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克拉克大学:买不起的演出票_

每年5月都是中国文化市场的演出季，从小长假各地演唱会起跑，交响乐、芭蕾舞、话剧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近两年，普通观众发现买一张演出票越来越难以下手，“高价逼人”让艺术、文化、乃至最简单的快乐、满足都变成了奢侈品。[详细]
 
中国人月薪1/10购“山顶票”，美国人月薪1/20买最好位置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内地演唱会最高票价正在逐步升级。北京地区最高票价从1080元一路攀升至王菲演唱会的2500元，到了今年，刚刚结束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主办方称最高2580的VIP票和最低280元的票卖的一样好。或许几乎满座的鸟巢说明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但要对比滚石30去年11月台北开唱时的票价（折合人民币最高860元，最低173元），几乎同样的演出，钱会不会花的有些冤枉？
演唱会并非特例，京剧、传统歌舞、音乐会几乎都是普通人消费不起的“高雅艺术”。据不完全统计，280元是大型演出最常见的最低票价，约相当于中国普通城市工薪阶层月入的1/10——这个价位所能获得的座位往往是距离舞台最远的“山顶票”。相比之下，美国百老汇热映的歌舞剧售价从59美元到119美元不等，而119美元（相当于一般国内演唱会中、低档价位）已能坐到最好位置，还不到美国工薪阶层（平均月入3000美元）月入1/20。此外，百老汇和伦敦现场歌舞演出普遍售价为几十美元或几十欧元，而且很少出现中国商业演出的巨大差价。[详细]
滚石北京演唱会五一在鸟巢上演，9万名歌迷，两岸超过40组歌手创下华语乐坛最大规模演唱会纪录。
沪上一张最贵票，够去香港三日游加观演
同样一场演出，内地票价也常常比港台地区高、与三地的收入水平不成比例。“飞儿乐团”在香港的演唱会票价分别为280、380和580港币，而他们在北京的演唱会票价为从380至1180元不等；台湾歌手刘若英的北京演唱会票价为380到1680元，比同样内容的台北演唱会（800到3200新台币）高出55%到60%。赴港自由行的带动下，就有旅行社打出“在上海买一张流行演唱会的最贵票，够你去趟香港三日游、外加红磡体育馆演唱会前排票一张”的宣传语。
有媒体介绍香港红磡体育馆的定价体系，红馆1年演出2800多场，一台演唱会一做就是二三十场，全部能消化得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票价低到“酒楼推点心车的都看得起”。香港演出运作者认为消费群体稳定了，定价的时候很好把握，演出总票房有了保证，尽管每场所获不多，但能细水长流，就是“积小胜为大胜”。2007年底，因为红馆要封馆大修，有人“趁热打铁”把演唱会最高票价做到了千元，旋即遭遇各界炮轰。[详细]
外国演出移植国内后“升值”，国产大戏“出口”后“贬值”
继2001年北京故宫 “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创下2000美元的天价票之后，外国商演在华票价高的“特色”至今没改变。4月鲍勃·迪伦在北京、上海两场巡演，持1280元门票的歌迷只能坐在看台与偶像隔岸相望。网易娱乐则给出性价比很高的“越南追星加观光”方案，来回成本可控制在1800元左右，关键是鲍勃迪伦在越南演唱会只有两档票，折人民币普通283元、VIP票787元。
与此相反，国内的不少大制作“出境”或出国后反倒“自动降价”。自1998年起，张艺谋执导的大型歌剧《图兰朵》在全球巡演，在慕尼黑的演出票价在28欧元至153欧元（相当于人民币280元至1500元），在北京太庙却创下了直逼200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6万多元）的最高票价。同样，歌手萨顶顶五一在人民大会堂的音乐会票价为180到1000元，而她此前在香港办的音乐会票价仅为100到430港币，甚至还开出50港币的学生票。[详细]
 
