊(邙山地区)、孟津及偃师等县市，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

月黑之夜或阴雨天，一把把洛阳铲便开始向古墓凿进。盗墓贼通常是三五人，一人在远处放风，其余人挖土，挖到棺椁或墓室后，由身材较瘦小者钻进盗洞取出陪葬品。

熟识盗墓行业的老庄(化名)对南方都市报记者称，盗挖古墓通常分两种方式。一种是盗墓人探到古墓后自行挖出文物；另一种行话称为“支锅”或“包坑”，则由文物收购商指定盗墓者去挖掘古墓葬，先预付全额款项，不管挖得多少陪葬品都归“支锅人”(包坑人)所有。

“胖妞”(唐代仕女佣)、“三彩”(唐三彩)、各式的金银器物、瓷器、青铜器等被盗墓贼的洛阳铲刨出土后，随即进入了“12·10”犯罪集团的第二层流通网络：文物贩子。

张彦森、张利杰等盗墓农民挖出文物后，都卖给了一个叫海干民的人。据警方查实，仅在洛龙区商屯村，海干民组织盗墓的农民有10余人。

专案组相关案情材料分析，如海干民此类位居第二层网络者，有固定的下线，组织盗掘古墓或者搜集“圈外”盗掘古墓葬犯罪人员手中的文物。如宋氏兄弟的手下何健康等人，有时也会到民间零星收购。

而犯罪集团的第三层，系整个集团的核心，即宋彦彬、宋彦庆兄弟，他们除了为第二层网络的疑犯提供活动经费外，也是直接促成文物外流的主要分子。

宋氏兄弟并非等闲之辈。1990年代，洛阳文物黑市风起云涌，盗挖古墓葬、倒卖文物的疑犯，大都不同程度受到警方打击，此两人却是例外。据专案组相关材料显示，宋氏兄弟的手下若因盗墓倒卖文物被抓，也往往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依靠这种旁人道不出的“能量”，宋氏兄弟渐渐成为洛阳文物黑市上公认的“龙头老大”，而犯罪集团的触角，也伸出了河南，探往地下文物众多的山西、陕西等省份。

“12·10”的主要涉案人员蔡武堂，在洛阳文物黑市颇有名气。河北甚至远在山东的盗墓者都会将文物卖给他以期获得好价钱。1994年4月，河北省钟祥市“娘娘坟”被毁，在被盗掘52件文物中，蔡武堂即涉嫌倒卖了46件。为了插手山西的文物黑市，宋氏兄弟甚至给手下汤建强购置汽车和房产，以便让其安心在山西监控货源。

“鬼货”江湖

这个地下网络，明处有堂而皇之的经济实体，暗处有血腥暴力

团伙主要固定人员90余人，涉案人员200多人，宋氏兄弟用近10年时间，编织起一个盗墓走私倒卖文物的江湖。

这个地下网络，明处有堂而皇之的经济实体，暗处有血腥暴力。

前述熟识盗墓行业的老庄向南都记者介绍，现时的盗墓者，根本就不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进入墓葬很少遇到所谓“人点烛，鬼吹灯”的事，“甚至很少用炸药，一是怕被发现，也怕震坏了宝贝。”老庄说，洛阳铲挖出的宝贝，行话叫“鬼货”，买卖时暗语用“1块钱”表示“1万元”。

“鬼货”既出，得进入文物流通领域才能变现。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文物古玩市场再度红火，如北京潘家园等，为文物交易提供了场所。

在洛阳，宋氏兄弟也曾投资兴建了一座名为文化城。在名为“洛阳纵横文化城”的3楼，曾是当地第二大文物古玩交易市场。“他们正是以合法的实体作掩护。”张建岳称，宋氏兄弟倒卖文物的交易，多在文物经销专柜内完成。此时，宋彦庆也有了另外一个身份，中国、河南省两级收藏家协会会员。

据“12·10”专案组查实，宋氏兄弟在洛阳文物黑市坐大，与其他各种类型犯罪团伙一样，都离不开暴力。在宋氏兄弟的得力马仔中，陈兵及“郝孬蛋”，都曾身负命案，陈兵在收购文物时曾开枪打死过人。

1997年秋，获悉文物贩子马好强在洛阳白马寺董村欲收购一块北魏时期的石棺板，为了抢夺，宋彦庆带领手下何健康等10余人手持猎枪等凶器闯入盗墓人董红杰家中。见对方来势汹汹，马好强只好退出，甚至还被迫为宋彦庆等人先垫付了24万元。

无论是盗墓者还是文物贩子，获得宝贝若不通过宋氏兄弟之手，几乎都会遭到报复。在邙山地区有个叫盘龙冢的村庄，村里有个废弃的地下窑洞。“对于不服从的人，他们就把人抓到那里拘禁、殴打。”专案组主要负责人张建岳说。

2000年秋，团伙骨干成员何健康花了1万元买了一对梅瓶和一个瓷碗，事后发现是赝品，他带领一帮打手将卖主绑架至某宾馆，除了逼其退钱，还打断一条腿以示警告。

2001年8月，广东省一名绰号叫“阿明”的文物贩子，在洛阳花了15万购得6件“马上人”，带回广州出手2件之后，当地其他买家得知该文物并未通过宋氏兄弟之手后再无人问津。后来，“阿明”只得将其余4件文物带回洛阳，通过宋氏兄弟的手下才得以卖出。

