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老膏方 中药减肥万:中国要重走社会主义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没必要贸然参与救市，要救的话也是用购买的美国国债券换它在华的企业股权。
中国要重走社会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厦早晚是要轰然倒塌的。美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主义的问题，体制问题，制度问题。它向中国警示：过度个人主义、过度贪婪的资本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东方的集体主义仍然是有价值的，北京奥运会发扬的就是文革精神，大众动员。西方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要注重东方文化的价值。
国内那帮人已经没有后台了，成功的榜样已经消失。通过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国要好好反思以往的思想路线，要重新找回信仰，夺回话语权，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为个人谋利益的自私自利的那套东西在中国行不通，就是通的话也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把平民大众打入十八层地狱。
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国历来是搞大同的，而不是搞小康，只有个别的时候搞小康。中国一天不放弃小康，就一天做不了大国。 《大学》里说：“国不以利为利，国以义为利。” 中国在一个历史时期里被迫陷入过度竞争的残酷的资本主义，但这种情况是有时间性的，一旦中国超越了外部的强势和竞争，中国还会回归尚义文化和大同文化的。
所以，这一轮竞争，中国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的主义！找回话语权。如果思想上仍然受外人指导，那么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改革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走上了两极分化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放弃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么年里的主要倾向是拉大社会贫富差别，而极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更加有利于这种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形成。
那些只搞自由市场经济、不搞民主平等政治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加速了中国两极分化的进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程度。象张五常这种人，居然高喊“平生没见过这么好的制度，腐败哪有那么严重！” 可见，这种发展模式是一小撮权贵腐败分子的天堂，人民大众的悲剧。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认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的道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平衡社会财富，才能使财富不为少数人占有。社会主义是一个可以均衡社会财富、可以使全体人民均衡发展的制度，而不是让社会向贫富差距的两极发展。但是，这些年里，我国均衡社会财富的制度失灵了，可以均衡社会财富的法律、政策始终缺失，象资产税、遗产税等限制富人财富的税种迟迟不能出台。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当社会主义被抛弃的时候，中国社会才能出现让贫富分化如此迅猛发展的现象。
因此，中国今天必须重新树立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确立平等的思想，要矫正前些年里一味个人致富个人敛财的局面，特别是纠正一味发展经济、不顾思想道德的单一发展模式。三鹿奶粉等事件都给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再不矫正改革的方向，中国社会的溃败是在所难免的。
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家思想
全球化是西方的全球化，弱国的殖民化
自由贸易是当年英国的国家思想，也是今天美国的国家思想，并不是适宜全球所有国家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自由制度主导之下，落后的国家永远也追不上去。当年德国打仗就是这个原因。德国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国际分工是今天美国的国家思想。按着比较优势理论，中国永远要位于世界产业链的低层，永远处于打工者的地位。 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经济学理论走，研发越来越薄弱，整个行业地落入跨国公司之手。核心技术总是落在发达国家后面。并且，这种模式已经使许多行业定型化，固定化。再跳不出这种理论，中国永无出头之日。
另外，中国还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这一提法。如果说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家思想，那么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的国家思想。这个全球化就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殖民化，发展中国家还全然不觉，欣然接受，但等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国将不国了。象中国，今天有多少行业和产业已经全部沦落入外国跨国公司之手？中国再不抵制全球化和警惕全球化就要成为殖民地了。
经济自由化是少数精英群体的天堂，他们可以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随意选择出国生存和发展，选择更适宜他们生活的国家。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总是外流的，一旦一批人富裕起来，他们便将财富和妻儿老小转移海外，国内只是成了一个赚钱机器，留在国内辛勤劳作的只是平庸百姓。这就是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好了的道路，发达国家是宝塔尖，穷国的精英和财富都可以自由流向发达国家的宝塔尖，发展中国家永远是廉价的劳作场。
中国借给美国的钱是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由于美国大量的购买，所赚的外汇再放回美国。美国就是靠印钞票发家的，美国变成了今天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就是搞赤字政策，利用发债来赚钱。
