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绳三个月能瘦多少:肖劲光向高岗道歉事件及高岗自杀［图］

高岗

    开国大将肖劲光在党内斗争中，多次挨过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党组织生活不正常时期发生的。但是，在这些批判当中，也有一次是发生在党内生活比较正常的时期，这就是在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被批。很多年以后，肖劲光大将回忆这段历史时，还既感到有该接受教训的成份，又感到委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　合

    肖劲光和高岗，当时一个是直属中央军委的留守兵团的司令员，一个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两个人怎么会产生矛盾呢？这还得从高岗的“官运”说起。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二十八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这个时候，西北工作由谁来主持？据师哲回忆：“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为选拔西北工作的负责人，征求大家意见。说实在的，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再没有什么有威信的人，大家只好论资排辈，那么高岗的资历最长。高岗当时在内蒙工作，毛泽东把他调回，让他负责西北局的工作。”高岗从三边地区回到陕北以后，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1937年8月，高岗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达5年之久；在这期间，高岗又兼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而当时中共中央在全国仅设有４个中央局，高岗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高岗在升迁的过程中，与留在陕北掌握军事大权的肖劲光产生了矛盾，高岗认为肖劲光阻挡了他的“前程”，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前程。高岗从三边剿匪回来，中央决定让他暂时留在军委一局任代理局长，而当时肖劲光是军委参谋长，属于高岗的直接上级。高岗为此大为不满，认为自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只当个局长，地位太低，因此经常说怪话，工作也敷衍塞责。当时有不少飞机在延安降落，为了确保安全，飞机场经常需要修理。有一次，肖劲光让高岗去督促快些把机场修好，结果由于高岗没有尽到责任，任务没能按时完成。肖劲光非常生气，把高岗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顿。

    后来，高岗虽然官越当越大，掌握了边区党政大权，但军权却未到手。他虽然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但这只是千八百人的地方部队，当时边区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连毛泽东都说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因此，1939年秋当高岗见到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为留守兵团司令，政委职位空缺时，他就一心想当留守兵团政委，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高岗活动要来当留守兵团政委的事情，肖劲光也知道，但是高岗给他的印象并不好。据肖劲光自己回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对高岗的印象并不佳，感到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因此，肖劲光对高岗的要求持反对的态度，这可以从时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的回忆中得到印证。莫文骅说：“一次肖劲光找我谈话说，留守兵团没有政委不行呵，最好请中央军委派一个来，实在派不出，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出一个人来兼呢？”从中可以看出，肖劲光没有想让高岗来当政委。但最后由肖劲光兼政委则是由莫文骅提议的。莫回忆说：“我并没和别人商量，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建议肖劲光兼政委，不到三天，毛主席下手令让肖劲光兼政委。”这样，高岗的希望就落空了。

    在高岗看来，这次自己没有当成留守兵团政委而被肖劲光兼任，是肖劲光在背后使的坏。这便成了二人后来产生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高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以后，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给予了他极大的尊重。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高岗成为在整风过程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但是，与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态度相比，身为军人的肖劲光对高岗的态度却是不冷不热。肖劲光认为，留守兵团是归中央直接领导的，与西北局没有隶属关系，没有必要向西北局报告留守兵团的工作，因此就没有经常向高岗汇报。这样一来，高岗非常生气和恼火。

    矛　盾

    与肖劲光个人的恩怨是拿不上台面的，高岗知道不能以此作为打击肖劲光的理由。打击肖劲光要冠冕堂皇，他找到的理由是肖对西北局地方和政府不尊重。

    军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由于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负担重，军队困难多，军政、军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小矛盾。随着不断累积，这些小矛盾就变成了大矛盾，有时甚至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其中有两次竟闹到了毛泽东那里。

