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男为什么不敢撕那英:毛佩琦的BLOG - 毛佩琦 - 新浪BLOG

解开“明朝那些事儿”

    自从《百家讲坛》播出“明十七帝疑案”之后，引发了众人对于明史的关注，一大批读者纷纷给毛佩琦来信，这其中不乏毛佩琦的粉丝，他们自诩为“毛线”。虽然这给毛佩琦增添了不少工作负担，但是也为他带来了一些意外的收获。毛佩琦谈到，有很多人都是明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对明史怀着浓厚的兴趣，经常将自己发现的问题写信向他请教。其中就有一位来自湖南湘潭姓何的读者，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寄给他，并自称是建文帝的后代。毛佩琦很快回了他的信，并向他解释了其中存在的种种疑虑和问题。这位何先生曾经投书给一些学术机构，都石沉大海。毛佩琦的来信使他大受鼓舞，他多次邀请毛佩琦来湘潭考察。后来，毛佩琦带着他的学生前往湘潭考察文献和文物。虽然现有材料还不足已确认何先生的结论，但却与这位观众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前，毛佩琦还特地邀请他参加中国明史第十二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毛佩琦还谈到，由于长期以来关于建文帝的历史聚讼纷纭，而又有许多人关心这一题目，因此他想筹备一个有关建文帝的研讨会，规模不用太大，邀请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在他看来，《百家讲坛》反过来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

    面对诸多读者朋友的许多要求，毛佩琦并不能都予以满足，他做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而且，研究历史讲究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湖北有一个姓让的老先生，来信说自己也是建文帝的后代，当年建文帝把皇位让了出来，从此就不再姓朱，而改姓了让。他希望主讲人在《百家讲坛》表明讲让姓就是建文帝的后代，甚至要求将中华世纪坛青铜甬路上的有关记载也进行修改，这些显然是不可能满足的。然而对于一些真正热爱明史的非专业人士，毛佩琦却从不吝啬自己的笔墨。一部在网络红极一时的小说《明朝那些事儿》，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大量明史爱好者的注意。作者当代明月找到毛佩琦，希望能为自己的书作序，毛佩琦欣然答应。正当众人大为不解时，毛佩琦却做出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历史是千百万人的历史，是大家的历史，每个人都有解读历史的权力。学术是天下人的公器。而且，从来每个人由于立场和学养的不同，所看到的历史都是不同的。如同我们听音乐会，既可以听美声的，也可以听通俗的，还可以听原生态的，关键是歌唱者的态度是严肃的，能真诚对待大众，而非采取愚弄的态度故意曲解历史。

    由《百家讲坛》引来的种种后续之波，还真是一浪接着一浪。有人问了，毛佩琦述说的《明十七帝疑案》是不是在给明朝“翻案”？对此，毛佩琦总要做出一番有理有据的解释，证明自己并不是在给明朝“翻案”，因为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案”。毛佩琦谈到，众人一提到明朝，立刻就会想到宦官专权，想到朱元璋很残暴，想到四处横行的锦衣卫和特务，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部份，不能只看到这部分。特别是不能误读历史。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在南京的明孝陵前，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治隆唐宋”四个字。这是清代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意思是赞扬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比唐宋要好。有人说，康熙皇帝写这几个字是做秀，是故意写给别人看的。毛佩琦说，如果单纯要给别人看，完全不必写这样称颂的字。英雄惜英雄，惺惺惜惺惺，作为一个有胸襟有胆略的帝王，康熙皇帝的这几个字应该是由衷之言。对于朱元璋的称颂不仅见于这座石碑，还见于一些史籍中，也不仅出于康熙皇帝之口，还出于其他清代皇帝之口。而明朝的繁荣强盛，也是有史可考，有据可查的。