中国借给美国的钱有多少？是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一个发展中国家竟然成了富国的提款机。 出现这种现象的确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掌握着国际货币权，中国出现了重商主义和不均衡发展战略。这内外两个原因相结合，就使中国成了发达国家廉价的打工仔。
要让美国回到实物经济，让泡沫破到底。美国目前只有两种方法，一是高通胀，把原来的呆坏帐消化掉，但又不敢。二是央求其他国家的央行出手帮忙。
中国要自主发展，不能搞买办经济
十月一日之后中国要起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很快就能变成国际货币。欧元做不了，因为没有政治基础，没有国家主权。
欧洲和日本的生产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多，中国不需要外资，中国要用主权信贷，发挥主权信贷的作用。 但美元仍然还是重要的货币，人民币还不能代替美元。再有几年，中国超过美国，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看。
中国要控制中央银行，我听说央行与财政部有矛盾，我支持财政部。
中国要恢复GNP的统计方法，不能全用GDP。GDP是世界银行为了配合西方推行全球化而制造出来的，为的是麻痹发展中国家 ，以利于跨国公司收购兼并。今天中国的GNP有多大？大约是GDP的50%。国内的产出实际上有一半是外人的。
中国的文化要崛起，不能搞买办经济。但这些年里，中国基本上是在搞买办经济。买办几乎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这种现象关键与丧失自信有关。美国当年罗斯福的新政的农业政策是抄王安石的，是向中国学的。中国不是没有好的东西，中国人要有自信。
中国不能再开放了
中国不要再开放了，中国不欢迎外资。出口不要再增加了，要把外贸降到占GDP的30%左右。
这次美国与温家宝总理谈，美国还是想打开继续中国的市场，中国领导人口头上迎合，但心里不一定是真的。
美国人通过这次风暴，也意识到国际化的不利。企业都搬走了，美国空心化，他们的退休金都要靠发展中国家的股票。所以，发生这次金融地震之后，全球化的思潮要在世界范围内全面退潮。
但美国最多退回到保守主义，放弃全球化和国际化，它的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不会改变的。政府干预会多些，反垄断会加强。所以，凯恩斯与马克思的不同就在于：凯恩斯是延续资本主义的寿命，马克思是推翻资本主义。因此，凯恩斯才是马克思最大的敌人。
中国的方向是退回社会主义，减弱资本主义。
中国要搞大方外交
用公民概念代替民族概念
我们的目标是做世界的大国，不仅仅是亚洲的大国。对外要搞大方外交，在对日本等国的政策上要搞安抚外交。与日本越敌对，它就会越跑到华盛顿一边去。看看唐朝对日本是多么大度，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实际上也是中国的。日本也是有民族情感的，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人不会忘记。
所以，中国发展起来之后，要对周边国家搞安抚外交，大国要有大国的风度。一旦日本回到中国这边来，美国就会孤立。
强大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小岛国家。一种是人口多的国家。人的生产力比消费力要多，否则就是制度不好。所以人口问题中国还是要注意。人口多的话并不一定要导致物质消费降低。人口少的话，再发展也是德国模式。所以最大的潜力是人口！
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个道理。只生一个孩子的国家是国家的失败！
在边疆地区，汉族只生一个孩子，少数民族可以多生，这种政策带来许多问题，并且将不同民族的学生分校学习，造成民族隔膜和隔离。这都是80年代制定的错误政策。
而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的政策全是美国忽悠的。现在必须纠正。纠正的方法就是用公民的概念代替民族的概念，弱化民族概念，弱化民族性。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更大的人口自由流动和民族交融。打破过去的地区封闭和户籍封闭。
中国是文人的国家，西方是商人的国家
东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历史上是文人的国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高于商人；西方是商人的国家，商人的地位要高于文人。中国要走哪一条路？如果走西方的文化体系，那么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充满铜臭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残忍无比的国家。象出现三鹿奶粉这种现象，就是追逐金钱文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早就把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好，义从来就是居于首位，利从来就是处于次位。任何时候利高于义，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因此，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重义轻利的国家。改革30年，重义轻利的文化被颠倒了，于是社会开始出现了危机。
在一个国家里，学者有权最好了，让良知主宰和主导社会。这样的话，其他利益集团便不会太误导社会，干预社会。希望在座的学者在社会上都有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学者的作用。要把这个国家引向哪里？是学者群体的事。官员和商人都是办具体事情的，方向问题要由学者来引导。所以知识分子群体在国家最重要。中国的传统是学者地位高，现在是商人地位高。
孔子早已经说了，君子是风，小人是草，风往哪吹，草往哪倒。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矫正中国的风向，把国家引向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的方向去。但今天中国的问题是，一大批学者盲目地迷信西方，完全丧失自我意识。这是改革30年开放过头的最大后果。随着中国逐步发展，中国人正在慢慢找回失去的自信。
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正在崩溃。中国不重新思考不行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要重新团结起来，不要再互相骂了。要检查以前的错误，形成共识，除非那些顽冥不化的人，不可救药没办法。
附文:
张五常歪打正着说出“中国秘密”
童大焕
