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林黛玉什么关系:洛阳当代盗墓传奇

洛阳当代盗墓传奇

凤凰周刊2011年第12期 总第397期

记者 杨桐 摄影 商华鸽 特约撰稿员 赵家鹏

盗墓，是一种文明自毁现象。盗墓的猖獗，往往说明社会的动乱、文明的沉沦，从古埃及到旧中国莫能例外。

在社会安定、人文发达的今天，盗墓的猖獗却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盗墓成为全民意淫的时尚，这几乎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现实。

正如在当今的洛阳或山西发生的，洛阳铲的阴影已经从墓地伸向整个文物保护、研究、市场体系，造成珍品流失、作伪横行、保护废弛、学术堕落，最终将掏空华夏文明的器物根基。当文物珍品只能在国外博物馆中寻找，当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面临作伪的拷问，“文明古国”的匾额，似已无从悬挂，而文化复兴又何从谈起。

盗墓，是生与死的问题，对于逝者，对于历史，对于文明。这是我们不吝篇幅，去揭示盗墓现场及其后浓重阴影的原因。

据悉，目前在洛阳龙门石窟发生的文物盗窃案，引发了国家文物局重视，要求河南警方彻查。本月初，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派员到洛阳督察。笼罩在洛阳盗墓现场上的帷幕，或将被揭开。

光天化日之下，近20名黑衣男子，人手一把长柄铁铲，着力向地下捣去，带出圆形的泥土。另有几人张望把风。

挖出的圆柱体泥块一排排整齐堆放着，像极了北方农村刨红薯的场景。挖到一定时候，有人拿起泥块仔细查看，以确定是否下有古墓。

两天功夫，一块400亩地的农田被捅成了马蜂窝。埋于地下的墓穴一个接一个地被探明，掘开，抛弃。

这不是文物部门组织的勘探，而是公开的盗掘。洛阳周边，同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多数情况下，盗墓选择夜深人静，但急功近利之下，招摇过市亦有之。

2011年初，一月之内，最少有三条人命因盗墓而亡。更有甚者，洛阳铲已伸向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的核心保护区，一伙盗墓贼使用原始机械盗运一扇庞大的唐代雕花石门、国家一级文物，险些得手。这桩文物大案近期竟以单纯的盗窃罪起诉，知情者称水深莫测。

盗墓，这个近年随畅销小说以及鉴宝节目流行的热词，牵动了泛滥的公众想象，背后则是号称10万之众的从业人群和黑色的暴利。   

洛阳，13朝古都，众多王朝连同它们的财富器物掩埋于地底。绵亘几百里长的北邙山，密麻麻叠压历代贵族的坟墓，以至“无卧牛之地”。地上文明衰落后，盗掘成为继起的变态繁荣。一柄洛阳铲，开辟了另类的现代历史。

80年代以来，洛阳遭受三次盗墓潮，而今处于最新一波。盗墓人数超过两万，古代墓葬集中的村庄，30-50岁之间的男人，半数以上有过盗墓经历，以至法不责众。在全民盗墓的乱局中，逐渐形成了“支锅”的组织模式和“宋家通吃”的垄断。

盗墓贼的保护伞牢不可破，甚至压倒了打击他们的洛阳市公安局。公安部督办的大案不了了之，主张严打的洛阳市公安局长和专案组干警被迫脱去警服或失去自由，一度躲进公安部写申诉材料。近期的龙门石窟盗案背后，仍旧浮动宋氏兄弟的身影。

盗墓，没有《鬼吹灯》里地下的诡异情节，但地上的殊死争斗和利益黑幕，却是一部不该上演的当代传奇。

阳光下的盗墓贼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下午，小李村。

这个距洛阳市区3公里，属廛河区廛河乡的村庄位于北邙山脚下。多数人相信，大名鼎鼎的洛阳铲是该村一个叫李鸭子的村民发明的，该村因此闻名。

记者乘坐的出租车穿过村口古牌坊时，一辆摩托车迎面驶来，载有两名男子，后座上的人扛着一副长长的工具，一头是3米长的木棍，一头是锛形铁器。

“洛阳铲”，记者脑海中闪出这个名字时，摩托车驶进右侧的一块空地，出现了本文开头的场景。

地头一个又一个被挖出的盗洞表明，这块地内至少有10座以上的古墓被挖开。

一个放羊人赶着一群绵羊悠闲地放牧。进村道路的左侧，同样的场景也在上演。三拨盗墓者在相邻的地方干活儿，一台工程车就在旁边掘土，相安无事。

这块面积约400亩的农田在2010年秋天被一家广东企业征用，即将建设为一个物流园区，村民趁开工前突击盗墓。

眼前和平的场景，是一层一捅即破的表象。3天前，37岁的村民巴利克与人伙同盗墓，因分赃不均产生口角，被小他14岁的同伴操双趾铁扒刺死。

河南的《大河报》报道说，2011年1月10日凌晨，郑（郑州）卢（卢氏县）高速公路宜阳段施工人员在没有经过文物部门普探的情况下，纠集8名村民盗挖一座古墓时突然塌方，致3死1伤。

1月20日前后，与小李村相隔10公里左右的孟津县送庄镇莫庄左寨沟村深夜闯入一伙9人的盗墓贼，盗洞打到七八米深时被村民发觉。

知情人称，村民多次拨打送庄派出所电话报警，不见动静，又向相邻的平乐派出所报警。警车赶到后，9个盗墓者落荒而逃，一人跌入深沟不治身亡。

吊诡的是，盗墓贼在春节前这天全部获释，处理只是8名生还者赔偿死者家属8万元丧葬费。

2010年秋天，送庄镇凤凰台村的村主任郭某领着几个村民挖开一座唐代古墓，将文物倒手后得赃款15万元，遭举报后被拘，也于春节前获释，处罚措施仅是没收赃款。

不久前，盗墓者的洛阳铲伸向了世界文化遗产地龙门石窟，险些盗走一扇唐代浮雕石门。

龙门石窟管理方报案后，洛阳市政府责成公安局破案，洛阳市公安局龙门分局成立专案组，不久之后，11名盗墓者分别从洛阳以及商丘被抓获，他们又交待出了自己的30余名同伙。

警方查明，这些盗墓者分属三个团伙，常年跨区盗掘古墓，除了常年在洛阳各地盗墓外，还经常到西安、郑州、焦作等地跨区作案。被交待出的盗墓案件数量有数十起之多。办案民警受到鼓舞，准备顺藤摸瓜。

被盗掘的石门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根据中国的法律，盗窃一级文物，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2月中旬，侦办该案的专案组被强行解散，被抓的10余名嫌疑人被当地按照普通盗窃进行起诉。   