仰仗暴力，宋氏兄弟在洛阳文物黑市“威慑力”日增，巨额财富随之而来。盗挖古墓走私文物的利润有多大？李小选向南都记者举了个例子：一个从盗墓者手中收购的“瓶子”(古瓷)也就几千一万元，但走私拍卖后价格却可能是以千万元计，“利润比贩毒还高得多！”

走私秘道

广东文物贩子“詹老大”等是宋氏兄弟的固定“生意伙伴”，他们通过秘密渠道将文物运至香港

从盗墓到实现暴利，文物走私链条中与宋氏兄弟联结的，还有重要一环———“广东文物贩子为主要成分”的疑犯。

据专案组侦查，宋氏兄弟犯罪团伙倒卖文物，流入国内私人藏家的是小部分，大部分文物则通过广东中转香港流失海外。作为世界第三大文物交易市场，香港也是亚洲最大的中国古玩集散地。更重要的是，买卖文物在香港是合法行为。

前述试图投案自首的广东文物贩子“詹老大”詹移民，就是宋氏兄弟固定的“生意伙伴”。此外，还有李永佳以及绰号叫“福建王”的神秘文物贩子等人。

“12·10”专案组相关材料，描绘出这样一个文物走私路径：

随着宋氏兄弟在洛阳坐大，并在山西、陕西等地形成一定势力，每年数以万计的非法出土文物会汇集洛阳。在郑州机场，宋氏兄弟有一名何姓内线，可专门将文物通过空运的方式安全发往广州、深圳等地。此外，宋氏兄弟还通过铁路运输等方式，将文物发给在广东接货的“詹老大”“福建王”及李永佳等。

而“詹老大”、“福建王”、李永佳等人获得文物之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将文物非法运至香港。

“只要文物抵达香港，就很难受控制了。”河南一位对文物市场颇有研究的人士称，走私的文物，经佳士得、苏富比等拍卖行拍卖后流失世界各地；有些甚至“出口转内销”，在香港“洗白”后返回大陆交易。

宋彦庆等人以24万元强买的北魏石棺板，通过郑州的文物贩子“小安”以75万卖给了澳门的买主李某，李再以100万元卖给了台湾的王某，至今下落不明。在“12·10”专案中，涉及的文物达1116件，但警方查获追回的文物仅565件。

而这只是中国流失文物的一小部分。流失海外的文物几何？吴树在其《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写道：

“联合国教科文提供数据：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总量超过了国内馆藏文物的总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大约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换句话说，按照最保守的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至少在1700万件以上”。

面对洛阳走私文物之猖獗，公安部不得不责令河南、广东两省警方彻底斩断河南文物走私通道。但遗憾的是，在经过2002年秘密侦查、2003年初进行大抓捕、2004年初对部分疑犯进行审判以后，2004年5月，“12·10”专案即因核心侦办警力的调离而搁浅至今。

“只是轻轻地触动了一下。”张建岳甚至认为，“打击”都谈不上，在盗墓文物走私链至关重要的两个环节(即前述第三和第四层)，主要疑犯至今仍未归案。

权力阴影

有人称警方凭空夸大捏造了一个盗墓文物走私大案，张建岳等人则称，乃因受到更高层级官员干扰

“12·10”搁浅的直接原因，是洛阳市刑警支队“小金库”问题的暴发。但深谙当地官场的一名人士分析称，在查案关键时刻办案人员却被调查“这是一出官场演义”。

事实亦表明，该专案在侦办乃至被迫搁浅的过程中，权力的阴影笼罩案件始终。

除了宋氏其他两位兄弟均身在洛阳警界的特殊背景以外，据“12·10”专案组侦查得知，宋氏兄弟与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缉私大队队长曲某有某种联系。相关办案民警向南方都市报记者提供了几个查实的细节。

在曲某的办公室内，曾摆放着一件根雕，后来不知所终。而在抓捕疑犯宋彦庆时，该根雕却赫然摆放在宋的住处内。

此外，在曲担任缉私大队长期间，多有涉案文物贩子被处理，而宋氏兄弟哪怕涉案却少有受到惩处。一个背景是，在曲某领导打击洛阳文物盗卖的10年间，正是宋氏兄弟发家坐大时期。

另据专案组调查得知，曲某还曾与宋氏兄弟多次同去香港。“发给宋家兄弟的邀请函，就发到他(指曲某)的办公室传真机里，你说这是什么关系？”一名原专案组办案人员称，作为缉私队长，曲某曾在1995年追查流失到香港的唐代石碑(狄仁杰父亲邛州刺吏狄公的墓碑，国家一级文物)而与香港警界相关人士相识。此后，曲亦认识了香港其他身在文物古玩市场的人物。