    一是告状案。1939年冬的一天，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到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团长陈先瑞向他汇报说，战士去借老百姓的锅，有的老乡不肯借，把锅沉到池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去做饭，老乡把烟筒堵了起来。莫文骅为此给边区副主席高自立打电报，反映有关情况，希望边区政府给予帮助。肖劲光觉得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处理不好影响可能很恶劣，因此把这封电报同时批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朱德总司令看了电报后，批评了边区政府。高岗不服，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因此，有一天，毛泽东把肖劲光和莫文骅等人叫去，当着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高岗的面，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自己不检讨，还向中央告状！”莫文骅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快作检讨，并说明电报是打给个人反映情况的，并没有向中央告状。他讲完后，边区政府一位负责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主席听后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嘛！”又说：“军民关系发生问题，军队应先检讨自己，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这样大家才不再吭声了。这是肖劲光和高岗矛盾的第一次公开化。

    二是枪击案。据莫文骅回忆：1941年秋的一天，西北局组织部长找莫文骅去谈话。该部长说：“三五九旅有两位连排干部违法营业，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在延长县政府院内开枪打了县大队的人，对此事西北局已决定，将肇事的那个连长和排长枪决。”因为莫文骅兼任留守兵团军法处长，该组织部长通知他要马上执行。莫文骅听后吃了一惊，因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怎能立即执行？于是说：“此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待调查清楚后再严肃处理。三五九旅属兵团代管的部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得回去告知肖劲光同志和王震同志。”王震时任三五九旅旅长。这位部长回答说：“不行！西北局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这是党的决定，你一定要执行！”莫文骅仍坚持先调查后处理，两人争执起来。组织部长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说：“莫主任，你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你这个主任还想不想当了？”莫文骅也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不当了！”便骑马走了。回到兵团，莫文骅把此事告诉了肖劲光、曹里怀等人。肖劲光是西北局委员。他不知道此事，也不同意西北局的决定。延安城小，此事很快反映到中央去了，朱总司令出面找西北局的同志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倔脾气，光压是不行的。要调查，讲点道理。”后来毛泽东也说话了，指示双方要进行调查。经过调查以后，证明开枪的是县大队的人，而非三五九旅的两位干部。这时，该组织部长也无话可说了。莫文骅问他：“怎么样？不是三五九旅的人开的枪吧，还枪毙人吗？枪毙谁？”对方不作声，莫文骅又说：“算了吧，回去各自作检查好了！”对方表示同意。就这样，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救了两条人命。

    检　讨

    两人的矛盾终于在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议上爆发了。

    1942年10月10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用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并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这次会上，高岗借整风之机向肖劲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在高岗的鼓动、撺掇下，西北局和边区行政部门的一些同志，也对肖劲光和留守兵团的领导提出了苛刻的批评意见，说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闹独立性”，甚至有人把这些上升到“军阀主义”的高度，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这严重挫伤了留守兵团一部分同志的积极性。不仅如此，高岗还点名批评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说他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严重。据莫文骅回忆，肖劲光见自己受到了高岗的无端诬蔑，一时受不了，袖子一甩，中途退出了会场。莫文骅怕肖劲光出意外，告诉了时任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副主任李富春，李富春立即到肖劲光的宿舍找他谈心，劝他正确对待批评，肖劲光这才返回继续参加会议。

    肖劲光和高岗不和的事情，最终闹到了毛泽东那里。两人一个是地方大员，中央驻地也在其管辖之中；一个是军中大将，中央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在对两个人关系的处理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非常尊重地方领导人高岗，而对肖劲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高干会议上，两人再次发生冲突的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为此，他专门召见了肖劲光、莫文骅、耿飚等留守兵团的领导。毛泽东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指出：“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是件大好事，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军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部队驻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谈话近两个小时，毛泽东说得大家都心悦诚服。