“案子不让查了，被交待出的人也抓不成了，已经取保的人不让再说，不再提文物的事情。你说这是个什么世道，抓了一伙盗墓贼，打招呼说情的都是警察！”一位专案组民警愤惋。

心有不甘的警方，依然在案卷中附上了被盗石门照片和文物部门的一级文物鉴定书。

洛阳市一名文物官员称，龙门石窟发生如此重大的盗墓案件，按照规定是应上报国家文物局的，如何能草草收场？

半公开的盗墓行当

洛阳东郊的马坡小李村，村头的牌楼上方就是销售洛阳铲的广告牌。

60多岁的老葛在公路边开了家店，门头上写着“老葛探铲”和他的手机号码，两侧的铁门上，“探铲、扎杆、铲刃在此”的字样格外醒目。

店内有盗墓用的全套工具，每个上边都标明了价格，用于探测取样的小铲每把70元，掏洞的大铲每把110元。

对于陌生的外来者，老葛只肯介绍每个盗墓工具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不愿多谈销量及主顾情况。他只淡淡地说：“没法判断买家身份。”

另一家“孙记洛阳铲”，不但在孟津开了一个家门店，还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网店，古铲、普探铲、泥（套）探铲、破砖铲、掏沙铲、平铲、撬铲、灰桩铲、炮眼铲、刷铲、取土样铲、考古手铲、筒子铲一应俱全，科考探针、扎杆、带土样针、高强度考古绳子和地下金属探测器应有尽有。 

尽管该店特别注明“严禁用于非法盗墓”。但不可否认，绝大多数洛阳铲被盗墓者所购。

在洛阳，一家作坊每个月销售出3万元的洛阳铲很平常，大的盗墓团伙一个月就会有数万元的订单。

公开销售的不仅是洛阳铲，在洛阳的一些古玩市场，盗墓时能用上的矿灯、各种型号的手电筒和修复文物所用的各种电动工具（电动刻字机、台式磨光机等）也有专门柜台出售。

洛阳有文博城、天子驾六、三砚居和民俗博物馆四大古玩市场，记者在上述市场调查时发现，古墓中出土的文物也是在半公开的状态下出售的。文博城一位商户指着记者手中的一件三彩马说：“你手里这个是现代仿品，旁边那个是刚从墓里挖出来的。”

业内人士称，在市场内地摊中摆放的都是现代人做出的工艺品，而有柜台和门面的基本上都有真东西，只是精品不是摆在柜台上或店里，懂行的人看到一些配件或是通过朋友介绍才会交易。

在三砚居古玩市场内，来自孟津县平乐镇的一位商户告诉记者，在洛阳搞古玩，手里没几个真家伙肯定混不下去。他每个星期都回老家一趟，从盗墓者手里边买东西。

鱼龙混杂的大陆古玩市场，洛阳能在全国文物藏家眼中保持稳固地位的根基正是真文物多，数量大。

这位商户的固定合作伙伴来自广州、郑州、西安等地，遇到价值高的文物，他也会带着主顾直接找盗墓者看货。

该商户家所在的平乐镇及相邻诸乡镇以古墓聚集闻名，在1980年代开始的一轮盗墓风潮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挖过墓”。 一位28岁的村民说，他上小学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盗洞，经常有贪玩的孩子不小心坠入其中，浑身泥土地出现在教室内。

当年的盗墓者中，有一部分开始在洛阳开店，上述商户家所在的村里有5个人开了古玩店，每人在洛阳都有三套以上的房产。

在记者走访的一些村庄中，一些装饰气派的小楼随处可见，而这些楼房的主人都是农民身份，无外出从商和打工经历。接受本刊采访的盗墓者称，“盗墓发家的在我们这儿不稀罕，大多数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风险大，但运气好了，一个晚上就能盖楼取媳妇。”

与平乐镇相邻的送庄镇凤凰台村，村头一块刚浇过的麦田里，记者看到17个盗洞，平均每两三米远就有一个，这些回填过的盗洞过水后均出现了塌陷迹象，向导告诉记者，盗洞是他春节走亲戚时才发现的，都刚挖不久。

送庄镇的莫庄村，一位放羊老汉说，他经常能看见一群人手持洛阳铲，“这儿捣捣，那儿捣捣”。村民们说，现在一些十七八岁的年青一代，“经常钻进挖过的盗洞练手艺，有不少靠这个自学成才。”

一位从业者称，洛阳的当代盗墓行业，已经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产业化，甚至，盗墓的产业化是在一种半公开状态下进行的，从盗掘到贩卖的渠道基本畅通。

“这是一场浩劫！”前述的洛阳市文物官员一边大发感慨，一边又诉说无奈，“文物部门没有执法权，警察都管不了的事情，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宋氏兄弟崛起

1978年后，大陆经济复苏，一些人称“老广”（来自广东，故名）的文物贩子开始云集洛阳，寻找各自的代理人，收购隐于农家的古物。

不少人一夜暴富，但家藏的文物很快被收购一空，人们开始想到挖墓，传出了“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成为万元户”的顺口溜。

此前，从大陆解放开始，盗墓行当在洛阳已经中断30年。通过一些健在的盗墓“前辈”指点，年轻人很快掌握了从探墓到挖掘的一系列技术。

邙山下古墓密集，农民们最初在自家的房前屋后、责任田里挥舞洛阳铲，之后成群结队在田野里盗墓。

曾在1980年代当过刑警队长的一位老警察回忆，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令警方不知所措。“咚咚放两枪，农民一哄而散，你一走，他们又来了，跟打游击似的。”

1982年中国通过了《文物保护法》，其中只规定“盗掘墓葬的，以盗窃论处”。

1987年5月，洛阳市公安局在古墓众多的几个县区分局设立缉私队，专门打击盗墓及文物走私活动。

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征针对盗掘古墓和走私文物出台司法解释，最高量刑是死刑。10年后，新刑法在“妨害文物管理罪”下中列出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法条。

各公安分局缉私队成立之初，盗墓之风得到了遏制，人民日报副刊整版报道了洛阳郊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的事迹。数年后，郭勇却由于盗卖文物被枪毙。

郭先是和四川来的文物贩子交朋友，将查扣的文物通过后者转卖，随后干脆带民警挖起了古墓。1990年8月，郭勇亲自带队，5名民警下铲挖洞，将盗出的10多件文物卖给文物贩子。

1990年，郭勇因人举报案发。几乎所有县区的缉私队都被发现和文物贩子、盗墓者存在关联，这些缉私队长或被判刑，或被劳教，或被开除公职。

郭案之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洛阳叱咤风云的盗墓人物锒铛入狱，余者成散兵游勇，行业一度沉寂。

但到了1998年2月，其中1名盗墓者闯入偃师景山，炸开埋葬武则天太子李弘的唐恭陵，将宝藏洗劫一空，此事惊动了国务院，警方快速侦破该案，其中1名盗墓者在同年10月被枪毙于恭陵。

外界这才意识到，洛阳的盗墓活动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实际上洛阳盗墓行业“改朝换代”，一批新的“大哥”已经诞生。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宋姓亲兄弟，老大宋彦彬和老三宋彦庆。宋父曾为洛阳名厨，生有四子，老大宋彦彬起初也在国营饭店掌勺。