演唱会广告费年增10%，上海体育馆每场安保费用5万
观察当下票价畸高的演出市场，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是，高票价并不意味着演出商都赚的钱袋叮当响。九州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田京泉曾表示，这两年北京的大型流行演唱会基本只有两成赚钱，六成都是赔的，还有两成勉强收支平衡。但是，为什么还有高票价？各中原因复杂，由明星歌手、演出公司、演出场馆、票务系统、售票公司组成严格分工的产业链上，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成本则全部由消费者来承担。
一般而言，若是精品力作，在演出人员酬劳、舞台布景、灯光、音响的设计，场租等几大部分的开销相对偏高。除去这些，演唱会广告费正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而且媒体逐渐不再接受合作的方式，而更希望硬广告的投放；为保证演出顺利进行，演出单位不得不支付高额的安保费。以上海体育馆为例，每场演出的安保费用在5万元左右。[详细]
北京工体场租较台湾同等规模场地贵4倍
功能齐全、档次比较高的演出场所有限、分布集中相应推高了租金。北京演出行业协会2010年统计显示，北京演出经纪公司及文化公司众多，但是可供演出的场地少，登记在册的场所仅107家，西城区、朝阳区和东城区就占了93%以上。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场租80万，还要扣去主席台附近最好的坐席门票，而在台湾同样规模的体育场馆租金只要20万。不仅如此，配合大型演出的舞台、灯光等供应商在内地也十分稀缺，即便找到合适的场子，也凑不齐设备。许多对质量要求较高的演出设备都是从国外直接空运来的。在缺乏资源、缺乏比较、缺乏竞争的状况下，演出商寄望快速收回成本，高票价在所难免。
香港红磡体育馆内场第一、二排座位，500港元已是“天价”，“这是香港的流行文化，贵了怎么流行？ ”陈奕迅演唱会的经纪人这样说。
票务公司收取15%佣金，高提成转嫁给观众
演出票销售环节，北京业内通行做法是，票务代理公司收取票款收入的10%至15%左右作为代理费，在上海大约8%。国外一般只有5%，日本最大的音乐剧集团四季剧团，票务提成不到3%。不但票务系统本身效率底下，做不到薄利多销，演出商之间还存在恶性竞争，为促销不惜付给票房公司高额代理佣金。比如，两家演出公司同期推出实力和人气相当的歌手，一个演出商可能暗中把代理费提高，以促使票务公司更加卖力地替其推销。当自己的利润被票务代理公司“趁火打劫”夺去一部分，演出公司往往可能会提高票价，将这部分费用转嫁到买票的观众身上。[详细]
“洋明星”眼中的内地演出市场：“人傻、钱多、速来”
演出票价格构成中最大的因素还在于“人”，也就是明星艺人的酬劳。据演出策划人宋柯称，一些艺人的出场费占到总成本的50％以上。特别在欧美明星来华演出时，由于演出商之间相互抬价，造成的错觉就是中国观众的钱特别好赚。有报道称，欧洲的演出商，在欧洲卖一个项目，与到中国卖一个项目，中间的价钱能差出10倍。2001年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吸引国内多家演出商竞标，最后380万美元的成交价，费用数倍于“三高”在韩国的价格，当这些都转到门票上，2000美元的最高价也就不奇怪了。
一位演出商在评价“三高”项目时说，聪明的外国演出商，拿来一个好项目，往中国市场这么一放，转身就走，其它都不用操心，只需要看着中国演出商们来争抢这个项目。中间人一多，层层加价，经常导致最后出场费比国际惯例还要高。[详细]
在故宫举行的“世界三大男高音音乐会”以最贵2000美元的票价轰动一时，也因拖欠120万场租，主办方被告上法庭。
 