    一直以来，明史给人们留下黑暗、压抑、专制和落后衰败的感觉。在毛佩琦看来，这是因为一些历史著作导致的偏见和误读。比如，吴晗先生写的《朱元璋传》，当时是隐射蒋介石政权的黑暗，因此强化了朱元璋独裁、残暴的一面；还有丁易写的《明代特务政治》，把明朝描述成特务专制的国家，也是为了影射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统治。毛佩琦认为，这些著作只是作者在特殊时期，将明代历史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一种表现，而并非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另外一些看法，比如认为明朝的疆域很狭小，甚至北边不超过长城，等等，也是不正确的。《明史》中不就明确地写着，明朝的疆域“远迈汉唐”吗？毛佩琦说，自己讲述的明史并非是在为明朝翻案，只是在将自己了解和看到的历史真相告诉世人。

走上银屏 走近百姓

   毛佩琦走上《百家讲坛》，并非偶然。

2004年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正说清朝十二帝》，《百家讲坛》栏目关注度很高，为了寻找下一期节目的主讲人，《百家讲坛》工作人员四下打听，多方探访，很快找到了毛佩琦。在毛佩琦看来，有些意外，但却没有太过惊讶。后来他才得知，业内很多学者，都力推自己主讲明史，这才有了《百家讲坛》的上门邀请之举。

    对于毛佩琦本人来说，也挺愿意到电视台去讲明史的。他研究了那么长时间明史，现今有这么一个平台，应该借此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给大众。毛佩琦说，自己一直都很关注史学研究成果与大众之间的沟通。早在1988年的时候，就曾经组织班子撰写了一部历史读物，叫《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因为它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被称为第一部可供海内外华人共同阅读的中国历史，在上海、香港和台湾分别出版，至今仍称为经典。又因为它图文并茂，文笔优美流畅，所以不仅为学界喜爱，也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毛佩琦在其后序中写到，“历史本来是很生动多彩的，可是到了后来就变为发黄的书本。我们要恢复历史生动、丰富多彩的面貌。”在毛佩琦看来，历史著作要面向大众，就得以一种通俗易懂、符合大众接受习惯的方式传达。如果历史著作被写得枯燥无味，那么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史学家。同样，《百家讲坛》这个平台，也是面向大众普及知识的重要渠道。对于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老师来说，这里也是一个施展才华、实现学术的社会价值的全新舞台。

    然而，预想和现实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差距。毛佩琦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教书近30年，在课堂上一直很受欢迎。原以为走上《百家讲坛》，依然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结果，却大出所料。从课堂到讲坛，毛佩琦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毛佩琦告诉我们，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一档45分钟的节目他却足足讲了两个小时，因为他把观众当成了自己的学生。栏目的编导说，《百家讲坛》的观众包括从8岁小孩到80岁老人各年龄段的人群，知识结构也参差不齐，必须要让他们都听得进去，都喜欢看。毛佩琦开始琢磨，怎样讲才能让观众都能听懂，怎样安排故事悬念才能更好地吸引观众？毛佩琦坦言，为《百家讲坛》备课要比给学校课堂花的力气还大。而且，电视荧屏不能停顿，不许出任何错误。主讲人要在不脱离学术规范的条件下，寻找一种适合大众理解的语言形式，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说，我国学术界有个优良传统，就是大家写小文章。比如朱自清写《经典常谈》、叶圣陶写《文章例话》、王力写《诗词格律十讲》，还有一再印行的《十万个为什么》，其中的许多条目也是出自大专家的手笔。当今学者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有责任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通俗的形式传达给大众。 “放下架子，走近百姓”，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们的唯一选择。毛佩琦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小文章，取名为《让百家走进百姓》。

    由于与《百家讲坛》的“红人”易中天同为主讲，很多读者问毛佩琦对易中天怎样看，是否认同易中天在“恶搞”。毛佩琦没有做出直接的评价，只是打比喻说，表现方式可以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但不能违背学术规范，必须给观众以真知，如同包装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但必须有好月饼一样。后来易中天和他谈及此事，说“你上了记者的当了，你要是同意恶搞的话，那我就是恶搞啊！”毛佩琦谈到此处，微微一笑。他表示自己还真是不同意恶搞。在他看来，学术规范不能因为通俗的表达方式而改变。如果因为过度包装而危害到学术内核，就变成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观众反而不能从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不应该存在的现象。毛佩琦说，《百家讲坛》也是一个各显其能、见仁见智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表现，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但他觉得主讲人最恒久的魅力却是高尚的学术品位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历史也考验他们的研究。”寥寥数语，道破了历史研究之精髓，流露出说话人之心声。