1990年前后，宋彦彬开始走街串巷收购文物。当地农民对这位宋家老大印象不差，“他为人和气，来村里见人都打招呼、让烟，跟老头老婆们一聊就是半天，不强买强卖，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宋彦彬通过一个盗墓者，先后以低价收购了刚从墓里挖出来的一些精美文物，转手以高价卖给南方来的文物贩子，积累了第一桶金。此时他的三弟宋彦庆开始介入这个行当。宋彦庆原在火车上跟人掏包，行事风格和老大迥异。

宋彦庆手下有一帮马仔，负责联络各个村庄相熟的人，四处打听线索。知情人说，老三的手下只要一听说哪个村子的盗墓者得手了，第二天就带着两面包车的马仔找到对方家里，要求以低价买走，对方只能就范。

宋家四兄弟之中，另有两位厕身警界。宋家老四娶了一位市领导的女儿，随后进入公安局工作，现任缉毒队长；老二则进入警校任武术教官，后任孟津县公安局长。二人曾对媒体称他们对老大、老三参与盗墓毫不知情。

据传老三及手下拥有一项绝招：他们威胁盗墓者说，如果东西不卖给宋家，就把你交给警察，送去收容审查或劳动教养。这种威胁往往会在第二天应验。

宋氏兄弟崛起，带来了洛阳第二次盗墓高潮。

红黑道通吃

1995年前后，大陆尚未全面禁枪时，宋家老三的手下们经常会带着双管猎枪去各个村庄收文物。

老三的马仔陈某和郝某分别致死一人，但只坐两年牢便获释，之后一直是老三的得力干将。

被洛阳警方查实的案件还有，1997年秋，宋彦庆为争夺一块北魏石棺板，组织十余人携带猎枪闯入盗墓者家中，强行从另一文物贩子手中“买”走。2000年秋，宋家老三一名手下花l万元买了一对梅瓶和一个瓷碗，随后发觉是假文物后，带领一帮打手，持铁棍、尖刀将卖主绑架到西工明苑宾馆，将其一条腿打断，逼其退回l万元。

这种暴力做法，破坏了贩卖文物“靠眼力，买假认命”的行规。一时间无人敢再卖给老三假货。

一些因为盗墓被抓的人请托宋氏兄弟，不是免于刑事追究，就是从轻处罚。几番较量下来，大大小小的盗墓团伙开始以宋氏兄弟马首是瞻。

征服洛阳的盗墓者后，宋氏兄弟的视线开始盯住外来的文物贩子。他们通过掌控的网络，清楚地获知每一个外地文物贩子的行踪，然后利用警界的关系网去抓捕，自己再从中调和。

广东的文物贩子詹移民如此和宋氏兄弟成为“最佳拍档”。2000年5月，外号“詹老大”的詹移民被缉私队抓获，家人欲花百万元赎金取保未奏效，最后找到了宋彦庆，只花了3万元，人就给放出来了，此后缉私队“再未找过麻烦”。

澳门文物贩子李永佳以及绰号叫“福建王”的福建王姓男子，通过差不多的情形和宋氏兄弟成为了固定生意伙伴。

对于未经宋氏兄弟渠道卖出的文物，缉私队往往南下广州、深圳，全力追缉。到后来，文物贩子不经宋氏兄弟就不敢在洛阳轻易收购文物了。2001年8月，广东文物贩子“阿明”在洛阳15万元购买了6件文物，带回广州卖了2件，当别人得知文物来自洛阳，没有通过宋氏兄弟，竟无人再敢要。“阿明”不得不将剩余的文物又拿到了洛阳，通过宋氏兄弟的“下线”卖出。

宋氏兄弟在洛阳坐大，又将洛阳铲伸向远处，老大宋彦彬的手下汤建强（又名汤富顺）带着人去了巩义市盗墓，由宋提供资金。

汤手下有30多个人，每人又带5个“干活的”，加上在当地招募的盗墓者，有一两百号人，每次购买盗墓用的钢钎（又称扎杆，直径1厘米，3米长，通过螺丝口可连接在一起）就要花两三万元。

汤在巩义市（归属河南省会郑州的县级市）的站街乡几处山岭收获颇丰，其中一块2亩大的农田内就挖出了27座唐墓，《凤凰周刊》记者在巩义探访时，当年密密麻麻的盗洞尚清晰可见。汤的大名尽人皆知，其中一道山岭被整个翻了一遍，墓葬盗掘一空，人称“富顺岭”。

汤富顺在巩义盗得一个唐代的邢窑瓷像，被英国一家博物馆收藏，并将其印制在一本收藏类图书上，这个瓷像的估价是1700万英镑。

知情人回忆，仅其中一次，宋老大和汤富顺就在巩义挖开20座古墓，盗取胖妮（唐三彩女俑）几百件，白陶上万件。

汤进入巩义后不久，宋彦庆手下闻讯而至，人手比汤的更多。据称，当地一些警察受到了贿赂，宋氏兄弟手下们在巩义盗墓数年，竟无一人遭处理。

之后，宋家的洛阳铲逐步伸向山西、陕西，又通过洛阳的警界朋友同这两地的缉私队长们接上关系。

由此开始，每年数以万计的非法出土文物汇集洛阳，宋氏兄弟通过郑州机场的一个内线，能顺利将文物空运到广州、深圳等地。此外铁路、公路亦畅通。文物贩子“詹老大”、李永佳、“福建王”在广东接受宋氏兄弟发来的文物，倒卖出境，流向国内藏家的只是小部分。

警方分析，依托宋氏兄弟建立的盗墓体系，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以洛阳郊区、孟津、偃师农民为主。他们以各自居住地划分势力范围，在附近乡镇的田野盗掘古墓葬。

第二层是“支锅”。他们一般为倒卖文物惯犯，有相对固定的下线，组织盗掘古墓或负责收集“圈外”的文物。一些骨干成员还充当打手。

第三层是宋彦彬、宋彦庆兄弟。他们为第二层人员提供活动经费，疏通文物通道，建立固定的倒卖文物网络，组织倒卖文物活动。

第四层以广东文物贩子为主要成员。有詹移民、李永佳等人，与宋氏兄弟形成较为固定的文物“生意”关系，并与境外人员密切联系，进行倒卖、走私文物犯罪活动，致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

作为世界第三大文物交易市场，本港也是亚洲最大的中国古玩集散地。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买卖文物合法。宋氏兄弟将文物偷运入港，依靠的是“詹老大”们的秘密通道。

在洛阳，宋氏兄弟名下有一个颇具影响的纵横文化城，作为倒卖文物的平台，旗下产业还包括银桥洗浴中心、葡京酒吧等经济实体。

落败的公安局长

“心死了。”谈起与宋氏兄弟斗法失败，原洛阳市公安局警官张建岳黯然语塞。

今年2月21日，张建岳来到河南省会郑州，向老领导、原洛阳市公安局长张太学汇报了龙门石窟失窃案。56岁的张太学坐在河南省人防办办公室的沙发上，喃喃说了句：“我们最终还是没能斗过这帮人。”