赠票占所有座位的30%至40%
在演出各项成本中，最难控制的就是灰色地带，即公关赠票。FT中文网《中国演出票价为何贵？》透露，据不成文的规定，每次举办大型演出，演出商要各级主管部门、媒体、赞助商留座，加起来要占到所有座位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要想盈利，只能提高可以出售的那些票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当你一脸沉醉地摇晃着荧光棒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你同时也已经为那个坐在你前后左右的人买了单。
“说实话，没有演出商真心愿意赠票，但确实存在不赠票就不行的理由，这些理由有强制性的，也有人情上的，还有怕冷场丢面子的，赠票的苦酒一多半是演出商自己酿的，实际促成了票价怪圈的形成。”中国动漫集团副总经理胡月明说。实际上，大多数歌手在与演出商签订的合同中，都会对上座率提出明文要求，以避免冷场尴尬，若实际售票率达不到，演出商就有可能主动向外赠票来填满场子。[详细]
团体票的销售额占了总销售额的30%，起到关键作用
有演出商介绍，内地演出门票的一个重要流向是那些拿支票来购买的大企业。尤其到节假日，赠送高档演出门票，已经演变成企事业单位的重要公关手段。“给自己的客户送一张高档演出的门票，既体面又显得很有文化，价格当然就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了。”一位在公司负责公关工作的张先生称。莎拉·布莱曼2009年北京演唱会，最高票价是2600元，团体客户并未因高票价降低购票热情，在这次赢利的演出活动中，团体票的销售额占了总销售额的30%，起到关键作用。[详细]
高税收，审批繁琐，演出商没耐心培育市场
受困高税率，国内演出业普遍承受“中国式烦恼”。据北京政协2010年提出的建言，多数文化文化演出场所没有被列为公共文化设施，不仅要缴纳房产税，而且按照商业和娱乐业的标准缴纳5%至20%的营业税。一家民营演艺公司董事长称，不算付给剧场方的租金，一张票有5.5%的营业税、25%的企业所得税，总体有30.5%的税赋。此外，如果艺人来自港台，还将遇到现阶段无法解决的双重纳税问题，只能上调出场费以弥补“损失”。 内地有基数庞大的潜在观众市场，如果耐心培育市场，形成消费习惯，商机自然不言而喻。但主办者多半不愿意“放长线”的原因还在于演出管制的存在。据媒体披露，组织一场演出，需要几十个部门批条子，公安，消防，文化主管部门等各个都有权力不允许办演出，涉外演出还要经过海关、检疫等等。演出场地也有严格限制，演出主办方的资格也受到审批。一系列相关的行政障碍导致演出组织者缺乏综合开发的耐心和经验，市场一旦形成某种定势就没有人愿意率先打破它，既然搞一场就能回本或者赚钱，何必还费劲连续很多场。[详细]
大量赠票的存在为黄牛党提供了获利空间，图为黄牛在场馆外兜售赠票。
 
高票价背后是原创精品的匮乏
近年华语唱片不景气，CD销量已到了不值一提的地步，个人演唱会无疑是最快、最大、最持久的赢利点。于是，刨除国外艺人，活跃在中国演出市场并且能单独立项的音乐人大多来自港台，高昂的演出费加上旅行成本，最终都要由大陆观众承担。内地歌手习惯于传统“走穴”演出，在这个市场巨大但缺少本土原创音乐的环境里竞争力低下。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大型演出场馆演出的票价居高不下，平均票价772元，比上年平均票价637元上升21%。
不只演唱会，这两年以低票价炒热市场的小剧场话剧也遇到瓶颈，有观众直指，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戏剧作品仍然有限，大多是泡沫，有些是垃圾，有些甚至是倒退。来自小剧团的苦衷则是，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为它寻找合适的演出机会甚至比创作更艰难，一不留神就会步入陷阱，一个艺术节、一场晋京演出、一部电影大片、一部电视连续剧、一场足球赛，对它来说也许都是致命的打击。中国戏剧的受众群体仍不稳定，很容易被其他新鲜刺激分流。[详细]
吃“财政饭”的国营团体拒绝改革
国内许多演出公司或机构的营销模式普遍单一落后，演出运营商仅仅把目光盯在剧目本子和票房收入上。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艺术作为商品，不能仅仅考虑它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它的社会效益以及演出商的长远发展。如同美国，早在1971年的联邦税法就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鼓励基金会、大公司等社会财富投资文化产业。与之相对应的，接受政府或社会资助的艺术团体在票价上亦充分体现了公益色彩。
但在中国，一些接受政府经费补贴的艺术团体和机构办演出，成本比纯商业演出其实要低很多，但票价一点儿也不低。网友戏称这类高票价相当于“二次征税”。有数据显示，1995年和1996年，文化系统艺术表演团体的经费自给率，分别为40.3%和62.4%，而1997年至2008年的经费自给率不升反降，均在40%以下，不少团体仍需国家财政拨款支持，办演出无关“生计”，对市场十分不感冒。 [详细]
临时性组团的台湾纵贯线乐队1年多时间巡回海内外47个城市，唱了52场，超过136万人次观赏，门票收入达9亿元。
演出票是有价票券，开场铃声一响，卖不出去的不过是废纸一张，高票价的吆喝声再大也是赔本。之所以中国演出商敢于冒风险开出高票价，尽管有靠“一锤子买卖”赚取暴利的野心，更多的恐怕还是在不完全开放市场中彼此缠斗的无奈和忐忑，“过把瘾就死”的演出商们还看不到太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