毛佩琦   为历史真实而努力不止

——学史不屈才 讲史传真知

文·石艳

    在《百家讲坛》“十大名嘴”评选中，毛佩琦以“最悬疑”入选，成为《百家讲坛》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主讲的“明十七帝疑案”，收视率排名位于去年《百家讲坛》所有讲座的第二位。在他的口中明朝帝王的那些悬疑故事被一一破解，观众为之拍案叫绝，民间由此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明史热”。然而，生活中的毛佩琦，却豪无“最悬疑名嘴”的架子，显得十分和善。他侃侃而谈，思路清晰而流畅，既不失学者严谨之底蕴，也不乏名师大家之风范。他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也思考着故事背后的历史。

与历史的不解之缘

    很多人问毛佩琦，是否因为喜爱明朝的历史史才研究明史。毛佩琦笑着回答说，“不是”。他谈到，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是不应该添进个人的思想感情，而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智，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对历史评判的公正性。其实，无论明史、清史，还是汉史、唐史，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都是研究的对象。因此，他所喜欢的只是这份工作，而不是某一段历史本身，或者某个历史人物。”听完这段话，不禁让人有些惊讶，但也觉得很在理。

    那么毛佩琦是怎样走上明史研究的道路呢？

    回顾往事，他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毛佩琦从小就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家中的那些文史类书籍更是爱不释手。他高中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1962年顺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专业是历史档案系。毛佩琦感慨地说，当时就是奔着历史去的。而真正开始对明史产生兴趣，却是因为韦庆远老师。韦老师专长明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了不起的著作，《明代黄册制度》。他是毛佩琦学术上的榜样。毛佩琦谈到，通过韦老师，他懂得了许多学习方法，并进一步认识了历史，认识了明朝。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为老师只是他们坐四分钱的公共汽车从张自忠路一号校园到国子监，去那里看朱元璋留下的大石碑，上面刻着朱元璋给学生的训示。受此影响，毛佩琦考虑将来研究明史。

    然而，就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毛佩琦回忆到，当时所有的课都停了，很长时间都没法继续学业，也无法进行历史研究。两年后，他被分配到了军农场，当时的大学生都要求去军农场锻炼。没想到在那里，毛佩琦却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提到这段往事时，毛佩琦不禁有些伤感，他说当年的自己十分喜爱音乐，虽然没有进音乐院校，只是自学，但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从大型歌剧、合唱作品、器乐作品到儿童歌曲等等，已得到了业界的认可。1974年，他被调到了河北师范学院，教音乐理论作曲，成为了音乐系的一名骨干教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革命结束，毛佩琦作为第一批再次考入了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系做研究生，不得不放弃他喜爱的音乐创作和教学。他曾为此放声大哭。