在日前召开的一个有关改革开放30周年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 家张五常 先生以过去多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为依据，断言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遭到与会大陆学者或公开或私下的一致反对。与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过去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持续。尤其是这种不可持续并非来自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是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张五常的理论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各地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变成一家家公司。比起单纯的政府来，公司化的政府更有效率。网友们的评价显然没有经济学家台面上那么彬彬有礼，有的说 张 先生准是多喝了被三聚氰胺污染的三鹿婴儿奶粉，有的说 张五常 先生应该遭天谴。撇开情绪化的表达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和判断不谈，即使单纯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一个真正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也是要从社会的角度思考经济问题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得出的结论是“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则得出民主的效率最高的结论并因此获奖。 张五常 先生此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论，说明他不是头昏了就是眼花了，只看到浮出水面的洁白的冰山，没看到冰山下面炽热的岩浆正在温暖海水融化冰山。
但我们还得感谢 张五常 先生，他从反面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陡峭的现实。“政府公司化”，的确是过去几十年来我国政经形态的一个准确而且生动的概括。这样的做法，在短期内的确有可能效率很高，但无法避免越增长越贫困（相对）、越增长矛盾越多的困境，陷入 秦晖 教授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和“负福利”陷阱。
我们曾经提倡“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但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之下，只见政府收入日渐其长，而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上却不见其踪影，乃至于前三者成为新时期公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国富民贫”的格局则日渐成形并且定局。以2007年为例，在25万亿元的GDP中，各级政府收入包括税收51000亿、土地收入12000亿、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16761亿、社保8000亿、国企利润16200亿诸项，政府收入总额超过10万亿元，还不算占国定资产绝大多数的资产增值收入；而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4140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仅13786元，全国人民总收入只在9万亿上下。
更严峻的问题还在于，政府公司化导致的制度性亲商环境，使商业机构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平等法律关系被完全打破。一旦普通民众与企业发生冲突，无论是拆迁、征地、劳资纠纷，甚至安全生产、质量纠纷，政府和官员都会本能地站在企业一边。于是，民众与企业之间的纠纷就演变成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无论是贵州瓮安事件，还是云南孟连事件，还是山西襄汾垮坝事件，抑或是三鹿奶粉质量事件，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正如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对孟连事件的总结：一些基层干部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惟需要指出的是，“为老板服务”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些基层干部”。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官员对民众利益的侵害往往有直接的进攻性，甚至动辄采用公安、武警等暴力手段和司法机器。它导致“官逼民反”的历史在现实中不断重现：《了望周刊》报道说，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八千七百起，2005年上升为八万七千起，2006年超过九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而所谓的亲商，并非都对商人有利，一旦大企业和小企业发生纠纷，或者与官员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业与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业发生纠纷，小企业或者无直接利益关系企业的命运就成了普通民众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遍地招商引资视为头等要事的亲商环境下，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非常短，只有2.9年；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宏观调控来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总是中小企业。
中国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挑战
贾品荣
2008年12月
改革第一难题：破除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四大不公”困惑中国经济
所谓不公指的是由于制度、权力等外在因素，人为地造成经济行为歪曲，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细分析，目前中国有四大不公：
——资源配置不公。从行业准入看，许多领域民营经济进不去，而国有企业长期获得垄断利益，职工获得超额报酬；从融资环境看，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困难重重，尤其是基本不能上市，而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交易费用也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从竞争环境看，民营企业在市场上要面临更多的限制。