张太学曾是河南警界的传奇人物。在商丘当局长时，他曾一力促成将雇凶杀人的前市委书记之子枪决，并把自己两名亲戚送进了监狱，之前的周口任上，当地群众仿效宋朝清官包拯为其打制两口铡刀——虎头铡和狗头铡，没做龙头铡的原因是张的官太小。

2002年调任洛阳之后，张太学遇上了“12.10”专案。

当年11月，一封署名“一名爱国的文物爱好者”的举报信邮寄到中国公安部。举报者自称在广州文物圈有一定名望，他的一个展姓朋友是个文物贩子，经手文物都托其“掌眼”。

2001年春天，展领其去了洛阳，“在洛阳老城附近的一栋民宅里，我看到里面存有汉唐文物二百多件，其中几十件均为国家一级以上文物，我研究了一辈子文物也没亲眼见过如此精品。洛阳市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与宋家在广州私存的文物，无论从数量还是品位都是无法相比的。”

举报信说，宋家老大和老三是洛阳文物走私的大哥大，洛阳的文物走私从盗挖到收购、运输基本上都是宋家控制。而展某在接受宋氏兄弟宴请时，作陪的竟然是洛阳市公安局的一位缉私队长。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白景富当即作出批示，并于2002年12月成立“12.10”专案组。洛阳市公安局长张太学为专案组具体负责人。

经办此案的警官回忆，张接手该案后，曾找多位下属了解宋氏的情况，不少人噤若寒蝉。张大骂手下软蛋，安排刑侦支队侦办该案。涉案的91名嫌疑人被抓获，警方掌握该团伙各类刑事犯罪案件164起，缴获各类文物565件。查出宋氏兄弟涉及盗掘古墓、倒卖文物案件152起，涉及文物1125件，交易额达1363.3万元。宋家老三宋彦庆被抓，老大宋彦彬出逃。

警方判断这只是揭开宋氏兄弟罪行的冰山一角，准备继续深挖。2003年8月，公安部确定该案为挂牌督办案件。

此时，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盗墓者蔡武堂在狱中供述，其长期同省纪委一位官员有经济往来，要求面见公安局长张太学并举报该官员。最后一份笔录做完后的2004年4月，省纪委的调查组进驻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突查小金库。

“12．10”专案主要办案民警、刑侦支队党委委员张建岳和政委王宗文被“双规”，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支队长李小选和专案组材料内勤尤益民被叫走谈话。

“6个武警轮流着看押我，三天里不让我吃，不让我睡，极度的饥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我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感觉。”张建岳说。

情急之下，刑侦支队的一干领导带上公章和打印机奔赴公安部，躲在公安部招待所内紧急打印出了一份“汇报材料”。张建岳则从“双规”的宾馆逃脱，跑到北京与李小选会合。

此后不久，洛阳市公安局长张太学被调任河南省人防办。“来了才知道管挖防空洞的，可我的特长是破案啊！”

2011年3月，张太学周口老家，记者见到的虎头铡和狗头铡锃亮如故，但已失用武之地。

李小选离开了警察队伍。其他专案组民警均被调离刑侦支队，从事交警、看守所工作，期间有多人被“双规”，最长的时间达两年之久，但并未查出违纪违法问题。“小金库”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2004年9月，宋氏兄弟的老三宋彦庆，被判处5年6个月有期徒刑，罪名系倒卖文物及非法拘禁，但只过了2个月，宋被保外就医。洛阳文物交易市场之一的文博城商户说，宋家老三在出狱后的当天，就穿着病号服在市场内闲逛。

知情者告诉《凤凰周刊》记者，2006年之后，汤富顺等涉案者多数已出狱。现在仍被网上通缉的老大宋彦彬经常在洛阳出现，老三宋彦庆仍在倒卖文物。二人的多数手下依然从事盗墓活动。根据警方查实，此次龙门石窟窃案中，盗墓者中有数人曾为宋家的马仔。

知情人称，宋家兄弟现在仍然控制着洛阳的文物盗卖市场，宋家老大与汤富顺之间保持着联系。

2009年，洛阳东花坛的盗墓者老尤在驻马店正阳县盗了几座商代古墓，将东西全部卖给了宋彦庆，价值700万元。

宋家老三的一个手下去年秋天“支锅”在淇县挖了一个商代晚期墓，出土了很多青铜器，干活的人都分了几十万元，挖出来的东西值几百万元。

该团伙还在这座古墓中发现了一个大鼎，因为盗洞口小，没法取出来，目前正准备再找人手二度前去，挖开封土起出大鼎。

消息人士称，眼下老大宋彦彬和老三宋彦庆的几个手下正带着人在巩义和荥阳交界处盗墓。

在公安部的历年通报中，洛阳“12．10”专案一直被列为未办结督办案件，尽管该案已搁浅七年之久。

当初的专案组民警们，依然以专案组的名义不断在互联网上申诉，相关帖文已达到2000万的点击率。一些民警坚持每个月都向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邮寄实名控诉材料，所发信件逾千封。

“12．10”专案，成了无人敢碰的烫手山芋。原专案组警员们坚持认为，这是引发眼下第三拨盗墓潮的直接原因。

盗墓者说

凤凰周刊2011年第12期 总第397期

盗墓不像跑江湖，倒像大生产，全民大干快上，背后却有完整组织系统。相比于技术，更重要的是人脉。

□         记者 杨桐  摄影 商华鸽     特约撰稿员 赵家鹏

盗墓就像种庄稼，挖个洞下去，然后把东西取出来，就这么简单。

盗洞要回填，不能影响农民种地，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亲兄弟、父子不一起盗墓，但堂兄弟、甥舅却可以。

盗墓者只是整个行业链条中最低端的层次，风险最大而收入最低。但要想做到“支锅”，并不容易，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不认识几个能说得上话的官员趁早金盆洗手。

不是每次盗墓都会有所收获，挖墓三年颗粒无收，“支锅”支到破产者大有人在。

                                            ——盗墓者语录

全民盗墓

2011年2月19日，洛阳市廛河区廛河乡史家湾村的村头，两名向导领着《凤凰周刊》记者进入一块荒草丛生的土地。

地块之内，洛阳铲带出的泥土两步远一排，每排数百米长，或蜿蜒曲折，或两点一线，蔚为壮观。

满眼的新老盗洞让人根本无法数清，一些老盗洞的洞口插满树枝，为牧羊人担心羊跌入其中而为。

每一个新挖痕迹的盗洞口，基本上都有一大堆的灰烬，这是盗墓者晚上烤火留下的。一些盗洞口尚存盗墓者喝过的老白干酒瓶、烧鸡包装袋和被丢弃的破烂手套。随处可见的还有古人骸骨、墓砖及一些破碎陶片。