    在莫文骅等人离开后，毛泽东又与肖劲光作了个别交谈。毛泽东说：“你是个老同志，应该清楚我们军队的传统。部队在哪里都要尊重地方政府、尊重当地党组织。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扎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最后，毛泽东呵呵笑着说：“肖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 听了这句话，肖劲光一愣，心想：我怎么能算大知识分子呢？仔细品味之后他才知道，毛泽东的话是一语双关：一是说像他这样系统地上过学，又出国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的人，在当时部队里很少，当然应该算“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提醒他，不要太书生气，办事情处理问题要注意灵活性，学会协调疏通各方面关系。毛泽东还劝肖劲光要经常出去走一走，到军队、地方政府以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中间走一走，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肖劲光经过反思，向毛泽东作了认真检讨，并主动承担了事件的主要责任。他说：“军政、军民关系方面的问题，根子在领导，在我以身作则不好，对部队教育不够。”事后，他主动向高岗作了自我批评。整风会议后期，他又就这一问题专门作了检查，深挖了思想根源。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特别是为了搞好与西北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1943年元旦前，肖劲光就责成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组织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拥政爱民宣传教育。与此同时，他亲自主持起草了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并公布了包括10项内容的“爱民公约”，确定每年的2月5日—3月4日为拥政爱民活动月（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肖劲光的善意获得了回报。听说留守兵团研究起草了《拥政爱民决定》，边区政府很受启发，也立即行动，于1943年1月15日先于留守兵团发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1月25日—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在边区政府、留守兵团两个“决定”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拥政爱民”活动和“拥军”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毛泽东对这两个“活动月”十分赞赏，说这样搞很有意义，以后应坚持下去，年年搞。之后，“双拥”逐步形成制度，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纠　正

    肖劲光在会上的深刻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高岗也无话可说。但是这次会议无论是对留守兵团，还是对肖劲光个人，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以至于许多了解事情真相的同志一直为肖劲光的忍辱负重打抱不平。这种消极影响，毛泽东是在两年以后才发现的。据肖劲光回忆，毛泽东后来曾对他说：“高干会前后调动了许多留守兵团干部的工作，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方法上是不对的。”这次调动，也包括肖劲光。

    肖劲光是在高干会前就被调动的。1942年6月10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成立。8月组成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任副司令员。10月，高干会召开前不久，留守兵团正式合并到联防军，只是在对外的时候，才保留留守兵团司令部的番号。

    陈先瑞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会议后一阶段中，在对留守兵团错误的批评上，有些扩大化，上纲过高，这点我是有感觉的。我对有的人在批评中不实事求是，不讲究方法，不尊重同志的发言，是有意见的，有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

    第一个出来说话的是耿飚。据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1944年秋天，他奉命离开延安之前，主动打电话给毛泽东，要求见见他。毛泽东派人回了个条子：“立即来。”于是，耿飚（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便约上曹里怀（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一同前往。耿飚之所以叫上曹里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二人同住一室；二是他们二人对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的问题，有着相同的看法。

    到了毛泽东的驻地，两人先谈了他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情况和两条建议。毛泽东十分重视，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送给我。”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耿飚赶紧拿出早已写好的这五条意见，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可能是耿飚等人的反映起了作用，也或许是随着延安形势的稳定，毛泽东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当年高岗和肖劲光的矛盾问题，总之，他对这个问题后来又做了很客观的评论。据肖劲光晚年自己回忆：“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枣园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是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有缺点错误，但性质是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对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所谓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就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但对于这些缺点错误必须正视，勇于改正，那才是正确的态度。第五条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战无不胜的”。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评价，肖劲光心悦诚服。他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既肯定了成绩，又分清了错误是非，并教育我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他教育干部的良苦用心，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它。几十年来，毛主席的这一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到这时，肖劲光向高岗道歉事件才彻底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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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高岗，已经陷入了完全的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替他说话，更没有人为他辩护。他说出一句，就被顶回一句。他说出一个观点，就会引来一阵批判。和过去听惯了奉承，看惯了笑脸，训惯了别人的境况相比，今天这个境况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这样唇枪舌剑地较量到后来，高岗突然一反常态，完全沉默下来了。他故做镇静而虚心地听着大家对他的批评揭露，那姿态，反而显得分外反常，分外可怕！……

    高岗起身在室内来来回回地踱步，面色铁青，两眼喷火。走了一会儿，他又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两眼发起呆来。