—— 行政垄断。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进入门槛高，通过行政手段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将利润转换为个人收入，有的国企领导还将企业消费、正常的业务费转化为个人消费。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在世界移动通信业中，超过10％净利润的很少，像美国最大的移动通信企业，利润率才1％，而在中国却达到20％以上，其职工的年薪均值达到5．577万元，居各行业榜首。
——明规则缺失，潜规则必然盛行。如一些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药品审批与流通环节的交易，批发官帽，由非正常渠道获得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这些给权力部门和相关领域某些人带来了高收入。潜规则的危害在于人们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主要精力用于公关上。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中国房地产商除了公关优势外基本没有核心竞争力，权钱交易就是他们的潜规则。据统计，在2006年全国建设系统查处违法违纪和涉嫌违法违纪的415人中，建设行政机关和具有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占68％。
——歧视弱者。中国式暴富容易产生两种心理：一是鄙视穷人，根本不把穷人当人看，肆无忌惮地欺诈、掠夺穷人，山西黑窑事件就是例子。二是财富的不合理使用。他们宁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大摆黄金宴，也不愿为农民工及时支付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补偿，不愿支持社会慈善事业。
症结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
“四大不公”的症结何在？改革发展研究院对中国200余名官员、学者、科研人员作了“中国改革问卷调查”。当问及“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大约有五成专家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既希望通过改革攻坚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又害怕在改革攻坚中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往往寻找代言人宣扬其政策主张；而弱势群体则对现状不满，与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了新的矛盾。”
笔者认为，尤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强大。表现之一：国企垄断在强化。国企的垄断几乎遍及各个行业。垄断本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厂商垄断。行政垄断，是指禁止或限制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厂商垄断，是说由一家公司控制相当部分市场。中国大部地区行业中，都能看见政府的阴影，如内地上百家汽车厂几乎都有国资背景。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政府垄断，不如说是政府垄而不断——政府包揽更贴切些。政府包揽，有经营效率低下之弊，无规模经济之利。现在，国企垄断有强化的趋势。
表现之二：垄断行业高管的收入高得离谱。这是不合理的。原因有四：首先，这些高管不是在竞争性市场中靠自身的能力获得位置。其次，经济学上将工资高于他们在次优职业中获得的收入称为纯经济租金，这些收入在逻辑上等于固定数量的土地获得的租金。租金的获得者必须具有特殊才能。我们说，软件领袖比尔•盖茨或是投资天才巴菲特，抑或篮球明星奥尼尔，之所以拿高租金，是因为这些人拥有一种在当今经济中很有价值的技能。再次，美国的银行CEO拿高薪是无可厚非的。原因在于，他们靠企业家精神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数据表明，美国巨富们致富的主要途径是冒险创办高利润的新产业，他们是通过其创新行为获得“熊彼特利润”而致富。
第四，最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超额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垄断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数据显示，工行、建行、招行和浦发银行的员工成本占营业费用的比重超过50％。
表现之三：垄断集团不断花样翻新。只要铁路运输仍有“瓶颈”，只要还可能出现“煤荒”、“电荒”，这些部门的垄断就会花样翻新，而垄断的存在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利润分割的“避风港”。
表现之四：拿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忽悠”消费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垄断行业拿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忽悠消费者。这是不对的。必须指出：行政法规不是法律，而且行政法规要服从于法律。但我们现在有的地方行政法规大于法律，领导批示大于行政法规，直接导致权力决定一切，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抑制。呼唤了多年的《电信法》至今尚未出台。
表现之五：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对弱势群体予以真正关怀。目前，弱势群体存在两种心理：一是恐慌的心理，失业问题引发人们焦虑不安；二是匮乏的心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人们心中无底，不足以应对变化莫测的社会。这时候，需要的是关怀与同情心。看看今天，既得利益者不仅没有对弱势群体报以同情心，反而肆无忌惮地掠夺弱者本已很少的收入。
既得利益集团的三大特征
从本质上来说，既得利益是特殊的、不正常的利益，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
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行政垄断因素造成福利的减少，按GDP计算，大约每年是GDP的1％，中国应该更多。
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四大原因
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四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还不是一个竞争性经济。这样，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谋身，不是仰仗竞争，而是靠权势。第二个原因是长期缺乏产权的基本制度。产权制度的有益影响有三：它能控制既得利益者为所欲为，它能为经济自由提供土壤，它能引导人们以企业家精神获得利润。