    他再次一头扎进历史研究。这时他遇到了到了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尚钺老师。毛佩琦笑着对我们说，他常常自称为是鲁迅的再传弟子，金日成是自己的大师兄。他解释说尚钺老师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不仅随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略》，而且追随鲁迅从事新文学创作。在《鲁迅全集》中，就收有一些鲁迅先生写给尚钺的信，鲁迅先生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就收有尚钺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而且给了较高的评价。毛佩琦作为尚钺老师的学生，当然就是鲁迅先生的再传弟子了。至于金日成大师兄一说，在日本占领朝鲜时期，金日成和许多朝鲜青少年流亡到中国东北求学，当时尚钺老师在吉林省毓文中学教书与少年金日成结下了非常亲密的师生以及朋友关系。后来金日成回国做了领袖，每次到访中国，总要打听尚钺老师的情况。至今，尚钺老师写的回忆他们当年那段交往的手书，还保存在平壤金日成旧居纪念馆。毛佩琦的话虽然不无调侃，却也是事实。而其中则透着毛佩琦对尚钺老师的敬仰和尊敬，却显得格外真切和感人。当他谈到自己老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的种种磨难和苦痛时，表情变得很凝重，眼神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当初的情境中。尚钺老师因为自己的独立的学术观点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激烈批判，但尚钺老师坚持真理，决不屈服于权势。毛佩琦说，1980年自己曾给《新观察》写过一篇文章，称自己的老师为“史学界的一条硬汉”。1981年毛佩琦毕业留校任教并帮助尚钺老师工作。尚钺老师患了重病，他的最后几篇文章都是毛佩琦替他拟写的。在一篇文章中，他体会尚钺老师的思想，拟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历史也考验他们的研究。”这话得到了尚钺老师的认可。尚钺去世后，毛佩琦动手整理出版了《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现在，上面那一段话已被当作座右铭用大字刻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会议室的墙壁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它也成了毛佩琦的座右铭。

    有的人说，都是些发黄的书本，是僵死的，但毛佩琦说却历史是生动活泼的，而且史学文章也应该有文采，司马迁的史记，不就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吗？有的学生说学历史屈才。而毛佩琦却说，任何有大智慧者学习历史也不会屈才。历史是一门大学问。他举例说，马克思研究历史，毛泽东也研究历史，但是没有人敢说自己已经把历史研究完全透彻了。毛佩琦说，历史学不是一个知识性的学问，而是一个思考的学问。历史的本质是给人提供思考的。它的意义很大，可以解释人类的命运，预见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一

    中国人爱读书。有人统计，中国的图书出版业是仅次于房地产业的巨额赢利产业。我们身在北京，每年举办的各种书市，都是摩肩击踵，人山人海，真堪称世界奇观！图书的更新很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图书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同时，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人们不仅要读文字，还要看到形象，不仅要看到形象，还要听到声音。于是，图书的出版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书已经从读的书，逐渐变成看的书，听的书。书中的插图越来越多，各种“画说”、“图说”，各种画册、图录大行其道。而音像图书已经对传统图书形成强大冲击。它们可听，可视，可以感受真情实景。它们仍被称作“图书”或“读物”，已经名不副实。他们是磁带或光盘，是供人们视听的声音和图画的载体。称它们是““图书”或“读物”，不仅仅是出于习惯，大概还保存着一种人们对读书（纸质的书！）的亲切感和依恋心态，不忍心看到图书的地位被磁带光盘取代，不忍心看到图书将要远离的背影。

   视听读物的优势是无可争议的。它们有声有影，可以反复视听。但与同样可以视听的电视相比，它又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它的制后性。音像制品出版再快，也无法做到象电视一样与正在发生的事实同步进行。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全知天下事，就可以获取各种信息，就可以与各种各样的人物见面。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和其他各种教育节目，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就是因为它们不仅可以满足广大观众读书的需要，而且可以使观众见到想见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可以以一种近乎休闲的优雅方式享受读书的乐趣。

                                二

但是，电视台播出了教育节目，并不是观众就一定要看，就像书市上的书很多，人们却不一定买一样。受视率无疑是评价一个节目是否受欢迎的唯一标准。尽管大众需要教育，但教育节目要在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又谈何容易！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百家讲坛》节目，在众多教育节目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讲演者、制作者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而所有的努力，无外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一是形式。摄影、合成、后期制作这些电视专业技术不是我所想插嘴的；就以我可以把握的内容而言，也不是确定了节目主题就万事大吉了。

