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飞什么时候打败凯多:茅于轼“社会转型靠精英”错在哪里

　　一个社会的好坏，不在于精英和普罗大众谁占据上风，更不在于他们各自的知识、德行达到什么高度，彼此是团结还是敌视，而在于这个社会的制度，能否约束权力精英，保护普罗大众，能否实现并保障公民从普罗大众向精英、从无权者向权力者的正常流动。

　　有个成语叫“言不及义”，用在茅于轼先生身上十分合适。这些年来，茅先生屡屡成为舆论批判的焦点，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有多大的毛病，而在于他的表达有时过于武断，很容易引起歧义和不必要的误解。最著名者莫如那句“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近日，茅于轼继续重蹈覆辙，发表宏论称“社会要成功转型，只有靠精英”。这话若被民粹主义者听到，不骂个狗血喷头才怪呢。实则茅先生并未漠视、鄙弃普罗大众的基本权益。他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社会由精英来治理，但治理者必须考虑到大众的利益。反之，如果精英只顾自己的钱包，或者抛开了精英由大众直接治理，这个社会便难以稳若磐石。

　　这一论点估计挑不出什么瑕疵。接下来，茅先生话锋急转，谈到中国的自由民主转型。他以英法历史为例，认为英国的转型靠精英协商，所以成功，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结果就并不好。所以他认为：“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

　　问题便像炎炎夏日暴雨后的蚊子一样嗡嗡飞了出来。

　　其一，英国革命的成功，不单依赖于精英；法国革命的失败，不宜单归咎于民众。所谓直接民主、多数人的暴政，不过是后人扣在历史身上的屎盆子。从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中国思想者就忧心忡忡于法国大革命式的血流成河的暴乱在中国上演，结果如何呢？对比中国的民主专政与法国的民主专政，两者更多只是形似，而非神似。梁启超的出发点是中国民智未开，茅于轼不看好大众，原因何在？

　　其二，英国与法国的成败，其经验教训是否一定适用于中国？企望从断裂的历史当中剥茧抽丝，抽出一条普世性的原理，其难度应不亚于让恐怖分子刀兵归山，让独裁者把自己关进宪政的笼子。

　　其三，假如说，社会转型必须靠精英来完成，那么在转型期间，如何保证精英一定代表大众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大众积极参与、监督权力博弈的话，大众的利益很可能被弃若敝屣。

　　更根本的问题则是，“精英-大众”的思维和话语模式，用来诠释某一段历史，也许有其可行性；解释九转十八弯的中国当代转型，显然捉襟见肘，片面而偏颇。不能说这种思想漏洞百出，过分陈旧，只是它所投射的理论截面与中国的现实版图存有严重的误差，好比一个是口腔科的医生，一个却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病人，强令前者为后者动手术，恐怕没有人愿意为此医疗风险背书。

　　说白了，当前中国最具决定性的矛盾，并不是精英与大众的矛盾，甚至不是富人与穷人的矛盾。相形之下，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与失范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更加重要，而部分权力滥用者与无权者的矛盾是表现之一。精英一定等同于权力者吗？至少在茅于轼先生那里，尚未对精英的内涵作出明晰的区分。

　　《精英的兴衰》一书的作者，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将精英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或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另一类是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的非统治精英。前者可以称为“权力精英”，后者可以称为“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如茅先生便是当之无愧的知识精英，但他未必拥有政治权力，他至多拥有一种福柯所定义的“知识-权力”，以此区别于在权力领域一文不名的普罗大众。

　　如果茅先生笔下的精英仅仅指前者，那么他的“精英-大众”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上述种种矛盾。但是，按照茅先生的结论，将中国转型的动力寄托在那些权力精英头上，这一剂药方是将打通阻隔权力制衡的任督二脉，抑或加重病情，实在难说得紧。

　　那么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们能否担当起领导中国成功转型的任务？出于权力夹缝之中的他们能否消融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冻结多年的坚冰？对此，我依然持悲观态度。因为“中国转型依靠哪种精英”在本质上是一个伪问题。无法想象，靠一群精英就能推动中国号航船在历史三峡中的前行。不必言必称西方，中国的转型史从晚清就已经起步，戊戌变法不正是精英领导的改革运动，中华民国不正是由权力精英所建构，其结果如何？

　　我必须再次重复一个论断：用“精英-大众”论来分析当前中国的转型，就像用历史决定论，最多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为一个伪问题误入歧途，还可能遮蔽了迫在眉睫的真问题。精英论与民粹主义之争，将引来权力的一团乱战，乃至加剧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原本已显深重的裂痕。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好坏，不在于精英和普罗大众谁占据上风，更不在于他们各自的知识、德行达到什么高度，彼此是团结还是敌视，而在于这个社会的制度，能否约束权力精英，保护普罗大众，能否实现并保障公民从普罗大众向精英、从无权者向权力者的正常流动。

　　也许，号称“为穷人办事”却不怎么信任大众的力量的茅先生，应该倾听黄章晋先生的这句名言：“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最显著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