第三个原因是没有一种完整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抑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准入规则，缺乏国家完整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一套完整、清晰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能大大消减交易成本。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就是秦始皇的车同轨，它使道路得以标准化，大大地节省了运输成本。
第四个原因是公共资源被“内部人”控制。一些国企领导人利用手中权力，将内部的管理权力向家族成员转移，把亲属、亲信安插进管理层，形成“内部人控制”，然后将国有资产以投资的方式转移至私人企业。少数人利用控制国有企业资产运营和国有资产转让的权力，通过MBO，使国有资产流入自己的腰包，迅速积累起个人原始资本，建立私人企业。有的国企领导人担任多家下属企业的董事长，一年的在职消费上百万元。我们说，公共资源被“内部人”控制，对社会公平和公正原则的损害甚大，更会因为其长期存在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把持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力，一方面也掌握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公共资源成为谋取和维护其个人与集团利益的“私家车”。
既得利益集团的五大危害
既得利益集团是人民的害虫，具有五大危害：第一危害：既得利益集团不顾或者放弃全局及国家利益。 垄断企业的既得利益者，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并不乐观，而对于要损失的既得利益却有深切感受，因此，他们缺乏向民营经济开放市场的动力，力图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一些强势的政府部门对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本能地抵触，利弊得失权衡的结果往往是为保住局部及个人利益而不顾或者放弃全局及国家利益。三次机构改革越改机构越庞大就是明证。
第二危害：导致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的稳定。应当看到，在我国13亿人中，目前还有一些人温饱问题未解决，更多的人刚刚解决温饱，远未达到小康。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1400万，相当于城市中经济活动人口的 7％。农村的失业人口更为严重。对那些违背效率优先的市场分配准则而通过中国式暴富的既得利益群体，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不满，容易激发一些扭曲的社会现象产生。
第三危害：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部分社会主宰权。当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时，人们骤然发现，我们可能回到了亚当•斯密时代。斯密所描述的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好处并没有落到穷人和普通大众手中，往往是在攫取普通居民的情况下，使集体行动产生的好处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有。一方面，他们造成转轨期资源分割的混乱；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获得了部分社会主宰权。
第四危害：既得利益集团还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以房地产商为例，他们用钱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通过收买个别媒体，更是肆无忌弹地从消费者手中抢钱，广告说有金桥碧水，入住后发现是一条臭水沟；宣传说配备休闲会所，入住后发现变成了洗浴中心；甚至把公摊给大家的面积又转手卖了钱。
第五危害：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民生问题很难解决。在今后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 人民群众如何分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疾病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就很难突破。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追求的是少数人独享改革发展成果。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建议
首先，改革政府，实行小政府。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应该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对可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予以取消，可以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审批的，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对确需保留的要建立制约的制度和机制，使政府彻底从经营领域中退出来。同时，调整政府机构，缩小政府规模，下决心大力裁减官员。目前，政府规模太大，必然干预经营。政府改革和企业改革相比，它不是赋予自主权，而是剥夺一部分官员的权力和现有职能，必须采取非常规的办法，“先拆庙，后建制”，动作要“快刀斩乱麻”。同时，相应地推进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改革，不然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
其次，引入竞争，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破除行政垄断最好的办法是引入竞争，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有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再次，用立法破除特权意识，不允许任何一部分人掌握过大的权力。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让利、放权”改革就是一种分权式的改革，它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为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为了保证改革的深层次推进，必须在法律上健全保证公平竞争的制度，用立法保证任何一部分人不能掌控过多的资源。在破除特权方面，必须形成一个法律方案，只有成为一个法律文件，才能强有力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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