    我教书近30年，在课堂上一直很受欢迎，本以为走上百家讲坛，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结果，大出所料。要在电视屏幕上抓住观众，必须对原先在课堂上的讲授内容和讲授方式作一番改造。在大学的讲台上，教师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虽然也讲究内容要有系统，也要讲究授课技巧，但教师可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展开，可以深入讲自己的研究心得。在电视讲坛就不是这样，因为电视的受众不同，他们的需求与课堂上的学生不同。即使电视讲坛讲的讲演的主题和课堂上完全一样，其内容也不能不另做一番取舍、剪裁，在表述方式上也不能不另下一番工夫。

    有一位记者问我，是不是保持悬念在讲说中是最重要的。我说，悬念很重要，特别是讲述历史故事类、人物命运类的主题。但我的体会——其中包含与我合作的编导们长期经验的总结——是，首先要做到主题的单纯，内容的准确，线索的单一，然后才考虑适当地设置悬念。最忌讳的是庞杂、包罗万象，求全求深。越求全越容易令人生厌，越平易越能接近观众。编导们总跟我说，我们的观众包括各行各业的人，从8岁的小孩儿到80岁的老人。还有，虽然他们打开电视，有获取知识的需要，但多数是处于一种休闲状态之中，不是在课堂，没有纪律约束，没有考试督促。兴趣对他们选择频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观众总是有理的。放下架子，走近百姓，是走上电视的唯一选择。

                                    三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又说：隔行如隔山。那么，让百家走上电视屏幕，面对广大观众，就是要打破界限，打破行业界限，打破专家和大众之间的壁垒。为什么要设这么多专业？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专家？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理由：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它包括，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政治改革、政权建设、社会管理、外交决策，等等，但这一切都不是少数专家的事，也不是象牙塔里的事，都需要全体国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实施。因此，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就成为第一需要。各级各类学校承担着主要任务，各行各业的专家也是责无旁贷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专家们也不能“独善其身”。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近代以来，有多少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走向民间，图书、报纸、杂志、学校、甚至宣传队、演剧队。如今我们又多了一个手段：电视。它的优势是如此之明显，它的覆盖面是如此之广大，它与大众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百家讲坛”搭设专家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中国知识界还有一个优秀传统，那就是“大专家写小文章”。远一点的，如朱自清写《经典常谈》，叶圣陶写《文章例话》，近一点的，王力写《诗词格律十讲》，高士其写的大量的科普读物，华罗庚写《优选法》。一再印行，长盛不衰的《十万个为什么》，其中许多条目也是出于大专家的手笔，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每次再版都会添加新的内容。我们不仅可以从以上所举看出老一辈专家的爱国爱民的殷殷之心，也可以看出只有大专家才具备写小文章的优势。

大专家写小文章可以举重若轻，可以抓住知识的精髓，可以以最明白的方式诠释最高深的学问，可以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最快地告诉大众。大专家写小文章并没有贬低专业学术的价值，相反，可以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它的价值。

    让百家走近百姓，让先进文化和百姓同在！

                     写于2006年6月21日

  寻常话里有真知

——读朱启新先生新作《文物物语，说说文物自身的故事》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今天大家的共识。传统文化在哪里？在之乎者也的书本中吗？在国学院的课堂里吗？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行色匆匆的人群，到哪里去寻觅传统文化的踪迹？其实，传统文化并没有走远，它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就让我们来听听朱启新先生的寻常话吧。

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唐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真是寻常得不能再寻常了。可是，你知道寻常二字的来历吗？听朱先生说，寻和常原来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周和周以前的尺，寻为八尺，常是寻的两倍，十六尺。朱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的尺，汉尺，一尺等于23公分（第237页）。而一般说两臂左右伸开就是一寻。寻常就在我们身上，寻常就在我们口中。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古人的距离。