一个3米来高大冢的边上，现出一个新挖的盗洞。当地人都知道，这样的大冢肯定是古代王公贵族的墓葬，每一个都有编号，盗挖这样的墓葬比普通的贵族墓判刑更重，一般人不敢轻易打它的主意。

“这地快成练兵场了！”向导说。二人都是邙山脚下的农民，广义的邙山西起三门峡，沿黄河南岸绵延至郑州市北的广武山，长度200多公里。狭义的邙山，是指洛阳市以北，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

邙山陵墓群是目前最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面积达750平方公里，横跨七个县区，居民达20万之众。

在古墓葬最为集中的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等乡村，自1980年代初盗墓风刮开之后，盗墓成了一些农民的第二职业。曾经的“盗墓家族”传承已随三次盗墓狂潮而淡化，

“你可以随便打听，每一个村子，30岁到50岁，甚至可以提前到25岁的男人，最少有一半以上盗过墓或者正在盗墓。洛阳干这一行的人少说也得有一两万人。”

每年的秋天，是盗墓的黄金季节。玉米长到一人多高时，形成了一片天然的掩护屏障，盗墓者会掂着洛阳铲钻进青纱帐，如果碰到干活的农民就会递过去50元到200元，封口费普遍的行情是100元，很少有人拒绝接受或报警。

没有青纱帐的季节，盗墓大多只能在夜晚，毕竟这是个见不得光的行当。

东西挖出后回填盗洞，不影响农民种地，这是这些农民出身的盗墓者坚守的职业道德，也是无人耕种的荒地内盗洞密集的原因。

2010年3月的中国“两会”上，一些文物官员和专家痛心疾首地说：“全国盗墓大军人次远不止10万，已经形成产业化。”国家文物局则对外公布，近年来，中国文物流散到世界40多个国家大型博物馆的高达160万件。

大陆最为著名的四大盗墓基地，名列首位的即是洛阳，排在其后的分别是长沙、皖浙交界的东阳县和河南淅川。

父不传子

孟津县文物局人士认为，洛阳的当代盗墓，依靠经验传授而非家族传承。该人士经调研得知，解放前的盗墓者一般是两个人合伙，很少有一人单干的，但也很少多人结成团伙，这样分赃所得不多。两个盗墓者的分工是，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

合伙的盗墓者多为亲戚关系或要好朋友，以防同伙见财起意填堵洞口。但父子一起盗墓的情况很少，原因在于，这是个见不得光的行业。

盗墓小说中经常提及，盗墓业有条行规，盗墓得手后必须先把人拉上去才能再拉东西。记者接触的从业者称，这种行规是无效的，地面的人如果想独吞，完全可以先把盗洞封上，等下边的人死了再挖开取东西。因此才需要亲缘关系。

从1948年到1978年，盗墓在洛阳绝迹了30年，1980年代开始第一轮盗墓风潮时，老一代的盗墓者基本上大都已经五六十岁的年纪，干不动挖墓的活儿。他们往往亲临现场指导，新一辈的盗墓者从他们身上学来技术。

在洛阳盗墓业，流传“父亲不传儿子，舅舅传外甥”的江湖规矩，真正的盗墓世家很少，靠甥舅关系的传承较为普遍，另一种是同村邻居、本家叔伯教授下一代技术也常见。

盗墓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用炸药炸盗洞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发明者尚无法确定，大家的推断是受过年时燃放的“二踢脚”所启发，“二踢脚”向上爆发，而炸盗洞的炸药则是朝下爆发。

眼下，每次盗墓活动的人数由两人增加到了5人左右，分工更为明细，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洛阳铲为例，原材料已经由原来的生铁升级为现在的锰钢，种类也十倍地增加细化：探汉墓要用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因嫌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有的洛阳铲已改用螺纹钢管，可半米上下层层相扣，通过螺丝口随意延长，不用时拆开放在双肩挎包里。

不少媒体报道说，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高科技技术已出现在近年的盗墓活动之中。

“挖墓不用学，慢慢练练就行了。”《凤凰周刊》记者接触的盗墓者并不认为其中有太高的技术含量。

他说，盗墓其实是不用看风水的，靠的是一寸一寸地探查。邙山的农田基本上被盗墓者的洛阳铲捅了无数遍。

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然后用钢钎找到墓的四角，框出墓的形状，在有陪葬品的墓室打下盗洞。

基本上，盗墓者勾勒出的古墓形状会和墓室的位置丝毫不差。

洛阳盗墓者的爆破技术堪称一绝。他们配制的炸药会在瞬间向下冲击，挤出一个可进人的盗洞，精准到直达墓室而不伤及里边的文物。通常情况下，几秒就完成。

待烟雾散尽，准备用绳子把掏宝贝者往下送时，需要一个手动的吹风机通过软管向下送风，防止缺氧窒息。一些影视作品中盗墓贼手持对讲机上下联络的情形，在洛阳则尚未出现过。

一种可能是，盗墓者进入墓室后发现已有人光顾，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取到别人不屑带走的物品，否则只能自认倒霉。

但有些盗墓者会重新进入已被自己洗劫的墓穴，探访上次盗墓后的遗珠。这种“二进墓”或“三进墓”，盗墓者称为“翻窝子”。

谁在“支锅”

业内人士称，洛阳和长沙是中国的盗墓体系的南北两大代表，都以技术革新快、组织成熟著称。

长沙把将盗墓者称为“土夫子”，盗墓链条中级别最高的称为“掌眼”，“掌眼”之下有众多具体负责盗墓的“支锅”，“支锅”下面是精通盗墓技术的“腿子”，“腿子”而下是出力干活的“下苦”。

而在洛阳，盗墓者的叫法只有支锅的和挖墓的（或称为下地的）。相同的是，一次盗墓活动多是五个人，分工有踩点、望风、掏洞、安炮眼和摸宝贝。

长沙盗墓者最底层的“下苦”，挖一个墓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的报酬，哪怕老板收入达到千万。

而洛阳盗墓者则按人头平分，每个墓的东西值多少钱大家心中有数。行情10万元的文物，“支锅”只出8万元就可以，但如果太低，挖墓者就会选择卖给他人。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是双方能够再次合作的前提。有时也会遇到抢货的情形，即刚挖出的东西，有人过来，以比“支锅”更高的价钱买走。抢货者除了出价之外，一般应有相当实力。

宋老大手下得力的“支锅”汤富顺，以前即曾遭遇老三宋彦庆“抢锅”。1996年，洛阳大力王村人挖开隋朝王爷墓，汤富顺前往收购，文物上边开始用卫生纸缠起来，正准备付钱时，宋家老三带着人和枪来了，汤富顺吓跑了，东西被老三收走。后来汤富顺在洛阳混不下去，投靠了宋老大。