    他的脑海里在翻腾着政治斗争的风云。七届四中全会上几个重磅发言，又在狠狠敲击着他的心鼓。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首先应该依靠党，相信党；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第三，应该努力反省；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高岗记得，这是周恩来的发言。

    “……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不可能出张国焘一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打游击时代来，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了。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以前出过张国焘，今后会不会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

    高岗记得，这是陈云的发言。

    最使高岗恼火的是那个四川小个子的发言，他公开为刘少奇做了辩护。他发言历来如此，话不那么长，但是直截了当，都冲着要害。高岗皱皱眉头，邓小平的话又断断续续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采，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

    对四中全会的回忆使得高岗变得激动起来，“又是骄傲自满，又是野心家，又是张国焘、李国焘、王国焘，还有分裂党中央。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把我往死里整！开始说不搞对任何同志的批判，会后又紧接着开座谈会，发动人们揭我批我，使斗争升级，看来，政治上是不给我活路了……这么个整我法，今后我还怎么见人，我这个高主席还怎么干！”

    想到这里，高岗的脸色由红变白，再由白变青。他的嘴唇、双手在微微颤抖，眼中喷射出敌视的怒火，胸膛中翻滚着吓人的惊雷。他像一头关在笼中被用鞭子狠狠抽打的狮子，想吃人，但又不能；不能吃人，又要发泄。他一下子想到了死！

    死，怎么个死法？高岗脑子里飞快地转着，他一眼盯上了警卫员腰部的手枪。

    打定主意后，他向警卫员和家人投去了一丝平时难以见到的微笑。他不想一开始就制造紧张空气，他要麻痹一下受命一直警惕地保护着他的人身安全的警卫员。警卫员不明就里，对高岗送来的微笑也立刻报以微笑。

    高岗缓缓地伸了伸手脚，从宽大的沙发上慢慢起身，背着手，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就在他靠近警卫员的一刹那，他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以惊人的迅速动作，准确地从年轻战士的腰间一下子掏出了手枪。警卫员还未反应过来，抓到了手枪的高岗已往后退了一步，麻利地打开保险，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并狠命扣动了扳机。

    “叭！”枪声响了。

    然而，高岗并没有倒在血泊中，而是被按倒在了沙发上。

    原来，就在高岗扣动扳机的千钧一发之际，一直保持警觉的高岗的一位秘书，朝高岗的右肘打了一下，子弹打飞了。

    房间里几个年轻人一齐扑向高岗，高岗顿时被缴了械。

    “别管我，让我死！……让我死！”脸色涨红，喘着粗气的高岗大声叫喊着，挣扎着。然而，他的双手被几只老虎钳一样的大手死死地擒住，怎么也动弹不得了。

    高岗午后自杀未遂的消息，立即惊动了中央。

    这一天是2月17日。

    一周之后，高岗做了一次检查。他在检查中承认，他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过分裂活动和宗派活动。他说，他已经认识到，这种活动是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会反党。他还说，那天的自杀行为，是自己一时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一了百了。

    关于高岗的未遂自杀，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高岗是在座谈会上严重不服，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恼羞成怒，掏出手枪当众开的枪。是候补中央委员陈赓和宋任穷最先冲了上来，迅速夺下手枪，一左一右夹住了他。此时，陈赓和宋任穷身上也带着“家伙”。这是周恩来为预防万一，事先布置好的。周恩来知道高岗手中有枪，怕他闹事，预先让陈赓和宋任穷做了准备。陈赓和宋任穷深得周恩来信任。他俩接受任务后在灵境胡同陈赓的家中商议：“手枪可是好长时间没用过了，不知能不能打响。城里又没有靶场，到哪里去验枪？”陈赓想了个主意，把枪伸到壁炉里，对着烟道开了一枪。枪声响了，管用，两人很高兴。虽然“保密”，却惊动了院子里的儿子，以为爸爸要去打猎。此说相当精彩，然而不实。

    高岗自杀未遂的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高岗开枪的情况和对高岗实行隔离审查、停止其一切职务的紧急处置措施。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高岗问题座谈会继续召开，直到2月25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