人们有一句老话，说“站有站像，坐有坐像”，说的是一个人规规矩矩，很有教养。如果“站没站像，坐没坐像”不仅对别人没礼貌，自己也显得没有档次。那么，古代的中国人怎么站怎么坐呢？听朱先生说吧！《礼记·曲礼》要求“立毋跛，坐毋箕”，什么意思？站着不要像瘸腿一样斜着胯，坐着不要像簸箕一样张开腿。朱先生也给我们举了文物上的例子，战国楚人墓立俑、商代坐俑、秦人坐俑，甚至，他还举出了商代的箕踞俑（第2-6页）。可见箕踞的姿势是多么丑陋不雅。我们现在称一个人对某人钦佩折服为磬折。为什么叫磬折？原来是身体的姿态像磬一样弯曲。一看汉画像石上的持牍磬折图，再和磬的形状相比较就清楚了（第3页）。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审美观有不小差异，不仅因为生活方式有了变化，还因为中外文化交流受到外国习俗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在服装表演的T形台上，模特们叉腿扭胯在古代看来是很不雅的，如果你穿着旗袍或者汉服，也像现代的模特们一样站着，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品味和风格，是不是我们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要从一招一式做起呢？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做事有做事的规矩，行为有行为的礼仪。那么，什么是规矩？礼仪又是怎么样的呢？

朱先生为我们展示了古代规矩的图象，原来规就如同我们现在用的圆规，矩就如同我们现在用的直角尺。他们的来源太远、太远了，汉画像石和古代帛画中伏羲女娲手里就分别持有规和矩。伏羲、女娲是中华先民创世神话中的人物，他们“规天为图，取地为法”，把一切纳入了秩序当中。中国古代认为天圆地方，屈原在《天问》中问道“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地则九方，何以坟之？”这就是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来源。

规矩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施之于物，就是方圆，施之于人，就是礼仪。作为礼仪之邦的传统礼仪，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有不少礼仪是无法恢复，也没有必要恢复的。但还是有许多有价值，而被我们忽视的礼仪。而要恢复那些有价值的礼仪，就先要知道古代都有哪些礼仪。朱先生在这方面也通过文物为我们作了不少介绍。比如古人的迎客之礼、古代的养老尊老之礼等等。唐代诗人杜甫有一首诗《客至》，其中一句写道“花径不曾缘客扫”，因为住得偏远，没有客人来，也就没有去打扫落满花叶的门前小路，那么，为迎接来客是要把门前打扫干净的，这是一种迎客之礼。你想，你要去拜访的人家，主人早早就为你打扫干净了门庭，你将会何等愉悦！在古代，扫门迎客之礼，不仅施之于普通人家，而且也也行之于士大夫乃至帝王之家。朱先生就为我们叙述了一个《汉书·高帝纪》中记载的“太公拥彗，迎门却行”的故事。当然，朱先生的叙述离不开文物，他同时为我们展示了汉代画像石里执茢门吏的形象，让我们看到扫门迎客之礼是什么模样。（第11页）

这本书中还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汉字的简化》，它没有直接说哪一件文物，而是说文物上的字。

汉字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创造。汉字不仅数量多而且写法庞杂。因此从古时候起就不断有人对汉字进行规范和简化，最著名的要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行的“书同文”的工作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文字的规范和简化。复杂的文字如何简化？根据什么简化？决不是可以随意而行的。除极个别的新创造外，现行简化字方案中大多数简化字都历代的创造。在汉字长期使用的历史上，人们为了方便，早就开始使用简化字了，这可以上溯到先秦，包括甲骨文、金文、后来的小篆、隶书、楷书、草书中都有各种各样的简化字，现行简化字方案中多数简化字就是从其中来的。现在有的人感觉用简化字没有文化，故意使用繁体字，这种心理是不正确的。当然，很多人把繁体字用错了，就更显得没有文化了。还有人，有的地区，出于各种原因拒绝使用简化字，其实主要是不了解简化汉字的来源，没有正视汉字发展的历史。朱先生通过各个时期文物上的文字，证明了汉字简化的历史，和汉字简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呼吁人们尊重简化字，理直气壮地使用简化字。当然，现行的简化字方案是不是简化得合理，也是可以讨论的。有关部门不妨集中海内外的汉字专家，对汉字的简化和规范进行一次全面检讨和清理，拿出一套大家都认可的简化字方案来。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要统一，先从统一文字始，如何？