“支锅”将文物卖给贩子后，利润就能成十上百倍地翻了。从字面即可理解，“支锅”是个出资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未挖出文物之前，他要负责提供盗墓者的所有开支，包括吃饭、抽烟、喝酒及购买设备的费用。通俗地讲，“支锅”是每一次盗墓活动的负责人，类似于建筑工程的包工头。

如果盗掘得当，“支锅”的利润相当丰厚。以唐墓为例，墓中的陪葬品一般是十大件：两匹三彩骆驼、两匹三彩马、两个文官俑、两个仕女俑和两个镇墓兽。这一套文物如果完整，价值在数百万元。

“支锅”者只出钱，不直接去现场盗墓，但想要把锅支起来，仅仅有钱远远不够，更需要有深厚人脉背景，待自己的手下被抓时，能够在第一时间有人为自己说话，三两天内让被抓者获释。否则没人愿意跟，或者只盗一个墓就被判刑了。

因此，在“支锅”的关系网中，公安局领导和刑侦队长、缉私队长和派出所长至关重要。

在没有关系的地面盗墓，必须有人守在派出所门口，警车一出门就能打电话报信。与“支锅”交好的警察，即便在不得已出警的情况下，也会找机会假装抽烟，头扭到一边，大喝一声，都不准跑！待到盗墓者踪影皆无时再回头。

经常上演的有一种场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两拨盗墓者在一块田地里不期而遇，第一句话肯定是先问对方的“支锅”是谁，如果相互知名，相安无事各挖各的。

并不是所有的“支锅”者都腰缠万贯，因为洛阳早已十墓九空，“支锅”支到破产，挖墓三年颗粒无收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也提高了“支锅”者的门槛。

真假玄机

从古墓里挖出来的就是真文物吗？不一定。洛阳的盗墓者中，除了专业挖墓，偶尔也会演上一出双簧来欺骗刚入行的外来者。

洛阳经常出现这样一幕，某地一个藏家找到了洛阳的盗墓团伙，准备收购他们手中的文物，然后盗墓者领着藏家来到一个刚打好盗洞的古墓前，将其带入墓室中，把带着泥土的“文物”卖给对方。

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墓里根本不是真的文物，而是当代人做的高仿品。

洛阳的高仿，在中国非常出名。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是，1994年夏天，北京潘家园古玩交易市场上，冒出了一批北魏时期斑驳古旧的陶俑。

北京故宫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些陶俑就是北魏时期的陪葬品，文物价值极高，于是两家博物馆分别拨80万元和10万元专款抢救这批文物。

但潘家园的北魏陶俑却越买越多，而且价格越来越便宜。后来才知道，这些东西出自洛阳孟津县南石山村农民高水旺之手。

高水旺的仿制技术来自祖传，已经达到了专家鉴定和仪器测验都认为是真品的地步。这些仿制品在机场经过X光机的安检时，每秒能将釉面老化程度提早200年左右。多过几次光机，仿唐的就变成了仿汉的。通过三种X光照射，机器就再也鉴定不出来。

高水旺后来在村里开设了一家九朝文物复制品公司。该村能做出同样高仿文物的大有人在，二三十户农民办有高仿作坊。

《凤凰周刊》记者在洛阳市区内见到的一对专做高仿的夫妇说：“玩高仿的人，对外宣传的，倒不一定是高手，真正的高手往往很低调。”

高仿最初产生于从盗墓衍生而来的文物修复，这位夫妇即从盗墓行业“转产”。按照二人的说法，真正的高仿是完全按照盗墓者从墓中盗出的文物，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用古代的制作工艺制作，然后用化学物质进行做旧处理，无论是人和机器，都难辨别出来，这些高仿品通常能够出现在拍卖行和博物馆内。

为防穿帮，高仿不会批量制作，也不会出现在同一城市中。

绝大多数高仿文物多是按真品出手的。一些盗墓者和文物贩子同高仿制作者形成一条行规，高仿品做好后，先被拿走卖，变现后双方再按比例分成。如果被警方抓到，做高仿者就出面作证，证明所持的不是文物。

为了避免在出手前按照贩卖真文物被处罚，一些高仿品上会留下标记，比如年份，遇到盘查时马上就能证明这是工艺品而不是文物。到和买家见面前，用特殊手法就能抹去标记，很难看出痕迹。

曾暗访中国文物市场五年的收藏家吴树在《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说，目前国内文物市场是赝品的天下，保守估计赝品占到95%的比例。

这其中除了高仿本身，也需要前文所说的贩卖链条的配合，通过与贩卖者有合作的专家鉴定为真，随后堂皇进入国家博物馆或拍卖行。

知情者称，通过鉴定，不仅可以以假乱真，还可以以真充假。文物大案进入起诉阶段时，通常突生变故，当初办案机关请文物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往往会被推翻，新的鉴定机构会作出级别更低的鉴定。比如一级文物降为二级，二级降为三级，这样一来，嫌疑人的刑罚会减轻。

一个著名的掌故是，河南某地破获一起文物大案，抓捕了一名浙江文物贩子，但涉案的一件青铜器已被以34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南方某市的博物馆。警方把青铜器追回后不久，北京一鉴定机构作了此物为赝品的鉴定结论，意味着文物贩子只要缴纳足够的罚款就可以获释。

这时候，南方的博物馆闻讯赶到了公安局，说：“这样吧，反正赝品留你们手里也没用，我们再花340万把它买回去，然后再给你们加160万办案经费，一共500万元先放这儿，回头案子结了让我们把东西带走。”

谈及这段掌故，知情者忍不住再次啧啧称奇。他说，盗墓业的牵扯有多远，水有多深，这件事“能让你有点感觉”。 日志正文

全国每年数万古墓被盗 高官参与收赃成潜规则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流失文物追索国际合作不断加强

我国盗墓犯罪日益猖獗 专家称废除死刑不现实

盗墓者口述爆料：拿命做赌注 不相信"鬼吹灯"

河南疑似楚王墓遭盗挖 警方蹲守两天两夜擒贼

                            检察日报社主办《方圆》杂志总第289期封面。

近代盗墓考 

　　在现代化的盗墓活动中，小说中具有传奇色彩、乃至孤胆英雄式的盗墓者越来越少，亲自动手的盗墓贼必须为偷来的文物找到东家，才能换取更为实用的金钱。这也被业内人称为“出货”　

　　在中国，从有墓葬的那一天起，也就有了盗墓者。历史上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距今约3600年的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这座古墓在距今约2700年的西周时期就被盗了。 

　　《庄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已经有关于盗墓技术的详尽记录。 

　　到了近代中国，盗墓行为蔚然成风。在全国形成了洛阳、长沙、东阳、淅川四大盗墓基地。洛阳和长沙以盗墓行为最疯狂、盗墓技术革新最快而著称；而东阳和淅川，一个位于皖苏交界线，一个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地形复杂，古墓群聚集，形成两支盗墓大军。这些盗墓者就像搬家的蝼蚁一样，一点点地把深藏地下的珍奇异宝掏空了。 

