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花呗账号: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存在的原因

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存在的原因探究

刘磊（石河子大学）

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宗教观教育时，学生们经常在课堂上或课后向老师请教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现今已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宗教仍然存在。我们一边用书本上阐明的、有关此问题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一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我深深地思索。在四天的系统学习后，我将本人以往凌乱的思路加以规整，阐述如下：

一、宗教存在的逻辑理性基础仍然存在

当一种观点直接支配了大众并形成一致的思维时，出于人类运用自身理性的冲动，我们就要对这一理论进行批判。批判与怀疑本来就是哲学的本质特性，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特指一种理解和扬弃，是理性反省理性自身的逻辑过程。康德在其著作《纯粹理性的批判》一书第二版的序言中说： “……以上的辩证方法同样可用于讨论“上帝”、“意志自由”、“灵魂不死”这三个永恒话题,...须知,我们一日不剥夺只对现象界有发言权的科学理性随意去裁判那些超越现象界的事物的独断权力,我们就一日难以容忍关于“上帝”、“意志自由”、“灵魂不死”的信仰……。我们对来生的期望实在是根植于我们的这样一种本性,即对时日有限的此生永不满足(因为我们生命的目的尚未充分展开)；我们关于“自由”的意识唯一地导源于我们对所负“义务”的明确承当,而不是借口服从动物本能的必然律就回避这些义务；我们相信存在着至高的伟大雍智的秩序创造者(上帝),只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处处显现着奇妙的和谐,美丽与先定的关照……。当科学诸家发现自己对普世的人文关怀难以提供任何比普通大众所达到的更高的眼光与更充实的(被我们视为神圣高尚的)意义时,作为科学哲学,他们便应当对自身运用的领域加以限制,满足于研究那些普遍地能够被知识把握的事物,以及在道德哲学中可以被论证为普遍有效的法则。如此,科学诸家不仅可保其基础坚实,且因保持其清醒的自我批判而能获得较从前更为伟大的权威。”

康德论述在经验世界里,理性帮助我们认识一切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物的必然律,当我们试图超越经验世界时,我们对超验世界所作的先验假设只要是逻辑自恰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具有了逻辑可能性),合乎理性的先验原则与经验世界里的必然律之间只要能够建立相容关系,二者就都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例如实践理性原则)。这一原理,康德称之为‘辩证关系’,实即两个对立原理（此处即经验科学原理与超验理性原理）之间的‘对话’关系。‘辩证(dialectic)’与‘对话(dialogue)’在希腊文里面有相通的词根。康德建议读者将这一原理运用于上帝,意志自由,及灵魂不死,这三个永远无法回避的观念。例如关于上帝的存在性的信仰,从这一信仰本身是无法推导出与经验世界的已知科学原理相冲突的任何命题的,科学无法否证或证实上帝的存在性。信仰与科学理性的这一相容性在康德看来就提供了信仰的合理性(作为“现实无矛盾性”的理性)。信仰和科学既然两不相害,就不存在严重对立。

在康德以前的历史中，世界经历了宗教长期压抑理性的黑暗时期，而康德身处科学启蒙之处的时代，就已经能够窥视今后科学将压抑宗教的历史。他在这段论述中指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推拒知识，为信仰留有空间。因此，我们要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为宗教信仰留有空间。

由此所论，信奉神灵的宗教在目前任何人类社会中都具有逻辑存在的内在合理性，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二、宗教存在的根源仍然未能全面消除

众所周知，宗教产生于压迫，而压迫的力量来源于两种强大的势力：一是大自然的自在压迫，二是人间社会的阶级压迫。这两者是宗教产生并存在的根源。应用此原理具体考察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我可以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五十六年了，现今社会距十年动乱、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也已二十六年有余，尤其是江泽民同志执政的辉煌的十五年间，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稳步推进、长足进步，国内根本没有阶级的存在，阶级压迫也就无从谈起。而且，这数十年间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将此永久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之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政治常识。既然我国没有存在对宗教及其信教人士和群众的压制、破坏，就不存在宗教产生所需的阶级压迫的压力根源。照此推论，我本应该认定宗教应该在现今社会主义中国消亡。

    但我也不能忽略宗教产生的另一根源——自然压迫。天不以尧存，不以纣亡，大自然不会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进步的、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改善它原初的心性，让不利于生存的地方有利于人们生存，大自然该发威时仍然发威，人们在大自然的灾害前依然显得脆弱无力。尤其是目前正值社会转型期，国家改革的成本很多都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人民在住房（商品房市场已成为中国公认的最后一块利润高地，也是历来权力寻租之地）、教育（教育产业化拒绝了贫困家庭）和医疗（前日，国务院政研室已公开宣布我国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三大公共产品领域内的所得不是成正态公平分布，许多地区、许多人民由于生活的不稳定，在疾病痛楚袭来时、在生命垂危之刻难以得到有效的社会医疗的公力救助，加之教育投入历来不足，教育覆盖面和人民接受教育的质量差别巨大，造就了宗教产生的国民基础。无助的人总要依靠某中力量来摆脱现实的困境，而不会去思考这种力量来源于现实还是虚幻，这就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情感与理智的对立，是经验与理性的彻底分离。

    有基于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存在着宗教。我相信，只要坚持发展，当我们的生产力可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时，宗教这一历史现象会自动消亡。

三、宗教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贡献使其现今的存在具有的一定的合法性与现实合理性。

    中国人民是推翻“三座大山”才建立新中国的，而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宗教并不是压迫人民的主要反动势力之一，也不是阻碍中国迈向现代化、走向繁荣富强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宗教不是党和政府所必须要处理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反而，这些宗教界人士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我党困难时期，都涌现出一大批爱国爱党人士，支持党的工作、拥护党的主张，这些都是有史可查的事实。正是宗教在中国革命时期的表现，使宗教在建国后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正义，通过历史脉络的顺延，现今宗教具有了一定的合法存在的理由。这也充分说明了共产党人是讲感情的，也是重感情的，这是党和政府对合法宗教的政党反馈，共和国是不会忘记合法宗教对国家的贡献的。

四、目前的宗教改良促进自身脱魅入俗

从党这方面考察，我党一直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从宗教的发展、变化观察，宗教在建国后一直在改良。赵朴初先生在世时一直倡导“人间佛教”的理念，指引佛教人士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事业，开创中国的人间佛教。其它宗教也通过自身的改良、发展，摆脱了以往依附阶层的特性，并通过对自身的研究，放弃了许多封建、迷信的成分，并把部分宗教仪式升华成中华民族公有的文化遗产——民俗。当地百姓通过开发、宣传民俗也取得了经济上的实惠，促进了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

现代宗教的存在已慢慢地演变成身受现代文明社会异化所累的人们，通过在文明社会中分割出特定的时间与特定的空间，让那些压抑已久的感性欲望和肉体冲动得以充分的宣泄，以便于重新恢复身心的平衡。宗教在维护社会和谐，调节个体心理方面的作用，也在客观上成为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其作用和地位有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其它经济所有制是对公有制的有益补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