文物能告诉我们的太多了。朱先生不厌其烦，深入浅出。相信每个拿到这本书的人都会开卷有益。我们应该谢谢朱先生的努力。

                                     毛佩琦

                            2006年11月15日于昌平北七家村

七，掌握中庸，强中之强

长期以来，中庸之道常常被人看成软弱、无能，或者两面讨好的伪善人，或者怕得罪人的自私者。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相反，能够做到中庸，是真正的强者。

《中庸》第十章写道：“子路问强，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子路，孔子弟子仲由，向孔子问，什么是强？孔子反问，你说的是什么强？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还是你自己的强？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用宽柔来进行教育，信守不对无道者进行报复，以德报怨。这是以含忍之力胜人，是南方的强。是君子想要拥有的。“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拿着枪，穿着铠甲，连死都不怕，这是北方的强。这是依靠武力的强者想要做的。这两者都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君子之强。这种强是怎么样的呢？“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孔子提出了用以衡量君子之强的四个标志：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和平共处，而不随波逐流，也就是“和而不同”的意思。坚持正道，不倒向任何一个极端，或者哪边风硬倒向哪边。这是孔子对子路提出的要求，国家有道，一切都不错，自己该做的没做完的事还要做，不要放弃。国家无道，自己所应有的操守也不要改变。坚守中正，坚守中庸，坚持正道，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中庸之道久已不行了。不论是自然，不论是社会，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让我们从古老的中华传统为华中汲取智慧，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

五，中庸之道，学习可得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斯以为舜乎！”

像舜这样伟大的人，是怎样得到中庸之道的呢？他好察迩言，喜欢认真听取分辨身边的话，浅近的话。对于不好的话，隐而不宣。对于好的话，予以传扬而无保留。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愿意向他贡献意见。处理事务，于大小薄厚上下两端之间，取其最善、最妥，为其民所用。这也就是舜之所以为舜。舜是大圣人。

那么，颜回呢？他是孔子的学生，一个普通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回为人，选取中庸之道，有一善举就高兴得不得了。他从一点一滴地做，一点一点积累，坚持不懈，所以受到孔子的称赞。

学习中庸之道，与一般的学习没有什么两样，也有遵循学习规律。孔子说：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人的天分不同，才能不同，阅历不同，处境不同，但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最后达到的知，得到的智慧是一样的。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只要行，最后得到的成功是一样的。闻道有早晚，行道有难易，但只要自强不息，最后都能达于成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孔子总是鼓励人学习，鼓励人行动，总是要求人常常看到自己的不足。他说：“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者所行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一切都要从修身做起，从身边做起。

孔子又要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他把学习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学，不会则学，不懂则问，有惑则思，不明则辨，最后归于扎实的行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孔夫子总是相信教育了力量，无论是愚者，还是柔者，都可以在学习在努力行动中改变自己。愚者可以成为明者，柔者可以成为强者。不懂中庸之道，也是可以掌握中庸之道的。

“有弗学，学而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学什么不学什么，是应该选择的，但学而不会，就不要盲目行动。问什么不问什么，也是有所选择的，但如果没有问清楚，也不要盲目行动。思考什么不思考什么，同样是应该选择的，但如果没有想清楚，同样不要盲目行动。最后他说，在决定做一件事以后，如果不能坚持到底，那就不要做了。人们就是在不间断的学习、思考中，在持之以恒的行动中，掌握了中庸之道。

六，坚守中庸，如避陷阱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鹱陷阱之中，而莫知之避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人都说我很聪明，但是，把我赶到网罟陷阱之中，却不知道躲避；人都说我很聪明，但是，我选择了中庸却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了，这样的人是聪明明智的吗？那么，即使像舜一样，像颜回一样，如果不能坚持，也不是智者。

修养，掌握中庸之道，是一个长期的事，只有坚持不懈，始终如一，才能达到至高境界。