　　中国还有没被盗过的墓吗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盗墓行为越来越猖獗。据有关统计，全国每年被盗的古墓高达数万座。 

　　“能碰上一处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的机率是千分之一，碰上一处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群的几率则是万分之一的幸运”，陕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曾如是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类盗窃古墓和文物案件又进入一个高发季。 

　　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在山西、内蒙古、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9个省区部署开展了“全国重点地区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仅仅7个月的时间就侦破文物案件541起，打掉犯罪团伙7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87人，追缴文物2366件（套），包括国家一级文物14件、二级文物156件、三级文物376件。 

　　翻开一个个案卷，无不触目惊心：2008年4月至2009年1月，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县、长沙县、浏阳市等地连续发生11起盗掘古墓葬恶性案件，包括西汉长沙王陵及贵族墓在内的20余座古墓葬被破坏，损失巨大，影响恶劣，震惊全国。经公安、文物部门近7个月的奋战，该案成功告破，捕获犯罪分子53人，彻底摧毁一个横跨8省20余市县的特大犯罪团伙，追缴被盗文物304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件、二级文物48件、三级文物89件。案件主犯被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 

　　2008年10月18日，河南省淅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抓获盗掘古墓葬的犯罪嫌疑人王乐、李军峰等人，经搜查从王乐住处搜查到部分赃物，另从王乐住所搜到仿64手枪一支，子弹4发和雷管94枚。包括战国编钟等一批珍贵文物至今尚未追回。 

　　2009年初，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曲阜市姜村古墓被盗，山东、河南等地犯罪分子30余人交叉结伙，组成多个犯罪集团，使用钢钎、洛阳铲、炸药等工具，通过掘洞爆破等危险方式，对姜村古墓大肆盗掘，盗得玉器、金器、银器、铜器、漆器、水晶制品等大量珍贵文物，倒卖后获赃款近千万元。多件珍贵文物尚未追回，损失无法弥补。 

　　2009年12月22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王陵4号墓被盗；2010年1月6日， 4号墓再次被盗。6名盗墓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并从盗洞中缴获一批铁锤、铁锹、钢钎等作案工具。6名盗墓犯罪分子均被司法部门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010年10月，秦东陵被盗。 

　　…… 

　　究竟都是谁在盗墓 

　　古陵墓因藏品丰富，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盗墓者多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对“地下博物馆”的丰富藏品垂涎不已。分析近3000年来的盗墓者，无非有四种。 

　　一种是帝王将相和社会地位极高的人。由于他们能够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其盗墓“水平”绝非一般人能比的。如“鞭尸三百”的伍子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西楚霸王项羽，“乱臣贼子”董卓，举兵发掘汉王室陵墓的吕布，盗挖清东陵被世人骂为“国盗”的孙殿英，历朝历代的“高档盗墓者”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一名从事过盗墓行业的人称，“现在的某些高官也有直接或间接参与盗墓活动的，有些古董贩子看到一些高官喜欢收藏古董觉得有机可乘，就和一些盗墓贼勾结，挖出了好东西由古董贩子直接送到这个领导家里，然后再由某个企业的负责人去买单。这个高官实际上成了盗墓贼出货的下线的下线，成为整根利益链条中的一员。还有一种就是某些手中握有实权的执法人员，在查办盗墓案件的过程中，偷梁换柱，用赝品把价值百万甚至千万的古董换走了，偷偷据为己有。久而久之，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潜规则。” 

　　另一种是现代化水平极高的专业盗墓贼。他们不再使用铁锹、镐锄等原始盗墓工具，而是运用从洛阳铲到金属探测器、遥感技术、红外探测器甚至大型挖掘机等现代化的“盗墓”器具，采用工兵定向和挤压式爆破技术，大肆盗掘古墓葬，窃取珍贵的地下文物，犯罪呈暴力化、专业化、集团化趋势。 

　　第三种则是专业考古队员和文物管理人员监守自盗。像1990年7月，古长安城的澧镐遗址大量陶器被盗。事后的调查表明，这批盗墓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曾经在考古队工作过，具有相当水平的探墓经验和发掘水平。而刚刚被处以极刑的河北承德文物大盗，本身就是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 

　　最后一种是贩夫走卒之流的“低级盗墓者”，古有北魏时期发掘商汤冢的河东人张恩、黄巾军众多“农民战士”盗墓者，近有盗掘清东陵的王绍义等。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底刚刚告破的淅川楚王墓被盗案，11个人中几乎都是当地农民，其中的“何氏六兄弟”平常在丹江利打鱼为生。 

　　盗墓后的“出货” 

　　事实上，盗墓活动中最常为外人所津津乐道的盗墓贼，仅仅是以“盗墓”为中心的整条利益链的低端环节。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盗墓发展已经完全是集团化、专业化、智能化。有些团伙已实现盗掘、贩运、倒卖、走私出境一条龙，环环相扣。盗墓的集团化、专业化、智能化与文物走私结合在一起，挖掘出来的文物很快通过走私渠道流到国外。”中国国家文物局研究院、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给记者总结了现代化盗墓的特点。 

　　以湖南“12·29”系列盗墓案为例，盗墓者由三个犯罪团伙交叉参与盗墓，实行资金提供、设备投入、勘探古墓、盗掘墓葬、销售分赃的“一条龙”作业。 

　　这样的背景之下，在现代化的盗墓活动中，小说中具有传奇色彩、乃至孤胆英雄式的盗墓者越来越少，亲自动手的盗墓贼必须为偷来的文物找到东家，才能换取更为实用的金钱。这也被业内人称为“出货”。 

　　据河南古玩界的赵先生透露，不同种类的盗墓者有不同的出货途径，大体上可以分两种。低级盗墓者一般只是当地的农民或者好吃懒做的小毛贼，他们在干农活或在野外转悠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古墓，利欲熏心，组织一帮子当地人挖坑盗墓。像古墓群分布较多的淅川和东阳就有一批这样的农民盗墓大军。他们挖出东西后很难找到买家，只有将文物藏匿在家里，在本省的古董文物市场里打探消息，慢慢找买主。即使找到买主，也往往以很低廉的价格被文物贩子收走，进入流通市场，先是县里、市里，然后慢慢倒腾到北京，摆在某个古玩店的红木橱子或保险柜里，身价倍增，和当时出土的古墓再无半点关系。 

　　另外一种则是李晓东所说的专业化盗墓者后面的“东家”。这种东家对盗墓者也是有要求的，一般他们只找那些比较专业的、有成熟盗墓经验的资深盗墓贼。他们之间只是一种雇佣关系，古墓也是东家自己负责寻找，在盗墓之前双方就谈好佣金。盗墓贼只负责把东西从墓里挖出来交给东家就算完事了。这种躲在后面的“东家”一般都是神通广大的人，可能是个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也可能是浸淫古玩行当多年的老江湖；出货以后，一般不通过国内的古玩行倒手，直接就想办法倒到境外了。据说他们不仅能把各种关系协调好，手里甚至还有假军牌，以便于在关键时刻蒙混过关。 