2003年下半年，专司打击文物走私的曲某并未加入专案组，其对外宣称被借调到河南省纪委工作。对于专案组查案过程中发现的蛛丝马迹，2004年底，曲某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宋氏兄弟案根本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文物案，而关于他本人是保护伞的传言，更是无中生有。”但曲同时承认，宋氏兄弟系其打击文物走私活动的线人。

在专案组的调查中，曲某并不是涉嫌与疑犯有关级别最高的官员。据前述团伙主要涉案人员蔡武堂的口供显示，河南省纪检系统的某位官员曾为其文物走私提供过相关便利，并存在利益交换行为。

2004年3月，羁押在派出所的疑犯蔡武堂为立功赎罪，要求面见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12·10”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张太学。4月初，张太学带领办案人员提审了蔡。彼时，蔡武堂除了交代本人的犯罪事实外，还举报了河南省纪委系统的前述某官员。

时年4月16日，由专案组具体负责人张建岳提审蔡武堂。但两天后，张建岳即被河南省纪检部门“双规”。此后不久，专案组负责人李小选、刑警支队政委王宗文、负责保管专案侦查材料卷宗的民警尤益民等人，相继被纪委部门问话“双规”。

2004年5月，随即爆发开篇所述“小金库”问题，“12·10”专案侦办工作由此中断。事后证明，刑警支队的“小金库”系因办案经费所需，且“来源和用途是经过市领导协调”。

张太学被调离洛阳市公安局不久，“12·10”专案卷宗等相关资料移交河南省公安厅。由于侦办小组实际已经解散，该案至今沉寂。

对于案件搁浅，洛阳坊间有人称警方凭空夸大捏造了一个盗墓文物走私大案；而张建岳等人则称，乃因受到更高层级的权力部门及相关官员的干扰。

2006年5月，李小选、张建岳及尤益民实名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检举前述河南省纪委系统某官员阻挠专案组侦办案件的相关情况。

“没有铁证，我们怎么敢贸然实名向上举报反映？”从警20余年的张建岳等人说。

在非法文物买卖的暴利之下，手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腐蚀的例子在洛阳亦有先例。1990年左右，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因倒卖没收文物，最终被绳之以法判处极刑。

前述熟识盗墓行业的老庄的话，或也证实了公权力在盗墓及文物走私中的某种关联，“现在抓得那么紧，没有点关系，你敢干这行啊？”老庄说。

古都遗恨

“还有那么多疑犯没有归案，还有那么多线索可以继续追查”，但原专案组已“无能为力”

依据中国公安系统的惯例，对于部督案件，地方公安部门每年必须向公安部汇报相关案件侦办进展。南都记者从接近河南省公安厅的人士获悉，已搁浅数年的“12·10”专案，河南省厅曾试图将2004年侦办的结果进行结案，但公安部并不同意。

2004年，“12·10”专案被迫搁浅的消息传回公安部，该部刑侦局相关官员曾表示将继续侦办。但该案侦办中断后至今再无更多进展。

“还有那么多疑犯没有归案，还有那么多线索可以继续追查。”2004年4月，尤益民因“拒不到市纪委接受调查”受洛阳市纪委警告处分，而后调离专案组。“这是我参与的最窝囊的一个案件。”尤强调说，不少专案组刑警原本是专司大案要案的警察，可如今只能眼看着案件搁浅却无权过问了。

千年帝都洛阳城，在绵亘100多里的邙山山脉，埋葬着各朝帝王的陵墓，达官贵人的坟冢亦不计其数。延续了几千年的盗墓行当仍是经久不衰。

对于打击盗掘古墓及文物走私，“12·10”专案组具体负责人张建岳称警方往往力不从心。对于盗掘古墓葬，除了需要疑犯指认墓葬的地点外，还需要文物专家确认墓葬的年份等程序。

通常情况下，疑犯如果保持缄默或忘记作案地点，将成为警方破案最大的障碍。至于文物倒卖走私，由于必须见到实物，这让警方的取证陷入困境。“很多案件时间跨度长，不少盗卖文物在国内不但已无迹可寻，有些早已流失境外。”张说。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发生盗挖古墓的案件有10万余起，被毁坏的古墓约20多万座。而洛阳市也已是“十墓九空”甚至是“百墓九九空”，面对这一现实，一位文物考古人士如此向南都记者哀叹：那么多古墓，怎么保护？考古挖掘需要层层审批，“但盗墓者只要一把洛阳铲。”近期一个印证的事例是，“曹操墓”最先并非考古发现，而是盗墓贼挖掘而现。

2009年12月4日，全国文物安全与执法督查工作会议在河南郑州召开。该会议透露的一个信息是，中国文物安全形势严峻，盗掘古墓的现象也几近疯狂。据公安部刑侦局最新数据，2008-2009年9月，中国文物犯罪立案1768起，其中盗掘古墓葬的犯罪案件占了47%，为848起。

对于这一切，原“12·10”专案组成员已无能为力了。“往事无需再提。”尤益民幽幽地说，曾经想写一部反映这一案件的纪实文学或小说，但现在还不是动笔的时候。

“小说的名字，就叫《平手》吧。警察和盗墓走私文物分子打了个平手，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吧？”尤说。

□采写/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上官敫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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