　　盗墓致使文物流失严重 

　　经过上述两种出货途径的洗礼，很多被盗文物摇身一变有了“合法”身份，甚至堂而皇之地躺在知名拍卖行的展台上。 

　　2002年3月，陕西省公安、文物部门在破获一起盗掘文物案件时，发现美国苏富比拍卖行即将拍卖该省西安市西汉皇陵被盗的6件陶俑；1994年6月，河北曲阳县文物部门发现五代时期王处直墓被盗。2000年2月，国家文物局获悉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拍卖王处直墓中被盗的彩绘石雕像……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几乎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外国不法分子直接与盗墓者勾结，结成盗墓与盗卖这一完整的“流水线”。如长沙的职业盗墓者“土夫子”曾经结成团伙，划定盗掘“势力范围”，与中外古董商密切勾结，疯狂盗卖。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又流失到国外的。 

　　“也有的地方发现，一些国外的买家指使境内的一些人踩点，再雇当地的人挖，挖出来以后直接走私出境。”李晓东提及这一点就显得忧心忡忡。 

　　“新疆罗布泊地区差不多给全球文物商提供了超过30%的古代干尸‘货源’，河南和山西石窟的地上雕刻和陕西唐代古墓的地上石刻、石像更是海外文物市场抢手的高价品”，陕西文物专家秦仲华说。 

　　“法国吉美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最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绘画藏量最多，而大英博物馆则以2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珍稀文物自傲。据文物界最保守估计，至少有上百万件中国文物流落到世界上的47个国家”，秦仲华为此感到痛惜。 

　　除了盗掘、盗抢、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给文物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外，法人违法破坏文物案件也屡禁不止。 

　　“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都将旅游作为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纷纷挖掘本地的文化旅游潜力，实施掠夺性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将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名人故里等开发成旅游景点，招揽游客。这种开发一方面促进了古墓保护工作的开展、提高了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增加了收入，可谓是一举多得。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很多地方在开发过程中过分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忽视古墓保护的重要性，急功近利，导致很多古墓在开发过程中受到了破坏，造成了令人心痛的损失，这无疑是不可取的”，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岳山对《方圆》杂志记者说。 

　　呼唤专门的古墓保护法规 

　　古墓保护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文物安全的一个最关键环节。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据《吕氏春秋》记载，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淮南子》中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 

　　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的立法进程不断加快。2002年和2007年，短短5年内，我国两次对《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2003年《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开始施行。2007年《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正式施行，2009年《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新的法律法规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所起的作用正在日益显现。 

　　但我国目前的古墓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却明显滞后。 

　　目前主要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诸如《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关于严厉打击盗掘古墓葬犯罪活动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等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制定的，不但不能和近年来我国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相衔接，而且内容规定滞后，已经不能够满足当前文物保护的要求。如《文物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种处罚显然较轻。”岳山说，“目前的古墓保护主要依托的法律是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但是目前，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位阶普遍较低，多为‘条例’、‘办法’，甚至是‘暂行办法’，面对当前严峻的古墓保护形势，这些法律效力较低的‘条例’和‘办法’难以发挥作用。” 

　　“从《刑法》的内容来看，关于古墓保护的规定不可谓不严，量刑不可谓不重，但是究其根本来看，都是事后惩处，犯罪类型也多是结果犯。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对文物保护的法律责任规定得较为详细，但也多是文物、古墓等遭到破坏后的责任。而对于不符合文物保护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包括不符合古墓保护要求的行为，处罚较轻。” 岳山认为。 

　　“我国目前在法律这一层级上还没有单独的古墓保护的法律法规。而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政策性表述较多，很多要求并不具体。这就导致文物的保护措施和重视程度受各地的经济发展影响，重视程度都不尽相同。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文物保护的技术水平较高，古墓的安全工作开展较好；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文物管理工作开展便较为困难，古墓保护的形势便十分严峻，令人担忧。这种现状亟需颁布单独的古墓保护法律法规。” 

　　专家呼吁建立古墓保护防范体系 

　　曾主持《文物保护法》修订领导小组工作的李晓东在接受《方圆》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古墓葬保护确实是个难题，首先是文物保护人员投入不足。分布众多的古墓葬增加了看护的难度，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各地区的经济等条件限制了人员的投入。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土地面积是1万平方公里，有古遗址、古墓葬500余处，其中古墓葬200多处，仅一个辽代皇家陵墓庆陵就占地52平方公里。往往出现管理上的‘真空’。” 更遑论诸如河南淅川这种拥有大量尚未发掘古墓、也就谈不上保护的地区。 

　　“还有，在文物保护人员与文物犯罪分子的较量中，文物保护人员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始终处于下风。”李晓东介绍说。“目前盗掘古墓犯罪往往是具有国际犯罪背景，事实犯罪时一般是集团化，少到几人，多到十几人共同犯罪，而且装备有精良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盗窃工具和野外作案的生活用具。盗掘时利用现代化的金属探测仪和洛阳铲相结合，采用爆破或挖掘的手段。有一次得知庆陵被盗的消息，当地文保部门赶到现场时已是几天后的事了，犯罪分子早已裹胁着文物逃之夭夭。”　

　　在文物专家看来，文物经费投入不足，也是古墓保护难以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物保护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20多年来，一些老、少、边、穷地区，文物保护经费仍然不能全面落实，使一些业余文物保护组织形同虚设，导致专业的文物部门消息不灵、信息不畅，打击文物犯罪的效果很差。 

　　李晓东认为，最好的保护办法是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单位人防系统；建立和健全三级文物保护网，把田野文物安全，古墓葬安全保护纳入综治工作职责范围；加大科技保护古墓葬的投入，建立起古墓葬的科技保护防范设施体系；对文物保护当中的问题，层层实行问责制。有了真正的防范和保护措施才是最重要的。 

　　谈起如何建立科技保护防范设施体系，李晓东说：“2000年国家文物局给我一个课题‘田野文物保护防范体系’，我和地震局研究出一套地震原理设备，安放在河南虢国墓地，效果不错。后来又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荆门楚国古墓群做实验，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巩义县采用声控设施，也是经过几次改造，后来基本成功。” 

　　李晓东拿起笔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1961年开始截止目前，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6批，古墓葬有204处，假设一处平均用300万做设施，共需要6亿1千多万。目前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每年投入几十个亿，而机房设施的建设资金仅占0.5%左右，“我认为太低。每年拿一个多亿来建机房设施，我认为完全有这个财力。因此建议国家加大投入，把204处古墓葬都建立起机房监控设施，逐步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墓葬都纳入监控保护范围。此外，应该进一步整顿文物市场，依法加强对文物市场的管理。对于盗墓案件，要及时公布，让大家都知道，不要去买被盗文物。建立健全保护措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法律的手段则是必不可少的。”■（文/检察日报社《方圆》杂志记者 邰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